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精选10篇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由[美]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一)：【转】刘仲敬：小人物的纳粹德国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15/1160019.shtml
《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014.6.15
在一位兢兢业业、不问政治、无党无派的诚实德国人心目中，1936年大概是个美好的年份。他并不否认，元首和他的党在小人物时代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戈培尔博士的部下才会一味文过饰非，那是他们的工作嘛。他可不是西方嘲笑的那种傻瓜，心里自有一本账。
第三帝国的媒体吹了许多牛皮，但他亲身体验的基本事实骗不了人。他是从大萧条的黑暗岁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深知当前的富裕和安定来之不易。那时连德国的童话都沾染了惶恐的气息，改变了大团圆结局的标准设定。以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现在是“失业的化学博士幸福地找到了工作”。他亲眼看到社民党反动派对外丧权辱国、对内腐败堕落，把德国的货币弄到连卫生纸的价值都不如，让英国失业者都住得起德国的豪华宾馆，让日耳曼的纯洁少女卖笑养家、伤残军人流落街头。今天，所有愿意工作的德国人无不丰衣足食。即使普通工人都能享受希特勒的福利住房和福利汽车。可耻的条约化为废纸，德国恢复了她应有的尊严。劳合-乔治和林白这样不抱偏见的国际友人公正地赞扬元首的成就，暹罗和中国的领袖纷纷向德国取经。戈培尔博士虽然夸大其词，却并没有捏造基本的事实。再说，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为本党的候选人打广告么？
毋庸置疑，任何人在初出茅庐的时代都会犯错。元首这样出身底层、奋斗起家的平民英雄自然免不了沾染流氓气，但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审慎。罗姆和他手下的极端分子遭到清洗以后，纳粹党的转型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冲锋队是一批梦想通过革命出头的底层痞子和失败者，党卫军就是地道德国式官僚精英文化的胜利。党卫军军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子弟，体面、稳重、文明，以社会声望、而非物质待遇为主要报酬。牧师和工业家的女儿嫁给党卫军军官，丝毫不会感到丢脸。经过了数十年大风大浪的折腾，大多数德国人都想安定下来。而且，纳粹党能保证他们安定下来。只有极少数人不满意，他们都是遭到剥夺的既得利益者：犹太人、前朝余孽、外国代理人。确实，这些人没有戈培尔博士宣传的那么坏。他又不是不出校门的少女队队员，不会报上说什么就信什么。然而，难道美国的党派就不会造谣毁谤敌对党派和外国人么？东欧犹太人到了美国，就会不受歧视？政治就是这样，只能顾大局不顾小节。最重要的是：只有纳粹党才能使德国和世界走上正路。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内，即使社民党的孙子也会和纳粹党的孙子握手言欢。事实上，这些人的儿子不是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成熟的人不会反对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新秩序，即使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这就是米尔顿·迈耶笔下的德国中下阶级，并不是不像讽刺电影《科佩尼克上尉》体现的屌丝之国。这个社会集团包括了小公务员、小店主、小学教师、工会会员和许多体面的农民。俾斯麦帝国的贵族、军官和官僚早就教会他们：只要不问政治、盲目服从，长官就会保证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祖辈的经验告诉他们：上级讨厌民主和平等的胡言乱语，却并不缺乏荣誉感和责任感，更不缺乏聪明才智。闹事对国家和自己都没有好处。一个人只要诚实、勤奋、听话，该有的东西早晚都会有。他们并不想要民主，事实上他们真心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们真正害怕的乃是没有秩序：上级不像上级，下级不知道怎么办。魏玛共和国体现了他们最害怕的一切。社民党是落魄文人的党，叶公好龙是他们的主要特长。从倍倍尔到谢德曼，他们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小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手中。马克斯·韦伯正确地嘲笑他们：热衷于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修辞，掩饰政治不成熟的现实。他们之所以热爱高调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明知帝国精英绝不会允许他们掌权，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暴露自己的无能。然而，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们居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口头禅付诸实施。当他们终于有机会把大政奉还给兴登堡元帅时，那副如释重负、感恩戴德的模样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同样乐于服从希特勒的新秩序，把自己送进监狱。前述电影中的社民党市长就是这样诚惶诚恐地服从冒牌上尉科佩尼克，把自己送进监狱。事实证明：德国社民党员、共产党员和纳粹党员是用同样的材料铸成的，很容易相互交换位置。希特勒“唯出身论”的迫害有点多此一举，这些囚犯原本都会像曼斯坦因的儿子一样为国牺牲。
“小人物是不会从原则上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 米尔顿·迈耶如是说。“如果你想从开始就抵制，你就必须有能力预见结局。普通人怎么可能清楚而肯定地洞烛机先，知道应该做什么？”何况，希特勒非常了解人民的性格和需要。纳粹党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斯大林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少年队到退休金，德国劳动阶级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负责任。“独裁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模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这些小动作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区别不大。“每一步都会更坏，但也只会稍微坏一点点。你只会继续观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无法提出证明……一方面有法律、国家和纳粹党的威胁，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们觉得你态度消极、神经过敏。”新秩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解除了一切个人责任。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镇压是多余的。最后，一切都太晚了。战争一旦爆发，政府就可以做任何“必需”的事情。德国爱国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战争失败，戈培尔博士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纳粹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戈培尔博士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德国战败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劳动阶级当中，没有多少人敢下后一种赌注。
在迈耶看来，纳粹主义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政治。德国知识分子或许能够一开始就从观念角度理解纳粹，但迈耶并不重视他们。他只关心所谓的“老百姓”及其柴米油盐。后世的读者（包括德国读者）可能认为：当时的德国人要么在宣传蛊惑下变成了“希特勒自愿的刽子手”，要么在暴政威胁下度日如年。然而，迈耶的面包师和书记员两者都不是。希特勒那些载入中学课本的暴行，他们也是从报纸上看见的。而且，报道时间很可能在战争结束以后。在盟军飞机投下地狱火海以前，他们不大能体会到希特勒和威廉皇帝陛下、兴登堡元帅阁下的区别。他们是灰色人物，既不支持纳粹、也不反对纳粹，只是保存了服从的习惯。戈培尔博士不能使这样的人相信“水晶夜”打砸抢的正当性，却能使他们相信罗斯福总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共济会的代理人。纳粹主义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填不完的表格、搞不完的集体活动。他们并不喜欢犹太人，但小市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讨厌群众性暴力。反犹主义对他们只意味着多了一些行政手续，结婚和工作必须额外登记自己的祖先身份。他们的切身体会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繁琐的暴政”，赤裸裸的恐怖或压迫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能看到的纳粹党都是外围群众组织，谈不上高尚或邪恶。他们嘲笑纳粹辅导员通过“增强人民体质”搞大了未成年少女的肚子，私下里觉得自己蛮世故的。他们知道“希特勒领导下，没有挨饿的自由”和“魏玛共和国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们知道美国政府不会给工人提供大众汽车，美国资本家对失业工人毫无怜悯。他们知道苏联工农一辈子别想离开自己的单位或农庄，德国人去哪一个国家旅行都没有障碍。他们不像一战时的前辈，对战争没有浪漫而虚妄的想象。纳粹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比霍亨索伦王室强大了许多个数量级，却没有召回1914年的狂热。人民沮丧而无奈地服从，阴郁的行列穿过萧瑟的街道。他们原本以为元首技高一筹，能够实现民族复兴而不必付出战争的代价，现在转不过弯来。等他们有时间考虑的时候，考虑已经什么用处都没有了。
这就是迈耶的德国，一个灰蒙蒙的屌丝之国。照中国人的分类法，《他们自以为自由》应该属于报告文学，而非历史著作。他选择十位“典型”的德国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命运展示德国的命运。由于德国和德国人的命运其实没有那么悲惨，所以本书的刺激性不算很大（当然德国的受害者另当别论，但这并不是本书的主要题材）。他的著作将他本人1935年的采访体验精确地传达给读者：纳粹并不是“恣睢暴虐的极少数人压迫无能为力的人民大众”，更像是某种卡夫卡式的官僚主义“平庸之恶”。至少，对于大多数小人物是这样（如果他们跟犹太人或其他人民公敌没有沾亲带故的话）。我们顺便说一句，迈耶本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本书在五十年代出版时大概会引起公愤。读者没法不感觉到：迈耶对他的德国朋友充满温情。如果读者仅仅通过本书了解第三帝国，可能不会觉得纳粹分子和许多不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主义者有多大区别。我们在决定投入时间和金钱以前，不妨通过以下的思想实验来了解本书的感情倾向。
“假定你搬了家，在某地办理手续。一位婚姻生活不协调的大妈决定拿你出气，故意让你多跑了好几次路。你对此人有何感受？”
“讨厌！去死！”
“她是警察耶！你怕不怕她陷害你？”
“怕她？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迈耶的小人物朋友就是这样看待纳粹党的。在德国和世界最黑暗的时刻，灰色人物和灰色生活仍然占据了德国屌丝的大部分关注。他们一步步陷入最可怕的灾难，却没有多少陷入灾难的主观感觉；就像新郎和新娘母女同行，却丝毫没有妻子早晚会跟丈母娘一样老的主观感觉。不过，真实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来自远距离的判断，当事人的行动经常源于极其琐屑的原因。如果西塞罗因为晕船、袁绍因为儿子生病、阿卜杜拉·拉赫曼因为擅长游泳，因而改变了重大的历史进程，那么本书的小人物觉得母亲生病比世界大战更重要，显然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觉得：为了教育世人，必须塑造和维护德国人的恶魔形象，不能让他们看上去像平凡的小人物；他多半会认为：本书作者太不知趣，不顾大局。
本书的宗旨虽然不是分析历史，但书中展现的社会生活状态有助于厘清关于全能国家的许多混乱概念。如果全能国家的标准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那么纳粹德国的候选资格比苏联稍逊一筹。德国对民间社会的接管并不算彻底，满足于没收犹太人和敌对分子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包括报刊）和社会组织只面临不太具体的指导和更加含混的威胁。公开反对纳粹是不可能的，但自发积极配合和敷衍应付形式之间有相当大的模糊空间。纳粹没有对官僚、司法、军事、外交各部门的旧精英阶级进行有效清洗，满足于断断续续的干预。后者在没有明显政治性的事务上，经常按照威廉皇帝时代的老习惯办事。纳粹对血统纯正的德国公民相当信任，对本国社会的优越性颇为自信；因此既不限制本国公民出国，也不优待或收买外国记者。德国的迫害主要落在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头上，不参加政治的纯粹德国人并没有很大的危险。这些特点都是其他国家未必具备的。赫鲁晓夫回忆德苏瓜分波兰，抱怨苏占区居民（包括波兰犹太人）急欲逃往德占区送死。其实，逃亡成功率主要取决于中立国护照和外汇。德国人申请这两样东西没有特别的困难。如果犹太人没有暴露身份，从德国逃往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反而更容易。非犹太人如果只考虑逃往中立国，确实没有任何理由选择苏联。如果我们撇开历史的教育意义，直接关注历史本身；那么本书虽然不是历史著作，却是很好的史料。 ■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二)：不敢相信是商務出的書
只看了豆瓣上的試讀就找到若干翻譯錯誤
「没有忘记1940年夏天的英国人，看到德国新国防军（Wehrmacht）在英国土地上进行演习，会感到失望」--------不明所以的神翻譯
（the englishman who remembers the summer of 1940 is dismayed to see the new german wehrmacht conducting exercises on British soil）
杜默•米歇尔这位传奇的德国工人，他的传奇故事（也许是出于好意）已经抛弃了他。--------「也許出於好意」的原文是，maybe for good , 而for good 是「永遠」而不是「出於好意」
（原文是： for the best ，）
十年前，他们要到哪里找导师呢？除了美国之外还能到哪里呢？但正是在十年和二十年前，美国空军（用美国自己的词汇）在对东京的大规模的闪电袭击中，造成的伤亡超出了“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次军事行动”。--------「用美國自己的詞匯」應該是「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 還有穿越到二戰的「美國空軍」就更囧了，就算原文是「USAF 」也應該加個註解，說明那時候隻有美國陸軍航空兵。
（原文果然是USAF, 作者真囧～）
无论是党卫军成员维利•舒尔茨（Willi Schulze）还是下士鲁迪•米勒（Rudi Müller） -----對照後文，「黨衛軍成員」也應該是個軍銜，而軍銜怎麼能 翻譯成 「黨衛軍成員」？
（原文是 SS-man ，即使是泛指，那也是党卫军人较好）
获胜的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经由它们的巨大牺牲——已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永远摆脱了兵役，并承担起了保护你们自由的责任。--------「Allied Nations 」 翻譯成「聯合起來的各個國家」 ～，不靠譜的中文偽基都知道， allied nations 是 「同盟國」
（查了，原文是 UN, 联合国）
-------儘管如此，書還是要看的。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三)：人类学笔记一｜关于德国人为什么会发生纳粹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一直很疑惑，德国这么个崇尚自由和理性的国家，为何会频频发生独裁事件，而且会有世纪大暴走的纳粹事件。
关于这件事，从我孜孜不倦得阅读二手材料和走访德国本国得体验来说，可以总结一下了。
关于手边的书，是这本《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该书开篇写了一个德国小镇，十个纳粹党员，都是小人物，参与同一件焚烧犹太教堂的恶劣事件。随着深入走访，采样，了解故事，一次又一次的谈论自己过去的故事。这位美国作者这样解释到。
－向往自由的德国人只能拥有一个铁腕独裁政府
德国人向往自由，善于思考，崇尚理性。这是我们从侧面观察出来的，但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是这样对作者说的：正因为我们是真正崇尚自由的民族，所以我们无法忍受无政府状况，这是我们和我做的所有哲学家政治家极力避免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腕独裁政府，而且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你们美国，你们的总统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统治者，而你们作为人民这个整体，又行使着非常巨大的权力。这在我们，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怎么也受不了被一位“公民”统治，无法服气，他必须充斥着一些神性。
其实莫名其妙地，来自奥地利的希特勒就被神话了起来，而且中后期的他自己，也活在自己给自己洗脑的世界中，无法自拔。不过希特勒做了什么，而是当时德国需要他这样做。
－小人物随波逐流，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起不到作用
看到有一个讨论的方向是说，是群众是所有的小人物造就了纳粹党和希特勒，因为他们太脆弱太需要被保护了而且当时的社会极其需要一针肾上腺素，所以希特勒和纳粹就给人群来了一针，用骄傲的口气说，我们是最棒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德国人不关心国家怎么想的，对于小人物来说，政治过于神圣，不是他能随意左右的，所以他们不会去讨论社会怎么了政府对不对，他们只是需要一日三餐被好好照顾和不要失业。
所以当有些人认为加入纳粹党就会有工作有面包有地方住，他们就去宣誓了。而且所有的德国人都讨厌共产主义，果断的和任何有共产色彩的东西划清界限，而共产主义的对面就是纳粹党。当一个小人物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的话，他会这样做，他加入纳粹党。
所有的小人物都是很实际的，加入纳粹党可能显而易见的改善生活质量，他们就会果断这么做。
至于后期的犹太人迫害事件，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那是假的，是共产主义阵营的捏造事实。而这些小人物，他们对历史没有作用。
－宗教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纳粹会给予帮助
纳粹从一开始就这样，他在宗教事务、家庭问题乃至所有事情上，都能提供帮助。它确实在监管人们的生活，但不是监视他们，而是在照管他们。
当时的德国人被告知：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每个“遇到麻烦”的人，他生病或陷于贫困之中、失去工作或者房子，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在德国，之前没有一个组织做过这些事情，也许其他地方也没有。说真的，对人们来说，这样一个组织是无法抗拒的。在德国，处于困境中的每一个都不会孤独无援。
但是这种被照顾的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在犹太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身上。只是当时的宗教，力量太有限了，德国人甚至觉得上帝去住到了邻居荷兰那里。
－大部分德国人觉得自己主动放弃了世界而感到惭愧
说到纳粹时期，就一定离不开犹太人话题。书中采访了一位当时著名的英雄，他在宣誓效忠纳粹党之后，连续不断得救出了上百位被迫害得犹太居民，但是就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英雄，他觉得惭愧。
因为当他宣誓的时候，他已经主动放弃了全世界，是一个死人了，所以之后所有的营救动作，都只是出于对于生的留恋，只是他自己已经不会感到安慰了，只有对全世界的愧疚，是他主动放弃的全世界。
他说，如果全国上下和他一样有良知的人当时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效忠纳粹党，那时也许整个纳粹计划就流产了，也不会有上千万的犹太人遭到迫害，但是他没有，千千万万的他也没有，所以就算事后救出了几百人几千人又有什么用呢。世界在那一刻就被他们遗弃了，他们带着这样愧疚的心里过永生。
这是充满着惭愧的一代有志青年。
所以总结来说，所有的关于纳粹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错，也不是全部人的错，更不是群体无意识产物。这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精心策划的埋葬全部人的大坟墓，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往里面迈了一步。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四)：正派的人如何成为纳粹？
米尔顿·迈耶是一名德裔美国犹太人，同时也是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迈耶是一名虔诚的贵格会教徒，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否认或隐藏自己的犹太血统。在50年代成为教徒后（这段时间正好是他在德国进行采访和研究的时候），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战主义者，热心地投入各种反战运动，比如1968年他在美国著名的“作家与编辑反战争税”（Writers and Editors War Tax Protest）宣言中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将拒绝付税以表达对越南战争的抗议。
迈耶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而他的观察和思考也全部写进了这本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迈耶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初衷非常简单，他想亲眼看看“纳粹分子”究竟是怎样的人？“正派的人”是如何成为纳粹的？迈耶从他旅居的小镇克罗嫩贝格找到十位曾经历纳粹时期的小人物，他们是非常普通的德国人，分别是裁缝、木匠、推销员、面包师、教师、高中生等。迈耶长期采访他们、记录他们的言语和观点，并试图还原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身上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全国失业率节节攀升。在希特勒政权上台前，书中的这十位小人物都处于失业状态。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权上台后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而正在那段时期内，纳粹依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而迅速壮大。
事实上，纳粹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当时德国兴起，源于上层和下层的两种社会张力，当“大人物们”——政治家、银行家、学者等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普通德国人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也接受它。受访的十位小人物之一汉斯·西蒙，是德国第一批纳粹分子之一，也是小镇上的第一位纳粹党党员。他告诉迈耶：“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
除此之外，这十位小人物都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希特勒所塑造的为“小人物”发声的形象，使大多数人产生一种错觉：希特勒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因此也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作者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这其实是一种对极权领袖父权式的崇拜，元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
因此，当这十位小人物回顾过去时，他们都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有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没有人受冻挨饿，人人相互熟识相互帮助。在这个极权主义的机器中，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安于生活在纳粹共同体的内部，完全不知道在德国之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共同体阴暗面存在的猜疑、恐惧、诽谤和迫害，他们唯一的恐惧是共同体倾覆之后，没有工作没有食物没有安稳的生活，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只要纳粹政权还在，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波及。
本书于1955年出版后，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当时英语世界的读者普遍认为，纳粹主义已经被终结了，纽伦堡审判已经给予纳粹罪行应有的审判，人们可以翻过历史的这一页了。而现在（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之间武装到牙齿的对峙才是文明世界需要关心的事情。但随着当时美苏冷战形势不断加剧，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战后的世界变成了战前的世界，解除武装变成了重新武装”，一切仿佛又要重现。人们好像又回到了担忧战争的焦灼状态，这时候读者才开始注意到这本书以及迈耶的工作。
写完本书之后，迈耶常常觉得与他朝夕相处的这十位纳粹朋友并不是“德国人”，或者说是某一国籍、某一民族的人，他们身上的善良和邪恶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如果30年代狂热的纳粹思潮裹挟着这些“小人物”卷入历史，那么今天或者明天，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大洋彼岸。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保留了本书初版时的结尾：“让人们放任自流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逼迫我的十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七千万同胞，重新把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奉为一种民族生活方式。”这段话在1966年具有价值，和当下的世界也依然有某种相关性。在作者悉心保留的这段珍贵口述史中，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它迎合了背负着战争包袱的德国人那种无处发泄的愤怒心态，唤起了整个民族的狂热，这种狂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人类的浩劫。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迈耶目睹了美国的军事占领，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深知如果要德国人开始另一种迥异于纳粹体制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看看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在一个自由的平台上自由地讨论，是自由社会有别于奴隶社会的唯一实践。”
但是一切并不顺利，战后德国分裂的事实使迈耶的期待再次落空，为什么德国人会接受来自另一个国家近乎野蛮的“自由输出”？在作者看来，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差别，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德国人想要活着，“他们发现我们称为奴隶制的事物要比死亡少一些可憎之处。”
在自由和生存之间，迈耶的十位纳粹朋友曾坚定地选择后者。而对于一个还未走出极权统治阴影的国家来说，无论是纳粹还是东欧极权，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经过一段痛苦而漫长的反思和转变，只有在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只有意识到自由是内生于公民意识与责任的一部分，才能真正摆脱“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状态。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五)：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相继读了《乌合之众》、《路西法效应》以及《对权威的服从》，最大的收获在于不再苛责人性不再妄言道德，人性的脆弱是一种通常的状况而非偶然的错误。以上三本书，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浅出的阐释了，人之于社会群体的渺小，往往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此书，恰恰截取了一个典型德国小城镇，在纳粹十二年执政史中，十个各不相同的小人物的经历，以更加清晰可信真实的方式再一次探讨平庸之恶。十个人的背景，足够勾勒出七千万德人的大概形象，从纳粹兴起前，到纳粹鼎盛时再到后纳粹时代，以口述的方式介绍了一段国家历史以及其中每一个人的心路发展。作者试图要归纳一种标签化的德国人概念，但事实上作者明白这样的绝对定义其实是不存在的。并非是身为德国人，所以才犯下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系统性杀戮，而是时代的灾难与人性本身的脆弱交织令普遍的恶成为可能。私以为二战的正面性，绝非消灭了邪恶，而是停止了战争本身，短暂结束了系统性的杀戮。客观的讲，纳粹通过民选的形式上台，尽管存在很多煽动与蛊惑，但联系时代，其繁盛却是必然的，带来的短期结果是正面的，如果顺应民意是某种政治正确，那纳粹就是正义的，这也是为什么十个人无论价值观有多么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对纳粹都抱有一定希望。我们常说群众往往是愚昧从众的，讽刺足够有力，但现实总是这么实在。作者言，德国七千万人，一百万的狂热纳粹分子，一百万的反抗分子，剩下的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着这场灾难。我试着去思考我们这一小撮的处境，没有外力的干涉，帝国之下必然是一片死寂，苏联的倾覆，只是幸运的巧合罢了，一次也许不可复制的成功。最后部分，作者有对两德重新被武装的忧虑，以及明显意味的对资本主义正义观的怀疑，想来，作者一定没有预见冷战的结束以及在某个时间段内，历史的终结，只是秉持知识分子的道义，去怀疑所有一切，去捍卫自由之价值。庆幸冷战结束以及西方世界的胜利，不能带来绝对的可能，至少保留了希望。对自由的苛求，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比起唤醒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如从制度上让人们获得自由所带来的好处，然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依旧无解。很多地方的翻译不是太通畅顺达，读起来感觉不好。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六)：转徐贲的书评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徐贲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读中译本，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一“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
二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但是，身为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会发挥主导作用，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没有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开始。但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的一种选择。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三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皮奥里亚”（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七)：《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德国的《菊与刀》
买下并打开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它高逼格的封面和副标题——1931-1945年间的德国人。看到这样的副标题也许你会以为是一本纪实文学，作者迈耶的记者身份仿佛也在为这个判断作背书。阅读第一章，你会发现他的叙事的确有纪实文学的样子，假想了几百年前一座普通的德国小镇的场景，自然也就过渡到了10个普通的德国人在纳粹跳梁演出的那些年代的生活场景。但是这一段令人愉快的阅读体验到此戛然而止，接下来就出现了大段的思考、判断、对话。真是让人一头雾水，以至于看了看尾页多达340页令我产生了退却的念头。但是我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跪着读完了自己选的书。这本书乏味的对话部分掩抑不住从第二部分开始的熠熠光彩。和著名的《菊与刀》一样，如果读者想要了解战争时期的德国人（日本人）对于这场充满邪恶、阴谋的战争的看法的话，这两本书绝对称得上是无可挑剔的引路人。
关于希特勒为什么致力于屠灭犹太人，用心理观点来解释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归根结底，他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给人民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许诺，但是面对一战后颓废的德国经济，他必须从富裕的犹太人开刀，剥夺他们的财产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可是对于德国为什么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且两次成为了战败国，历来都有很多的看法。而且最可疑的是，德国纳粹为什么真的能够利用人民赋予的政权灭绝人性地对待犹太人，也历来有着无数的解释。但是如果从一些道德、人性、好恶来解释，即使说得通也不免令人觉得没有完全被说服。这是一本1954年写成的书，直接就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德国人和犹太人太像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友善地共存。”他们的际遇太像，而对待这个际遇的想法又太过不同，产生矛盾其实也不过是情理之中。
德国和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上是两拨后来的可怜孩子。当英国已经光荣革命，当法国已经有了全国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德国还处在分崩离析的争斗中。即使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地区统一成功，在一些边缘的州市竟然还有着自己的国王。这样一个脆弱的共同体中的人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害怕自己的共同体何时会被自己的离心力甩开、亦或是受到巨大的外力冲击而分散。和它的邻居相比，德国人无往而不处在巨大的恐惧和担心之中。恐惧之中的人趋向于把自己的安全范围扩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于刚刚成为一个共同概念的德国人来说，这个范围也许是无限大。所以德国的侵略成性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嗜血，只是因为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罢了。这是他们反抗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而常年处于欧洲各国流亡的犹太人，他们连自己的土地也没有，又怎么扩大自己的安全范围呢。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隐形地融入当地的社会，让大家都不要关注到自己，用隐形形成自己的保护伞。这两种心理的源头是那么一致，它们各自长出的行为逻辑又那么不同。也无怪乎一经煽动，激进分子对于犹太人的怒火会生发为所有人的怒火。
但是事情真的有刚才说得那么高大吗？逻辑上的推导不算太难，但是当我们真正考察当年德国人的行为时，就会发现，根本没有这些心理情况的变化那么复杂。实际上的动因比这个更加直白：大家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罢了。由于那种对于脆弱共同体的担心，德国人的肩膀上都充满了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得不到排解，就会演变成人的稳重和不争。法国人总是在担心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权力，他们都想要自己做上帝。相反，沉重的德国人希望有一个带头大哥，为所有人指出一条出路，他们希望对希特勒的依赖和信任能够消解自己心中的不安。所以当纳粹甚嚣尘上，在德国掀起一阵飓风的时候，没有人有心思站出来指出他的凶暴、他的不合法。也许有吧，但是这样的声音会迅速被排挤在主流的思想之外。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民并不讨厌这样的领导人：如果他能够解决我今天晚餐的面包，那让他戕害一些犹太人、侵犯一些公共权力又有什么关系呢？以其众者而观之，人民关注小事的敏感远远高于什么“大义”。
每个国家都是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句话诚不我欺。但是人民，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是庸众、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是缺乏思考能力的执行者、他们是众口铄金的愚夫愚妇……当小人物有了一个狂欢的舞台，你还能指望什么好的未来吗？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八)：金安平：“小人物”为什么变疯？
《读书》2014年第4期
来源网址：http://page.renren.com/600970034/note/924393962
这是一本反思德国纳粹主义社会基础和政治心理的著作。
作者米尔顿.迈耶是个记者，所以他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是按照采访实录的形式写的，但这远远不止是一个采访手记。
这部著作的结构简直就是一个剧本！一开始，就是一个戏剧的序幕，插进了德国一个叫克罗嫩贝格的古老市镇在1638年11月9日午夜的一个片段做引子，那是由那晚镇上两座教堂错落的钟声、领着养老金的守夜人整点报时的喊声以及他唱着的“克罗嫩贝格人”的“催眠曲组成的”。接着舞台一转，行文另起一行，便直接到了300年后1938年11月9日，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和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子。这本书所有真正的故事都是从这一天、这个事件开始的。
11月9日是德国纳粹党为纪念1923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的暴动而设的一个纪念日。十五年后，在1938年的11月9日这夜，德国以疯狂的反犹行动度过了这个日子：在纳粹党首领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奥地利各地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私人住宅，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凌辱和逮捕大批犹太人。这一夜，几百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夷为平地，几千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几万名犹太人在自己家里被捕。这一夜砸毁的玻璃随处可见，被称为“砸玻璃窗之夜”，据德意志保险公司的代表讲，光弥补这项损失，比利时全国玻璃工业就要生产半年。由于被砸毁的玻璃晶莹透明，所以居然还有一个反讽的称呼为“水晶之夜”。
书中提到的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一个只有2万人的市镇，包括一个有900年历史的犹太社区和600到800个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之前，这里有两个大教堂，其中一个是犹太堂。在这之前，镇上不多的犹太人和其他所谓“雅利安”人虽不甚了解但也算和平相处。这里从未产生过什么大人物，迈耶采访的10个纳粹分子，原本的身份不是裁缝、木匠、面包师就是推销员，稍微体面点的职业也不过是这个城镇上的警察、教师和收帐员。当然还有一个是高中生。他们虽然在1933年后陆续加入了纳粹，成为了当地纳粹组织的骨干、冲锋队员，但曾都是“良民”，回到家中就是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儿子，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还有好几位本来是反纳粹倾向的。但是，1938年11月9日这个夜晚以后，用迈耶的话来说，“小人物变疯了”。
迈耶对这10个纳粹分子在1938年11月9日午夜到10日之间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的记录，充满了戏剧节奏。以熊熊燃烧的犹太会堂为中心，迈耶用了10个场景，分别再现了这10个人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介入这一事件的：有传达纳粹上级党部焚烧教堂命令的；有直接参与浇油焚烧的；有以消防队长身份置身火海中间的；更多的是心惊肉跳或者兴奋异常地在一旁围观的，当然也有如面包师韦德金德这样的纳粹党街区干事，怕惹麻烦而漠然躲开的。但无论怎样，这夜后，克罗嫩贝格镇上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缓和带完全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撕破了。连同“约柜”一起焚烧的犹太会堂的倒塌，逼迫着、驱使着整个镇上的纳粹居民与犹太人只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作为德裔美国犹太人，迈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就是：大多数纳粹分子甚至一些骨干其实都是德国的普通人。他好奇的是这些普通人成为纳粹的原始冲动和动力来自何处，换言之他们变“疯”的理由是什么。
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Jonah.Goldhagen)曾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年）中专门探讨过为什么那么多德国的普通人、文明人会成为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志愿执行者，他主要是从排犹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德国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残害和屠杀犹太人，是希特勒妖魔化犹太人、德国排犹太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德国学者格茨.阿利(GÖtz 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2005）则罕见地从德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财产角度进行了剖析，他的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的生存状况要比战前好得多，被占领国的许多财富、全欧洲的犹太人的财产被征收、变卖后进入了德国国库和普通士兵腰包，这是许多德国人愿意为纳粹卖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迈耶的这本著作早在这些研究之前，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就写完此书。他的深刻在于他直接指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政治和人权层面的基本概念——自由。自由是一种权利，是人对自己生存空间和实现个人意志空间的希望、要求和争取。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
迈耶所访谈的这10个小人物，都是因为加入纳粹而获得了新的身份：54岁的裁缝卡尔.海因茨.施文克成了当地冲锋队队长；36岁的木匠卡尔.克林格尔赫弗成了当地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队长的副官；28岁的事业的推销员海因里希.达姆成了当地纳粹指挥部办公室主任；51岁的面包师韦德金德担任着所在街区纳粹党的干事；42岁的收账员汉斯西蒙是这个镇第一批纳粹党员并担任了支部的领导人。34岁的中学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做了纳粹军队的中尉，他说他的学校35个教师中只有5人从未加入过纳粹党。
在迈耶的采访中，9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他们参加纳粹是出于自愿，是自由的选择，也是对自由的选择。参加纳粹使他们都获得了某种“好处”。在进行访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二战结束还不到十年，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虽然对屠杀犹太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认为是“过分了些”，但并没有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迈耶指出，“不是自1939年而是自1933年以来，我的10位朋友都被告知，他们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他们相信自我保全是第一自然法则，是各个民族和所有兽群本性中的第一本性。”
实际上与其说德国人接受纳粹主义是出于自由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服从和非理性。“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们、诺伊拉特们、沙赫特们，甚至是霍亨索伦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那位收账员西蒙就这样对迈耶说，“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而那位面包师则说，“没有时间去想，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
迈耶总结了这些小人物自己承认的参加纳粹的理由，即“害怕和好处”，“害怕”暴露了事实上的不自由，而在说到“好处”时他们中有人会数度脸红。更重要的是迈耶用了“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即“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来描述德国民众的心理幻觉和理由。
他们做过的这一切真的是free的吗？这个free既可以理解为自由的，也可以理解没有代价的。而他们其实既可能不是出于自由，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是在纳粹主义最高潮时。1938年11月10即犹太会堂纵火案之后的第二天，一群孩子在从一家玻璃被砸烂的犹太人糖果店里搬出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的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则站在一旁看着。这时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然后转向那些父母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成为强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孩子离开了。他们也许是意识到了，当德国“雅利安”人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因此可以任意伤害甚至放纵孩子对犹太人作恶时，把自己也降低到劣等民族的危机就已经出现了。
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完成于二战结束后的不久，看来那时德国人的反思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自我救赎也没有完成。迈耶从一个美国人的立场和理念出发，认为应该向德国输出和培育真正的自由精神。而无论是纳粹兴起的理由还是德国没有完成反思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自由也是一个具有时限性和相对性的概念，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对自由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即使肉体被束缚，只要心脑不被压制，对于自己而言都可称之为自由。那么，德国人理解的自由、德国人以为的自由，为什么就不是自由呢？谁来裁定呢？
显然，作者迈耶也十分纠结。在德国为该书作调查期间，他成了贵格会的教徒。“贵格会”为英语Quaker一词之音译，意为颤抖者，因建立之初，在聚会时常有人激动得颤抖而得名。贵格会的特点是直接依靠圣灵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与社会生活，具有神秘主义的特色。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九)：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徐贲/文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读中译本，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一“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
二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但是，身为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某些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会发挥主导作用，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没有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开始。但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的一种选择。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三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皮奥里亚”（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后感(十)：自由地选择与灭亡——《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读书札记
在2004年的影片《帝国的毁灭》之中，戈培尔这样说到：我从未强迫过人民，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现在，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66年，美国记者米尔顿.迈耶就在纪实著作《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一书之中，通过对于“小人物的纳粹德国”的刻画，为戈培尔的话添加了生动客观的注脚。在这里，极权主义以及威权领袖并非以人们一直以来熟稔的形象出现，而面对那些平凡生活的、“细节之中的魔鬼”，我们则会因为过于熟悉而觉得陌生和不真实——建立在纳粹德国体制之上的，除了遥远的政治中心柏林、亲王大街的秘密监狱以及高谈阔论的党务领袖之外，还有着如克罗嫩贝格小镇一样普通而毫不引人注意的“小环境”与“小人物”——建立在柏林元首官邸和千万个克罗嫩贝格小镇之间的怪异联系，就构成了庞大、可怖却又不失效率与理性的集权体制。
但是在我们检视这一切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排除长期以来印刻在人们脑海之中的一般印象：即便是在万字旗高扬的德意志，国家与社会、个人的一般生活也从未因战争或政治运动而终止。德国的的确确处在元首的意志之下运转，帝国国会、政府与纳粹党也确实将独裁的机器开足马力并且延伸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但是千百万的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居民们——并不是终日存活在盖世太保、党卫军、宵禁与秘密逮捕的阴影之中的。参议教师仍旧在中学讲授莎士比亚，教会——无论是新教亦或是天主教——仍然照常布道、祈祷、举行仪式。人们关心的，与其说是哪个部长或者地区主任的命运，不如说是休戚相关的小镇的物价、工作和教育。德国人并不是在与极度的恐慌之中从魏玛步入“完全的”第三帝国时代的：他们处在一种半麻醉半担忧的环境之下，而这种担忧，一如那位牧师的反应，在大祸临头之前，也仅仅只是一种“不断加强的”担忧而已。总而言之，对于千百个克罗嫩贝格来说，国家机器、刑罚与法度的威严，并不一定比得上镇上那位警察先生来的更大。
但是这又让人迷惑：如果说人们是在一种高度的压迫和恐惧之中接受领袖为他们指定的道路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极权的阴影还远不足以吓住他们时，他们为何也踏上此路？米尔顿已经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他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换言之，他们自认为这条道路确实是适合于他们的。诚然，生活在克罗嫩贝格的居民都是典型的“德国人”——严谨、文明、礼貌、节制、一丝不苟。他们没有对于犹太人天生的仇恨，也不会毫无理由地随意接受来自柏林的一切指示要求。当冲锋队烧毁犹太教堂时，父亲训诫年轻人“你难道想看到他们烧毁神的殿堂？”当犹太人因为移民法令而被迫离开小镇时，警察霍夫梅斯特先生站在车站旁边同他的犹太朋友握手告别；当党部命令教会中止一项宗教仪式时，法贝尔牧师如此回答：“是教会，先生们，而不是国家来决定这里的一切。”然而每个德国人心中都怀有相似的潜在情怀——自一战战败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却来得要比以上这一切都更强大，也更可怕。心理学家荣格.卡尔.古斯塔夫说过，“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典型的德国嫉恶观——德国恶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的常常迟到者。”在凡尔赛条约重压之下的德国人，同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希特勒“魔术般”的政治煽动力可谓是一拍即合。经历过无力的魏玛政府，他们渴望着能有一个强大的领袖和政府能够带领德国重新返回欧洲舞台，重振久颓的民族精神。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可以甘愿用一些代价来交换——损失一些自由，在德国人看来实在不算什么，或者至少得到了更好的结果。“当我带着纳粹党徽和党员们坐在一起时，你无法想象我的心情多么激动。那是一种安全的归属感。”直到大战结束，去纳粹化已经结束多年的1966年，前纳粹党县办公室的主任海因里希仍旧这样认为。这也许与纳粹主义无关——集体主义或许是大战之后失落的德意志民族最为需要之物，而希特勒仅仅是恰好抓住了这一点而已。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任何威权领袖的长时间执政都不可能是强迫人民选择的结果——在这方面，武力并非高效率的工具（或许齐奥塞斯库会认同这一点），而政治技巧与手腕才是。威权领袖并不会在一夜之前将人们生存所必须的一切自由剥夺殆尽，而是“温水煮青蛙”，循序渐进地麻醉他们。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于计划经济背后必然接踵而至的极权政治的担忧，不是梦呓，而是历史已经再三证明了的：在苏联，它表现为革命、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大饥荒以及最终的大清洗；在德国，它体现在全德无处不在而无微不至的纳粹党机构。在克罗嫩贝格，纳粹党不仅提供了工作，还控制了经济以及教育。冲锋队长是失业的裁缝，办公室主任是失业的推销员，劳工阵营负责人是失业工人，而同样是这位负责人，既可以解雇工厂中的工人，也能够关停虐待女工的商铺。就这样，国家开始深入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开始无孔不入。从你的教育，再到工作，最后到医疗和养老，你都能看到国家和纳粹党的影子。到最后，你既是无力反抗，也是无心反抗。计划经济之下的苏共以及斯大林，也是用面包和屠刀就轻而易举瓦解了反对派，震慑了民众，控制了知识分子。除了少数有清醒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确实处在自由选择的环境之中”，因为这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最初意愿进行的。而对于这些人来说，要么顺从地走下去，要么激烈地淘汰自己。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党，都不具用有超自然的能力。恰恰是为他们的口号与纲领高呼万岁的人民用实际行动将议会执政席位、总理府，最后直到全德国的一切拱手相送——这一切还发生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之下。不可否认，纳粹党以及作为独裁领袖的希特勒确实采取了高压政策，这些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对于德国人的选择、意志产生了胁迫和欺骗。讽刺的是，“行善可以隐姓埋名，人民的权利可以被代表行使，罪孽却不能被隐藏，也不能以代表的方式清算”。当纽伦堡法庭将战犯送上审判席时，他们清除犹太人的决定却并非仅仅来自于万湖湖畔的秘密会议——反犹的思潮早已吹遍德国，实际行动之中，普通德国人也绝不会比他们的领袖更加消极。在清算之时，领袖固然拥有原罪，但是所谓的“人民”，却又应该处在审判席的何处呢？
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荣格女士在片头说，没有人逼我这样做，去柏林是我自己的选择。在片尾，她又说：我终于知道了，年轻，不是借口。平庸的恶永远都存在着，只是对于古老的东方民族而言，他们何时才能用尽自己的辩护借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