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的读后感10篇
《从世界看中国》是一本由周有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上下卷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77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世界看中国》读后感(一)：深入浅出的典范
周老不愧为语言文字学家，能在晚年（85岁退休之后）把自己对于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思考，用极其简洁流畅的文字阐述得一清二白。
深奥的道理，如何能讲清楚？首先就是他想清楚了，然后依靠文字功底，浅显地写出来，介绍给大家。堪称功德。
对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一言以蔽之，“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仅仅从中国看世界，闭目塞听，中国近代史才成为一部屈辱史。
1978年后，开始从世界看中国，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周老为本书题词
《从世界看中国》读后感(二)：边读边写。
12，以为英国学者说，治理国家就是按照国际公认的常识行事。一惊，正巧前几天看见人民日报旧闻称中国的民主法制词语与西方字面相同，内涵不一。周老称“国际公认的打球规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常识”，唉，殊难索解。当然P23周老也称各国对民主的含义和评价不同，民主全球化，只是一种理想。
15，（农场不要农民，工厂不要工人，人类是否就要全部失业了呢？不必担心，人类更忙了，忙于制造机器人，忙于其他必须用人力的工作。）不敢苟同，周老此语太乐观。
刺客列传与现代恐怖
其实太史公记述的刺客杀人是雇主有恩，而现代恐怖则是宗教信仰影响。文章仅仅列举刺客列传，嫌不够。
《从世界看中国》读后感(三)：资中筠：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
出版之际座谈上讲话
资中筠
（2015年6月）
【来源：资中筠公号2017年1月17日文章】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于对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这里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才张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很详细讲了他对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张先生和叶芳女士这几年对整理和编辑周老的著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们两位知道周老的价值，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够在这儿谈论他的思想。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现在概括几点我的想法：
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提倡从世界看中国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 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不能浑然不觉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从世界看中国》读后感(四)：张森根：老而不朽谓之圣（谨以此文恭祝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寿辰！）
今天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岁寿辰，特别奉献社科院张森根研究员为《从世界看中国》撰写的后记。
祝周老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老而不朽谓之圣
作者：张森根
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2015年1月13日将迎来他的110岁（阳历）生日。他最近的一本别集《百岁新稿》修订版，出版于2014年1月。不少读者还把他的经典语言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S在网上传播。
周有光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是同年龄段学者中成果最丰硕、知识最渊博、工作最勤奋、思想最新潮者之一，还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展示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社会担当和人生境界。
永远的乐天派
自到北京工作后，周有光的收入从50年代的1000多元降到500多元，“文革”前只有200多元，日子过得很吃紧。朋友们劝他担任行政职务，否则级别低工资提不上去。但周有光不当官的信念很坚定，他一直守着这条底线。刚到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因为吴玉章政治地位高，周有光有专车接送。吴玉章去世后，“文改会”从部级降为局级，他只能挤公共汽车了。但他看得很淡，自我解嘲说：“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见周有光：《陋室铭》）
后来，上面让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再后来，他主动从政协教育组副组长的名位上退出。等环境宽松下来后，他又通过著书立说、接受访谈、发表公开讲话等渠道，在学理层次上把他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因而他的杂文、小品文，看似平实委婉，却总透着一股磨砺批判的锋芒。
周有光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8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轰炸和谋生，前后转了十多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他儿子被流弹击中，肠子上被打穿几个孔，他自己还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到周围的人都死了。好端端的一个中产家庭，就在战乱中落到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只能重新开始。但他并不沮丧，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有光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阴晴风雨之后还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的老人并不多。他是个乐天派，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2002年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允和，自称 “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有光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俩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藩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有光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可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北京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有光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否则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
1949年后，张家四姐妹天各一方。4对夫妻中除周有光夫妇外，仅四妹张充和一人现在美国生活。周有光夫妻性格不同，周有光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有光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恩爱如常。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张允和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使周有光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充实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个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了比3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他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纪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
周有光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不想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的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实际上，大话、空话、套话和“我主圣明”的话照说不误。
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他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都是他心里要说的真话。2010年他出版了《朝闻道集》，称其“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
在学术争论上，他也决不当和事佬。他针对一位名声比他更大的学者的“河西河东轮流坐庄论”和中国文化将主宰21世纪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位大学者还主张“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乃至反对古书“今译”……周有光也一一予以否定。周有光认为，甲骨文中就有简繁之分，古代就有简化字，书法家王羲之经常写简化字；历代都用当代字体改写古书的，因此，“今译”早已有之。删繁就简是“汉字和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认为文言比白话优美，那是心理错觉。目前有一股复古风，这是缺乏时代意识和自信心的表现。青年们不可误入歧途。”
对所谓的“国学”，周有光也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主张对“国学”的主心骨—儒学的封建性、保守性和玄虚性加以剔除和改造，同时提出了儒学现代化问题，目标是与赛先生和德先生握手。他指出：“‘文革’使整个中国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脑袋里空空如也。突然听说‘四小龙’起飞是以儒学为背景，由此想起了华夏文化。”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周有光为《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写下来“终身教育，百岁自学”这个标题，作为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他践行的人生哲学。周有光上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用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1949年后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二级教授（离休前为一级教授）。
1956年他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平时积累的知识不够用，还得靠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他不但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还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
周有光主要是在90多岁后写这些文章，他在《百岁新稿》自序中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
与周有光同时代的人中，自学成才的很多，对周有光也有启发。如他敬重的胡愈之的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周有光当初对调入北京改行想不太通，因为自己对语言文字学是外行，怕不能胜任，胡愈之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受到他人格感染，到北京后发奋自学，从外行变成内行。周的连襟沈从文只念过小学，是有名的小说家，后来成了北大教授；建国后一直挨整，被发配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最后靠钻研写出了关于中国瓷噐史和服饰史的传世之作。这也给了周有光“攀比”的动力。
“老而不朽谓之圣”，诚如斯人。
（修订于2014年11月，原载《南风窗》2013年1月16日）
《从世界看中国》读后感(五)：一生有光
周老点评世界历史文化发展大势，惜墨如金，字字不虚。
贺平先生曾说：“他的文章不仅具有超然物外的胸襟和气度，开宽而深邃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而且语言平实洗练，深入浅出，举重若轻，风趣幽黙，没有不痛不痒的套话，更没有故作深奥、叠床架屋、艰涩聱口之语。”
此言得之。
最感佩的还是老先生关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情怀，正如周老自述：“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我希望我一直关心的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有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共同规律可循，追求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各个国家不可抗拒的现代潮流。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