《科雷马故事》读后感精选10篇

　　《科雷马故事》是一本由（俄）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7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雷马故事》读后感(一)：随手写两句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看书的效率一直不高，啃这七百多页用了十来天，结果发现我是豆瓣上第五个读过的，说明这书在中国名气不够大，大家没有抢着读。俄罗斯有监狱文学的传统，古拉格不用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和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都是，前者亲历，后者旁观。沙俄的苦役犯够惨了，但跟科雷马的犯人们相比简直身处天堂，这就如同国民党的监狱固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但跟夹边沟比是有天大的优越性的。二十世纪的人们推陈出新，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很大！我看了许多集中营和劳改营文学，发现死亡固然凄凉惨烈，苦难却容易使人厌倦，看一部《科雷马故事》这样七百页的苦难之书就足以让人同情心麻木，那么经历二十年科雷马的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对痛苦与克服痛苦的见证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精华，那些写下这般文字的人是真正的“战斗民族”。沙拉莫夫作品的可看度胜过索尔仁尼琴，他没有索尔仁尼琴那么宏大，但他更切肤更疼痛，本书最后一篇写作者从劳改营二十年的痛苦中归来的喜悦，让人想到普里莫·莱维《再度觉醒》，这种喜悦作为一束光照亮了那无法完全言说的苦痛。

　　《科雷马故事》读后感(二)：转：“就当童话读吧”（周成林，《万象》，2009年）

　　“就当童话读吧”

　　周成林

　　一

　　“我买了几件针织内衣；我十八年没穿过这种内衣了。排队付款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尺码？我忘了我的尺码。最大的吧。女店员不以为然摇摇头。五十五号？她包好我从来不会穿的内衣，因为我的尺码是五十一号。我到了莫斯科才发觉。所有女店员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我买了一把修面刷和一把折叠小刀。这些好东西便宜得可笑。在北方，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修面刷和折叠小刀。我进到一家书店。旧书区有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历史》卖——全套八百五十卢布。不，我要到了莫斯科才买书。但是拿着书，站在一家书店的柜台旁，就像端着一盘热呼呼的肉汤……就像端着一杯生命之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的依尔库次克，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熬过十七年古拉格岁月，正要搭火车回莫斯科。他的旅程漫长艰辛。车厢又脏又挤又吵，不像列车更像宿舍。“一列囚车，一列囚车。”萨拉莫夫自言自语，他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躺下来。混乱之中，萨拉莫夫竟然忘掉十七年来一大梦想，他忘了去听他一直想听的声音：火车汽笛。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象征。车开了。某个转轨道口，列车晃了一下，睡在作家上铺的醉醺醺年轻中尉被晃得挂在半空，吐了作家一床。这一路，作家还遇到偷偷摸摸跑买卖的生意人，被朋友塞上车的醉鬼，在列车员车厢临时开业神色疲惫的暗娼，服刑完毕带着邋遢幼儿回家的父亲……每到一站，萨拉莫夫都不下车。他带了干粮，他害怕列车弃他而去。他深信会有不详之事，幸福不会没完没了。只有到了莫斯科火车站，看到妻子，萨拉莫夫才想起，多年前，每次出差，妻子亦这样来接他。只不过，这趟旅程花了十七年，更重要的，他不是出差，他是从地狱返来。

　　萨拉莫夫的自传式短篇《火车》写到这里冷冷而止。他没提到自己跟妻子如何相见于莫斯科火车站，亦没提到他是否尘满面鬓如霜，他和妻子是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从地狱返来的，还有法俄合拍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的女主人公：法国女人玛丽。二战结束，她跟着身为医生的俄国丈夫回到苏联，最终难逃古拉格魔掌。电影快完，丈夫带儿子去接刚刚获释的玛丽。父子俩神色严峻，站在雪地中，望着走出铁门的一队女犯，但是玛丽一直没有出现。镜头轻轻一推，玛丽瑟瑟缩缩转过身来。原来，她跟他们彼此错过，他们都没一眼认出对方。那不是电影开头年轻漂亮充满自信的法国女人玛丽，那是一个乡下丑妇，衣着臃肿邋遢，面容苍白衰老。镜头再转，玛丽在家中浴室准备入浴（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赫鲁晓夫正讲话），丈夫满是爱怜递来丝绸浴衣（他不知妻子现在尺码，他只好买了一大一小两件），可是玛丽很自卑，因为她一身臭气，那是环境恶劣的劳改营房无处不有的臭气。虽然电影没提，但我敢说，玛丽身上，还有萨拉莫夫写到的虱子，遇到热气就出来活动令你满身搔痒的虱子。

　　二

　　《火车》出自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这本自传式短篇合集，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堪称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大珍宝，而萨拉莫夫说他是从地狱返来，他亦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他在环境最严酷的科雷马劳改营呆了十七年，他九死一生最有发言权（根据估计，光是科雷马就有大约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严寒、饥饿、疾病、苦役……正如书中一位囚犯所说：科雷马是没有焚化炉的奥斯威辛）。《东方西方》这部电影亦没有撒谎，我这几年竟然看了三遍，初看我觉得有些夸张，再看两遍，我已不忍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倒不是出于所谓冷战思维，我有的只是同情与心痛。在我眼中，电影，文学，历史，就该这样互为映证让人铭记，就像我读完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杰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我不仅不再怀疑《东方西方》这出电影是否可信，我亦读到另外一个玛丽，俄国的玛丽，她的经历，或许比电影中的法国玛丽还要令人心酸。

　　俄国玛丽的经历，源于一则自传故事，那是她的儿子布拉特（诗人与歌词作者）在一九八八年所写：《我梦中的女孩》。布拉特的父亲是格鲁吉亚籍干部，一九三九年被捕，布拉特的母亲跟着入狱，被判十年劳改。那年，布拉特十二岁，先是投靠莫斯科的外婆，后去第比利斯投奔父亲家人。一九四一年，布拉特十七岁，他参军了。复员后，他进了第比利斯大学读书，而母亲跟萨拉莫夫一样，在古拉格一呆就是十八年，一九五五年才从劳改营获释。布拉特这篇故事提到母亲归来那个夜晚。叙述者是位天真无邪的学生，跟人合住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他很快乐，因为他在恋爱。但他亦有不快，因为他没有母亲。他只有母亲年轻时候一张照片。母亲有双棕色的杏仁大眼，他还记得她的微笑和柔声细语。终于，有天，他期待已久的电报来了：“接五零一次车。妈妈。”往火车站的路上，他幻想他跟母亲团聚该有多么幸福率真：“我接到她。我们在家吃饭。就我们俩。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我告诉她我的情况。我们用不着分析，或试图了解那些该受谴责的人有何动机。事情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让她放松一下。”

　　但是五零一次火车几度误点。这是一趟特别列车，载的都是犯人。午夜，等他去到车站，发现列车一小时前就已到站。他看到母亲走向他的住处。他和母亲拥抱，一起走回去，两人都不说话。到了公寓，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烟抽个不停。当他望着她的眼睛，他没看到棕色的杏仁大眼：“她的眼睛又冷又远。她望着我，但她没看到我。她的脸很冷漠，成了石头，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得发黑的双手软弱无力靠着双膝。她一言不发。”当他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他又问，她却回答：“你问我？”她没问起儿子情况。她的话都是只言片语，提到她所在劳改营附近几个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她问那人是不是亦从劳改营回来，她怀疑他是告密者。她亦害怕离开住处。最后，儿子把母亲拖去电影院，如他之前幻想，要让母亲放松一下，但是，进去不到几分钟，电影还没开映，她就离开了电影院。

　　三

　　就让我把目光停在火车站片刻，就让我再来转述一对母女既不幸福亦不率真的重逢。一九三八年，农艺师狄娜进了古拉格（她的丈夫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同年被枪决）。狄娜五岁的女儿格特鲁和弟弟则被姑姑收养。在哈萨克斯坦的ALZhIR劳改营（“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狄娜身为技术专才，待遇不算最差（这类待遇往往决定一个犯人的生死）。她常给女儿寄点自己做的小礼物，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条绣了可爱动物的毛巾。这条毛巾，女儿一直珍藏：“不管我在哪儿，在学生宿舍，在我住过的每个地方，我总把它铺在床上。在我心中，它就等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的那些年，我树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善良而美丽，但是住在远方。”

　　九年后，格特鲁十四岁，母亲狄娜获释，当局允许她在莫斯科一百公里以外定居。狄娜选择住在符拉基米尔附近，并在某个集体农庄谋了一份农艺师的工作。当母亲从劳改营途径莫斯科前往符拉基米尔，住在舅舅家的女儿去火车站接她：“突然，一个女人步下火车。她身穿羊皮衣，拎着胶合板箱子，背了一个帆布背包。她的头发剃掉了。她臭气熏天。她赶了一个星期的路。我们带她回家，大人要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的炉子上烧了水，帮她脱衣服。太臭了。真的吓人。她一身都是虱子，衣服里面有蟑螂。我很厌恶。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我母亲，我觉得她是外人。”

　　从远方归来，从地狱返来，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不再纯洁，甚至不再健全，无论肉身还是灵魂。这是多么惨痛的人生遭遇！劫后馀生的行尸走肉，难道真的就比那些提早谢幕的死者幸运？像科雷马那样强加于人的苦难，难道真的必然铸就不朽灵魂？弗露查是某个劳改营主管的妻子，一九三七年丈夫被捕，她亦进了“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多年后，等她从哈萨克斯坦回莫斯科，弗露查成了废人。她在劳改营被拷打被痛殴，身心创痕累累。女儿埃琳娜从不知道母亲受过虐待，要到一九六零年，弗露查去世，医生问起死者身上的疤痕和瘀伤，埃琳娜方才发觉：“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即使心脏都被打得脱了位。‘您母亲进过劳改营？’他们问。他们不能想象我的母亲如此情形怎么还能幸存。只有那时，我才明白，从劳改营回来，母亲为什么这样粗鲁和凶暴。她老在诅咒，一发脾气就打我们摔东西。我问过她在劳改营是否挨打，但她不肯说。‘有些事情你是不能讲的。’她说。我再没问过她。”

　　回来之后，弗露查信教信到颠狂，并有精神错乱迹象。她跟女儿相处愈来愈难。一九五三年，埃琳娜的儿子出生，来到世上就有生理缺陷。但是外婆弗露查很凶，常常打烂外孙的玩具，或是偷走外孙的糖果，把糖果跟别的食物藏在她的被褥下面。埃琳娜再亦受不了母亲，一九五八年，亦即弗露查去世前两年，女儿抛下母亲，从莫斯科搬家到了列宁格勒。

　　四

　　被古拉格毁掉的还有法学家史纳文的妻子埃思弗，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任职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因为拒绝撰写颂扬古拉格的学术著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三个月后即被枪决。埃思弗不久亦被逮捕，判了八年劳改。一九四三年，埃思弗从ALZhIR 劳改营获释，当局禁止她回列宁格勒，亦不准她在别的大城市定居。埃思弗的女儿艾达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教书，把母亲接了过去，一起住在学校某间空置办公室。艾达至今记得母亲当年的样子：“她又瘦又黑，被哈萨克斯坦的太阳烤焦了，一身都是被疟疾折磨过的症状。她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她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母亲。她疾病缠身，几乎动不了，一切都要靠我。”

　　一九四四年，埃思弗得到许可，搬去莫斯科跟儿子住在一起。翌年，女儿艾达和新婚丈夫回到列宁格勒，住进五户人家合居的一套集体公寓。埃思弗从莫斯科偷偷回来跟女儿女婿同住，帮着照料刚刚出生体弱多病的外孙。一九四九年，因为违反居住许可条例，埃思弗再度被捕，并被流放到列宁格勒东南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某镇。在那里，埃思弗的居住条件很差，她没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时常还被充满敌意的当地居民骚扰，因为他们觉得她是政治犯，是法西斯。半年后，埃思弗三度被捕，而这次的罪名是“反社会分子”。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西部某镇，住在镇外最廉价的出租屋，靠女儿寄来的卢布维生。

　　一九五一年，埃思弗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她的女儿回忆母亲：“她全垮了。她几乎任何时候都一言不发。每句话你都得哄她说出来：她一旦说了什么，马上就会后悔。她从不告诉我劳改营任何事情。我试着让她说出来，我兄弟亦试过，但都没用。她害怕出门。她要是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跑进一栋楼房的门内躲起来，她要确信警察走了，才肯出来。这跟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她一直都很坚强很自信，但她从劳改营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她的自信没了，她的健康亦没了，她回来后的前三年两次中风。她的活泼和好交际全没了。她从不想见任何人。她最后几年都卧床不起。”

　　埃思弗的沉默和恐惧，当然还有其他幸存者的身心异常，应该归于医学范畴的“trauma”，只要救治得当，就算不能完全康复，起码亦能缓解创痛，让“患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生活。但我相信，后知后觉的好心人，当不至于天真得来自作聪明，反去责问埃思弗及其家人：“你怎么不求助医生，你怎么不找心理辅导？”从古拉格回来的很多人，包括家中亲友，大概再亦过不上所谓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在五十年代的苏联，没人为他们“献爱心”，帮他们疗治创伤，亦没有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甚至没人承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那样坚韧。刑满获释离开劳改营，犯人都被警告，不得公开谈论自己的遭遇。很多人就像埃思弗一样害怕，不仅不敢公开谈论，对自己的亲人亦讳莫如深，而就算讲给家人听，他们能否明白？他们能否承受？一九六二年，熬过二十年牢狱和流放岁月，玛丽亚回到家人身旁。她后来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活着回来了。但我在那儿的生活，我能说些什么？我怎么被护送到诺里尔斯克？他们怎样才能明白‘护送’一词的真正涵义？不论我的描述有多详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没人理解我们的经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

　　五

　　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最有名当数索尔仁尼琴（初读萨拉莫夫诗选，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我浑身颤抖，仿佛遇到一位兄弟。”他曾邀请比他年长的萨拉莫夫合写《古拉格群岛》，但后者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他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亦在冰天雪地的古拉格，一天苦役下来，晚上回营房，就想喝碗稀薄菜汤：“那碗汤 ——它比自由还要贵重，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本身还要贵重。”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很多地方亦提到吃，那篇《炼乳》简直黑色幽默。主人公是饥肠辘辘的劳改犯，明知诱他一起逃跑的同伴是告密者，但是为了口腹，他假装应承，并叫对方弄来两罐炼乳，因为他要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跑。第二天放工回营房，告密者同伴把两罐炼乳给他，他立刻用斧子凿了两个小孔，并用借来的勺子，当着其他犯人喝了起来。“我吃的时候，人人都站着在看。没人对此举止不当，他们亦毫不指望可以获准分享。他们甚至没人希望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两罐炼乳。这种事情没听说过，他们的兴趣绝对忘我。我同样明白，你不可能不去盯着食物在另一个人嘴里消失。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喝炼乳，没有就着面包，而是不时喝口冷水送下。我喝完了两罐。观众散了——表演结束。”

　　“表演”结束，这类“表演” 的看客或参与者却难忘怀，因为他们跟萨拉莫夫一样，大概都有同一梦想：“我睡了，做起我永远的科雷马之梦——一条条面包在空中飘浮，填满所有房子，所有街道，整个地球。”若莱妲亦进过“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获释后，除了不愿谈论过去，除了落落寡合，她还执迷于吃：她常常随身带着小块面包，她常常囤积食物，她亦常常半夜起床吃东西，因为她担心饿着。柳芭是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前任丈夫是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摄影师，后任丈夫是莫斯科某电影厂厂长。一九三八年，因为后任丈夫被捕，柳芭进了ALZhIR劳改营。一九四七年，柳芭获释，青春与美丽不再，熟人在街上见她都纷纷躲避，她亦不能在莫斯科定居。幸好，从前某位仰慕者跟她结婚，柳芭总算回到莫斯科，有了一份工作。但是，根据柳芭女儿回忆，母亲以前的热情和慈爱全无踪影。她从不疼爱外孙。外孙要是跌倒，她会叫他们起来不许哭，因为会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伤害他们，而这些事情会让他们真的哭起来。回来之后的柳芭亦很自私，甚至贪婪，尤其事关食物。她的孙女回忆：“她在床下放了一个手提箱，塞满冬天衣服和干粮，以防他们再来找她。她怕晚上电话和门铃响，在街上看到警察就吓得不行。”一九八三年，柳芭去世。去世之前，她的笔记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害怕自由。一旦受过重创，你就永远容易再受伤害。”

　　《科雷马故事集》还有一则篇名美好的《樱桃白兰地》（采自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某诗人躺在劳改病房奄奄一息，配给的面包被病友偷走。当诗人一命呜呼，隔了两天，死者才被“一笔勾销”，因为邻床病友耍花招，替诗人多领两天面包，“所以，他比记录的死亡日期早死两天——对于将来的传记作者，这个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然而死者已矣，还是看看活着回来的人罢。埃琳娜有个怪癖：数自己的脚步，哪怕是在家里。这个怪癖来自劳改营。进去之前，埃琳娜从没做过体力活，她不习惯，尤其战争期间，犯人的工作定额大幅提高，埃琳娜常常不能完成，而根据古拉格的丛林法则，不劳动者就不得食或少食。为了节省体力，埃琳娜惟有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少走路。不过，比起阿历克珊德娜，埃琳娜数脚步只是小菜一碟。阿历克珊德娜亦从劳改营获释，跟女儿住在一套集体公寓内。她总疑心别人要偷她的食物，常把食物藏在家里的旮旮旯旯，但又忘了吃。等她想起来去找，食物不见了，她就怪女儿怪邻居。母女俩关系很糟糕，最后，阿历克珊德娜逼着女儿搬了出去。

　　米哈依尔很像《炼乳》的主人公，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儿童之家长大，在军中度过少年时代，又在这个劳改营那个劳改营熬了十五年。不管到哪里，米哈依尔都得参与争夺食物的“战斗”，他习惯把一切尽可能抢到手，不去考虑别人。离开劳改营，米哈依尔三十六岁，高大英俊，一把浓髯。在莫斯科文学圈，他以“火星来的野人”著称。某天，米哈依尔的女友（后来嫁给他）请他到家里作客，他在餐桌上的粗鲁表现把她吓着了。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只顾自己。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什么亦没说，直到有天，她终于忍不住责备他：他不能去抢最后一粒橙，而是应该留给孩子们，因为这是家里规矩。米哈依尔的妻子回忆：“他答道：‘我不知道，从来没人教我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不是贪心，但就像他说自己，他是吝啬，或者甚至自私，因为他就是那样长大的。”而正是那时，她才明白，她并不真正了解她爱的人，她必须学会重新爱上他，真正的他，那个孤儿院出来的男孩，只有这样，她才能完全理解他，帮助他过上正常生活。

　　六

　　Enough！若说幸福家庭都是相似，可谁能想到，苦难，乃至苦难的后遗症，竟亦大致如此。根据《耳语者》一书所引保守估算，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亦即斯大林上台到他去世），大约两千五百万苏联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枪决、劳改、流放），这一人数，约占苏联人口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苏联人口约两亿），换句话说，平均一点五个苏联家庭，就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而这并不包括死于战争与饥荒之人，更不包括受害者亲属（他们所受“震荡”，同样不可忽视）。难怪萨拉莫夫要下狠语（他在科雷马十七年，亲历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他怀疑苦难能否催生友谊，他反驳“文学童话”所谓困境是建立友谊的基本要素： “要是悲剧和需求把人凑在一起产生友谊，那么，这个需求还不极端，这个悲剧还不大。要是悲剧可以跟朋友分享，它还不够深不够强烈。只有真正需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力量，并且界定他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

　　好辩读者，完全可以反驳萨拉莫夫立论太苛。如果不是基于信仰，大概没人愿意主动寻求这类严酷考验。不过，萨拉莫夫提到真正需求可以界定人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我极为认同。但我不想再以名家为例，我只想以《耳语者》书中一则真实故事结束本文。比起之前所述，这个故事相对“阳光”，虽然我读完一样恍若隔世，就像我初看电影《东方西方》觉得有些夸张（看来，笔者之前所引玛丽亚那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Believe it or not，恰如《科雷马故事集》数次提到的一句劳改营“名言”，刑事犯人揶揄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伴：“你要是不信，就当童话读吧。”廿一世纪歌舞升平，这些故事的确都像另类童话。但是，谁敢保证这类童话不会再现？谁敢肯定萨拉莫夫提到的考验不会重临？

　　一九二八年，瓦仑金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程师家庭。一九三七年，他的父亲被捕并遭枪决。瓦仑金和妹妹还有母亲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一九四零年才回列宁格勒。战争期间，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母子三人为敌军掳去奥地利和德国做工。战后，妹妹嫁给在德国认识的美国军官并移民美国，瓦仑金则回苏联。他的国外经历让他怀疑苏联体制。一九四七年，瓦仑金被捕，当局想他劝说妹妹回国，但他拒绝了。于是，他被控以“反苏宣传”罪名（因为他写给妹妹的信），进了三年劳改营。翌年，瓦仑金的母亲亦被逮捕（理由是她跟女儿通信），被判十年劳改（ALZhIR劳改营）。一九五零年，瓦仑金获释，先是住在黑海附近某地，在水泥厂工作，不久又被海军征召，派驻塞瓦斯托波尔四年。其间，瓦仑金与该地一名女子结婚，并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女儿。

　　一九五四年，瓦仑金复员。他不回家乡列宁格勒（他在海军表现很好，他前景光明），而是带着妻女去了哈萨克斯坦，住在母亲所在的劳改营附近。那年，母亲六十一岁，几年的劳改营生活令她心力交瘁。瓦仑金在集体农庄开联合收割机，跟妻子和女儿住在偏远简陋的板房内。每个星期，他都要步行一百公里去看一次母亲，给她捎去衣服和食物。一九五六年，瓦仑金的妻子无法忍受艰苦生活还有婆婆拖累，抛下丈夫和三岁女儿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同年，瓦仑金的母亲获释，母子返回列宁格勒，住进集体公寓一个狭小房间，瓦仑金则在列宁格勒地铁工程做工。翌年，母亲去世（八年劳改毁了她）。两年后，瓦仑金跟妻子团聚，他们又有孩子。可是一九六四年，妻子再度出走，三个孩子则由瓦仑金一手拉扯成人。

　　回首往事，瓦仑金说：“我母亲总是告诉我，为人要诚实要有道德，要活得真实，就像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宣扬的那样，尤其是赫尔岑，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读过他的书……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我母亲进了劳改营的事实，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她……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帮助她是我应有的道义。” 但是，瓦仑金亦承认，他当年抛下列宁格勒的工作前景，自我放逐到哈萨克斯坦，或许还因为他的不同政见，因为他受到的伤害，因为他觉得世道不公，而这一切，都让他有意远离现行的苏联体制。

　　写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

　　（本文原载《万象》七月号）

　　《科雷马故事》读后感(三)：沙拉莫夫——集中营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不能没有集中营文学，也不能没有索尔仁尼琴，更不能没有它的拓荒者——沙拉莫夫。 1959年，刚刚踏上文学道路不久的索尔仁尼琴在3周内极其神速地写出他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两年后，终因得力于《新世界》杂志主编 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斡旋和赫鲁晓夫的首肯，小说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上与读者见面。从而，它在客观意义上开创了俄罗斯集中营文学。小说一经问世，就给作家带来极大声誉，使他一举成名。然而，殊不知，早在50年代初期，刚从古拉格生还的沙拉莫夫就已开始紧张地创作他的集中营小说《科雷马故事》 （以下简称《故事》），而且他从此终生一直在这块荒地上笔耕不辍。他梦寐以求把自己的《故事》亲手交到俄罗斯读者的手中。1964年，索尔仁尼琴读完《故事》的手稿后立即写信给沙拉莫夫，信中写道：“我坚信我们将活到《科雷马诗抄》和《科雷马故事》同时出版的那一天。我坚信这一点！到那时世人都将知道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何许人也。”（В.Шаламов 1998:488）这一天，索尔仁尼琴等到了，但沙拉莫夫没能等到。《故事》只在作者死后多年才与俄罗斯读者见面，这是命运的不公平。不管命运多么不济， 沙拉莫夫以其坚强的毅力走过了极其艰难的一生。

　　一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1907—1982）生于沃洛格达城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深受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渴望正义和自由，酷爱读书。少年时立志成为民意党人，为反对专制而斗争。11岁那年，灾难就走进了这个不幸的人的生活：父亲病重，双目失明、家贫、哥哥夭折，全家只靠母亲维持。这一切都在后来的中篇小说《第四个沃洛格达》中再现。1924年，17岁的沙拉莫夫只身来到莫斯科，为养家他不得不在一家皮革厂干了两年制皮工。1926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心打算将来从政。可是，1929年2月他因参加莫斯科大学托洛茨基派的地下活动，宣传“列宁遗嘱”而被捕。3年后，他回到莫斯科改而从事文学。这期间，他积极参加文学小组和诗歌朗诵会，迷恋勃洛克，崇拜未来派和“列夫”派的作家，并开始写诗。也就是在此时，他结识了俄国“事实文学”大师C•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对他后来的“文献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沙拉莫夫发表他的小说《阿乌斯基诺的三次死亡》。可是，次年1月，沙拉莫夫又因参加“托派反革命活动”再次被捕，且被判5年徒刑，从此去了科雷马集中营，辗转几处，被罚苦役。刑期刚满，又因称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被判10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5年。这样，他在科雷马集中营度过后15年的苦役生活。1946年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有幸结识犯人医院的医生A•潘丘霍夫，在他的帮助下去了中心医院学习医士课程，结业后在那里从医。尽管在医院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但这里的生存条件要远比井下好。俄罗斯文学应当感谢这位好心的医生，他不但挽救了这位俄罗斯集中营文学的又一拓荒者，而且还把他送上了文学道路。正是在这里，沙拉莫夫开始偷偷地写他的《科雷马诗抄》。

　　1953年冬天，沙拉莫夫获释回到莫斯科。但妻子与女儿已无法接纳他，同时，莫斯科也不能接受他，他只好独自去了加里宁州的一个小镇住下。次年春天，在那里他动手写《故事》和诗集。1956年沙拉莫夫被平反，定居莫斯科，同年，与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涅克留多娃成家。1957年他担任《莫斯科》杂志的记者，开始发表诗歌。一年后他病重住院，并因残疾而退休。1961年他的第一个诗集《火镰集》问世，其后他继续创作《故事》、《左岸》、《铁铲艺人》。1964年诗集《树叶的絮语》出版。此时，疾病加重，痛苦与烦恼不断折磨他，加之集中营的生活促成的孤僻性格使他越来越无法与周围的人相处。1966年他与妻子分手。 1967年他的诗集《道路与命运》出版，同时开始撰写自传中篇《第四个沃洛格达》、《松树的复活》和《维舍拉的别裁小说》以及《手套》（又名《科雷马故事之二》）。这时，命运之神又接二连三地打击他。他双目渐渐失明，身躯日益行动不便。他再一次与命运之神抗争，在孤独和病重中加紧创作，并先后于1972年和 1977年出版最后两部诗集《莫斯科的云》和《沸点集》。但长期以来，让沙拉莫夫最为痛苦的是，他的科雷马系列故事因“缺乏劳动热情”以及充满“抽象的人道主义”而一直未被允许出版。1978年，英国首次公开出版俄文版《科雷马故事》，此后这部小说又分别在巴黎和纽约问世。1980年法国授予沙拉莫夫文学“自由奖”，此时，他已住进老年残疾人医院，双目完全失明，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但就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坚持口授创作。1982年1月17日沙拉莫夫终于走完了他那艰难的一生，永远安息在莫斯科特罗耶古罗夫斯基公墓。

　　二

　　《故事》于80年代末在俄罗斯问世，是沙拉莫夫的代表作。《故事》本身包含33个短篇，但它远非“科雷马悲剧”的全部。与《故事》同出一辙、一脉相承的还有 《左岸》、《铁铲艺人》、《罪犯世界的特写》、《松树的复活》、《手套》（又名《科雷马故事之二》）等等。因此，从广义上说，“科雷马故事”指的是沙拉莫夫反映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生活的全部160多篇小说，作家从各个侧面把自己近20年集中营中的苦难历程按时间线索一一再现。作者的思想、命运和灵魂是同一树 上的枝、同一河中的水。从直观上看，《故事》的系列小说极为类似马赛克组成的大幅壁画，它展示给读者的是科雷马集中营全景图。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H.索尔 兹伯里认为“这些小说是一捧宝石”，而俄罗斯的沙拉莫夫研究者E.沃尔科娃则认为这些作品像是“多层面的闪烁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美学光辉的水晶石”。

　　《故事》的第一个特征是主题的严肃性。科雷马集中营是20世纪两大类型集中营之一，是人类苦难、死亡、罪恶的集结地，这里可以见到的是：监狱、矿井、犯人、雪地、泥泞、零下55度的严寒、没有休息日、一天不到500克的面包、铁击声、打骂声、呻吟声、疾病、死亡、杀戮、偷窃、盗尸、告密——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一般人在这里只能活3周。这里的生活只有一个信条：今天你死，明天我死。一个道德纯洁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天生丽质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牢房、死亡和牺牲 。自传性小说《我的案子》的主人公沙拉莫夫因为讲真话（“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而被人告上法庭，结果被判10年徒刑和5年剥夺公民权，被投进监狱；少校普加乔夫帮助难友逃离集中营而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少校普加乔夫的最后战斗》）；天生丽质的尼娜就因为长得美而处处遭人陷害，最后成了医士拉古欣的牺牲品（《普鲁斯特》）。

　　面对苦难与死亡，沙拉莫夫认真地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站在历史、未来和宇宙三维空间的交叉点上来审视集中营的现实，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和命运，他要求读者和世人不要忘记这段悲剧历史，指出“世上再也没有比试图忘记这些罪恶更下流的了”。同时他在描写集中营生活时主张“恰当，不加夸张”。他的全部小说绝无幽默也极少讽刺，更没有任何激情的鼓动。作家力求冷静客观地、依据事实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做到不偏不倚、不露声色地描写主人公，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人公和读者。例如，在小说《卡丽娜•巴甫洛芙娜•采巴洛娃》中，作家在描写女主人公起初背叛丈夫，后又明白生活意义时，既不对主人公指手划脚，也不对读者指点迷津，而是充分让他们自己去理解和判断。同样，《我的案子》的主人公沙拉莫夫，亦即作家本人，面对费多罗夫、扎斯拉夫斯基和克利维茨基这些可 耻之徒和告密者时没有任何冲动，极为平静地照实写来。作家面对自己和读者，极其严肃地对集中营这段历史进行认真反思，他把个人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统一起来，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他这种对待生活的严肃态度正如他借小说《丽达》中的男主人公克利斯特之口所说的“不能与生活开玩笑，生活是一个严肃的玩笑”。

　　《故事》的另一个特征是作家的崇高道德感。《故事》具有翔实的史料性和自传性。作家把自己在科雷马的种种经历和体验以及见到的“人不应当、也无权见到的东西”如实告诉读者。读者在阅读中也总能感到作家无处不在，并时刻参与着每一个事件。沙拉莫夫试图通过自己的《故事》提出并解决时代最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在《论小说》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故事 》的全部主题就是道德主题，是扬善惩恶的主题。他指出：“集中营主题——是当今基本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要比战争主题重要得多。”（В.Шаламов 1998:370）因为战争中帝王与人民更为接近了，而集中营却在营造一个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国家的人心相背、相互仇视的精神空间，它不但摧残人的肉体，而且彻底毁灭他的心灵与道德。那里的人完全失去了社会属性和道德观念，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奴役之后变得凶恶、下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告密者和密探，人类自身自古以来最坏的东西全被他们继承，甚至来自人民的人和农民也不比知识分子更善良，在恶势力的迫害和同化下，他们已没有任何抗恶的能力，只能是恶上加恶。集中营成了现实罪恶世界的缩影。“集中营，不是地狱和天堂的对比，而是我们生活的模具……集中营……是世界的临摹。”（В.Шаламов 1996:12）诚然，沙拉莫夫在认识这一问题时并不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在区别对待刽子手和牺牲品时，在道德上他并不为后者辩护。

　　沙拉莫夫还认为集中营的劳动是摧残人性的劳动，是不道德的制度。他愤怒地揭露了集中营的“劳动是受人尊敬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英勇和英雄的事业”这一口号的欺骗性，指出那里的劳动不可能使人感到自豪，只能教人学会仇恨劳动。读者可以从小说《木匠》中了解到，主人公波塔什尼科夫认为强制别人劳动是不道德的行 为，他因此拒绝当队长。当然，须要指出的是，沙拉莫夫并不仇视人类一般劳动，恰恰相反，他把劳动提高到道德水准上来认识，并指出集中营那可怕的苦役是一个反面经验和反面教材。正是这一经验赋予他道德权力、审判权力和写作权力，使他成为“时代的法官”。

　　沙拉莫夫是个双料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是诗人。他一生写了670多首诗，分别出现在5个诗集中。为区分时间和突出主题起见 ，他把它们按时间分界，以1956年平反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科雷马诗抄》，后者为“后科雷马诗抄”。《科雷马诗抄》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出版于1994年，因诗人当时在集中营用各种纸张装订成写诗的本子而得名，它们包括《蓝色练习本》、《邮递员的背包》、《个人与隐私》、《金山》、《柳叶菜》和《北纬地带》。诗抄不再是以集中营生活为中心主题，它们是关于善与恶、关于国家与历史、关于爱和信任、关于宇宙、关于艺术、关于自然、关于集中营的一切的思考， 其中突出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复杂联系。他笔下的大自然是拟人化的大自然，是能用语言与人交流的大自然，它时而善解人意，与人为善，时而对人严酷无情。照诗人的理解，问题不在大自然，而在我们人类自身，当人类与大自然和谐时，它给我们带来崇高的欢乐，反之，人类就会遭到它的惩罚，人类与大自然应当共守一个道德准则。

　　沙拉莫夫的诗比小说更具传统性。在风格上更近费特和丘特切夫。他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探索是对俄罗斯诗歌的贡献。《诗抄》是沙拉莫夫的艺术活命水，也是他的生命的内驱力，正是诗歌帮助他在科雷马活下来。沙拉莫夫的小说与诗歌是并重互补、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作家和诗人的生命史和心灵编年史，折射出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身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并造成“个人崇拜”的负罪感。

　　三

　　沙拉莫夫曾在《关于我的散文》一文中强调说：“艺术家的事业就是形式”。（В.Шаламов 1998:376）作为小说家，在内容与主题由命运确定之后，他就形式作了一番深思熟虑的选择。早在1936年他就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小说《阿乌斯基诺的三次死亡》就是证明。从科雷马回来后，沙拉莫夫依然采用短篇小说这一形式继续创作，但他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短篇小说，而是改用一种“新型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文献散文 ，而是呕心沥血得来的、类似文献的散文 （не проза документа, а проза, 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как документ）”。（В.Шаламов 1998:370）他甚至惟恐读者误解，正面回答读者说：“当人家问我写什么时，我答道：我不是写回忆录，《科雷马故事》中没有回忆。我不是写小说，准确地说，我力求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某种但愿不是文学的东西”。（В.Шаламов 1998:370）看来，我们不应当把《故事》当作故事来读，也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文献来看待，它们是饱含着作家的辛酸与苦难、形式上类似文献的一种文学样 式，我们这里暂且称之为“类文献散文”。沙拉莫夫还指出“新型散文”的重要标志是作者的绝对真诚。这也许是理解沙拉莫夫作品的关键所在。读着他的每一篇小说，我们无不感到作家正是怀着真情，含着眼泪向读者诉说“自己的血泪和自己的遭遇”（沙拉莫夫语）。正如后来他自己谈到的：“每一个故事，它的每一个句子 都是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哭喊出来的，我写作时总是在跟自己讲话。我喊着、骂着、哭着。泪水不住地淌着。”（В.Шаламов 1998:383）

　　从 《故事》的篇幅来看，有长有短，长则3万字，短则数百字，它们多在数千字以内，可谓短篇小说。沙拉莫夫之所以钟爱短篇，这是因为在他看来，60年代长篇小说已经死亡，任何人也无回天之术。他甚至指出契诃夫在试写长篇小说时遭到失败。他称《日瓦戈医生》是俄罗斯最后的长篇小说。为此，他高赞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认为回忆录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是“时代的象征”。同时，他更推举文献小说，认为当代读者只相信文献，因为它给读者一种参与感。无疑，沙拉莫夫的“长篇小说过时”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看到长篇小说的结构设计和情节构思中不可避免地烙有作家的主观意志的痕迹，这与他的集中营题材不相适应。这一点他是对的。集中营生活题材内容广泛，事件如山，人物丛生，要使读者充分相信，如临其境，采用《战争与和平》的形式和方法必然利少弊多。当代读者的客观要求已不再依附于作家的主观意志，他们甚至有权要求作家写得百分之百真实，更有权选择他们所喜爱的作家，这也许正是沙拉莫夫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沙拉莫夫十分尊敬读者，充分相信当代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坚决反对托尔斯泰式的艺术说教。应该说，他使艺术和生活更加接近了一步。此外，沙拉莫夫又认为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极为方便，而且抨击性极强。照他的解释，他的每一个短篇都是给极权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给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从手法来看，沙拉莫夫完美地发挥了这一新型体裁的优势，他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引入自己的作品，给叙述带来方便，且真名假名并用，给同一人物（作家本人）以不同的姓名，如：安德烈耶夫、戈鲁别夫、克利斯特、沙拉莫夫等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见他认为《故事》不是文献小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并不否定作品中必要的场景虚构和人物心理刻画以及事件的矛盾冲突。从效果来看，沙拉莫夫成功地运用了这一体裁，驾轻就熟，如鱼得水。无数个短篇由记忆这一纽带和内在的人物线索连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不是长篇的长篇，读来不仅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说服力，而且又不失分寸感和空间感，从而，给读者留下想象和再创作的余地。他不愧是俄罗斯杰出的作家。

　　毋庸置疑，沙拉莫夫首先是属于俄罗斯的，他的文学根基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学土壤。他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认为它具有不可超越的地方。他热爱普希金，喜欢果戈理，并极力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是俄罗斯文学的天才；在诗歌上他亲近费特和丘特切夫，称赞勃洛克、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方面，其叙述风格与契诃夫接近，他的创作笔墨经济，没有意外的结局，宏伟的构思往往由一两个情节完成。虽说较少抒情，但《偃松》、《小路》、《瀑布》等名篇又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新型散文”则明显是受“列夫”派作家C.特列季亚科夫的“事实文学”的影响。他曾开诚布公地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的直接继承人。”（В.Шаламов 1998:383）然而，他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看法又是独特的。他反对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那种童话般的描写，认为它们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要比实际更好，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常常欺骗了人民，未能使读者从心理上作好准备，从而导致20世纪的混乱。

　　其次，沙拉莫夫又是属于世界的。如果说他的诗歌充分汲取了俄罗斯诗歌的文学养分，是纯俄罗斯民族的诗歌，他本人是20世纪的丘特切夫，那么，他的小说则由于某种获得性而产生了现代派的变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非俄罗斯传统的”（沙拉莫夫语）。在心理描写上他尤为接近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是俄罗斯的普鲁斯特，无怪乎他在自己的小说《普鲁斯特》中对《追忆逝水年华》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小说大大拓宽了文学视野 ”。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我的案子》、《丽达》、《课程》等，甚至包括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含有刻意而又独到的心理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往往伴着作家的主观意识，沿着记忆的逻辑线索自由流淌，例如，克利斯特医士在获释前关于往事的回忆和如何获释的心理活动过程（《丽达》）、沙拉莫夫被诬告上法庭时的种种联想和思考（《我的案子》）、以及集中营医院里精神病人的潜意识活动无不是作家意识的自由流露。不过，不同于普鲁斯特的是，他不是让意识随意流淌，而是力求让它们有序不乱地流动。60年代，沙拉莫夫不顾圈内外人士反对，坚决、勇敢地把这种意识之“流”引入俄罗斯文学的河床。作家这种文学上的上下求索精神和不畏笔伐的胆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象征性在沙拉莫夫的小说和诗歌中比比皆是。它是沙拉莫夫创作中的美学特征之一。沙拉莫夫说：“任何景物描写的细节都可成为象征和暗示，只有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涵义。”（Е.В.Волкова 1998:87）象征在他那里是本体的、原型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他的象征又是多维的和奇特的，生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他的象征主体。如颜色的象征常见于他的诗歌中，白色象征明亮、透明、寒冷；蓝色象征死亡和牺牲；黑色象征痛苦；诗歌中的音乐（音乐会、小提琴）是正面事物和美的象征；纸象征着艺术、文化和诗歌；石头象征着秘密；偃松象征着理想和希望；落叶松象征着记忆；道路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等等。然而，象征也好，意识流也好，在沙拉莫夫的诗歌中绝不是厌世情绪、颓废思想、神秘哲学和抽象理念的表达和渲泄。他从不无病呻吟，也不故弄玄虚，而是恰到好处地充分运用象征的“合理内核”。他笔下的独轮车是集中营的具体象征，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概况意义。

　　作为诗人和小说家，沙拉莫夫称得上是语言大师。作为诗人，他的诗歌的旋律美和音乐美独具匠心，无可挑剔，同时他把诗歌语言及其节奏感带入了小说创作中。他说：“散文也要求有节奏感，没有节奏，散文便不存在。”（Е.В.Волкова 1998:72）并且他提倡诗人应该会写散文，这大概可以说是他的醉翁之意吧。作为小说家，他一贯反对南俄文学派的华丽词藻，为了这一点，他甚至对列夫•托尔斯泰也不怀敬意，不喜欢他那鱼贯式的宾语从句，就连受他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这一点遭到他的指责。他对普希金和契诃夫简练的语言怀有好感，但他的简练是现代式的，且与多斯•帕索斯的电报文体和海明威的报刊文体又无共同之处。他的叙述文体自成风格，用短语代替长句，用标点符号替代动词（尽可能少用动词），谴词造句简单明了，且富有意境和哲理。用最简单的词构造最简练的句子，以其跳跃性的词句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白，以平易近人的风格切近每一位读者，这就是沙拉莫夫的语言技巧。

　　沙拉莫夫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现有仅存的4卷集小说和诗歌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一流作家。他的美学思想体系是根植于俄罗斯文学大地， 经过现代派文学的嫁接之后，栽于世纪之初，收获于世纪之末的杂交果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也认为自己是个继承者，但不是俄罗斯人道文学的继承者，而是 世纪初现代派的继承者。”（В.Шаламов 1998:383）

　　四

　　80 年代末，沙拉莫夫的作品开始陆续在俄罗斯公开问世，受到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在文学圈和读者群中出现了“沙拉莫夫热”。作者的生前好友、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副馆长伊琳娜•巴甫洛夫娜•西罗金斯卡娅亲自整理出版沙拉莫夫的遗著。到目前为止，除作家在世时已出版的5个诗集得以重新校订并再版外，他的小说、特写、和小品文也分别以单行本公诸于世，如：1989年出版的《松树的复活》和《左岸》、1992年的《科雷马故事》、1994年的自传中篇《第四个沃洛格达》、1996年的《我的几种生活》等，内容涵盖最完整、最全面的是1998年出版的4卷本《沙拉莫夫作品集》，它的前两卷包括作家的大部分散文和特写，第三卷是它的全部诗歌，第四卷是部分散文、小品文和书信。整理和出版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短短的10年中，俄罗斯文学界对沙拉莫夫的生平、创作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各种评论文章、专著、回忆录和电影剧本不断出现。如：B.叶西波夫的《论沙拉莫夫的选集》、E.什克洛夫斯基写的关于沙氏的生平与创作的《论沙拉莫夫》、N.涅克拉索娃的《散文家瓦•沙拉莫夫的问题与诗学》、N.叶美利雅诺娃的回忆录《波塔波夫胡同轶事》、A.斯维里多娃的电影剧本《我的几种生活》、莫斯科大学教授E.沃尔科娃撰写的关于沙氏的美学现象的专著《沙拉莫夫的悲剧悖论》。近年来，国际上对沙拉莫夫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西方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更是领先一步，纷纷翻译他的作品和研究他的创作，先后4次在莫斯科和作家的故乡沃洛格达召开国际沙拉莫夫研讨会。1997年6月18日（作家90岁诞辰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沙拉莫夫研究者和俄罗斯文学界的学者以及沙拉莫夫的生活好友和集中营的难友几十人云集莫斯科，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第四届国际沙拉莫夫研讨会。会议由西罗金斯卡娅主持。会上还成立了“沙拉莫夫基金会”，基金会旨在负责组织和出版沙拉莫夫全集，收集和出版有关沙拉莫夫的回忆录，并资助关于沙拉莫夫的研究工作。基金会会长由西罗金斯卡娅担任。会后还专门出版了论文集。目前，沙拉莫夫的名字在俄罗斯已是家喻户晓，就连中学生对他也很熟悉。俄罗斯中学现代文学教学大纲中也列入“沙拉莫夫的生平与创作”专题，甚至有的学校和老师在讲集中营文学时干脆用沙拉莫夫取代索尔仁尼琴，而沃洛格达师范学院的教授A.米凯欣则把沙拉莫夫提到集中营文学的第一位。

　　沙拉莫夫就是沙拉莫夫，他的功过与是非、成败与得失自有公论。他能走出“地狱”，但愿他也能进入“天堂”。而“天堂”则在俄罗斯人民心中。为此，笔者想借用 E.格罗莫夫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旨在把沙拉莫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拙文：“沙拉莫夫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奇迹。文中所述的一切并非有意要把沙拉莫夫奉为 文学典范。他的作品及其世界观应当得到客观的批评分析。为此，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个苦行僧、受难者，是俄罗斯悲剧存在的悲剧式的英雄。”

　　【参考文献】

　　[1]Волкова Е.В. 1998 Трагический парадокс Варлама Шаламова [M]. М.

　　[2] Шаламов В. 1996 Несколько моих жизней, М.

　　[3] Шаламов В. 1998 том4, М.

　　halamov — a Pioneer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u Jia-you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ang Shan College，Huangshan 24502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is the outcome in a given historical period in Russia

　　ththin the 20 century. It occupies a unique plate i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20 century. Shalamov, as a pioneer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tells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thing in the camp with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sincerity. He initiates the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ith his pure artistry. Nowadays, his works have been attracted and welcomed by more and more readers of the whole world. The article lies in introducing Shalamov in an round way to the Chinese readers to offer a few somewhat immature remarks to solicit other people’s wise and mature opinions.

　　Key words： Shalamov;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作者简介：吴嘉佑（1955-）男，黄山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古典文学。

　　《科雷马故事》读后感(四)：《科雷马故事》：“红色一手时间”里的“黑色因子”

　　《科雷马故事》：“红色一手时间”里的“黑色因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称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为“红色人类”的“二手时间”，按此类推，那么，苏联的“时间呀，前进”的时代，应该称之为“红色一类时间”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称古拉格群岛为“一手时间”里的“黑色因子”当无异议。

　　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前苏联暴政的一个代名词，可以说，苏联大厦的土崩瓦解，也与这个群岛的宣扬者索尔仁尼琴存在着“蝴蝶效应”般的联系。

　　索尔仁尼琴的悲剧是双重的。当他有一天发现他写的三卷本著作，促成了前苏联消失的时候，他开始忏悔，忏悔他当年参与了唱衰前苏联的大合唱。他看到的最终结局，根本不是他当初所想的。他甚至称在之前著作中一直声嘶力竭加以诅咒的斯大林“是伟大人物”，他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历史的困惑就在这里，有一种控诉是必须有承受者的，控诉者的目的，当初只是希望在既有框架里被接受，他根本不想去砸碎框架，因为砸碎框架，他的控诉得以成立的空间体系也失去了向他发出回声的功能，他将被彻底抛弃，弃置荒野，无人过问。

　　所以前苏联瓦解后，当初那些甚嚣尘上的向苏联体制投出矛枪的人，发觉已经没有予以回声的巨大墙壁了，他们也顿时销声匿迹了。比如前苏作家雷巴科夫写作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苏联解体之前炙手可热，轰动一时，人人争睹为快，小说及续篇几乎直接指称斯大林暗杀了基洛夫，用假语村言认定斯大林制造了嫁祸于人的阴谋，对苏联体制的揭露可谓不遗余力，作者当时也沾沾自喜，乐不思蜀，可是没有高兴几天，苏联没有了，这部作品也无人提及了，因为小说的揭露一旦在苏联体制消失之后，便失去了任何的爆破性的价值，只能作为哑炮成为历史陈迹。

　　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们在第一次悲剧之后再度承受的悲剧。他的控诉因为受体的消亡而失去了意义。

　　在索尔仁尼琴的这本充满着诗一样激情洋溢的叙述语言的非虚构作品《古拉格群岛》中，也提到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并在书中引用了多处《科雷马故事》中的相关篇章。该书首页里，直指科雷马“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岛屿，是这个地理上撕裂开来而心理上则束缚于大陆的奇异的古拉格之邦的凶残极地。”索氏称，科雷马的劳改营，因为沙拉莫夫的文字记载而得以公之于世。

　　因此，《科雷马故事》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部分，且是重要的部分。

　　“科雷马”在哪里？翻开俄罗斯地图，会发现它在哈尔滨的正北方，只不过，哈尔滨与科雷马的距离，几乎相当于哈尔滨到广洲的距离，在《科雷马故事》里，“科雷马”被称为极北之地，比我们习知的苏联语汇中的“远东”地区来得更为遥远，更为偏北。

　　科雷马的南边就是著名的扰动中国人愁肠的库页岛地区。中国人对这些偏北的极寒之地历史上就不珍惜，逐渐弃守自己的防线，回到了稍暖一点的南方地区，留下这些地方，让俄罗斯人尽收囊中。在前苏联的文学中，对远东地区的描述，几乎都能触动我们的柔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部曾经影响到我国领导人吴仪的职业选择的前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小说里的地名是虚构的，但显然它描写的石油产出岛屿，就是我们熟知的库页岛。小说里描写的在冰天雪地中艰难作业且付出惨重伤亡的建设工程队，后来在蓝英年的介绍性文章中，告诉我们都是劳改犯人，基本相当于《科雷马故事》中描写的主体部分。在另一部描写库页岛二战后清理曾经占领半个岛屿的日本人的丑陋残迹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里，我们继续看到的是前苏联人那种站在太平洋岸边的自豪情怀，还有小说弥漫的特有的俄罗斯文学的“静静的、深沉的”的经典意境，都让我们中国人情感复杂。还有那部堪称景物描写辞典、深刻影响了张承志等一批作家的前苏联小说《鱼王》，描述了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奇风异俗。这些地区都曾经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过交集，只是我们的先辈太过畏惧寒冷，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地区的巨大的资源与广阔空间，而拱手相送于他人。今天我们关注那个地域，常常为此触痛心中的的痛点与悲情。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读《科雷马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小说放入到劳改犯文学即“古拉格体系”中进行解读，同样，我们身为中国人，也有必要把这样的小说，放在特定概念的前苏联“远东”文学里进行考究。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雷马故事》，收了作者“科雷马”系列六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但已经大体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风格与表达意旨。在正文之前还有一个“三十年代故事”，里面收的几篇作品能够看出作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追求的言简旨远的风格特征，作者用极简的语言，勾勒出人物与事件逆转式的流程走向，作者的白描风格，听任事件自己发展，而在结尾展开的出人意料结尾，基本构成了作者日后短篇创作的大体趋向。如《大夫三死》里，作者用精炼的文字，描写了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医生在行刑前，因为典狱长的妻子难产，而暂时停止执刑，前去接生，接生下孩子，交给典狱长，回到病房，发现自己已是作为死人存在，最后，他仍面临着被枪决的结局。这篇小说使人想到中国作家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妇科医生陈小手顺利地为团长太太接生了小孩，但他在救人一命之后，得到的报达却是团长的背后一枪，因为陈小手摸到了团长的禁脔。救了别人，并不能改写自己的命运。这种精妙的构思，在作品集中也能灵光一现地偶一绽放。《主动脉瘤》的内涵颇为丰富，一个色欲熏心的医生，为一女犯人检查身体，趁机揩油，意外地发现她的心音杂乱，患有危病，向上司反映，却被认为是为女犯人作袒护，最终女病人病发而死。小说中把体制的无视生命的整体氛围与医生的道德弊端多重地交织在一起，最终造成相互之间的解构消融，导致一个生命的离去，它反映出人性的角力是错位的，并不形成一个明晰的合力趋向，但最终效果却是一个生命的无辜消亡，小说构架相当富有弹性，带有深刻的寓言韵味，可以拉伸到对整个布拉格体制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共性问责。同样的素材，在作者的不同时期，也分派出不同的用途。如《地矿图》中，老矿工藏有来自于比利时外企的宝藏图，但却不肯献出，而他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找到了宝藏，显现出歌颂意义的两代人的心胸差异。而同样素材的另一篇作品《金刚石矿图》却不见了前者的阳光灿烂，藏有宝图的老人愚昧狭隘，控制着家人，严令他们不得走出家门，代表着一种暴政与封闭性，散发着阴郁的霉味。可见这其中作者的心态变化。

　　沙莫拉夫的风格大体上与汪曾祺有某种相似。作者在小说里采取的笔法是克制的，但也不能说他达到了我们中国人所欣赏的“哀而不怨”的境界，在有的篇幅里，作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愤怒的欣赏，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作者在字里行间沉淀的淡淡的倾诉风味，作者更多地让事件自然地流露出来，不着痕迹地呈现出生活最本质的残酷。集子中的主打三部分《科雷马故事》、《左岸》、《铁铲能手》中，我们还是大致能够看出作者叙事风格的嬗变。在前两个集子里，作者大体注重环境刻画、人物心态描摹以及结尾的荒诞性逆转，但到第三个集子《铁铲能手》中，作者似乎预感到时间已经不够，再也没有兴趣按照文学的样式，打造自己经受的苦难，而直接跳了出来，以近乎回忆录的实录体形式，来非虚构地记录自己的生活经历，这里已经没有文学性的那种隽永、含蓄的韵味，而变成了直露的事实记录。比较典型的是篇幅较长的《医训班》，几乎是寡淡的流水账介绍，逐一对培训的医生进行事迹罗列，已经很难称得上是文学作品了。但是，作者的这种创作轨迹，却不谋而合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特点，索氏在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中以文学性的描写，再现了劳改犯的一天生活，但是到了《古拉格群岛》中，作者直接跳了出来，以政论体的风格，全景扫描劳改营的来龙去脉。这种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的原因，应该说与作者经受的苦难给心灵带来的巨大伤害有关，在沙拉莫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不宽恕的复仇情结，甚至毫不隐讳，对当年在狱中的告密者，如果再次遇到后“我一定会把他们杀掉”（P411）。索尔仁尼琴去世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沙拉莫夫则逝世于1982年，他未能看到苏联“忽喇喇似大厦倾”，不知他看到控诉的最终结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产生重视审视自己的创作目的的念头？

　　本集中的“科雷马故事”，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很多内容，在不同的短篇作品里出现，给人一种重复之感，毕竟素材是有限的，作者写得多了，难免会有重复，而短篇小说的缺点也在这里，它无法形成一个通贯全篇的气场，多纠结于片断式的即景还原，会给人一种隔断的感觉。从1937年到1953年，作者在科雷马劳改达十七年，小说的最后一篇，记叙了“我”离开科雷马回到莫斯科，构成了作者在科雷马的时间链条。在此作者恬淡的称这十七年是“出差”，但随即作者补充道：“而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出差回家。我是从地狱归来。”（P746）

　　作者所描写的地狱生活，大致可分为“饥饿、严寒、超时的劳动、殴打、疾病”（P424）。劳改犯的饥饿在小说里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展示出饥不择食的众生相，如《偷猪贼瓦西卡•杰尼索夫》里写到小偷破门入室，偷了一只冻透的小猪，被人追逐，一边逃一边啃，可见饥饿让人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变异状态，典型地代表了劳改犯为了填饱饥肠辘辘所作出的超乎想象的怪诞行为；再看严寒，工作面的正常温度达零下四十度，最高达到零下六十度，因为期待温暖，烧炉工成了美差；在超时的劳动方面，金矿是最让犯人畏惧的工作，每去必死，因此囚犯不惜采取五花八门的自残方式以逃过一劫，而作者小说里也多次叙述到触目惊心的自残方式，包括三人一组，用一个雷管炸伤自己的手臂，或将炸药放入靴中，炸伤腿脚，或有意染上传染病菌，在化验时被认定为病人，在尿液中滴入血液，以造假成血尿（见《生意人》诸篇）。而这其中，还有遭受到莫名其妙、随时随地的枪毙威胁，在《这是怎么开始的》中，作者以论文的归纳手法，交代了劳改营里枪毙人就像宰杀一只小鸡一般司空见惯，这一段内容，也被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直接引用。书中，作者更用见惯不惊的淡定手法，描写在永冻带挖出耸人听闻的死人墓的场面，叙述的零度情感与惨不忍睹的画面强烈映衬，产生出作者特有的叙事效果。

　　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作者直陈人性已经陨灭，囚犯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友谊，只会相互传染自私、仇恨以及伤害，而监管人员的残暴更在作者笔下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小说里有相当的篇幅就是为这些管理人员留下的罪恶小传，作者的用意，就是用自己的笔，把这些丑恶的灵魂钉在耻辱柱上。如《十二月党人的后裔》中，一个烙印上先辈光彩基因的人，却抛弃了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手术中，把病人全部治死，实际上他背叛了他的先祖的光荣，是一个残忍卑鄙的没有人性的小人；而同为劳改犯，本应该相互援手，但很多人却以告密求荣，《世界语》里的一位世界语协会会员，靠打小报告出卖同事，多少年后，“我”再次遇到他，住在他家中一晚，他竟然未忘收“我”的住宿费，人性的丑恶与无耻竟然能达到如此肆无忌惮不加掩饰的程度；《我的受审》纪实地交待了自己因为被人告密，而再次判刑十五年。人性的丑恶，被作者剥蚀得一揽无遗。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写出了艰难困苦之下的人性的光芒：“他们在没有任何权利的处境下，为了顽强地确立自古相沿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权，而在这块园地里寻找一个精神力量的着力点。这些精神力量与一切监狱和侦讯规定对立，并战胜这些规定。”（P367）《莉达》中，统计处的女员工莉达出于善心，在打印犯人的判罪栏时，有意作了修改，使犯人得到了释放证书；《笔迹》中，犯人因为抄写工整，侦查员对其有好感，烧掉了犯人的档案夹，从而免致被枪毙。（P506）甚至一个名女护士的富有同情的对劳改犯的话语，也使作者心中涌起经久不息的感动。书中记载的他与难友们之间的开诚布公的交流，为了活着的相互鼓励，大部分牢友从没有去出卖过别人，这一切，都是人情冷暖异常时期的最宝贵的人性感受。

　　正像《古拉格群岛》在最后部分，记载了劳改犯们的反抗甚至是起义，在本书中，作者也记载了囚犯们奋进抗争，杀死残暴的监管人员，为了自由与尊严义无反顾地选择没有胜算的逃亡。在《布加乔夫少校的最后一战》中，在二战战场当了战俘被送至劳改营的军人们，难以忍受污辱性对待，杀死看守，抢夺武器，集体逃亡，与追捕者展开了激烈枪战，最后全部被打死，但作者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反抗的力量，而这种反抗，也正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只不过所使用的武器不一样而已。

　　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赞赏《科雷马故事》，其实，他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永远都沉湎在前苏联的“红色人类”的“二手时间”之中，他们只有追究那段“红色时间”里的“黑色因子”，他们的生命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文字才有自已的价值。据《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二季度某期刊载的《‘红色人类’的命运：一位苏维埃人和她的‘二手时间’》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专访：“在四个小时的采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从未听她提到过‘全球化’或类似的新鲜词汇；大部分话题和关注点，始终围绕着从1917年至1991年的苏俄历史而展开”。他们已经离不开前苏联的恨爱交加的时间段，但那个消失了的帝国，注定是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回音与回响，他们的恨与愤怒，是建筑在深深的爱上的。这未尝不是一种更为可悲的悖论：当你越努力去恨的时候，你越发现那个恨的目标，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情感附加了，无论是恨，还是爱。你的所有的感情付出，都不会招致任何的情感回应。就像洪七公与欧阳锋打了一辈子，当他们不再互为对手的时候，便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用了。死亡，而且是一起死在一处，是他们的最后的荒诞与宿命。

　　《科雷马故事》读后感(五)：转：“关键是，要活过斯大林”（云也退，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1月1日）

　　“关键是，要活过斯大林”

　　云也退

　　“我写的不是短篇小说，也不是什么个人回忆。”《科雷马故事》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如此描述自己的书。既非虚构又非非虚构，那这些残酷悲苦的故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替他作个回答：在零下五十度的气温下，真实还是虚构，已经没那么分明了。

　　科雷马，俄罗斯的一角，东边是太平洋，北边是北冰洋，另一边是群山耸峙，抵达这里尚且不易，更不用说逃出去了。沙拉莫夫所在劳动营就设在此处，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日子，要在零下五十度的气候里劳动。“古拉格”是苏联劳动营的通称，国际异见分子大卫·鲁塞率先传播了它，后因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进入史册。但就是索尔仁尼琴都承认，他受过的古拉格之苦，跟沙拉莫夫不可同日而语，沙拉莫夫所在的科雷马是通称“古拉格”的众多苏联劳动营里最恐怖的一个。

　　1929年沙拉莫夫就曾被捕，罪名是企图公开一封列宁的密信，三年劳役之后他被释放，但在1937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时他再次“落网”，在科雷马，他度过了整整十七年。索尔仁尼琴的话更有分量一点，“整个劳动营生活把我们拽进了残酷和绝望之中。是沙拉莫夫，而不是我，触及了这残酷和绝望之渊底。”

　　节奏缓慢，因为沙拉莫夫要记下每个人说的每句话。大多数故事都是关于草菅人命的，比如《欠债赌》这篇，两个老资格的囚犯赌博，赌到最后缺少赌注，随手就杀掉一个资浅的“围观群众”，将他的毛衣剥下来。《浆果》，写一个囚徒生无可恋，多次激怒看守，看守指望把他引诱到止步警告牌那里，越过一点点就可以合法地枪杀他，谁知，他的一个难友，一个顺从的、埋头采集浆果给上级的人做了替死鬼。

　　在科雷马，杀人完全是例行公事，被派来杀人的人自己也随时有被抓的可能，但他们还是像冷血动物一样，只知执行命令，守住岗位，心硬如石。沙拉莫夫的笔法与索尔仁尼琴相似，“情怀”则让人想起了20世纪上半叶的俄苏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同样以杀戮为主题，写苏联五年内战的惨酷，国仇、家恨、民族矛盾统统掺和在一起。虽然都反映一个以杀人为常态的世界，但和巴别尔相比，沙拉莫夫更加沉痛，对于人性泯灭的体验更深刻，更浸入，也更少旁观者的嘲讽态度，他笔下的人物还不时地讨论“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会如此”“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索尔仁尼琴曾邀请沙拉莫夫合作撰写《古拉格群岛》，却碰了一鼻子灰。沙拉莫夫曾说过，劳动营经历可以造就一百个索尔仁尼琴这个级别的作家，却只能产生五个托尔斯泰。沙拉莫夫的意思是别指望在劳动营里能产生悲悯众生的伟人，从劳动营出来的人，谁也没资格说自己要写伟大的作品。

　　因为文学的使命是铭刻人性的光辉，而劳动营的苦难只能将人贬值，把优秀的人降为平庸，将平庸的人降为邪恶，根本不可能升华出什么人性来;与此同时，书写劳动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一种幸存者自我拔高的意识。倘若一个人总是惯于对自己的行为作严酷的道德考量，他一定会发现，对劳动营作“文学表达”是一件尴尬做作的事情。正像大屠杀幸存者、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说，他幸存之后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那些更优秀的人死去了”：活下来的都是有污点的人，至少是道德不够完美的人，我若描写苦难、描写集中营里人们互相压迫、互相摧残，就难免要让读者觉得我比他们都高尚。

　　科雷马是一切希望的坟场，虽然活着离开了那里，也终于开始写作，沙拉莫夫认定文学创作只会扭曲他所经历的事。我们经常赞颂绝境中人的坚持，但苏联劳动营里最顽强、最闪亮的坚持，也不过是一种诅咒，正如《一个魏斯曼主义者》这篇故事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劝诫所表现的：“关键是，是要活过斯大林。活过斯大林的人，全会活下来。您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