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世事读后感精选10篇
《百年世事》是一本由[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 [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严杰夫
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有个习惯，凡事喜欢从当代美国经济学理论中寻求药方。这些经济学家们或许没有看到，另有一个国家在数次面临危机的时候，却常常能凭借冷静而精准的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德国。例如，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许多西方国家在2009年时失业率飙升，德国当年的失业率却仅比上一年微升了0.2%。再譬如，2009年年底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欧洲几乎都被拖入泥潭，但德国却完成了惊艳的数据，在2009年GDP大幅下落之后，德国经济2010年就出现强劲反弹，全年增速达3.7%，创下17年以来最高增速。
这个在二战中遭遇过重大打击的战败国，这个在25年前还因意识形态原因在“隔墙而治”的国家，缘何能在后冷战时期屡屡上演经济奇迹？又如何能够在西方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背景下，依旧在许多领域维持着霸主的地位？这些问题背后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转型期，值得每个国家给予重视和借鉴。
学习一国的治理经验，最方便的路径当然是从领导人处入手。2009年夏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施密特的宅邸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天的谈话。对于中国人来说，赫尔穆特•施密特并不陌生。他曾多次到访过中国，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施密特于1972年-1974年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1974年-1982年间出任前西德总理。对于战后德国来说，施密特在任期间正值德国历史关键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摆脱了石油危机，走出了经济困境，借此他也成为战后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
施密特与斯特恩的这场谈话，内容涵盖了“上下200年”里的人和事：从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纳粹德国的兴起，从反犹主义中德国人的责任到战后德国的重建，从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到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谈话的主题尽管琐碎，其中的叙述时空也常常跳跃变幻，但通过他们对历史细节的回忆，却让我们对看似熟悉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施密特的回忆与历史观中，我们可以读出今天德国实施改革所依凭的那些历史遗产和智慧来源。如今，这场谈话被整理成文字并集结成这本《百年世事》，给了我们一个细品个中内涵的机会。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谈话起码在两方面内容上，拥有现实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在反思纳粹德国时，两位老人对当时经济政策的重新评估。施密特谈到，“德国是全世界凯恩斯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唯一国家。纳粹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不讳为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背书”，施密特并非是在替纳粹统治翻案，而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凯恩斯的“教徒”。在他执政初期，正是凭借凯恩斯主义，西德才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另一方面，施密特认为，纳粹德国初期的经济部长、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战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厚遗产。
他把沙赫特评价为“德国从未见到过的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赞美并非过誉。在美国财经作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的笔下，沙赫特与英国的蒙塔古•诺曼、美国的本杰明•斯特朗和法国的埃米尔•莫罗一起，被视为奠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金融之王”。一战结束后，背负大量赔款的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正是1923年，沙赫特出任魏玛共和国货币局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后，通过严格的货币计划整顿金融秩序，并借助他在美国的广泛人脉资源，成功缓解了德国沉重的赔款压力。同时，沙赫特借机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稳定了货币汇率，依靠着这种“闪电战”，沙赫特帮助德国摆脱了通胀之苦。
沙赫特在金融界展现出的才能，及其拥有的广泛人际资源，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再加上他对一战后德国赔款义务一直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沙赫特在1933年出任了纳粹政府的国家银行总裁。在纳粹初期，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复兴，并为其扩军筹资。当然，随着沙赫特逐渐认识到希特勒的真实面目，他也开始与纳粹政府渐行渐远，并于1939年被免去了国家银行总裁的职务。
作为后辈和继承者，施密特显然从沙赫特的金融理念中汲取到了营养。抛开支持希特勒重整军备的争议，沙赫特的凯恩斯主义为战后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经验，无论是50年代艾哈德政府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还是70年代施密特执政时期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主张，其中均可以看到沙赫特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百年世事》的“三日谈”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焦点，当然就是两位老人对当下仍旧阴霾未散的金融危机的讨论。在谈话中，施密特和斯特恩都一致认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乃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施密特认为，“东海岸精英”之所以会失败，并造成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就在于这些银行经理们不仅拥有永不餍足的贪欲，而且对于他们的调节法规和金融监督也完全不够，最终带来的是全世界数亿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并造成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当然，作为曾经应付过原油危机的前德国总理，施密特清醒地认识到应对当前棘手状况，所需要的措施。他为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共有“三剂”：整顿银行等金融机构并重新配备资本；建立一个对金融机构进行调节和监控的系统，以重建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刺激需求。看得出来，这贴药方中依然闪烁着凯恩斯和沙赫特等人的影子。而在现实中，从美国到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内，几乎也就是按着这样的“处方”来展开应对的。作为八国集团经济峰会的倡导者以及欧盟的支持者，施密特还进一步强调，展开国际间的合作也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应热衷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只有国际合作才能带领大家走出危机。
具体到欧洲各国，想要成功应对此次危机，还需要处理好国家福利方面的问题。施密特认为，福利国家是20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民主的真正基石。20世纪上半叶的惨痛历史，以及21世纪初的这场金融危机，都在提醒我们，一旦福利国家崩溃，许多国家的稳定都将受到威胁。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高深”的意识形态之前，先要解决民众生活的保障，以及完善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
这样来看，施密特与斯特恩对纳粹的反思，以及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思考，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当我们今天再来反思纳粹起源的原因时，很显然民众生活在经济危机下失去了保障，社会福利付之阙如，是推动德国的政策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如今，金融危机的阴霾再度在全球蔓延，并且同样在部分国家造成了动荡，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好民众生活的保障，不完全抛弃福利国家的遗产，或许也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最后，要提一下，作为德国典型的“亲中派”政治家，施密特显然不会错过“关心”中国的机会。在《百年世事》中的谈话中，尽管仅在个别的话题上稍微涉及到了“中国问题”，但依然能够从中读到施密特对中国模式拥有的殷切期望。在谈话中，施密特不仅驳斥斯特恩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指出400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当过帝国主义大国，而且他还意味深长地强调，只是把中国目前的发展归类为单纯经济上的进步，那是不对的。
或许，《百年世事》中针对中国的零星评价，无以帮助我们完整认识施密特的“中国论”。那么2013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施密特曾做过一次三小时长谈，或许能够成为阅读书中“中国话题”的补充资料。在与汪晖的谈话中，施密特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他深信，世界的未来必定是多元的，无论是以德国为领头羊的欧洲，还是正在东方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这样来看，在施密特看来，智慧可能不仅仅存在于“百年世事”的历史尘埃中，或许也已经暗藏在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国家未来可能走出的独特模式之中了吧。
《百年世事》读后感(二)：。。。。。
约翰.麦克洛伊 杰出的美国衙门，道德正直fair考虑 不是小布什的政府，是切尼的政府，切尼被金钱和权力诱惑了，变了一个人 马汉，他提出门罗主义，和托克维尔一样伟大 沙赫特是德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解决了600百万人口的就业 基辛格龃龉尼克松，并对后者不尊敬。基辛格距离伟大的人，多了10%的聪明，少了20%的诚实。但分析能力出色。 法国人哥比诺普提出了种族理论 弗里茨斯特恩，他与施密特对谈，见解卓著，良好的道德和全局观，当然对于政治有点美式的幼稚肤浅，缺乏换位思考。我要读他的书 施密特的表率 库尔特舒马赫的品格，但他在政治上大错特错，政治表率推崇恩斯特罗伊特，弗里茨埃尔勒，对卡里斯玛人物持怀疑态度，比如希特勒，列宁，毛就是这类人物。宁静致远的马可奥勒留， 西线无战事 深刻刻画了战争的恐怖 俾斯麦高瞻远瞩，有判断力 杰拉尔德福特是接触过的总统中最靠得住，绝对正直，好相处的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我最喜欢的，他写过 道德等于战争 德国总统 豪约斯，民族传统和谐的镶嵌在谦虚伟大的人格之中， 以色列问题的起始，在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鼻祖不是马恩，而是拉萨尔 蒂尔戈：法国 法国Jean Bodin创造性的引入主权国家概念，一扫领主政权的混乱
《百年世事》读后感(三)：《北京青年报》2014年6月20日 第D16版-晒书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两长者酷评美国
编者按
〖本书是两位渊博长者的对话录。施密特曾任德国总理，是经验丰富且博览群书的政治家，1970年代访华时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斯特恩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位老友口无遮拦，纵论古今，月旦人物，交谈的氛围是轻松的，而他们的经历和眼界又意味着话题是丰富而深刻的。本版摘编部分内容，不乏直指现实的尖锐意见。〗
美国民粹主义、反精英、布什父子
施密特：今天一代政治家对历史相对不感兴趣。至少在德国是这样。我猜想，在美国也好不到哪去。
斯特恩：您说的完全正确。我想，美国人的非历史源于他们的历史。在两大洋保护下，当孤立主义者才有的说，另外还产生了某种惬意，我们是全新的实验。除了著名的坚持旧式教育的东海岸精英们，没有人特别对历史感兴趣。
施密特：老式东海岸精英失去了把握美国命运的杰出作用，这期间一部分作用转到了南方和加州。得克萨斯人对欧洲历史早已毫无兴趣，他们的兴趣在中东，油从那里来。
施密特：我们今天在金融界经历的，正是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
斯特恩：您的回答总是简短而精确。我总是迟疑一会儿，因为确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与人口发展有关，另一方面是精英界常见的自身失败。我想这么说，旧式东海岸精英随着（罗斯福）新政分化了。有几个人当时参与了新政，但很多人对罗斯福采取了自讨苦吃的敌对态度；那时还有正直的反对党共和党，不过后来正直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了。无论如何从那时起，东海岸精英的强势就动摇了。
施密特：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人口发展似乎起了重大作用。实际上，加利福尼亚其间成为人口最多的州，结果大大增强了洛杉矶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
斯特恩：对。
施密特：这同样适用于得克萨斯，也适用于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的所有退休人员。
斯特恩：另外近两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反对东海岸精英的民粹主义的怨恨。
施密特：这大概也适用于中西部。
斯特恩：是的。在一定程度上怀疑所谓受过教育的自以为是的东海岸精英……
施密特：及其良好的举止……
斯特恩：对美国民粹主义一直是非常非常合算的事。这种不满情绪可以在特定的时间不失时机地煽动起来。例如，小布什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快满时，就喜欢讽刺那些在玛莎葡萄园岛上喝法国白酒的人。在美国，反精英思想一直存在。
施密特：布什的父亲是东海岸的典型代表。可以把布什父子看做东海岸走下坡路的实例。在老布什那里，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认识有极重要的意义，他对涉及美洲以外的别的大陆的问题也有判断能力。小布什就不行了，他不像父亲在东海岸长大，而是在得克萨斯长大的。
斯特恩：不错。但他在耶鲁大学受的教育，至少别人试图在耶鲁教育他。
施密特：父亲可以算是东海岸的，儿子不能算。
斯特恩：提升父亲是小布什的一件功德。我这是讽刺：因为他这么差，所以人家再回过头批评老布什就不那么尖刻了。
新保守党人的影响是个悲剧
关键词
右翼极端分子、犹太人、切尼的白宫
施密特：您认为切尼（编者注：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属于东海岸还是不算？
斯特恩：一两年前，我和前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克劳斯· 瑙曼谈起过切尼——由于职业原因，他至迟在70 年代就认识切尼了——他告诉我，切尼整个变了一个人，他认不出来了。
施密特：我赞同。我是1974 年认识切尼的，如今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权利与金钱诱惑了此人。
斯特恩：是的。权力、金钱，还有他对新保守党人的亲近。他原封不动接受了新保守主义。
施密特：“新保守党人”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他们不是保守党人，而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者，内政方面在美国所允许的限度内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势力。他们跟保守主义不沾边。
斯特恩：正是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极端分子！
施密特：是的，他们是右翼极端分子。
斯特恩：是从灵魂深处反对自由思想和自由贸易的右翼极端分子。我想，新保守党人的出现源于围绕“扶济运动”的争论，“扶济运动”主张通过各种公私措施扶持长期作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黑人。新保守党人说：我们成功靠自己，黑人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而靠国家扶助？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反民主思想，列奥· 施特劳斯（编者注：政治哲学家）是来源之一。60 年代初期的新保守党人主要是犹太人，甚至有不少左翼极端分子。对以色列政策起了关键性作用。新保守党人自认为是以色列的主要保护人，是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反共产主义者。赫尔穆特，我得说明，我认为新保守党人的影响是悲剧，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大有成见的。
施密特：您如何解释他们的强势影响？
斯特恩：第一，他们是披着“现实主义者”外衣的能量极大的狂热分子；第二，他们善于组织，而且很会找钱。他们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刊物《评论》，后来建立了好几个组织，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在里根时代他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但准备工作从60 年代就开始了，意识形态建立在反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他们孤注于政权，特别是军事实力。
施密特：您觉得小布什是不是被新保守党人操纵了？或者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斯特恩：我认为两者兼有，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操纵的，首先是被切尼操纵。切尼与新保守党人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布什也被带到这条道上。
施密特：您刚才说到布什的白宫时，我就想插嘴，那实际上是切尼的白宫，不是总统府。
为什么在美国和德国不能批评以色列
关键词
大屠杀、政治正确、同情心的消失
施密特：在谈话过程中免不了要谈以色列，这是个很挠头的题目。本来，直到19 世纪30 年代，还没有迹象说明，美国要把自己的命运同中东一个小犹太国家绑在一起。后来这样做是因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可以理解。但是后来走向极端了——“无论是或非，你都是我的以色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展，对我来说很难理解。
斯特恩：直到不久前，美国几乎没人敢批评以色列。公开辩论现在才开始——现在有一个由理性的犹太势力和非犹太势力组成的新组织，正在努力制定一条新路线。大致可以说，美国犹太人多数是理性的，不是对任何以色列政策都支持。但是，少数人组织得很好，很有钱，所以有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以为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犹太组织虽然它们亲利库德集团，但未必都是新保守党人团体。他们特别认同以色列，并认为，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应当禁止。以色列新闻界，以色列公众舆论，比我们国家要开放得多，在我们那里，批评以色列马上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我看比在德国还遭。
施密特：德国也好不到哪去。由于害怕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这里也没什么人敢批评以色列。
斯特恩：美国有时被政治正确“正”得瘫了。开始还不是这样，大屠杀之后，人们对以色列发自内心同情，有一种责任感，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有种负罪感：本应为受迫害的犹太人多做些什么。后来美国犹太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在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施密特：在新闻出版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特恩：此话不假，但这种作用意义不大。影响最大的是投入大选的犹太团体，比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一开始就站在极右立场上，为实现美国民粹主义奋斗，在右倾的美国人和以色列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但是国会里的民主党人简直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批评以色列……我的观点是，为什么我不能像某些以色列权威人物那样批判地思考以色列的政策，并把我想的说出来？仅仅因为我是住在纽约而不是住在以色列？
施密特：您看，问题何等微妙。
斯特恩：要多微妙有多微妙！为了刚才说的这番话，我回到美国会被某些圈子指责为反犹。
施密特：全世界最多有1500 万犹太人，其中500万生活在以色列，500万到600万在美国，一共算1100万，德国有几十万，法国还要多一点，另外中东有一些，俄国有一些。一个弹丸小国，早就在加沙地带建移民点，现在又推行在约旦河西岸盖房的移民政策，这实际上就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了。因此以色列人在德国也失去了不少同情。
链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6/20/content_67799.htm？div=-1
《百年世事》读后感(四)：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分享和它有关的几首诗词
这本书的德文书名Unser Jahrhundert: Ein Gespräch，直译过来是：我们的世纪：一席谈。社领导比较重视这本书，钦定下最后的中文版书名：一个优雅翩翩的主书名——百年世事；一个直白得力透纸背的副书名——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那天我拿着书稿给领导终审，他首先就对书名提出了质疑，又过了些许日子，等再喊我上去取稿时，很高兴的样子和我分享他的想法，并当场挥毫写下了就是现在的中文书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说“百年世事”出自一首诗词，还脱口而出一句来，只怪我古体诗词造诣太浅，完全没有记下是谁写下的哪首诗词……
五一临近，趁着下班的节奏和节前综合征，我就百度下吧，关于“百年世事”的出处：
1.《秋兴》·[唐杜甫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注释
这一首是感叹长安时局多变以及边境纷扰。广德年间，宦官吐蕃、回纥不断入侵，京师震撼，并曾一度占领长安，代宗仓促幸陕。是时诏征天下兵，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莫有至者。组诗由此首开始，主题转向回忆长安。杜甫
2.《黄澄伯下第以诗来访次韵》·[宋]陶梦桂
平塘水外竹三亩，古木阴中屋数间。
天幸诸贤皆大用，分甘少病比长闲。
百年世事皆前定，一枕清负无后艰。
多谢新诗来慰藉，不堪溢美欲封还。
3.[元]倪瓒小令
小桃红陆庄风景又萧条，堪叹还堪笑。世事茫茫更谁料，访鱼樵。后庭玉树当时调，可怜商女，不知亡国，吹向紫鸾箫。一江秋水淡寒烟，水影明如练。眼底离愁数行雁，雪晴天。绿K红蓼参差见，吴歌荡桨，一声哀怨，惊起白鸥眠。五湖烟水未归身，天地双篷鬓。白酒新+会邻近，主酬宾。百年世事兴亡运，青山数家，渔舟一叶，聊且避风尘。
4.江行杂诗九首之六·[明]刘基
桑落洲边春草生，宜城九酝空传名。
百年世事同醉梦，愁听野猿啼到明。
5.《赞僧诗》·[清]顺治帝
天下从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一日清闲有谁知。
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
个个都是真罗汉，披塔如来三等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洲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脱换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念撒手归山去，谁管千秋与万秋。
《百年世事》读后感(五)：德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智慧与定力发人深省——读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百年世事》
这是目前在纸媒上看到的第一篇关于《百年世事》的深度书评，写得真心不错，信息量很大，可谓书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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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文
似乎已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我国不少经济学家凡事喜欢从当代美国经济学理论中寻求参照系，搜寻某种药方。这些经济学家有意无意都忽略了，另有一个国家在数次面临经济与金融危机时，常常能凭借冷静而精准的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德国。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许多西方国家在2009年时失业率飙升，德国当年的失业率却仅比上年微升了0.2%。再譬如，在2009年底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时，全欧洲几乎都被拖入泥潭，但德国却交出一份令人惊艳的数据，在2009年回落之后，德国经济2010年便强劲反弹，GDP增速达3.7%，创17年以来最高纪录。
这个在二战中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战败国，这个在25年前还因意识形态原因在“隔墙而治”的国家，缘何能在后冷战时期屡屡上演经济奇迹？又如何能在西方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在许多领域维持着霸主地位？这些问题背后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转型期，值得每个国家细细琢磨。
学习一国的治理经验，最方便的路径当然是从领导人入手。2009年夏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施密特的宅邸进行了一次连续三天的长谈。话题涵盖“上下200年”的人和事：从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纳粹德国的兴起，从德国人在反犹主义中的责任到战后德国的重建，从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再到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谈话的主题尽管琐碎，叙述时空也常常跳跃变幻，但他们对历史细节的回忆和评述，却对那些看似熟悉的历史事件给了我们新的观察视角。
施密特于1972 年至1974年先后担任过当时西德的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1974年至1982年间出任总理。施密特在任期间，正值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而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摆脱石油危机，走出了困境，他也因此成为战后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如今，这场谈话被整理成文字并集结成《百年世事》，给了我们一个细品个中内涵的机会。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谈话起码在两方面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在反思纳粹德国时，两位老人对当时经济政策有重新评估。施密特说，“德国是全世界凯恩斯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唯一国家。纳粹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直言不讳为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背书”，施密特并非是在替纳粹统治翻案，而因为他是凯恩斯的“教徒”。在他执政初期，正是凭借凯恩斯主义，西德才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另一方面，施密特还认为，纳粹德国初期的经济部长、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战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厚遗产。
他把沙赫特评价为“德国从未见到过的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赞美并非过誉。在美国财经作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的笔下，沙赫特与英国的蒙塔古·诺曼、美国的本杰明·斯特朗和法国的埃米尔·莫罗一起，被视为奠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金融之王”。一战结束后，背负大量赔款的德国陷入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1923年，沙赫特出任魏玛共和国货币局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后，通过实施严格的货币计划整顿金融秩序，借助他在美国广泛的人脉资源，最终成功缓解了德国沉重的赔款压力。同时，沙赫特借机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稳定了货币汇率。依靠着这种货币“闪电战”，沙赫特帮助德国摆脱了通胀之苦。
沙赫特在金融界展现出的才能，及其拥有的广泛人际资源，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再加上他对一战后德国赔款义务一直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沙赫特在1933年出任了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在纳粹上台初期，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复兴，并为其扩军筹资。当然，随着沙赫特逐渐认识到希特勒的真实面目，他也开始与纳粹政府渐行渐远，并于1939年被免去了国家银行总裁的职务。
作为后辈和继承者，施密特显然从沙赫特的金融理念中汲取到了不少营养。抛开支持希特勒重整军备的争议，沙赫特的凯恩斯主义为战后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经验。无论是50年代艾哈德政府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还是70年代施密特执政时期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主张，均可以看到沙赫特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子。
《百年世事》的“三日谈”中的另一个焦点，当然就是两位老人对当下仍旧阴霾未散的金融危机的讨论了。施密特和斯特恩一致认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乃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据施密特的分析，“东海岸精英”之所以会失败，并造成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就在于这些银行经理们不仅拥有永不餍足的贪欲，而且他们的调节法规和金融监督也完全不够，最终带来的是全世界数亿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并造成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作为曾经应对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原油危机的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棘手状况有清醒的估计，他为这场白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共有“三剂”：整顿银行等金融机构并重新配备资本；建立一个能调节和监控金融机构的系统，以重建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刺激需求。一看就能看出，这三贴药方中无不闪烁着凯恩斯和沙赫特的影子。而在现实中，从美国到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内，几乎也就是按着这样的“处方”采取措施来应对的。作为八国集团经济峰会的倡导者以及欧盟的支持者，施密特还进一步强调，展开国际合作也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这场大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应热衷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只有国际合作大家才有可能最终走出危机。
具体到欧洲各国，想要真正成功摆脱危机，还需处理好国家福利政策上的问题。施密特坚持认为，福利国家是20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民主的真正基石。20世纪上半叶的惨痛历史，以及21世纪初的这场经济金融危机，都在提醒我们，一旦福利国家崩溃，许多国家的稳定都将受到威胁。所以，在谈论“高深”的意识形态之前，先要设法保障民众的生，以及完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这样来看，施密特与斯特恩对纳粹的反思，与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思考，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当我们今天再来反思纳粹起源的原因时，很显然，民众生活在经济危机下失去了保障，社会福利付之阙如，是推动德国的政策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如今，当金融危机的阴霾再度在全球蔓延时，同样在部分国家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好民众生活的保障，不完全抛弃福利国家的遗产，或许就成了一个重要命题。
尽管在《百年世事》中只有个别话题涉及“中国问题”，但依然能够从中读到作为德国典型的“亲华派”政治家的施密特对中国模式的殷切期望。在谈话中，施密特不仅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斯特恩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之论，提请世人注意中国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当过帝国主义大国的事实，他更不同意把中国目前的发展只归结为单纯经济上的进步。
或许，《百年世事》中针对中国的零星评价，难以让我们完整认识施密特的“中国论”。那么2013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施密特曾做过一次三小时长谈，或许能成为阅读本书有关“中国话题”的补充。在与汪晖的谈话中，施密特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式。他深信，世界的未来必定是多元的，无论是以德国为领头羊的欧洲，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如此看来，施密特所拥有的“德国智慧”，就远不仅意指“百年世事”留下的历史遗产，或许还指向不同文化地域的国家有可能创造出的多元模式吧？
《百年世事》读后感(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历史是最好老师 给国家发展提供启示
演讲开始前，***会见了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前总理施密特。***称赞他们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是中德关系开拓者和推动者，是中国人民尊重的老朋友。希望他们为推动中德关系继续作出贡献。
魏茨泽克和施密特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为推动德中友好合作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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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8日，正在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2014年3月28日，柏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尊敬的魏茨泽克前总统，
尊敬的施密特前总理，
尊敬的魏迈尔副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古腾塔克！大家好！我很高兴应魏茨泽克前总统和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与大家见面。首先，我谨对科尔伯基金会在促进中欧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5年前，我曾访问过贵国。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发酵，欧债问题初露端倪，全球经济笼罩在一片不安之中，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那次访问期间，中德决定推动各领域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以实际行动共克时艰。
5年后，我高兴地看到，欧洲在应对主权债务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稳定锚”和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我们为中国同德国和欧洲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
当前，中德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双方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热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事实证明，中德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不仅可以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为什么中德两国交流合作能出现这样的好局面？我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过双方长期努力，懂得了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相互理解、真诚相待，善于倾听对方意见，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就越牢固、越广泛。
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莱布尼茨说，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
借此机会，我想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题，就中国改革发展谈点体会，希望有助于增进大家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有13亿多人，只要道路正确，整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可以迅速上升，但每个个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了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这段悲惨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将激发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进入了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2013年，中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工业制造业。中国服务业比重和地位将继续提高，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也将不断涌现。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还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旅游。
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个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不仅以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制造业闻名世界，而且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诞生许多享誉全球的巨擘，他们的许多作品早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这些作品中，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有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有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德国人说，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国人民同德国人民有着悠久交往历史和深厚友谊。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中国人民爱戴的德国友人，他就是拉贝。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南京市，制造了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的惨绝人寰的血案。在那个危急关头，拉贝联络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1996年，中德共同建立的拉贝纪念馆在南京开放。去年底，由南京市建造的拉贝墓园修复工程落成。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还有一位德国友人叫诺博，是德国葡萄专家，2000年至2009年间他同助手汉斯17次来到中国山东枣庄，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栽培、嫁接改优技术，将传承几百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厂使用。诺博和汉斯资助了8名当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2007年，汉斯突患癌症，弥留之际仍不忘自己资助的两名学生尚未念完高中，嘱托诺博把2000元助学款带给他们。2008年8月1日，当诺博把钱交到孩子手中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只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的两个感人片段。长期以来，众多的德国朋友为中德关系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心胸有多宽，合作舞台就有多广。未来5年至10年对中德来说都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两国合作将呈现更多契合点，不断获得新动力。我相信，当“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作为亚洲和欧洲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德经济加强融合，实现亚欧两大经济增长极强强联手，定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贵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中形成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选择，我们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