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演变读后感10篇
《世界的演变》是一本由[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38.00，页数：18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一)：当西极作为文化的载体（1）
48.各地移民史在下述问题上呈现跨文化的一致性：先驱、组织者和群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做出移民决定的往往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49.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各国政府对人口的远距离迁徙并没有以法律方式加以阻挠，虽然对每一个移民个体而言，政府机关的各类审查总是必不可少的。
50．文化因素也是移民动机的重要部分。包括去往亲属与同乡可以提供关照与信息的地区，去往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去往可以致富或者结婚便利的地区，以此类推。
三、 边疆 征服空间，入侵民族的生活
51.侵略土地式的殖民给人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验，一方面是充满活力的殖民者策马扬鞭，深入“荒野”，在从事畜牧业之外，把杳无人烟的荒地变成良田，将人类的文明成果带到这里。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尝试将自己置身于那些千百年来生活在所谓的“蛮荒之地”的民族角度，去进行换位思考。
52.从全球角度，对原始生存方式的攻击最终都是以原始民的失败而告终。在长期渗透性接触的空间里，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变得模糊难辨，在原住民与新人之间，形成谈判达成的妥协，暂时的权力平衡与经济利益的制约，另外往往还伴有文化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
53.边疆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形态。其定义是在大的空间范围内形成的——并非局限于地方的——渐变式的接触情景形式；在一片可以在地图上标明的土地上，生活着两个种族起源不同、文化取向各异的群体，他们大多通过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保持彼此的关系。而不是通过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或法律程序对其加以规制。其中一个群体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其成员主要是对土地及其自然资源的掠夺。
54.边疆的进程可分为两种类型，1、人们将跨越生态界限的人群流动称作“跨边疆进程”。2、边疆的国有化：殖民与边界暴力最初没有固定的军事支持，也没有规范法律程序定罪。当土地所有权需要国家提供保障，国家自然就会登场。
55.美国边疆引人注目的原因：1、19世纪，没有任何一场拓荒式殖民活动能够在人口上达到如此规模。2、没有任何边疆能够像美国边疆一样，对超出周边地区外的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3、对原著民的印第安人来说，19世纪的边疆是一种强大的独一无二的排外体制。4、“边疆”早在特纳为其冠名前，便早已成为民族历史建构前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达主题。
57.他（杰克逊）的目标是，用今天人们称之为“种族清洗”的方式，将印第安人驱逐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区域。19世界30年代的10年，大约有7万印第安人被驱逐，在漫长迁徙的途中，数千名印第安人死于疾病、食物短缺和严寒。
58.在从1850年内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文明五部落”——切罗基人、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契克索人克服了驱逐带来的不良后果，建立其自身独有的政治机制，许多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开辟种植园，19世纪50年代他们创办了教育事业。这五大部落实际上沿着白人为其“规划”的道路走向“文明化”，与此同时，他们同相邻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59.19世纪80年代的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以失败告终。1881年著名的苏人首领坐牛酋长的投降和西南部阿帕奇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从此走向没落。
60.对于所有权的问题，人们习惯的认识是：欧洲的所有权概念是个人式的，与交换有关；印第安的所有权的概念是集体的，与使用有关。印第安人与其他许多以采集、狩猎、耕种为生的民族一样，是承认“私”有权的。但是这里的私有权涉及的并非他本身，而是土地的产物，其中包括收获的庄稼。以划定边界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分割的思想对印第安人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他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个人、家庭、家族可以将其耕种能力之外的土地长期据为己有。在他们看来，对土地的控制权只能通过劳作而反复确认。
61．欧亚大陆的边疆有一个特点：它们都被帝国的板块所覆盖。与美洲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同的是，以等级制为结构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在欧亚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形式。这些帝国大致分为两种形式：1、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统治的草原帝国，它和周边的定居式农业社会之间是一种寄生的关系。2、帝国主要通过对农民的直接征收赋税来保障自身的资源供应。这两种类型有可能发生转换。
64．纵观全球，那些最终陷入厄运的民族和社会，都是从长远看无法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军事上的威慑力；经济上的可用性；在现代政治舞台上为自身利益代言的能力。
65．移民式的殖民形成的特殊形式：第一种在希腊，在地中海对岸那些难以或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进行统治的地区设立“殖民城邦”。第二种是掌握政治大权的少数移民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虽将从事传统农耕生产，占人数多数的原地住民赶出了土壤肥沃的良田。但是他们对后者的劳动依然具有依赖性，并在争夺短缺的资源时不断与其产生竞争。第三种是在驱逐与消灭原著民后，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而强制性手段输入劳工，并雇佣他们从事中型或者大型企业组织形式的种植园经济的相关类型。
66.以第一种类型作为典型的19世纪，其独特性究竟在哪些方面：1.它遵循了自由移民的原则与个人主义式的市场逻辑。2.传统的移民殖民主义是建立在对过剩的廉价土地资源的利用基础上。3.与20世纪的“法西斯”移民式殖民主义不同，经典的移民式殖民主义与殖民政府间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关系：使用权可以转让，可以买卖，但土地本身却不能转让和买卖。4.经典的移民式殖民主义具有一种向半自治国家过渡的内在趋势。5.经典的移民殖民主义是一种蕴含巨大变革能量的历史性力量。
四、强权体系、战争与国际主义
形成国际体系的曲折之路
67.倘若形成一个国际体系是通过促进和平的制度和规则约束力联结而成，但并未达到更高的统合度的国家联盟，甚至是联邦国家的程度，那么使用“国际共同体”这个名称则更恰当。
68.1853年至1871年，在这个时期爆发了5次均有大国参与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1864年的普丹战争、德意志内战以及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首场战争区别于其他4场战争区别有两点：1.克里米亚战争没有明确的目的，；其二，克里米亚战争尽管有偶然短期的因素，然而，它像政治和经济利益背后的逻辑仍然是战争发生的根源。
69．1815年-1848年欧洲缘何在这段时间里维护 了和平。因为欧洲国际体系在此期间扩大为国际共同体。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快速扩充个欧洲大国军备以及战争性民族主义到处传播的年代，国际性的危机未能引起战争的原因：1.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推行以进行欧洲内战为目的的进攻性军备政策。2.在欧洲没有出现致使有的国家可能会采取侵略性外交政策的权力真空，这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全面成功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的一个矛盾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崩溃。3.俾斯麦推行的政策造成的后果是，1931年后的欧洲不可能再出现两国的权力角力。能够想象的战争都是联合战争。4.欧洲与海外的特殊关系特被证明是具有遏制冲突的作用。原则上人们希望外围地区为欧洲国际体系承担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可以充当缓解欧洲内部紧张的“安全阀”。反过来，可以充当冲突的“催化剂”。对欧洲产生反向影响，它还能够充当新型武器的试验场。
70.对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在概念上进行区分，可以使欧洲的海外占领和干涉行为免于欧洲本土战争所受到的那种还是最低限度的那种限制。
71.五个强国形成的欧洲国际体系整体上已然成为世界霸权。原因：1.英国、法国、俄国在欧洲地理疆界之外整体上有着巨大利益，换言之，他们控制或影响其他洲的大片领土。2.在工业经济实力和可投入兵力各方面，欧洲五国的总体潜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而且它们还决心通过海外干预发挥其潜力。
72.只有当五国以欧洲强国而不是跨洲帝国的角色出现时，欧洲国际体系机制才能在五国之间发挥作用。就此而言，该体系并不具备“国际政治”功能。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二)：19世纪：被抛弃、被遗留和被继承的
我们生活在21世纪。周围发生着很多大事。2016年，我们遭遇了：人-机大战，英国脱欧，德国难民，法国恐怖袭击，美国大选……当下变成历史，往昔缔造未来。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我们如何看待过去，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利益大小的问题：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穿越时光，到达19世纪，在世界的演变中发现历史行进的路途。
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撰写的《世界的演变》，是一部关于19世纪的历史大著。它不是通史，而是有关“历史的历史学”。叙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更是为了在这些历史面貌之中抽离出历史观念，作者所关心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对历史事实的评论，而是要创建一种体系：在记忆与自我观察，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里，通过全景式的扫描和更细致的主题研究，对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进行显像分析，从而使得人们领悟到社会历史表层下盘桓极深的趋势性的脉络。
“时间”与“空间”是造就历史的最基本元素。何时谓19世纪？通常指1801~1900年这一时间段，但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必然会割裂历史的内在联系。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长世纪”的理念，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余年全部纳入19世纪的范畴。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之三《帝国的年代》，就是采用这种“漫长的世纪”，霍氏认为如此可以较完整地呈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于尔根所采取的也是长世纪的时间概念。但他并不像霍氏那样简单地表明即可，而是用了大量篇幅阐发众多史家的年代划分法，这就是于尔根的治史态度，从一开始他就强调自己的用意在于历史模式的一种探索性的构造。
何处谓19世纪？这是跨越历史时间阈限的空间维度的框定。通过对“元地理学”、地理大发现，以及美洲、远东等古代历史的回顾，于尔根确定19世纪的主角是欧洲。《世界的演变》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近景；第二部分，全景；第三部分，主题。不过19世纪的空间形态并不是僵硬的，支撑它的重要结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心向外辐射，又向内吸引，边缘则较多地表现为信息接收者，在不同的边缘位置，总有新的事物会不断涌现。我们在后面的阅读中会发现，中心和边缘有时是变动转移的，有些边缘在某些主题里成为主要解构对象。
第一部分的“近景”主要阐明于尔根对19世纪的时空的界定。另外，于尔根解释了自己所采用的文本分析的材料来源：视与听、记忆藏所、叙述、报道、统计学、新闻、摄影术……凡此种种，其核心都是“记忆与自我观察”。有关“历史记忆”的历史，并非多余的唠叨，体现出于尔根的历史哲学观，他所说的“记忆”包涵了一种宽泛的文化传统，我们很多人对于历史都有一个坏记性，而且往往没有意识到正在经历遗忘或者修正。那么，本书对此就悄悄发生了一场渐近的记忆修复工作，随着全景的展现和观察对象的逐一推进，过去的经验部分将重新浮现，并消融进入我们对当下世界的理解。
全球化让民族迁徙成为常态。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对人口问题做出了反应。拿破仑战争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引发大饥荒；黎巴嫩近1/3的农村人口移居美国和埃及；对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而言，移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进程；加勒比地区的废奴运动正如火如荼展开；中国的苦力贸易开启了华侨的海上路途……全球移民动机证实了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同时难免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亨廷顿说过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空间的打开很少有自觉容纳的认知，时至今日，它依然伴随着疼痛和相互攻讦。
这时候，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生活水平”与“生命质量”。有关工资、寿命、公共卫生体系、疾控标准的统计学数据展现出让人欣慰的进步。曾经让欧洲大面积陷入恐慌的“黑死病”和造成美洲灾难的大瘟疫，如今都有了免疫的科学武器，人类生命得以拥有隐形的保护伞，但马尔萨斯以他的洞悉预见到了人口大爆炸的危机。显然马尔萨斯对农业前景和科技成就过于悲观了，但对于21世纪的我们而言，负载过重的地球是否还是宜居的家园？
尤其是城市的居民们。卡尔维诺说，当穷尽城市的所有形式之后，城市的末日就来临了。他告诫我们：“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19世纪的城市增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受到市场和资本因素的推动。巴黎、伦敦、纽约、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超级大城市都在这个时间段里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城市呈现出水与火的双重属性。它意味着很多人不是靠自己种植粮食、取得水源，而是凭借科技、贸易和商业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我们对城市的感情很复杂，它既是对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又是让人们实现梦想的飞翔之地；它既是罪恶滋生或难以驾驭的逼仄空间，又是西西弗斯式超脱平庸日常的精神象征。
19世纪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民族国家”。于尔根并不想褒扬或者攻击民族主义，但这部分在本书所占的比重足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帝国与民族国家是19世纪人类聚居的两大政治单位。”于尔根如此说道。这组关系的对立是构建当今欧洲版图乃至整个世界政治区域的最重要因素。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它肯定不是现今国外仅有的破坏性因素——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个人对权力的追逐、非民族的利益等等，一直都是，现在还是和民族主义一样具有颠覆性，一样残忍和暴烈。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于尔根把英国作为帝国的典型案例是明智的选择。对英国19世纪历史的回顾，赋予我们一种在不同切片里对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帝国日暮症候群加以诊脉的方法。
为了解释英国在20世纪的衰落，不仅要对大不列颠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而且还要考虑欧洲悠久的地缘政治传统，以及热带非洲、美洲、俄国、印度和远东的社会发展状况。民族主义逐渐成长为压倒性势力，它和强权、革命、社会主义、宗教改革等势力，此消彼长，并在相互消解和相互融合中吸收利用了这些势力的力量。这其中，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倡国际主义，不过很多时候，它恰恰借助民族主义而获得广大群众情感上的认同。我们都能想到晚近历史中的很多历史，对国家落后的痛切体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掀动的革命高潮席卷了欧亚美非各地区，缔造了20世纪的两大阵营。即使如今冷战已结束，其遗留的政治遗产仍然发挥着影响力。
为了解剖各个局部，我们必须首先把目光集中在整体，于尔根对全景的把握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视野。构成这个全景的主要局部，包括：能源与工业、劳动、网络、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化”与排异、宗教。它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主题”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
这些构成可以把握的整体的局部都是些什么呢？我们如何发现它们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边界呢？于尔根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为有一点很清楚，这些局部在空间上的延伸程度是随着我们关注的对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就经济而言，19世纪是“煤炭世纪”，工业化生产方式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广为传播，消费主义开始兴起；就政治而言，社会领域的垂直维度被打破，贵族阶层衰亡，市民和准市民成为主导，民主政治替代了君主制的领导方式；就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宗教世俗化和科学逐渐占据上风的时代，知识成为国际化流动的产品，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输出的重点。于尔根在全书开篇就引用了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的比喻，19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这张“人类之网”密密织就的过程。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织，以及人类对此做出的各种反应。
在19世纪的世界演变历程，在“人类之网”的形成之间，我们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虽然于尔根一开始就声明他秉持“欧洲中心论”，但我们看到，其中也不乏散点式的论述，比如美洲、中东、南亚等地区，都在某个阶段成为笔墨所向。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历史和宽阔疆域的大帝国，必然会在本书中不时闪现身影。在18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面对迅速膨胀的人口，中国农业仍然有能力实现自给自足；但中国农业在19世纪之初就没有了好运气，伴随自然灾害和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与此同时，欧洲兴起，列强入侵，汹涌的全球化趋势让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这是旧时代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开启。中国与世界连为一体。在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经历着政治困境、人口压力、贫富分化、金融危机、生态问题、灾异气候……在越来越紧密的人类联系之中，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对于历史研究来讲，从来没有过去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三)：译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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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演变》读后感(四)：在交流中对抗
无论好坏，我们当下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19世纪形塑成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是更早时代的产物，不过，19世纪的确有些不一样——至少，我们所谈论的“现代世界”，至此才渐渐浮出水面。
这里所说的“19世纪”，是一个“长19世纪”，即从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间。如果将世上所有人的世界比作一张“人类之网”（借用世界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的说法），那么到这个世纪将近之际，大部分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已被“接入”了这一网络（按中国人常用的说法，“与国际接轨”），仅有少数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例外。在此之前，“世界”其实有很多个——1930年才被白人探矿者意外发现的一个新几内亚高地部落的土著曾回忆说：“我们没有出过远门，我们只知道山的这一边。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人。”但在那之后不再是了，所有形形色色的“世界”都连接进了那唯一的一个世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世纪的特征，我想应该是“流动”。正是“流动”才使得这种联系成为可能，并越来越紧密，最终在更强大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形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球村”，而互联网只是它最终应运而生的逻辑性产物。正如本书终章所言，“流动性增大”显然是“划时代特征”，这个世纪中许多值得关注的变迁都是流动的：旅行、移民、出征、远途贸易，乃至资本的流动，以及宗教、思想、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传播。这些在此前的历史上当然也有，但直至19世纪才规模骤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并且更重要的是，铁路、海运的发展乃至汽车、航空业的出现，这些基础设施都使空前规模的流动性得到了支撑。
对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骤然增强的流动往往是革命性的，它不仅会冲决原本用以阻挡外界的有形与无形的堤坝，将一个新世界无可回避地带到你面前，同时还会给那些原本生活在相对封闭文明中的人们造成一种如梦初醒的恐慌与急迫感——这一点，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原本在乡间足不出户的吴老太爷，因避战乱不得已来到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受到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刺激，惊吓之下晕厥而死。这其实也可说是一个骤然接触到这个新世界的封闭文明的缩影：外界的刺激太强、太陌生又太急骤，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急速流动的全球化浪潮在许多传统社会看来是侵略性的，因为此时它们即便想关起门来过自己与世隔绝的日子也已不可能——这一席卷而来的浪潮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未来，而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些陌生的人物、商品、炮舰和观念不仅在敲门，而且看起来即将破门而入。以往在讨论中国近代史时，多强调一种“挑战-回应”模式，这些年则渐渐转而突出中国人的主动应对，但确切地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这些传统社会，迟早都会发现，无论自己喜欢与否都得做出改变以融入这个世界，并且主动接触要比被动改变好。那与其说是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一种“适应”。
实际上，即便是对主导这一潮流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从静态社会转向动态社会的变迁也蕴藏着不易把控的能量。欧洲中世纪社会同样遵循固定的秩序，喜欢一切井井有条，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标志、义务和规则，逾越自己的本分是莫大的罪过，混杂或模棱两可的事物则无一例外的不受欢迎——同性恋遭严厉禁止，似鸟又似鼠的蝙蝠是邪恶的象征，而条纹衣服则专门留给罪犯穿。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几乎所有这些界限，没有什么能阻挡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能阻止新兴的资产阶级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更不用说穿戴超出他们身份的服饰了，而所有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又需要制度保障，于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曾被认为是不可打破的边界，现在都已证明并非如此。
是的，一个社会一旦突破了原先的静态秩序，就不可能仅仅只是物质的流动这么简单，那必然还会影响到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如果19世纪的开端是两场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那么这两者的主题都是“解放”——前者是边缘（殖民地）对中心的反叛，后者是阶级意义上底层对上层的反抗。正是这种明确的自我解放意识使它们有别于此前的类似活动，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社会变革浪潮，那在本质上发出的都是相同的呐喊：否认一切固化的权力阶层，要求人人都有相等的权利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
然而，流动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正如外来物种的肆虐可能导致本地物种的灭绝一样，联系越来越紧密、渗透性越来越强的交流也带来了矛盾冲突。人们是在交流中对抗，又在对抗中交流。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曾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如果说中国、日本等国在近代所受的挑战主要来自外部，那么西方所受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内部（阶级）和边缘（非主流人群和殖民地）。或许因为他聚焦的19世纪是一个“形成中的全球化世界”，奥斯特哈默在本书中更关注那种联系、交流和融合，却并未怎么谈到这种对抗，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因为这种潜藏而紧绷的对抗几乎是当时又一个普遍的特征，否则也无法解释何以在此之后人类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他对19世纪的书写并不是20世纪的前传，用意不在追溯并解释20世纪那些问题的根源，然而，适当地将注意力放在那种矛盾对抗上至少也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面向。
也正是在这种一体两面的“交流/对抗”之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为何19世纪同时又是蕴藏着排斥性反应，并注重重视自我观察和反思的时代。这正是卡夫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现象：“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在这种互动中，我们才能“对他人而自觉为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交流融合之后，随之出现的却是20世纪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高涨，乃至出现前所未有的残酷种族清洗，因为在这个拥挤而相互冲撞的世界上，他们为了捍卫自我特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即便是在温和的意义上，20世纪初才普遍确立的各国护照制度，也使得跨境的人口流动比过往都要难了。换言之，新的趋势是一种“受到监管的流动”。
尽管如此，世界已经就此改变。我们远比两百年前的祖先好动（也更焦躁不安，难以平静下来），而不能迁移在现代社会是软弱无力的象征；你有自由可以尝试足够的可能，但也很少人能长久见证你的生活，“陪伴一生”这样近乎永恒的誓言能做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传统社会中，“永恒”一词所隐含的常常是一种静止的秩序，那么现代人的理解则多半是“永恒的运动”。我们不仅认为运动、流通、变化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还将之视为一种更值得肯定的价值——英国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十多年前曾说过，我们当下时代的趋势之一，就是“交叉、杂交和混杂”的赞美，而将国家、等级制度等原本坚固的事物解构为虚构的存在。不难看出，这与中世纪恰好相反。这或许也是大视野的世界史所能给我们带来的的启迪：毕竟，拼凑在一起的一堆历史故事并不就是世界史，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有哪些是真正带来改变的大趋势，又有哪些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理所当然。
已刊2017-03-06《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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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五)：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史该如何写
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乃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唯有始于希腊的欧洲历史编纂学方能与之媲美。这一传统还包括，中国很早便着手就当时已知的世界进行历史写作。在1500年左右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这个“世界”在欧洲人眼中当然也还不是那个圆圆的地球。它是由大帝国和大范围传播的宗教所构成的世界。由于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并与邻邦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建立了多层面的关系，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很早便学会了从大的关联着眼进行研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可以成为某个特定地域或地区的史学专家。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十八世纪，当一种名副其实、囊括全球所有区域的世界史书写在欧洲出现时，尽管中国仍然处于清帝国三位伟大皇帝统治的盛世之下，但它却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更遑论对其历史的了解。当时在欧洲诞生了地理学，它为无数科学考察和军事远征所获得的知识赋予了学术上的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着手用其他文化所独有的语言去研究这些文化，在这方面，其他任何地区与欧洲相比都望尘莫及。正是这些因素，为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西方人对欧洲、北美以外世界的历史重新失去了兴趣。当时流传甚广的观念认为，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它们的过去可以忽略不计。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坚守着普世性历史观察的理念，但它在理解非欧洲社会的独特发展之路上同样存在困难。为此，它提出了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构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满怀雄心，埋首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他最后完成的著作厚达十二卷，其壮观尽管令人为之叹服，但是这些作品对近几十年的世界史研究革新却影响甚微。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汤因比一般纵览全局的视野，而且倘若真的有哪一位学者胆敢以如此事无巨细的方式描述人类的完整历史，想必会令人感到惊讶。另外，汤因比使用了一种由其独创的历史学理论。然而这种理论过于复杂独特，以致无法被其他学者借鉴和继承。而且，这种理论与最新的历史学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
因此，从根本上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的世界史热潮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它是在人类对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全面和高水平研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研究最迟是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终结开始的。早在“全球化”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词之前，世界历史学研究便已在全球得到了普及。
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但是，它并不是一本供人们查阅这类史实的辞典手册。今天人们要查找这些资料，可以借助其他文献或者互联网。拙著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解释。换言之，其有趣之处在于书中叙述的单个史实之间的关联。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是主观的。因此，本书并不奢望能够成为对十九世纪最终极和最权威的解释。其他作者完全可以对这些史料做出自己独特的解释。这种多样性，正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肆意和武断的，而是必须与学术研究的步伐紧密相随。其所述史实必须精确无误，其解释必须合理且具有说服力。但与此同时，当代历史写作也为研究者开启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使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独有的风格赋予其上。
因此，本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也并未走向另一极端：将提出某种独辟蹊径的宏大理论作为目标。其他世界史学家的著作正是凭借这样的理论而名扬天下。这些荣誉当属实至名归。彭慕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便是一例。该书也在中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人们无法在这两种写作类型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是必要的，合乎情理的。我之所以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
为此，我刻意避免把“西方崛起”这一宏大命题置于本书的核心位置。以往有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都曾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在这些尝试中，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赢得广泛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再多一种解释或许只是画蛇添足。另外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大陆与民族的“名次排列”毫无兴趣。当然，如今没有人能够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同样，如果就此做出西方衰落的论断，显然也为时过早。历史不是足球联赛，也不是音乐排行榜。所以，我对民族的排名始终兴味索然。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立场和视角。今天的全球史与以往的世界史传统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十分强调要避免以“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观察视角。这是值得赞许的一大变化。当然，欧洲人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书写世界史的。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870-1931）便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突出代表，尽管其历史哲学观也包含着不少迄今仍然富有启迪的要素。在黑格尔之后的几代学者中，有关世界史的著作在对古埃及的叙述后，大多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甚少关注。这些著作在论及中国时，往往只是一带而过。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晚年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几乎全部是围绕欧洲展开论述。
在本书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在原则上并不愿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去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它所论述的这一历史时期，恰恰是欧洲在世界竞争中表现得如此强势、富有、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时代，这种状况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倘若本书对欧洲有所偏重，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这种地位是客观的，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欧洲从不曾像在十九世纪一样，如此势不可当，并被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多的人奉为参照和定位的坐标。
世界史从来都不可能以一种完全局外人的立场书写，比如说从火星的角度。写作者总是以某种方式将目光“聚焦”于某一处。但是，倘若这种聚焦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倘若作者从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的视角来书写，那么他所写就的，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同样，在真正的世界史写作中，关于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史宏大关联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也不应成为作者强调的重点。当然，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是无可厚非的，它是历史编纂学中一个合法的分支，但是人们绝不能将它与世界史混淆。
本文为《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序言》，原文已发表于《上海书评》2016年10月30日“随笔”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六)：奥斯特哈默：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
历经4年多的翻译，近日，《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的中文版上市。它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代表性著作。
奥斯特哈默生于1952年，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德国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斯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发表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包括《中国与世界：十八世纪至当代》《中国革命: 1925年5月30日, 上海》《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等。因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他曾获德国史学家协会奖和德国最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2010）。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是奥斯特哈默在2008年完成的作品。刚一出版，这本书就大获好评。《纽约书评》称，它是“后冷战时代一部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外交事务》杂志认为，这本书“凸显了西方，却用非西方民族和社会的生动画像避开了欧洲中心主义”。不少人也将奥斯特哈默与布罗代尔相提并论，比如作家乔纳森·施佩贝尔就将奥斯特哈默称为“19世纪的布罗代尔”。2016年，他因此书获2017年汤因比奖。
围绕此书，近日，腾讯文化通过邮件采访了奥斯特哈默。以下为采访内容。
避免用“进步”和“落后”的概念去思考19世纪
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花了你多长时间？
奥斯特哈默：这是一个很难答的问题。要想了解一个完整的世纪，一个人得用几十年去读各种文献。可以说，这套书的酝酿时间远远超过了写作本身。写作也不是一气呵成的，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如果把一再中断的大量写作时段加在一起，总共大约是六年。
腾讯文化：在普通读者看来，世界史是国别史或区域史的综合，在中国很有名的《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是如此。但《世界的演变》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史书写方式，正如你引用布罗代尔的一段话所描述的——“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将这些近邻关系、这些边界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变成一个整体”。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奥斯特哈默：首先，大家应当知道，我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人类通史，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其他许多历史学者那样的作品。而且对这样一种囊括人类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历史的写作，我也不感兴趣。这类写作其实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带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推论式色彩——仅就远古史、古代史和考古学而言，人类对它们的科学认知就已经非常广博，而且这种认知的变化非常快，生活在近几个世纪的人，没人能全面了解这一切。所以这种长时间跨度的通史型写作总有缺憾，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次，我不喜欢“综合”这个词——如果它指的是自下而上、把特殊的和区域性的东西提升到普遍或全球性层面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历史写作是无趣的，从学术角度看也没有意义。我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应当是辩证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小故事，列举了很多非常具体直观的例子。
但同时，我也在努力不让它变成一块由碎石拼成的马赛克。我更感兴趣的是关联和解释。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家是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理想类型”，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世界史分析非常实用。分析的重要性远大于综合，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我这套书是针对大量单个主题的大量分析的一个关联性汇总。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世界史写作的最佳和唯一可行的方法。
腾讯文化：写《世界的演变》时，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吗？
奥斯特哈默：人们往往都会把外语问题看作一个巨大的障碍，有些人甚至认为，世界史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没人能看懂所有需要阅读的语言文字。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棘手的困难。如果一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全球史中的某个专项课题，他自然要掌握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各门语言，因为他首先要能看懂原始史料；然而，对一个从全面阐释的角度进行历史写作的人而言，他的工作不能主要依赖于史料，即使其撰写的只是一个国家——例如德国或中国——的百年史。因为其中涉及的史料实在太多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全部拿来，逐一钻研。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写作，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世界史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最优秀、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用什么语言出版的。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是，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英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学术语言。即使是论述中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很大一部分也是用英语写成的。不过，在人文科学领域，真正重要的学术语言种类其实并不是很多。因此，世界史学家首先要掌握那些“大”的语言。
遗憾的是，我不会日语，西班牙语水平也很有限。但即使我懂，也很难在一个小小的德国大学城里找到用它们写的相关著作。大部分图书馆都找不到这些著作。
腾讯文化：有关19世纪的史料浩如烟海，你的选材原则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我注重的是不能只顾及那些“伟大的文明”。比如在19世纪，有很多社会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它们更多的是人类学而非历史学要面对的课题。但这些社会当然也是时代画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腾讯文化：写作时，你是否曾提醒自己要避免掉入某些陷阱？
奥斯特哈默：是的。我极力避免落入的一个陷阱，是用“进步”和“落后”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不是说进步不存在，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历史写作中最妙的那一根红线。
另一个要避免的陷阱，是从“世界霸权”的范畴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排第一、谁排第二，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并不太关心。
和印度相比，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
腾讯文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你的学术出身是“中国”。你是如何开始中国问题研究的？为什么？
奥斯特哈默：说来有些话长。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以平行或彼此关联的方式，研究世界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组织：中国和英帝国——在各大洲，英帝国曾经都有自己的地盘，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者；而中华帝国则是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政治体。我1980年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英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
后来，美国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接替了英帝国的位置。在我眼中，中美关系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腾讯文化：你出版过几本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如《中国革命》《中国与世界社会》。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中国革命》这本小书是唯一以中国国内局势为主题的。篇幅比它长得多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则将中国的外交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
如今，我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作为大学教授，我没教过中国历史课，教的主要是欧洲史和国际关系史。
腾讯文化：研究“中国”的学术背景对你写作此书有帮助吗？在你看来，和其他世界史的中国部分相比，这套《世界的演变》的中国部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即使是对从事世界史写作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对某些地区的熟悉程度也总是会超过其他地区。2015年去世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Bayly）就是一位印度专家。一些人比较了我们两人有关19世纪的著作，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因为贝利是以印度为着眼点，而我是中国。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我的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我一直在书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一种贴近现实的比例关系。就19世纪而言，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历史。
或许你会说，中国在19世纪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对此我只能部分赞同。对国际关系来讲，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当时中国的实力确实比较弱。但它并不是被动的。例如和印度相比，在某些方面，中国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抗甚至是成功的。另外，当时中国在国际上虽然弱小，但始终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它是全球最大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
腾讯文化：在书中《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章，你特别谈到了帝国的凝聚力问题，也谈到直到现在中国依然维持了与其在帝国时代相当的版图，而奥斯曼、哈布斯堡、大英帝国都已不复存在。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持久力”？
奥斯特哈默：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帝国”的概念在今天往往是带有批评色彩的：帝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并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帝国”来描述中国并不恰当。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与一般民族国家是有差别的——在德国，人们对“少数民族”没有概念。另外，朝贡体系也对中国的对外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都（不无道理地）自视为一套由其自身制定的世界秩序的中心，一片被边缘地带包围的核心区。
腾讯文化：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人开始谈论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是不是一种“中国中心论”？您如何看待这种论断？
奥斯特哈默：也许我的回答会让您感到惊讶，但是，我对用一个国家的名称来定义一个世纪这件事没有特别的兴趣。预言是很容易犯错的。1900年前后，许多预言家认为，20世纪将是“德国的世纪！”结果，这句话以一种没有人能够预料的可怕的方式得到了兑现，因为德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不是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呢？就20世纪下半叶而言，这句话或许是对的，但对整个世纪来说却未必。那么，18世纪又是如何呢？在我看来，这类说法和预言都是不严肃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
腾讯文化：在《世界的演变》中，你的选材常常让人感到惊讶，比如在《生活水平》一章，你对当时全球各处的餐馆做了细致描述，甚至包括1910年英国炸薯条的快餐店数量。这种常人难以留意的微小事件，为什么会在你的世界史书写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奥斯特哈默：我是1970年开始上大学的，当时在德国，社会史研究非常发达。198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关注各种微小的事物。我觉得，这两类研究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
另外，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该多了解一些人类学的知识。我不认为“微小”与“宏大”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因此，在世界史书写中，我们也应当尽可能细致地去观察日常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经历。
腾讯文化：在书中，你不仅仅阐释了19世纪的种种变化，还时常将视线转移到现在，关照现实的色彩非常明显。你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
奥斯特哈默：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关照现实”的反面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纯理论。但纯理论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是哲学家或许还有社会学家的任务。当然，理论与现实之间是有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的成就，正在于把两者彼此联系。
我想在“关照现实”之外再加一个词，就是“关照当下”。并非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从当下出发去进行思考的，他们也未必一定要这样做。不过我个人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告诉人们，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
腾讯文化：在《世界的演变》出版后，欧美学界很多人将你和布罗代尔做比较，甚至有人直接称你为“19世纪的布罗代尔”。你对此怎么看？你认为自己和布罗代尔的不同主要在哪里？
奥斯特哈默：把我的名字和布罗代尔相提并论，于我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是说实话，这也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布罗代尔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大师，他写了三部重量级作品，其中两本堪称不朽的经典：一本是关于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另一本是关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
布罗代尔有很多独创的理论，而我却没有。另外，他还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政治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称得上是法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家。而我本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没有在德国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如果读者有充裕的时间，不妨先读一读布罗代尔有关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国在书中也占了很大篇幅）。接下来，再读我这套关于19世纪的书。
腾讯文化：启蒙时代是你所钟爱的历史时期，我们在你的另一本书《亚洲的去魔化》中也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你为什么特别钟爱这个时期？
奥斯特哈默：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20世纪去殖民化的问题，不过，最近我又重新回到了18世纪，因为我的《亚洲去魔化》一书将要翻译成英文。它的德文版是1988年出的，我要重新对它进行修订和完善。
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树立的一些标准，比如独立思考的义务、个性发展的权利、对异见者的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政治权力等等，在欧洲和世界都面临危机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逃避理性批评，这或许是启蒙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在许多领域里，启蒙思想已经变成了不言而喻的法则，特别是整个现代科学都建立在启蒙基础之上的。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启蒙仍然备受争议，要让人们接受这些原则，必须用无懈可击的理由去抗争。我认为，启蒙并不是“西方”的，它所提出的思想具有普世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都普遍适用。
腾讯文化：据你观察，近些年来，世界史写作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新趋势是什么？
奥斯特哈默：据我观察，“全球史”概念在中国并不是很流行，但是，我们有必要把它与“世界史”区别开。全球史讲述的是关联和远距离影响的历史，而非民族国家与各大文明的兴衰史，更不是关于霸权和列强的历史。我个人觉得，全球史比世界史更有趣。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局部“去全球化”的时代里。
目前的一个新趋势是，人们开始注重研究与信息沟通、思想交流相关的全球史。在这方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理念是从中国或亚洲传播到欧洲的。而迄今为止，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从西方到东方的（思想）传播。
此为采访完整版，公开发布的版本有删节。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七)：打卡笔记
2017年11月23日
完成第一部分-近景第一二章 十九世纪，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重大的转折，是建立起现有国际地位的开端时期。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与发展。而对于中国则可能是一个悲剧性时代的开启，是自身地位大幅度陷落的开端，中国丧失了之前很长时间以来对世界很多方面的领导地位。对于世界来说或许十九世纪是一个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时代？ 十九世纪在时间上的定义在世界上存在有争议，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普遍从对自身发展有深远意义的时间段去定义，或长或短。在此，作者和一些学者指出了，关于时间的确定和共识，也是一个国家地位高低的显现，是一种关于权力的特殊垄断。对外来说，当一个国家对于时间的规定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执行，那么这个国家或许在某些层面上便已将自身影响力成功扩展到了别国，提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对内来说，掌握有准确时间的人能够制约或是控制那些没有精准时间的人们，是一种明显的阶级分化表现形式。
2017/11/26
磨蹭看完了第三部分关于空间的定义。国家，地区是如何划分的，所谓的近东，中东，远东，西印度群岛到底是从什么层面提出的？使这个定义被广泛接受背后又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一如既往的“非正式非主流”的看法，却很有意思。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八)：发现错误一处
发现一处错误，第一章第四节统计学一节中，第57页：“对中国来说，年代最古老、对今天依然有帮助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1368～1398年。当时，清朝第一任皇帝为巩固中央政权而下令实行人口普查。” 1368～1398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期，怎么会是清朝？搞不清楚这个错误是原作者犯的还是翻译犯的，即使是翻译按照原作去翻译的，出版之前的校对也没发现错误？清军入关的时候都17世纪了（1644年），14世纪的事件怎么想都不可能是清朝的事情吧。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九)：西欧自由派精英滤镜下的十九世纪大杂烩（书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今天的历史-社会科学的19世纪欧洲创始人各有各最擅长的风格，大略来说可以分成四种，每一种都对今天的学者发挥着持续的影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弗洛伊德、桑巴特擅长用一条线索把尽可能多的事物串起来，这是综合的风格，其作品是哲学家写的大纲，作者的形象是洞察一切的预言家，类似于中国的黄帝内经，普利高津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擅长充满韵律地把尽可能多的风景画到一张画布上，这是故事的风格，其作品是文学家写的史诗，作者的形象是热情洋溢的演说家，类似于中国的司马迁，赖特·米尔斯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尼采、齐美尔擅长用寥寥几笔勾画出事物的神韵，这是散文的风格，其作品是异乡人写的小品文，作者的形象是外冷内热的评论者，类似于中国的鲁迅，齐泽克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韦伯擅长把宏大的整体反复多次地进行切割，然后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看，这是分析的风格，其作品是科学家写的小论文，作者的形象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类似于中国的文心雕龙，卢曼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
可以用两个维度来划分这四种类型。第一个维度是理解的方式，马克思和韦伯是学者型的，理性重于感性，其成熟形态的作品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学术为业》，则同时包容了感性因素，即客观的偶然性和主观的能动性，涂尔干和托克维尔则是艺术家型的，感性重于理性，其成熟形态的作品如《教育思想的演进》、《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同时包容了理性因素，即客观的规律性和主观的有限性。第二个维度是观察的方式，马克思和涂尔干注重事物的整体，其不成熟形态的作品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分工论》会陷入削足适履的误区，托克维尔和韦伯注重事物的细节，其不成熟形态的作品如《论美国的民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会陷入见木不见林、盲人摸象的误区。
奥斯特哈默的这本厚厚的论文集，鲜明地体现了韦伯的风格。作者反复宣称自己无意于写一本百科全书，但他的方法却必然导致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本大杂烩式的论文集。对于这种风格的作品，评判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在理解这一方面，评判标准不是综合的广度、故事的流畅、散文的机智，而是分析的深度，是不是足够的精细以至于能够同时容纳感性的存在。而在观察这一方面，评判的标准则不是综合的深度、故事的锋芒、散文的连贯，而是分析的广度，是不是容纳了所有的重要分支领域以致于能够做到以小见大。
不过，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不仅仅会影响到写作风格，更会影响到价值观，并进而影响到对于内容的详略取舍的安排。韦伯式的分析风格中，其理性的一方面隐含着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思维倾向，其注重细节的一方面则隐含着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者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树立的一些标准，比如独立思考的义务、个性发展的权利、对异见者的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政治权力等等，在欧洲和世界都面临危机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逃避理性批评，这或许是启蒙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这种典型的西欧自由主义文化精英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本书中，就是工业文明、民族国家、欧洲中心的主题，以及在此主题之外，对于思想和艺术领域的不敏感和对于人民自治潜力的忽视。
作为对比，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主要是涂尔干的风格（加上一点马克思的元素），就没有这样明显的盲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入门级别的读者由于缺乏比较的能力，容易被带到坑里，因此本书不适合入门读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出版商自卖自夸地罗列了很多推荐词，在中国出版时还邀请作者来做了一些推广活动，这多半是德国政府在国家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二十一世纪为了宣传西欧和德国的正面形象而做的幕后策划，未必是作者的本意。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本书可算是一本相关专题领域的较新的文献综述、一本略有文采的资料索引，但学术创新意义上的价值是基本为零的，作者自己也比较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他还坚持认为本书在历史编写方法上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韦伯式的方法天然就不适合写这种综合性的大故事（“宏大叙事”），而更适合做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因此，作者所自诩的“分析性的宏大叙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不会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成果，更不用谈开辟什么新道路了。
《世界的演变》读后感(十)：信息量大到犹如读了一本字典(第35-37本读书笔记)
于尔根教授这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外文版的评价很高,汉译版是社科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网络评价也相当高。译者花费了5年的时间来翻译。我通看一遍下来后，感觉确实翻译过硬，基本没有莫名其妙或张冠李戴的语句。
本书三大本，正文部分大概1700页，后面的附注注明引用的书籍列了200页，无聊如我还拿这三本书称了一下：重达5斤。
最后一页合上的时候，如释重负却颇有成就感。信息量巨大到我不知道如何下笔写读书笔记。这个感觉就好像别人问你读完《牛津字典》有什么心得一样。
全书18章，每一章都是独立的专题，即前后文没有关联。本书也没有任何图片或类似小说桥段。作者的笔锋冷静收敛，其笔如手术刀从不同角度剖析那个时代全球历史。所以读起来如果思绪跟不上，超级容易犯困。
由于本书的作者在东亚史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史上有所建树，所以内容上有不少中国相关，超出了19世纪史中国本身在世界史的份量，不得不说拉近中国读者的感情。
具体点评几处本人觉得颇有意思的地方：
2、将赶金山卖猪仔的苦力贸易放在与中东欧逃亡、爱尔兰荒灾等平行全球视野。但又将同时期的闯关东、走西口以及下南洋放在与俄罗斯拓殖西伯利亚、美国西进运动等相类似的地位。与我以往的认知相比，这种迁徙更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不是那种活不下去逃亡的背景。
3、在同样被动拉入世界历史洪流前，相比起满清的愚妄自大无知，日本的江户时代所积累的如城市化、识字率乃至西洋学说如“兰学”等有助于更好应对近代化。以前读过同时代的西洋人游记，在城市街道干净上，江户要比混合着人畜粪便的泥泞北京城印象更佳。
4、主题主旨宏大，但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却是高度的凝结概念化。如引发英国炮轰鹿儿岛的英萨冲突，在本书中可能就简单提一下“生麦事件”。对于世界史接触不深的我来说一脸懵嚓嚓。
后究其细节，相当有趣。1862年9月14日，三男一女四名英国人骑马走在神奈川生麦村的道路上。远远来了一大队人马。萨摩藩藩主岛津久光在几百人的护卫下，迎面走来。就因为英国人没有按照日本习俗给武士让路，这几个武士当场就拔刀把英国人给砍了。大英帝国哪能受这窝囊气，派遣军舰轰他娘兮。日本人最厉害的一点是学夷长技以制夷。如萨摩藩后来就成了日本帝国海军的摇篮。
5、为什么19世纪末会有所谓的瓜分非洲的狂潮或者说为什么那个时期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觉那么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蒸汽时代跃进到电气时代，技术发展更加精细化。如下图：
早期蒸汽动力的工厂，都会有烧锅炉的动力室，如同大型蒸汽轮船一样，通过传动轴向车间传输动力，由此可见这样的加工比较粗糙做不出太精细的零部件。等小型电动马达发明出来后，各种产业的上下游象毛细血管一样进一步细化和衍生。另外一方面，医学技术特别是防疫等更是得到长足发展。这样困扰欧洲殖民者两百年深入非洲或亚洲腹地的疫病这块绊脚石迎刃而解。在交通工具方面，以往欧洲殖民者的海船无法深入内河水系，现在通过小火轮、铁路甚至是汽车无往而不利。保路运动自四川兴起也是时势使然。
这套书通读一遍是不够的，细节太丰富，信息量太大，需要反复推敲琢磨。胸有万言，下笔如抽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