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读后感10篇
《缓刑》是一本由(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1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缓刑》读后感(一)：en attendant que …
“早上的时候还跟自己说，这本书和老莫其它的不一样，很田园很山水，像一家人的生活。到了晚上越看越想哭，中间有一段他们把他和弟弟带去购物我就担心会不会他们是要把他们丢掉，发现想多了然后放心了，可最后，他们还是走了，扔下来他们。连个征兆都没有。他弟弟站在校门口等他放学的画面就定格住了，特别特别难过，只不过这一次，你的孤独还有一个人帮你一起分担。结尾他们回家的时候遇到警察搜家，这一幕和inconnues或者oublie的结尾很像。Et nous, mon frère et moi, nous faisons semblant de jouer dans le jardin en attendant que quelqu'un vienne nous chercher.唉！”
这是今年冬天，当我还在普村的时候，看完法语版后在豆瓣写的感想。那个时候，我把文学院图书馆和市中心图书馆里所有莫迪亚诺的书都读完了，很意外地在Centre FLE语言中心的图书馆里找到的。那都不能称之为图书馆，它只是个4层的窄书架，缩在语言中心报名办公室的角落里。法语不好的外国学生会先在这里念语言班，之后才开始正式读书。我猜想，来这里借书的人应该不多吧，中间一排的右侧被莫迪亚诺占据，当我瞄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的激动或许只有自己知道，又遇到你了。在法国的那段时间，我家住的离学校很远，因此我不太喜欢去上课，我窝在家里一本一本地读莫迪亚诺。这一次，从语言中心借来的是一个小合集，3部小说组合而成，依次是remise de peine, les fleurs en ruine, chien de printemps。我总爱猜想这样排列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我没有按照顺序，而是先读了最后一部，因为早在去年暑假，我的电脑里就有了这本小说的word版，只不过迟迟没看。
然后，我回过头开始读《缓刑》。应该是清晨做好早饭后伴着初春的阳光开始的。我书桌的左侧是房间的唯一一扇窗子，没有窗帘，只有一个简单轻薄的白色丝帐漫不经心懒洋洋地搭在那，这给了太阳溜进来的机会。窗子对着花园。我住的地方是两栋拼接在一起的2层法式别墅，一共6户，我是其中之一。春天的花园里，有星星点点的小花含苞欲放，杂草也有，好像还有几棵树，但现在我也无从考证了。平日里，只有房东偶尔会过来开着工具车除杂草，嗡嗡的声音，竟然也不觉得刺耳。突然我觉得，这个场景和《缓刑》里的很像。你听，莫迪亚诺开头写道：“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青藤。……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其实决定读中文版的《缓刑》有一个原因，就是序言，奥利维埃·亚当的第一句：“第一次读《缓刑》我还二十不到。”读法语版的时候，自然是没有这个序言，我印象里的老莫永远是以pour谁谁开始，然后翻页就是正文了，Gallimard出书也没有放序言的习惯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我拉回了还在法国的日子，我读《缓刑》的时候，刚二十岁没多久。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这样的相遇。总之，因为之前读过很多老莫的作品，悲伤的基调让我基本上是读一本哭一本，在普村一个人的深夜里。就像我在豆瓣里写的，《缓刑》没有读完，我就去上课了，书页还停留在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场景中。晚上回来继续看，就是我后来说的那些了。时间久了，很多记忆连我都分不清是莫迪亚诺书中的，还是我自己杜撰的，总之回国后，他弟弟在校门口等他的那一幕就像梦靥一样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当时在屋里哭疯了，又一次被抛弃了，我没法想象他弟弟看到家里没人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怎样的惊恐，急匆匆地跑到校门口等哥哥放学，他一定很害怕哥哥也会抛弃他吧。随着时间，原文的文字淡忘了，画面却一天天在增强，以至于当我读到中译本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一句“在学校门口，弟弟独自一人等着我。‘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我觉得好像被欺骗了。原来，所谓翻译就是失去，时间重构记忆，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读老莫的作品总是很快，不去查单词，扫上几眼就匆匆略过。对于结尾，我一直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记得有误。但好在，是这样，警察来搜家，他和弟弟在花园里，坐在碰碰车上，等着有人来接他们。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莫迪亚诺就是这样，他不会把什么都交代给你，留下一个解不开的谜团，这个迷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吧。Remise de peine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不能准确说出来，类似于再一次痛苦，不管怎样，它一直在我心中占据着某一个关键的位置，因为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孤独总算有人陪他来分担。直到今年暑假译文出了这本书，译成《缓刑》，我轻轻地哦了一声，忘记了自己之前给它起的名字。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就像还有一本书为什么叫l’herbe des nuits一样。也许，这段童年记忆对于莫迪亚诺来说，就像是被判了缓刑，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他。和阿妮她们在一起的时光，对于他应该是难得的快乐，之后再也没有了，先被抛弃，又失去弟弟，之后一个人终其一生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始终也无法挣脱身上的枷锁……
亚当序言里的很多话都戳到了我的心坎里，从第一次接触莫迪亚诺，这快3年的时间里，他改变了我多少，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出来的。时隔1年不到的时间再次重读，用另一种语言，我同样惊诧于自己的记忆力，那些名词，城堡，花园，咖啡馆，车站，市中心的楼房，汽车，修车厂，学校，对面的白色别墅，晚上两个人的秘密游戏……我竟然都记得！莫迪亚诺在快结尾的时候写道：“这个物品是我生活中一个我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而我有时心想我是否真的经历过这些阶段”。对于我呢，28号别墅，进门上楼梯最尽头的房间，Rue de Mariéville，ligne 9号公交车等等，都是一个个我在法国那段经历的证明，偶尔我会想起，那个在台灯前读莫迪亚诺的小姑娘，她心里也在等待着什么吧……
《缓刑》读后感(二)：“万物流逝，模糊不清，我无法再过我的生活。”
我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在写作上的弱点是短于记忆，人生上弱点也如是。骆以军大叔说的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回忆，我此生都不会有。
站在二十四岁往回望，景色模糊、不真实。当日“严重”的事都不清晰，平淡的日子更是如烟。
可是认识了莫迪亚诺，他也短于记忆，所以追寻。追寻儿时的记忆，是《缓刑》的大概。
又或许不是，只是开始。
男孩发现追寻是艰难的，是“漫长而徒劳的寻找”。海浪侵蚀掉太多，而记忆的碎片不知流浪何处。
只能靠猜测、想象去填补空白，但终究于事无补，所以他不再追寻，而是接受并试图诠释这种状态——“万物流逝，模糊不清，我无法再过我的生活。”
《缓刑》读后感(三)：勇敢些吧，幸运的傻瓜
《缓刑》译者刘胜男对缓刑的理解是，法国人在占领时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时受到威胁，面临可能发生的“严重的事情”，叙述者当时是个孩子才得以免除大人们的焦虑——因年幼而得以“缓刑”。正像玛蒂尔德经常叫帕托施“幸运的傻瓜”：说他幸运是因为玛蒂尔德以为他出生的时代、他的年幼，便不必像父母那一辈人一样面对扭曲的社会、残酷的生活、痛苦的心境；说他是“傻瓜”，是因为父母、照顾他的人乃至社会上他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大人都为了他的生存而向他隐瞒了真相、努力保护他、让他在社会上和其他孩子过一样的生活，他们造成的空白，帕托施永远填补不了。“勇敢些，帕托施。”罗歇·樊尚这样鼓励过帕托施，可帕托施似乎没有放在心上，当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他和弟弟被警官柔和地叫去花园里玩，他们“一边装作在花园里玩耍，一边等着有人来接”。他看着成人世界中纷繁驳杂的所有，他看不透，他没能结合时代背景，不能认识到犹太青年在社会偏见和战争中迷失了身份，但他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事：大人都是“失语者”，其中罗歇·樊尚甚至“从不发出声响”……他们阴沉、神秘，怀揣着难以表达生活的不确定性、人生的渺小与荒谬带来的痛苦。我们也是幸运的傻瓜，因为不必领受与他人相同的痛苦而幸运，因为无法连接他人的体验与记忆而成为傻瓜，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独一无二的痛苦、记忆作为我们存在的证明却无法延续、传达的困境，个人记忆构建的身份、社会现实中不知情者所见的身份与追寻不得的历史真实身份间无法相互认同而带来焦虑、崩溃的困境。
我认为年幼的帕托施免于得知事情的真相，这却导致了他童年中更多的焦虑，种种暧昧不明、犹疑不安……他从童年期开始直至死亡、终其一生的寻找，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与物与记忆的消逝终究归于徒劳，所有的真相、真相中蕴含的帕托施的身份、帕托施存在的证明，终究无从抵达。对于童年帕托施而言，他被免除于当时犹太成年人所面对的死刑，但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是与生俱来的死亡形式”——对帕托施、对所有人而言，一出生便被判下了对随着肉体的死亡而丧失的记忆——对这唯一能确认身份、确认其存在的证明的死刑，这不停追寻而不可得、模糊而痛苦的一场困顿人生，才是真正的缓刑。
莫迪亚诺认为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是“麻痹，混沌”，“但是，我有没有权利将人们从麻木中唤醒，在他们身上唤起某种痛苦”（Modiano，2005），唤醒他们对自我意识的关注与追求？小埃莱娜似乎懊悔像大人一样对帕托施说，“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这是帕托施不断追寻得来的又一个痛苦，他开始思考生活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大大搅乱了他的心境。直接面对身份与精神的遗忘、面对虚无的深渊，才可能在寻根的过程中超越虚无，其实更容易迷失在虚无中。阅读这本小说也大大搅乱了我的心境，或许这就是启蒙的悖论，在身上唤起痛苦、荒谬、绝望的同时，向内发现自己，再拷问再追寻或再赋予存在的意义。除了像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中说的，“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与光明的宇宙中，人类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存在实际是一种不可挽救的流放”，看到人生的虚无和荒诞，莫迪亚诺笔下的人物又不停寻找自己生命的根和“往日的美好时光”。人们在当下遗忘了过去的存在，当下的存在由追寻过去的存在所构成，虽然终将遗忘，但捕捉到过去的存在是短暂的安慰，也许追寻不会有结果，但追寻的自发性是我们存在的独立性的最好证明，所以勇敢些吧，幸运的傻瓜。
《缓刑》读后感(四)：拼接的艺术
在“我”的回忆中隐隐埋藏着他们消失的线索，《缓刑》正如其名，不过这“缓刑”大概是对读者的。从翻开这本薄书开始，漫长而后知后觉的刑期便已开始。
莫迪亚诺的书大多都很薄，薄到你拿在手里时心情是无比复杂的：你既想快点翻完它，又在犹豫是否应该读的慢一点。自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前一种想法让你有读书数本的成就感，后一种想法让你觉得至少应该“慢慢”地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作品。我不得不承认，这两种想法曾经在我脑海中翻斗——毕竟我也只是一位普通读者。看书，我多也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不爱看传记，便觉得所有传记都索然无味。同样，我也不是喜欢看“回忆录”式文体的读者，于是，不管是著名的普鲁斯特，还是这位莫迪亚诺，我都会较为艰涩地看完他们的作品。不过不同的是，普鲁斯特的回忆是绵长的，像是一个午夜的梦，慢悠悠地在鹅黄色的灯光下布景，里面弥漫着点心的香甜和果茶的清爽，普鲁斯特的伟大在于他能够轻易地用一行文字打通你的感官，说是“伟大”，倒不如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身体的羸弱让他的其他感官敏感异常，当你读完《追忆逝水年华》这部大部头，你大概无法准确地记起某个确实的场景细节，但可怕的是，你却像亲历过一样清晰地回味着妈妈临睡前给他的那个吻。莫迪亚诺呢？他要将回忆揉在片段式的叙事结构里，他的回忆是破碎的。而莫迪亚诺企图做的，是将所有破碎的片段用一个线索串起来，他擅长的是建立人物之间的“弱关系”，看起来人物之间的联系支离破碎，但当你读完整本，人物的关系图谱便会如雾里看花，体会到花非花的美感。
《缓刑》并不是莫迪亚诺最好的著作，而是他试图梳理自己回忆的尝试。你尽可以去试着将自己的童年写下来，便会发觉其中的困难重重了。因为童年确实是支离破碎的，虽然是你亲历的岁月，但在那段没有意识到保存和记录的时间里，孩童的记忆显得那么不可靠。整本书将你带到深处，在莫迪亚诺一一重新体会他的童年时，尽管远在东方的中国，我却无法忽视作品里的人类共同经历。一部作品能够成为被人类文明接受的长久的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有意无意间道出了超越国别、性别、年龄、语言的共同经历。爬满植物的外墙、总在家里进出的人们、孩子气的冒险、马戏团、广场、美国汽车、像大人一样说话……这些略显单薄的意向，构成了莫迪亚诺作品里最“魔幻”的元素。他刻意站在孩童的视角，甚至不惜用不完整的叙述语言，为的是表达某种不明的焦虑感——在孩子眼中一件平常之事，在我们大人“读者”脑子里，竟可以复杂和荒谬。回忆中的大人们一个一个消失了，不管是否与我在小埃莱娜保存在钱夹中的纸上所述：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因一次严重事故受伤有关，在房子被搜查时，人去楼空，“我和弟弟，我们一边装作在花园里玩耍，一边等着有人来接我们。”这个结尾几乎是戛然而止的，这是一个多么戈多式的结局！谁会来接他们？接去哪里？这段回忆就此告终，也许“我”日后拼命想，也记不起个大概了。
在你的回忆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带着你走过一段路，留给你一些片断，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END-
《缓刑》读后感(五)：勇敢些，帕托施
通过莫迪亚诺那些自传与虚构混搭的作品去了解他，不失为一扇方便之门。比如《缓刑》和《夜半撞车》，特别是前者。自传体小说《缓刑》的主体故事，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十岁的帕托施的一段奇特童年经历——那其实就是莫迪亚诺自己的童年故事。与之中人和事相关的，主人公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故事，与主体故事平行展开。小说叙述的现时，据主人公说距他努力写作第一本书又过了二十年。莫迪亚诺1945年出生，1966年创作完成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1968年获得出版，《缓刑》正好是在二十年后的1988年出版的。小说中有一处关于时间的确指， “我”与让•D重逢，“那年，一位摩洛哥政治家被绑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1965年10月，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本•巴尔卡在巴黎街头遭绑架后遇害身亡。当时法国电视台、电台以及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总统戴高乐还亲自给本•巴尔卡的母亲写了回信。时间上都与莫迪亚诺的生平对得上。
《夜半撞车》严格来说不算自传体小说，它最大的特征是虚实结合，但其埋伏着的那些“实”，他父亲的形象，他的噩梦，特别是那件被他视为人生中“最悲惨片段”里的事，对于了解他的人生、他的写作、他看世界的态度，都至关重要。十七岁那年，父亲为了摆脱他，把他交给了警察，并对警察说他是“小流氓”。他宁愿将之忘掉，但它却像一枚定时炸弹，几十年后仍然会在脑海里突然爆炸，种种细节历历可观。有意思的是，《缓刑》中特别写到了十七岁那年的事，但莫迪亚诺生生留鲠在喉，又过了十来年，快六十岁了，才在《夜半撞车》（2003年出版）中一吐为快。
《缓刑》一开始，故事背景交待得不可不谓充分。说那时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欧洲，也席卷了北非，身为演员的母亲正在巡演，十岁的帕托施和弟弟跟着母亲的几个女友——阿妮母女和小埃莱娜——组成的“奇特的小圈子”生活一起。她们还雇了专人照顾两个小男孩，孩子们管她叫“白雪”。这奇特的“一家子”住在巴黎郊区一幢正面墙上爬满常春藤、有“凸肚窗”的二层楼房里。法国当代作家奥里维埃•亚当在《序言》中说，那幢房子是莫迪亚诺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帕托施却猜想房子是她们租的，或者是小埃莱娜的，“因为村里的商人都知道她。”越往下看，越会发现这“一家子”真是道不尽的神秘。阿妮有一辆四马力汽车，她母亲的短上衣上别着浮雕宝石。阿妮和小埃莱娜有不少“神秘和令人感兴趣”的朋友频频出入他们“家”。其中有位叫罗歇•樊尚的，有一辆带活动敞篷的美国汽车，很大，“几乎和整条街差不多宽”。帕托施除了知道小埃莱娜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因伤离开了马戏团，以及她们有个叫弗雷德的女友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其余的人是干什么的，他就都不知道了。至于父亲，在两次去刚果的间隙前去探望过儿子，也是带着一帮奇怪的朋友。他带小哥俩出去吃饭，又带他们去一个废弃的城堡玩，给他们讲城堡主人侯爵的故事，走时潦草地叮嘱儿子们留心城堡，因为“侯爵回来得会比人们认为的早……”帕托施就读的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十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太奇怪，以及“她大概认为我们很有钱”，而把帕托付施给开除了。
小说以“我”十岁时的视角构筑故事，所运用的材料是十岁的“我”看在眼里的一些迹象和听到耳朵里的片言只语，加上几十年的时间距离，呈现出来的面貌往往是这样的：“这种扎根在我记忆里的橘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她们真的是母女吗？”“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这是同一个日子吗？”“他们究竟能谈些什么悄悄话呢？”……太多的疑问和对记忆的没把握。它们交织在一起，唯一能确定的，是不确定。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营造出来的迷一样的氛围，令我读来对小兄弟充满爱怜。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一定不是富足与否，而是有没有安全感。只有读了《缓刑》，才会恍然大悟莫迪亚诺为何几十年不懈书写寻找、调查、回忆、搜寻……那是他童年留下的心病。“就好像通过写作，我能够做一个回到过去、重新活过的梦，而且是将曾经的不快变为美好的经历。就像我能够穿过镜子去修复过往。”他曾经在采访中这样谈论他的写作。
“远不止一年时间”。因为帕托施记得那一时期中的“季节交替更迭”。冬天，他在午夜弥撒上当过神父的待童，还和弟弟收到了大人们送的圣诞礼物：一辆浅绿色的碰碰车——弟弟最喜欢的颜色；三月的骤雨中会夹杂着冰雹或雪花，帕托施第一次看了电影。也是在那个季节，弟弟和他不再害怕进入废弃的城堡的大厅；炎热的夏季里，他们在森林里野餐，还和大人们一起在国庆日去旅馆吃饭；秋天，他们在森林里拾栗子。但从那时起，他和弟弟不再有父母的消息。之前他们从非洲寄来过明信片和信。“我和弟弟”在《缓刑》中出现的频率高得惊人。我粗略计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处，还不包括专指“我和弟弟”的“我们”，以及“弟弟”。童年时期那伙大人中有个叫让•D的，他曾经装扮成圣诞老人给小兄弟送来碰碰车，还和帕托施讨论读书，并热情过头地送了一本名为《别碰金钱》的“黑色小说”给帕托施，甚至有一次还聊到女人。小说刚刚过半，“我”与让•D重逢。那是自童年之后，“我”与童年旧识的唯一一次重逢。可是让•D的女友在场，令他们无法深谈。莫迪亚诺却这样写道，“这位姑娘待在屋里真好，否则，让•D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木偶那样……阿妮、小埃莱娜、罗歇•樊尚肯定在监狱里完了……我失去了我的弟弟。线断了。一根蛛丝。这一切什么都不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种克制，那种不给看似久远已经淡去，其实一直在窥间伺隙的过往的创伤以复燃的机会的默契，那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一定会击中读者的。让•D转身跟女友谈起窗外之景，“这里有一派美景……这真是蓝色海岸……”最痛之痛，一定是那些不敢碰触之痛。让•D离开时，悄悄留下两千法郎。我完全能够想象困窘却自尊的帕托施的百感交集。父亲会只因为儿子开口向他要钱，便将儿子交给警察。——这比当年把小哥俩扔给一帮有一天会被抓去坐牢的人自己一走了之更令人骇异。却又是这些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是真切地表达关心和给予爱。在随后的篇幅中，弟弟好好地活着，直到小说结束。从结构上说，莫迪亚诺将弟弟之死之事实前置，随后便再不言及，只一味呢喃：“我和弟弟”，“我和弟弟”，“我和弟弟”……从自欺中获得慰藉，足可见弟弟之死对他打击多么大！
许是为了反衬种种无法确认，莫迪亚诺总是极精确地写每一个人的长相、穿着、神态、语气、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发型等等。但那些看起来形象很清晰的人，却个个都是迷。他这样写罗歇•樊尚的微笑，“这个笑容在我的记忆中是罗歇•樊尚的主要特征：它永远挂在他的嘴唇上。罗歇•樊尚沉浸在这微笑中，这微笑并不快乐，而是冷淡、迷惘，就像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团轻雾。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都给人低沉压抑的感觉。”他写总是让他和弟弟感到亲切的让•D，“他也是细高个儿。黑色的头发，五官端正的脸庞。当他栗色的眼睛看着我们时，他闪亮的目光中交织着狡黠和忧伤。……”可是他独独不给弟弟画像，一点都不。虽然整本书中到处都是弟弟的身影。说他和弟弟如何痴迷马戏世界，如何一起去车站接弗雷德的侄子，如何害怕“白雪”和安德烈•K，如何乐此不疲地玩夜间“去城堡”的游戏，如何蜷缩在相对的两张床上低声谈论侯爵，对何对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大感惊讶，如何把一块糖咬碎了放在阿妮的咖啡杯里，如何想要让碰碰车在旧木板上滑动起来，如何在修车行闲逛……但他就是不给弟弟画像，甚至不说他几岁？多高？眼睛大不大？什么颜色？等等。近尾声时，“家”里人去楼空，弟弟在校门口等他。“能够重新见到我让他感到如释重负。他甚至笑了起来，就像一个恐惧的人完全镇定下来时那样。”一句话，道尽他对弟弟的无限怜惜之情。
“勇敢些，帕托施。”罗歇•樊尚有一次主动提出要用他的大汽车载帕托施去上学。到达目的地后，停下车，亲自为帕托施打开车门。帕托施下车时，他突然说了这句奇怪的话。作品中不少突兀的句子，比如弗雷德的侄子说“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阿妮的母亲说阿妮“她什么事都干得出”，还说“她是个狂热的冒险家。”又说小埃莱娜“您结交一些怪人……”还有，“非常严重的事”……这些话帕托施听了，都会反复咀嚼，并在心里生下根。阿妮的母亲说基督徒脑袋后面还有一只眼睛，以及让•D说“女人……远看真了不起……可是接近她们时就得当心……”这些话也永远印在了帕托施的脑海里。成年后他曾感慨，“再不会有任何话语会对我们产生这样的反响。”可是唯独这一次，罗歇•樊尚的这句话他没有往心里去。可能是为能坐敞篷汽车去上学高兴坏了，也可能是被罗歇•樊尚的彬彬有礼和神秘的微笑弄得晕晕乎乎的。总之，他任“勇敢些，帕托施。”这句如此意味深长的话消散在了风中。如果当时他够冷静，以他惯常的、超越年龄的警惕琢磨琢磨这句话，将它当作鼓励也好，预警也罢，想一想：我和弟弟有什么需要勇敢面对的吗？我们不是和一大群热心、有爱的大人们生活在一起吗？我们不是衣食无忧，有学上，被学校开除了可以再换一所学校上，节日有礼物，逢年过节或者爸爸来了，还可以出去吃一顿吗？……如果帕托施当时能这样想一想，那不久后当他和弟弟在骤然面对人去楼空的房子，以及屋里屋外恨不得刨地三尺的警察们时，就不会那般陷于惊恐，那般手足无措和惶然无助了。“勇敢些，帕托施。”这句被他忽略掉的话，不幸成为他人生的一道符咒。因为不勇敢，他是对付不了那始自童年、无穷无尽的未知和不确定的。但那又都还在其次，因为最要命的是父母，以及那些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大人们的不光彩的行径，才是需要帕托施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去勇敢面对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夜半撞车》封面内折页上的“作者简介”中说，莫迪亚诺的“父亲是犹太金融家，母亲是比利时艺术家。”粉饰太平的恶疾真是入了膏肓！《缓刑》中，帕托施十五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父子相对而坐。“那天晚上，我感到他本想把他对人生的模糊而令人痛苦的体验传达给我，但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进入青少年阶段，始自童年的恐惧、悲伤、迷茫依然无法摆脱，并且随着心智的成长，随着对各种不堪真相的接近和体察，残酷和伤害的程度不减反增。原来在德国对法国占领时期，作为犹太人的父亲从事的是走私和黑市交易，并曾与盖世太保和沦陷期占领当局有过合作关系。父亲二战期间入过狱，很快被保释了出来。保他的那个人二战后被处决了。“我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帕尼翁的？”一番想象后，莫迪亚诺不无无奈、略含讥讽地写道，“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奇遇。”他这定然不是在为父亲开脱，而是法国人天性中的幽默。我总能在他那些悲伤的小说中读出幽默来。帕托施成年后曾努力寻找过父亲人生的真相，但最终发现那只是“漫长而徒劳的寻找。”至于母亲，她在《缓刑》中根本就没露过面，只是一个一直在非洲巡演、神秘得令人不解的女人。现实中莫迪亚诺当演员的母亲，也曾为德军效过劳。
警察拖走阿妮的四马力汽车，令帕托施分外吃惊和痛苦。所以后来他牢牢保管着阿妮送他的栗色鳄鱼皮香烟盒，总是把它放在够得到的地方。十七岁时，一对家里有权势的双胞胎同学打起了香烟盒的主意，为了保住它，他不惜故意违反校规以求被学校开除。他想保存的，其实是关于童年那段经历确实存在过的证明。成年以后，有位当年在香榭丽舍大街一家大皮件商店当经理的老先生偶然看到那个香烟盒，十分诧异，说那是当年他们商店的失窃品。还说那些窃贼还干了些比这更严重的事。原来那伙大人突然消失，是被抓去坐牢了，而不是扔下兄弟俩不管了。重负不再，帕托施“怀着一种奇怪的激奋”行走在大街上。很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阿妮的存在，甚至觉得她就走在他身后。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在言说最复杂、最深沉、最纤细的情感。“我接受了阿妮要我每天在一个本子上写作的建议。我终于写完了第一本书。”阿妮当时还说要给他买个本子，可是没来得及。再后来，他在一份1939年出版的《巴黎星期》上，看到了弗雷德的一幅小照片，简直欣喜若狂，立刻买下了那份旧节目单。“就像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是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
关于小说的题目“缓刑”，译者刘胜男认为其看似与小说的内容毫无关系，“不过作为一种联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法国人在占领时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时受到威胁，面临可能发生的‘严重的事情’。而叙述者当时由于是个孩子，才得以免除大人们的焦虑。换言之，就是因尚年幼而得以‘缓刑’。”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同意帕托施”缓刑“的自况，不同意因为是孩子所以免除了焦虑。因为我读到的尽是十岁的帕托施的焦虑。再说了，既是”缓刑“，哪有不焦虑的？
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底色，无论后来怎样成长，怎样改变，底色都在那里。但文学，特别是文学写作，应该是颇为有效的疗伤手段。读了莫迪亚诺的作品我才恍然明白：那怕童年的伤痛被岁月挤压进了血肉，一个人仍然可以尊严地活着，甚至可以活得很优雅。又恰因此，像莫迪亚诺这样温文儒雅的男人，将伤口撒裂给世人看，如何令人不唏嘘？不钦佩？
最后，忍不住要表达一下在书中邂逅伊迪丝•琵雅芙的惊喜。“我和弟弟”从罗歇•樊尚的车载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声音歌唱”。
“唱歌的是琵雅芙，孩子们，”罗歇•樊尚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问小埃莱娜：
“你有没有再见到琵雅芙？”
“有时见到她，”小埃莱娜说。
喔呵呵呵呵——天知道我是多么喜欢琵雅芙！
（请勿转载）
我读《暗店街》——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
我读《夜半撞车》——警察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读《地平线》——我们错过了多少命运
伊迪丝·皮雅芙的玫瑰人生
《缓刑》读后感(六)：莫迪亚诺——幸运的傻瓜
为什么莫迪亚诺的小说不好读，因为你只读了一遍。
老莫小说的主题更多围绕着记忆、追寻、调查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来展开故事。所以往往在阅读初期，作者是在高举着火把引领你走过一段黑漆漆的洞穴。当你到达终点后回首过往时，却只能看到一片幽暗的空洞。而当你再一次沿着最初的路线重走一遍时，你才能感受到洞内深邃的纹理和石壁上散发出来的温度。
《缓刑》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小说讲述年少的“我”和弟弟寄居在一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通过“我”童年回忆中的所见所闻，试图追忆和解答成人们后来的命运，但一切最终都是徒劳。
阅读第一遍时，你会被作者的回忆和大段的留白而感到抓狂和焦躁。可在重读时，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反而感到十分的真实，回忆的真实。仿佛你和作者拥有共同的回忆，通过这片狭小的天地去捕捉那些影响人物后来命运的细枝末节，如同一个游离于记忆中的侦探。
如果说老莫的《暗店街》是探寻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那么《缓刑》则是通过回忆过去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一切是否真的行之有效呢，这是《缓刑》一直在探讨的核心问题。
小说一开始的定位十分的明确，那就是故事的讲述都只依靠“我”的回忆来展开。而回忆是与个体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莫正是巧利用了这一特点，巧妙的在叙述上凸显了个体记忆的缺失和自身在事件中缺席的特点。这不仅让书中人物的命运变得难以捉摸，而且让读者有陷入真实回忆的体验。记忆的缺失让读者和“我”拥有共同的认知范围，那些未曾经历和不曾知晓的事物是不会出现在叙述者的讲述中。比如别墅里为什么只有三个女人而没有男人？三个人又是怎么相识的？小说里只能通过“我”的想象点到为止。而小说里大量的留白和画面的闪回，都在体现自身的缺席而导致内容的缺失。有许多“我”看到的画面是人物在谈论，而“我”因不能听见而导致谈论内容上的缺失；有许多未知的事情，由于“我”当时没有询问或当事者没有明确回答而导致的缺失。这些内容的缺失和有限的认知范围，让回忆变得真实，让寻找变得十分的渺茫。
小说中也出现了许多的隐晦性的话语和描写。比如“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似乎暗示了人物痛苦的过往与回忆；比如那本黑色小说——《别碰金钱》，可能隐含了导致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最有意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隐晦描写便是“我”和弟弟去城堡探险。虽然他们曾经去过城堡，但都幻想着在深夜的城堡大厅里能遇见传奇的科萨德侯爵。两人尽管做了周详的计划，还幻想无数碰到侯爵的情节，可总是在走到一半路的时候便打道回府，想着还有明天，却在一拖再拖中失去了意义。由此可见，人的生命中某个时段有很多机会能让我们发现美好的事物，比如梦想，比如爱情；可由于我们迟迟未能做出决定，在犹豫和寄希望于未来时错过了机会。小说中“我”和其他人物都有许多询问对方经历的机会，如果当时询问了，之后也就不会有那些晦涩难懂的话语和情节的出现，甚至可能也不需要为了未知的命运而苦苦地追忆和寻找。
回忆也不是绝对的真实，它也是会骗人的。人很奇怪，人只愿意向他人展示自己最光彩的一面，而哪些不堪、痛苦的一面绝不轻易示人。小说中的小埃莱娜走路有些瘸，“我”一直以为她是天生的，在她告诉“我”的身世中“我”只知道她曾是一名非常有名的杂技演员。直到有一天小埃莱娜为了告诫“我”不要乱爬树，才把她因事故变成残疾的经历说了出来。人除了可以隐藏自己的回忆，同时也刻意回避着某些回忆。小说中最重要的叙述发生在“我”与童年好友让的一次见面。由于有第三人在场，谁都没有把最终的话匣给打开。但只要双方任何一个人向对方询问或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一切谜团也不至于那么飘忽不定。可双方都选择了放弃，是因为彼此不愿面对过去或者说双方都还没有做好接受事实的准备。
回忆是否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呢？也许能，也许不能，一切都存在不可知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就是每个人自身。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主谋是时间。是时间留给人回忆，同时也是时间让人遇到生活中各时段存在的问题。关于小说为什么叫“缓刑”，也许是人在童年时期还感受不到大人们身处时代中感到的痛苦与焦虑，视为时代对孩童的一种“缓刑”，就好像玛蒂尔德为什么经常称呼“我”为“幸运的傻瓜”一样。
《缓刑》读后感(七)：无可奈何曾相识
到今日，帕德里克•莫迪亚诺的两本书算是彻底都读完了。这位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我今年第一次读。那日看见豆瓣里在直播他获奖的消息时，我正为我喜欢的欧茨再次落选而叹息。有豆友已经在将旧有的一些评论发出来，微信上，朋友也在转发，似乎很多人都知道他，相熟的豆友在show收藏的版本，我便问他，结果他认为莫迪亚诺不合我的阅读口味。凭着这个评语，我倒真的开始读莫迪亚诺了。
刚开始读《地平线》的时候，的确觉得不太适应，盖因整本小说的叙述虽然是纪录片方式，但整个小说的构架是很感性，颇为柔，且全以一个人物博斯曼斯的视角为主，并只从这个人物的角度看世界，整个故事只围绕这一个人物的生活展开，于是，小说的整个结构一目了然，欣赏、感叹、悲哀等等情绪全因一个人起伏。这样的小说大约放在二十年前，我是很喜欢的，如斯突出的自我，如斯的牢固又不同寻常的内心世界，表明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方向异常的坚持乃至顽固，这是由作者主导的小说，往往作者自己会不小心在小说里时隐时现的，细心和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们的企图。而现在的我，喜欢那种比较自由的作者，给读者足够的思考和遐想的空间，甚至可以瞎想，这样的作家更具有开放性，他们自己也藏得最深。于是告诉好友说，我怎么觉得《地平线》都在运用电影的“闪回”呢，好友建议我换一本《缓刑》。
读《缓刑》的时候，开始是从头阅读的，“闪回”依然存在，而且有时候感觉这是一种孩童的顽劣，仿佛纪录片的电影镜头被放轮滑少年扛在了肩上，在晃动之中，甚至不稳当中，竟然看得有些眼晕，于是，我就从尾篇开始，一篇一篇倒着向前读，这下有意思了。原来那些“闪回”和“晃动”都在从一个孩子的经历里说一个盗窃案，而且是比盗窃“更严重”的案件。这个案件的策划和进行都在一个孩子的身边发生、发展着，这个叫“帕托施”的男孩和自己的弟弟年幼就过着动荡的生活，父亲从事着神秘而不知是否违法的事业，母亲则的满世界巡演，孩子们的身边只有阿妮这个扮演母亲的年轻女子，她身边来来往往的不同的人对“我们”都很好，阿妮更是努力做一个母亲，而在读者眼中，她其实更像姐姐，偶尔像阿姨罢了。小说展现了一幅“外界很纷纭，我家很温馨”的面貌，直到大事发生。谜底的揭开和新的谜团开启都源自阿妮送帕托施的一个金属香烟盒。纷乱的世界，纷乱的成人，纷乱的事件，唯有在孩子的眼睛和记忆里一幕幕留存，即使时空跨度大且模糊，依然完好地保留到他成年之后去寻找答案。是成年人在回忆里蹉跎了岁月？还是孩子在混乱之中学会了隐瞒？读完《缓刑》，我恍然明白，莫迪亚诺笔下这些很像纪录片一般、甚至有些破碎的纪实描写，都在表达一种时空之中的亲疏和不稳定，这种亲疏和不稳定是我们这些生命体没有永恒的时间造成的，比如：阿妮在帕托施的生命里来了又去，去了不回来；比如：父亲在他的生命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他根本没法确定；更比如孩子们成长中最需要的母亲，她根本就没出现过。这是作者能让读者可以感受到最深的悲哀，这是人们居于“需要”和“被需要”以及“不需要”和“不被需要”之间的悲哀，这种矛盾远比被抛弃更惨淡，因为它不可捉摸，不可把握，无法掌控。就如同一个缓刑，会不会取消，会不会执行，或者会不会加刑，都是未知的。虽然我不能完全感受到奥利维埃•亚当在序言里对莫迪亚诺大力褒奖的美好之处，但就《缓刑》来说，给我的确是一种撼动。特别是《缓刑》里帕托施与弟弟夜谈父亲告诉他们伯爵故事的那份绵长细腻的亲爱，对映他后来提到的弟弟的死，这种生与死，这种聚与散，这世上的人，这世上的事，这世上的悲哀，只有源头，没有结束。这就是莫迪亚诺跟我说的，也是很浓重的一个主题，再回想阿妮的离去，不觉想到了南宋严蕊的《卜算子》——“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可不就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么？至于，奥利维埃•亚当在序言里提到的一种“稍纵即逝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永恒生命一种见证。那么，莫迪亚诺其实一直在写的是生与死吧。于是，我回到了《地平线》。
这时候的《地平线》不再是博斯曼斯的个人事件，这是作者放在一个特别甄选的时空经纬点上的一个人的一生，其目的并不在这个人，而在于整个小说传达的那种让读者追逐的意图。此外，在这本书的“译后记”里，我看见译者也提到了“倒叙故事的闪回手法”，这应该就是莫迪亚诺的特色吧。至少我读到的这两本都有这样的创作特征，而《地平线》更为突出。同样，《地平线》里面的聚散胜过生死，时空转换则更为突出，跨度更大，唯一与《缓刑》相同的就是生命个体，不管是寻找“暗物质”的博斯曼斯，还是寻找答案的帕斯托，莫迪亚诺都在让自己主角们寻找，而读者不由自主地奔着他们的寻找去跟随，连为《缓刑》作序的奥利维埃•亚当也在跟随莫迪亚诺寻找，沿着永无止境的地平线，不断向前，却永远到不了目标，像一场缓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也就是莫迪亚诺的小说魅力所在。而我，虽然莫迪亚诺给读者的自由度不高，但我也已经喜欢上了，因为他写的悲哀，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真相。
2014年12月2日星期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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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
《缓刑》读后感(八)：莫迪亚诺：无法揭穿的秘密
黄夏/文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爆冷”折桂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多少可见出这位作家在中国国内的人气与受众范围。不过，好在他的作品在过去二十年中陆续出过译本，媒体在做报道时，尚不至于像去年的得主艾丽斯•门罗那样让人捉襟见肘。这不，笔者粗略算算，大约有不下数十种作品，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集中面世。对于刚听说莫迪亚诺的读者来说，这个数字实在有点教人无所适从。那么，我们不妨以他的《缓刑》，来作为我们了解这位作家的入门书吧。
之所以说《缓刑》入门，是因为这本小说涵盖了莫迪亚诺创作的许多关键词：秘密、探索、身份、历史、记忆、青春、迷惘，等等，读者可以从这本译成中文只有3万多字的作品中速成对莫迪亚诺的总体印象。不过，更重要的是，尽管莫迪亚诺的小说总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他的过往经历，但《缓刑》却是他所有作品中自传性最完整、情感最丰沛的一部，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可以一窥童年往事对作家创作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莫迪亚诺1945年出生于巴黎西南郊一个富商家庭，同许多战后出生的人一样，他也是直到记事后才发现他们的父母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原来莫迪亚诺的父亲作为犹太人，曾与法国沦陷时期的占领当局有过合作关系；莫迪亚诺的母亲是演员，同样也为德军效劳过。他们与纳粹过从甚密，固然有生存方面的需要，但对莫迪亚诺来说，至亲掩藏难为人言的秘密（进而让他们变得陌生），是具有强大冲击力的。由是，对秘密的兴趣和迷恋，从此在他的作品上覆上一层侦探小说的外壳，而逃离与追寻的主题，则铸成其作品的精神内核。
《缓刑》没有直接涉及莫迪亚诺的双亲，而是让他们作为路人成为小说的背景。这个背景同叙述者、10岁的帕托施的所见所闻，形成一道看似无关实则互为表里的联系。帕托施的父母，经常缺席孩子的生活，孩子的起居，则托付给他们的好友、神秘的三人组来照顾。他们居住在巴黎市郊一栋乡野风景环绕的别墅内，身份不明、行事暧昧、出入无常，但他们对帕托施无不给予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因而小说最后，当得知他们干的是偷盗、走私和黑市的营生，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实际上是锒铛入狱）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与帕托施一样的悲怆和遗憾。
这本小说的神秘特质，不仅在于人人暗藏不可言说的秘密，以及主人公探秘的无助与落败，还在于记忆在千回百转之后的褪色、黯淡，乃至彻底遗失。而莫迪亚诺赋予书中主人公的非凡勇气，就是以某种或物质或精神的方式来对抗这种遗忘，尽管其结局大多是无果甚至失败的。不少评论家评价莫迪亚诺的创作深得普鲁斯特的精髓，就在于他大大发掘和深化了“小马德莱娜蛋糕”的含义。书中有一个堪比这块神奇蛋糕的东西：鳄鱼皮香烟盒。成年之后帕托施感叹世事无常，而这个香烟盒恰恰是他“生活中一个我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而我有时心想我是否真的经历过这个阶段。”
经由这个香烟盒，我们知道了它是帕托施10岁时三人组中的“小埃莱娜”赠给他的礼物；我们也知道了帕托施对自己辍学百般保密的缘由：为了让这个香烟盒免受富家子弟的觊觎而故意违反校规；在帕托施25岁上，我们又同他一样被告知，这个香烟盒是某次盗窃案的赃物，而案犯中不少人，“还干了些比这次盗窃更严重的事”……一个鳄鱼皮香烟盒，让包括叙述者帕托施在内的很多人的秘密浮上水面（是的，帕托施同样向我们隐瞒了很多事）。不仅如此，它还串起了这本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小说的叙述脉络。通过一事牵一事的写法，莫迪亚诺将记忆的闪回、嵌套、定格与拼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他从未想要向我们彻底摊牌和最终交底。
原因就在于，莫迪亚诺对他笔下的这些或黑或灰的人物，充满了感情，因为这些人本身就充满了人情味。《缓刑》这个书名最好不过地表明了作者的复杂心态，他要尽量将真相延宕到最后一刻。小说写到，许多年后作为菜鸟作家的帕托施与当年别墅里的老朋友让•D重逢。因为让•D女友在场，两个朋友无法深谈，但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姑娘若不在场，那么，“让•D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木偶那样……”是的，当年的朋友们无不入狱的入狱，远走的远走，叙述者也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再剩下。因而，什么也都不必再说出来了。
所以，莫迪亚诺让沉默久久延宕，直到让•D以一句“这里有一派美景……这真是蓝色海岸”漂亮作结，干脆利落地避免了感伤和尴尬。而莫迪亚诺在小说最后将镜头定格在这样一幅画面——别墅人去楼空，警察四处设岗，而叙述者和弟弟，“我们一边装作在花园里玩耍，一边等着有人来接我们”——摆明了他对真相的兴味阙如：是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时光又回到那个永恒的童年岁月，而一切又将如前那样继续下去。
平心而论，莫迪亚诺小说中那么多解不开的谜，与其说它们出自诸多客观原因（地址搬迁、材料遗失、人员下落不明，记忆支离破碎，等等），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作家的心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错儿，莫迪亚诺想要揭穿它，又害怕揭穿它，因为害怕的背后，是满满的爱。
《缓刑》读后感(九)：缓刑之缓
同许多中国读者一样，第一次见到莫迪亚诺是通过王小波的《万寿寺》：“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开篇就摆上莫迪亚诺的名字和他的代表作，其对小波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见一斑。莫迪亚诺于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力压之前呼声极高的村上春树，而我对此竟然一无所知，实在是惭愧至极。
《缓刑》是我看的莫迪亚诺的第一本小说，这也是他的一部开诚布公的自传性文本，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审视与窥探他的寄居生活。小说伊始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和弟弟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我”的父亲在哪儿呢？为什么“我”寄住在母亲朋友那儿而不是可靠些的亲戚那儿呢？“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我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坟墓、断头台，这种阴森感进一步加深了我内心隐隐的不安。紧接着，母亲的女友和她们的朋友悉数登场，她们中有马戏演员，有夜总会老板，还有那个令“我和弟弟”感到还害怕的保姆，“我”生活的环境时刻散发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神秘依然在继续，接踵而至。大街附近的那个侯爵城堡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父亲要让“我”去拜访侯爵？母亲的女友阿妮为什么会整夜地哭泣？为什么学校莫名其妙地把“我和弟弟”开除？阿妮和她的那些朋友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些深夜的电话是谁打来的？街区修车行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不得而知，作为读者的我也毫无头绪。尽管“我”试着走进那个城堡，试着暗访一家家修车行，但始终无法得到想要的答案，只是觉得严重的事情在一步步地逼近。终于有一天，“在学校门口，弟弟独自一人等着我，‘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警察来了，宪兵来了。
小说就此结尾，以一连串无法解决的疑问结尾了。
再次回到小说的题目——缓刑，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断头台？阿妮和她的朋友们的命运？我觉得可以从小说的写作视角得到答案。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注视着成人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但由于他的年少无法彻底看透。这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不必像阿妮一样整夜地哭泣，不必像小埃莱娜一样因为杂技表演摔伤而不得不承受生活的艰辛，不必受到警察过多的盘问，得以保住那份好奇心，那份纯真。但是，他们终究要长大，终究要面对波诡云谲的成人世界，终究要面对“死刑”。
从年少的“缓刑”走向成人的“死刑”，大幸抑或是大不幸？
《缓刑》读后感(十)：序言节选
第一次读《缓刑》我还20不到。那次阅读经历恰巧——差不多吧——和我与莫迪亚诺的作品结缘的时间重合。我不知道先读了哪本。可能是《蜜月》。《消失了的街区》。《废墟中的鲜花》。抑或《环城大道》。我不知道。但记得是其中一本。我记得，某个早晨在于维西 火车站的华榭书店里，我哥随手买了一本口袋书，他当时在巴黎攻读法律，他本想在去学校的路上读的那本书落在了家里。我记得，他闯入我的卧室，淡黄色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此刻旧事重提，倒觉得这张海报“出人意料”地颇似莫迪亚诺的风格：神秘的外墙，树莓纵横，常春藤蔓延，这是一栋人们想象当中的巴黎别墅，亮着灯的窗户、高高的栅栏门、影影绰绰的花园、模糊的剪影、痕迹、令人浮想联翩的生活片段，这个画面活脱脱就是《缓刑》里面出来的，不过别墅的位置不太像是独属于作者的那个隐秘的巴黎，倒更像是远郊，“那时候那里还没成为远郊”，是一个个宁静富庶的小镇，消失在田野间，我看到过这样的风景，在一次去埃松省参加钢琴考试的路上。我记得，他把书给我，对我说：“喏，你应该读一读这个，你会喜欢的。”我听了他的话，就此沉溺其中，永永远远，那种奇妙和眩晕随之而来。当然，一切已然在那里：街名、电话簿、重叠的时空、模糊的倩影、销声匿迹、不可告人的过往、和纳粹合作的污点、洛里斯通街的暗影、四处游荡的调查、可疑的访客、孤独、遗弃、行迹存疑打零工的父亲、在巡回演出之间奔波的当演员的母亲、没有户口簿、腼腆和优雅、压抑的恐惧和痛苦、模糊地带和黑洞，最后是这整个神话故事，珍贵独特，用迷样的句子写就，用忧伤轻盈、无与伦比的嗓音念出，但这个故事极为简单，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惊世骇俗、没有绚丽的外在印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跑去图书馆囫囵吞枣读完了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之后，我去圣米歇尔区的折扣书店淘书，连着几个月省下饭钱，我渐渐补全了他的旧作，开始追他的新作：我翘首期盼着，几乎每年一部，此后从未爽约，他的新书没有让我失望过，恰恰相反，每每读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甚一筹，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那层薄纱，我们总以为会在下本书中做到这点，最后却发现还笼罩着另外的层层薄纱，人们急于亲自揭开，却无从知晓这最终是水落石出还是疑云渐浓……阅读莫迪亚诺的那段时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惊奇连连、欢欣雀跃的日子。那时我初到巴黎，上课的地方离布洛涅森林不远，我流连于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书店、艺术实验电影院，偶尔在别墅区的幽静小道上会会朋友，这里更有资产阶级的味道，比起每个周末大区特快D线把我带回去的那个家。我在他的小说中嬗变，在他的小说背景中漫步，我就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人物的兄弟、后代。我的生活和那些书互有关联，互相渗透，书为我的生活抹上一层色彩，重新解构，使之变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虚与实的界限。两者严丝密合：那些地方，过着双重生活的印象，灯火通明的楼房底下长长的阶梯，楼房大厅里看见的人名，这一切都处在特殊的光亮中，这光亮属于现在，一个满载着过去并投向未来的现在，一个朦胧不定的现在。我的私密地图在演变，在更改，一层层叠加在我的出生地之上（当然在主城之外，在郊区），叠加在我此后不断成长的土地之上，叠加在被莫迪亚诺的小说重新描绘、重新定义、重新创造的土地之上。我到处搜寻那个瘦高的身影，我总是关注作品而非作家本人，我有喜欢的书，但居于幕后或者融入其中的作者不是我的兴趣点，但我总觉得会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他，在卢森堡公园边上、在维克多•雨果大道上、在布洛涅森林的池塘边，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几天前，正当我准备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的书店里，在一堆书架中看见了他，既清晰又迷茫，穿着米色的长款雨衣，就像一个眼色、一个征兆、一个奇怪——或者如他所说“古怪”——的巧合。我当然没有上前和他攀谈，我不敢。但我有了这样的幻觉，我知道了他在我心里的重要性，我对他的钦慕之情，我已经把他提升到神话的高度。再说了，退后一步来审视，我可以细细掂量在我巴黎头几年的真实记忆当中到底混杂了多少那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吞下的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内容，这两种“叙述”——其一已经消逝但属于我个人；另一个盘桓在字里行间，我不是作者，这些文字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底盘根错节到何种程度。这就是莫迪亚诺作品的力量，它能直抵你的最深处。它融入你的生活，直到无法厘清。这段日子重读《缓刑》，我才发觉这一切铸就了我现在的精神格局，及至我作品的背景、内容以及遣词造句，即使只有我能感觉到，即使这种影响的鲜明痕迹几乎隐而不见，或者说这种痕迹太过隐蔽，无法为外人察觉。因此，莫迪亚诺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书占据了专门一层书架，和其他对我意义非凡的书放在一起，其中有安妮•埃尔诺、雷蒙德•卡佛、亨利•卡莱的，收藏后几位作家的书或者是出于其他动机或者是要表明另外的主张。这些在书架上紧紧挨在一起的作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改造了我，改变了我，包括作为个体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