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记》读后感10篇

　　《平生六记》是一本由曾彦修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平生六记》读后感(一)：《平生六记》与曾彦修先生——陈四益

　　曾彦修老人的《平生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先前他的几本杂文集都是用的笔名——严秀。这回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曾彦修了。我想，那是因为这本总共只有七八万字的小书，却是他最为看重的缘故吧。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回首往事，以他的经历，过五关，走麦城，林林总总，写上几十万字不会作难，但是，他的《平生六记》却只留下这几万字。

　　何故？因为这里写的，是在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拼着生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了滥整无辜，乃至罪及妻孥。依靠敏锐的识力，细致的查证，牺牲自己、保全他人的勇气，证明了许多被怀疑对象的清白。为了这，他在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后，成了在《人民日报》上第一个被点名的“党内大右派”。

　　从党的八级“高干”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后，他又度过了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但就是在这二十年生涯中，他依旧保持了不肯冤枉一个好人的为人准则，以他的影响，以他的智慧，以他的细致查证，为那些险遭整肃的普通工人、基层干部，洗清了冤屈，保存了清白。

　　前后四十年中，只是因为他的忠耿、求实，有几十人得以保全。在这段历史中，因他而获保全者，虽然在全国只是受冤屈者中极小极小的数字，但对他来说，确是极大极大的宽慰。佛门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即所谓佛塔。救人一命尚且如此，挽救了数十人身家性命，当是一座高大的丰碑。“身在公门好修行”，不在公门也修行，一切只在“公正”、“求实”的一念之中。单说他为了保全出版社的领导班子，毅然决然把自己报为“右派”这一点，就令人感佩欷歔。

　　书名叫《平生六记》，一下就让人想起沈三白的 《浮生六记》，但书的内容却迥然异趣。沈三白的文字凄艳灵秀，或使人怡神荡魄；曾彦修的文字却凝重端庄，令人击节叹息。

　　书不厚，文字又简练，叙事不事铺张，但求明白如话。有兴趣的读者，有半天时间就可以读完，因此无须我来重复书中那些可以歌之哭之的故事，只想把我接触到的彦修先生几件小事，转介于读者，请好其书者，兼亦好其人。

　　彦修先生同我几位长辈应当是熟悉的，但我却一直无缘相识。同他见面，完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大概是1986年吧，严秀（曾彦修）和牧惠（林文山）二位先生正受托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一套《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丛书的第一辑、第二辑已经出版，每辑十种，每种一人，入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当代的杂文名家，如巴金、老烈、陶白、邵燕祥、邓拓、冯英子、秦似、蓝翎等等。我从1981年调到北京，编辑之余，也写些杂感之类的文字，用了个笔名叫“东耳”，不过把“陈”字拆开罢了（后来因为另有一位“东耳”，还有一位“耳东”，都写杂文，为避免相混，就不再用了）。一天，忽然接到彦修先生一封信，说是他与牧惠正着手编《选粹》的第三辑，因为看到我的几篇杂文，希望能再多选一些寄给他看看。我那时所写有限，蒐罗起来也不过五六万字，便一总寄了去，心中并无奢望。不料时隔未久，他又写信约我一谈。那时，他住在前三门大街靠近正义路的一栋楼里，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便如约骑车去了。

　　彦修先生家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就像他的衣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一样。一件已经嫌紧的中山装，我总疑心还是“文革”前的旧衣。后来一次天热时去，一件圆领汗衫已经有好几处破洞，依然穿着。一把蒲扇，还是我大学时代在上海用过的那种。若在街上见到，绝想不到他是著名的学者、杂文家、出版家。这样的装束，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像久已相识。

　　谈到我的那些文章，他话很简洁。没有客套，开门见山。记得是那么几层意思：一是告诉我，他和牧惠都读了； 二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可以收入《选粹》第三辑；三是要我最后校核一下，是否有增删，但告诉我后面的二十九则“杂说”一篇也不要删，只是限于体例，丁聪先生的图无法收入，是个遗憾。然后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交稿。说完后，虽没有端茶送客，却也没有更多的闲话。

　　那时，出版社编辑丛书，大致都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主编，再找一位年轻些的当副主编。主编是借重其声望，副主编则是实际操盘者。像彦修先生这样不担虚名，勤于实事，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再到同作者谈话，到最后定稿，事必躬亲的主编，可谓稀有。后来接触多了，知道这正是他的行事风格。验以《平生六记》，可谓一以贯之。

　　大概因为他自己做事认真，所以最不能忍受他人的马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物如雨后春笋，但编辑多为新手。新手自有新手的好处，譬如勤快、敏锐、胆大，但也有新手的毛病，那就是马虎、自负，但又学养不足，不当改的乱改，甚至改出笑话。这一点让彦修先生很是恼火。

　　那时我所在的《瞭望》周刊，有一个副刊《珍珠滩》。《珍珠滩》有一个杂文栏叫《枥下谈》，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是专为一些年事已高的名家所设。“枥下”谐音“历下”，也含“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意思，以名家汇聚为号召。创办之初，请几位老前辈座谈，就有李锐、李普、彦修、黎澍四位。

　　第一次收到彦修先生来稿，欣喜之余，也令我吃了一惊，因为他在稿纸上方作了如下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样的申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谨从命”，把我编辑过程中的每一字改动都写信告诉彦修先生，无非是几处衍字或笔误。经过几次这样的告知，彦修先生大概觉得我这编辑还靠谱儿，所以下一次寄稿时解除了这条“禁令”，并告诉我是因为被有些编辑改怕了，不得已出此策以应之。这事让我很是感慨：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反之，一个随意删改他人文字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也必定不会认真。这对于编辑，当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

　　对文字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绝不苟且的人，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无特操的风派。《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栏目叫“望海楼随笔”，我的一篇《怀师》刊发在那里，其中讲到刘大杰先生在“文革”中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觉得强制学者修改著作，从施之者言，是极大的愚蠢； 从受之者言，是极大的悲哀。大杰先生是受害者，又何必苛求于他呢。此文彦修先生读后给我一信，后来又读到他更为详尽的批评文章，认为“学者、文人、思想家、理论家，还有政治家，不管古今，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条界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跨过来跨过去的。”彦修先生责以大义，我是赞同的，“文革”中那些栽赃陷害、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事令人不齿，但对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我觉得彦修先生毕竟有些隔膜，何况就是在复旦，刘先生也未能见谅于许多前辈。因此我未作任何辩解或争论。不料两年以后，又收到彦修先生一信，说是读到一些文章，知道了刘先生当时的处境，文人处此际会，实也大难，还是要多谅解些才好。因此他将前次对我文章“不妥当的评论收回作罢，并致歉意”。接到这封信后，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感受：“多年来，我见得多的是强词夺理、一贯正确的所谓‘权威’，是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所谓‘才子’，能对自己、对他人的文字都取这样认真、严肃、负责任态度的，真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为人处事，称得起前辈风范”。

　　彦修先生对于一切不实、不当的批评和论断，是绝不调和、折衷的。对自己如此，对他人也如此，哪怕这批评、论断来自上头，来自高层，也绝不妥协。大约是在1984年吧，正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突然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严厉指责，说人民出版社“有方针问题”，变成了“自由主义出版社”。这指责来得突然，上纲上线，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虽已卸任的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认为这些批评不符事实，抱病写了两万言的申诉书，直送总书记及政治局、书记处，直截了当表明态度：“我不同意乔木同志的这些谴责和结论，因为他讲的那点理由实在无法成立。我并请求他收回这些没有道理的谴责，正式向人民出版社道歉。”彦修先生送中央的申诉材料，详尽回应了胡乔木同志严厉批评的那些书籍出版的经过，申诉了出版的理由，其中几本被严厉指责的书籍，恰恰是胡乔木同志曾经大加赞扬并推荐的。在申诉材料的最后，彦修先生这样写道：“我讲了我的不同意见，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不然，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无法在这种极端屈辱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我如果不明确表示我的不同意见，我就不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彦修先生的直言陈诉，使人民出版社避免了又一次折腾。能有幸如此，多亏那时正是党内生活最好的时期之一。

　　我确实被他的凛然正气感动了。回顾一生的经历，正是许多这样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使我对这个党产生了信心与尊敬。只是回首他们的人生轨迹，令我无限感喟的，竟还是屈大夫那句：“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两条原则。

　　知其人方可论其世。论其世方能探知作者写作的初心。从1949年以后，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种大呼隆政治运动，定指标，定时间，不断催逼，相互攀比，结果弄出许多冤假错案。事后的甄别，不过小补之哉！这从“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见一斑。彦修先生自己就是受害者，而受害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彦修先生这样的资深革命者，当然知道，如果从大处着眼，受害最大的恰恰是发动并领导这些运动的政党本身。一个曾经得到亿万人真心期盼、拥戴的党，渐渐落入使人不敢言而敢怒的境地。“文革”的结束，有了转机，但积习难以根除，故态仍可复萌。我想，彦修先生之所以以九五高龄，还要把它亲身经历写成这本《平生六记》，并非要想炫耀什么功业，而是想表明，许多冤假错案，只要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希望后来者能够接受前车之覆的教训。

　　写书的人如是，读书的人，也当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知作者的初心，这才不致限于故事的曲折，情节的离奇，而能追溯作者的本意，得到真正的教益。

　　我之所以絮絮于彦修先生的一些往事，也正为此。

　　《平生六记》读后感(二)：《平生六记》中的几个人物

　　《平生六记》记录的，是刚刚去世的曾彦修（1919-2015）老人前半生经历的六次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曾彦修作为手里有些权力的负责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很多头戴帽子的人，洗清了罪名，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不合时宜，他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单位“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自己报名当了党内第一个右派。以前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忆录，大多是讲自己如何受迫害的。曾彦修这本书里专讲如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的故事（用我们的老话说就是“公门里面好修行”），这样的书很少，是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本来就少。

　　书里提到很多人物，有时并不点名，而只以“××”代之。有的是真忘了；更多的则是作为当事人，为逝者讳，点到为止，不为已甚。作者还有一部口述自传《微觉此生未整人》（天地，2011），大概出于同样的考虑，也没有点名，但叙述同一件事时详略不同。作为当事人，这样处理，自然无可厚非，但对读者来说，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也是客观的需要。这里根据两书提供的线索，核以其他材料，补充介绍了书中部分人物的故事，用供参考。

　　云浮土改

　　1952年，曾彦修率领一支两三百人的土改工作队，到广东的云浮县指导土改：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特别是（代）第一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我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鼓，大范围接近群众，……一切都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县城里的三个主要领导意见完全一致。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三个人都是北方老土改，过去只能服从，现在根据具体情况，能够自己做主了，就改行适合于本地情况的做法。（《平生六记》，p3,5-6，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云浮在广东西部，位于西江南岸，抗战时有些少妇、少女逃荒到此地，被农家收养，慢慢地就被收养户作为小老婆或丫头，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新情况。三人商量的结果是：

　　县委赵书记、工作队副领队王××同志，倾向是看得出:不告不理。——把她们解放了，何处可以收容她们？（p7-8）

　　今按，这里提到的赵书记、王××，分别是赵本仁、王万春。

　　赵本仁，1912年生，山西垣曲人，曾任粤中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11月任云浮县委书记，1957年任海南铁矿党委书记，1966年任广东省二轻厅副厅长，“文革”后复任原职，2000年逝世。

　　王万春，原为华北革大教员，后随军南下，1950年1月任南方大学二部副主任（主任系“罗明事件”之罗明），1952年4月任云浮县委第二书记（即副书记）。此后的事迹就不清楚了。

　　两人在土改中是立了功的，令身没而名不彰，岂是作者本意？衰年为文，行走不便，手边无资料可查，只能如此。

　　龙潜与南方日报“打虎”

　　1952年4月，正在云浮搞土改的曾彦修，被紧急召回广州。原来，他任社长的南方日报社，打出了一大批大、中、小“老虎”，副社长杨奇被打成了“大老虎”。在当时，大老虎指的是涉案金额一亿元以上的（旧币，合新币一万元），南方日报社的三反运动，是由“（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同志带着一个工作队来打的”，“打虎队长××同志……他是老前辈兼老熟人了”。（p13）“派到我们单位的打老虎的队长是某某，老同志，监狱出来的，当时华南党领导机构的副秘书长”。（《微觉》，p209）

　　今按，这位打虎队长即龙潜（1910-1979）。《南方日报社史》所附大事记1952年2月16日条，“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龙潜宣布调整节约检查委员会成员，并重新部署报社的‘三反’运动”。龙潜1932年在“共舞台事件”中被捕，次年在狱中入党，1937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任陕北公学人事部科长（曾彦修1938年1月入陕北公学学习）。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宣传部副部长。读过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读者，肯定还记得他在中山大学担任校领导时期的言行。

　　至于杨奇为何被打成“大老虎”，曾彦修未做交待。李春晓的《路漫漫兮求索：记粤港一代报人杨奇》（花城出版社，1995）一书介绍得比较详细，这里根据此书略作补充。杨奇原在香港《华商报》，他受命返回广州筹办华南分局机关报时，想到广州没有新闻纸，便通过上级领导饶彰风的介绍，从广东省妇联一位干部处筹了一笔资金，另外加上在美国经营鱼档的哥哥寄回来的一部分款项，从国外订购了几百吨新闻纸。没想到运到广州之后，由于《南方日报》的印刷机规格很特别，这些新闻纸统统都用不上，杨奇只好通过纸行按市价转手卖出，所获利润，部分交南方日报，部分作为投资回报，交给了垫付纸款的两人。三反运动中，杨奇因此被打成了“老虎”，运动后期，“为罗明、杨奇两位同志的‘宽大处理’开了几千人的大会。那时没有‘平反’一说，如果确属无罪时，也是‘宽大处理’”（p16），实际上是半正式地平了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广东省纪委对此案进行了复查，认为“杨奇在解放初期，经组织同意，运用私人借款经营纸张生意，以解决南方日报社的实际困难，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杨奇当年把较多利润归到其兄名下的错误是一种侵占行为。但三反运动中对他的错误定为‘挪用公款，私做纸张生意，贪污国家财产’，则定性不够准确，开除党籍的处分也偏重。最后，经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把1952年给予杨奇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并按时恢复党员权利……”（《路漫漫兮求索》，p125）

　　《平生六记》，曾彦修著，北京三联，2014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广东镇反中的谭政文

　　1951年4月的一天下午，广东公安部门突然交给南方日报一个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单，说明天要枪毙这些人，要求报社配合宣传。曾彦修等人看了，每个人只有两三行的罪状，都是“一贯反动、民愤极大”之类，一是发愁报社没有材料配合宣传，二是担心用这么空洞的罪名处决这么多人，影响不好。

　　当时，曾彦修、杨奇分任南方日报正副社长，在编前会上“苦恼了两个小时”后，杨奇建议曾彦修给叶剑英打电话反映这一情况。这时已经接近午夜12点了。叶剑英在住所召开紧急会议。曾彦修赶到后：

　　见省府常务副主席古大存、华南分局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已先到。不久，省府××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华南分局社会部一处长××同时也很生气地来了。那个处长把身背的两个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丢，二人均有怒色。……说今晚分局社会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等均漏夜办公，参加这一具体行动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准备完毕，准备明天，不，今天九点执行。我一声不吭，知道对方名声很大，在江西时代就是做此事的。叶帅再叫我讲，说“报馆”有点意见，听他们也讲一讲。……李凡夫也发言支持我，……对方反复讲准备了两三个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办公，（要推迟处决）不大好办了。跟着古老（古大存）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个空洞罪名的东西，……怎么行呢？对方反复坚持，一切已完全准备好，要改变影响也不好。叶帅很沉着。他说，这么大的行动，分局事先不知道。对方立刻反驳说：“分局开会讨论过。”叶说，“那是原则性的，……是个内部动员会，不是行动指令。”对方再三强调他们只是在执行中央与分局的指示。

　　……总之，说来说去，对方并未让步，坚持明天执行已难于更改。这时，叶帅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话讲出来了，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p20-25）

　　今按，这件事，不见载于叶剑英的几种传记，可能以为此类事情太小，不值一提；当然也可能与这种临时会议是“绝对没有记录的”（《微觉》，p198）有关系。

　　参加会议的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即谭政文（1910-1961），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叶剑英作为本地干部（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与广州市委书记），在土改与镇反中，较多地考虑了广东的特殊情况，因而在1950年底，就受到中南局和中央的批评，广东的镇反被指为“宽大无边”，土改是“和平土改”。谭政文敢顶撞叶剑英，背景即此。

　　在这之前，1951年1月，广东刚刚发生了“二陈（陈泊、陈坤）案件”。二陈均是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谭政文任局长），陈泊还是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谭政文任厅长），两人是由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坐镇广州指挥逮捕。案件的发生，颇不寻常：

　　在镇反运动的开始阶段，国家公安部、中南局公安部、华南分局社会部认定广州市清匪和镇反工作存在右倾偏向，认为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第三副局长陈坤“丧失革命立场，严重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三方的主要领导会同中共广州市委对陈泊、陈坤进行处理，将两人开除出党，并逮捕判刑，成为轰动全国公安系统的“两陈事件”。（《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组织志》，广州出版社，2000，p72)

　　受二陈牵连，广东公安系统被捕的人员共263名，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

　　广东镇反运动中待处决的名单中，“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p20）。

　　今按，此人即姚宝猷（1901-1951），原系中山大学教授，1945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1949年10月，去了香港，在香港接触了李济深后，返回广州投奔中共，进入南方大学学习。1951年4月，被以“破坏学生运动，潜回广州伪装自新，以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枪决。1982年9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确认“未发现被告人回广州后有破坏活动”，定为“投诚人员”，“判处死刑不当，应予纠正”。

　　土改和镇反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这都是牵涉全局的大事。曾彦修的回忆，间接地印证了叶剑英在这两件大事上的立场，透露了他的微妙处境，其价值自不待言。

　　《平生六记》读后感(三)：其人谦和，其书平易｜读《平生六记》小记

　　曾彦修，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回首往事，写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亦无甚奇处，不像时下流行的“某某揭秘”，“我所知道的某某某”， “你不知道的某某某”之类搏人眼球，叙述往事也平实易读，土改记异 ， 打虎记零， 镇反记慎， 肃反记无， 四清记实，反右记幸，这六记，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所以印象深刻，所记也扎实有味。吴道弘、沈昌文的推荐也非大张旗鼓，锣鼓喧天，故此值得读书人尊重。

　　以前读过他的《审干杂谈》，是湖南人民出版社80年代出版的，好像是出版家朱正所主持的“骆驼丛书”之一，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头儿有意思，对关乎中国人命运的大事“政治审查”，对干部“审查”的人事制度，写得普通人都爱看，那境界是何等的高度？“骆驼丛书”中还有《搬家史》,《记钱钟书与《围城》》,《日记悲欢》等，都是“大家”写的小书，志趣兼有，如今出版界已不见其踪了。

　　今读他所写“六记”，也是当事人特殊年代的特殊命运的“转折”，书虽小，但蕴藏着时代的大风云。

　　待后来见到他（2012年4月），觉得他非常谦和，平易近人，但又超乎常人的认真。保姆说他每天写作，字写得很大。现在看到《平生六记》，恍然大悟，他当时所写，就是现在的这本书吧？

　　他以“严秀”为笔名写的杂文，当年影响一大批人。记得《当代杂文选粹》中，他和牧惠主编的煌煌几大册，令出版界瞩目，如今杂文与文学的命运走向，俯仰昔人非。殊为可叹。

　　想起当年“全国最大的右派”，半年世纪后抚今追昔，回忆前朝往事，该让人感叹时代的进步，还是命运的不可捉摸？

　　本文作者：一淑

　　《平生六记》读后感(四)：宋木文读《平生六记》致曾彦修同志

　　彦修同志:

　　拜读《平生六记》，绝不是您赐阅所写供我消遣，而确实成为感召我思想灵魂的一次洗礼。您所记之事，从某一侧面说，我也算是一个过来人，但我大都是跟着走的。我不具备您的经历与水平，但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些联想。我土改无记异，打虎有错案，四清无实绩（整过农村一位大队书记，后期又留任）。只是在当权后尚无蓄意整人之劣迹，还可聊以自慰。您的“反右记幸”，更感人，也更使我敬佩。您为了不打别人的右派，自我申请当右派，如此高风亮节者，我平生还未听说有第二人。您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在左风盛行、错案比比之期，您真正做到了“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这怎能不使人敬佩呢？！您终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想说的话能说出来，想做的事有可能去做。此乃您之、我之、他之大幸！

　　谢谢您的赠书，恭贺您健康长寿，更企盼再读您的新作。

　　宋木文　敬上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平生六记》读后感(五)：他们正在向您推荐一本书:《平生六记》

　　喜报：国内十大好书榜第一单，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日前揭晓，曾彦修先生获“年度致敬作家”，今年曾老的新作《平生六记》由生活书店出版，记录了这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这本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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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摘自《平生六记》曾彦修著

　　图书信息：

　　《平生六记》曾彦修著 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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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曾彦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回忆录，一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 曾老是高级干部中少数头脑清楚、没有被革命锻造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