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陈金芳的读后感10篇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一本由石一枫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页数：23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一)：套路的剧本，流畅的小说
书里讲了两个故事，一篇讲陈金芳，一篇讲安小男和李牧光，两篇都从失败的“我”的角度看着别人的变迁。不得不说，作者还是带着点上帝视角的悲悯，把犬儒主义大言不惭践行，偶尔深夜里扪心自问，惭愧没几秒，又扇自己两个耳光，矫情什么！
私以为《地球之眼》更脚踏实地，真实感更强，可以从文章里看到“你”，看到“我”，看到其他人的影子。世间真有像安小男这样“轴”的人吗？真的有，我就认识两个。那他们活得如何？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大抵因为自己也有卑琐本质？大是大非分得清，左一个人情，右一个关系，真的逃脱得了吗？逃脱那就真活得自在了吗？谁知道呢。
后记有句话说得上心，“这年头大凡不那么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体验别人说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 谁说不是呢，这句话写得还是在理。
话说回来，那像李牧光这样的人，真就遭罪了逃脱了吗？也不见得，逍遥的人还是一大把。当然作为小说，不可避免的夸大和臆想，也是小说精彩的一部分。
整本书阅读起来不费劲，文笔流畅，虽然有些地方有赘笔之嫌，但瑕不掩瑜，值得一看。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二)：出走自己
《世间已无陈金芳》，有点女版《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调调，不过盖茨比是为了别人虚无的爱情，陈金芳是为了出走自己。陈金芳想出走的不只是她自己，也是她的家庭她的出生背景，她出生时就注定了的一切，她要逆天改命。所以，她的一切（每一个动作）都是悲壮的，都是惹人泪目的——一个外来者（一个弱女子）如何在“别人的”城市立足。末了，她本想放弃掉这早已被她抛弃的人生，却在最后一刻认了命；在抬上担架那一刻的安宁使她作为出走了的“陈予倩”最终回归到了陈金芳。
排外，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排外似乎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很像古时候为了血统的纯净而不与外族通婚，结果呢，全部生出长着猪尾巴的孩子。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三)：世间已无陈金芳——我的读后
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对书名里的“陈金芳”充满了好奇，“陈金芳”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又“已无”了呢？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开始读这本书… 作者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当我读这个人物的时候，头脑里会浮现出一个与其相匹配的人物形象---佟大为。我想如果有一天这本书被拍成电影，男主角一定非佟大为莫属，在这里我想称呼他“大为”。
大为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在大院儿生活，会拉小提琴，父母希望他能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演奏家，这似乎也是大为的梦想。然而梦想破灭了，大为最终没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而是进了一所综合大学。父母对自己的失望，自己的挫败感使得大为从此一蹶不振，小提琴成了大为心底最深处的痛，被其束之高阁，永远的雪藏了起来。直到有一次，小提琴大师帕尔曼来北京演出，大为在剧场意外的邂逅了陈金芳…
原来陈金芳和大为是初中同学，她是湖南人，家人来北京打工将其带了过来，在初二的时候作为转校生来到大为的班级。巧的是陈金芳的临时住处也在大为生活的大院儿。
每当大为练琴的时候，陈金芳就会站在大为窗外的一棵杨树下，靠着树干静静聆听，大为和陈金芳虽然从未说话，但作为演奏者和聆听者的关系却确定了。陈金芳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班里沉默寡言，样貌寒碜，衣着土气，很被班级同学瞧不起，虽然陈金芳也没招谁惹谁，可仍然遭到同学的欺负，当然，这里不包括大为，后来中学毕业了也就各奔东西了。陈金芳为了留在北京，和一些社会顽主混在一起…再后来陈金芳就没有了消息，直到在帕尔曼的音乐会上再次重逢…
出人意料的，陈金芳改头换面了，无论是外表还是举止，无论是身份还是架势都让大为无法将过去的她和如今的她联系起来。
这次偶然的邂逅距中学毕业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如今的大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破罐子破摔，大学勉强毕业后，父母为他尽了最后一点力，将他塞进旱涝保收的国有事业单位，可才干了一年多他就辞职了，自己干起了戏剧策划，最后换回来的是一把欠条和法院传票。接着他离婚了。
而陈金芳这个女子，不知是靠什么发了家，不仅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还常常出席各种艺术展览，甚至还认识了一些“有分量的人”，当大为在一次画展上又一次偶遇陈金芳后，两人开始有了交往。
对于陈金芳的今天，或者说陈金芳的今天是怎么来的一直是大为的困惑。直到陈金芳让大为帮忙联系大为的大学挚友 ---b哥，一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投机商人…大为虽然自称混子，但做人却有原则、有底线。他常说：“宁可帮闲，不做掮客”。但这一次他还是帮陈金芳问了b哥的态度，同时也明白了陈金芳并不是仅在文化圈儿打转的小富婆，其实已经“涉水”相当之深了。
接着，陈金芳入股了b哥牵头的一个项目，为了牟取暴利铤而走险。对于大为来讲，陈金芳充其量就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旧相识，两个人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情，她若一意孤行，自己也没有规劝她的义务，更没有干涉她的权利。后来有一天，陈金芳给大为打电话说自己过生日，请他来自己的公司，并请来弦乐六重奏的国外乐团演奏助兴，接着陈金芳在众人面前自作主张的让大为为自己的生日演奏小提琴，大为却受伤似的一走了之。
从此，陈金芳和大为断了联系，再后来b哥找到大为说这次的投机生意失败，自己要跑路了，大为才知道损失最惨的就是陈金芳，别人玩的是闲钱，而陈金芳压上的却是自己的全部身家。大为送b哥上机场回来的路上经过陈金芳的公司，鬼使神差的将车停了下来，看着那三层办公楼像没事人一样伫立在那里，而楼里漆黑一片，大为上了楼，在玻璃门上看到粗粗的锁链还有封条，办公楼因为陈金芳拖欠了房租被物业收回，看着玻璃门，大为想起就在不久前，陈金芳还在公司里宴请宾客，里面一片繁花似锦，热闹非凡的景象，而如今却是人去楼空了。
两个月后，大为接到陈金芳的电话，陈金芳说自己可能快死了，大为一惊，问了地址就赶去了，原来陈金芳选择割腕自杀，但看到血流下来害怕了，又不敢死了，当陈金芳看到大为出现的时候，歉意的说：“这个时候找谁也找不到，只好再麻烦你一次了”。大为将陈金芳送到医院抢救，直到她脱离了危险。
陈金芳的姐姐、姐夫来到了医院，当初就是她姐姐、姐夫来北京打工将她带过来的。她姐姐讲述到：陈金芳从未真正有钱过，以前做过生意，失败了就靠男人来还债，这和出去卖没什么两样。她现在的钱都是亲戚和父老乡亲的钱，陈金芳游说亲戚朋友入股做投资，说会有高利润，她把亲戚朋友都坑了。
警察到医院接走陈金芳的时候，大为知道是时候说再见了，陈金芳最后对大为说了一句话：“我只想活的有点儿人样”。大为心头一震，回过神的时候，警车已经走远了…
陈金芳是当今社会上的一类人，她们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社会背景，没有真才实学也没有做人的底线，但却不甘心屈从于命运，不愿做人下人。她们从小被人看不起，心底深处埋下了不愤的种子，她们近乎狂热的渴望金钱，可以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甚至无视法律做出犯罪的事情。无疑，陈金芳是可怜的，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无法阻止别人对自己的恶意，她那么坚决甚至决绝的非要留在这个大都市，这个不属于她的城市究竟为了什么？我想一定和她少女时代的情愫有关，当她第一次听大为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个英俊的少年和那如泣如诉、悠扬婉转的旋律一定叩开了她少女的心扉。虽然她没有和大为说过几句完整的话，但她却一直是他忠实的听众，默默的听他倾诉，听他用小提琴来讲述着自己…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的关系正可谓是心有灵犀啊。而让陈金芳不愿离开北京的主要原因也许正是因为她一直喜欢大为，喜欢这个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那是一个自卑女孩心底的秘密。可她靠什么留在北京呢？家人要回湖南，她偏要留在北京，她一个弱小女孩顽强的对抗着她的家人，最后只好和一些地痞混在了一起，而这也许她是留在北京付出的代价吧。
大为，这个因为没有考取中央音乐学院而改写自己命运的人，这个因为一次失败的打击就选择忘记过去的人，他对陈金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呢？我想少年时代的他自己都是说不清楚的。当年的他因为有了倾听的对象而有所期盼，因为有了倾听的对象而拉的越发有了“人味儿”。他和陈金芳这种秘而不宣的关系不是初恋又恍若初恋，这也许是大为后来才渐渐明白的。
时隔多年，两个人却重逢了，大为和陈金芳都不是原来的少年和少女了，大为虽不再拉琴了，但仍然活的有原则，而陈金芳却在金钱利欲的深渊里越陷越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陈金芳说：“年龄越大越怀念小时候的美好，多想让过去的事情再重来一遍啊。”于是就有了在陈金芳生日的时候，她所希望的大为能像少年时代一样为她拉一次琴，却最终未能如愿。
世间已无陈金芳，书中的陈金芳退出了她的人生舞台，希望世间的陈金芳们能及时明白：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你只会失去更多，你曾经心里面的美好也只会离你越来越远。希望你们能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大为”，希望世间再无陈金芳。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四)：书中的影子
书里讲了两个故事，一篇讲陈金芳，一篇讲安小男和李牧光，两篇都从失败的“我”的角度看着别人的变迁。
《世间再无陈金芳》，不得不说，还是带着点上帝视角的悲悯，把犬儒主义大言不惭践行，偶尔深夜里扪心自问，惭愧没几秒，又扇自己两个耳光，矫情什么！
私以为《地球之眼》更脚踏实地，真实感更强，可以从文章里看到“你”，看到“我”，看到其他人的影子。世间真有像安小男这样“轴”的人吗？真的有，我就认识两个。那他们活得如何？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大抵因为自己也有卑琐本质？大是大非分得清，左一个人情，右一个关系，真的逃脱得了吗？逃脱那就真活得自在了吗？谁知道呢。
后记有句话说得上心，“这年头大凡不那么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体验别人说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谁说不是呢，这句话写得还是在理。
话说回来，那像李牧光这样的人，真就遭罪了逃脱了吗？也不见得，逍遥的人还是一大把。当然作为小说，不可避免的夸大和臆想，也是小说精彩的一部分。
整本书阅读起来不费劲，文笔流畅，虽然有些地方有赘笔之嫌，但瑕不掩瑜，值得一看。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五)：书评丨《世间已无陈金芳》：“犬儒”之眼看“我们”的时代与生存
前些日子在杭州有幸聆听了石一枫先生的演讲，那时还没读过《世间已无陈金芳》，但感觉这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带着京腔的作家颇有灵气，还携着一股自嘲式的幽默和对写作玩世不恭的执着，不由得对其小说产生一窥究竟的好奇。用周末时间读完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两个中短篇，确实可以用“文如其人”来形容。而且值得肯定的是，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地球之眼》，让人看到了当代作家书写当下时代的潜力，用作者自己的话说：
这年头不大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儿体验别人的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写或者读那种“不问鬼神问苍生”的小说，其动机多半在此。（《世间已无陈金芳》后记，Page.234）这是当代文坛久违了的声音，可以说非常亲切了。让人在当下这个可以用“光怪陆离”来形容的文学“市场”里看到了一些“纯粹”，一些直面现世的创作力量，而它们在当下文学场域里正在逐渐被忘却。《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有一个共同点——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个体的生存与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与思索的欲望。不管是被时代汹涌的骇浪高高托起而最终拍在沙滩上的陈金芳，还是智商卓越却被世道残缺的“道德”阴霾狠狠困住的安小男，甚至包括那两个“我”——赵小提和庄博益，带着京片儿和不俗的情商游走社会，却只称得上是“犬儒主义者”的庸庸碌碌之辈。他们身上真切地展现着在新世纪已经悄悄走过快二十个年头的当口，在这个已经全民“追求物质富足”、“向往美好生活”的当下中国社会里，在大城市的机场航站楼、地铁里、咖啡馆里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而这样一种文学，正如作者小说后记里所提到的“不问鬼神问苍生”，是在网络（仙侠、悬疑、都市情感……）文学、出版类“心灵鸡汤”（“归来仍是少年”等等）极度发达的当下的一股“清流”了。
总的说来，本书虽然以《世间已无陈金芳》为名，但收录的另一篇《地球之眼》在我看来却是远远超过前者的。先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虽然意图表现女主陈金芳从年少的青涩与倔强，到发迹后的叱咤风云、八面玲珑，却最终被自认为“玩弄”了的人与时代所“玩弄”的起伏人生，但很明显的是，小说后半段陷入了通俗都市文学的套路里，几场酒场舞场觥筹交错的交锋，本应该是展现人物情绪、心理的大戏，却写得颇为油腻，真可谓灯红酒绿、光怪陆离了，成为了“一个交际花的商业弄潮和失败的故事”，虽然作者有意为陈金芳植入了一个小提琴的文艺梦，也没能够挽回这个倍感套路的结局。好在小说前半段写得非常精彩，让人看到了上世纪末北京的“大院子弟”、“高知和体制内家庭”这个特殊群体对“外地人”、“工人”、“北漂者”群体在心态上和生存空间上的对立、排斥，或者鄙夷、冷漠。而在这一段里，那个拉小提琴/树下听琴的遥望与无声交流，则是一种暧昧的对这种“阶层”有色镜的穿透。
而《地球之眼》，个人认为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中篇小说。我首先是被作者笔下的“高校”所吸引的——原型大抵是PKU，但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它亲切到仿佛每一个场景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学时代发生过，而安小男（热爱历史学的低情商理科学神）、李牧光（常年嗜睡在床不求上进的高官子弟），乃至商教授（游离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智识之间的历史系学者），都可以说非常有生气，虽然作者作了夸张和扁平化处理，但对于一篇中短篇小说而言无可厚非（毕竟鲁迅老爷子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也具有夸张成分）。让我真正意识到这本小说的价值的，是他们各自毕业后的颠簸起伏的人生引起的社会“道德”之思，更是“我”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的犬儒主义视角。
在《地球之眼》中，“这个社会有道德吗”、“历史学能否解决道德问题”从“历史痴”安小男的近乎固执的、被众人揶揄和搪塞的、不着边际的困惑，一步步随着加入美国籍的李牧光的种种投机倒把行为而逐渐使人们嘲笑的笑容冷却，坠入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尖锐的现实问题。而“我”——庄博益，作为一个受过知名学府高等教育的“普通人”，对这个问题有所思索，却并不可能像安小男一样执着于此，甚至为此放弃了生存的机会。相反，“我”不辞辛苦地与李牧光周旋、为安小男的生计奔波，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在两种极端之间搭起桥梁。
同时，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在“后记”里，作者称“庄博益”为“文化骗子”，几乎是以一种中庸的、迁就的态度完成着人生的职业轨迹，既没有李牧光的雄心勃勃的态度，也没有安小男的死磕到底的精神，是一个庸碌而精于人际沟通的庸碌者——在石一枫笔下，“庸人”不是鲁迅铁屋子里沉睡的国民，不是苏童枫杨树街上那些鸡毛蒜皮的看客，而是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物质生活丰富化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那一批“新”庸人——他们过着相对小康的生活，受过规范化的高等教育，接受了“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西方现代精神的回炉，具有个人意识和世界观，追求更高的生活层次，却又困于同辈之间的强大竞争和社会阶层板结初期难以打破身份现状的泥潭。而很快，正如庄博益一样，结婚生子，曾经的“精英”学子加入普通人的一份子。在《地球之眼》中，庄博益，即“我”对安小男和李牧光的视角，堪称“群体视角”。而小说中形成了这样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我”代表的群体注视着安小男（道德的追索和彷徨者），安小男则站在道德制高点注视着李牧光们，他们“道德败坏”、他们“罪不可赦”，如苍穹之眼俯视滚滚红尘。而实际上，他们三者又何尝不笼罩在这个纷纭变换的时代之下呢？
我的灵魂仿佛出窍，越升越高，透过重重雾霾俯瞰着我出身、长大、长年混迹的城市。这座城里，我看到无数豪杰归于落寞，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我看到美梦惊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世间已无陈金芳》）回到聆听石一枫演讲的那个时间，我想起了另一个老教授所说的，在当下，“乡土文学”开始逐渐走向“城市文学”，“青春文学”也已经开始“去青春化”。我认为《地球之眼》（包括《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失为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一部好的作品。也期待作家自我提升，和更多作家的投入，给早就鸡汤文化和猎奇文化泛滥的阅读世界一股新鲜的空气。
《世间已无陈金芳》读后感(六)：超越“失败者叙事” ——从石一枫的两个中篇说起
【载《文学报·新批评》】
石一枫的中篇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出版社，2016年1月版）收录了他在2014、2015年分别发表的两篇颇具影响力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前者在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4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中位列第三，后者在2015年的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中位列第一。这两篇小说让出生于1979年、原本在一些普通读者那里有些陌生的石一枫一鸣惊人。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失败者，但石一枫在两篇小说中对失败者的叙事却有所不同，尤其是《地球之眼》，实现了对一种固化叙事倾向的超越，是近年来最为杰出的中篇，很有细读的必要。
【《世间已无陈金芳》：套路化的“失败者叙事”】
《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叙事并不复杂，小说讲述从外地来北京的陈金芳的毁灭故事。湖南农家少女陈金芳转入了北京的初中上学，她的贫穷和落伍为同学们所不齿和排斥，但她却能天天站在“我”家窗外一株杨树下如痴如醉地听“我”拉小提琴。陈金芳爱上了城里的繁华和时尚，她是“班上女生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第一个到批发市场小摊上穿耳孔的”，为了留在北京她忍受家人的打骂、围攻、逼迫，“宁死不走”，“死就让我死到街上”。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终于留在了北京。初中毕业后的陈金芳跟着北京的流氓混日子，传说中的她已成了“妖娆、轻浮的红颜祸水”。十多年后再次遇到已更名陈予倩的陈金芳，她已成为了“成功人士”，端庄曼妙、万众瞩目。但这种成功的背后，是她在家乡的非法资金，是她在文化文化圈名利场化身为掮客、商贾、骗子，是她为了拿下投资案的不惜“献身”……东窗事发后，陈金芳破产，自杀未遂、遭人殴打，最后临被送上警车，陈金芳对“我”说：“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儿。”
显然，《世间已无陈金芳》是时下文学期刊里习见的“失败者叙事”，讲述的往往是外来青年到大城市打拼，他们经历了超乎常人的艰辛、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为的仅仅是“活得有点人样儿”，然而天却不总遂人愿，社会上升的渠道似乎已经闭合，他们在梯子上爬得越高，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摔得更重更惨。徐则臣的《跑步路过中关村》，外来人在北京；甫跃辉的《动物园》《巨象》，外来人在上海；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外来人在武汉……结局都有那么些类似。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我们可以理解作家们的良苦用心，小说通过一个个鲜活立体人物的毁灭，抵达的既是对当下城市青年生存状态的摹写，也是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批判和反思。许多评论者在评论上述作品时，经常谈的关键词是“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零余人”“阶层固化”“房价畸形”“城乡二元对立”“户籍制度”“贫富差距”，小说的主人公也常让人想起世界文学史上的三个经典人物形象：于连、拉斯蒂涅、盖茨比——所有这些指向的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文学性、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合一。
然而，还是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材。首先创造出中国版于连、拉斯蒂涅、盖茨比的小说家们是杰出的，但是，当这样的小说叙事越来越成为一种模式，它便显得平庸了。青年评论家项静在《“80后”的失败者之歌》一文中，对此提出了有力且具洞见的质疑：“‘失败者之歌’式的写作最大的缺陷就是，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于一个简单基本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所有重要结局的原因几乎都不敢放得稍微远一点。”
更直接点说，失败者叙事已成为一种写作的套路和模板，这隐含着主题先行的危机。即便《世间已无陈金芳》也塑造出了陈金芳这样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但小说的叙事路径、手法、暗含的意图却太合乎读者的阅读预期；涂自强、顾零洲、徐金芳的确都长得不像，但他们的失败却太像了。这就像金宇澄说的：“读者都知道这故事的主要情节，你挖得再深，大家都明白的，不会感到温暖与力量，不能满意。”
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失败者叙事都出自198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手中，因此评论界普遍认为，不应对这些年轻作家过分苛责，或许失败者叙事于他们而言并非套路，而是发生在身边的“日常经验”，就像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说的，这是一种“失败实感”。评论家金赫楠说：“已知的世界、熟悉的生活，烂熟于心的故事底色和人物轮廓，贴身切骨的疼痛与欢愉，这些往往都构成一个作家写作的起点和根底。”
日常经验可以构成作家写作的的起点，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年轻作家却在起点上徘徊太久，甚至停滞不前。他们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日常经验的同质化问题。格非说经验的同质化趋势弥漫于日常生活所有领域，“不仅使得主体性、独异性、个人化等一系列概念变得虚假，同时也在败坏我们的文化消费趣味”。贾平凹也指出，“文坛目前存在着大量写作，是经验的惯性写作。我们的经验需要扩展，小感情、小圈子生活可能会遮蔽更多的生活。这个时代的写作应是丰富的而不单薄的。”换言之，“已知的世界、熟悉的生活，烂熟于心的故事底色和人物轮廓”不仅仅是使得一种叙事套路化，其更致命的是削弱了文学的主体性、独异性、个人化——这些关乎的是文学更本体的美学趣味和思想趣味。套路化叙事模式对年轻作家的文学敏感度与创造力无疑是种损耗，这时，批评的过分宽容反倒成了纵容和错误的引导。
【《地球之眼》：超越的可能】
石一枫在《地球之眼》的创作谈中，提到了文学的“两个世界”。他说，世界分成“实然的”和“应然的”两种。所谓实然的世界，指的是“生活本来就这样”；应然的世界呢，就是“生活应该什么样”，或者“生活虽然不是但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什么样”。按照这样的划分，文学作品也能分成“写实然”和“写应然”的两种类型。但大部分作品里，写“实然”的仿佛更多，操作也更熟练一些。比如说经典的写实主义文学，常是一老实巴交的人被摆布得走投无路，或者一清清白白的人被逼成了厚颜无耻。最后的结论是：在某某社会形态下，此类人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石一枫认为，一部足够丰富的作品，理应提供“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的东西。好的作家心中应该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应然”的世界。《悲惨世界》的伟大并不在于写出了世界的悲惨，而在于写出了悲惨的世界中也能孕育出冉阿让这样一个圣徒。
显然，《世间已无陈金芳》等失败者叙事，都属于“写实然”，都是“一老实巴交的人被摆布得走投无路”，没有什么明确的“应然”的世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球之眼》凸显出它的与众不同。
《地球之眼》里同样刻画了一个失败者安小男。安小男也是外省青年，他是个天才理科生，才华横溢，成绩总是满分，获奖无数。然而工作后“我”遇到安小男，他却肮脏瘦弱邋遢，过得非常落魄。原来安小男毕业后顺利地到一家银行工作，是局域网管理人员，生活也颇为滋润。但一次支行行长提出要安小男安装一个软件监控所有员工的行为，他以行长“这么干很不道德”为由断然拒绝了，最终被辞退。“道德”，可谓是安小男身上的另一个标签，他的父亲因他人不道德的陷害自杀，自此“‘道德’这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种罕见的隐疾，它蛰伏于宿主体内，无形无迹，但一有机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发作”。正是因为对道德近乎“刻板”的恪守，安小男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
这是一个屌丝逆袭或心灵鸡汤的故事吗？不是。直到故事终了，安小男还是其他小说家笔下所刻画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失败者”，甚至更惨，安小男还得时刻躲着李牧光的追随者的报复，生活中免不了提心吊胆。但安小男却又与其他失败者截然不同，在失败者叙事里，“在某某社会形态下，此类人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涂自强还是徐金芳，他们的失败是被迫的，在社会的种种不平面前，他们的个体意志消失殆尽，只能被损害与被摧毁。安小男的失败，却是一种主动选择，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平，他同样遭受损害与摧毁，但他的个体意志不曾妥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小男为何强大？在于他对个体失败的超越。在失败者叙事里，大城市里的外省年轻人总是愁容满面，因为他们蜗居在出租房里、工作不顺利、没有爱情，这是他们对失败的全部定义。但在安小男这里，他对失败的定义是社会与个体道德的败坏。始终困扰安小男的是“中国人的道德缺失问题”，道德与否，是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为了坚守道德，他宁愿舍弃所谓的“成功”：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在所有人盯着地上的六便士并以此定义成败时，安小男抬头看的是天上的月亮。
安小男身上的确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但诚如石一枫所言，“一部足够丰富的作品，理应提供‘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的东西”。《地球之眼》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超脱出了小说经验的同质化，做到了巴赫金所说的“非集中化”：“小说所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思想世界在语言和涵意上的非集中化……小说表现出来的非集中化，即话语和思想世界不再归属于一个中心。”它动摇了“80后，怎么办”等关于失败者“日常经验”的单一定义，暴露了千篇一律的失败者叙事美学上的缺陷和思想层面的短视。
作为一部紧跟现实的小说，《地球之眼》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福克纳说：“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地球之眼》止住了失败者叙事对绝望沮丧情绪的宣泄，并提醒着我们：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个体不是只能悲观绝望地等待宿命的抉择，我们还拥有主动选择的权利。虽然倒下一个李牧光，整个社会机器仍安然无恙，但“在那钢铁洪流一般运转的规则之下，我们都是一些孱弱无力的蝼蚁，但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蝼蚁也能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