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到中国读后感10篇
至于常见的对阿姨以及阿姨学的批评，大多数有以下三类，一是如支乎上岩本彻三之流认为阿姨是所谓五百家的代言人，为五百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理论支持。二是经过一定科班训练的历史实证主义者，往往出于文人的虚荣心，将阿姨放入了民科的范畴，并积极地运用自己在大学本科里所学习到的知识，为一和三提供批判阿姨学的武器，三则是星海党，自干五之类。这就不多说了，期货死人有什么好多谈的呢？对于一，我想请他们仔细看一遍阿姨的主要文章，如果依然抱有这种想法，那只能把你们当做信奉《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内幕的同类人；对于二，我送您一句书中的话，“末人智者夸耀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对于此书来说，我们能够学习的地方有很多，但如果只从中学到了什么知识，那可以说是买椟还珠，郢书燕悦了。最关键的，是拥有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以及历史节点的判断（或者称之为健全常识）。我想这也是刘仲敬想要通过漂流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
至于这一切是真是假，就像陈阿姨说的那样，交给时间来证明。或者说，交给诸神来裁决吧。只不过当节点来临时，我们会比你们更加不惊慌罢了。
生病了，随便写一些。這样
阿姨推测出的史观就是无产流民得到的权力越大，就会更快加速这片区域的衰亡。给底层民众上升的机会，破坏乡绅地主中间阶层维持一片区域稳定的惯例，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剧，无产者的手段卑劣，贪图小利无视法律惯例，社会结构破坏。即平民化是文明走向末期的标志。
宗教是调节底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润滑剂，也是把无产阶级剧集起来抵抗强权的力量，是无产者的保护伞。要把无产者从教会中解救出来，实际上是把他们置于苛政剥削的虎口之下。
抵抗大一统，建立贵族与君主、纳税阶级的共治，才是宪政的开始。
还有一个精彩的论断我以前没了解过的就是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区别。习惯法是由经验构成的，是当地人再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中总结出的，如果要给它一定的合理说法，即神意构成一切秩序本源。神意是人类长久也来从远古开始便遵循一定的惯例，说不出是谁发明的，也没有文字开悟，大家便自然遵循。这种传统被总结为神制定的秩序。
休谟的哲学也是基于这种想法，同时他的这种想法也塑造了他的史观。英国没有成文法，或者说根本没有写出来的律法。人也是这样，其实做事没有多少依靠理性，或者说人脑不是二进制非0即1的，更多是概率贝叶斯模型，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化作冲动让自己去做一件事。
「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从先验的推理获得的，而是完全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当我们看到一切特殊的对象恒常地彼此连接在一起的那种经验」。
我常说首先去比附而不是判断的人都是瞎了，但我这里还是比附一下。
当然我也没在黑任何人。
马克思说，德意志乃至全欧洲，需要一场所有制革命。但是从当前的肿瘤看来，是无产阶级联合。在比我这个个人要激进得多的问题本身面前，我不知道什么才叫圆滑与妥当。所以说到根本原则的胜利之道，我只能支持列宁同志。而要列宁同志自己来说的话，我们为了其中一些必要的技术性问题活下来，已经被自我改造地更像一个纯粹的暴力团伙了。如果你问笔者我这个二愣子与不知情路人，这种联合的问题在哪儿，那大概就是试图用一种极为愚蠢与粗鄙的方式去拥抱一种巨大的力量，出了怵人的洋相。
刘仲敬说，东亚乃至全世界，需要一场社会再建构。但是从当前的麻醉止痛来看，是尽快建构民族。在比我个人的社会交际等等要重要得多的这些大白话大问题面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包票。所以说到根本原则的胜利之道，我只能支持李硕。而要李硕这位同志自己来说的话，我为了追求心中那种摆脱一切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所束缚的自由，就只能把万国万物都泡在福尔马林中做成标本，满足我处女座博物馆长的恋尸癖。我不仅能细数那些美丽的肺泡和粘膜，还能用A的肾和B的肝拼出一个最完美的躯体来，冠绝想象，永世不变。如果自由就是完全操控各种要素的可能性的话，像列宁政党先打破阶级之后再垄断操纵着各种社会资源一样，那么这就是我的真自由。我们为了在复杂而愚蠢的群氓世界中活下来，已经自我实现了一个纯粹的实践组织shuoism，以我们这种绝对的话语暴力统治反社会。我们过着如同国家地理和动物世界一般的化石生活。如果你问笔者我这个二愣子与不知情路人，这种联合的问题在哪儿。。
第一次接触刘敬仲这个人，刚开始读立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自恋、狂妄和自说自话，并无文采却故意装逼（还怕你看不懂他装的逼给你一个注释），无节操的引用自己的作品好像那是什么至理名言。我劝自己既然开始了一本书就要坚持下去，能看到不同视角也是好事呢。可是越看下去只能看到更多的自相矛盾精神分裂，以及民科的一股只有我一个人是洞察宇宙的哲人你们都是垃圾的迷之自信。
写这个评论前搜了一下作者的其人其事，豁然开朗。无非是个历史民科、狂言惑众的天涯写手而已，能力只够针对一些小的诡异的角度来黑一把GCD、黑一把主流历史认知、无脑吹一把“自由而有活力、带来低熵、有道德理想的、继承了堕落为末人文明的英格兰的遗志的”美帝，却不关心前后的吹与黑有没有自相矛盾，把网络博客式的小文章集成书就立刻露了怯。
很难想象这种烂书也能编辑出版，或许是为了证明我国的言论自由并非虚言？
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共存共荣
而在“韩侯甘居胯下”一文中，他对韩信甘愿受“胯下之辱”的动机也来了一番新说：“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不疑 ，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竟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韩跑跑’。”把今天的词汇引入对古人的评说，实在新颖别致。
不相干的三个部分，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原作者：贾登荣
原载于：信息时报
然而，当时我并不是在列书单，而是将漂流瓶投向大海，直到陌生人收到这份礼物。陌生人往往不会比投掷者更加恐惧与战栗，希冀与绝望，直到轮到他们将瓶子投向大海的那一天。
因此，本文与阿姨此书所期待的读者，也只会是广大右狗，即英伦意义上所谓拥有“健全常识”的普通人，祖先为他们积攒的德性尚未干涸，以至于他们依旧拥有几缕相术上的直觉，理性尚未发达到如李聪一般，解构一切却偏偏不解构自己虚荣心的地步，后者自诩中立客观，天平却永远为国家机器而倾斜。
对他人始终具有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像将历史记忆长久维系困难无比，这意味着你需要有一个长久不坏的共同体口耳相传，歆享前辈遗泽之余，将祖先的业绩与功德铭记于生生世世。没有共同体保护、传承与积累，绝大多数人所有美善只会消散于烟尘中，不复被人纪念，甚至连存在过的痕迹都不被人知道。这命运曾降临在巴蜀人的身上，印加人的身上，今后其实亦不难降临在我们身上。司马迁曾恐惧自己一生的事业被人删改和遗忘，不得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孙盛的际遇告诉我们这怀疑绝非没有道理。
但儒教士大夫与其说是与英国公学绅士，或者说被绅士们效仿的罗马元老院贵族为同类，不如说是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为同类，自汉魏、唐宋递降，越晚近越接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越来越缺乏一个实质性的共同体，逐渐切断了与底层平民的紧密联系，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认同，因此难以像封建贵族一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可以依靠领民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国君形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国君能够将王权施展于全国，成为国家和平的保护人，减少贵族之间的私战，而贵族可以团结起来以武力促使国王遵守成例，即辉格所谓：“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今日英国宪制的内核，其实早在光荣革命之前，便已奠定。”
由是儒教士大夫与哲人王掌握统治的技巧往往只依靠对书本知识的习得，然而这些苍白的教条很难被迅速转换为柏克所谓“技艺理性”，越是从平民中出身的士大夫越难以像世家门阀里的子嗣熟稔统治技术，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像后者在利益输送与妥协，以及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从而达成稳定共识上游刃有余。平民士大夫缺乏从小到大家教的熏陶，因此在处理政治斗争上往往简单粗暴，更容易发动极端化的党争，反应在外交技艺上便是僵硬不知达变，一战以后英国平民议员接替绅士登场处理国政，其表现便是如此。这都是缺乏德性，或者说政治德性不够的表现。
所谓的政治德性，专指决断与担当能力，其外延包涵勇气与节制等美德，是美德分化出来以保卫自身的免疫系统。没有共同体的原子个人，德性某个角度上可有可无，因为他们的德性找不到继承的对象，很快就会被消散，就好像那些失却共同体的善人，也因为缺乏保护自己的自组织资源，很容易被那些具有高组织度的小团体吞并，比如流寇乱兵。
只有在高度同质化的小共同体里，德性的积累才成为可能，共同体里的成员通过效仿、学习和反思祖先、前辈在命运节点来临时的所做的决断，以及对幸运与厄运的担当，并不断训练和学习调节共同体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而掌握课本上根本不会提及的非常微妙难以言传的技巧。这些共同体里最出类拔萃者能在学习古典里的前人教诲时，以自己在与其他成员交际时的经验与之两相印证，形成对格局和自己所居位置的正确认知，趋利避害。
有机邦国是神明赐予凡人最好的礼物，它历经无数祖先德性的积累而来，依照习惯法与传统而自治，两者历经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最后保留下来的是超越人类理性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结晶，共同体的成员在此享受古老的自由，完全无法理解东方式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视之为渎神的行为。祖先积累的德性迟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这就需要他们的子孙不断以其英勇行为作为祭品，获得神明的喜悦，作为模范供后世子孙效仿，尽可能减缓德性消耗的速度。
如果说国家机会主义性格明显的施派自觉斩断了与普通民众的联系，那么民粹性格明显的右狗则是根本无法与普通民众产生丝毫联系。这看上去极其吊诡的现象说来不难解释：一、右狗所信奉的价值观和解释体系与这个老大帝国至今以来所遵从的无形教条始终格格不入；二、国家机器也不会给予右狗创造自治共同体的机会，一如国家机器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族群这样的机会。他们是被投进石田的种子，莫名其妙出现于世界中，他们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异乡人的抑郁与痛苦始终缠绕在右狗身上，他们也往往缺乏政治德性，没有一个自治共同体，他们也根本无从锻炼政治德性，他们同样是科举士大夫的后裔，只能依靠价值观上的认同维系彼此。但这个字面上的共同体是非常脆弱的，在国家机器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意味着在这个与自己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国度里，你必须早日做好决断与担当，早日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究竟是跑路还是潜伏在大陆等待时机，而此时先辈的不朽经典似乎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基于此，我们就不能指望各种技术性的专著提高我们的格局感，他们在细节上的精湛与视野的狭隘构成惊人的讽刺。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仰仗博雅时代的经典提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虽然像我在上面所分析的，没有技艺理性对格局的认知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也就只能退而求次。
对路径与选择的重视，是因为在阿姨眼中人类的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无意义的，它们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事件，不过是单调重复面容模糊的永劫轮回，对人类智慧的贡献不会超过还原蚂蚁之间的战争。只有少数历史节点具有意义，它们形塑了历史的路径，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后来人不论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情愿与否，他们都不得不走在神明事先预定的路上。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充盈着某种神性，在某种不大起眼的政治神学看来，它们与神共享尊荣，是诸神借凡人之手发明的新竞技：它们要么是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有形态”的权力朝向“无形态”权力的阿米巴退化，要么是“有形态”的权力从“无形态”的土壤中构成一种自发秩序，结晶亦或定型，就像启示录里所说：火焰从四面八方涌来构成形体，审判大地。
比如罗马人/美国人的内战，就是这样拥有神性的历史，它对法统形态的变迁，形塑了后来人的命运，无数事件都可以从它摸索出渊源，以至于我们需要省略无数技术上的细节，诗化该节点以记忆海外阳秋，所南心史。
所有思想都会延续先前的旧观念，人类历史上不存在完全凭空发明的观念体系，你总是能见到此前某位思想家若有若无的身影，而这些思想又往往来自具体的现实生活的碎片，是各人类文明一点一滴积攒的结晶。如果我们日后在某种解释体系里有幸发明创新，为之添砖加瓦，那不过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人类文明这个巨人身上看风景。我们是过去未来现在演变中的一分子，不是无中生有的上帝，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一旦降临于尘世，终将会影响他人，我们是世间的盐，除非文明灰飞烟灭，才会失了味。
阿姨学是其中一种不会是唯一一种，其根基落脚于以撕逼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形态学与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宪政史的结合点上。前者的政治叙事，非同一般政治哲学推衍时的枯燥与乏味，而是用相术的直觉写出灵动的文字，称之为政治诗学亦不为过。但除此外，就其本身而言或许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保守史观和历史循环论，柏拉图抑或尼采都提出过类似的观念，其新颖之处或许在于前人从没想过将文明实体化（这在唯名论眼中实属大逆不道），再以形态学的形式比较文明季候。它没有被称为实证科学的资格，当然其相术直观的方法论，本身也放弃或者不屑实证意义上的科学，只能在与进步史观较量时作为一种政治神学由观众选择信与不信。
据我的观察，阿姨的反对者也往往是出于价值冲突而强烈抵触阿姨学。这往往分为两种：政治选择的差异和方法论的差异。前者肯定不会认同阿姨对某国家机器，乃至对整个帝国的解构，大一统的思维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已经挽不回了。而后者出于实证主义的视角，更不屑与之对话，这在历史学科班生或者说逐渐认同实证主义的见习生里最为常见。因为，一旦你接受阿姨的基本逻辑，就必然要接受它整个话语格局。好玩的是，阿姨的拥趸多半在中文、哲学亦或宪法学。前两者是因为在人文学科中最不可能成为实证科学，对格局与直觉的信赖反而有惺惺相惜之处，后者是因为阿姨对英国宪法的论述刷新了他们许多旧观念。
阿姨深受文化形态学影响，认为每一个文明同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轮回，他在此书中的文章往往从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有形态”的权力从“无形态”的土壤中经过自发秩序的结晶与定型开始，一直阐述到“有形态”的权力遭受阿米巴化沦落，退化为“无形态”的群众，即法统建立之刻到法统失落，自组织资源消散，人们失却对法统以及传统价值的敬畏，对伦理道德进行祛魅，最终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视野里将人类之间的关系简化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只会得到被捕食者的命运。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缺乏正统性的谮主不断发明统治术打击民间的自生组织，导致国家成为唯一的组织。一旦国家因为腐败而解体，王纲纽解，顺民们都会遭到赤裸暴力的威胁，除非有外来者干涉，否则生生世世都会陷入永劫轮回当中。一旦陷入沉沦于内卷化，那么顺民们的鲜血流失的再多，在历史意义上与一起公交事故也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对他们细节上的梳理，会被阿姨嘲笑为不过是在还原一场蚂蚁间的战争。
我在对阿姨学的反思里产生了一个小想法，可能不对：由于阿姨将撕逼格勒学嫁接在同样很古怪的英国历史上后，两者的混搭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英格兰意义上的健全常识虽然出自经验主义一脉，却偶然与源出唯理主义的相术直觉产生了共鸣，因为两者皆属于理性所不及，只能默会，却难以用文字书写出来的范畴。而英格兰历史两根支柱，即托利主义“习惯体现神意”和辉格主义“动机与后果互不匹配的黏性历史塑造过程/人类行为，而非意图造就的演化后果”为撕逼格勒的范式提供了对现实高度的解释力，不再单纯是一种政治神学。
如果图景式理解，托利主义代表英格兰古老的自由，即普通法与宪政，而辉格主义即休谟—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而恰好在阿姨或者阿姨所遵循的盎格鲁传统理解里，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新兴的（“古老自由与新兴专制的对抗”阿克顿勋爵语），于是对文明季候兴衰的相术直觉/健全常识可以随之转换为描绘立宪主义国家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对立，或者说地方邦国各阶级各团体自组织资源与战争造法而形成的国家机器之间对抗与妥协的历史。
人类大部分部族在起源之初，都是一种类似长老共和制的政体，后来随着战争的压力慢慢演化成君主制。所谓战争造法，指的是出于猎头竞技的缘故，不得不一点一滴损及自组织资源，加强君主手中的权力去对抗另一个猎头部族。王权与各阶级的博弈日后演变为国家机器与地方邦国的博弈，自组织资源的多少决定个人和国家政治德性与自由的多少，而决定自组织资源的往往是社会凝结核的多少，阿姨学信徒最强调宗教，除了普遍对宗教有明显的好感以外，还在于宗教作为社会凝结核最为有力。一旦自组织资源因为国家机器的坐大而被消耗殆尽，这意味着造成这一现象的国家机器反倒成为唯一的组织资源。一旦国家机器因为负荷过大，扩张性财政无法支撑其存在，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都是敌人的丛林战争中。而在此前，他们是末人，在此后他们是费拉民族。
所谓末人是一种诗性的比喻，专指那些贪图眼前的享乐，放弃对未来的预期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任何积累超过一定额度迟早会被国家机器剥夺，不如在此前消费掉，因此而失去生育的意愿。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社会只会盛行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因为高贵者要么被消灭干净，要么离他们而去。为了遮掩自己的怯懦与狡诈，他们的理性可以发展到过于发达以此于能解构一切却偏偏不解构自己的虚荣心的地步，以嘲笑正直、勇气等罗马意义上的庸人之德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费拉民族则是另一种诗性的比喻，在国家机器作为心脏起搏器失去作用以后，原本的共同体失去了凝结整个社会的唯一链带，于是破碎成一团散沙的原子个人，并渐渐失去对原共同体的认同感，因为原共同体并不能让他们受益。而他们又早已失去自我治理的能力，只能被人统治，于是在被不断的外族入侵中作为顺民，以保全自身为最大幸福，不再在意原共同体的独立与文化，并渐渐被具有大量自组织资源的新文明所同化。费拉民族好比疫区，要么被有政治德性/自组织资源多到没处花的高尚文明殖民，手把手教育他们如何自我治理，重新回到文明世界，要么被文明世界集体隔离，自生自灭。
总体而言，自组织资源增减的速度与国家机器扩张或收缩的对抗是阿姨学的核心，这来自盎格鲁传统；而末人与费拉民族乃至神明的公义之类的譬喻则是阿姨学的修辞，这来自德国先验论。我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只是我认为阿姨学的核心具有被实证科学化的资格，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神棍学。当然，阿姨并不热衷自己的学说被实证科学化，甚至可能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往往会拉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能力。但如果阿姨（可能的）弟子与敌人日后有意进入学院体系，前者与后者可以分别作为他们制造学术垃圾的根据。或许真的实证主义化，反而会失去阿姨最让追随者感慨的对他人与路径的定位能力。
换句话说，阿姨的盎格鲁-撒克逊渊源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范式，并且简洁有力，兼具实用与美感，因为物自体不会自言自语，增进或者降低我们对世界理解能力的不过是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而他的撕逼格勒修辞与英格兰意义上的健全常识产生共鸣，其作用主要是为了确定，在他的认知结构里，自己与置身的世界分别处于哪个位置，哪条路径。
其实就阿姨学本身出发，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在没有共同体存在前，作为一介游士，他的历史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刘仲敬的批评者往往指责他是一个跳大神的，除了修辞上的华丽以外，也可能从直觉上在此模模糊糊抓住痛脚。当然，在西安以东被核平这一预言实现以前，他确实是一个跳大神的。不过，就算一语成谶，基于他华丽的修辞术，他身上跳大神的气质也并不会降低，可能越来越浓。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西庇阿、耶利米还是一个江湖术士，只有时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刚开个头，说说感想
1. 刘氏之言大抵逻辑通顺，并通达至西方正典如黑格尔，但关键概念用类比概括有些不好
2. 对美国的论述符合美国人自诩和基本常识，但中美之异颇似黑格尔之有无互参辩证法，而无根本距离
3.道德与法统之关系需要详解，而两者之功能论述均无根据证明，本身内涵含混外延不清
4.罗马具有道德因为她受到普遍承认，罗马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具有道德，以上两者的世界范围可靠性都是根据批判家的未来预测确立的，按照另一处，终究还是靠法统的延续保存确立的
5. 关于国际关系，武断且静滞，单一元素决定论，经济文化变迁都是黑箱
6.理性启蒙，理性解构，权力自觉，多元支撑，精彩！
以下待补
“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附注一”说：“至于进士，纯系个人主义灵才测试，寒人南士舍此无出路，所培养者乃有才无根之高度个人主义者，尤利于平等化、散沙化。进士终为主流，即专制平等主义夷平最后障碍。”可不，从“田舍郎”一跃而“登天子堂”，除对天子耿耿忠心之外，有何依赖呢？同节“附注五”比较不同朝代皇室婚姻遭际说“皇室以冒牌暴发户身份，欲以联姻挤入正牌士大夫之列，然魏徵、白敏中之流，薄天家贵戚而崇拜一介白丁之山东崔氏诗礼旧家。太宗、宣宗饱受歧视之余，发愤为词……此后宋明皇家选妃择婿，皆取平民，明人尤甚，必取贩夫走卒菜佣酒保。”打了公主的郭暧，唐代宗也无可奈何，但到了洪武大帝，杀个驸马就如同捏死只蚂蚁一般。这中间的关窍，不待“一人之下的平等”彻底完成，岂可得乎？又如“清谈，清流之余绪”一节“附注”为例：“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方诸历史，以“私属自署”者不知凡几，而能“君无道，从道不从君”者，怕更是寥若晨星吧？
这样的缓慢推进当中，我似乎能触摸到刘仲敬“保守”的悲悯底子：“华人大家族情结素为保全残民于季世之首要救生筏。无此，以周期性屠民之惨，华夏早为罗马之继。儒生行柔道，虽于节制独夫无用，而于苟全民族种子，不为无功。今之华夏皆此柔术所苟全者。”是耶非耶？知耶罪耶？角度不同，答案或许各异。就我的偏见，套用《周易·系词》的那句猜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改易一字，“作史者，其有忧患乎？”
原作者：杨河源
原载于：佛山日报
不象《民国纪事本末》，这本书是由多篇文章汇辑而成。我读了他作为序的《秩序之流，混沌之海》及《假如种子不死》，还选择性地读了内篇中的《汉传佛教无产化》三篇文章。便迫不及待地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我承认，我喜欢他写书的风格。除了使用文言文外，（其实到底算不算正统的文言文，我也不是太清楚），还有他表达出来的观点。他有非常多的观点，而且会用古今中外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著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所以读他的书，有些费脑力，或者说非常锻炼脑力，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开阔眼界，我可以按他书上的引述去展开阅读。
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他这本书到底要整体表达一种怎样的“意义”，但他的历史观已现于其序文中了：“文明何益？赋予生存以意义也。历史何益？发掘维持意义世界也”、“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我承认我的喜欢有些无厘头，我也不敢保证我能完整把这本书读完。
有一点我必须郑重表明，我不赞成此书中《汉传佛教无产化》一文中的观点。
世界的只简单总结一下，作者的观点是由霍布斯世界（没有明显规则）、达尔文世界（弱肉强食）和威尔逊世界杂糅而成，其中两两关系很是复杂，地缘、历史机遇等综合起来形成了世界当今的面目。从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以美国为主导有其必然性，接了英国的政治体系、清教徒的思想、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等。
首先，是亚洲选择列宁主义的原因，当时的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最快速度的将现代 化模式空投到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当中，从而使自己快速崛起。顺便说一句苏联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 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向内）超级经济剥夺，然后它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
于我而言本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即使内容大部分是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