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李庄》的读后感10篇
《发现李庄》是一本由岱峻著作，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328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1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发现李庄》读后感(一)：【书评人俱乐部】李庄，李庄——读《发现李庄》
文/吴情
李庄在四川省南溪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但抗战时期的一段历史，给这个村庄赋予了别样的意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艰苦卓越的“八年抗战”自此开始。战争烽火无情，学术成果难保，知识界大举往西南部迁，先是长沙，再到昆明，再到李庄，千里徙来，跋山涉水，深入蛮荒穷僻之地，只为保存知识的最后一颗火种。然而，谈何容易，大后方也时时处于危机之中，顷刻之间也会身陷险境。精神上时刻绷紧一根弦，笔头常系着一道线，守住文化的根脉。
李庄的生活是不易的，尤其对于这些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们来说。物质上的贫乏和困顿，常常阻碍着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开展日常生活（如以前那般），另外，他们也要在精神上慢慢适应小庄里面的寂寞和孤独，居于一隅、忧心国家而只能静静等待的苦闷和无助。这些知识分子，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方桂、梁思成、凌纯声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们把对祖国深挚的爱，化为笔下的文字，化为饱满深刻的学术文章，为中国保存文化的根脉。他们在文化战线上，支撑着当时的中国，走在世界前沿，在国际上发出不一样的中国声音。
问题来了，他们为什么可以坚守文化人的身份和气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故我地进行学术研究、保存中国文化的根脉？仅仅是他们个人坚强的毅力？仅仅出于他们对学术的爱？仅仅是为了他们时常难以发出全部的薪水？还是有其他？是什么支撑着病中的林徽因苦苦活下去？是什么激励梁思成完成一部卓越的《中国建筑史》？又是什么促使傅斯年对中国传统史学开始了自己的新思考和新批判？这样的问题或许得问他们本人才能得到答复，但无疑，作为后辈，我们无疑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出这样的因素：他们对祖国和人民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深爱，对中国步入世界学术之林满心期待。
七十多年过去，往事如烟飘散，但，李庄果真就完全消失了吗？李庄，对于我们，果真仅限于一段历史的记忆？我的回答，无疑是否定的。李庄，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是对学术的一种尊崇，也是文化人对祖国深刻的爱，更是在艰难困苦中展现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一个杰出体现。而对比如今，多少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甚至抄袭成风，鱼目混珠，不免让物质条件远胜于李庄时期的我们汗颜！反过来，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们想起李庄，心里总是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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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李庄》读后感(二)：李庄学人——救国浪潮中的“隐逸”之音。
九一八事件后，以中研院最高学术机构为主的学术团体，以“所”为建制，陆续迁徙。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就李庄，最盛时达一万两千人，就人口而言决不在多，却有着海内外各领域之精英者云集。那时候的李庄大大小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乃至民家小院，四散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制人类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十余家高等学府、科研机构。
是为避祸求生，更是为了延续传统文化的血脉，都隐藏到深山大泽之中，积蓄文化力量，等到乱世过去，再从深山中走出来，将战乱时期中断的文化脉络重新接续。然而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乱不止，成为了一个漫长，复杂，悲喜交集但又不得不经历的一个过程，一个补课的时期。是一个文化意识，精神思想发生质变和飞跃的特殊时期。于是这一时期李庄作为一个“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方”正是知识分子们所要寻找的“桃花源”，成为了当时中国的书桌。
李庄若作为那个时代中国学术力量的云集之处，可谓是寸土寸金。在流亡李庄的六年里，以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制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为主的学者们，在这西南的一隅，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硕果累累：李济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傅斯年《六同别录》；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著述了《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图录》《现代住宅设计参考》等；李霖灿的《麽西象形文字词典》；董作宾整理了《殷历谱》；梁思永，董作宾《城子崖》；逯钦立《汉诗别录》，《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李光涛《明清档案整理》；屈万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辨》；还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及释文之部》及《居延汉简考释及考证之部》；马学良《撒尼俚俚语语法》；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等等。
“夫一邑之人才如此之盛，一家诗章之传如此之多，足争今之世运在乎西南方，将翊赞国家之将兴，润色一时之弘业，岂仅为桑梓征献存哉。”事实证明，诚如傅斯年先生说的那样，李庄当时的学者们在后来没有哪一个不是在一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如一九四零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罗哲文，当时不到二十岁只是一个练习生的他师从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一九四六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一九五零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比如王世襄，在李庄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下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他还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两千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再如刘渊临先生是李庄的当地人，之后跟随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成为了台湾著名的甲骨文专家。
然而李庄的学者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堆积如山的书籍和学术工作，并借此偏安一隅，他们面对的是原本就庞大的学术工作之外繁重的日常琐事，疾病的侵扰，乃至遭遇到了科学与迷信，现代文明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种种冲击。艰苦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引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过的这样一篇短文《发薪水》：“三百元的正俸，不够每天买两担水；三千元的各种津贴，不够每天烧十斤炭或二十斤柴！开门七件事，还有六件没有着落！...... 我们每月拿到那不够买薪买水的薪水之后，是怎样过日子的呢？家无升斗，欲吃卯而未能；邻亦箪瓢，叹呼庚之何益！典尽春衣，非关独酌；瘦松腰带，不是相思！食肉敢云可鄙，其如尘甑愁人；乞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大约领得薪水的头十天，生活还可以将就过得去，其余二十天的苦况，连自己也不知怎样“挨”了过去的。“安得中山廿日酒，醉眠直到发薪时！”作为当时国家学府的教授都尚且如此，为了吃饭问题感叹奈何，以至于到“安得中山廿日酒，醉眠直到发薪时！”此等地步，更何况他人。据文献记载在当时驻扎李庄的同济大学为数不多的几十份档案材料中，竟有将近十份档案是与当时的的粮食问题有关的。
营造学社亦面对同样的窘境，梁思成为了给病中的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学习蒸馒头、煮饭、腌咸菜、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没钱可用时，梁思成就到宜宾去当卖衣物，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的也不过只是两条草鱼。他提着草鱼回来，还对病中的林徽因开玩笑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梁从诫先生回忆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当时梁思成的脊椎病已经非常严重，画图时要在桌上放一个小花瓶支撑着下颌，以减轻脊椎压力。晚上根本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 如此旷达的学者，从前总是无忧无虑，从容不迫专注于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而不得不为一社人之生计，奔波往返与李庄与重庆之间筹措资金，不得不成天陷入会务和交际，算账和维持日常花销中。作为一个学术单位的负责人，更要挣扎着为学术科研事业的展开而殚精竭虑。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另外两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煌煌巨作，第一手的资料，详尽的图录注释，让当时自觉为中国建筑专家的日本学者妒羡不已。
当时，李庄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这些学业的完成，都可以不出李庄。这成了李庄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李庄本来没有电，只是点油灯。同济大学工学院还曾用直流电机发电，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同大医学院经过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的麻脚瘟（软病），也丰富了民间的科学知识。童第周等学者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用金鱼作生物实验，坚持科研。凡此种种之列不胜枚举。
然而在李庄的日子里，也不仅仅只有堆积如山的学术工作，焦头烂额的生计问题。因教室紧张，图书馆狭小，于是茶馆也成了同济师生的第二课堂。“上午的几节课下了，书本一夹就道茶馆。入座，幺师左手端一摞带茶船的茶碗，右手提一把长嘴铜壶，动作熟练的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依次向茶碗里放茶叶掺水，盖好盖子。一杯香片泡到晌午。”书中还对这些学者们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做了许多记述和描写：“罗哲文那时经常和粱刘两家的孩子趴在树下打弹珠，卢绳看了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树上：“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叶仲矶身体瘦弱，希望自己长胖一些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张条子贴在树上，上书：“出卖老不胖半盒”。粱林的女儿粱再冰经常感冒，也贴了条子在树上“出卖伤风感冒”...... ”。李庄，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正如刘渊临先生对“史语所”所处的板栗坳的回忆中描述的那样：“......小桥流水淙淙，鸟语花香十分赏心悦目，回首大江，但见渔舟点点，飘飘荡荡，随波逐浪，有若一叶浮萍。对岸“桂岭”屏列，竹林茅舍，掩映苍翠中，有如黄君壁大师的山水画，石径两旁，野草斗芳，山花争艳，登上山岗，则栗峰山庄在望也......鸡犬之声相闻，有若置身桃花源中，如今想起正真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居人共住武林源，还从物外起用园。月明松下房尤静，日出云中鸡尤喧。”
《发现李庄》读后感(三)：作者岱峻答朋友问——这一版有何不同
1.原书2004年出版，先后两次印刷，因当时资料匮乏，本人知识浅陋，无论观点或史实皆有偏差，技术上更多谬误。此次再版，经岁月磨砺（有自我进步，经热心读者提携），错误无疑减少了；
2.限于当时的时势，编者删去了人物命运的最终交代，此次最后一章弥补了遗珠之憾；
3.这一版照片作了大幅度调整，新增了很多未曾面世的老照片。出版社在版面美术装帧诸方面都下了很深的功夫，让人眼目一新。
《发现李庄》读后感(四)：李庄留下的历史足迹
李庄留下的历史足迹
《发现李庄》这本书把我们带回到十九世界二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迁到李庄，一大批文化名人学士在李庄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足迹。这应该是李庄最大的宝藏。寻访李庄留下的历史足迹，感受当年的历史气息，会觉得生命无限美好，前辈们无处的艰辛。我看着林徽因的照片，都有着想哭的冲动。第86页李庄上坝家中病榻上的林徽因奄奄一息的样子，让人好心痛。当时的医生都对众人说过，她的时日不多了。1945年8月15日，搞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一只手拉一起一只手，一道门敲开一道门，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相庆，从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个个大院，忙不迭地冲出来……”
形销骨立的林徽因，也参加了李庄欢庆胜利的游行。她已经不能自由行走，她是坐滑竿去的，滑竿旁边走着他的丈夫梁思成。在江边一棵大黄桷树下的茶馆前，她强撑病体，对庆祝的人们行注目礼。她努力地噙住眼泪，心里一遍一遍默诵一首诗……唉，不行了，我真的都心痛她到想哭了。我很喜欢林徽因，我不管她的许多爱情故事，我只喜欢读她的诗，读她的文字，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
《发现李庄》的书中收集了许多当年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对当年的文化名人如梁思成、傅斯年等的历史足迹做了很好收集和挖掘，对于李庄的文化价值做了很好的发扬。古镇李庄在历史的尘埃中慢慢隐退，它的繁荣褪去，是因为李庄的那群文化名人们都离开了，同济大学也搬走了，人们从此四散于江湖，有的出国了，有的去京了。但是每年都有人来寻访它，寻访那过去的历史足迹。
古城李庄在抗战时期，在那段难忘的历史中，曾经散发出了魅目的光芒。抗战胜利了，它恢复了平静，静静的躺在历史时光中，留恋那些当年印在这边土地上的足迹。《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发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想要把李庄再次拉回到人们的面前，诉说一段历史，愐恛一代奇缘。他发现了李庄的珍贵文化价值，我们之于李庄的情感，再一次得到了响应。
川南古镇李庄上的梁思成、傅斯年，人们怎么能遗忘。到李庄上走一走，就会听到看到许多的当年往事。每一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岱峻说。看来他真的很醉心于李庄的文化往事，陶醉于翻开李庄尘旧的另一面。像一面蒙尘的镜子，岱峻用它轻柔手，慢慢拂开历史的尘烟，看到当年的画面，当时的中国。
《发现李庄》读后感(五)：民国学者的不平凡经历
李庄，一座不知名的小镇。完全是被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的姓名所吸引，很想了解他们的生平，也算是梁林的粉吧。
待翻阅图书，细细读来，才了解到李庄的伟大、李庄的不平凡！在1940年至1946年短短的几年内，这个在当时“地图上找不到”的西南一隅小镇，竟容纳下那没多的国内学者学子。总多学者的研究生涯、学子的青春年华，同当地的村民一样，洒落在李庄的板栗坳（史语所）、上坝（营造学社）、门宫田（社会所）、李庄街上（同济大学）等地的每个角落。
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上海同济大学等数个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到环境所迫，最终避难来到这处安静的李庄。
图书通过各种珍贵的图片资料、书信往后、采访回忆等方式，将四川李庄在哪个特殊时期，众多学者的生活工作展现在读者眼前。无意之间，李庄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标记，成为当时的文化研究中心。可以算是另一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这座长江上游偏远的小镇李庄，学者常常处在贫病交加之际，比如美人儿林徽因，才子佳人，之前是“太太的客厅”，身边热闹非凡。而在李庄，竟然是以病人姿态出现，体弱总是躺在病床之上，身体也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当然不仅仅是林徽因，还有其他的学者，在哪个困难的年代，或多或少，都落下病根。
即便如此，这些学者仍然坚持着各自的学士研究，且在自己的领域之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像董作宾的甲骨、劳榦的汉简、李方桂的少数民族语音调查、马学良的彝文经书、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史、芮逸夫的民族学、李济的殷墟考古、李霖灿的东巴文化、高去寻的《侯家庄》（梁思永的未完稿）、高去寻的男女秘戏浮雕发现、夏鼎的仰韶文化、夏鼎的《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等等。还石印了重要的学术专辑《六同别录》。
这么多的学者，第一次了解到他们的学术，之前并不了解。当然不仅仅有研究，还有爱情。青春年少，男欢女爱，青春年华，学者有些成为李庄的女婿，只是待李庄离别，更有的是故土分离，两岸分隔，隐隐作疼。
最喜欢看到这段，中研院举办的甲骨与人骨展览，将所发掘的物品进行现场展览和讲解，起因就是学者研究导致的流言，被当地人传说会“吃人”。这次展览顿时引起轰动，成了一时新闻。
梁思成，知道他在建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有趣的是他和弟弟考古学者梁思永，竟然是梁启超的子女。在1930年团队营造学社成立后，第二年梁思成担任主任，林徽因作为助理。之后也来到李庄，在抗战胜利时，受环境所迫，梁思成将营造学社移师北平，去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
当第一次看到，梁思成为拯救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所作的努力，非常感动。受当时环境的影响，或许梁思成随意而谈，或许是随意而论，然说者有意听、者有意，日本古都文化得意留存，梁思成被日本人所瞻仰。只可惜同样的努力没能拯救下中国的古都文化。
在李庄，学者童第周也经常出现在李庄的街道之上，想象着童第周和妻子叶毓芬初见显微镜的兴奋，想象着童第周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研究的金鱼，并取得丰厚的成果，心生佩服之感。还有，1943年就能用上电灯，比县城还早上十年。这不就是同济学者学子的功劳么？
只是，各单位由于所处环境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别，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当初是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师资也是德国留学生，而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多半来自美国。
在这个偏僻的小镇，容纳着近万人，研究学者和高校教师的孩子教育也提到日程之上，最终形成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教育服务。学者亲自走入教学课堂进行讲学，董作宾的甲骨教学等等，真不同凡响的教学环境。如果能保持下去，对这些孩子来说，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
1946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带着抗战时期的诸多学术成果撤离李庄，在李庄留下“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上面密密麻麻刻写了傅斯年、李方桂、李济等53位姓名。几年后又整体撤退到台湾，傅斯年兼任史语所所长。1950年傅斯年受舆论攻击去世后，董作宾、李济先后担任所长之职，史语所的学术种子则在台湾和海外生根发芽。大陆却只留下梁思永、夏鼎、马学良、逯钦立等数人。之后就是在哪个特殊的年代，受条件所逼，学者无法继续学术研究，有的甚至抱憾离开人世。
然在李庄所进行的研究，多年之后，经后人整理发表，受到了乃至国外学者的注意。比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李光涛的《明清档案论文汇集》、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等。如果没有那个混乱的战争年代和特殊年代，成果无疑会更为显著。当然，也就没有辉煌的李庄！
李庄，值得怀念之地。
有些小建议，在人物汇总时，能否再加上去台时间、去世时间等内容，或许这样资料会显得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