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精选10篇
《索尔·贝娄访谈录》是一本由[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著作，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y飞熊
记忆犹新的是，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在新年晚宴上被肆意调侃。美国，对于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就是“自由”和“开放”的代名词。 所以，索尔•贝娄在他某本小说的第一句就写到：“我出生在芝加哥，我是个美国人”。这里面有太多的言外之意，而在那个由大量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移民组成的国家里，那些水面之下的内容远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冰山一角更为流行，同时也更受欢迎。或许，这也可以作为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另一个注解。
这本《索尔•贝娄访谈录》，分为五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是作者诺玛.马内阿发表的对索尔贝娄的一些个人认知以外，其他四个部分都是本书作者和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对谈实录。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马内阿和贝娄，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语义上的互文。无论是从文学能力上，还是个人经历上和身份认同上，作者和贝娄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为作者更好的理解贝娄，更深入地进入本书的主题，提供了更多的依托。
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的问题，这本《索尔贝娄访谈录》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基线：一方面，索尔贝娄是犹太人；另一方面，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基本都是生活在芝加哥的美国人。如果说奥吉.马奇还是在为努力成为美国人而百般努力；雨王汉德森和赫索格已然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这种对美国社会的融入程度的变化，难道也暗示了索尔贝娄在他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的自我认同上的变化吗？到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一个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出现在了读者眼前，这难道是中国人所说的叶落归根情怀在一个犹太裔美国人身上的体现吗？
与此同时，索尔•贝娄，在有意无意间站到了海明威的对立面，他创造了一种繁复的句式。或许，是时代不同了，索尔贝娄面对着一个更“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世界。但无论如何，索尔贝娄是美国的，太美国的，似乎套用“美国梦”的模式来解释他的某些作品还是可以行得通。所以当《拉尔维斯坦》提出一种“非美国”的可能时，索尔贝娄的思路突然拓宽了。
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看到了索尔•贝娄对犹太问题的看法、看到了他家族的移民经历、看到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认知......看到了一个移民家族到来到美国之后的巨大变化。我似乎看见了索尔•贝娄，他说，我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二)：索尔·贝娄最后的礼物
索尔·贝娄生于1915年，逝世于2005年，享年90岁。《索尔·贝娄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是1999年作家诺曼·马内阿对84岁高龄的贝娄的访谈记录，访谈全程共历时6小时。
1999年是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索尔·贝娄的重要作品几乎已全部创作完成。只在一年之后的2000年，他创作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该小说因为以去世的友人艾伦·布鲁姆为原型且暴露了对方过多个人隐私，在美国评论界和媒体圈引起了极大争议。
那么基本可以说，这本访谈录是贝娄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社会交际、文学创作和文学点评的一次小型总结。尽管在贝娄其他的回顾性文章和采访之中，可以了解到有关索尔·贝娄其人、其事、其创作更为全面的资料，但这本薄薄的访谈录依然对研究贝娄的文学思想和小说创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索尔·贝娄是一位犹太裔美国籍的英语作家。访谈录第一部分记录了贝娄的父母由于生活的变故从俄罗斯彼得堡移居加拿大，随后又举家迁至美国定居的全部过程。文化差异对贝娄的家庭生活和他的成长经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碰撞与影响。家庭环境为贝娄造成的创伤记忆在他的作品中不时闪现，甚至《赫索格》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与贝娄的家人对号入座到分毫不差的地步：彼得堡革命期间，贝娄的祖父曾在冬宫寻求避难，《赫索格》中则写道“赫索格的祖父一九一八年时竟避难到冬宫去了”；贝娄的父亲是个性格强硬的人，待人严苛，如果孩子犯了错，会“得到一个抡圆了的大嘴巴，左右开弓”，《赫索格》对主人公父亲的描写则是“（父亲）易于激动。生起气来时，会双手齐下地刮儿子们的耳光，出手奇快”；贝娄的母亲年轻时与丈夫从埃及向彼得堡进口洋葱，靠做生意发家，他们“有很多的钱……住在首都，去有音乐表演的餐厅”，但由于遭遇生活和生意一连串的变故和打击，全家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并最终陷入贫困：“（母亲）得自己在水槽中刷洗一切。没有仆人，无疑也没有钱来雇人做事……那是段非常艰难的时光……我母亲会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自己从体面沦落的故事”，而《赫索格》主人公的母亲“常露出一种凄然的、迷茫的神情，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已成过去的世界……她在彼得堡的衣物和仆人，在芬兰的别墅（这些都是靠做埃及洋葱生意赚来的）。而现在，她是贫民窟拿破仑街上的厨娘，洗衣婆、女裁缝。”贝娄的亲身经历与小说人物经历高度吻合，可以看出家境的败落与生活的不幸，对贝娄造成了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虽然把小说解读成作者的自传绝不是理想的读书方法，但读者依然可以猜出，家庭环境是贝娄小说创作中至关重要的文学素材，将家人的遭遇与性格融铸在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中，或许是对家人最好的怀念。，也是对少年时光最亲切的抚慰与缅怀。
在《访谈录》的后三个部分，贝娄分别谈论了自己的创作、与其他作家的的交往经历以及前辈与侪辈作家的经典作品。这三方面内容是对贝娄传记的最好补充，也在解读他提及的其他优秀作品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位顶尖作家的视角与眼光，更可以凭此对贝娄以往的作品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贝娄很少重读自己的作品，唯一偶尔阅读的书是《雨王亨德森》。在他看来，这是一本非常好玩的书，它可以给他带来许多喜剧性的缓解，重温那些滑稽段落中的荒谬，会给他一种“喜剧的提升”。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且最为人熟知的长篇小说《赫索格》，虽然花了三年时间、写了“十或十五稿”，他却再也不愿重读它，甚至恨它——因为《赫索格》所提出的问题让他在此后的生命中依然无法找到答案，甚至对自己过于暴露的批评使他与自我之间产生了疏离。虽然贝娄终其一生创作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且青史留名者甚多，但他却自言更依恋创作过的中短篇小说。他认为在有限的篇幅中创作小说可以让作者更自由，而这些作品也的确大多产生于他的高峰期。
贝娄不仅谈到自己的作品，也用了较多时间来谈论他交往过、认识过的作家，对其人其事生动的描绘将是对那些作家的生平、传记甚至文学史最生动的补白。他喜欢写过《秃头歌女》的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将他称为“古里古怪的宝贝儿”，但却不喜欢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样子；他喜欢尤内斯库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却也观察到尤很怕妻子，甚至妻子是在欺凌他。贝娄眼里的艾·巴·辛格，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有一副货真价实的奇怪头脑，并以自己的才智为傲，可他并不迷人，是个老谋深算的Ganev（意为贼，不诚实的人）。这位写出过《泰贝利与魔鬼》那般深情哀婉的短篇小说之王，同样作为美国犹太作家且在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级人物（贝娄在1976年获得诺奖），却在生活中显得过于乖僻，处处与人结怨。甚至对他的名篇《傻瓜吉姆佩尔》因贝娄的努力而首次被翻译为意第绪语毫不领情，然而贝娄欣赏他的创作天赋，仍然原谅了他那些恶劣的甚至呆头呆脑的行为。贝娄为美国著名的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感到巨大的遗憾，后者因为创作过著名的长篇小说《隐形人》而享誉美国文坛，却因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了下一部小说能迎合读者的口味却又迟迟无法创造出理想的结局而耽搁了四十年！在四十年中他受阻于这个瓶颈而没有创作任何其他作品，贝娄悲伤地哀叹拉尔夫对文学史做了太多的让步。
此外，索尔·贝娄还谈到他对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喜爱，康拉德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塞利纳作品的迷人之处，福楼拜带给贝娄的沮丧，巴尔扎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却在论及思想时是个傻头傻脑的浪漫派。贝娄在课上为学生讲解托翁《伊凡·伊里奇》的美妙之处，对里尔克的《布拉格手记》大加赞赏，而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却以犹太人的敏感视角读出了“大屠杀”的隐喻，导致他再没有翻开这部传世之作。
尽管通过采访人诺曼·马内阿的描绘可以知道索尔·贝娄具有魅力十足的举止风度和使人印象深刻的诱惑力，但通观整部访谈记录，却能够在他数度欲说还休的言词中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波动和隐衷，能够感到他从未对犹太同胞罹受的深重苦难有过片刻的忘却和释怀。他并不美好的成长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积淀了打动人心的灵感和素材，他在与其他作家的交往中尽量去贴近和接纳对方良善、优秀的一面。他不愿沉浸在往日的成功中因此很少翻阅以往的作品。他会怀念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喜悦之情却也对族人倾巢而出随同领奖时暴露出的穷酸与丑态而倍觉羞耻。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为死亡所困扰，甚至羡慕动物们“不会去想象死亡”。
这本《访谈录》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作为“人”的索尔·贝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以仰望神的姿态去崇拜他，解读他，理解他，而在时空交错的此时此刻，贝娄晚年的这一席谈话仿如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礼物，让读者从他对自身的审视中得到启迪，去审阅茫茫宇宙中沧海一粟的自己，并在大师的怀抱中得到醍醐灌顶的点化。
发表于《深圳晶报》2015年8月9日，转载请告知。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三)：《索尔•贝娄访谈录》：沉疴遍地时，人们无家可归
索尔•贝娄是我至今还未曾拜读过的作家——去年到北京之后，机缘巧合入手了一本《赫索格》，却一直摆在案头，直到从六环搬到了三环，这本书还在跟原来差不多的地方。
人们多是习惯于去躲避繁复的东西的，在文学的世界里其实也是如此。于是索尔•贝娄并没有得到如海明威那样广泛的认知和崇拜，一个原因也许是他站到了海明威的对立面——至少是语言上。而当你看到他“把古往今来哲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放到他的小说里”，“但他的小说又很生活化，很多下流话、色情描写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陈村语）时，其实应当参透的，是他对主题不惧“疲惫”的有力把握——他渴望的是全部生活的展开，一如他自己对生活的概括：“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
这生活或许真的是用来清算的。所以在《索尔•贝娄访谈录》这本6小时访谈后辑录而成的文字中，同样有“犹太作家”身份的马内阿和索尔•贝娄围绕着生活，展开了一场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分外有力的“清算”——世界与我们的关联，最终呈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各自生活的全部。
从根本上说，索尔•贝娄的小说家身份，如果打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其实是更为贴切的。而一个人对“知识”了解的兴趣，往往建立在他对自己生活解读的希求之上。而拥有“犹太人”和“美国人”双重身份的作家们——像是马内阿和索尔•贝娄，他们的困惑和释然，其实都是建立在对这伫立的经验体系的解构、转述与思索之上的。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其实所有人都需要。
但更多人却并不自知。
身份的要义，在于人明确自己如何行事。身份是幻想的，但从来都是幻想指引人们如何经营生活。因而索尔•贝娄在一开始指明的，对于“移民”内在的“去移民化”——“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其用心是在于希望个人，能对自己局限的加以剔除。人生固然有太多不可置换和逃脱的禁锢，但人同样可以选择让自己过得自在。越是粗鲁残忍的社会，它的成员越是热衷于“贴标签”——代替上帝为他人设置禁锢的。所以相对的文明，其实彰显的是对每个个体的宽容与善意。但在此之先，每一个体要拓展的，是自己的命运。要思考，要理解——理解命运，但不屈服。
关于家庭、成长和信仰，索尔•贝娄谈了很多，而有关创作、阅读、爱情、友情等诸多方面，这场对谈同样有所涉及。可归根结底，作家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往往在于他总会把自己，不自觉地暴露在自己的作品里。到底还是有怎样的索尔•贝娄，才写得出怎样的《赫索格》吧。他看得见这世界的慌乱，却依旧盼望能给所有人安宁的出路。
只可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已经“沉疴遍地”，一个作家除了杜撰希望，还能做些什么呢？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四)：索尔·贝娄的最后清算
索尔·贝娄（1915—2005）是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获普利策奖，1976年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索尔共创作了19部作品，其中13部为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有 《雨王汉德逊》（1959）、 《赫索格》 （1964）、《洪堡的礼物》 （1975）等。贝娄擅长描现大都市人的内心迷茫与挣扎，在他的作品中现代世界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对自我的寻找是反复出现的主题。
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小说《巢》塑造了几个流亡者的形象，但与昆德拉等的流亡小说不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对极权主义的强烈控诉，有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社会生态下人的不一样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生与死等终极问题的思考。这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犹太裔作家虽然成长与生活经历不同，但作品所关注的主题殊路同归。
1999年，诺曼·马内尔对索尔·贝娄作了访谈，其结果就是《索尔·贝娄访谈录：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这本访谈只有薄薄的一百来页，讨论的范围却非常广泛，包括贝娄的家史、成长史、创作史、犹太人的历史命运、贝娄对前辈与同辈作家作品的理解、贝娄与同辈作家的交往与看法、生与死等，这些对理解贝娄的作品以及人生自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在马内阿长长的序言《有关索尔·贝娄的一些思考》中，马内阿这样称赞贝娄的作品：
“在他的都市世界中，犹太精神找到了自己新的、自由的、美国的声音，找到了其新的安宁与新的不安，找到了一种新的幽默和一种新的悲哀，最后，还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生活中无法解答的问题。”
贝娄不愿被人们称为犹太作家，但他作品中的“犹太”烙印却始终无法摆脱，在他的13部长篇小说中，除了《雨王汉德森》外，其余的12部长篇小说都有犹太人的影子， 马内阿在《巢》中不愿强调自己自己东欧流亡者的身份，在访谈中索尔·贝娄也提醒诺曼·马内阿“别像个移民那样行事”，但两个犹太裔作家坐在一起，“犹太”是怎样也绕不过去的话题，或是马内阿的引导，或是贝娄的主动提及，犹太人所经历的历史、苦难，贝娄身为犹太人的家史、生活及成长经历在访谈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贝娄的早年经历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同乡纳博科夫，与纳博科夫在欧洲的多年漂泊后移民美国不同，贝娄的父母直接从彼得堡移民到了加拿大，几年后又迁居美国芝加哥。从贝娄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可以读者看到贝娄童年经历的艰辛：兄弟姐妹众多、父亲生意上的一次次失败、母亲的隐忍与勤俭、多元而又杂乱的成长环境，这些都在贝娄的心灵上打上了烙印，并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
虽然历经艰辛，也许是美国给了贝娄相对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作为犹太人贝娄对美国赞美有加。他认为整个欧洲都对犹太人不友好，希特勒把这种不友好发挥到了极致。而在美国，只要努力做个美国人，是不是犹太人不是问题，在访谈中他这样称赞美国给他的感觉：
“美国的现实对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当我们不喜欢作为犹太人面对的某些事情时，我们可以变成美国人来寻求庇护。”
贝娄虽然高中时曾迷恋社会主义，甚至远赴墨西哥去拜访托洛斯基，但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却并不明确，但他反对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的态度却始终一贯。他对法国作家塞利纳（《长夜行》作者）的文学才能赞赏有加，却不能原谅他的反犹倾向，对萨特则因为他为斯大林辩护而感到“另外一种愤慨”。汉娜·阿伦特——这位《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著名作者，贝娄认为她一只脚踩在纳粹主义，一只脚踩在共产主义，对她的许多言论不以为然。
贝娄最重要的身份是小说家，读者最关心的自然是他的文学观以及他所知道而又鲜为外人知道的文坛八卦。在访谈中自然不会让读者失望，他赞赏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唐拉德，却对伍尔夫、罗伯—格里耶不以为然，至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他提都没有提他们的名字。贝娄被称为“具有现实主义的现代派作家”，这个称谓的具体含义读者只能去他的作品里慢慢体会，我把它理解为贝娄其实并不喜欢那些玩儿文本的大师。
至于文坛八卦，贝娄所透露的大多数读者肯定闻所未闻。比如阿瑟·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作者）曾责备他不该结婚，尤内斯库（《犀牛》作者）曾对他大喊大叫、巴什维斯·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作者，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怨报德，说贝娄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辞乏味至极等，这些或许没有什么营养，读者只需知道，给读者带来美的愉悦的文学背后的文坛其实并不那么美好。
在接受马内阿的访谈时，贝娄已84岁高龄，他坦言是他放下一切的时候了，“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纵观贝娄漫长的一生，除了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在个人情感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文坛江湖上有过惺惺相惜，也有过恩怨是非。同为美国作家的亨利·米勒（《南回归线》作者）曾说自己的一生“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这句话用在贝娄身上也是合适的。
2005年4月5日，索尔·贝娄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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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年8月31日《上海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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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五)：索尔•贝娄：小说家与女人的战争
《索尔•贝娄访谈录》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贝娄无自传和回忆录的遗憾。这份访谈录是1999年12月在犹太作家诺曼•马内阿与索尔•贝娄之间展开的一次6小时对话，其中不少内容关涉贝娄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和犹太信仰。
对于那些想在作家身上寻找普通人影子的传记读者而言，这份访谈录似乎能满足获得不少自我比对的愿望。但对于那些想要探究贝娄作品的读者，这本书的重要性恰恰不在于贝娄已经说出的部分，而在于他想要隐藏的部分，或者是半遮半掩的部分。
现代唐璜和他的女人们
在《索尔•贝娄访谈录》中，贝娄不无动情地讲述了一些家庭往事，关于一家人怎样从彼得堡移民到加拿大，关于生意一再失败的父亲、患癌垂死的母亲、辍学的姐姐和每年穿哥哥的旧衣物的自己，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家道中落的故事。对贝娄来说那段岁月虽不无艰辛，却又充满迷恋，他说：“我天生依恋情感和家庭。”但对当时已84岁的贝娄来说，它只是吐露了自己作为儿子的家庭，而关于那个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家庭，他几乎只字未提。因为在后者那里，衔接起来几乎就是一连串的家庭悲剧。
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镇(Reno)被视为“世界离婚之都”，人们只要在那里住满6个星期就可以申请离婚，对任何急于摆脱棘手婚姻的人，那都是块福地。1956年，为了尽快离婚，并和新结识的亚历桑德拉•切克巴斯夫结婚，贝娄就曾赶往那里住了6星期。此后，他也许还成了那里的常客。因为4年之后，贝娄就再次离婚，一名叫做苏珊•格拉斯曼的女人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紧接着，第四次婚姻在维持了12年之后，也终于在1986年惨淡分手。1989年，74岁的贝娄娶了比自己小43岁的杰妮斯，这是他的第5次婚姻。频繁的婚姻给他的家属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的儿子格雷格在贝娄去世后曾写下《索尔•贝娄的内心》，在这本书中，格雷格表达了对贝娄的不满和埋怨：“我希望自己有勇气用雪球去砸自己的父亲。……在8岁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割掉了氧气瓶的深海潜水员。”贝娄的孙子安德鲁也说：“为什么他们都说我爷爷改变了美国文学？他只是一个坏脾气老头。”
索尔•贝娄长相英俊、博学善谈、有名望，且善于冒险使用那些“直接的、美国式的、和蔼可亲的求爱用语”，这使得他很容易对女性产生诱惑，进而成为她们的魅力骑士。贝娄的朋友和出版人乔治就曾提到：“每次我遇到贝娄，他总在妻子们或情人们之间摇摆。”确实，贝娄毕生都在纠缠这类情感上的风流韵事。热衷于搜寻丑闻和秘密的媒体报刊，也得以迅速而持久地在这位文化大亨身上大做文章。在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写的贝娄传记中，贝娄因此成了一个玩弄女性者、一个糟糕的丈夫和一个碰巧写了几本好书的作家。贝娄作为“现代唐璜”的名声日渐变得家喻户晓。当然，这个唐璜是经过拜伦修正后的唐璜：一个不无魅力的博爱者。最初的唐璜想要跟众多女人睡觉，只是因为他想保留一份她们的名单，因为他的宏愿是去做世界上所有女人的第一个情人。但贝娄不一样，他太易于动感情，排除性的元素，他更像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会厌弃那个沉迷于女人算数法的唐璜，却可以理解像贝娄这样的现代唐璜：追求一个女人是因为她吸引人，之后抛弃她是因为他遇到更吸引人的。
这些家庭悲剧后来一一出现在贝娄的小说里，从《赫索格》开始，小说的主人公都成了贝娄“分身”一样的知识分子——赫索格是历史教授、洪堡是出色的诗人、科德是文学评论家、贝恩是植物学家、拉维尔斯坦则是哲学家，可他们置身于各自的家庭悲剧中总是显得束手无策。毕竟，对敏感的贝娄而言，他自己才是这些失败婚姻的最大受害者，但他对自己经常地陷入爱情并不感到后悔，他说：“我试图证明的是什么？证明我不是个畜生，证明我拥有的毕竟是一颗心，而不是一个包裹在陈年坚果壳中的干瘪、酸腐的坚果。”
来自女人的报复
在这几次失败的婚姻中，和亚历桑德拉的离异无疑对贝娄的伤害最大，因为在这次婚姻中，他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好上了，这使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双重背叛。这样一个不无羞辱的故事最后被贝娄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赫索格》。
在小说中，赫索格——被视为贝娄的小说化身——是个有才华的、前途光明的大学教授，在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他娶了玛德琳——一个专制而有力量的女人——为妻。正像现实所发生的那样，赫索格的妻子很快和他的朋友瓦伦丁勾搭成奸，最后赫索格还被那位妻子扫地出门。作为整个交际圈中最后一个真相获知者，赫索格在缓过神后深感羞辱，他突然发觉这一整个过程根本就是处心积虑安排好的。他不断回忆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回忆他的妻子怎样冷静而有步骤地将他陷于毁灭的境地。他不断在想象中的每一个枝节重新去构建新的可能，却又无处验证。所以，他发疯地给所有他认识的人写信，给活着也给死去的人写信，给所有认识他妻子的人写信。这些信件一方面近乎哀号，一方面又近于愤怒。为此，菲利普•罗斯将这个故事比作查尔斯视角的《包法利夫人》或是卡列宁视角的《安娜•卡列宁娜》。
《赫索格》一向被公认为索尔•贝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也起着核心作用。可在谈到《赫索格》时，贝娄却说道：“我再也不读它了。我有点儿恨那本书。也许是因为，它使我着实地暴露给了自我批评。……它提出了我至今仍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在这份长达一百多页的谈话录中，我想正是这一句打开了贝娄和他的创作之间最直接，也是最隐秘的大门，但这道门并没有全部打开，而是停在了半掩的状态，贝娄几乎未做任何说明就转向了其他话题。而富于耐心的读者不得不去寻找这个问题。
和赫索格一样，贝娄通常被视为美国智识生活的代表。在马内阿的记叙中，年老的贝娄在聚会中容易显得疲倦和冷淡，但当菲利普•罗斯用古典的中世纪英语诗句向他问候时，他会立刻清醒过来，并用另一些摘自《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诗句作答，这令人称奇的、兴高采烈的诗歌背诵比赛在两人间能够持续近十分钟。这个细节给我留下如此深的印象，不单是因为它呼应了一整个古代中国的传统，也因为其中得以展现的智识的光辉时刻。但这个时刻在战后通常也带上了一些疑虑和嘲讽之音。在《语言与沉默》中，斯坦纳提出的问题是智识和教养能不能避免大屠杀的发生。而在《赫索格》中，问题似乎要小得多，智识和教养能不能解决绿帽子的问题？
这位受到奇耻大辱的赫索格先生，尽管博览群书，才智超群，却发现此刻他的智识和教养毫无作用，在他熟识的文化中，他根本找不到出路来解决这种来自身体本能的困境。和哈姆雷特面临他母亲的不贞以及叔父的阴谋一样，赫索格也经历着解决的延宕，这种情绪的“蓄水的阀门”一天天递增着重压，使他近乎神经错乱。最终，哈姆雷特和赫索格在痛苦中都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智识的无效，于是，哈姆雷特选择用敌人的血，也用自己的血来使一切安歇。被愤怒折磨的赫索格，一度也试图像哈姆雷特那样，怀揣着他父亲留下的手枪和两发子弹去找他的妻子和情敌报仇，可当他趴在敌人的窗口，却又下不了决心扣动扳机。在赫索格这里，男人被女人挫败后产生的怨恨，最终因为找不到宣泄口而只能一天天自我内伤——贝娄后来用此结局命名了另一部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值得一提的是，曾致力于研究美国文学的劳伦斯，就为此嘲笑过美国人的这种智识向往，智识似乎成了沙龙里漂亮耀眼的羽毛装饰，却无法解决任何来自古老血液的困惑，哪怕只是一顶绿帽子。赫索格致力于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处境，因为他相信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但来自血液的愤怒、嫉妒告诉他，这是头脑无法理解和化解的。在劳伦斯看来，头脑的知识（自我观看、理智）是从魔鬼手中递过来的苹果，用以毒害人原有的来自血液的认知（本能、直觉）。人在接受了头脑的知识之后，就开始了自我作对，理解就是要把血液智识化，是想用自己的头脑控制自己的肉体，然而这种胜利总是以另一种更深的伤害为代价的。
小说家对女人的反击
在贝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中，贝娄把自己生前最亲密的朋友艾伦•布鲁姆最不可告人的隐私——同性恋、患有艾滋病——全抖搂了出来，这让很多尊敬布鲁姆的亲友感到愤怒，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则深感当小说家的朋友很危险。但我们的贝娄先生在自己的小说里，不仅没放过自己的朋友，更没有放过自己众多的情人们。小说里的赫索格虽然没有找到解决愤怒和怨恨的途径，但在现实中，贝娄却找到了有力的反击，不是通过扣动手枪的扳机，而是把她们写进小说，让她们扮演充满心机、冷酷又无耻的施虐者。
继把亚历桑德拉写进《赫索格》施加诋毁之后，第三任妻子苏珊•格拉斯曼也被写进了《洪堡的礼物》，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贝娄更是用极其刻薄的音调向书中的女人们发起了总攻，那些女性人物总是显得非常灰暗、阴沉。正因如此，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贝娄书中的女性角色看起来总像是荒谬的、凭空捏造的蹩脚货色。另一位批评家辛西娅•欧芝克也一再劝诫读者，不要把小说人物扯进现实生活：“一部小说，即使它是自传性的，也不是一部自传。假如作家本人放出话来，说某某人物实际上是真实生活中的某某人，读者依旧有义务——小说的‘入魅义务’——捂住耳朵，充耳不闻。”可我们的贝娄先生却乐于人们拿他的小说和现实比附，他声称自己的小说就是最高级的自传，有时他甚至亲口指认人物的具体原型。于是，这些不堪的人物角色被一一确定好原型之后，在报刊媒体中被大肆比附、攻讦，无疑这给他的情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美国作家和女人的关系，就会发现贝娄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这其中还有很多奇妙的偶合。比如海明威就一直在伤害女人和被女人伤害，菲茨杰拉德一度也被认为是被他的妻子珊尔达毁掉的作家。而且有趣的是，他们都用了小说的方式反过来“羞辱”她们。相比《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比的虚荣、浅薄，《赫索格》中的玛德琳和《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玛戈则显得冷酷，甚至于残忍。她们一方面被视作是迷人的，另一方面又是最狠心的和最掠夺成性的，她们善于挑选能控制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然后又用轻蔑和性来伤害自己的丈夫，性在她们那里成了一种阴谋、一种羞辱、一种用以施加伤害的武器。于是小说家们也纷纷操起了对抗的武器——在小说中为自己设置不存在反方的辩护席。
然而，即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总有那么一点儿不堪，贝娄本人却并不因此受到女性读者的讨厌。一方面，聪明的贝娄几乎从不泛泛地攻击女性，另一方面，他在小说中为自己安排的角色总是才华横溢、单纯却又显得可怜兮兮。如赫索格就被描写成一个善良、温情的人，他把自己交出去献给女人，却在女人的挤压下成了承受痛苦的专家，而这恰恰有力地激起了女性读者对他的怜悯和保护欲。而这个不无狡猾的贝娄，在这份睿智的访谈录中却是看不到的。
（工作文，原载腾讯文化，勿转。）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六)：【转载】当作家吐露秘密，让我们侧耳倾听
文 / 王志军
索尔·贝娄说过：“文学始于秘密。”
一位作家的秘密，在我看来通常包含两种：一种是由他的成长、情感、交游等等构成的人生经历，包括那些激发他写作的决定性事件和许多灵光闪现的隐秘时刻；另一种是他写作中隐藏的技艺和思想，虽然读者会在阅读时自行辨别，但实际上常常和作者所想相去甚远。关于前者，大部分现代作家希望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和生平区分开，尤其反对读者从小说中去辨认作者形象，哪怕许多作家最开始写的常常是包含自传因素的小说。不管怎样，很多作家并不愿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特别是那些可以称为“秘密”的事件。关于后者，技艺和思想是写作的独创性保证，有的作家将其视为自己的核心机密，有的不愿意谈论这些，仅仅是因为这会让人显得自大——比之和盘托出，他更愿意让作品本身去说话，让读者自己去发现。
因此，当我们有幸听到作家自己谈论他的秘密时——他总会在某些时刻吐露心声——那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索尔·贝娄，197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作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在国内也有很多忠实读者。他的小说总体来说呈现的是现代派面貌，充满思辨色彩，涵盖了庞杂的现实，并且，他的句式是一种和海明威式简洁对立的繁复句式，这都让读者理解起来不那么容易。这本访谈录的翻译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更真实的索尔·贝娄。
洞察世事、谈论创作、评点作家，对于一个立场鲜明又过于耿直的人来说，这样吐露“秘密”似乎并不是“稳妥”的选择，但正如访谈标题所说：《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接受访谈时贝娄已84岁了，他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第一种秘密
文化和身份的冲突赋予了他不同视角
索尔·贝娄的父母是在彼得堡经商的犹太人，在俄国生活富足安逸。移居加拿大后一切重新开始，后来又举家迁往美国的芝加哥。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彼此说俄语，和贝娄说意第绪语，而贝娄同时也要说英语、法语，并学习希伯来语，他就是在多种语言的交汇中开始领悟世界的。由于忙于生计，父母对孩子无暇顾及，他自己找到的解决办法，用他的话说，“碰巧是阅读”，除了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他还读了很多俄罗斯小说，因为他觉得那里是“故乡”。
欧洲传统，犹太人身份，美国的开放精神，这就注定了索尔·贝娄一出生就处在一个剧烈的冲突和矛盾之中，既有现实生活的，也有思想、信仰上的。他在访谈录中透露，8岁时曾因病住院，周围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除了《新约》没有任何读物，于是他感到自己“爱上了基督”。考虑到他身边的孩子不断病死，自己也病得很重，福音书带来安慰是可以理解的。可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这可有点离经叛道。这是他第一个大秘密，他从来没敢告诉家里人，因为那会吓坏他的母亲。直到晚年，他仍对此无法忘怀。
高中之后贝娄是个让家里担心的“问题青年”，他着迷于当时的流行思想，有一阵成了威廉·莱希的信徒，“在沙发上进行裸体治疗，为了成为我的动物自我。”但问题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因为他的叛逆，更多体现在追求思想的层面，这种荒唐、盲目的探索，让他收获了宝贵的经历，并逐步形成健全成熟的自我，“目睹生活是如何形成的，是件令人着迷的事”，以至于后来存在主义这样的新潮思想，再也不能轻易影响他了。
为了读大学，他到父亲的煤场赚学费，他和经商格格不入，上大学后就彻底和家里生意断绝了关系。也正是在大学期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职业作家，并用一生的实践不断坚定这一信念。他自己说过：文学始于秘密。的确是这样的，在他的成长中，身份的疏离和精神的孤独，以及对其寻根问底的过程（这种向内的探寻包含着对更广阔世界的渴望），是他投身写作一个显而易见的根源。也正是因为从这种动荡冲突中走出来，锻炼了他清醒的头脑，让他对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判断。20世纪，许多大艺术家、作家都是犹太人，并不是一种巧合，身份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视角：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从外部观察自己生活的环境，也会从内部探究生存的根本问题。动荡的生活和多舛的命运赋予了他们表达的渴望和勇敢面对真相的气质。体现在索尔·贝娄身上，正是通过一个“外来人”的体验，美国巨大的包容和基本价值观中偏重理想主义的部分才让他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他能够从美国社会“野蛮的实用主义”之平庸中挖掘出自己的故事，并保持“适度的乐观主义”。
第二种秘密
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由于文化上先天的联系，他很自然把欧洲的传统植入了美国文学。有评论家认为，他是这一代美国作家中，唯一吸收传承了整个欧洲经典遗产的人。但他也是非常美国化的，他发明的新的“美国句式”，他关注的美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生活，都表明每个作家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才能达到深刻。索尔·贝娄认为，关于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从睁开眼睛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到每时每刻不同的经历，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个体的注目，对独特性的探求一直贯穿在他的写作中。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做他自己。
在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感受时，他觉得自己终生保持了孩子似的直觉，也一直无法摆脱从儿时起就有的对死亡的恐惧。前者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后者是他对世界的深沉之爱。他非常看重真实，认为如果不是表现真实，那么所写的东西就不值得任何人关注。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找到了自己表现真实的方式。在他深入喧嚣的时代深入探讨人性时，他不再试图给出终极答案，他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不再努力使一种立场尽善尽美，而是正在容忍你不知何故就是无法摆脱的秘密偏好或秘密的解决之道。
在访谈中贝娄还有很多关于写作的经验之谈。比如，他谈到了严肃写作中的游戏体验，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是两码事，把写作当做一个具有自身规则的工程，等等。对自己的作品《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也都有问必答，可以说坦率到了可爱的程度。关于《赫索格》写了十到十五稿的问题，他说，那只是为了不让它毁于严肃。
他得意地宣称，自己“在荒诞的人物中放置了某种价值观”。思想不应该是严肃的吗？不。索尔·贝娄清楚地道明了这一切：“存在另一种被我们所忽略的现实，真正的现实。这另一种现实总是在向我们传递着暗示，如果没有艺术，我们便接受不到这种暗示。”
不管受采访者马内阿（当今罗马尼亚被翻译最多的作家）友谊的激励，还是年老后看透世事，索尔·贝娄在访谈中不仅讲出了许多自己的秘密，对朋友、同道也直言不讳地加以褒贬，对许多严肃的事，甚至可能触碰美国主流社会“政治正确”的事也心直口快，不做保留，这都让这部访谈录更为真诚有趣。若说从读者角度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访谈录的篇幅还是有些短了，让人意犹未尽。不过还是让我们以在生活中应有的态度来结尾：珍惜已经有的，而不是遗憾那些没有的。对真正的作家来说，他的一言一行，哪怕日常的聊天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精神生活的纯度，我们可以借此更清楚地审视自我。
毫无疑问，在当代精神生活是隐秘且被潮流所抗拒的，当贝娄的编辑问他对美国文化的衰落和他自己与它的关系持何种看法时，他回答：“当我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我知道，社会将不容于我。我也知道我会获胜……那将是次小小的胜利。”这种孤独的勇敢和自信，对每个依然坚持珍贵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激励。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 2015年9月26日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5/09/26/378906.html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七)：晃来晃去的索尔•贝娄
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被认为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他曾经三次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1968年，法国授予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也在这一年，他还获得“犹太遗产奖”。1976年，贝娄凭借其作品“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索尔•贝娄访谈录》属于“文学与图像：耶路撒冷文学计划”其中一期。该计划邀请犹太作家和思想家，谈论他们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以及其著作与犹太人身份之间的关联。本书采访者兼撰稿人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不仅是一位屡获世界级文学大奖的优秀作家，同时也是贝娄的多年挚友，这本访谈录最初成于1999年，此后广泛流传。
本次访谈以贝娄的童年生活切入，马内阿由贝娄的移民身份引出一个重要问题：“你和你那么多的同辈人处于创造一种文化、一种遗产的过程中挑选和选择的位置上。那你现在怎么看？这始终总是那么重要吗？”饱含感情的回忆徐徐展开，贝娄和马内阿探讨了自己对俄罗斯唯情论、犹太教等问题的看法。他提起大哥在父亲葬礼上说，“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略带自嘲，内里包涵着移民寻找身份认同的苦涩，更是犹太民族文化寻根的一种体现。马内阿敏锐地捕捉到了贝娄的情绪，他说贝娄总是能很好地把握那种事，它是他的素材；贝娄爽快地承认“没错”。话匣子自然而然地打开了。
《赫佐格》、《塞姆勒先生的行星》是贝娄的代表作品。赫佐格和塞姆勒，一个在无限的痛苦中反复沉吟，咀嚼着人生的滋味；一个在深深的绝望中认真探索着人类的未来。他们究竟为什么痛苦和绝望？他们又何以如此关心人类的命运？贝娄剖析笔下的人物，他们没有稳定的立足点，晃动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晃动在“可能性”之间。“如果行动你就会迷失，如果静止你就会腐烂”，此话出自贝娄作品《奥吉•马琪的历险》，准确地概括了贝娄的创作理念。小说的人物在选择的过程中时刻感受到痛苦的折磨，而选择的结果又不能不使他们感到绝望。马内阿指出，贝娄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信奉过托洛茨基主义，还有可能信奉过弗洛伊德主义；那么，贝娄在思想上的不断求索，是不是也是一种“晃来晃去”的选择呢？
有意思的是，贝娄否认自己涉足过存在主义。研究者通常认为，贝娄的创作受到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海德格尔说过，人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只有在永不间断的“提问”中理解它。在贝娄的作品里，赫佐格和塞姆勒都是那种对人生和自我不断“提问”的人，而约瑟夫、奥吉、韦尔海姆、汉德森则是那种“晃来晃去的人”，贝娄作品流露出的关于人的存在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的存在主义的印记，但是贝娄为什么力图澄清这一点，并且以一种近乎斩钉截铁的态度呢？贝娄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塞利纳和萨特的不满，从贝娄和马内阿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其实涉及到贝娄作为犹太人的政治立场，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令他心寒，犹太人只能漂泊他乡，通过变成美国人来寻求庇护，贝娄是在有意识地疏离存在主义，从而坚持犹太人的生活和美国人的街头生活。贝娄对汉娜•阿伦特的抨击也有此层用意，阿伦特曾经是海德格尔的恋人，而作为存在主义创始人的海德格尔一度是著名的纳粹分子。
索尔•贝娄是那种兼有学者气质的作家，学识渊博，富于思辨，受人敬仰。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读，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同时他又深受犹太民族以及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惨无人道的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贝娄这一代犹太人的信念，而战后西方社会迅速畸变、文明倾颓、道德沉沦的局面更让他百思求解，思想的交锋奠定了贝娄作品中人物矛盾痛苦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小说是现实的映照，访谈就是贝娄内心的敞开，渐渐浮现出贝娄的形象：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忧虑而富有表现力；一双看清世态的眼，深邃而具备穿透力。他有着巨大的悲哀，但哀而克制；他有着深沉的怨恨，但怨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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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八)：短评后的意犹未尽
原本想在标注“读过”后给一个短评即可，但却因为字数限制没有说完。故而回到这里多说两句。
作为一本书整体，感觉平平，包含了通常老年人访谈中总会有的东西：个人成长（一个犹太家庭里古怪少年），见到的名人（这里有一系列总统评价），同行八卦（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没有太多有关自己写作的内容，也不太有思想深度，或许和年龄有关，八十几岁的老人，已经与世界和解。
但其中有一些“点”挺有意思。
比如，不能一说到犹太人就是大屠杀。马内阿说，“大屠杀这一概念在最近三十年中的演进方式十分有趣。一方面它被平凡化，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写作主题。我理解你的状况——你觉得不自在，你不想触碰它”，贝娄回答“是”。感觉，贝娄并不注重从犹太人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尽管他的背景、家庭，家庭背后的社会，给他打上显著的犹太人烙印，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对话似乎都是马内阿主动推进的。
比如犹太人在美国的感觉。贝娄回忆：“我必须为美国说句好话的一件事是，尽管你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但你拥有（可以保证的）权利，可以当一个并无大害的人。
书中提到，马克斯.韦伯对犹太人的定义：贵族贱民。“他们希望树立一种思想的贵族，书籍的贵族，这是他们的方式，他们一开始就与书籍有染，而从社会视角看，他们通常是贱民。”这也是马内阿说的。
在评说各位总统时，贝娄感觉敏锐，一句话就可以说中事情的本来面目。比如密特朗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把它交出去，就像他把食品券交到穷人手里一样”。接受里根授予的勋章，“持的是同样的态度”，但令人印象深刻，“当总统的时候是他作为一名演员的最伟大的时刻”。肯尼迪“可以与知识分子保持良好关系，是因为，感谢上帝，他自己不必成为知识分子”。
关于克林顿的评价有点与众不同。“克林顿有种天才的想法：别人全都和我一样，而我也与他们所有人一样，那就是他们原谅我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并不会更好，而我也不比他们更差劲。”贝娄说，“有关这一点，让我生出了种相当温情的感觉。”
关于死亡。“唯一的解决之道似乎是快乐地死去，或是在快乐的时刻死去，这样你就能够逃避这种人人都会毁灭的残酷性”。“我认为上帝给予动物的最大礼物是不去想象死亡”。
关于宗教。“我觉得，世界不是随机地、无目的地发展或演化的，认为所有发展应当是随机的而不是被某种崇高的智慧所引导的，这种看法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是到了我不再假装我不信教的时候了。我利用我八十五年的知识，应用于这些问题，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是数十亿偶然事件的结果？不可能。”
索尔.贝娄，二十年前（好像还要早一些）读过《洪堡的礼物》，当时没有太看懂，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肯定是从头读到尾，《赫索格》则没有看完。所以，事实上是没有资格评价贝娄的哈。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九)：【转载】马内阿：找不到家的流亡者
文 / 思郁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作家诺曼·马内阿曾经与一位诗人朋友有过多次的争执。诗人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向他倾诉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和法国文人的轻薄琐屑。西方的并不都是美好的，而留下来也并不总是很糟糕。这大概是他们之间分歧的缘由所在，诗人认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而马内阿却觉得为了写作，首先必须活着：“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写作当然重要，但是生存同样重要。这种有些陈词滥调的观点又一次主宰了一位作家的现实。1986年，马内阿离开了罗马尼亚，远去柏林，一年后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教书写作。
1997年，马内阿得到一次重返罗马尼亚的机会，所有关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关于家族和父母生活的联想，关于这些年的罗马尼亚的变化瞬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的缘起。事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重返祖国并非衣锦还乡，事实上，在离开罗马尼亚之时，他已经不堪秘密警察和审查部门的困扰，他并不想成为一名流亡作家，成为一名所谓的叛国者。而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依然使其成为一名国家公敌。为什么要回去呢？离开之前，马内阿与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餐馆内的一次交谈中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成为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但是罗斯告诉他，这趟旅行可能会治愈他的“东欧症”。
如果不考虑到流亡作家的更多心理身份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像以纳博科夫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之后，尝试用新的语言写作，极力融入到英语文化当中，他们至少熟稔两种语言，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他们的归属感更多地源于对美国的认同。他们身上缺少那种顾影自怜的失落感，而且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成功。1963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纳博科夫，在记者问及为何不再用俄语继续创作时，纳博科夫认为，他使用俄语创作的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侨民时代流亡文化圈已经消失，他自然也不会用俄语写作。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任何国度、任何流亡都无法让他丧失生命力。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地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陈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理解马内阿为何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他的小说寻找着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使他们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
而在他另一本小说《黑信封》中，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情节更加支离破碎，暗语和呓语成为了小说的隐喻本身，这是一本用密码写就的小说，因为内在的流亡早就开始了。这是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本小说引发了他远离故国的念头。在他1990年写下的随笔《审查报告》（收录在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马内阿回忆说，为了创作《黑信封》，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作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故事，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好像他使用这么多的短句表达一种不可言传的情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写下每一个句子时，都有一种担心他的笔被人凭空夺走似的恐惧。他只能借助大量隐晦的意象和隐喻来传递他想表达的现实。但是在小说出版前夕，他收到了国家部门的审查报告，除了列举众多需要修改的部分之外，审查报告中还详细地“解密”了他小说中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的句子和隐喻。他说他害怕了，厌恶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躲开审查者。受到阅读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大概是最终驱使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的缘由。
但成为一个流亡者作家，同时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读者，成为一个同胞眼中的叛国者，背负着骂名，远离了苦难，丧失了自己的根，永远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状态。在马内阿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对谈《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中，贝娄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初到美国之时遭遇到方方面面的困境，身为犹太人的移民在世俗化和美国化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困惑，而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告诉他这句话：“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大概引起了马内阿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最终作为他们对谈部分的标题。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中的英雄，他也不想成为祖国的叛徒和罪人，他只想成为他，一个欧洲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渴望找到家的人。
原文刊载于晶报 2015年10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15-10/11/content_3355261.htm
《索尔·贝娄访谈录》读后感(十)：p65-p66
马内阿：是的，因为你在小说中所知道的事不一定是一个问题的答案。
贝娄：是啊，我有答案，然后我也有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从之前的某时起，已不再寻找定局，寻找最终的解决之道。我似乎相信那些我从来不知道我相信的东西，这些是无论我喜欢与否都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它不再是一个我对之进行推理的问题，而是我与之共生的问题。你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不再努力使一种立场尽善尽美，而是正在容忍你不知何故就是无法摆脱的秘密偏好或秘密的解决之道。你将永远无法摆脱。你现在知道了那一点。
例如，我不再与自己辩论有关对上帝的信仰。它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年来，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而所有这些年来，我一直信仰上帝；事情就是如此。你会拿它怎么办？所以，它其实不是个有关将自己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智力问题，它首先是个有关试图决定这是否是种束缚然后接受你所相信的东西的问题，因为那就是你至今所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