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读后感精选10篇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由易中天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一)：是时候看易中天的书了，寻找故事完整的线索，脱开故事表象，看本质
《帝国的惆怅》最早成书于2005年，我买到的这本居然是第11次印刷，太可怕了！
开篇用晁错的故事，直接指出政治上，什么事不可以做，做了是要杀头的，而且还是突然死亡。位高权重如晁错，也不能避免。由于缺乏人情世故、固执己见，晁错可以做一个好的政论家，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不该急功近利、一意孤行、而又对不熟悉领域的战争缺乏运筹帷幄。推而广之，做人做事，知道做什么只是其次，知道不能做什么才是第一位。我最近对此深有体会，有些事做了，肠子都悔青了却也没有办法，只能用肉身承担恶果。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二)：帝国的惆怅，还需奋力前行
正在等易中天先生写作中华史，借机会看一下《帝国与共和三部曲》之一。看书体验是兴趣转悲哀到快绝望，最后易中天先生鼓励说：“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或事情”。我辈还需奋力前行。
这是一篇本书的概览。
晁错一意孤行，诸葛亮不审时度势，“小太宗”唐宣宗死于求仙炼丹。“一代英主小太宗，就这样因为他的'痴呆'而走到了前台。这可真是帝国的惆怅！”
这里引用织田信长吟咏的歌《人生五十年》：
思へばこの世は常の住み家にあらず。【常思人世飘零无常】 草叶に置く白露、水に宿る月よりなほあやし。【如置于草叶之朝露，映照水中之明月】 きんこくに花を咏じ、荣花は先つて无常の风に诱はるる。【金谷咏花，叹荣华似锦，尽随无常之风凋谢】南楼の月を弄ぶ辈も月に先つて有为の云にかくれり。【南楼赏月之名流，亦随月色隐没于浮云】 人间五十年、下天のうちを比ぶれば梦幻の如くなり。【人间五十年，放眼天下，去世如梦又似幻】 一度生を享け、灭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虽一度受享此生，焉能不灭而长存】
文人政治发达如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悲剧。这里初步涉及了对腐败的讨论腐败。宋朝由于社会经济（GDP）高度发展，产生了腐败。
易中天老师指出：腐败的官员不怕改革，也不怕不改革，只怕政府什么也不做，无为而治，那样就没有办法伸手腐败了；政府直接办企业，办垄断企业，肯定不如交给商业社会的人去自办企业有经济效益。
奸臣严嵩带出的问题是嘉靖皇帝的混账专横。帝国制度愈发完善的明朝，腐败从皇帝开始自上而下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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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之后，不讲人物故事，改讲帝国制度，讲群体了，人民大众、官员、读书人、士。
人的精神，士的意气，很重要，叫做霸蛮精神，mission impossible。人民群众还要在帝国体制下生活。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好标题，人不可无理想，国家决策机构不可陷入精神麻痹的不察状态。帝国制度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帝国体制也与此时终结。时代迎来了共和体制。
该谈腐败了，易中天先生称之为“非典型腐败”，在中华文明土壤之上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它存在于每个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易中天先生提出对症下药，无非2条：杜绝权力的赎买（感觉不可能），将权力社会改造为非权力社会（不知道操作方式）。举例是没有权力的市长，统统交给市场。
士的千年一梦——侠。郭解大约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侠（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武士道起于孔子终于郭解），郭解为汉武帝所杀。全文结尾易中天先生指出士的侠之千年一梦，于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鼓励今世之人该为理想、梦去奋斗。
而“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正点了题“帝国的惆怅”，惆怅而后奋斗，没有剧本比这能够更动人！
钱穆先生曾说：“对本国的历史要有一丝温情的敬意”。读史使人明智，从历史中我们了解了人类发展的规律，古人的思想能给予我们无尽的智慧源泉。阅读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人们仿佛是一直沿着历史车轮的印迹前行。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人类已经进化了几百万年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比古人的思想高明，当今的许多的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的能从古代政治制度中找到影子，所以我们对古代文明应该怀有一种敬畏的情怀。历史的火炬在一代一代地传承，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我们的身上印刻了这个民族独特的烙印。
中国长期处于“家国一体”的政治之中，血缘关系维系着整个政治脉络，权力甚至受到血缘或者人情的支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仕人的终极追求，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当然也明白衣锦还乡的道理，因为这也是遵从“孝道”的体现，这也就难免“情”与“权”的交易。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之下，这群知识分子都知道与传统道德仁义对抗的代价，权力也就不得不让位于人群了。
孔子在《为政》篇里说“君子群而不党”，古代官僚熟读儒家经典，对这个肯定不会太陌生。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官场有官场的生存法则，他们必须“群”，必须“党”，才不至于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有时候他们必须随波逐流，个性全被淹没于群体之中。但历史上也不乏这种个性张扬的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过着“戴月荷锄归”的农夫生活；李白更是狂放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底是“谪仙人”，怎能与凡夫俗子同流。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靠的是帝国建立之初形成的稳定制度，明朝皇帝可以几年不上朝，美国是可以由疯子来统治的国家，这背后都是有一套天才的制度，这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只要一直沿着这种制度的路径走，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如同“汉承秦制”这般，统治者不敢轻易去变更一种稳定的制度，这都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历史长河如同浩渺的宇宙一般，不见其终极，也不见其发端，这里流淌的是无尽的智慧的源泉等待我们去发掘。
阅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四)：读《帝国的惆怅》有感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我认为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帝国的惆怅，前部分是人性，如晁错，王安石，诸葛亮；中间是政治社会，如唐宋政治以人物来展开；最后主要介绍帝国的制度文化。对于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只能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写法。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一个问，宋晚期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会造成后来皇帝不是被宦官杀害就是被宦官控制？唐也有这种情况。到了明清就好了很多，你说是帝制的不断完善或者皇帝权力的不断集中似乎有些笼统，到底内在的机制是什么样的？不得而知。本书前半部分可以说很精彩，尤其是对晁错和王安石的剖析，晁错是有远见无能力或者说有理论无实践；王安石有能力无群力，王安石无论学识还是道德人品都是很高的，他的变法在现在看也是很先进，并且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后面讲的读书人的理想)不做闲官(大官)，自己私下搞改革实验，可以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但是全才的人往往固执己见，改革的法律毕竟是属于技术层面，在执行的过程难免会有bug，王安石却任何建议都不听，结果民不聊生，最后群起而攻之，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可能因为唐宋是一个文明的帝制，不像明朝流氓的天下，文人的政治环境很好，司马光，苏轼虽然与王安石是政治意见上的死党，但是他们相互落难的时候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相互帮助，惺惺相惜，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折服！就事论事，就事不论人，工作与人分开，试问能做到的有几人？后面对读书人的解读也是一个精彩的部分，我认为读书人的核心就是一定有精神独立。
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讲区分读书人，知识分子等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过去我们读书人阶级是士族，是没有不动产的贵族，这个对一个人来说意义非同一般，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比如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这是士的标志，也是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资格)，子路是典型的“士”。而我们现在没有阶级的贵贱之分，所以意义不大。我认为作为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有必要做一个精神独立的人，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要多读书，当然不是读闲书，保持对世界未知的那份好奇之心以及独立思考不断汲取知识的求知之心。现在社会纷繁复杂，价值呈现多元化，人往往容易失去判断，失去方向，进而失去精神。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才能坚定信念，实现自我！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五)：易中天的惆怅
06年的时候，一个穿着中山服个子不高很有精神的男子，站在《百家讲坛》上，沉稳地说：大家好，我叫易中天，今天，我们讲三国。
《易中天品三国》作为电视传媒，和网络上的《明朝那些事》一起，在06年掀起了一场白话历史热。此后于丹 鲍鹏山 袁腾飞等一大堆人士，也站在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各有风格；相比之下，网络作品只停留在《XX那些事儿》（汉朝，清朝，唐朝，南北朝我都见过而且读过。。）和白话 恶搞 等层面。
这两个开山作品共同反应了一个需求，说大点，是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导致国民物质富裕转向精神追求，或者可以说精神没有寄托，转向3500年中华文明史求助。
所以，我们未尝不可说，以上出现的，和之后一大堆白话历史作品作者，都是写手，都是作家，绝对称不上是历史学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易大师在本书没章结尾后，都会刻意的联系一下当今（中国人送礼那章除外）而且刻意拔高一下，无独有偶，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教我写应试作文时，最后要批判现实，发出呼吁，从而升华主旨，冲冲二类卷。
但这毕竟不是真正想法。
易大师的史观也终于在最后一张说到辩证的时候，条件反射般的拉了一大堆时暴露了出来。
用马列史观指导写作，可以，但是不要只学皮毛，只知道矛盾对立转化，经济决定政治，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你的感情光光靠两个***或者排比是发泄不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易大师对文字驾驭程度不够，称不上是作家。
盲目使用马列，对未来没有实质性乃至原则性指导，称不上是个历史学家。
特地搜了一下易中天的百科
“易中天，1947年2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
嗯，我用他自己的签名来评论吧。
（详见本书最后一页）
易小丑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的下个结论，好的历史著作（面向大众的），绝不是史实的堆砌（这一点任何一个学者+教育家都可以做到），而是能融入自己看法和指导（像林语堂那样明显偏颇的也不可）从而对他人有启示意义的，才算是合格的历史著作。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六)：帝国的惆怅读后感
分开谈一谈感受。
晁错的削藩、攻心联、熙宁变法，看过之后的感受归为一类。也许是年轻，认为什么事情都是一板一眼，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对立面就是坏。晁错做的明明就是对，袁盎那些士大夫为什么就是要不通知的情况下处死晁错，并且是发生在文景之治下的景帝时期。高中时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以及在《三国演义》背景的影响下，蜀还是走向了失败。最终在书中得到了答案。在教科书以及种种渠道的灌输下，先入为主的认为王安石变法就是正义的，曾经书中所熟知的人名――司马光、苏东坡、范纯仁、欧阳修等确是反对他的。历史的真相、大环境及易中天老师的解读下，在传统社会下的制度与环境的影响下，持有不同政见的士大夫之间并没有错，错的只是在当时环境下的实行状况与动辄处死的残酷法律与肆意妄为。不是空有一腔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就行的，明清时想要丈量全国土地，到清朝灭亡也没有成功，与人民、士大夫、皇亲的利益挂钩，即便是我们眼中无所不能的皇帝也做不到的，也许只有书中的司马光提到的遵循循序渐进，雷厉风行最后伤到的确是百姓。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和非典型腐败两篇，给我的感触更深，刨开了封建体制下的面目，露出了它本身的落后与诟病。书中的内容不只是过去，对于如今也有很深的借鉴意义，也指出了非典型腐败是中国几千年权利体制下的衍生诟病，如今仍然存在。鸦片战争不仅写出了在危机情况下，举国上下有不知为何而战的人民，居于战场外却主战的官员，战争一线面对军备颓废却以欺上为主职的官员，一面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一面是仍处在天朝上国的的谎言当中。昨日看过《隔岸的甲午》一书之后，清国四兆兆人民真正享有国民权利的有多少，而身为官员又心系国家的有多少，却有孙中山、李鸿章、邓世昌等仍以中华精神为支撑，力图富强中华民族，如同书中讲到的明末清初，为精神捐躯的史可法、阎应元无数人民。不论职业，不论目的为何，正如文中所说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语言组织可能不太好，却还是想写出来，只因这本书深深地打动自己。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七)：大可不必通读
昨天到本地书店扫货，不出意外没有剁手的欲望。因为之前网购过复大出版社的《帝国的终结》，又看过《费城风云》的txt文本。所谓三部曲只剩这一本，出于对前两本的喜爱，便拿下了这本书。花了一天的时间通读一遍，10分满分只能给7分。大概这么几篇还算出色：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鸦片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非典型腐败
其余几章只能说凡凡
刘蜀灭亡据我读后总结：
1、地小人少，兵民比例过大，不断北伐和本地豪族的叛乱使得兵疲民乏
2、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的鸡尾酒政权结构，益州集团底层化、边缘化，内部矛盾从未能够解决。
3、儒家士族取代法家寒族的历史潮流。对于益州士族而言，“九品官人法”的曹魏对它们的吸引力足够大。
其中鸦片战争一篇最好参读《天朝的崩溃》（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675478/）
非典型腐败一章写陋规，最让我惊讶的是能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在灾荒年间照常收受陋规，正如此书中所说，大概也只有海瑞才能完全和陋规绝缘吧？连易中天都承认自己曾经托过人、受过托。只能感叹这种国民性何时才能根除。
陋规是潜规则的一种，可以看看吴思的《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0929/）。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八)：《帝国的惆怅》——中华帝国何以越走越僵
重新捡起易中天的文字已经是《品三国》之后很多年的事情了。当年他的名气如同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我也和很多中二的孩子一样，及时跟进购买了上下两册的《品三国》。书的内容已经全然记不得了，连里面有些什么章节都已经没有了概念。想来也是因为看的时候不求甚解，也没有认真阅读的原因吧。但是易中天的论述风格倒是令我很熟悉，中考结束那个暑假我坐在图书馆里模仿着他的语气自己考证了几个感兴趣的人物。如果我成为了知名历史作家的话，可能这些手稿反而会成为我的黑历史也说不定……好了不说废话，还是来看看这本书在讲什么。
《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只不过一个是短篇故事集锦一个是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整个的通史。其实两者虽然题材不同、体裁有别，讲的却都是中国那个过早发育成熟的帝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挖的坑里的。正如易中天自己所说，并不是中国的就一概都不如西方，只是我们的强盛时期成为了昨日黄花。中华帝国，虽然生产力落后、官僚体制黑暗、皇权威严到了顶峰，但正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中国有能力做到古代世界最强。拿它跟现在比，就像是射程两千米的床弩和狙击步枪的对比，苛责其科技落后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真正能够从中华帝国的建立和崩坏中能学到的，是我们自己在面对今天的世界形势和帝国遗留时，应该做些什么来规避风险、迎接更大的利益。这本书里的十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就算是一种好的开端。和在《大开眼界》的读后感中一样，我试着总结一下这本集锦当中的十个作者所表达的点作为我的读后感。
《明月何时照沟渠》
晁错削藩引起的吴楚七国之乱差不多是前汉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当然诸侯王叛乱本来就是封建制国家的一个内在驱动的机理，汉高祖都解决不了的内在矛盾，二流帝王汉景帝怎么可能直接看穿真相把它搞定呢。但是他启用晁错作为削藩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晁错，从书中的分析来看，更像是今天在铁血军事论坛上的键盘军事家。所有的国际形势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仔细想来难免有理想主义成分在里面，可操作性也很差。然而真实世界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可操作性有时候比达到目的还要重要，这一点是晁错们从不考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晁错又有点像一个鸡汤手，给出一个符合粉丝预期的目的，至于达到目的地手段，往往昏庸。历来抱有雄奇之心的改革家都难免死在这个问题上。
《武侯治蜀》
品三国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易中天似乎非常不把诸葛亮当回事。被演义和游戏影响深远的中国人往往倾向于认为诸葛亮是一个全能型的人物，北伐失败是因为蜀国国力不行。实际上鲁迅早就指出，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人。尤其是这个人的军事水平，也就是个中等，也许论守城还不如鲁肃。而强行多次北伐、每次还都失败、搞得姜维也不得不北伐最后把蜀汉给伐没了差不多都得让他背黑锅。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蜀汉虽然在诸葛亮一个人的压制下，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高大上道路，但是益州集团本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自然也就不会全心帮助你。民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引导民心的地方土豪的心的向背却非常重要。这不是诸葛亮的问题， 而是刘备入蜀又丢掉荆州以后，蜀汉政权永远无法避开的魔咒。
《小太宗》
唐宣宗这个人不算是中国入流的皇帝。不过进入晚唐以后，又有几个皇帝算是入流的皇帝呢？九重禁苑之内，基本就是太监们哥几个说了算，皇帝其实也无所谓智愚高低。这和明朝的情况有点像，皇帝搞什么都行，哪怕像武宗一样跟朝臣们捣乱这个国家也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而宣宗这个皇帝的问题似乎就是太想有为了，想一个人把帝国的组织任务全部一肩挑。这其实是我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似乎就是出于对他人能力的不信任和想把事情做好的极端的挑剔，才想把事情全部自己干掉。然而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或者在今天完成一个大型项目，靠一个人的能力勉励支持自然是不现实的。渴望着把权力揽在自己手里边的宣总，最后终归也是死在了他的过于勤勉上，终于被看不下去的太监给弄死了。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从宋朝就开始了，基本就是一盆一盆脏水往他身上拨，罗大经甚至把他的变法和秦桧的卖国相提并论。当然秦桧作为一个奸臣，对于南宋朝廷有着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这个话得另说，因为被他折腾的岳飞本身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人。单说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多么先进，直到今天看来其税制改革和统购统销的策略仍然是国家调控民间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这坏就坏在一个“调控”上。市场经济虽然有一只大手在不断调节，但是其平衡是特别脆弱的。要想做到“民不加赋而国又饶”的最好办法，就是国家不要插手，营造一个透明高效的市场体系，眼看着商人们把经济坐上去就好了。政府本身就有着自己的劣根性，你越想对老百姓好，官僚就越是坑害他们。
《荒唐的正义》
在嘉靖手下做大臣真的好可怜，几代首辅都不过是皇帝手下的一只小宠物而已。在这些人身上你已经很难看到读书人的所谓气节或是报国理想，全部成了嘉靖皇帝实现自己中央统治的一些工具而已。这个论点似乎已经是明史研究者当中公认的结论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不管是官场还是商场还是别的什么场，基本都如同那个弱肉强食的自然界是一样的，进化论的原理放在哪里都能够起效果。嘉靖一朝，除了海瑞这个不要命的大奇葩，哪里还容得下正人君子？似乎也就是从嘉靖这个混蛋开始，中国的文士官僚开始成为了皇帝的家仆，再也没有挺直的脊梁骨了。中国那时又不是君主立宪，威权分开的年代。你说严嵩是大奸臣，那放着他在那权奸的嘉靖皇帝究竟又算是什么东西呢？且称作奸帝吧。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虽然历代的帝王实际上都不是太看得起读书人，读书人自己却一直都自视甚高地试图用自己的学问和气节帮助帝王家。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人毕竟也是少数。所谓的“愚忠”，有时候也都挺可爱的。当然一时一地的人只有一时一地的见识，嘲笑他愚忠，等于也是嘲笑了你自己的无知。这种对于王室的忠君爱国之气，构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手中最核心的政治支持力量，这并不奇怪。然而随着读书人被体制收编，他们手上的资源越来越多，“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句话就变味成了“有恒产者不敢有恒心。”以至于在大明和大清快要完蛋的时候，求助的对象竟然都是被看不起的南方士人。反正我们也是被看成蛮夷，那就硬着头皮蛮一把吧。所以究竟是北方人有血性还是南方人有血性呢？
《鸦片战争与战争鸦片》
欺上瞒下是一个官僚系统走到后期永远也没有办法避开的死局。中国王朝的不断崩溃解构，就是日渐腐朽的王室和官僚系统重新洗牌的过程。没有官僚的日渐欺瞒，帝国上下的人心就不会浮动，新的契机也就永远不会到来。不过已经演练了两千年的这一套吹牛皮的技术，似乎是越来越熟练了。到了清末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竟出现了几位堪称架空小说写手的封疆大吏，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是一个膨胀的官僚系统和皇帝本身精力限制所必然造成的后果，你越管效果越差，不管就骗得更凶。所以，有时候想想真还是挺心疼乾隆以后的皇帝们的，一片内忧外患之下，就算看清了问题的根子也只能任其腐烂。现在破这个死局的最后方法似乎就是互联网。成效还是多少有一些，不过能够根治仍需观望。
《非典型腐败》
我从不觉得腐败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实在是太正确了。脑海中能够想到的官员最清廉的国家就是日本，但是类似高官下凡这样的现象不也是一个腐败的变形吗？权力寻租永远不会停止它的脚步，严防死守只是增加了它的交易成本而无法根治。这和压制房价和挂号费的原理是一样的。明码标价的非典型腐败倒也方便了官员们的互相来往，使得权力的赎买变得更加简单，也不完全是一个糟糕的现象。易中天在本文中提出了根治这种腐败的一个建议：把权力社会改造成非权力社会。话是很好说，但是在这里他犯了和晁错一样的毛病，不在意计划的可行性。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激烈的外部冲突的情况下哪里是这个轻易改变社会结构的？就这事，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出世与入世》
你是愿意学老子出世，还是愿意学孔子入世？这对于古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似乎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心向往老子，但是脚步却从来没有停下对于入世的追求。不知道米兰·昆德拉看着今日世界之乱相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想法。社会的发展趋势总是越来越趋向于复杂，恐怕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都得忍受越来越快节奏的生活了。你当然可以选择拒绝进入体制内，就像是很多当代年轻人选择的那样，因为这个世界留给有能力的人发挥的空间实在是太多了，为体制贡献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古代社会中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今天出世入世的选择当中，还是掺夹不清一个问题，就是体制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放过那些想入世又不愿意为体制所困的人？
《千年一梦》
我很讨厌武侠，这种厌恶已经到了我拒绝看武侠书、拒绝看武侠影视、拒绝看六神磊磊的地步。直到最近我才找到了一个支持我做法的论据：“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才会盼明君，盼不到就盼青天大老爷，再盼不到就盼侠客。”武侠的帅气和精气令读者向往，但是中二到觉得自己可以仗剑行侠的成年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武侠，更多的意义上似乎意味着这是没有人主持正义的时候人们才会倒向的一个精神偶像。我对武侠的反感，可能跟我在幼年期块头大、学习好的生命体验也有关系，我在那时深信自己在智力和体力上可以解决一切困难，所以也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侠客的身上。相对来说我还是觉得程咬金或是李逵更可爱一些。当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气贯山河的句子还是很招人喜欢的。易中天在此文中认为武侠是儒士的一种隐喻，也是理据服，只是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扛着大刀的侠就不能为国为民了呢？
综上十篇，便是《帝国的惆怅》，有的是帝国从娘胎里带来的不良基因，有的则是帝国在发育过程中作死作出来的麻烦事。帝国是个坏蛋吗？我看倒是未必，一个制度和人一样，十全十美的人物只存在样板戏里，不仅不真实更显不可爱。即使是现在人们引以为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也被马克思批评从娘胎里带来一系列的缺陷吗？帝国虽然惆怅，但是自也有他可怜的样子。
《帝国的惆怅》读后感(九)：【笔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政治家·政论家
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不甘寂寞，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人“峭直刻深”（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无理要三分，得理不饶人。做一个学问家，执着是好的。做政治家，执着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
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如何去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
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
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能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工作（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不过，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
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因此，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
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进〈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吃饱肚子。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对于帝国而言，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这两条，又相互关联。人用对了，秩序就得以维持；秩序井然，则用人也错不到哪里去。反之，失人则失序，失序亦失人。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
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创新和务实（如美国）。秦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它就后来居上了。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法·人·德
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一点，只怕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这可是比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的事情，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公民”的本义就是“属于城邦的人”。它来自城邦这个词——“波里斯”（Polis），希腊语叫“波里得斯”（Polites），翻译为中文就叫“公民”。波里得斯（公民）是一些有着个人私有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们当然不能再接受某个权威人物的“一人政治”（人治），也不再满足于道德的含糊其词（德治）。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超越于一切个别人，也超越了旧的风俗习惯，不受生理限制和感情纠葛的权威。而且，为了保证铁面无私，这个新的权威不能再是人，而必须是物化的东西，就像货币和契约一样。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它应该像货币一样广泛普遍有效，又像契约一样人人必须遵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法律。
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样的东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从来没有的。邦国时代也好，帝国时代也好，都没有公民，也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法治非法，德治不德，礼治自欺欺人，人治昙花一现，这才是帝国的真实状况。中国古代的“法”，历来就被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称作“王法”，即帝王实施专政之法。法治和人治都不被认可。德治，才是帝国及其思想家所主张的。德治原本是原始社会的管理方式。用“法”来治国，还是用“礼”来治国，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圣君之实用也”，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这才是真话。原来，他们那个道德，是专门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讲，不想讲的时候不讲。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标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就一定出了问题。与其说是“德治”（道德治国），不如说是“礼治”（伦理治国）。德治和礼治原本就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德治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性，礼治则更注重礼仪、制度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显然，礼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不过，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
集权
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
皇帝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正是导致许多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不是傀儡，多少有点能耐，都难免乱法或枉法，甚至喜欢“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皇帝再开明，其权威也不容挑战。权力，就更是不容分享。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
从宋代开始，帝国政治的走向，就是集权——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宰相制度史，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皇帝制约宰相的办法，一是分权，二是夺权。帝国时代的宰相，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总理。第一，历朝历代的宰相，正常情况下，编制都不止一人。第二，除了辽代，都不以“宰相”为正式官名。也就是说，宰相只是身份、职务，不是“官衔”。第三，从秦汉至明清，宰相所用官名，五花八门；拥有职权，从大到小；政治地位，一路下滑。最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明清两代，在法理上不再有宰相，只有类似于宰相、又名不正言不顺的辅臣。
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 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作为集权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专制和独裁的“雄略之主”，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
唐解放思想，结果放纵了军人，引来杀身之祸；宋加强集权，结果限制了军队，丧失抵抗能力。帝国制度的左右为难，由此可见一斑。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三百六十九年的魏晋南北朝。
分权必不专制，集权就很难讲。有专制的集权，有不专制的集权，还有半专制的集权（开明专制），这是一件麻烦事。
朝廷
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
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
统治者需要一个忠心耿耿的楷模，读书人需要一个待价而沽的榜样，双方都需要一段君臣际遇的佳话，偶像便这样被创造出来。
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原因很简单：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于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
朝廷做强盗，官员就只好当土匪。一种腐败到了谁揭发谁可笑的地步，就不好算是“典型腐败”了。非典型腐败之所以是非典型腐败，就因为它总能找到恰当的方式，让大家无话可说，或者无法可查。所以，内容千古不变，花样却不妨翻新。种种陋规，虽然范围有大小，数额有多少，但无不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权力。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就是伦理本位。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假文凭总归可以查出，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导”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摇撞骗，不知廉耻地误人子弟，直至把我们的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非典型腐败，其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没有，发达国家也不太多（他们那里有腐败，但很少有非典型腐败）。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
高薪为什么就未必养廉呢？因为高薪之外的诱惑，要远远大于养廉银的数额。即便那些操守较好的官员，在高薪养廉的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自己不搞典型的腐败，无法抵制非典型腐败。比如张集馨，就是操守较好的。林则徐当然也是。但他们也都既收规礼，也送规礼。为什么？就因为那“礼”是“规”，是规矩，是规约，是游戏规则。你要想在官场上混，就不能破坏规则。何况，陋规虽然“陋”，但它的名目并不丑陋，反倒很有人情味。
有个说法：“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但我对这种说法总是心存疑虑。因为按照这种说法的逻辑，只要有了监督，也就不该有腐败了。可惜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问题并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有没有监督，还要看由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像历朝历代这样监督肯定不行。因为历朝历代都是官员监督官员，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哪里监督得了？
帝国之前是邦国。西周至春秋，是邦国时代。战国，是半邦国时代，即“帝国的前夜”。秦汉至明清，是帝国时代。帝国与邦国的区别在于：国家体制，邦国是封建制度，帝国是郡县制度；统治阶级，邦国是领主阶级，帝国是地主阶级；政治形态，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实际上，中华帝国的三大特点，就是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因此，官僚制度，是中华帝国的重要制度。
士·大夫
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士作为既没有产业又没有定职的低级贵族，所有的只是“自由之身”。因此他们必须先培养出高尚的品德，学得满腹经纶，练就一身武艺（修身），然后去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当中但凡理想远大一点的，都会“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自由在孔子的时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时代（战国）也是有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当汉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归到儒学一家时，也就没有了思想；而没有了思想，也就不会有风骨。没有了风骨，又哪有“国士”可言？自由毕竟是人的天性，过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这就需要一个梦。这个梦既然无法在生活中实现，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去圆。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国和家合并为国家，士和大夫也合并为士大夫。当然，士的“身”与大夫的“家”也合并为“身家”，而与“天下”相对应。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而读书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知书达理”。知书，就难免书生气；达理，则难免认死理。真正的读书人还都追求心灵的自由，希望保持人格的独立，至少在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里拥有一片个人的空间；而所谓“精忠报国”，则要求你把全身心都交出去。于是他们就总是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读书人虽然不想当皇帝，却想当皇帝的老师。“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诸葛亮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因为他有帝王之师的形象。
所谓“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对社会公共政治事务介入或不介入、参与或不参与、过问或不过问，甚至是做官或不做官。这样一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特别重要，或者为什么唯独读书人才有这个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中国的读书人也有三个梦：帝师梦、名臣梦、隐士梦。
侠客是民不是官，他们是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因此他们再有道德，也不能治国。如果他们居然治起国来，那就是僭越，甚至不能算是有德。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武侠却必须是英雄。因为武侠的责任担当，如除恶锄奸、匡复正义、平定天下，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和英雄行为。如果这武侠身处乱世，那对手又特别不好对付，主人公的英雄色彩也就更浓。
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它代表着正义，可以避邪，是道德的象征。因此，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能够得到和守住剑，也才有资格用剑来独掌正义，主持公道。同时，剑也意味着高贵和优雅，是一个人气质、格调和品位的体现，是审美的象征。剑不但可以用，还可以舞。舞剑，恰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审美意象。这也正是我们所向往的英雄形象。
一个崇尚礼让、热爱和平的民族，竟会如此地欣赏暴力，容忍残酷，表面上看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伦理治国的必然结果。因为帝国的“伦理治国”并非当真要弘扬道德或培养道德，而是要维持等级秩序，维护集权制度，并为这种暴力统治（霸道）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王道）。但帝国的暴力本质并不会因为这件外衣而改变，帝国臣民们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也不会因此而消除。相反，只要有机会，比如王道不行或天下大乱，或者只不过是要惩治“乱臣贼子”和“奸夫淫妇”，被掩盖起来的暴力本质和暴力倾向就会不可避免和无法遏制地表现出来，成为令人发指的暴行。统治者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大施淫威，被统治者则需要通过这种暴行来宣泄压抑。更何况，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中，弱势的一方从来就没有被人尊重过。因此，哪怕只是暂时成为强势人物（比如揭竿而起的“义军”或惩治腐败的“义民”），他们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更不会有什么“人权”概念。显然，伦理治国的结果不但是没有了思想和法制，最后就连道德也会荡然无存。
思想
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然后才是“从”，即“心悦诚服”，然后“从善如流”。明知是错，仍不承认，是“文过饰非”，不叫“认死理”。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也不是“服从真理”，叫“随风倒”。我们推崇的“认死理”，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比如纲常伦理）。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
只要“死理”，不要“认死理”，那就连“死理”也保不住。认死理是什么？首先是“认”，即本人认可；其次是“死”，即始终坚持；第三是“理”，即自圆其说。自己认可，就不能强迫；始终坚持，就不能压迫；自圆其说，就不能逼迫。
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
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
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
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大的就是没有了思想。自从进入帝国时代，我们民族就开始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则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会电脑”的巫师和政客。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帝国并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过奖惩的办法暗示知识界，自由思想是没有好处的。同时它还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自由思想也是没有必要的。
帝国制度在本质上是聚敛和集权的，因为如不聚敛就无法集权，如不集权则不成其为帝国。聚敛和集权，就成了帝国的“天性”。这就很容易发展为专制，而专制主义与思想自由则绝不能相容。专制主义比谁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敌。只要人们能真正自由地思想，专制就不再会有存身的余地。
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构成学术。因此传统中国的学术界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智慧，只有知识；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所谓“经学”，就是钻牛角尖；所谓“论辩”，则往往是窝里斗，甚至只不过是学派、门户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人身攻击，正所谓“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骨气不等于意气。骨气要真正成为骨气，必须以自由思想为前提。只有当思想属于自己的时候，骨头才是自己的，也才会有骨气。
帝国没有思想的自由，也不会有言论的自由。相反，以言论罪人的事例倒是屡见不鲜。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道德义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十分可疑。在我看来，那恐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做秀。
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
国体
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也叫“分封”。“郡县制”登上舞台。它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上面有中央政府，下面有各级政权。封建制是“天下共享”，郡县制才是“一人独裁”。
邦国制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如城邦制是希腊人的创造。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
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即便是从一个城邦中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其与母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平等。母邦不但无权干涉子邦的内政，而且子邦还可能向它的母邦发动战争。邦国则是不平等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就是不平等的法定依据，大国干涉小国甚至为其代立国君，则是不平等的实际表现。
其次，就国内体制而言，城邦实行的是民主制，邦国实行的是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依法选举行政长官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行政长官由公民“轮流坐庄”，而且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一旦下台，与普通公民无异。君主制的邦国则依礼册立国君、大夫，国君和大夫都是世袭的，而且依礼应由嫡长子承袭爵位。一旦袭爵，则诸侯有国（邦），大夫有家（邑），终身受用。城邦的官员既由“民选”，公民当然也有权罢免。邦国的国君既由“天授”，则臣民们自然也无权废立。即便废立，也不容一般民众置喙。
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
城邦里面不但有公民，还有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的。邦国里面的臣民却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隶，因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为无权参政议政。即便参政议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臣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仆人。这里说的“君主”，还不一定就是国君。国君固然是国内的君主，却又是天子的臣仆。同样，大夫之于家臣、父亲之于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国时代，“君”至少有三种：天下之君、国君和家君。这些“君”对于自己的“臣”，在理论上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能变动的，不存在“轮番为治”；这种君臣关系也是不容颠倒的，不存在“主权在民”。
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周和秦）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
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的是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或“社会契约”—— 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还因为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其他国家（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或向商业国家学习。
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或者说，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当然，集权未必专制，专制也未必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