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10篇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是一本由江勇振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全二册），页数：8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一)：作者无聊的扯淡，毁了胡适先生光辉传奇的一生。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说，其实什么都没说。
纪实的著作又怎么能这样写？来不来就是学界公认最权威，你得到谁的公认？书里处处透着不可一世的语气，虽然对史料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但这种霸道的口吻让人相当的生厌！
本来第一部是不错的，但到了续集，作者似乎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除了自己，其他人总是有错。
在内容上，什么东西都扯进来，就像凑字数一样。以至于看了一百来页还不知道到底想陈述些什么。作者一开始就说不能被前人和胡适牵着鼻子走，我还挺高兴，但一百多页过去了，没看到他分析什么东西出来，要么搬一堆史料出来，要么就是否定别人，结果就是，作者连史料都抛弃了，完全随自己的好恶进行解读，不断地否定别人，不断地发新论。学界公认最权威，就是这样来的么？
在字里行间，也处处透着对胡适的敌意（是我误读了么？），“操控”、“伎俩”这类词的大范围运用，不禁让人遐想：胡适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以至于要被如此解读？当然，其中也不乏溢美之辞，但总是觉得相当别扭。在常人看来很随意的一件事，作者总是要发一点所谓的自己的独到见解。不知为什么，越到后面越觉得这个作者不是在写传记，而是专门在卖弄自己独到的学识。这种不规范的用语，甚至让人怀疑，作者身上是不是还存在着“流氓习性”？
要说本书一无是处，也不见得。我觉得，至少能让猎奇的人发现新大陆什么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普及了胡适先生的一些生平。
推荐余英时、周质平先生他们对胡适的研究著作，《重寻胡适历程》、《光焰不熄》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看胡适先生的原著。新推出的《胡适文存》十二卷影印版就不错，当然还有98年北大的12卷本也很好。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二)：顾一清：绝代佳人胡适之
1917年年初，《新青年》杂志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9月10日，胡适到达北京，就任北大教授。由此，这两只安徽的“兔子”在另一只绍兴“兔子”蔡元培执掌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祭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随后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是时，蔡元培正当知天命之年，陈独秀年将不惑，而胡适恰逢青春，年仅26岁。
江勇振先生的鸿篇巨制《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就从胡适进入北大写起，讲述这个留学生归国后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巅峰十年（1917—1927）。这部大作上篇404页，下篇441页，巨细靡遗地诠析了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绩、思想动态和生活情状。书中的内容丰富得要溢出纸面，这里只挑几个关键词稍作梳理，或可管窥一斑。
关键词1：北大
胡适自己很清楚，没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他的人生完全会是另一个面貌。这里单说北大。可以说，胡适的“暴得大名”跟这所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恰如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中所说，“北大就像一个麦克风，每个通过北京大学来发言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
胡适早就梦想祖国有一所可与哈佛、牛津、剑桥相颉颃的高等学府，因此，他回国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造国之大学”。胡适加入北大不久，就成为教授群里的超级巨星。他一人身兼文科三个研究所的专题课程，还担任英文门教授会主任。胡适参与了好几届入学考试的命题，便借此宣传新文化（上篇213—222页）。
不幸的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学潮不断发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四运动——本书借杜威的视角来观察这场运动（上篇76—89页），可算是一个亮点。作者指出，“胡适积极参与校务，在在地表现在他对北大未来校舍、校园的发展计划上。”接着他介绍了北大搬到西山的发展方案，请茂菲（Henry Murphy）做校园建筑设计与规划（上篇91—94页），后来因经费问题不了了之。这个未能成功的故事一般较少提及，也是一个闪光点。
关于胡适在北大的教学情况，第五章“教学相长”一节（下篇53—78页）做了详细的梳理，条理也很清晰。作者在比较系统地翻阅了《北京大学日刊》之后，在北大学制上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北大曾经一度实行三学期制，胡适初到北大时，9—12月为第一学期，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教育部把三学期制改成了两学期制。
从1920年秋天开始，胡适的身体一直不好。1922年年底，他又病了，出院后向北大请假一年。1925年8月，胡适离开北京，11月在上海向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辞职，此后基本中断了跟北大的关系，直到1931年回北大任教。
胡适的名字除了跟“北大”联系在一块之外，跟“杜威”或“实验主义”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从日本到达上海，5月27日抵达北京，成为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的目击者。杜威这次访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陶行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邀请安排的。杜威这才发觉，他的学生胡适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杜威在华的不少讲演，就是胡适站台翻译的。因此之故，胡适成了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成了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所下的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
自1919年3月9日起，胡适在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的“学术讲演会”上做了一系列演讲，题为“实验主义”，后来整理成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胡适对这篇文章颇为得意，声称“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没有一部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然而，胡适这篇东西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用语生涩粗糙，行文东拼西凑，根本没有步入杜威实验主义的门槛。不过，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和《哲学亟需复苏》两篇文章成为胡适“芝麻开门”的锁钥。到了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才算真正入门了。（上篇113—130页）
在江勇振看来，实验主义不仅塑造了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胡适天下闻名的好政府主义就渗透着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不过，胡适和杜威之间也存在分野，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上篇161—178页），但行文枝蔓，不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试着归纳一下他们的差异，不知道对不对。其一，胡适坚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谈的是“笼统”的幸福，而杜威对功利主义持批判态度，要的是“具体”的幸福（165页）。其二，在杜威看来，“民治”是“民有”与“民享”的先决条件；而在胡适眼里，“民治”只不过是“手段”，无关宏旨，“民享”才是民主制度的鹄的（175页）。
关键词3：科学主义
五四时期，胡适们有两个信仰，一是“德先生”（Democracy），一是“赛先生”（Science）。但揆诸实际，明显是赛先生压倒了德先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德先生”甚至成了敏感词。
不消说，胡适是科学主义的大拿。他老人家一生都在示范何谓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归国十年，胡适最大的成就是在文坛、在文化的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第六章“哲学佛教，历史与文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胡适在这十年里的学术成绩。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有上部，但在20世纪初独领风骚，缔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典范。蔡元培、梁启超等都赞佩有加，此处不赘。不过，作者更强调该书“糅杂挪用、调和折衷的特性”，认为它套用杜威的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
在“红学”方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他的“自叙说”支配了《红楼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至今余波未息。
或许可以这样说，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就是以科学主义为宗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附带提一下，第七章检讨胡适的翻译，也是他回国后的重要成果，但疏于剪裁，冗繁得要命。
关键词4：自由主义
胡适在学术上奉行科学主义，在思想上讲自由论民主。《易卜生主义》就是这个阶段胡适的个人主义的宣言，也是他成长轨迹里一篇重要的文献。
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时过境迁，必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昔日同一阵营作战，而今也不得不分道扬镳。这里说的是《新青年》群体。从“坐而言”走向“起而行”，陈独秀、李大钊开始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政党闹革命。而胡适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间隙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掀起“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上篇255—268页）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最足以表现两派的思想分歧。一个反问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一个气得发抖：“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下篇310页）
那个时代新旧杂陈，变动不居。胡适也有激进的时候，到了莫斯科，他甚至动了成立自由党的念头，要搞社会主义的试验。但江勇振为了标新立异，死也不承认。在他笔下，胡适钟情美国到了地老天荒的地步，“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下篇330—352页）而浪子也有回头的时候，北伐以后，胡适甚至一度右倾到法西斯蒂的程度，大声疾呼“革命有理”。（下篇374—381页）
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胡适”二字包涵了太多的内容，甚至有点光怪陆离，就像1921年沈雁冰初见胡适的印象：“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
深圳《晶报》2013.10.12
http://jb.sznews.com/html/2013-10/12/content_2647849.htm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三)：胡适传的用途（或者说苦逼屌丝读传记的用途，呃，扯远了没收住）
一般来说，这本偏学术的人物传记，可能多半会被专业学者、学生或民间历史研究者等等收走，可碰巧也能出现个本人这样偶尔愿读些传记的屌丝。
那么屌丝为啥要读学人传记呢，这里把我的欲望构成闲扯一通。
看传记的一大需求之一，是我喜欢在读书的过程中在脑海里cosplay，把自己想像成传主，读一段意淫一段。另外，我有一些轻微的不知叫什么想像代入症还是什么的，看成功人士（商、政）传记之后我脑袋容易犯抽，抽的过程中各种自以为是、各种觊觎天下、各种牛逼，有极大的毒副作用。读学人传记，前一阵还读了读别的，好像副作用小一些，当然，读到这大爷北大任教月薪280块大洋的时候，也冲动了一下上租房小组租他个一室一厅。这纯属个人残疾，不适用于他人。
看传记的需求之二是装X，那么我认为装X也有几个层级。比如你读到胡适洗澡这一段。
第一层级读到“从记录来看，他不是一个常洗澡的人。平均看起来，半个月到一个月一次。”这一句就够了，不管是酒后吹牛、还是跟老爹叫板，记好了出处也就是书名，然后就直奔下一个点。（当然你都不用，一般来说你学校只要有中文系什么的文科专业且图书馆不是荒废状态，这种近年来的重要作品一般都有，没有你登个记过几天也就有了）。
第二个层级可能是要读到“1921年到1922年是胡适一生中日记记得最为详尽的两年。然而，他很有可能详于学术思想方面，而轻于日常生活起居的记录……因此，洗浴的记录在1921年以后完全有可能漏记。”其实这段说得是关于某一段时间四个月没有洗浴记录的解释（天知道适之先生为啥爱记这个），但楼上那个层级的不知道啊。这个层级的优势就是不单知道一级的事儿，二级的储备还可用于补充或反驳，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那，第三个层级就读到关于记录当时北京“四合院没有自来水以及没有下水道设施的观察，亦即，北京人如果要在家里洗澡，就必须雇水夫打水、煮水，再雇水夫把用过的洗澡水打出屋外去。”你看，记到了这里不单可以接得住二级的话茬，还把话题的关键点上升到了社会民生。 以致不只适用于胡适洗澡相关的话题，以后你再看见大清剧里出水管子…………你懂的。
那个，其实下面还有，但我忽然醒悟扯的尼玛太远了。其实我是想夸这本书写得详尽，而且把传主写得像个“人”。关非是说一定要在传记中贬损传主也是写得有人性，而是传主的行为在他笔下读起来“正常”。最怕就是那种把所有的偶然都写成必然的传记，一旦COSPLAY，必然中毒。
详尽或许对于研究来说有举证作用，对我来说。。。就是可以装得更纯一点。不管你聊八卦还是冒充才子，一般来说，还是跟日常人的生活有所关联才能引人兴趣，而这些，一般在传记里是要详尽些才有记载得。
好吧，写到这儿我已经完全忘了我是干嘛来的，不过我印象里这书是不错的。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四)：归国胡适的前十年
尹敏志/文
1922年年底，在胡适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明手法”，欲擒故纵，使自己在最后一刻入选上海一家周刊评选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后，他志得意满地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报喜。“成功这样容易”，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颇有些飘飘然：“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
1917年回国后，短短五年间，天赋异秉的胡适已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写新诗，便是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做研究，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到三十岁，便已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此暴得大名，唯有当年的梁启超可与之相媲美。但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明末陆桴亭曾评价王阳明道：“吾恨其聪明多。”回看胡适的一生，亦可谓聪明太多，反受其累。
恨其聪明
读过江勇振的系列传记《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的体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章节；第二部则以问题为导向，每章各研究一个专题，相互独立。这是不是体例不一呢？其实作者的匠心便蕴于此。1917年前作为学生的胡适，事迹相对简单，便于线性叙述。回国以后，感情、学问、事功不同方面皆大放异彩，再以时间为顺序不免混作一团，治丝益棼，分开叙述则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而且，江勇振非常热衷于反驳前人的错误观点，专题式体裁能够给作者足够的空间，将对手挨个挑落马下。
在序言里，作者便火力全开，批评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都是在炒冷饭。因为他们太相信胡适在书信、日记、回忆录里的一些“夫子自道”，不加辨析，“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陷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殊不知胡适一辈子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所以除了读胡适外，还要读胡适当年读过的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或至少与他齐平，才有资格研究胡适。至于在大陆学者中流行的拿胡适作为针砭当下的工具，指桑骂槐，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影射史学，更是歪曲事实，须一并廓清。
在第一部里，江勇振指出：胡适虽然一直自称实验主义者，但他的治学根基实乃实证主义；留美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克雷登（James Creighton）教授，而非哥伦比亚的杜威（John Dewey）教授。胡适继承了康奈尔客观唯心派教授的哲学观点，其名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
余英时曾认为，1914年时，胡适虽然“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若以江勇振的新研究结论来看，这绝对是未精研实验主义便下的错误判断。不要说留美时期，就是在回国后的前几年，胡适都未入杜威之堂奥，直到1919年与李大钊等人辩论“问题与主义”时，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
胡适自称有考据癖，他的假设与求证实不出乾嘉诸儒之矩矱，只不过安上了舶来的“科学”、“实验主义”名号，来迎合当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罢了。这是他不愿抛弃“用结果成功来定义实验主义”成见的根本原因。但杜威不会同意将结果是否符合假设来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因为就连选择和发现“事实”的过程本身，便已掺杂主观思考的因素了。所有用于“求证”的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经过人工处理的”——思考在经验的疏导下，不断地在不同观念间比较、选择、实验，这种“无休无止地思考问题的状态”才是实验主义的真谛。
胡适经常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一面挪用、加工杜威（以及赫胥黎、易卜生、穆勒等人）的观点；一面又不时夹带自己的独立见解。江勇振说：“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没有人会挑战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此时他的名气与地位“已经到了他无须担心被怀疑、被验证的地步。”
利用国内对于新理论的反应速度比欧美学界慢几拍的时间差，用一种“创造式翻译”的灰色方法做出“成果”，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仍然在沿用当年胡适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先秦名学、禅宗史、红学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其原创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胡适“聪明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理论采取彻底改写的方式，经过一番巧思后，再以洗练、优美的文笔出之。由于文章精彩，且紧扣当下，他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版税收入在全国数一数二。
即使不算丰厚的稿酬收入，单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拿的280元丰厚月薪，在当时就足以养活北京的五口之家三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年龄只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元，勉强维持生存罢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1937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苦涩地回忆道：“我的职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
真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作自修大学计划”的简短记录，可知毛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也包括胡适在内，而且胡当时对毛的态度应该并不好，给毛留下了心理创伤。荣格（C. G. Jung）曾说，人的心理存在一种“潜意识补偿（uncon-scious compensatory）”机制，毛泽东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1955年大规模的批判胡适，都可隐隐看到这一点。
日正当中
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裂。在陈独秀、毛泽东渐渐“左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开始“右倾”，按江勇振的说法，甚至“法西斯蒂化”。正好从那年到1920年初，杜威受邀访华，在北大作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十六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现场翻译。但杜威的原文与胡适的译文之间，却存在一定出入，个别关键环节的表述甚至南辕北辙。
此时的杜威已经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假定个人是己身利益最好的决断者，个人最大利益的相加，就是社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利益“披上社会以及道德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损坏另一群人的利益，这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主因”。杜威批评道，国家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洛克以降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却“只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善尽国家保障社会大众的责任”。
翻译到这里，胡适打住了，接着当着杜威的面做出错误的诠释。胡适不但把这种团体与阶级之间的利益角力消弭于无形，甚至说“两方的冲突都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江勇振尖锐批判道：“这不但完全违背了杜威的意思，而且根本是不知所云。”胡适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解恩师的观点，有其争夺文化霸权的个人考量。五四运动后，保守派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成了胡适的最大论敌。为避免借寇兵、资盗粮，他在公开场合都不愿谈社会上有不同利益团体或阶级。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防备和戒心几乎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中国工人被日本厂主枪杀、英国巡警射击游行群众的事实，他和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好友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汪原放回忆道：
“谈着，谈着，仲翁（陈独秀）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地克’（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地笃了几下……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
可以说，此时坚决“反赤化”的胡适，已经丧失基本的现实感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杜威等人的反应是正视其挑战，承认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于“自由”、“权利”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弊病。而这不是简单地补苴罅漏，援“社”救“资”就能够解决的。个人自由诚然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不可撼动，但群己权界究竟该如何划定？笼统的“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对理论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时，是否显得太苍白无力了？
但胡适始终坚信，十八世纪边沁（J. Bentham）和穆勒（J. S. Mill）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即在“好人政府”的引领下，在少数精英家长式的教育下，广大人民可以“化私为公”，上下一心为国家奋斗。若有不同意见分歧，“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以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为“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典型“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完全违背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根源，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
江勇振将1917-1927年的胡适描述为“日正当中”，真是寓意深远。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新青年》同仁一起痛批“王敬轩”，摧枯拉朽；在与梁启超派系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把敌人打成“玄学鬼”，进一步巩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正所谓“日中则昃”，在长期的论战过程中，胡适养成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纷纷扰扰的情况下，这是杀出重围的聪明策略，但后来却自食其果。
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清党”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的侵略”，等等，还明确支持国民党屠共。胡适本意只是用禅宗棒喝的方式把日趋激进的学生打醒，但弄巧成拙，实际效果却是他以及自由主义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很快，胡适开始后悔自己1927年短暂的右倾法西斯化，对现实失望的他开始“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便开始偏离他“再造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五)：“不老实”的胡适
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应该是“不老实的胡适”。全文有17处用到“不老实”来形容胡适的哲学、思想、翻译、写作等方面。
在哲学上，胡适不老实，歪曲“稗贩”杜威观点，“浇筑自己的块垒”；
在思想上，胡适不老实，选择性征引赫胥黎“怀疑理论”，作为自己的佐证；
在学术上，胡适不老实，征而不引，引而不注，让人产生“胡适说过就算主义”；
翻译作品时，胡适不老实，有意识地漏译、错译，大玩文字游戏；
写文章时，胡适不老实，拼凑抄袭、断章取义，造成后生的奔波辛劳
……
不得不说，江勇振批判胡适也到了吹毛求疵、不遗余力的地步。
作者是不是杜威的“出气筒”“发声者”？
我来大胆地假设一下：胡适做了一篇博士论文，杜威一看，“没得我精髓啊，不给过”。没有拿到博士文凭的胡适回国了，发迹了，还数次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杜威一看这架势，感情胡适已经成了中国的大家了，算了吧。后来胡适打着杜威的幌子，在中国哲学海洋里，时而仰泳，时而蝶泳，任凭风吹浪打，我就是开山鼻祖，杜威看不惯了，“你潇洒快活就算了，为啥任意曲解我的学说”，然后到处抱怨，最后一个叫江勇振的小伙子嗅到了一丝气味，大书特书。
好吧，上面这些我是猜着玩的。
江勇振和胡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据癖”，怀揣着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不相信“胡适说过就算主义”，审慎地审评判胡适的每一个观点。
为了弄清楚“杜威教我如何思想，赫胥黎教我如何怀疑”，作者先去了解了杜威和赫胥黎的著作，结合胡适的经历进行推理；为了弄清楚《易卜生主义》中胡适的观点，先去读易卜生作品；为了弄清楚胡适的翻译水平，收集同一篇文章不同人的翻译进行对比，并试图去找英文原作……
治学严谨如斯！所以，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太阳一出照西墙，西墙背后有阴凉。光鲜胡适背后到底是什么？无论作者给出的答案可靠性有多大，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角度。
：读第一部的时候，就因为作者事无巨细地考证胡适大学所学科目而产生疑虑，到底要不要读第二部？事实上，作者确实有点吹毛求疵了，单看第七章《信达兼顾，翻译大不易》就可以看出来。该章用了巨大的篇幅挑出了胡适翻译不准确的地方，真是巨大的篇幅啊~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六)：归国胡适的前十年
1922年年底，在胡适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明手法”，欲擒故纵，使自己在最后一刻入选上海一家周刊评选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后，他志得意满地写信给美国女友韦莲司报喜。“成功这样容易”，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颇有些飘飘然：“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
1917年回国后，短短五年间，天赋异秉的胡适已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写新诗，便是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做研究，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到三十岁，便已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此“暴得大名”，唯有当年的梁启超可与之相媲美。但正如他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明末陆桴亭曾评价王阳明道：“吾恨其聪明多。”回看胡适的一生，亦可谓聪明太多，反受其累。
读过江勇振的系列传记《舍我其谁：胡适》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的体裁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部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章节；第二部则以问题为导向，每章各研究一个专题，相互独立。这是不是体例不一呢？其实作者的匠心便蕴于此。1917年前作为学生的胡适，事迹相对简单，便于线性叙述。回国以后，感情、学问、事功不同方面皆大放异彩，再以时间为顺序不免混作一团，治丝益棼，分开叙述则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而且，江勇振非常热衷于反驳前人的错误观点，专题式体裁能够给作者足够的空间，将对手挨个挑落马下。
在序言里，作者便火力全开，批评以往的胡适研究大多“都是在炒冷饭”。因为他们太相信胡适在书信、日记、回忆录里的一些“夫子自道”，不加辨析，“跟着胡适起舞，亦步亦趋”，陷入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殊不知胡适一辈子有“偷关漏税、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所以除了读胡适外，还要读胡适当年读过的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或至少与他齐平，才有资格研究胡适。至于在大陆学者中流行的拿胡适作为针砭当下的工具，指桑骂槐，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的“影射史学”， 更是歪曲事实，须一并廓清。
在第一部里，江勇振指出：胡适虽然一直自称实验主义者，但他的治学根基实乃实证主义；留美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克雷登（James Creighton）教授，而非哥伦比亚的杜威（John Dewey）教授。胡适继承了康奈尔客观唯心派教授的哲学观点，其名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从杜威的角度来说，“犯的是一种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
余英时曾认为，1914年时，胡适虽然“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若以江勇振的新研究结论来看，这绝对是未精研实验主义便下的错误判断。不要说留美时期，就是在回国后的前几年，胡适都未入杜威之堂奥，直到1919年与李大钊等人辩论“问题与主义”时，“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
胡适自称有“考据癖”，他的“假设与求证”实不出乾嘉诸儒之矩矱，只不过安上了舶来的“科学”、“实验主义”名号，来迎合当时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风气罢了。这是他不愿抛弃“用结果成功来定义实验主义”成见的根本原因。但杜威不会同意将结果是否符合假设来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因为就连选择和发现“事实”的过程本身，便已掺杂主观思考的因素了。所有用于“求证”的事实，都是有弹性的，是“经过人工处理的”——思考在经验的疏导下，不断地在不同观念间比较、选择、实验，这种“无休无止地思考问题的状态”才是实验主义的真谛。
胡适经常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一面挪用、加工杜威（以及赫胥黎、易卜生、穆勒等人）的观点；一面又不时夹带自己的独立见解。江勇振说：“胡适的胆子之所以大，就在于他知道没有人会去读杜威的原书。”没有人会挑战他对实验主义的了解，此时他的名气与地位“已经到了他无须担心被怀疑、被验证的地步。”
利用国内对于新理论的反应速度比欧美学界慢几拍的时间差，用一种“创造式翻译”的灰色方法做出“成果”，今天的很多中国学者，仍然在沿用当年胡适的办法。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先秦名学、禅宗史、红学等领域所做的研究，其原创性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胡适“聪明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理论“采取彻底改写的方式”，经过一番巧思后，再以洗练、优美的文笔出之。由于文章精彩，且紧扣当下，他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版税收入在全国数一数二。
即使不算丰厚的稿酬收入，单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拿的280元丰厚薪水，在当时就足以养活北京的五口之家三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年龄只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元，勉强维持生存罢了。成为中共领导人后，37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苦涩地回忆道：
“我的职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名人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
真是“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作自修大学计划”的简短记录，可知毛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也包括胡适在内，而且胡当时对毛的态度应该并不好，给毛留下了心理创伤。荣格（C. G. Jung）曾说，人的心理存在一种“潜意识补偿（unconscious compensatory）”机制，毛泽东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55年大规模的批判胡适，都可隐隐看到这一点。
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裂。在陈独秀、毛泽东渐渐左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则开始右倾，按江勇振的说法，甚至“法西斯蒂化”。正好从那年到1920年初，杜威受邀访华，在北大作了名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十六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现场翻译。但杜威的原文与胡适的译文之间，却存在一定出入，个别关键环节的表述甚至南辕北辙。
此时的杜威已经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假定个人是己身利益最好的决断者”，个人最大利益的相加，就是社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群体之间会发生利益冲突，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利益“披上社会以及道德的外衣”，名正言顺地损坏另一群人的利益，这是“个人与社会冲突的主因”。杜威批评道，国家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洛克以降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却“只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善尽国家保障社会大众的责任”。
翻译到这里，胡适打住了，接着“当着杜威的面做出错误的诠释”。胡适不但把这种团体与阶级之间的利益角力消弭于无形，甚至说“两方的冲突都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江勇振尖锐批判道：“这不但完全违背了杜威的意思，而且根本是不知所云。”胡适不惜在众目睽睽之下曲解恩师的观点，有其争夺“文化霸权”的个人考量。五四运动后，保守派一蹶不振，马克思主义者转而成了胡适的最大论敌。为避免借寇兵、资盗粮，他在公开场合都不愿谈社会上有不同利益团体或阶级。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防备和戒心几乎达到了某种偏执的程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中国工人被日本厂主枪杀、英国巡警射击游行群众的事实，他和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好友陈独秀发生了激烈争执。汪原放回忆道：
“谈着，谈着，仲翁（陈独秀）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那有帝国主义！’拿起‘司地克’（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地笃了几下…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
可以说，此时坚决“反赤化”的胡适，已经丧失基本的现实感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杜威等人的反应是正视其挑战，承认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于“自由”、“权利”等关键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弊病。而这不是简单地补苴罅漏，援“社”救“资”就能够解决的。个人自由诚然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不可撼动，但群己权界究竟该如何划定？笼统的“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对理论更为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时，是否显得太苍白无力了？
但胡适始终坚信，十八世纪边沁（J. Bentham）和穆勒（J. S. Mill）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论在当下中国仍然适用。即在“好人政府”的引领下，在少数精英家长式的教育下，广大人民可以“化私为公”，上下一心为国家奋斗。若有不同意见分歧，“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以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认为“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典型“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完全违背自由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根源，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
江勇振将1917-1927年的胡适描述为“日正当中”，真是寓意深远。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新青年》同仁一起痛批“王敬轩”，摧枯拉朽；在与梁启超派系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把敌人打成“玄学鬼”，进一步巩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正所谓“日中则昃”，在长期的论战过程中，胡适养成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纷纷扰扰的情况下，这是杀出重围的聪明策略，但后来却自食其果。
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清党”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的侵略”，等等，还明确支持国民党屠共。胡适本意只是用禅宗棒喝的方式把日趋激进的学生打醒，但弄巧成拙，实际效果却是他以及自由主义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很快，胡适开始后悔自己27年短暂的右倾法西斯化，对现实失望的他开始“超然”于政治之外。但从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便开始偏离他“再造文明”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2014-1-15初稿
2014-1-17定稿
（已发表于第664期《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七)：胡适研究走不出的误区——胡适说什么大家就信什么
有多少人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回答，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说法，是经过他们研究分析以后所得到的结论，还是胡云亦云、人云亦云、想当然尔的结果？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文字，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实验主义运用的文字，比比皆是。胡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究竟是什么意义下的实验主义者，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现成的文字来分析来研究，不需要等新资料的出现。为什么胡适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典范出现？“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使然也！
没有人怀疑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主义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套用胡适最喜欢说的话来形容，自由主义是一个笼统空泛的名词。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就仿佛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诠释的意义。更有甚者，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套上了这个标签，会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答案。其致命的结果是：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因为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就被不假思索地引为定论了。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被赋予新的意义。１８ 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于１９ 世纪的自由主义，胡适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２１ 世纪的自由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使命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的？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读后感(八)：胡适说过，就可靠吗？—— 南方周末 ·译著者言
研究胡适，若要不堕入“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若要不闭门造车，就必须学习胡适所说的，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讽刺的是，要研究胡适，还得先学一点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防身本领。
这个“防身的本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我们要知道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甚讲究引注的时代，而胡适一辈子又有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最讽刺的是，胡适一辈子教诲年轻人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完稿日期，以省后人考据的工夫。可是，比起别人不注明完稿日期这个小疵来说，胡适援引别人的书、文章和观点而不加注脚，那才是累翻后人的大愆呢！因此，要了解胡适思想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好好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方才可以知道他许多思想的来源。而且，也方才能知道胡适是傥来使用呢，还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下的挪用，抑或是传统意义下的误用，甚至滥用。
诚然，读尽胡适读过的书是不可能的。因为胡适读过的书，中文的当然是难以尽数，英文的恐怕也至少成千。试想，光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选课所读过的书就有多少？而这还不包括他课外所读的书呢！
然而，在“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仍然充斥于胡适研究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战略性地选择阅读影响胡适最深的一些作者的书，来做重点突破的工作。比如，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然而，杜威到底怎样教胡适思想，赫胥黎又怎样教胡适怀疑？胡适从来就没有清楚地交代过。他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人要求胡适解释杜威如何教他思想、赫胥黎如何教他怀疑；当他过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对这句话发出质疑。“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莫此为甚！
有多少人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回答，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说法，是经过他们研究分析以后所得到的结论，还是胡云亦云、人云亦云、想当然尔的结果？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文字，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实验主义运用的文字，比比皆是。胡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究竟是什么意义下的实验主义者，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现成的文字来分析来研究，不需要等新资料的出现。为什么胡适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典范出现？“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使然也！
没有人怀疑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主义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套用胡适最喜欢说的话来形容，自由主义是一个笼统空泛的名词。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就仿佛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诠释的意义。更有甚者，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贴上了这个标签，会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答案。其致命的结果是：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因为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就被不假思索地引为定论了。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被赋予新的意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胡适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21世纪的自由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使命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的？
同样的，胡适那篇脍炙人口的《易卜生主义》已经是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文章了。《易卜生主义》不但使“娜拉”、“斯铎曼医生”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影响到近代中国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了解与接受。可是，有谁好好地去读过易卜生的剧作，看看胡适最爱征引的《娜拉》、《国民公敌》、《群鬼》、《雁》、《社会的栋梁》以及《我们死人再生时》到底写的是什么？胡适究竟是选了易卜生戏剧的什么部分来诠释易卜生呢？为什么胡适会做那样的选择呢？胡适把易卜生引进中国，诚然有功，然而，他的诠释是否把易卜生的戏剧艺术贫瘠化了，从而局限了中国人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理解呢？
我们该如何研究一个在长相上是中国人，但在思维方式上是西方人，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像是美国人的胡适呢？如果我们对杜威、赫胥黎、易卜生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甚至不能够跟他平起平坐，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深爱的美国的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不能跟他相侔，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读过的重要著作，没有尝试着去阅读，或至少是涉猎，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
我在《舍我其谁》里批判历来研究胡适的错误，不是在跟研究胡适的学者比学问的高下。学术的进步，端赖于学者之间的脑力激荡。学者脑力激荡的场所无他，就在学术著作里。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为什么有引注的规定呢？这个最低的要求，自然是规定学者必须有引必注。更重要的——这也是学术研究赖以进步的引擎——就是要求学者必须参考历来研究的成果。做研究如果不征不引、不去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与其他研究者进行问难，那就只是闭门造车，仿佛自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研究的人。这种学风不但不负责任，而且有碍于知识的积累、创新与突破。研究者必须参引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赞同？为什么质疑？有什么更好、更合理的诠释？只有在这种脑力激荡之下，学术研究才可能日新月异，精益求精。
胡适是一个天才。然而，说他是天才，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并不意味着褒或捧。同样的，即使我在本传里对胡适批判的地方所在多有，那也不意味着贬或抑。研究胡适的目的不在于褒贬胡适，更不在于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任何研究都必然会反映其时代的价值、思想和氛围。不只是意识形态，连用字遣词都是时代的产物。相对的，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就不是在研究胡适，而只是借胡适来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这种“研究”，不管是影射史学也好，指桑骂槐史学也好，胡适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毫无疑问，不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不愚即妄。然而，所有想象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人，都必须先牢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所说的话：“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所有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生吞活剥、盲目抓药，是一大忌。换句话说，胡适本人及其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活在20世纪前半叶的胡适，如何可以作为21世纪的领航人呢？这根本就与胡适——其实是杜威——处处对人循循善诱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胡适思想的基调，用我在本部《日正当中》的分析来说，是维多利亚后期的思维。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话，那未来的中国就要回到19、20世纪之交。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属于严肃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胡适不求涅槃，也不盼望天堂。他从杜威那儿所学到的，就是从具体的情境去求取那一点一滴的进步。虽然实验主义是展望未来、以未来作取向的，但那未知的“未来”从来就不是胡适措意的所在。胡适的人生哲学是好好地、努力地活在当下。胡适说：“不作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他拼命做工，一日是三日，因为他要向世人证明：“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原文见 2013-08-29 18:11:45 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93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