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字母的解法》经典读后感10篇
《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一本由刘禾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5.00，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一)：讲座场︱激活：韩少功、刘禾、格非谈《六个字母的解法》
时间：2014年7月5日下午
主办方：活字文化
刘禾：大家好，看到这么多的文学爱好者来参加我们的新书发布会很高兴，我写了一本书，这个书是什么书？我自己其实也说不清楚，主要是想做一些文学实验。有人问我说在学术论文和文学之间你是怎么做的选择？我特别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我说我当时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主要的选择还不在文学和学术之间，而是在英语和母语之间。我是30年前到美国去留学，30年过得很快，几乎一直是在用英语写作。所以对我来说，主要是如何重新进入母语写作的问题。还有就是我想做一点文学实验，而这本书《六个字母的解法》是我的一个初步实验的结果。因此，它有点像散文，但又不是散文；有点像小说，但也不是小说。它是一个混合体，有一位批评家说它是跨文体写作，也许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就先接受跨文体写作这个说法。
我现在解释一下这本书成书的过程。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是去年秋天由香港的大出版家、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先生出版的，他还设计了一个封面我非常喜欢。这次这个简体字版的出版是活字文化发布的，我觉得非常荣幸作为活字文化第一批书，和我们的大诗人欧阳江河的《凤凰》，还有北岛《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一起发布，我非常荣幸。
因为时间有限，我简单说一下写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想法。后面的幻灯呈现了这本书的一条叙事线索，我在刚写这本书的时候才逐步发现，纳博科夫在国内是有一大批粉丝的，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他基本上是作为我的叙述主线进行，但是这本书的确不是关于纳博科夫的。我主要想讲三点：
第一我这个实验是想做一些突破。包括文体上的突破，还有就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界限的突破，到底成功与否还是由读者自己来判断。
第二有一些人物让我特别关注。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徐志摩去剑桥大学待了一年，留下了很多诗文。国内许多读者对徐志摩和对剑桥大学的了解都是通过这些诗文进行的。我把徐志摩放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剑桥大学学院的氛围里面重新来思考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什么样子，因此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让人惊讶的人物他们之间的联系。我就说一点，纳博科夫是1919年到剑桥大学开始读书的，而且他在剑桥待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徐志摩去的那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联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奥威尔，奥威尔的《1984》和他的《动物庄园》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发现他的另外一个东西对我特别有用，那就是他还有一个笔记本，他去世以前的几年有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在90年代被英国《卫报》的记者发掘出来，发现他从中抄出30几个人的黑名单给英国的情报部门。我这本书里面在寻找一个人物，叫NESBIT，这个人是纳博科夫在自传里不愿意说出真名的一个人物。我发现奥威尔的这个黑名单可能对我来找这个人物有用，基本上这本书就是在这种寻找过程中展开的。韩少功先生给我写了一个序言，他在序言里说，这有点像思想的侦探小说。但是也很难归类到底是什么书。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这个群体当时欧阳江河、李陀、徐冰、吴晓东教授提到有一个互动的过程，我的非常不成熟的第一稿是先给这个群体，包括韩少功先生，包括格非先生看过，还有北岛，北岛对这本书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大家都参与了它的创作，有对我的第一稿的批评。因此这个群体是在努力重新想像文学是什么，我就先说到这里。
韩少功：刚才刘禾做了一个简要的自我情况的说明，下面请我们的著名作家格非，清华大学的教授发言，他也是两栖的，又是创作，又是理论，是这本书很合适的读者和批评人，有请！
格非：刘禾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大家都知道，她同时也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我认识她已经有10几年了，非常长的时间，大家经常在一起见面，一起讨论问题。但是我觉得刘禾离我有点远，因为她的学术我要看起来有的时候挺费劲的，包括她第一次到清华来给我们学生用英文讲西方的理论，我当时也在，我担任那堂课的班主任，我也全程听了她这堂课，她嘴里出来的全是深奥的名词。后来慢慢地我就突然发现刘禾的英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中文，同时我觉得她关注的一些东西，包括在海外这么长时间，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回国以后就聊起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我非常想了解的是她怎么对待生活，怎么对待文学艺术，所有这些方面的东西。
后来有一次我跟少功和一帮朋友，包括刘禾我们去印度。刘禾就把她的作品给大家来看，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记得北岛当时也特别兴奋，北岛当时非常得意得宣布说一颗文学的新星冉冉升起。我们都知道，她作为一个学者的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吃惊，我可以说一说当时我在印度读她这个书的时候惊奇之感。她这个书的写法很特别，大家知道中国现代有一个作家叫废名废名费明的写法我把它叫做词生词，像梦一样的不可琢磨，他是不断的通过一个词到达另外一个词。刘禾的这个作品有点像，但是不像费明那么深奥。她是有一个概念，从这个概念会到另外一个概念，一个人名会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名，一个传说会到另外一个想像的场景或者片段。这么大的一个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编织的，大家知道文学就是编织，你有经线、有纬线。在编织的过程当中眼花缭乱，里面既有纳博科夫这个人追溯的线索，同时还有大量的刘禾本人去瑞士、巴塞尔，去各种不同的地方她的感受。包括这个作品里面还写到她和北岛之间某些共通的，比如引用了北岛的一些诗，特别开放，特别？。我说刘禾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复杂的方法？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她运用得这么自然。刘禾在纽约悄悄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了艰苦的训练，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她可能不知道这样一种方法。可是因为她所需要表达的这个材料，她要表达的思想，包括思想史里面重大的那些闪光点，她需要发明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她又无所畏惧。因为她可能在文学上是一个新手，所以她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无所畏惧，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这样一来，我觉得一般在这种结构方法里面，很少能够找到那种最珍贵的自然的感觉。一般写这种文章很容易写得做作，但是刘禾写得非常自然。她有一小段写了之后你感觉好像还没有把意思表达完，她突然又停止了，然后开始下一段。这种停顿或者说这种跳跃，我觉得构成这个文本非常重要的一个魅力。我跟很多朋友都交换过这个意见，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当然我也想向刘禾提一个问题，因为她这个书当中刚开始就提了一个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纳博科夫。我跟刘禾聊天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家。她选择纳博科夫是因为这个人正好他的经历，他的自传，包括他正好能够把刘禾所关注的那么复杂的一个思想和历史的内容包容进去，所以她选择了纳博科夫。可是我发现她跟纳博科夫之间还是有联络，比如说跟母语的联系，我觉得这个作品开始的时候，纳博科夫为什么一个人永远不买房子，他出名以后得了大量的钱，这个人后来很有钱，最后死在瑞士，死的时候他也是租在一个旅馆。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想了解刘禾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线索，纳博科夫为什么不买房子？他为什么东西感到恐惧？为什么他说要放弃母语的时候心里面会感觉到那种悸动。她提到北岛，北岛面对镜子说母语的时候，所以我想问刘禾的是，你有没有对失去母语的恐惧？是不是这样一种联系，使得你找到了纳博科夫，或者说找到了北岛？
刘禾：我现在又回到了母语，的确是这样的，北岛的这首诗在我这本书里出现，这首诗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他在北欧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我对着镜子说中文》。我倒是没有对着镜子说中文，但是我看到纳博科夫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时候他对俄国文学的那种痴迷，好像他是要淹死的人。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到母语，他始终在用英语写作，自从他写了《赛纳特的人生真相》那本书，第一本英文小说之后，他就基本上完全用英语写作了，没有回去。我是想做做努力，回到母语，所以做了这样一种实验。也非常忐忑，我不知道这种实验是不是能够达到我预期的那个高度。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的确不是纳博科夫的粉丝。我为什么把他放在叙事的主线上？因为读过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在座的朋友都知道，纳博科夫是技术上非常讲究的一个写作家，我是琢磨过他的作品，我也知道他非常喜欢下棋，他年轻的时候设计过很多棋谱下棋。我发现纳博科夫是把读者的智力估计得非常高的，尊重读者的这么一个作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说通过我的写作跟他下一盘棋怎么样？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解一些谜，这个谜不仅仅是纳博科夫写作中的谜，而且还有他的写作带出来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有很多谜。而这些谜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的谜，从1919年开始的历史的那些谜，这个东西让我非常着迷。这个幻灯里显示了一些人物，有一些是拿着烟斗的一些人物。我说的这个谜就藏在这些流动的人物中，我就不要多说了，因为这是一个阅读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
韩少功：谢谢两位跟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讨论。我刚才看到了这些画面，可惜没有字幕，如果能够配一些字幕，能够说是谁，可能就会更有意思。当时我读这本书初稿的时候特别惊讶，我特别惊讶刘禾用了这么大的精力，调查档案，寻访旧址，寻找、采访那些当事人，各个方面有关系的一些知情人，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来寻人，寻一个问号式的人物。是一个教授吃了饭没事干吗？跑遍了半个地球，包括中国、外国、欧洲、美洲，真是很不容易。现在这本书印出来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但是做了这么艰苦的工作完成这个作品，我非常的惊讶。
刚才格非先生也提到了，刘禾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学者，以前都是做很艰深的学术作品。在我们一般人的想像中间，学术是让人非常头疼、头大的一些文本。经常有一些人不高兴，就说什么是教授，什么是理论，那就是把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说成十句话，说得你更不清楚，很多我们理论的泡沫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在美国长期任教，而且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的学者，突然写一本充满着细节，甚至在有一些读者看来是一些八卦的、非常生动活泼的、像侦探小说式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她为什么，她想干什么。而且我们读了以后发现，她牵扯到的人物是一长串，我们看似很熟悉的历史名人，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发现不是那么熟悉了，这些历史名人后面有很多的问号有待于我们去注意、观察和思考。这本书的意义我觉得非同寻常，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像一个公园一样，有跟多的门，你可以从这个门进入，从那个门出去，或者再同另外一个门进去，从更奇怪的另外一个门出去，这是文字上非常令人愉悦的东西。
总的来说，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是刘禾女士30多年的学术生涯以后重逢文学，从这本书开始她回到文学。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为什么要回到文学？这个回到文学对刘禾女士来说，或者对于理论界来说，对知识界来说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教授精力有富余，我也玩个票，我也玩一把，你们作家玩的东西，我也能够写细节，写闲笔，甚至写八卦，不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在序中间提到了有几个词，一个叫“还原现场”，一个是“激活思想”。后来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时候，那个编辑发现，因为简体转换繁体的时候用电脑软件转换的时候，把那个“激活”变成了“启动”，繁简相转的时候确实有些差异，我当时感觉非常遗憾，我说是“激活”，不是“启动”，激活是原来是一种死的，用一种方法让它活起来，变成一种活动的东西。刘禾他们原来接触到的很多概念，在我们的书本上出现的时候就像一个死的东西，好像有一个标准的、静止不动的一个解释，规定了这个词就是这个词，那个词就是那个词。实际上这些概念是由人说出来的，他当时是由谁说出来的？是在什么情境下说出来的？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使他说出来这些话？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词，了解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要还原到现场中间去，激活这个词内在活力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词后面的人，了解这个词后面的生活。这个生活就必然牵扯到细节，牵扯到当时的一些人物、故事、场景，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等等。如果理论变成一种活的理论的话，我觉得它迟早要重逢文学。当然我们现在文学好像名声不太好，学术的名声还很好，格非他们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很牛，现在作家、诗人好像地位不太高。坊间有一句骂人的话，你就是个诗人，你全家都是诗人，你祖宗八辈都是诗人。这是骂人的话，好像文学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我们要真正的了解理论，像刘禾女士，用她的书，用她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启示。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者或者一个学术家的话，也需要重逢文学，要善于重返现场，善于激活我们的概念和思想，这是我觉得她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意义。
刘禾：你刚才提到了关于理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一直特别关注的，我自己的思考，到目前为止，理论解释世界，我们来看现在从理论上，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理论，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能力现在是有限的。我在我从前的学术著作里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我觉得这种写作很限制我的自由。一个是术语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当你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尤其是做理论思考的时候，你不能自相矛盾，必须要统一。这个给我的限制很大，因为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包括一个人自相矛盾的东西，怎么去面对？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文学和艺术恰恰是提供这种可能性。而且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看到了其他作家的各种尝试，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是在其他的作家一直在做的这样一个笔记上前进着的。韩少功先生做的大家熟悉的《马桥辞典》，以及目前的《日夜书》这些作品，都是这样的尝试，就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还有我特别尊重的张承志这个作家的很多实验，他也是一直在追求。我去年在人大参加过一个关于张承志作品的研讨会，我们就在讨论他的写作是怎么发展的。其中有一位与会者说他是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我当时说的是什么呢？我说他离小说越来越远，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因此看他们这些作家这几十年做的这些努力，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突破一些界限，就是我自己的学术训练的一些界限，能达到某种思想的自由度。
就可以回答格非老师刚才的问题，他说你这个写作是自己偷偷的练出来的还是因为你要处理这个难题，所以不得不发明的一些办法？这个叙事的线索，这种结构的办法。我想的确是后者，有一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对当代世界的思考离不开历史，但是历史到哪里去找？这是当时的困境。历史不是在历史教科书里，到哪里去找？我在世界各地跑的时候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场景，以及这些人物的生活轨迹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不是我所熟悉的教科书上的历史。我特别想把它呈现出来，跟大家分享，碰到了很多在写作上的问题。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来想办法做这种叙事，格非老师刚才猜测得差不多是真实的情况。
格非：刚才少功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做一点补充。刘禾在美国教书，她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英文开始，她主要是先写英文著作。有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问她最近做过的一些研究，当然她会跟我聊一聊。我很希望能够看到她的研究成果，但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她做的研究是英文的，需要北大或者是社科院有些同行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对母语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刘禾一般是英文写作，然后做学术研究，作为中国的读者来讲，恐怕你们要有耐心等待。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在写《六个字母的解法》的时候，她直接是用中文写出来的。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读者来说，你们都非常幸运，为什么你来描述文学现象的时候要用中文？这个过程刚才刘禾做了解释，有很多的原因。还有一个刚才韩少功说到的原因，我觉得文学在今天还是有很重要地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韩少功：时间有限，我们这个书的讨论就暂告一段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具体看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以后，以后还有机会通过网络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除了我以外，他们两位都是两栖的，既做创作，也做理论。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一个教授写这种文学是不算的，评职称是没用的，不算成果。在这里我们至少要感谢他们不计功利，不为了评职称和捞好处来为我们奉献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大家给一点掌声。
下面是关于一本儿童的书，孩子的事情比较大，我们先退场。
主持人：刚才韩少功老师提问为什么要回到文学，这也是我们这场活动和我们这一批书推出来的一个后面的想法。文学在今天可能不像有一些那么明显的领域有那么多人的关注或者是追捧。但是我想，文学的力量刚才格非也说了，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强大的。今天现场也给了我们一个证明，证明不是只有财富论坛那样的场合才会有这么多人来追捧。我们在这里大家也可以享受、分享和感知文学的魅力和价值。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二)：奈斯毕特的真实身份：一份失败的文学探案笔录可以有多珍贵
奈斯毕特的真实身份：一份失败的文学探案笔录可以有多珍贵
游伟
一
“文学即人学”。这句话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可能都不太觉得其中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言。然而1957年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提出“文艺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却是一番石破天惊。他可能没有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二十年压抑屈辱的生活。其后二十年间，作为反映“整体现实”的工具，国人所能见到的本土文学作品中，几乎全都没有“人”的地位。
二十年后，思想解放，“人”仿佛忽然变成黑字从白纸中钻出来，争先恐后，将钱谷融先生当年的论文推成前浪。现在，即便是最具实验性的中国作家，都不太可能像福楼拜那样，“在故事还没开始前就这么事无巨细地写一顶帽子”，“帽子用什么制造的，长得什么样，挂着什么样的小坠儿”，一写十几行（据说在草稿中更是长达五六页），并以此开启所谓文学的“场景革命”（格非）。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当年“人”只是“整体现实”中的一个部件，如今“整体现实”只是“人”的背景，文学作品中任何非人的因素，无不沦为映衬作品中的“人”以及作品背后那位作家的工具。
坐实文学即人学当然是好事，从每一个角度去挖掘、展示人性的各种可能，毫无疑问对我们深入地了解自己大有好处，也是文学最大的魅惑。不过，有趣的是，文学成了人学，研究文学却并没有因此成为研究人学。与文学的改变几乎同步的“重写文学史”，也只是开拓出了新的文学研究领域，即“重新发现”了好几位如今看来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大收获的作家，却并未开启出文学研究的新方式。甚至有论者指出，“尽管在理论上，‘重写者’明确反对二极对立思维，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又犯了二极对立思维，把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顾此失彼。”这等于是说这场如此声势浩大如此重要的“学术革命”，最终落入了旧瓶装新酒的窠臼。这个判断是否恰当或许有待商榷，但是“几乎所有‘重写’者都强调和推崇文学的艺术个性和审美精神，‘个性’和‘美学’也成了重写文学史留下的两个关键词和理论遗产” （王本朝，《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应该还是公允的总结。只是，如何去发展这份遗产，却成了难题。
目力所及范围之内，除了这场革命的推动者之一陈思和先生创作的那本《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将巴金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交融在一起，用巴金的生活变动来揭示作品的情感思想来源，总结出一条清晰可见的作为一名作家与普通人的巴金的人格发展道路，算是为打通作品的美学与作者的个性做出了完美示范，并未见到更多革命性的成果涌现。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初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以及因为这本书理解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的满足。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相信这种若有所悟的满足与若有所感的冲动，既是阅读的意义，也是我们能继续阅读下去的动力。但是类似《人格的发展》，类似陈思和先生这种写法的研究著作，确实太少。我们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著作几乎都很难从“人”的角度来打动读者，甚至那些空虚无人的理论词汇与书写研究对象时的冰冷文字，都透着将普通读者隔绝在外的漠然。据说美国经济学届“对用小说阐述经济学极为重视，2003年初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以‘经济学小说作为教材’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梁小民，《想读》），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得当是否取得了良好效果，单是这种俯身迁就初学者普通人的态度，就值得点十万个赞。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作为一种人学研究，却似乎很少有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思路与文路。
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感受，当看到韩少功推荐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称其用侦探小说的写法来做思想理论文学研究，你应该能理解我那种欣喜与迫切。
二
刘禾自承创作这部作品的起点，在于自己对纳博科夫，和纳博科夫的小说《塞•纳特的人生真相》的喜爱。在这部远不如《洛丽塔》那样为中文读者熟知的小说中，纳博科夫塑造了一个“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并最终客死他乡的流亡者塞•特纳。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个结局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然而对于纳博科夫的粉丝刘禾来说，它与纳博科夫的真实命运产生的契合，透出某种神秘的吸引力，让她觉得这本小说“不同寻常”，甚至促生出要从纳博科夫的人生踪迹中找出某种心理逻辑的探索欲。
包括我在内，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塞•纳特的人生真相》（王家湘、席亚兵译为《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但是对这种真实可感的，吃了好吃的鸡蛋还想见见那只母鸡的窥探欲望却并不陌生。从叙述的角度，用共通的情感吸引读者，也是百用百灵的技巧。正是出于对这种代入的情感的接受，刘禾从瑞士的一场学术会议神游到1919年纳博科夫到底在干嘛，以及纳博科夫自传中的奈斯毕特（NESBIT）到底是谁，这其中的突兀感倒可以理解成意识流动的必然，“剑桥大学”四个字确实也是合理的触发点。1919年纳博科夫正在剑桥大学读书，他在自传中说这位化名“奈斯毕特”的同学在讲话时烟斗不离手，而且磕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总有点与众不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引人入胜的是，因为这位奈斯毕特后来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纳博科夫拒绝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反而激发了大家想搞清楚奈斯毕特到底是谁的欲望。这确实是一部侦探小说的美妙起点。
不过，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按照通常的逻辑，疑问已起，接下来就应该是解答或者为解答做铺垫，刘禾却在描述几笔自己曾试图通过解字找寻答案，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将笔墨绕开。直到在剑桥探访一番之后，才提起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薄亦徳早就对奈斯毕特的身份做出过猜测，点出了巴特勒（R.A.Butler）的名字，并表示纳博科夫也曾“透露”过此言不虚。任何侦探小说都会告诉大家，第一个给出的答案，第一个被指认出来的嫌疑人肯定是错的，刘禾也完全有理由不接受薄亦徳的猜测和纳博科夫并不可靠的“透露”。但是任何侦探小说同样不应该在故事的开头就对读者隐瞒如此重要的线索——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范•达因（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1888-1939）曾订下推理小说创作应该遵守的二十条准则，头两条便是“一、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二、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该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的诡计愚弄读者。”范•达因的二十条准则或许有争议，然而由于作者在叙述上原本就对读者占有优势，如果在线索的把握上都不与读者站在同一水准上，全然以上帝视角压倒读者，在侦探游戏中就将毫无公平可言，一个对玩家不公平的游戏如何让人玩下去？如果刘禾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这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中，叙述者“刘禾”也即书中的那个“我”确实此前并不知晓薄亦徳的这个猜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责问她材料掌握得太少？一个侦探尚未好好调查现场，就开始缉拿凶手，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侦探的推理水平。
当然，这是阅读到后面我们才能产生的疑惑。不论如何，当刘禾踏上前往瑞士的火车之后，故事已经停不下来。甚至，迅速走向最让人惊叹的一幕。
三
那辆火车在阿尔卑斯山秀丽的风景里穿行，而疑惑的种子已经种在读者的心中。看山是山，看山却又不只是山。刘禾描述从缆车上看到五只色彩各异的滑翔伞点缀在白皑皑山脉之间的这段文字，不论作为随笔，还是作为小说中引人入胜的闲笔，都堪称妙极，胜似一部美国大片的开端，情景交融。当她在黄昏时再次踏上返程的火车，一个主动搭腔的陌生人将故事带入最心跳的时刻：他居然也叫奈斯毕特！
刘禾说自己并不能确定写的到底是随笔还是小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已经不能相信她。这不是小说是什么？刘禾如果在遇到他之后不继续追踪纳博科夫笔下的另一位奈斯毕特，简直就是反人类——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种冥冥中的暗示所带来的巨大诱惑。而且，更神奇的是，这位奈斯毕特甚至给刘禾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名叫Gwei-Djen Lu，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后来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女人。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开头之后，整个故事的逻辑开始陷入随意。且不提“Gwei-Djen Lu，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工作，后来去了剑桥大学的中国女人”，明明已经只差喊出“鲁桂珍”三个字，而书中的那个“我”却茫然不知，让人再度怀疑到底是作者在小说笔法，还是确实知识敏感性较弱。不管怎样，此后这段查询奈斯毕特真实身份的过程已经等同于自说自话。书中的“我”再次捡起了拆字游戏，开始对当时的剑桥风云人物一番走马灯式的审验，逐个否定，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居然在别人的启发之下，改变了刚开始拆字时定下的规则——在六个字母中寻找与当时与纳博科夫有交集同时满足姓名中有这个字母，抽烟斗等条件的人中进行甄别——转而为心中已有的猜测寻找依据，通过将NESBIT六个字母中两个元音字母套在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身上，略加辨析，便得出了奈斯毕特就是普利斯特利的结论——我是怎么都没看出来这中间的推理何在，推理的合理之处何在。如果这是一本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其犯了结论在先的错误，这似乎不该是刘禾这样的学术大家可以犯的错误。更让人觉得可惜的是，当作者在书中说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罪犯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时，曾引发读者对缉拿某种思想的期待，然而全书读罢，却并未见她在探寻的过程中揭示出“思想”所在，以及这些“思想”和纳博科夫到底有什么关系。至此，韩少功在序言中所期许的“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几乎全盘落空。
如果再挑剔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指责“我”既然是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将没有获得邀请函而被剑桥大学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馆拒之门外，与上世纪女权尚未明确时女作家伍尔夫被剑桥大学图书馆拒之门外相提并论。后者确实是社会有待进步的一例，而前者只能说是自己不守规矩，怎么就怪到了别人头上？
这已经不能不说是一次失败，甚至都谈不上是一次深刻的失败，但是我却依然从这份失败中感觉了希望。刘禾这本（在我眼中的）失败之作，冒犯地说，就如我老家农村鸡窝里放的乒乓球或破蛋壳，本身也许没有太大的价值，却足以被称为“引宝”，有着催促母鸡生蛋的神奇能力。“引宝”不需要自己就是好鸡蛋，它只需要有个鸡蛋的形状。《六个字母的解法》可远不止有了形状，“文本分析是思想的侦探仪，而思想和犯罪一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所以完全有可能“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刘禾已经证明了理论上的可能。她甚至还实践出一个值得珍惜的开头，解放了一种不再用论文专著的呆板语调约束自己的自由心态。只是太可惜，侦探毕竟也是一门专业，刘禾未必掌握了其中的奥秘。好在时代风气变了，读者对趣味的追捧已经开始倒逼作者创作时的心态。这本书的销售数据显示读者买账的不少，我这样的痴汉已经开始守在鸡窝边上。万事俱备，接下来，只差一只既懂“思想理论”，又懂“侦探小说”的母鸡在引宝的催动下，诞下那只美味的鸡蛋。
修改版发表在《书城》，2016,8月号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三)：侦探和学生的完美契合
esbit一个很简单的人名，但是因为出现在纳博科夫自传中而成为一个谜。刘禾以此为写作切入点，以叙事为主要写作手法，抽茧剥丝，为我们解读了纳博科夫自传中这个几乎隐形的Nesbit.
刘禾如此费力气地解读纳博科夫自传中的Nesbit，大抵是因为纳博科夫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让人研究的作家：一生只租房子、大学教授、《洛丽塔》的作者，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总是觉得怪怪的，与现在人的生活轨迹完全不一致！
因了纳博科夫、因了剑桥大学，徐志摩、萧乾等等中国著名的作家都在刘禾的笔下一一浮现，作为类似于侦探小说的《六个字母的解读》，在文中阐释这些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是极其不容易的。首先考证要到位，在徐志摩等成名之前的生活轨迹极少有人注意，诸多年后，再去考究他们在剑桥等和纳博科夫的关系，就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那怕仅仅是牵扯到他们的一句话都是极富挑战性的，这和通俗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有着天渊之别。但是和学术著作又有着不同，至少不能拿来作为评职称使用。但从某个角度看，刘禾的这本《六个字母的解读》或许会成为学术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
刘禾的解读淡淡的，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和本书的主题毫不搭界，但就是这种不搭界写法让我们在看到作者极强的驾驭能力的同时有看到了作者极富功力的考证能力。一般的侦探小说我们时常能够找出其间的马克，但是《六个字母的解读》是学术性的侦探小说，对作者考证的资料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所以也就没有马克一说。为了解读Nesbit，刘禾可谓是下足了工夫：考证、书信来往、约人聊天等等皆是为了主题服务。如此轻松、自由的态度似乎和学术不沾边，但就是这种不沾边让我们逐渐看到了当时剑桥大学的那种生活状态、思想意识及文学创作的痕迹。
《六个字母的解读》，自然和中国传统的拆字不同，这里的解读，是对作家作品中文学意象的解读，Nesbit或许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人物，他可能是纳博科夫人生经历中众多任务的缩影也或许是和易卜生重名的另外一个“易卜生”，但不论如何，作者给出了我们一种态度，那就是对于任何文学意象的解读都应本着考证的态度进行，而不能想当然地解读！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四)：六个字母编织的图景
《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开头读起来很符合悬疑小说的惯常节奏：一个好奇的人因某个机缘（如旧书、手稿、密室等）发现了神秘的文字或符号，于是开始寻找它的含义。“我”在一次去瑞士英特拉肯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因会议想到1919年的纳博科夫，又偶遇一个自称奈斯毕特的人，联想到纳博科夫自传里提到的“奈斯毕特”（NESBIT），于是产生兴趣，试图破解他的原型。在这之后故事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我”将六个字母拆开，从纳博科夫的生活入手，根据自传和传记的描述寻找符合条件的人。没想到由这个线头，居然勾连出一幅20世纪的剑桥学者群像。
刘禾
进行的一项文学实验
这本书文体杂糅，不完全像小说，不完全像游记，更不是学术文章，只能勉强看成一部长篇随笔，一次文本分析的长征记录。“我”探究六个字母背后的故事，不断发现新的联系和人物，信手拈来，随走随找，将相关故事长长写出的闲态，读着十分过瘾。这些20世纪初的剑桥知识分子大多左倾，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人生和学术相接，交织成密密层层的经纬线条。他们洒脱的个性与生活，在博大学识的背景下，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这本书不止是一本逸闻趣事集。刘禾在后记中说：“我自不量力地想进行一项文学实验，看能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它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小说虚构，而是一个综合多重叙事元素的写作……也许只有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才能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
于是就不能不严肃地重读本书了，奈斯毕特究竟是谁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刘禾通过“我”的寻找过程，写下了她的种种思考。书中说：“我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些灵魂深处不安分的人，他们不切实际、耽于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中安身立命”。他们流亡异乡，不仅是地理的流亡，更是心灵的无从措置，去国几十年的刘禾肯定深有同感，因此她要写出这些“异乡人”的故事。
纳博科夫
流亡者的不安稳灵魂
对异见的不容造成了被迫的流亡，书中最典型的流亡者就是纳博科夫。纳博科夫是俄国贵族，毕生在欧美游荡。作为贵公子，剑桥的生活在来自庄园中拥有过五十多个奴仆的他看来艰苦无比。对俄语的乡愁让他买下一部俄语词典，每天疯狂地阅读俄国作家的书籍。他与左翼同学理念不合，又瞧不起右翼学生的肤浅。在柏林时他拒绝学德语，坚持用俄语；搬到巴黎以后开始用英语写作。他不屈从于左或右的政治主义，毕生追求艺术的纯美。纳博科夫在《塞·纳特的人生真相》里写自己在剑桥的感受，又影影绰绰地写到自己的弟弟塞尔盖。他是同志，决定和伴侣留在欧洲，却因为同性恋倾向被盖世太保逮捕，最后死于集中营。和纳博科夫一样，塞尔盖也是不宽容的受害者。作者写到北岛《乡音》里“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近乎疯狂的举动是为了弥合文化断裂的痛苦，当最基本的母语成为奢侈时，人就仿佛失去灵魂。书中列举的左翼科学家，又何尝不是流亡者呢，他们的灵魂不愿安稳，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被迫成为异类。
20世纪初的剑桥学术发达，名家荟萃，允许裸体和各种怪举，但这样的剑桥，却有着古板的规矩和禁忌。剑桥将《尤利西斯》列为禁书，著名批评家李维斯曾经在课堂上念这本书，被执行校长叫去训话，说他“传播禁书、有伤风化”；李维斯的同事福布斯，害怕警察突袭，连夜将禁书扔进康河。剑桥规定未获学士学位的学生和女性不能横穿草坪，女性不能单独进图书馆；剑桥用暴力压制着对异见的不容。罗素因为反战多次遭到迫害，虽然享有皇家学会院士的荣誉，但仍然被三一学院解除教职，关进监狱。1920年，和平主义斗士安吉尔来剑桥演讲时，遭到右翼学生暴力围攻。意识形态对立而严峻，那个时代封闭还是包容，保守还是进步，确实值得再思。
奥威尔
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共产党黑名单的作家
二战后东西两极对立，残酷的冷战局势和极端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更为禁锢的偏见。与威权站在一起的合作者，直接造成了无辜的流亡者。本书关于乔治·奥威尔的内容应该是最颠覆的部分。作为预言了苏联极权主义的先知，对极权控制深恶痛绝的人，奥威尔居然和英国情报机构合作，为他们提供共产党员和同路人的黑名单，一共有135个名字，这份名单对其上的人带来了骚扰、拒签、监视、逮捕与驱逐，让他们因意识形态成为公众之敌。他的《动物庄园》起初屡屡碰壁，最后却大红大紫，荣登经典地位，原来是获得了情报部门的青睐，将它作为反苏宣传品在全世界翻译、出版与改编。一个声称“一个作家与国家打交道越少，就越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有好处”的作家，居然和政治走得如此之近；一个声讨极权主义的作家，居然会投靠另一种极端意识形态，这不能不让人震惊，但人的思想、行为和动机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仔细研究肯定还会揭开更多真相。
新近出版的《帝国权威的档案》一书，讲述了冷战时期英美情报部门的“文化战”，第二章《奥威尔与文学的全球化》可以和本书互相参照。《帝国权威的档案》对于奥威尔黑名单介绍得比较详细，不仅有黑名单内容的摘录，还有各方面对奥威尔此举的评价，在声讨奥威尔的“变节”之外，也有些不一样的看法。本书也介绍了英国情报研究处（《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的IRD）和美国中情局对《1984》与《动物庄园》在全世界的推广，“政府力量”的操作，真可谓顺风顺水且规模庞大。奥威尔的信显示他也很关心出版情况，尤其希望能看到它们在苏联出版。奥威尔曾和女友、情报研究处的西莉亚·柯文就政府希望招募一批作家在海外宣传英国形象进行过讨论，他提出过一个名单，“将通过出版书籍突出良好、善意而文明的英国存在及其在国外的主导地位”，其中也有这位“奈斯毕特”。
《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奈斯毕特”从支持列宁主义转向反斯大林，这本书里引用“奈斯毕特”的信证实了这点，谈到弗朗哥掌握西班牙政权时他写道：“斯大林可能已经对萧伯纳做了特殊安排，确保他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这些在西欧的其他人对自己的命运就没那么有安全感，尤其是那些不像萧伯纳一样对独裁者有着奇怪仰慕的人”。
萧伯纳也是奥威尔黑名单的一员，这又建立起一个联系。虽然六个字母之谜已经解开，但是六个字母背后的故事还可能继续下去。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五)：塔外的弯弯绕绕
《六个字母的解法》，是刘禾的“塔外”之作，亦即游离出学术圈，写篇跨界的长文章。为何说是长文章，未确切定义为散文，抑或小说？只因全不像，难以归类。就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让我想起作家格非的小说《青黄》，外国的某些学界小说及类型文学作品，另有，中国古代的笔记体札记。够混杂的，固然是一言难尽，不过无妨混杂着说，或许更可对应着这篇吊诡的“蝙蝠”文体实验罢。
先横向比较谈谈，算是于交互映衬中，审视一番此 “四不像”。自《六个字母的解法》联想至《青黄》，表面看有些不搭界，内里倒是可以分析分析：《六个字母的解法》，起因是叙述人对纳博科夫自传中的一个化名：“NESBIT”，煞是好奇，欲找出此人的真实身份，由此开始了足迹遍及欧美的寻访之旅；《青黄》，“我”从《麦村地方志》《中国娼妓史》中获知“青黄”一词，于是，再访麦村，探查此词的庐山面目。从语词出发开始的寻觅或曰写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做派，这两篇作品的书卷气息是异曲同工的，且均采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这种限制视角倒是给了作者以某种好处，即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在此之外的可有意无意避开。当然，两者的分野亦是显豁的，《青黄》的寻访之途，是一个消解、解构的过程，从迷雾中进入，终竟坠入了虚无之中；而《六个字母的解法》，作者未有弄玄虚的想法，她实实在在地一步步解密，尽管困扰不断，但沿途采撷的信息之果实却是扎实的，即使许多被证为探案中的“无用物”，却仍可作为轶事与谈资，而最终的导向，是朝谜底不竭地推进。
在解谜的这一面向上，《六个字母的解法》与《达•芬奇密码》之类型的小说有着某种渊源。如同样存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密码”，一环套一环的谜团，主人公为学界中人，奔波于不同的国度，破解之法主要运用的是学术知识的爬梳、整合及解析。只不过，《六个字母的解法》中没有幕后的黑手，惊天的阴谋，及血腥的谋杀与暴力的味道而已。自然，这种悬念的设置及探案的手段，源头在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但老派的侦探或是喜静不喜动，如胖子波罗，或是活动范围通常在较小的区域内，如福尔摩斯，其所用的知识在日常化和极专门化一面，而《六个字母的解法》之当代特征及学界考据学问，是很明显的。除去与《达•芬奇密码》十分相似之处，其实我们还可以想到戴维•洛奇写的妙趣横生《小世界》，那种学界中人在世界各地奔波忙碌，口中满是莎士比亚、艾略特、黑兹利特等等，如此这般，《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不是与此暗合？尽管后者多是一本正经地寻访难题，而《小世界》皮里阳秋，嬉笑着大揭儒林的丑状。
谈及与古代的笔记体之相类，这全然是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或大谬亦未可知，不过还是可以稍加解说的。如写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梁启超住在巴黎郊区，冻得够呛，且有文字详细记录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不仅是著名的左翼人士，还是剑桥的康河里鼎鼎有名的裸泳爱好者，大白天也可见到其矫健的身姿；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在课堂上讲《尤利西斯》，被警察盯上，校长叫去训话，有个朋友福布斯听说了，害怕地将自己书架上的禁书搜罗一空，趁夜幕“一股脑扔进康河的绿波之中”；萧乾来剑桥读书，为每日早餐还有仆人用大木盘恭敬端来这样的服侍而颇为震动，而纳博科夫却浑不在意，在自传里全无记载，毕竟他俄国的故家里有五十多个侍从、车夫、厨子等，服侍一个七口之家。诸如此类，是我读这本书极大的乐趣，彷若读《世说新语》这样的古代笔记，有况味在其中矣。
上下周边说了这许多，对《六个字母的解法》，似有隔靴搔痒之嫌，不过，顺带说一句，我是有意地不切题，或以这种不切题来切切题罢。为何要如此？是因看到韩少功写的序里，有道，“作者在这里以小案带出大案，从小题目开出大视野，终于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纪追问和全球审视，重拾前人足迹，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图对人格、价值观、社会理想、思考智慧给予急切唤醒”云云。于此微言大义，我不能说他讲得一点没有道理，但闻此还是有些犯晕，不适感油然袭来。看刘禾自己谈写此书的初衷，“面对这个纷纷乱乱、假象丛生、怪诞不义的世界，当代思想理论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甚至经常无的放矢”，于是想到象牙塔之外，写点别样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她是想放个假，或翘个课，总之改弦更张松快一下吧，那就不要一定说人家什么“世纪追问”，“全球审视”了，固然是大大地抬起拔高了这本书，但，不累么？
说刘禾放个假，并非就是说她对“NESBIT”的探访之旅漫无目的，少却章法，自然不是这样，主线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回顾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左翼一派。但我觉得好的，还是她的跑野马，为了一个“NESBIT”，拉进来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艾略特、乔伊斯、哈耶克、奥威尔、梁启超、徐志摩、萧乾等等，东拉西扯，抖落许多八卦，好不热闹。可我觉得不太满足的，是她跑野马跑得还不够，学者的架子似没有完全放下，问题意识还是太强，落了痕迹，既然是文体实验，何妨再洒脱一点呢？且若能增添些幽默感，岂不是更好些。
此书的封面有一人物漫画，知识分子模样，大头小身子，叼一烟斗，看来就是NESBIT了。须注意的是，他在奋笔疾书，将漫画倒过来，可看到写下的文章标题：The Nesbit Code。这是颇有幽默意味的，其实也是我对本书未得到的期望。
（南都载。一种东拉西扯的写法。）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六)：惊吓了那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文学素养的人来说，个人是很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一来因为外国的人名、地名之类的太过拗口，读起来不容易记住，二来是外国的很多传统素养与中国相差太大，我太愚笨，无法理解和接受。但是这本书，我居然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就读完了，这速度比我以往看任何一本书都来的快，简直把我自己都震惊到了。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很多人，如博纳科夫，说实话，在这之前，我真的连这位大作家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整本书吸引我的，是作者对真相苦苦的追寻，在追寻过程中所付出的的各种努力，那种心情、迷茫在书中表现得那么生动形象，让我也跟着紧张、放松、随即又紧张。
整本书，最开始震撼我的，是作者关于徐志摩和博纳科夫眼中关于剑桥大学的不同，那一句原来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剑桥大学、进入白人圈子，让我深深地震惊到了。原来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诗人，竟然连剑桥大学的大门都不曾真正的踏入过，那么那些关于康桥的诗歌，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竟然显得有那么一丝丝地讽刺。
其次，是关于剑桥本科生他们的党派划分，虽然知道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现党派划分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看着书中作者描述关于左翼、右翼分子的一些事迹时，内心还是很震撼的。随即又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与之一对比，我觉得真的不好意思说自己上过大学。那种关于文学、诗歌的讨论、关于党派之间的辩论，仿佛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个他们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高谈阔论的场景。
最后，就是关于一些名人轶事。比如李约瑟和他的情人。李约瑟一直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人，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著作（这样子说崇拜人家是不是很不要脸）。我一直很好奇，能写出《中国科技史》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看完此书，我再次被那些学识渊博、通晓古今、无所不知的科学家所深深震撼。也只能再次感叹，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
最后，我这只井底之蛙，真的被这本书震撼到。有兴趣的童鞋们可以看看，真的很不错。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七)：“私人的开放性”或“开放的私人性”
刘禾的这一本，比《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纯学术著作更方便体现该作者主观上的求真精神。觉得作者早就应该写这样一本书了。读者对学问家的个性化思想风貌是有强烈的了解兴趣的，可惜大师们很少能在学术风采之外，额外满足读者这个愿望。这本书则真地做到了这个。
这是建立在这本书的“私人的开放性”的基础之上。或者，也可以叫做“开放的私人性”吧。
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这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纯学术写作的一种超越。刘禾在后记中就说了，学术写作，往往变成了象牙塔一样的东西，有学术自己的限制性套路，伸展不到更多的，具备知识和素养的非专业读者。刘禾说她不想躲在那个学术象牙塔里面不出来。在书中也多次提到纯学术写作话语的局限性，那是一种套路，一种只能建立在从前因到后果的关系的基础上的，论证式的写作。
我个人觉得，那种严格的学术套路式写作，对刘禾的写作来说，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有二。一，历史文化动态是很复杂的，其实际的方方面面，总是比割裂出来的用因果关系所论证出来的有限轮廓，还要复杂。二，作者私人的推测、猜度，完全可以是很有水平和价值，却不得不受限于学术文体，而被摈除。这两个问题，都可能会“劫持”、束缚作者的自我体验和表达。所以要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探索一下文体，用新的文体形式，来尝试着多保存一些作者的丰富的真诚。刘禾就是这样做的。
除了上面说的文体上的成功探索外，刘禾老师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所透露出来的勇敢求真的个性本身，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二十世纪以来，知识界的话语轮廓发展到今天，林林总总，很多学者论述之言，各有千秋。但显然，也形成不相容的各种话语政治和伤害，问题多多。但无论如何，学者必须还要保持真诚，并勇于说话呀。怎么办，如何破？
刘禾在这本书里示范了一种解决之道，就是我总结的“私人的开放性”或曰“开放的私人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找到一种非学术的但能很好地谈学术的文体，保持住主观上的政治态度等的思考痕迹的真诚流露，并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份真诚，开放给读者。这就是说，对相关历史人物的政治上的评判，是左还是右，不是用前因后果式的学术论证来搞得那样所谓的严谨，不容置疑，强加在自己和读者身上。反而要告诉读者，自己通达到结论的思维的全过程，里面有推测，也有主观上的感情，并把自身读书、受教育的路径、侧重性，也和盘托出。
细说一下吧。我们每个人，如果面对别人时候，刻意躲避对政治上左右问题的自己的立场，那你就不真诚了。刘禾老师则丝毫没有回避亮出自己的政治态度，更显真诚，让读者在欣赏这份真诚之余，去自由评判。
每个人都有自己读书、求知的轨迹，我们读书人，一开始都是出于求知的需要，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求知结合起来。然后，作为读书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不同的面向，往左或者往右，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作者不谈自己的立场，他是不真诚的，但如果把自己的立场，当作一个由充分和必要的逻辑关系所严丝合缝的公共知识来建构，又是作者刘禾，至少在这本书里所不愿意的，因为她明知那是很有私人局限性的。那怎么办？如何既真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又真诚地把复杂性和盘托出？刘禾的做法，就是“私人的开放性”或曰“开放的私人性”。其具体写法，就是把对书中神秘的“纳思毕特”为何人的这样一个的作者私人性的求解的全过程，全面开放。
对作者刘禾所带出的政治、思想立场、观点，应该怎么看呢？对我们读者来说，作者刘禾只提出她是如何真诚甚至虔诚地一步步求解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感动。至于读者获得了怎样的政治上、知识上的再建构，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比如说我这个读者，读罢书里面对奥威尔的“拉黑”，也真没有开始鄙视奥威尔，反而觉得刘禾的态度过于苛刻了——奥威尔提供的“黑名单”毫无价值呀，为什么不可以是一种“逗你玩”呢？至少我还知道奥威尔在西班牙的战壕里受过苦，而我即便觉悟再高，也比不了这个~）
也就是说，读者不必跟着作者的观点走。但亦深深受教于作者面对复杂问题的私人化的勇敢、真诚。读者可以说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学会了面对复杂的情形而上下求索是怎样一个生动迷人的过程。刘禾老师的书中开始不远的地方就谈到了在其求索的途中，路过瑞士的少女峰，有感于其云雾缭绕，“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书中所讲的二十世纪早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思想路径，不正是这样千变万化、气象万千么？
这本书越读越喜欢，而且很亲切，能够让我们看到写作者在求解历史人物“纳斯毕特”为何人的过程中，如何勇敢而真诚地向前走。文笔很简洁，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和修辞隐藏。无论是中文写作、英文写作或任何语言的写作，能做到如此之明晰，文如其人，这点真的是很难得的。我对于很多段落都非常喜欢，比如第一百页里提到“真相”的问题：“有时候，想象力和洞察力似乎比铁证还重要，因为事物的真相后面总是还有真相，而新的真相后面又有更深层的真相，而谁能抵达最终的真相呢？”
对这本书的评价，真的不应该限于对作者刘禾本人的观点的判断。这些东西，我们每个读者都可以见仁见智。关键是，刘禾老师所体现出来的“私人的开放性”或“开放的私人性”，我觉得比她的具体观点啥的都更重要、珍贵。“真相后面总是还有真相”，所以刘禾这本书并不是“定论”，比如关于李约瑟的事情，关于奥威尔的事情，关于各位文化名人的事情和他们的行为。这些真相后面的“真相”，如果全写下来，就不知道这本书要写多长，这是不可能结束的。这本书给我提供了一种非学术的方法论，也让我不断去追寻真相——当然是我自己私人版本的。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八)：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评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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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评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
文/项静（青年文学评论家）
不得不说《六个字母的解法》是近期读到的一部好看好玩、颇有心思的书，有一股魔力吸引有考据癖的读者把谜底看穿。作者刘禾在后记中说，由于不甘心，不想做那种躲进小楼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学术研究，想在象牙塔之外做一点事情，能不能为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写一点东西？为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写一点东西，在目前学术界与大众阅读深层壁垒之间做这种沟通的尝试，多少有点类似不可探测的投掷物。所谓的学术界之外的读者，那些模糊的看不清面目的人群，不是通俗易懂，或者借用了推理小说的外壳就可以做到的。小说中的主角们都是20世纪初流连在剑桥周遭的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学术界之外的读者能否关心他们的世界和生活焉不可知，更何况是一群有自己声音与态度的左派人士？不过作家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即兴之言，万万当不得真。
把《六个字母的解法》当学术随笔也好，当推理小说也好，都无伤大雅，毕竟还有一个故事的体型在，因为刘禾的确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回到历史。世界一片混沌，端赖于作家开辟驶进现场的道路的方式，循着历史的记载，潜入的是前人没有细致考虑的不明物，靠着一条线索，复活和丰富一段不明的历史。故事从“为什么纳博科夫那么有钱却一辈子只租房不买房？”这个问题开始，可能是人文学教授的研究癖作怪，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路，任何古怪的行为后面都潜藏着一个真实的理由。寻求一个明证，一个确切的理由，这是我们面对世界的一种过多的奢望，也是不息的探知欲望。但刘禾被直接经验所打破，循着这个问题，随着手中资料汇集得愈多，研究就愈变得扑朔迷离，枝杈丛生，偏离注意，到后来她放弃了这个主题，沿着一条岔路——“纳博科夫自传里被隐瞒真实姓名的奈斯比特（NESBIT）是谁？”越走越远。《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从一片混沌中抽解出一个明晰的人物形象，首先是时间上的1919年，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其次是空间上的剑桥社会。
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纳博科夫惯常使用分身术或折射法，把自己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投射到人物身上。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是一位作家，那么在这个作家创造的文学人物身上，我们就能捕捉到更多的蛛丝马迹。其次是奈斯比特的真实存在，纳博科夫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个细节，奈斯比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烟斗不离手，而且这人磕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总有点与众不同。这一连串重复性的动作给纳博科夫流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是英国人，酷爱文学，不讳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拥护，他的政治立场是纳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两个朋友为此经常争吵，只有在两个人的共同话题转到共同热爱的诗人和作家时，才言归于好。纳博科夫发表自传的时候，这位同学已经是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凡此种种，都在不断加码这个人物的神秘性和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奈斯比特这个六个字母的名字，成为了作家怀揣的一把利剑，不停地划拨在1919年的剑桥时空中，从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到人文界里尔克、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斯诺、普利斯特利、徐志摩、萧乾等，按韩少功的话说，“几乎构成了20世纪初一份可观的知识界名人录”，这也暗合了刘禾在书中所申明的态度：无论什么人，只要和二十世纪的剑桥学者有关，那就不能轻易放过，都必须追根究底。
正是这份名录让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小说的正途，陷入各种人生故事的缤纷之中去。比如关于知识分子的流亡，刘禾说，不仅仅是流亡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些灵魂深处不安分的人总是与文学或思想有些缘分。这也可能是刘禾的一份自我写照，她之于纳博科夫，相类的语言语境，探寻历史深处一个身影的执着，正如诗人北岛的诗歌《乡音》，“我对着镜子说中文”那种近乎疯狂的举动，比任何一种修辞都能够传达流亡者的心境。探寻者不仅在寻找，也在破除迷障，以及重新打理历史这间遍布陈旧遗迹的屋子，比如被现代文学历史所推至高位的徐志摩，笔下的欧洲和剑桥大学与《六个字母的解法》里得到其他同一时刻的人相比，他似乎经历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吟诗弄月，自娱自乐的方式不过是明信片上的风光，他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彼时大学生中间无处不在的思想冲突之中，他所谓的浪漫派可能不过是一种轻浮的趣味。
刘禾在寻找奈斯比特身影的过程中，捎带了多少引人流连的故事锦囊呀，布鲁姆斯伯里小团体，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爱情故事，沃丁顿与哈耶克的论争轶闻，里尔克与纳博科夫尼卡表弟的会见，奥威尔与萧乾的交往，乔伊斯与布鲁斯特的相逢，奥威尔的名单，梁启超一行人在巴黎逗留的时刻，巴黎和会之复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原址马热斯迪克酒店等等，故事中的人物已经因为我们的透视的眼睛变得清晰，而那些空间却因为叠加的记忆变得鬼魅多姿。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谜，往往是我们解不开的谜，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纳博科夫的方式，让这团线慵懒而优美地各自躺着。刘禾在书中说，一个人想要撇开现成的历史书，另辟蹊径，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幽暗小径是不容易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叙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这几个年份，尤其扑朔迷离，好像是一团理不清的乱码，无论你往前梳理，还是往后梳理，都无法清晰起来。这不能不领人怀疑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和叙述技术，反倒是诗人的想象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书中大量的人物故事，纠葛来往，可能都不已经能够找到具体的文字证据，但作家的想象力可以拯救它，幻想的自由让历史的天空如此繁华热闹，也让这个众星闪耀的时空和那份思想的履历获得了轻盈的体感。
及至结尾，我们可能才会发现这个叫比斯纳特的人是谁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就像最后那个约好见面但最终错过的慧勒女士。比斯纳特不过提供了一个幌子，《六个字母的解法》是在戏仿纳博科夫的《塞·纳特的人生真相》，也可能是像韩少功在序中说的是“把思想理论写成侦探小说”。毫无疑问，这本书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写作自由，并把这份自由转成一本书。尽管书中夹带了太多刘禾本人的私货，让这个时空根基不那么稳固，换一个思想背景的作家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世界，但不得不承认，也只有刘禾这一代人可能这么写作，并且如此文学自信了。
《读药》周刊特约书评人简介：
项静，文学博士，青年文学评论家。供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研究室，从事文学评论写作。
《六个字母的解法》读后感(九)：新颖解读剑桥人文
新颖解读剑桥人文
林颐
文学评论多半正经，原型考据难免枯燥。《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个例外。
作者刘禾，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此前她的主要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跨语际实践》等，观书目即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刘禾大抵也觉出了束缚，这一回就擅自从象牙塔里开了次小差，把原该是正儿八经的论文题材整成了似随笔似小说似拆字法似推理游戏的没法归类的这本《六个字母的解法》。
六个字母是人名Nesbit，中文音译“奈斯毕特”，纳博科夫自传《塞·纳特的人生真相》中的化名人物，爱抽烟斗，向往俄国革命，跟流亡就读剑桥大学的纳博科夫是好友，政治上争论不休，文学上则十分投契。Nesbit的原型到底是谁？n-e-s-b-i-t，字母组合之谜，这是纳博科夫给出的关键提示。
刘禾把目光锁定在纳博科夫的剑桥求学时期。与徐志摩歌咏康河柔波里的小草不同，流亡英国的俄罗斯贵族纳博科夫关于剑桥的回忆晦涩而潮湿。刘禾的思维显然是极其发散跳脱的。她偏离了她的“侦探”本职，絮叨起了流亡作家的文化断裂。这种文化断裂的疼痛深藏在许多被视作没有国籍没有身份的人的血液里，最鲜明的意象，是20世纪90年代诗人北岛在北欧轻声念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刘禾又从徐志摩的诗歌生涯扯到了燕卜荪“她此刻冲着湖水刷牙”的粗狂风格，那时诗人艾略特的名字已开始在剑桥文人中间传来传去，但当时英国诗坛的领军人物是布鲁克和郝诗曼，他俩爱好在剑桥水中裸泳，剑桥裸泳是20世纪初英国年轻人的潮流时髦，美国校园“光身汉”却不容于20世纪末的美国大众而厌世自杀。
就像下午茶时分的聊天，东拉西扯，信笔由缰，然而仔细品味，这些貌似漫不经心的闲侃里，隐藏着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思想观念发展的脉络。
言归正传，继续寻找奈斯毕特。剑桥最著名的裸泳人士并非布鲁克和郝诗曼，而是科学家李约瑟。这位李约瑟先生引起了刘禾的极大兴趣。李约瑟对中国的感情，还有他对中国女人鲁桂珍的爱情，以及李约瑟和妻子李大斐之间的“开放婚姻”，像李约瑟这样一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在婚姻上竟然如此离经叛道？
李约瑟的政治理念和文学观点，大致都符合纳博科夫所描述的奈斯毕特的情况，但李约瑟从来不抽烟斗，那么，经常手持烟斗的布莱克特会是奈斯毕特吗？或者是普利斯特利？奥威尔的爆料太猛了！奥威尔交给英国情报调查处的一份“黑名单”，以及奥威尔自己笔记本上的名单，成了刘禾寻找奈斯毕特的突破口。
该书的氛围悬疑推理，但并不跌宕紧张。刘禾并非想要制造叙述迷宫，以俗套的侦探技巧来吸引读者。《六个字母的解法》在主体构架上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但它本质上仍是学术研究，作者不时穿插其中的文学观点则又带着随笔的风格。这种新颖的写作方法既保留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求真的要求，同时克服了传统学术著作的枯燥乏味，尤其对于学术圈外人，更是大大提升了作品的阅读兴趣。
《六个字母》的创作手法是刘禾的一项文学实验。刘禾的解读是轻淡的，不着力的，她的关注点在于寻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个人物以及他们代表的思想文化。奈斯毕特只是一块小石头，它荡起的涟漪、扩散的水纹，囊括了20世纪初期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普利斯特利、奥威尔、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萧乾等，一群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剑桥名士，被“六个字母”串连成网，构成了20世纪初期一部韵味独特的剑桥人文“番外篇”。
已发表《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