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10篇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是一本由黄摩崖著作，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一)：读黄摩崖《头颅中国》之启示
2002年盛夏，对于湘西来说，极不平常。
此间，龙山里耶三万余枚秦简破土而出，轰动世界。国人惊喜之余，更是惊诧——历史上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蛮野之地，竟然埋藏了如此璀璨的秦代文明。一场关于湘西文化的热议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8年后，正当这场文化热议的温度已然冷却的时候，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来到里耶。他身材魁梧，青春稚气，满脸的络腮胡子却略显老成。他潜伏于此，深居简出，耕耘学问。他思接千载，将浩渺的秦代历史抽丝剥茧，披沙炼金。他视通万里，常常于深夜仰望里耶迷茫、深邃的天空……
这位青年叫黄挺，自号摩崖。两年后，一部关于先秦文明史的史论著作《头颅中国》横空出世。该书出版不到一年即销售一空，并得以参评鲁迅文学奖。正在创作中的《头颅中国2》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
读完《头颅中国》，我一直在想，黄摩崖的成功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抛开书本本身不说，作者黄摩崖站在湘西大地上，放眼整个华夏文明，他以“文化苦旅”的方式做的是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或许，这一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更大于这部书本身的价值。
“湘西文化突围”——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湘西文化现实表象如何繁盛，其背后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困境都是其往更高层次进发的“困境”，认识自身文化的“困境”，再突出重围，抵达高峰，无疑是每个湘西人的历史责任。
那么，如何实现湘西文化的突围？
不得不承认，湘西，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只是中华大地华夏文明微小的一部分。再加之湘西地处西南一隅，被崇山峻岭围困，这里甚至一度被形容为“中国的盲肠”。这样一种封闭的地理格局或多或少遮蔽了湘西人的眼光，束缚了湘西人的思维。在湘西，需要突破小的地域文化环境，放眼大的文化格局。湘西人需要开阔视野，放大胸怀，去思考湘西之外更宽广的世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责任田”。黄摩崖在里耶，思考整个华夏文明。著名青年作家田耳，在凤凰这样一座小城，写作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思考整个宇宙……他们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从思想上、思维上走出了湘西。
其实，湘西地域文化神秘而多元，土家族、苗族、汉族、侗族等各民族杂居，湘西是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地带。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与主流文化抗争、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多层次文化结构。也就是说，湘西文化就其自身格局而言，同样具有可放大的空间。比如，苗族，在全国甚至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国都有相当规模的分布。从远古蚩尤大战黄帝的神话延续至今，苗族和中原主流文化从来都不是完全隔绝。里耶秦简的发现更彰显了湘西大地和中原文化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书写湘西本土文化的时候，完全可以将其置身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而不仅仅只是“就事论事”。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之所以能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便在于他能够将湘西地域环境下的自然风物、世俗人情、以及这里的人们身上具有的淳善之美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对“人性”的书写就超越了简单、狭隘的地域文化命题，带有了全人类普适性的终极关怀。
超越偶像壁垒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通过《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小说和散文构建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世界”。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专家杨瑞仁教授曾说：“沈从文对湘西作家来说，既是一棵好乘凉的树，也是一堵较难跨越的坎，较难突围的墙。” 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沈从文以降，湘西虽历经了三次文学浪潮，但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跳脱不出沈从文式的乡土文学。尽管后来者田耳、刘年、于怀岸、吴国恩、黄光耀等青年作家一方面继承前辈地域文化背景写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创作形式和题材上有了一些超越性的拓展。但湘西作家群整体上还是无法完成对沈从文的超越。在艺术上，黄永玉是湘西的另一位巨人，在湘西画家群体当中，在艺术理念上追随黄永玉者大有人在，但同样很难超过他的成就。
其实，稍做研究，我们便会发现，沈从文、黄永玉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和各自领域一直从事着文化突围的伟业，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偶像”俯首称臣，能够从地域文化的重围中破茧而出，才最终走向了世界。所以说，湘西文化的突围一方面要突破这些巨人和高峰，另一方面要树立新的巨人和新的高峰。我们不能总是畏手畏脚站在巨人的身下保持仰望的姿势，我们要对自我潜质拥有充分的自信。我们不能一如既往地跟随巨人的脚步，我们要有站在巨人肩上的眼光。我们不能老是在大树底下乘凉，我们要有突破困境、鼎新革命的勇气和决心。
消除认识误区
历史上，湘西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心目中的蛮野之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被忽略的对象。到今天，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湘西，在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里更是呈现了诗意与美好。但是，在普罗大众的头脑里，湘西还是让不少人自然而然联想到“野蛮”、“落后”、“土匪”、“茹毛饮血”等负面词汇。显然，这些认识存在极大的误区。
比如说，对湘西土匪的认识。考究历史，在湘西大地上，历代统治者从未停息过对湘西这片土地的征伐。在长期的征战当中，湘西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的同时，这里的山民早就养成了彪勇强悍的民风。长期以来，湘西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大量成果，不是被土著头人掠夺，就是遭到满汉流官的侵吞。他们常常在现实面前被逼无奈，从而不得已沦落为匪。其次，湘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条件恶劣，不少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此外，无论在土司、流官统治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这也使得很多人落草为匪。
也就是说，湘西土匪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原因，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在这些土匪身上或多或少彰显了湘西人的血性、侠义等正义的成分，并不完全是外界所理解的杀人越货、嗜血如麻。
推而广之，湘西的文化突围，应该拨云见雾，还原历史真相，消除外界对湘西的误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刻意掩饰不好的，彰显好的，而应该采取一种批判继承、全面辩证的认识态度来探究、书写湘西，使之更为真实客观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强化书写深度
一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方的书写者有着极大的关联。福克纳对故乡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的书写，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莫言一系列文化寻根作品使得其家乡山东高密引发了“莫言效应”……这些作家在对其家乡进行书写的过程当中，大大提升了其家乡地域文化的品位与影响力。
千百年来，湘西人从未停止给予这片土地赤城的热爱与深情的书写。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大量本土学者不遗余力地对湘西地域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归纳、整理了一大批各门类的资料，并汇集出版了不少资料性的著作，可谓成果丰硕。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完全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书写湘西。比如，我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不局限于简单地介绍湘西如何美丽、神秘。信息发达的当代语境下，让别人知道这些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我们更多要做的是要站在美学、哲学的高度，向世人讲述我们湘西“如何”美丽、神秘，探究湘西“为什么”美丽、神秘，告诉外人湘西的美丽、神秘“价值”在哪里。这样，湘西的文化品位才会得到提升。
概而言之，湘西人应该像青年黄摩崖一样具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格局的局限，要识别外界对湘西文化认识的误区，要超越历史上一座座文化的高峰，要在新的时代从新的更高的层面来书写、建构湘西文化。做到了这些，湘西就实现了对自身文化的突围与超越。湘西文化的魅力必将更闪亮地闪耀于世界。
把《头颅中国》一书轻轻合上的时候，脑海里，依稀浮现出一个脸上还透着稚气的青年，他站在一片无边的旷野里，脚踩大地，头仰星空，他的眼光深邃，他的“头颅”硕大、自信、高傲……
也许，越来越多的湘西人都会拥有这样的“头颅”，他们会和黄摩崖一样，带着勇气、决心、智慧、胸怀，扛起湘西文化突围的大旗，昂首阔步，奋然前行。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二)：读黄摩崖《头颅中国》之启示
2002年盛夏，对于湘西来说，极不平常。
此间，龙山里耶三万余枚秦简破土而出，轰动世界。国人惊喜之余，更是惊诧——历史上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蛮野之地，竟然埋藏了如此璀璨的秦代文明。一场关于湘西文化的热议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8年后，正当这场文化热议的温度已然冷却的时候，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来到里耶。他身材魁梧，青春稚气，满脸的络腮胡子却略显老成。他潜伏于此，深居简出，耕耘学问。他思接千载，将浩渺的秦代历史抽丝剥茧，披沙炼金。他视通万里，常常于深夜仰望里耶迷茫、深邃的天空……
这位青年叫黄挺，自号摩崖。两年后，一部关于先秦文明史的史论著作《头颅中国》横空出世。该书出版不到一年即销售一空，并得以参评鲁迅文学奖。正在创作中的《头颅中国2》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
读完《头颅中国》，我一直在想，黄摩崖的成功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抛开书本本身不说，作者黄摩崖站在湘西大地上，放眼整个华夏文明，他以“文化苦旅”的方式做的是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或许，这一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更大于这部书本身的价值。
“湘西文化突围”——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湘西文化现实表象如何繁盛，其背后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困境都是其往更高层次进发的“困境”，认识自身文化的“困境”，再突出重围，抵达高峰，无疑是每个湘西人的历史责任。
那么，如何实现湘西文化的突围？
突破文化格局
不得不承认，湘西，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只是中华大地华夏文明微小的一部分。再加之湘西地处西南一隅，被崇山峻岭围困，这里甚至一度被形容为“中国的盲肠”。这样一种封闭的地理格局或多或少遮蔽了湘西人的眼光，束缚了湘西人的思维。在湘西，需要突破小的地域文化环境，放眼大的文化格局。湘西人需要开阔视野，放大胸怀，去思考湘西之外更宽广的世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责任田”。黄摩崖在里耶，思考整个华夏文明。著名青年作家田耳，在凤凰这样一座小城，写作长篇小说《天体悬浮》，思考整个宇宙……他们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从思想上、思维上走出了湘西。
其实，湘西地域文化神秘而多元，土家族、苗族、汉族、侗族等各民族杂居，湘西是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地带。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与主流文化抗争、碰撞、交流、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多层次文化结构。也就是说，湘西文化就其自身格局而言，同样具有可放大的空间。比如，苗族，在全国甚至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国都有相当规模的分布。从远古蚩尤大战黄帝的神话延续至今，苗族和中原主流文化从来都不是完全隔绝。里耶秦简的发现更彰显了湘西大地和中原文化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书写湘西本土文化的时候，完全可以将其置身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化背景，而不仅仅只是“就事论事”。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之所以能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便在于他能够将湘西地域环境下的自然风物、世俗人情、以及这里的人们身上具有的淳善之美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对“人性”的书写就超越了简单、狭隘的地域文化命题，带有了全人类普适性的终极关怀。
超越偶像壁垒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通过《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小说和散文构建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世界”。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专家杨瑞仁教授曾说：“沈从文对湘西作家来说，既是一棵好乘凉的树，也是一堵较难跨越的坎，较难突围的墙。” 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沈从文以降，湘西虽历经了三次文学浪潮，但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跳脱不出沈从文式的乡土文学。尽管后来者田耳、刘年、于怀岸、吴国恩、黄光耀等青年作家一方面继承前辈地域文化背景写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创作形式和题材上有了一些超越性的拓展。但湘西作家群整体上还是无法完成对沈从文的超越。在艺术上，黄永玉是湘西的另一位巨人，在湘西画家群体当中，在艺术理念上追随黄永玉者大有人在，但同样很难超过他的成就。
其实，稍做研究，我们便会发现，沈从文、黄永玉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和各自领域一直从事着文化突围的伟业，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偶像”俯首称臣，能够从地域文化的重围中破茧而出，才最终走向了世界。所以说，湘西文化的突围一方面要突破这些巨人和高峰，另一方面要树立新的巨人和新的高峰。我们不能总是畏手畏脚站在巨人的身下保持仰望的姿势，我们要对自我潜质拥有充分的自信。我们不能一如既往地跟随巨人的脚步，我们要有站在巨人肩上的眼光。我们不能老是在大树底下乘凉，我们要有突破困境、鼎新革命的勇气和决心。
消除认识误区
历史上，湘西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心目中的蛮野之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被忽略的对象。到今天，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湘西，在沈从文、黄永玉、宋祖英等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里更是呈现了诗意与美好。但是，在普罗大众的头脑里，湘西还是让不少人自然而然联想到“野蛮”、“落后”、“土匪”、“茹毛饮血”等负面词汇。显然，这些认识存在极大的误区。
比如说，对湘西土匪的认识。考究历史，在湘西大地上，历代统治者从未停息过对湘西这片土地的征伐。在长期的征战当中，湘西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的同时，这里的山民早就养成了彪勇强悍的民风。长期以来，湘西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大量成果，不是被土著头人掠夺，就是遭到满汉流官的侵吞。他们常常在现实面前被逼无奈，从而不得已沦落为匪。其次，湘西“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条件恶劣，不少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此外，无论在土司、流官统治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这也使得很多人落草为匪。
也就是说，湘西土匪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原因，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在这些土匪身上或多或少彰显了湘西人的血性、侠义等正义的成分，并不完全是外界所理解的杀人越货、嗜血如麻。
推而广之，湘西的文化突围，应该拨云见雾，还原历史真相，消除外界对湘西的误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刻意掩饰不好的，彰显好的，而应该采取一种批判继承、全面辩证的认识态度来探究、书写湘西，使之更为真实客观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强化书写深度
一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方的书写者有着极大的关联。福克纳对故乡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的书写，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莫言一系列文化寻根作品使得其家乡山东高密引发了“莫言效应”……这些作家在对其家乡进行书写的过程当中，大大提升了其家乡地域文化的品位与影响力。
千百年来，湘西人从未停止给予这片土地赤城的热爱与深情的书写。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大量本土学者不遗余力地对湘西地域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归纳、整理了一大批各门类的资料，并汇集出版了不少资料性的著作，可谓成果丰硕。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完全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书写湘西。比如，我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不局限于简单地介绍湘西如何美丽、神秘。信息发达的当代语境下，让别人知道这些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我们更多要做的是要站在美学、哲学的高度，向世人讲述我们湘西“如何”美丽、神秘，探究湘西“为什么”美丽、神秘，告诉外人湘西的美丽、神秘“价值”在哪里。这样，湘西的文化品位才会得到提升。
概而言之，湘西人应该像青年黄摩崖一样具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格局的局限，要识别外界对湘西文化认识的误区，要超越历史上一座座文化的高峰，要在新的时代从新的更高的层面来书写、建构湘西文化。做到了这些，湘西就实现了对自身文化的突围与超越。湘西文化的魅力必将更闪亮地闪耀于世界。
把《头颅中国》一书轻轻合上的时候，脑海里，依稀浮现出一个脸上还透着稚气的青年，他站在一片无边的旷野里，脚踩大地，头仰星空，他的眼光深邃，他的“头颅”硕大、自信、高傲……
也许，越来越多的湘西人都会拥有这样的“头颅”，他们会和黄摩崖一样，带着勇气、决心、智慧、胸怀，扛起湘西文化突围的大旗，昂首阔步，奋然前行。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三)：论黄摩崖《头颅中国》思想表达的实验特征
论黄摩崖《头颅中国》思想表达的实验特征
何小平
读《头颅中国》有很多的感概，感概于作者的少年老成，感概于作品内容的丰富，感概于作品思想的深厚。同时也有震惊，震惊于作者思想表达的另类。思想是鲜活的，而文体是固定的，思想表达总是在不断突破文体的限制。当我们受限于文体对思想的约束时，《头颅中国》或许能使我们对思想的表达的创新仍然抱有种种期待。也许对于常规的板滞有着本能逃离冲动，我很欣赏那些时代思想的叛逆者、先锋者，欣赏那些思想的独立特行者，因为他们能拨开世俗的云雾，在烟雾缭绕的假象中透出真实，虽然这种真实显得斑驳陆离，但是体现出来了在无限地接近真相的力量。我也很欣赏那些有思想更敢于表达的人，因为他们有傲骨，本着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与担当，能突破传统士人的温柔敦厚，呈现出铮铮铁骨。在笔者看来，黄摩崖的《头颅中国》用文字在实现思想表达方式的创新，其思想表达的实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视域的融合性
《头颅中国》具有比较深刻的文化与历史思想，是思想盛宴的丰富呈现。《头颅中国》中的文化理解和阐释以及表达需要视域的融合性。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呈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的，而且也是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信仰等等层面的。而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书写往往遮蔽了非意识形态属性及内容的揭示。那么如何进行历史真实的现象性还原呢，这必须突破历史写作的单一视角，呈现视角的多样性和视域的综合性、融合性特征。比如，《上帝倒戈》一节中，作家对周武王伐纣、殷商失败的原因进行解读，作品还原了一个历史真相，就是殷商的失败，不仅仅是政治原因，除了民心所向问题，还包括有一个军队建制的问题。事实上，面对着周武王率领的部落联盟，商纣王的作战部队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主要原因还在于，殷商缺少部队的职业化，所以仓促以奴隶成军，奴隶阵前倒戈导致失败。这种分析，突破了中国历史传统写作中对于该历史事件的政治原因的解释方法，眼光是独到的。周武王伐殷成功，不仅仅是周武王一群人的谋略与军事实践，还有周文王隐忍蓄势待发的韬光养晦政策有关。作家在《西伯养老》中认为，周文王的“善养老”是件了不得的进步，对于人心的凝聚，对于长者智慧的利用，这些软实力是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周文王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作者看来，弱化女人和尊敬老人是人类文明进程深化的体现，显然，周文王就非常懂这一套。对殷商文化而言，周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体现在对于多元文化的处理上，周显得大气。作家在《宗教温情》里根据周人对宗教的宽容、容许信仰自由的情况，来说明周文化的兼容并包特征，这也是周对殷商的文化转向的重要体现。所以说是周人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情怀和态度夯实了其政治一度稳定的基础。作家在《封建赠礼》一节中，在最后做评论时说，“周朝和美利坚合众国从立政走向强盛的历史表明，一个怀有伟大抱负的新生政权，如需从开国阶段稳步进入向外推拓的轨道，不断吸纳新成员而能长久保持不溃散，联邦制无疑是最佳选择。若依现代的政治经验看来，没有适当的地方自治的大国想要有条不紊地维系下去是不可相想象的。可见，周人这个既有自治又有联结的国家模式很是前卫。”可以说，作家的历史眼光，非常具有现代性的。
在比较商周之间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区别时，作者以信仰和饮酒这两个个问题为切入口。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相差极大，实际上内在是有关联的。信仰导致灵魂层面的问题，饮酒导致感性泛滥理性丢失，都有误国误民的危害。殷商破国，其重要原因在于殷商人信仰功能的衰退。以武乙和天神约赌的传说为例。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暴虐，和天神约赌，还羞辱天神，最终遭雷击。商纣王“慢于鬼神”是有继承的。这说明殷商人对信仰的缺失，对鬼神已经无丝毫的敬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无所顾忌，所以炮烙之刑等诸如此类的极不人道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又是显得那么的合理而层出不穷。在作者看来，商纣王的残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信仰的缺失，丢失了对鬼神的惧怕，那么灵魂问题就不在日常考虑之列了，这就丧失了行动实践的底线。而周代，更推崇信仰的力量，用信仰的方式来凝聚人心。在周人看来，“天”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对“天”之信仰，是无比崇敬的。对天应该有所敬畏，所以人内心才有所惧怕和有所顾忌，实践行动也应该有所约束，就不会逾越底线，这根底线对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作家的判断是正确的，“政治体系的奔溃，首先应该是信仰体系的奔溃。”黄摩崖在作品之中，对商周的政治体系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在现代中国，还是非常有启发作用的。目前的中国的信仰问题，也需要重视，很多社会问题的凸显，无不和信仰缺失有关。许多问题表面上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其深层次还不如说是信仰问题。
殷商人破国，还与滥饮有关。心中无所寄托，无所信仰，走向酒后的迷离倒是一种暂时的超脱，获得感性的快乐，所以酒往往是感性的。嗜酒无度，往往说明缺乏理性而以感性居多。殷商人饮酒无度，所以误国。殷商人的青铜器皿制作水平是很高的，这种技术的运用，不是广泛运用于改善普通人民百姓的生计，而是大量运用于上层社会贵族的饮酒作乐。所以殷商人大量消耗了粮食，对于殷商百姓来说，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下，基本的温饱问题尚不得解决，还要提供大量的粮食来满足上流社会的滥饮之需，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很大的伤害，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来说，也是雪上加霜，作家评述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置酒，这对于尚处于试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来说无异于自我消耗。”黄摩崖这种分析是经济的视角，非常接地气的。他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殷商人的这种无酒神有酒鬼的文化信仰状态，导致了殷商人的政治体系的奔溃。而周代，重建了“天”的信仰系统，而且发布了禁酒令，就是历史教训的借鉴，周公《酒诰》很清楚地说明了周代对殷商人酒与信仰系统的革命式颠覆。
总而言之，黄摩崖在《头颅中国》之中，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与解释的视域是融合的。
二、思想的深刻性
对历史与文化理解与表达的视域融合性是作品《头颅中国》思想走向深刻的基础。作家在作品中呈现了他的历史观，他说，“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和遗产。”所以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的判断，必须慎重，应该进行历史的还原。在作家看来，对于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判断，必须有合理的思想基础，比如对殷商不仁的判断，是基于儒家之仁的判断。
在《东方没落》一节里，作者说，“正如二战后人类的进步，并不是由战争本身来推动的，也不是仅由宽恕带来，而是通过深刻的自省来实现的。‘生’与‘仁’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主题，中国往后的一切灾难，大都是因为背离了二者。人类毕竟需要看透所谓的智慧，爱智慧本不该有天然的伟大性，因为智慧需要一种善的属性，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仁智’。‘仁’在前，并不压住‘智’，仁是确保‘智’的大方向，即实现爱与造福人类。把握了‘仁智’，才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类国家条约的签署。人类只有悟出科技不能替代人文，和平共处是福等等真理，才能避免劫难的扩大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止于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不断发生的新闻。”这里包含了作者对于人类认知与道德、知性与德性、科技与理性等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二元思想的思考，那就是说，人类的智慧需要道德的维度，需要伦理的牵引，二者融合在一起，才能走向对人类的福祉。在这里，我联想起了康德的美学思想的立足点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类的心理结构上，有知，也有意，人类的认知能力，对自然真理与社会真理的认知能力在不断提升，而现实的问题在于，在人类认知能力得到提升的时候，人类的伦理道德实践层面，二者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类的智在发展，而道德的实践力量还没有和这种发展相匹配，所以出现了人类的认知能力缺乏了伦理的标准，用《头颅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智缺失了仁的维度，社会发展当然就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康德开出了“审美”的药方，席勒开出了“艺术”的药方，孔子开出的是“仁义”的药方。
三、思想表达上对传统的拓展与继承
黄摩崖《头颅中国》对历史散文文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拓展作用。作家在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行历史的梳理时，突破了常规的时间维度，没有时间的经纬限定，而是以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现象为种种个案，对历史事件进行再次理解和诠释，灌注自己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通过这些历史评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后串起来，又能看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就是《头颅中国》的写作结构特征和表达特征。比如，在第十三话的《秦楚与南土经略》里，有《天王之憾》、《南土称雄》《西方虎狼》、《要害之郡》、《面向南海》来论述北方秦国和南方楚国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变迁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
黄摩崖在实行历史散文的文体拓展，具有实验性。这种实验性，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思想表达的不集中，呈现出思想表达的流散性。比如，在第十七话的《道路的东西之争》里，思想核心是反思秦国在走向统一过程之中怎么处理中国当时多元文化的融合问题。《屈打成招》、《贵远贱近》、《厚今薄古》中，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如此东西》一节中对中西文化的同和异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而《他山之石》中明确提出，文化要融合，文化之间要善于学习为自己所用，容纳之外，并要合理吸收化为自己所用，这是作者在东西道路处理问题上的看法。
黄摩崖《头颅中国》的历史散文文体依旧具有对传统性的继承性。黄摩崖继承了诸子散文论说和历史散文记述两个方面特征。作者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记述方面，能够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的材料有所提炼，有所加工，甚至运用合理的夸张、虚构等艺术方式，把历史的画面和历史人物的面貌形象地展现出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这是对《左传》、《战国策》等历史书写方式的继承。同时，作者也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散文的说理性，做到了事与功、情与理、史与论的结合。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书写方式，当然也包括了文学创作乃至历史写作。作家在《头颅中国》中，基本继承了中国传统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写作的记述和论理的结合特征。具体而言，黄摩崖在《头颅中国》作品中，先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现象进行记述，最后进行总结与评价，表达对于该历史现象的看法和主张，这些总结与评价是《头颅中国》中思想最为凝练集中的地方。比如《奴隶为人》一节，最后的总结如下：“如期所述，文明乃是一种得之不易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从人力与人心两个方面抑制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周人一扫殷商的神权暴政，开始把握人之为人的意义，崇德扬善，敬天保民，冲击了人殉人祭制度，废除了一系列的酷刑，也带来了贵族参政国人议政的古典民主。值得一提的是，武王伐纣之后，国人仿佛有了革命激情，周厉王被逐，卫人出其君，这其实都是重民理念带来的民重局面。”
总而言之，黄摩崖《头颅中国》的历史写作，是对中国历史写作诸子散文传统和历史散文传统的借鉴与拓展。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四)：给小伙伴们提供一篇书评：大历史的新书写 ——评黄摩崖的《头颅中国》
《头颅中国》是以“论史”的方式书写大中国周秦的历史，它是一部论题宏大、史料繁浩、书写潇洒、语言肃庄、特显著作者大学者潜质的史学著作。这部著作份量如高山般沉重，内容如大海般渊深，是值得今天中国的读者特别啃读的一部好作品!
一、《头颅中国》立意的基点
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宝藏，先秦文化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头颅。因此，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必然。故作者以《头颅中国》命名。作品要探讨的是“中国究竟为何，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高唱“中国梦”的今天，历史的回答解释这些问题非常迫切。周秦处于世界的轴心时代，殷周之变与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的两大关节，解决了这两大关节，便打开了了解中国历史的大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源头，其历史的成果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十分重要价值。所以有的评论者认为“头颅”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尊严”、“信仰”、“理想”、“勇气”与“性命”，这是有道理的。
二、作品归类
探赜索隐，发现历史的隐秘，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原因，是历史科学的任务。
历史是一种失去了的客观存在，历史科学工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谁最能接近那些失去了的客观存在，谁就最正确。如何衡量其正确度，又只能将其解释的学说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
根据不同的任务，史学研究著作可以有多种类型。
1、以客观历史为对象，可以分为：
(1)记述历史的，如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事件运动史等;
(2)历史理论，即历史哲学。
2、以史学本身为对象，可分为：
(1)史学史
(2)史学理论
(3)历史编纂
(4)史学评论
3、以史学资料为研究对象，可分为：
(1)辨伪学
(2)校勘学
(3)辑佚学
(4)考据学
(5)史料学
这些都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从不同的层面，按照自己的理解、观点对历史进行的解释。
认真地分析《头颅中国》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一类？初看起来，它比较接近史学评论。但它又不属于史学评论。因为史学评论，它以当代历史研究的实践及其成果(各种论文、论著)为研究对象，对史学成果的价值、意义、得失及其原因进行科学考察和评价。史学评论一方面以基本的史学理论为指导去评价史学家的研究实践，为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借鉴;另一方面，它通过对大量史学著作的分析考察，又为史学理论学科提供新鲜、丰富、具体的典型实证，用以检验理论的效用，推动史学理论研究在实证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严格地说，《头颅中国》不属于这一类。因为：(1)从研究对象上看，《头颅中国》是直接考察研究历史事实，而已有的存世的研究成果只是借以说明问题可以资用的材料。(2)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直接剖析历史事实，而不顾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如何。(3)坚持研究者主体与历史主体(即研究对象主体)二者之间的对应统一，即把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贯彻到研究对象主体之中，形成二者结合的一种强势意识，雄居于诸意识之上，给人以不可颠覆的坚锐，凸显出论者的强势心态和巍然霸气。有人说这是“心论”史，是有道理的。或者可以说，此为“论史”。这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是正在引起史学界震荡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可以肯定地说，“论史”的研究方法将成为未来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头颅中国》便是“论史”的开山之作!
三、全书的中心
《头颅中国》充分肯定了西周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第三话”可以看成全书的核心部分。
《头颅中国》的中心，就是要论述、证明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精神是中华文明的高贵头颅。秦灭六国主导了历史进程，其间以斩首为尚，也斩掉了先秦这颗头颅。
西周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先秦文明兴于殷周之变，终于周秦之变。
因此，本书的重点主要论述周。
在第二话里，论述了经牧野之战，周灭了商，建立了周，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事业，建立起稳固的中央王朝，实行分封制，完成了利益分配，稳定了局势，正式开启了周王朝的大时代。
第三话承第二话全面阐述周基业的开创，可看成全书的重心、中心所在，因为中国的头颅到这时已经形成。这一话共分七节，我们可以看各节内容。
第一节，文王创立了周的基业，并施以仁政，确立了爱民的立国精神。
第二节，箕子创“五行”学说，建立起中国哲学体系，这是周思想成熟的标志，并作为东方古典思想资源，支撑起中国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
第三节，在周思想文化繁荣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孔子思想，孔子思想成了几千年文明的基本思想体系，即儒学体系，成为历代治国理念和道统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四节，姜尚东进，统一九族，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巩固了周的封建秩序。
第五节，周公辅政，实施二次革命，强化了周的基业。
第六节，周公之礼将对性的控制作为核心，实现了中国人口理性的繁衍，建立起了中国伦理“情与理结合”的始基。
第七节，周党、召党思想路线斗争，促使了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哲学的突飞猛进，。
我们知道，周建立了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礼乐制，这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奠基，也就是全书要重点说明的中国的“头颅”已经长成!伟大的中华以其空前的、并影响后世数千年的文明立居世界文明之林!
四、始终按住历史的脉动
历史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传统的理论有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进到历史科学的社会进化论，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以及由此发展而形成的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斗争理论，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特别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头颅中国》的作者并没有直接正面地评价这些理论，也没有以这些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是另辟蹊径，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开创了探索历史的新道路。
首先是用全景视野观察历史。作者在全书中采用的是将中外古今串通为一体的全方位视野的史学观，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人类经历了轴心时代，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之间。作者将华夏文明置入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去考察，其视野无比广阔。这个时代产生了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几乎东西方文明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并走向成熟的。华夏文明也是这个时代走向成熟的。
古埃及文明：前5000年——公元641年
古巴比伦文明：前1792年——前539年
两河流域文明：前4000年——615年
古希腊文明：前800——前146年
古印度文明：公元320年——16世纪
古波斯文明：前550年——前330年
中华华夏文明：公元前3000多年——前221年
而且，所有这些文明都几乎发生在北维30度左右的范围内，即北维25度至北维35度区间。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伽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但他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是相通的。所以，
人类文明具有世界性、全球性，在时空距离上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头颅中国》的作者在具体论述时，总是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把古与今、中与外结合起来考察，其全景视野非常突出。
其次，考察历史时，作者特别突出那些历史的智者，先知先觉者的伟大作用。常常是在历史的重要时刻，个人的智慧、胆识、才能和革命的策略有决定历史命运的作用，甚至于如孔子等冠代大智者的大智慧在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一种全新反思，也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为唯一历史观的传统主流观念的颠覆或革命。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英雄创造的。这是两种平行不悖的统一于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观。箕子创立了五行学说，建立起中国哲学体系，这一全新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使华夏民族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为走上了科学、成熟的道路。箕子成为了儒家道统的先驱。后箕子入朝，又开启了朝鲜半岛的文明进程。一个人的伟大作用，就开启了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这是对英雄史观的最好说明。
中华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无数如同箕子、孔子、老子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今天，将他们创造的财富集中起来，对我们开创中华民族新的未来将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始终从文化的发展变化考察中华文明史的历史演变。《头颅中国》共二十话，即二十章，几乎全部都是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历史，说到底，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史，将过去的阶级斗争史、生产斗争史、科学实验史的主流意识变革为“文化演变”史，这是对历史科学史学观念的更新或革命。自有人类社会出现，便有了文化。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构成了文化关系，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现象都只有从文化的层面才能找到最终答案或作出科学的结论。
第四，抓住历史演变的关键。作者认为殷周之变、周秦之变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关键。如前所述，殷周之变，定鼎了封建、制礼作乐，实现了成康之治，建起了中国的头颅。周秦之变，秦灭掉了六国，虽主导了历史进程，但其间以斩首为尚，也斩掉了先秦这个头颅。这究竟是中国的历史的进步，还是中国历史的倒退？作者在总结秦历史时认为秦是以暴得天下，又以暴治天下，它以战争摧毁道德、销蚀灵魂，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秦人拿“头颅”做买卖，使周人数百年的人文建树毁于一旦。历史经常是倒退的。自秦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建立帝制，以后每一个朝代的“酝酿”都是一场倒退，“分裂与统一的反复，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博弈，在中国文化圈，在‘天下’的语境中，在大一统的帝制框架中无法彻底解决。”(《头颅中国》第279页。)同时，“中国帝制从一开始就是为兼并天下而生的，在东方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中，它只能是‘天赋’的权力集中，至于向上收拢何人，向下落实到何处，只有‘天问’一途。而中国人所承受之帝制还数次带来外族压迫的特征。此种变态下的皇权不得不密不透风，不得不穷凶极恶。”(《头颅中国》第287页。)作者指出：“帝制在中国为害最甚，主要在于其禁锢了民族的活力，帝制本身不稳定却带来了中国发展方向的不稳定。”“毫无疑问，帝制不是最好的制度。” (《头颅中国》第289页。)这种反思具有历史的深刻性，它向我们指出了如何认识和分析历史的倒退现象。这也是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历史深刻处。
五、著作史料丰富、论据坚挺、结论往往都深刻正确
《头颅中国》按作者的说法，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经史子集中的“子”的行文方法，也即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行文方法，也可称为中国大散文的方法，因此，他行文自由浪漫，甚至有几份随心所欲，有时波浪翻滚，无节制地随意吞吐，有时说着说着又戛然止住，或突转叙述别的内容。文无定则，方法多变，处处显出活泼轻盈的风采，无论史料事实都随手拈来，文字运用潇洒派对，举手投足疾慢有序。整个书写，恰似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一部千年古史，由一支五寸生花妙笔辗转调动，组合安排，成《头颅中国》之大作品<现用键盘写作，不用或少用笔了>。
《头颅中国》的丰富史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海量的文献。作者阅读的文献量极其丰富，有的文献可能是一般治史的人都还比较少接触的，如：《越绝书》、《唐虞之道》、《清稗类钞》等。大部分文献不是治史的专家、学者大都未曾接触过。因此，不是专门的治史者，读这本著作有相当的难度。二是历史事件、人物，大都是历史的真实，少量远古的是传说。这二者的综合便使作品的史料达到了饱和、用之有余的状态。如论述箕子创立了“水、火、木、金、土”这五行学说时，由“五行”便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方位的“五”的观念：五的数字观念：五官、五指、五脏、五大行星、五体投地等等。另有五方、五谷、五刑、五伍，有老子的五色、五音、五味，儒家的五典、五伦、五常、五经，历史编纂中的五霸、五帝等等，这一系列的“五”的观念都是五行观衍生的，这“五”的观念是中华民族思维成熟的表现，因为它是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科学方法。在批判法家的主张时，先用事实反设：“且不说宋楚泓水之战的古老军礼，也不提往日多少有些伪善的大国风度，商鞅之言‘民如飞鸟禽兽’已然倒退到黑暗的殷商时代。秦人拿 ‘头颅’做买卖更使周人数百年的人文建树毁于一旦”;再引出法家言论，正面揭露法家的谬语谎言：“且看法家那些蛊惑人心的宣言，商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讲‘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李斯说，‘五帝不相符，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这一系列的‘求变’似乎具明了无容置疑的合理性，然捏造出来的‘政治真理’背后藏着不顾社会真实的蠢动。一种学说怎么能去批判‘常人安于故俗’呢？因其立意为强国，强国逻辑之下就是一种斗争哲学。”(《头颅中国》第267页)
由于理据充分，《头颅中国》对历史的理论判断都坚挺有力，深刻正确，而且时有创新，表现出一个富有潜质史论家的远见卓识和治学的理论锐气。如：从武王定鼎封建，到周公制礼作乐，再到成康之治，华夏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奠基。(《头颅中国》，第56页)又如：中国文化绝不是宗教性文化，……在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拥有着信仰自由。(《头颅中国》第59页)再如：质而言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能。如果硬要中国建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那只有两种可能：“各民族的分裂主义与虚无的大中华主义”。(《头颅中国》第350页)
六、《头颅中国》给我们的启示
《头颅中国》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应作适当的交代说明，象“牧野之战”、“成康之治”，武王、成王、康王等。不少引文也没注明出处，会给学习研究者带来不便。至于作者以“话”与“看官”对话的风格，是想求得表达的“情趣与机锋”，达到“与读者坦诚相对”效果。但我觉得这种旧时说书人的风格有时将严肃的论题俗化，似乎与作者的原定目标、与自然、幽默的表达效果有距离。
不过，《头颅中国》已是一个客观存在，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第一：我们生活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延续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
第二：在数千年的文明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还在发展和丰富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因为他是立族之本，立国之本。
第三：历史虽然是过去的客观存在，但对历史的书写和结论常常带着历史书写者的主观偏见。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历史，熟悉历史，不断地修正过去那些带着主观偏见的结论，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服务于中华复兴。
第四：年青学者应思考如何建立起全新的大历史观。
关于全新的大历史观是不是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人类历史一统观。人类历史已有几十万年了，但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且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在时空上基本是一致的，具有世界性，共同性。远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文化中就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即这些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产生了宗教。越是到了近代，人类文明速度越是加快，全人类已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单一的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构成孤立的历史。因此应建立起大一统的世界历史观，应用大一统史观来研究历史，观察世界。
2：历史哲学观。历史哲学观旨在用一种全新的视觉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趋势，即以整体的历史进程为依据，用哲学的分析总括人类历史。因而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创新的哲学方法论体系。所以黑格尔指出，历史哲学“不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对象，而以世界历史本身为对象，即以探讨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联系为自己的任务。”历史哲学观应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观念体系。
3：物质运动史观。严格说应是对物质运动的认识史观。人类认识物质运动到目前为止，还只经历了物质和非物质两个阶段。人类认识由物质到非物质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飞跃。a,这就使认识内容变得异常丰富，认识过程变得极其复杂，极大地开发了人类智力。b,非物质成果越积越多，便形成了非物质文化，它与物质文化一起构成了庞大的人类文化体系，积累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c，非物质文化成果不仅成了开发人类智力的财富，更重要的它还可以指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对新成果的创造。d，非物质文化渗透着人性和人类普遍道德，因而具有民间性和普适性，亦具有全人类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人们都因文化的相通相容而和谐相处。
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反物质、暗物质是否存在。今后人类认识会不会发展到反物质、暗物质阶段，尚难预见。
4：文物、文献史观。历史研究以文物文献为基础。
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见证。文献是历史的记录。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沈从文说，地上只有一部25史，地底下还埋藏着100部25史。这文物用海量形容不过分。
文献也惊人，仅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的文献档案就有3000多万件。
中国文物文献到底有多少，世界又有多少，我们尚不清楚。
应以科学的文物文献史观指导我们去研究历史。
5：培养和造就全科的历史学家。这很难，但可以做到。
搞历史研究只搞断代史，专门史，会有极大的局限，即使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因片面性、局限性的遮掩，其结论常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或检验。要研究大历史，必须培养和造就全科的历史学家。这很难，但经过努力可以做到。
本文作者：向成国
2014年(甲午)
国庆—重阳节
于吉首大学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五)：英雄主义还是平庸主义？
身为一个对先秦历史不感兴趣也对此很少涉猎的文科生，每次提到夏商周都满心愧疚，觉得离自己年代久远太过生疏，若画起华夏文明的时间轴，不知道先秦那段纷争绵长的历史排到了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哪个远处，然而阅读到这本《头颅中国》时却满心欢喜，发现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我们轻松带入到他的历史画卷中，在这里先秦历史文明被剖析地系统而深刻，遣词造句深邃性与趣味性兼并，行文思路缜密性与流畅性共存，让人读了便不忍放下，匆匆浏览完毕只想为作者点一万个赞！
全书一共18个“话”，18个环环相扣却又相对独立的讲述主题，倘若细细品读，每一章节都可圈可点，纷呈的亮点不得不让我对作者黄摩崖先生心生敬意。
精彩的地方太多，这里限于篇幅只选取其中一点点与大家分享。印象最深的是第十一话，主要讲述儒法间的罪与罚，其中简单谈及到精英主义、保守主义、平庸主义的历史渊源、发展比较和相互联系，读到这里不由自主的思考起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
在中华文明悠悠历史中，该奉行英雄主义还是平庸主义？或许都不对，可能更恰当地问法是，英雄和庸众在历史中的角色到底该怎么定位？
一个民族固然需要一时之豪杰，但更需要恒久之砥柱。
郁达夫曾讲：“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同样的圣人、先贤，他们都曾企图勾勒社会、设计历史、预定演进，但同样的庸众，或盲信或激进的半路杀出，自觉或无意识的搅局，造就一盘败局。
《老子》曰：“圣人无恒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必然是有不群之品格与超拔之境界的，所以书中说“大家即大家”，前一个大家是体贴大众、胸怀天下、思索万象的“苦其心志”者，后一个大家是平淡过活、维系人世运转的“劳其筋骨”者。孔墨老庄哪个大家的人生历练及学派著作不是拜群体智慧所赐？
“英雄举起倔犟的手指，深情地指向乌云满布的破绽处，那里射出美善的霞光，他们希冀带领诸位走向理想之境，而庸众刻舟求剑，与世沉浮，嗝声与鼾声合奏出一曲历史的唱晚。”这是本章节中最精彩的段落，冒昧挪用，以此作结。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六)：湘西有这样一座小镇这样一本书
2006年的盛夏，除开世界杯，与往年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刻，一个吉首小伙，正对着人生迷惘。他被父母带到了湘西境内的某座古镇去旅行。然而，他的心很乱，他说这个地方他只会来这一次。
2011年，五年后的机缘巧合让他再次来到了这座小镇，而且竟然一留就是十个月。在每一个无雨的黄昏，他总是孤独地在漫漫长堤上踱步，他说他养的狗与他并不亲近，而平静的河水似乎要将他吞没。他说自己在河堤上做的最多动作就是远眺与回头，只是突然有一天，他不再继续这个习惯，因为在某一刻，“秦军斩首秦俑无头”这八个字闪现在他的脑海。后来，他离开了这里；后来，他成了作家黄摩崖。
这座小镇名叫里耶，她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酉水中游，湘渝在此交界，隶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在土家语中有“耕地”、“拓土”之意，它与王村、浦市、茶峒并称为湘西四大古镇。
1985年6月，里耶镇一批做砖瓦的泥水匠在挖泥巴做土胚时，挖出了一些陶器、兵器，自此揭开了里耶时断时续的考古发掘。2002年4月17日，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工程建设，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的考古工作队进驻里耶进行抢救性发掘，里耶古城的风貌也随之一点点地显露出来。从古城出土的建筑材料、陶片、青铜兵器以及生活堆积物来看，此城应是战国时期楚国修筑的军事城堡，用来开疆辟土和抵御秦国的进攻。战国末年，秦国大军从乌江流域攻入酉水流域，楚军被迫东迁，这座古城就被放弃了。
里耶古城遗址的规模在2万平方米左右，在这一范围内发现了三口古井。从2002年6月3日在井里发现第一枚秦简起，有“中华第一井”的一号井共发现秦简牍3万多枚，计20多万字，是二十世纪中国秦简出土总数的7.5倍。内容多为官署档案，涉及到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大部分简牍是秦王政26年（庚辰）统一中国后的秦始皇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间的（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11年），一年不少，记事详到日月，是中国最为丰富、最为珍贵的秦代原始公文档案。它以鲜活的文字形式填补了秦代历史的大段空白，其大量的史料信息独立构建起崭新的历史框架。
在里耶的那段时光，黄摩崖学会了保持内心的宁静，同时冲破了小我的精神世界，他驻足于崭新的秦文化据点（秦洞庭郡迁陵县），写就了《头颅中国》一书的初稿。在这部书中，黄摩崖对先秦历史乃至华夏文明进行系统的剖析与独到的反思，一面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面探索中国的核心价值。这项成果的半部残稿后来被拿去参加网络大赛，并斩获头奖。然而好事多磨，“头颅中国”这四字作为书名面临着审查风险，博弈与删改，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头颅中国》在成稿两年之后、获奖一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
《头颅中国》一经推出便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并掀起了关于“头颅”寓意是什么的大讨论。有心的读者们给出了不错的解读——“头颅”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尊严”、“信仰”、“勇气”、“性命”与“理想”。黄摩崖说，《头颅中国》就像一条长堤，他在上面所做的事就是远眺与回头，而他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的信仰问题。
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黄摩崖对此有几点洞见--
首先，“一代有一代之中国”，即是说中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国史的基本原理。凡是将中国历史当作铁板一块来考量的，都是不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其次，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先秦思想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理所固然。
第三，虎狼之秦正是华夏文明轴心时代的终结者。历史不总是前进的，相反，历史是曲折的甚至是经常倒退的，这是“头颅史观”，即是说读史者和治史者都要学会接受被砍脑袋的历史遗憾，从“文明折于野蛮”的教训中懂得大道，而非为砍头辩护。
第四，世界文明和而不同，标榜“普适”会带来侵害。今日学界只迷醉于西方的学术范式，却不懂如何以中国之“精气”与“理路”去解释中国。基于此，西方价值被神化，中国价值被遮蔽，长此以往，中国人将自绝于中国文明。
最后，一个文化人决不能丧失对国族文化信仰的自信与尊崇。既应对中国文明史有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也应对中国人的未来充满期望。
黄摩崖以“头颅”为寓， 打破了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再以二十“话”结构，遵循时间顺序，精妙讲述先秦文明史。他在书中试验了全新的话语模式，所谓“话”体，即是将读者视同“看官”，申论重大命题，这既是一场情感充沛、气势宏大的平民演说，又是一段逻辑缜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探索。“话”语深沉，却不失随笔的情趣机锋，更有小说的谋篇布局。每一“话”各有主题统摄小节，而标题规整，大“话”题为七言，小章节为三四言，有的标题甚至直接套用《人兽鬼》、《罪与罚》、《国富论》、《动物庄园》等名著书名，古韵里透着先锋性。全书的文字庄重典雅，疾徐相宜，史料编排详略得当，新意辈出，全方位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先秦画卷。
2014年，黄摩崖再次回到了里耶，他说，这个地方他还要来很多次……
作者 里耶秦简博物馆 易丹
本文收录在《民族论坛（时政版）》2014年05期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七)：从“头”读史
各位看官，让我们走进摩崖先生的“头颅史观”。
读史从“头”开始，几千年中华文明即肇始于先秦。“头颅”可以象征天生之性命、奉献之勇气、生活之智慧、人格之尊严、社会之理想与历史之信仰，甚至是对英雄的隐喻，但它更是对优质之古典与高贵之传统的一个总喻。
读史使人明智，但从没想到读史竟能如此精彩。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位满腹经纶的先生娓娓道来，声线干净，声音有力不单薄，时而说史时而与各位观众打趣逗笑。目光炯炯，仿佛看得到智慧的光芒。出口有声有色，将一个个遥远的先秦人物和事件讲得栩栩如生，不禁让人沉入其中。引经据典，“六经注我”，每一个例子让人拍腿叫好！是的，磨牙像一位妙语连珠的说书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包。仿佛带领着我们这些看官穿越古今，穿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仿佛把一个个历史画面制作成3D电影，让我们欣赏一幕幕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仿佛把先秦的叫得上名号的各路人物都叫出来，与我们席地而坐，像是卧谈会，大家在一起讲着自己的功与过。
最打动我的是磨牙对“普适”价值观的批判，宣扬我们自己的“道”。在文中，作者将中国文化之精气神发挥到极致，我们可以在文字中感受到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作者的文化底气。是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中国文化是经历史千年淘洗仍伫立在世界之林的，个人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是愈久弥新的、愈久弥香的。然而现当代文化却始终感觉缺了点什么，我想那就应该是文化底气吧。“‘为故国招魂’的事业一刻都不能松懈。国人决不能丧失对国族文化的自信与尊崇，既应对中国文明史有同情之了解与温情之敬意，也应对中国人之未来充满期望。”中国文化历千年，可不能在物质文化都快速发展的现当代栽了跟头。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八)：值得研读的一本好书
黄摩崖的《头颅中国》一书，核心内容讲的是“另一个角度看先秦”。至于这个有趣的书名的确定，建立在笔者独特的历史观之上，为“头颅史观”，以“文明”为切入点和分析单位，站在整个华夏文明的视角上讲述“先秦”与“秦”之间的“爱恨情仇”，“头颅”的实质所在，在我看来是一种追溯文明起源的分析方法。笔者为自己的“头颅史观”提出了4个大纲：1.莫为砍头辩护，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2.且问头痛与否，历史终归是人生的历史；3.从头开始，历史终归是千头万绪的历史；4.重视头脑（思想），历史终归是传统的延续与（英雄）的历史。
整本书贯穿着笔者的史观思想，描绘了一个审视先秦社会的新视角，至于这个视角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笔者关于“头颅史观”的4个大纲进行分析。从总体上，在我看来，“头颅史观”即杂糅了近代中西方各种著名流行的历史观的有关思想，特别是对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历史观的借鉴，但除此之外，还包含了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这个传承者的身份，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情怀和民族视角，在我阅读此作品后，我无法更深入地去揣度和猜测笔者是怀着如何一种情绪和期待动笔写这本书，唯有能解释我这种疑问的，我相信就是这种情怀，给了笔者一种启发和灵感，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机缘”。
我阅读此书后，感慨的最深的，也悉数可以归于上述的4个大纲，笔者的写作涉及范围很广，上至国家专权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下至工商、农业的模式演进，纵横了从商周到春秋、再到战国的这段时期，在先秦与秦之间进行了深刻而不失全面的探索。其中，对于“文明”的理解，笔者的观点和汤因比类似，认为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单位，要通过研究比较各种文明的历史，发现它们兴衰的内在动因和宏观历程。而对于“文明”内在动因的分析上，他又不同于汤因比，而是持着一种明显的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以此来探讨华夏文明这段独特的文明发展历史，这在我看来，即使是有些许唯心，但合情合理，因为笔者的视角拓宽了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视野。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历史终归是千头万绪的历史”，这与雅斯贝尔斯的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有关“轴心期”的思想类似，雅斯贝尔斯在该书中提到了自己历史观的总的观念：历史有着唯一的共同的起源和目标。而笔者在自己的书中也提到了雅思贝尔斯的类似思想，显然这是他受到了雅斯贝尔斯思想的影响的表现，雅思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历史观重在对“存在”意义的探讨，因为重视人类历史“存在”的意义，因而从源头和目标出发，尽管这个源头和目标都不可为我们所知。笔者此外还持的历史观“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应该是受到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思想的启发，至于历史中“英雄”和圣“贤”的作用，诸多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并未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他们并不否认他们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程度，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学家。对于笔者而言，他同样重视英雄和圣贤的作用，甚至重视的程度也是很深的，但他强调的更多是这些人的思想和事迹被记载在了史书中，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可以观测到的少数“沙石”，因此，这些人的重要性不仅对历史进程本身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后世的历史学研究也是相当关键的。
源于一种独特的情怀，以此为“机缘”，笔者写下的这本《头颅中国》，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鲜而不失趣味的看待先秦的视角，整篇文风学术性和文学性兼具，实在是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头颅中国（最新修订本）》读后感(九)：将学养的通达转化为超然的识见 ——《头颅中国》读后记
本文作者：黄青松
文章来源：于2014年11月28日周五《团结报》
阅读和评论《头颅中国》，对于身处浮躁时代我们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大概就是这本书出版一年多来，没有看到期望的评论文章主要原因。就普通阅读而言，兴趣和涉猎的范围往往使我们以高质量的图书失之交臂;对于评论家而言，研究的深度、视野的广度和学术建构是否能和《头颅中国》这样的作品发生真正的碰撞，也必须接受拷问。当然，这本书得到一片叫好，但切中肯綮的评论文字不多的原因可能是多层次的，湘西已故作家彭志明先生曾经讲到过“发声地”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身处湘西的草民发出的声音和一个身处学术庙堂的大家所发出的声音是不等效的。所以，我们研讨《头颅中国》就更有一种现实需求。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所谈的也只是读后感而已。
首先要表达的是对作者的敬意。电影《梦幻之地》有一句经典台词——“你盖好了，他们就会来”。这是事实，你付出的努力越多，一般来说，得到的都会成正比，经济学家称其为“报酬递增法则”，或滚雪球效应。阅读本书，让我叹服的是，摩崖先生阅读量之大，涉猎范围之广，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写作此书的切入点在先秦，但功夫在诗外，古今中外，历史、文化、艺术、思想，宗教几乎囊括社会学科的所有领域，他的视野都有所触及，并且在抵达一定深度的同时，能够有机地进行会通。这是一个学人的基本功，一切硬功、软工、轻功，都离不开基本功，做学问花拳绣腿害死人。艾略特说，“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我和摩崖曾经探讨的挑战的话题。我说读你的书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那么对摩崖来说，无论是学术的准备还是具体写作也是一种挑战，学术准备需要知识的有效储备，读通、读透历史更是不容易。人类历史有太多的遮羞布，父辈史、当代史都有很多云山雾罩，祖先史、先秦史就更需要扒开瓦砾烛照。所以古人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但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气质的源头在先秦，两千年以来，因为岁月的漫漶，金石、甲骨、竹帛保存之不易，加之大动荡大变乱等等，太多的文化信息散佚散失，一代代学人为之皓首穷经，屡有发现，摩崖先生以青春热血、磅礴才情汇入这条河流泅渡，以“头颅”为寓，打破博物馆似的陈列解析，而代之以影视广角取景立体推进的大叙述方式，二十“话”结构的环环相扣，抛出《头颅中国》一书，令我们耳目为之一新。
读书在于多，但也不在于多，于多，电脑储存比人脑多，百度词条比任何一个所谓的学问家都多。海量信息的社会，垃圾信息已经成为汪洋一片的堰塞湖，在不断淹没人类最初的灵性之光和最后的理性精神。因此，在我看来，通读不是问题，问题是通达的学养能否带来超然的识见，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逻辑、讲因果，还有部分历史学家热衷于总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并认为这种历史规律像科学规律一样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运用到全部历史之中，英国学者波普尔对这种历史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批判，他认为，这种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宿命论。我想说的是，因果是有分野的，显性因果，容易被发现，也比较容易被证明，隐性因果往往被过多的现象遮蔽，学人最可贵的眼光和识见，就是发现这种隐性的存在。《头颅中国》每个章节都有属于自己的识见，对人性、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见。譬如第十七话“道路的东西之争”，第五节“他山之石”中提出：“‘中国文明’则要坚守一‘中’字，其魅力就在于‘不偏不倚’，其生命力就在于超越‘东西’”。虽是轻言漫语，却力道老辣，像这样的言语道断，至始至终在《头颅中国》一书中时有所见，不急于下结论，一旦得出结论，则有厚重的大担当。学问贵在识见，尽管古人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到最终层面“仁”和“智”其实是相通的。《辍耕录》载，许衡和刘因受忽必烈招，一就一辞，许言“非如此，则道不行”;刘云“非如此，则道不尊”。不能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虽然选择形式不同，但都是超然识见下的决绝态度和行为。《头颅中国》于中国文化、于儒家原初思想等新意的阐发都有独到的见解，虽是一家之言，但正是一家之言，就更显弥足珍贵，我相信，随着学界在上述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不断加深，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的幸事，也必将证明摩崖在这方面创建的重大价值。
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先秦，精髓在先秦，其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原因，但历史叙事在这里形成了最大盲点。东西亚之间，因骆驼和马匹的驯化，使物质贸易和文化交流穿越横亘在这两个区域之间的沙漠成为可能，同样在东南亚在独木舟基础上不断提升的造船技术，在武陵山区腹地深处的酉水也成为中国南方古代丝绸之路，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在生成之初，绝对不是封闭体系下成长的，她包含着伟大的吸纳和兼容并收，主流史家以轻率的态度对此忽略不计，我期待摩崖在研究这一课题和查探这一问题上能有所深入，有所成果，在倡导中华文化复兴话语背景下，我们肯定会多一个视角，并且视野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拓宽。恩斯特·卡西尔说，“历史上任何一个的文化都潜藏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准备再次爆发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中华文化有所担当就在于此。
至于对这本奇书的归类，我觉得我们不能拘泥某种范式。《头颅中国》融学术功底、文学表达、思想洞见为一炉，当我们更多地谈论它的学术性，就会忽略它的文学性;强调它的文学性，就会损害它的思想性;赞美它的思想性，又会让其文学性和学术性受到忽视。统而观之，它是通过大历史来构建大文化开山之作。
古人说“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能和摩崖同事，是我们的人生一大缘分。那么，也借用《诗经》的一段话，“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之君子，邦家之光。”表达我对摩崖的热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