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的开端》读后感10篇
《强国的开端》是一本由储安平 / 韩戍 编著作，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0，页数：5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强国的开端》读后感(一)：储安平生平与思想再审视
《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28日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储安平留下了大量论著。其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责比较》、《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新面貌》等。近年，《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采风录》、《新疆新面貌》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再版。经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1998)、韩戍编《欧行杂记》两种。2011年，张竟无编《储安平集》出版，该书未发掘任何新资料，与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内容雷同，无甚参考价值。近期出版的《强国的开端》，选录七十篇储安平佚文，可以说是继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最重要的储安平研究资料。
《观察》之外的报刊活动
由于资料限制，目前关于储安平报刊活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观察》时期。对《观察》以外的报刊活动，几乎处于未知的状态。实际上，作为资深报人，储安平在《观察》之前主持过的刊物至少有《光华周刊》、《中央日报·中央公园》、《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时代》、《中央日报·平明》、《新评论》、《力报(桂林版)》、《中国晨报》等。储安平亦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大部分文章，连贯而完整地呈现出储安平一生的报刊活动。
储安平最早主持的刊物是《光华周刊》，时间是1928年。这是上海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储安平曾担任副主编、主编。在《光华周刊》中，储安平已经初步表现出独立的编辑思想：“他所说的乃是全体同学之所要说的，他所批评的也是全体同学之所要批评的”。他认为刊物应该对学校构成一种督促，反对歌颂式的办刊原则：“有许多人会利用刊物，形成他们自己做走狗的一种工具，他们的方略是绝对妥协，他们的手腕乃是对当局予以一种歌颂般拍马，而他们的思想是落伍……他们会将刊物形成为一种学校里的点缀品、装饰品、消耗品，而毫无需要它存在之意义。”这种办刊理念竟然与二十年后储安平主办《观察》时完全相同！
储安平第一份正式的编辑工作是《中央日报》。1933年夏，他进入中央日报工作。1936年夏出国留学，仍担任特派记者，为报社采写国际新闻。1938年初，储安平回国，继续任职于《中央日报》并担任主笔。1939年夏，离职。粗略计算，储安平在《中央日报》先后服务六年时间。《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储安平则在政治上持超然立场，他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份工作？《强国的开端》收集了储安平任职于《中央日报》时期的主要文章，并收录了一篇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从中可知，储安平始终以一种技术员的身份，力图言论中立，不受政治干涉。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内忧外患，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被视为领导中国抵御外侮的希望，储安平在很多言论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官方话语保持一致。
真知灼见与认识误区
从《强国的开端》中，可以完整看出其思想转变与言论渐次成熟的过程。《光华周刊》时代，储安平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行文拖沓，见识一般，并未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甚至在主持《中央日报》副刊的前期，亦未见显著进步。不过，此时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储安平从“观察文坛”转向“关注社会”，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现实问题感兴趣，并试图与胡适、傅斯年等平津主流学人对话。英国留学期间，经过一年半的刻苦攻读，储安平的认识和阅历逐渐加深，归国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发表于《新评论》、《新经济》、《力报》等处的很多文章，都显现出一种宏大气象，有些甚至在大后方传颂一时。
其中比较成熟的作品当属写于抗战后期的《我们对苏联修宪案的看法》。抗战胜利前夕，苏联决定修改宪法，将外交权和建军权赋予苏维埃的十六个邦。同时担任《力报》主笔的欧阳敏讷在社论中认为，这是苏联试图打破外交孤立，尊重各邦独立，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表现。储安平不同意此种见解，认为苏联的举动，无非是希望保存实力，将军队分散到中央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十六个邦，以逃避战后的裁军；允许十六个邦拥有外交权，亦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增加了十六个支持单位。储安平预测到，苏联在战后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认为二战胜利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各国之间仍然可能会剑拔弩张，试图求均势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从事后来看，此种认识无疑相当准确。
当然，储安平的文章并非处处都是真知灼见，也会有所失误，如近两万字的《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一文。这是储安平文章中少见的学术作品，他根据对英国政治的深入了解，条分缕析地探讨了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的异同，在当时颇有新意。不过，在储安平看来，行政院只是一个执行机关，真正掌握政治实权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此种认识或许是一种皮相之论。今天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其职能和地位却很虚，所谓中央常委若未兼行政职务，只是无权无势的闲职。与其说行政院一切对党负责，不如说对蒋介石个人负责。而且，从各种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中可知，行政院的职责极其繁重，决非橡皮图章，各部部长更是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储安平过分注重“以党治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党治之下行政运作的实际。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然而，从早年的储安平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很少谈到自由主义，反而大部分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1929年，他就曾写文章呼吁，要纪念双十节，勿忘五卅、五三，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列强誓死抗争。《中央日报》副刊时代，储安平基本站在国民党官方立场，赞扬新生活运动、肯定领袖崇拜，对地方经济割据予以批评。采访柏林奥运会期间，储安平竟然对希特勒的国家动员能力大加赞扬，赞扬纳粹精神，将德国冲破扩军备战的行为视为“伟大解放”，呼吁中国以德为师。这种认知在当时的知识界并不独特，但出自后来被捧上自由主义神坛的储安平笔下，仍然足够让人惊讶。至于抗战前期，储安平更是将报刊当成宣传民族主义的园地。他的一个显著的观点是，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痛仍不够深，他呼吁战事延长，以足够的苦痛洗涤一切民族劣根性，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精神。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谓“自由”未必是理解储安平一生思想的关键词。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所谓储安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要重新讨论。本书选取抗战时期储安平为《新评论》撰写的发刊词《强国的开端》为书名，实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看到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对其生平与思想有某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韩戍
《强国的开端》读后感(二)：一个勇士的呼声
储安平（1909年－1966年？）关于他离开的日子，只留下了一个刺眼的问号。
1966年以后，这位发出“党天下”呼声的知识分子就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留下的是有关他的生死谜团和曾经忧国忧民的呐喊声。
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向，储安平对于《观察》的态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我们不禁发问，这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压力？
但当他发出“党天下”的言论时，章伯钧都钦佩的称呼他为勇士。
至今，对这个勇士我们知之甚少。
这本书是储安平1928至1950年间发表过的评论文章、散文、杂文等，我相信读他的遗作，是我们接触他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值得期待，更值得一读。
《强国的开端》读后感(三)：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储安平
《南风窗》2014年第20期
然而，如果把目光从《观察》时代移开，阅读储安平的早期文章，会惊讶发现，他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早在1920年代，他就曾写文章呼吁要纪念五卅、五三，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列强誓死抗争。1930年代，他担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期间，发表了不少拥护国民政府、呼吁国家统一、歌颂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6年赴德采访奥运会期间，更在报道中赞扬希特勒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赞扬德国人民对领袖的忠诚，将纳粹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视为“伟大的民族解放”，并呼吁中国以德为师，实现民族强盛。抗战中储安平更是在报纸上激烈鼓吹民族主义，希望战争延长，让中国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以足够的苦痛来完成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建构。从这些言论中，丝毫看不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子。
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储安平在《观察》时期的言论也会发现，他虽然也呼吁自由，却认为自由的终极目的是促进社会的优性发展。相对于“自由”，在其文章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是“国家”、“国运”。他始终将办刊当成一种“言论建国”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树立健全的舆论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替国家培养元气”。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其虽然明知道国共两党统治下自由的“多少”和“有无”的区别，仍然主动投奔解放区，并于建国后放弃“影响思想的工作”，兢兢业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储安平被捧上自由主义的神坛，与当年的研究者对“自由主义”的普遍滥用不无关系，更多的原因是出于现实需要。二十年前中国知识界竞相谈论自由主义，希望从近代中国中寻找自由的思想资源，以增加批判当下的力度。储安平的生平、事功与悲剧命运，正好符合了研究者心目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当然，还有一个为人长期忽视的原因，即原始资料不足。目前的储安平作品，仅有张新颖编辑整理的《储安平文集》一种，收录的储安平政论基本局限于《观察》时代，无法全面反映其一生的言论与思想。近期出版的储安平新文集《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储安平佚文70篇，上至1928年学生时代，下至1945年主办《客观》之前，收罗极其丰富。相信此文集的问世，必将可以呈现出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使研究者对其生平与思想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储安平：《强国的开端》，韩戍、黎晓玲编，群言出版社2014年10月版，50元。
《强国的开端》读后感(四)：储安平：一个正确的民族主义者
刊于《国家人文历史》
经过这些年的“民国热”，我们对储安平的名字已不再陌生。但是这种了解仅限于储安平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从抗战后办《观察》杂志，到1957年反对“党天下”。因为无论学术论文，还是通俗作品，对储安平的研究无不集中于这一时期。
即使是对储安平文章的整理，也没有超出这一局限。张新颖编的《储安平文集》，上下两册收录了储安平几乎全部的散文、小说和游记，但政论只有他在《观察》《客观》上的文章。谢泳所编文集《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亦是如此。
韩戍、黎晓玲经过细致搜寻，编出的这本《强国的开端》（收佚文七十余篇，共三十余万言），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从北伐成功到八年抗战期间，储安平在《中央日报》等刊物上的文章。编者之一的韩戍，致力于储安平研究多年，成果见于《传记文学》等刊物。他此前还编有一册《欧行杂记》，首次将储安平游欧时的见闻与日记呈现给今天的读者。
对于这个书名，我第一次看到也很诧异，不知编者为何会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集，加上一个“民族主义”的书名。细看文章，我才恍然大悟，编者不是要借这个书名引人眼球，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恰如其分。
首先需要阐明的一点是，在当下的语境中，所谓“民族主义”被严重污名化了。储安平所说“强国的开端”，即是以抗战凝聚民族意志，通过对外战争使“国家从散漫到统一，从衰弱到富强”。他举了英国抵抗丹麦人，西班牙对抗阿拉伯人，以及德国、意大利在战争中统一的例子，来说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至少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论证很妥帖。
储安平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与今日所谓自由派不同。他不崇尚什么联省自治，他呼吁国家统一。他在1934年《省自为政的统制经济》一文中，严厉斥责了阎锡山在山西的“自治”，指其“提倡土货，抵制外货”乃是一种“经济割据”。几年以后，这些“自治”的大帅们，果然成了抗战的阻力。别人不说，这位阎锡山就曾和日军保持着良好往来。
其实自晚清以降，中央政府太弱都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源头之一。被当今知识界推崇的北洋政府，因无力向地方上的“大帅”收税，只能靠不断借外债苟延。那看上去辉煌无比的国会两院，其实工资都发不起。国民政府的情况好了不少，先后削平冯玉祥、陈济棠等地方势力，但到抗战时，还残存着广西李宗仁、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云南龙云等宣称对内“自治”的家伙。
这些人的危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仅以战时陪都所在的四川来说，国民政府想在刘湘死后任命一位省主席，因川军潘文华、邓锡侯反对而未果。最终，只能由蒋介石亲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才勉强控制了大后方这个最重要的省份。至于将潘文华、邓锡侯之流，始终龟缩省内，直至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