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经典读后感10篇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是一本由倪慧如 / 邹宁远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一)：阿喀琉斯的微笑
书不完美，有些句子很别扭，吹毛求疵的人可能说太情绪化，但写到的人和事很完美。好书。
不了解里面涉及到的政治的东西，但读书的时候无端的想起前天读到的一篇小说，里面提及古希腊故事时有段话:"我不想说您那些希腊英雄的坏话。他们一气之下钻进帐篷不再出来，他们为死难朋友号啕痛哭，他们倒拽着敌人尸体绕着攻克下来的城池兜圈子。但是，请相信我这一看法:《伊利亚特》中还缺少阿喀琉斯的微笑。"
读书的时候，仿佛看到阿喀琉斯笑了。
quot;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就是人类还年轻的时候，人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做不到呢？甚至几个人，就可以背负圣火，绵绵不绝的传递下去。
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毕道文的故事，作者用了一个词:"颠簸壮丽"。
炮火纷飞的马德里，深夜里海上吱嘎吱嘎船上的偷渡者，延安黄土窑洞前的散碎阳光，还有胶东半岛上日照的海边，捷克矿上的苦工，最后回国一肚皮的不合时宜，默默的死在印尼一个小岛上的漆黑的夜.......
这一生真的很奇幻，我读到他"给毛泽东的妻子接生"的时候真觉得好玩，那时候就是给江青接生了，还有大家无聊和主席一块打扑克打一下午，书里面有个标题很贴切:"深夜里讲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有的人年轻几年，有的人年轻一辈子，不过背负的在常人看来实在太沉重了。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节选）
纽约第六大道上的国际摄影中心，地处曼哈顿腹地，与时代广场为邻。不久前，这里举办了一次引起巨大反响的展览，叫做“来自墨西哥的手提箱——卡帕在西班牙内战的摄影负片重现人间”。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是举世闻名的匈牙利摄影师，他的名字与西班牙内战、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 Photos）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在1936—1937年期间拍摄的那些战地影像，曾为纪实摄影谱写了一曲不可磨灭的篇章。
为了配合这个展览，2011年春，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题为“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会议的前一天下午，菲利普斯为与会者安排了一次特别活动，他把我们带入国际摄影中心的大楼，让大家参观档案室内部的卡帕摄影收藏。
那天下午，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那些原版照片和底片，而是摄影中心档案室里保存的另一批摄影作品。我由此了解到，卡帕离开西班牙之后，他随同伊文思的摄影小组辗转来到中国。当时的南京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卡帕虽人在武汉，但心中想的是去延安，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不得不在武汉滞留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期间拍摄了一批令人难忘的纪实照片，生动地记录了1938年国共两党合作、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的很多历史画面，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图片。
第一次见到邹宁远和倪慧如夫妇，就是在参观卡帕图片档案的那天下午。在此之前，我偶尔读过一篇有关他们的书评，由是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敬意和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位台湾出身的旅美华裔科学家，历尽十年，八方求索，最后完成一部与科学无关的书稿？书名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说起来，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读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惨烈无比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几位幸存者后来回到中国，旋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也是从这书里，我才知道，像卡帕、伊文思以及白求恩那样从西班牙战场转战到武汉或延安的外国志愿者，其实不在少数，这些国际主义人士——尤其是欧洲、印度、印尼的医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贡献，但除了白求恩和伊文思，其他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惭愧之余，我心中也升起一些疑问：为什么事隔八十年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故事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将那些英烈的名字载入史册？这里让人诧异和不安的是，为什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而是两位与史学界毫无瓜葛的旅美华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出了大问题？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三)：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 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战争——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国际法西斯的干涉，国际志愿军的浪潮……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全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
★ 一群参战西班牙的中国人——东战场，西战场，从抗日中国，从欧洲各国，分别来到西班牙战场，国际反法西斯的阵地上出现华人身影。加缪说：“西班牙使我们意外地了解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海明威说：“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 一批无国界“西班牙医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序言感慨说，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20多位医生和护士……
★ 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2位台湾人→踏访3大洲→独立坚持10多年→居然拼凑出13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活出历史，他们不再是躺在纸上的名字：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四)：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无名英雄
前段时间对二战很感兴趣，读了不少相关的书，偶然刷到这本关于二战前奏-也就是西班牙内战的书。当时感觉书写得一般般，结构不是很好，好多地方重合了，读起来有些费力，语言也不是特别生动，有些地方感觉好像流水账，但是在各大评分网站评分都不低，这让我挺意外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书中的故事很动人，13个无名英雄的一生很伟大，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本书的作者是一对旅美科学家夫妇，平时做得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也是因为多年前偶然观看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后来又从无意中得知，当你去西班牙参与内战的4万多名志愿军中竟然有中国人，要知道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啊，竟然还有人关心着远在另一端的西班牙人民，这是多么无私的革命精神啊。因此，两位作者就此决定，一定要找到这13个中国战士的故事，因此也就有了这本书。可以说，故事本身远远超过了本书的艺术性。
虽然是讲西班牙历史的，但是全书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在这上，而是像传记一样，分成多个章节，每个章节专门讲一个人的故事，从个人经历到心理描写，可以说是把人物写活了，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应该也是这本书好评如潮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谢唯进，他其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爱国青年，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原因其实就是社会精英的那种肩负天下的责任感和爱国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上层精英人士的优秀精神面貌。
他出身于一个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受家庭熏陶，思想先进开放。谢唯进最开始到欧洲是为了求学，求学期间接受不少先进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革命者。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谢唯进其实已经游学多年，已经32岁了。他其实一直想要把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思想带到中国去，为国效力。但是，那为什么他不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反而到西班牙去抗战呢？这个其实还得感谢一下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谢唯进是该组织的执行委员，当时他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把战争前线的报刊从西班牙送到中国，以便让中共从西班牙内战中吸取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这个任务其实也挺符合谢唯进的初心，所以，他最终决定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真正在一线战斗。到了西班牙后，谢唯进先后参加了保卫马德里、中线大反攻、东线大反攻、贝尔奇特大战等战役，也曾英勇负伤。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期望，也完美地完成了情报任务。后来，随着西班牙内战结束，谢唯进经历不少挫折，费了不少功夫，最终回到祖国抗日。回国后，谢唯进如愿把从西班牙内战学到的经验完全运用到了抗日战争中，又立下了不少功劳。可以说，他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体现了一个社会精英的觉悟和爱国精神。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倒是和谢唯进完全相反，他们出身贫苦，更多是受别人影响参与了西班牙内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两个人叫张瑞书和刘景田。张瑞书是个地地道道的贫民，父亲是苦力，18岁父母就相继病逝了，为了生活所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到法国当华工。在法国期间结识了和他出身经历都差不多的中国老乡刘景田，两人也就成朋友。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这两人所在的汽车厂招募愿意去西班牙参战的工人。两人其实一开始其实没想参战，因为在法国做了这么多年苦力，好不容易找到个稳定的，干嘛要放弃啊。真正让俩人改变念头的是一起干活的法国工友，好多人已经很大岁数了，还有老婆孩子，但还是报名了，还是愿意为异国他乡的兄弟奉献，这种无私的精神打动了他们俩。最终这两人也决定一起去西班牙。
在西班牙战场上，两人由于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杀敌，只能做救护工作，但是两人却把这个平凡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平凡的地步，因为救人多出了名，甚至杂志都有一期专门写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可以说，他们虽然是小人物，但那种大无畏的无私的革命精神丝毫不输于那些所谓的大人物。
最后一个是华裔印尼人毕道文的故事。要说这13个志愿军谁的精神最伟大，他应该能排第一，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带着那种超越了种族、国籍的革命精神去抗战的。毕道文出身于优渥的华裔家庭，思想先进开放。最开始到欧洲也是到荷兰留学，期间他也像谢唯进一样，加入到了不少革命组织，参与了不少活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党人。西班牙爆发内战时，他的祖国印尼也是在闹独立运动，中国正与日本浴血奋战，两个国家其实都需要他的帮助，但是最终他却选择了最远的西班牙。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革命精神本身就是无私的，中国毕竟远在东方，印尼毕竟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同学去帮忙，只有西班牙是孤立的，欧洲法西斯已经到了它的门前。所以，毕道文最终还是决定远赴西班牙抗战。
在西班牙，毕道文一开始是在复健中心当医生，后来也去了南边作战，挽救了不少伤员，得到了不少高度赞扬，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最初的革命理想。后来，西班牙战争结束后，毕道文还是怀揣着那份超越种族和国籍的理想，回到中国抗战，又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回国，但是，他始终没走，直到新中国完全站起来。可以说，毕道文的选择真的是完全体现了那种最崇高的超越种族和国籍的革命精神。
可以说，这3个人虽然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初心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到了西班牙以后，他们都怀着无私的奉献精神，全身心投身到战斗中，把热血与激情都洒在西班牙这片热土上。他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英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也不应该成为空白，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五)：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12岁的谢进珍被满屋子的“老外”震撼了。那是1966年。在四川南充干休所一个外观普通的房间里，满墙都贴着奇特的照片——有些是高鼻深目的白人，有些是长相敦实的黑人，还有一位女士，英雄般地对着镜头演讲。
谢进珍的养父、一个西南小城里满脸沧桑的“书呆子”，站在屋里，对每张照片都能说出一段掌故来。年幼的她甚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后来谢进珍才知道，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内战的情形。养父谢唯进当年在战场上亲手拍下了这一切。他是“国际纵队”的一员。
类似的震惊，在20年后击中了另一个背景全然不同的中国人。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台湾人邹宁远，原本正翻阅“国际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名单，不期然看到了3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
与谢进珍不同，他知道什么是西班牙内战：“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上，可以听到德国战机轰炸下西班牙古城人马惊惶的哀嚎声……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里，可以听到异乡人在西班牙战地敲响的浪漫钟声。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篇里，可以看到钢铁般的鸽子飞渡重洋，盘旋在马德里血岩的山谷上。”
在1936年持续至1939年的这场战争中，为了抵抗德意法西斯，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主动奔赴战场。这些人中，有中国人熟悉的加拿大胸腔科医生白求恩、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 ·卡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拍摄《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当然，还有海明威。
只是，那里怎么会出现中国人呢？
**“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那些寻找中国人的故事，源于198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纽约城里播放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1936年，因为反对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他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全力支持。如今了解历史的人们，会将西班牙内战总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当年，在佛朗哥军队与得到苏联有限援助的共和政府之间，英美等国选择了保持“中立”。一时间，唯有德意两国的武器源源不断输入西班牙，该国成为法西斯实验最新武器的战场。
然而，这场战争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在法西斯的炮火面前，许多国家的公民作出了与他们政府不一样的选择。
4万多名志愿者，也许是艺术家、诗人，也许是矿工、木匠、海员，或者码头工人，在那一年纷纷奔赴西班牙战场，组成“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当时则加入了民兵组织。
跑去西班牙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已经从这场内战中嗅到了世界大战的阴影：“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拦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
“我记得半夜醒来，心想不知体检医生知不知道他有关节脱臼的毛病。也许我该把这秘密告诉医生，他就准去不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纠结还记忆犹新，“但是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
她的丈夫，一位大学体育教师，终究在西班牙战场遇难。提起往事时，老太太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即将落下的泪水说：“我们每个人终究都会死，如果为了正义而死，也许不是件坏事。”
观众席上，从事科研的华裔夫妇邹宁远与倪慧如被这一幕震撼了。
成长于台湾的邹宁远与倪慧如，当时是纽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忙着“写专利、发论文”。这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让这两位科学家第一次听说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西班牙国土上的战争：竟有这么多人自愿从这么多国家出发，为了一个陌生国度的人民而投入战争，这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想象”。
因为这份感动，他们很快与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美国志愿者团体熟悉了起来。事实上，老战士们依然活跃在全美的各大抗议游行活动中，中气十足地反对着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政策。每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标语之外，他们也会骄傲地举着“林肯兵团”的大旗，那是他们当年在西班牙的旗号。
直到1986年，邹宁远在“林肯兵团”的纪念册上发现了中国战士的名字。
如今说起这事儿，他一连用了好几个“不可思议”：“听到美国志愿者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事情时，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我们没想到还会有中国人去参加——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当时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啊！这些人是谁？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跑去西班牙呢？”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气氛。那时候，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叶君健常常会与他的老师、武汉大学教授朱利安·贝尔在通信中讨论西班牙内战。贝尔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最疼爱的外甥，一位擅长作“朦胧诗”的诗人。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再安居于中国：“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西班牙，为我们相信的理念而战，而我自己却置身度外。叫我怎么能挣脱这羞愧之感？”
而在《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当年的报刊上，西班牙内战也总是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年头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名叫《保卫马德里》，是一个名叫“国际研究会”的小组织里两个年轻人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不管西班牙人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至少在中国，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后来连教会大学的学生都哼着“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起来！起来！全西班牙的人民”满街跑了。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曾撰文回忆称：“我当时在福州市上高小，记得音乐老师指教我们合唱这首雄壮激越的战歌(《保卫马德里》)，还帮助我们编导演出了声援西班牙的话剧。我穿着小军服，佩戴军官的武装带，手挥军刀，在舞台上高喊‘誓死保卫马德里！’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不忘的景象。”
在延安也不例外。
1937年夏天的一次游行中，《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了延安。正在当地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还用西班牙文写了“不许法西斯通过！”的标语，高高举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甚至还有日本人参与了国际纵队。
邹宁远曾在巴塞罗那的国际纵队50周年纪念会上遇到过日本教授川成洋。这位教授带着一支纪录片拍摄队伍，就为了搜集当年唯一一位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的日本志愿者杰克·白井的资料。很多美国老战士记得这个家伙，他是在西班牙时“林肯兵团”里最受欢迎的伙夫。
但杰克对自己被分到的这份工作，简直“火大得要命”：“我有一支上好的苏联步枪，我来这儿是打法西斯，我要留在前线！谁能够在厨房里打法西斯！去***厨房！”
这番抗议起了效果，白井在机关枪连队里成了一位“持枪厨子”，他跟政战官立下约定：一旦前线有战事，就去参战。最终，在1937年7月11日，为了给前线战士送饭，白井利索地跳出战壕，再也没能回来。
日本人没有忘记这个出生在北海道的孤儿。近30年后，白井在东京无名战士公墓拥有了一块纪念碑，还有两位日本学者为他著书立传。
倪慧如猜想，对于当年正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来说，能够发现这样一位国民去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许象征着一种救赎，因此他们分外郑重。
即便到现在，邹氏夫妇也没想明白，明明有更多的华人曾投身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为什么半个世纪后，却几乎不见任何记载。“既然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有中国人参加，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段历史继续空白。我们要把这些中国人找出来。我们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到陌生的西班牙去打仗。”
回忆往事时，倪慧如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只觉得那是一件该做的事，非做不可的事。”
**“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
这念头一起，就是历时十多年、可能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寻找。为了还原这场战争中发生过的一个小小的瞬间，邹宁远与倪慧如曾经在西班牙某小镇的档案馆里把所有格子中满布灰尘的卡片一张张抽出，试图寻找到一些旧日光影的蛛丝马迹；他们走访过奥地利、东德、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与所有能找到的西班牙老兵交谈，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勇气与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
国际纵队中并没有专门设置一队“中国纵队”，可是，巴黎华文报《救国时报》1939年的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国人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中国同胞在西班牙参战者，总计在国际义勇军者和共和国军中者百余人。”
这百余人中就包括四川人谢唯进。1937年春天，他把长子托付给友人，只身一人从瑞士来到西班牙。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西线战事》的小说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谢唯进如何“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受命赴西班牙参战”；但对于读过谢唯进书信与日记的邹宁远与倪慧如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至少在我们所见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任何人是受指派走上战场的。”邹宁远正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相反，他见到了谢唯进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篇费力地劝说对方接纳自己参战：“为了要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了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不是来西班牙作短期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作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似乎是为了打消疑虑，谢唯进还建议西班牙向瑞士德共或巴黎法共的中国部核实自己的党员背景。
最终，他如愿以偿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反坦克部队。
上海工人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跑去西班牙的。因为在厂里尝试着组织工会，他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跳上一艘法国汽轮避难。而这艘轮船启程开往欧洲。旅途中，他和船上的越南厨子熟悉了起来。这位厨子一肚子学问，不光会讲法语，还会5种中国方言。他告诉阿根，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胜，又一场世界大战将近在眼前。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时，陈阿根已经决定下船参战。
后来美国人奥尼茨在俘虏营里和陈阿根成为好朋友。他问阿根：“那厨子鼓动你来西班牙打仗，自己为啥不来？”
阿根说：“他说他奉命要去苏联深造。”
遇上邹宁远与倪慧如的时候，奥尼茨跟他们说了自己后来的猜测：一个会讲多种中国方言、在船上当水手、还奉命去苏联深造的越南人，也许就是胡志明？无论如何，陈阿根自己看上去一点也没后悔。
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明星是来自法国的老工人张瑞书与刘景田，两人都大字不识几个，年轻时从山东去法国打工赚辛苦钱，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都40多岁了。法国雷诺车厂共产党党支部招募工人组成“雷诺连”去西班牙参战时，他俩一起报了名。
和白井一样，他们没得到上前线杀敌的机会。国际纵队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说服他们：被分到卫生队担任担架兵一样是为打法西斯出力。
张瑞书知道，人家是嫌他“年纪大”。可这俩山东老乡也不说啥，就埋头苦干了起来，他们很快以不怕苦不怕累出了名。国际纵队第14旅的《联队》杂志第六期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们的：“国际纵队有多少同志的性命是他们救的？有多少人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的？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目，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
第一位从美国出发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土木工程师张纪。他是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矿场里工作。37岁的张纪在1937年春天在纽约登上“巴黎”号客轮，在抵达西班牙后的报名表中，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帮助这场战争。我不反对加入国际纵队，只要我能够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
与他同在“林肯兵团”的还有广东人陈文饶。人们无从得知25岁的他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只能读到他负伤住院后写给唐人街华文报的信：“在这次战役中，我不幸中了开花弹，伤及我的右脚。弹从脚面入，从趾部出。医生已把这受伤的大脚趾剖割。一俟伤口痊愈，我就要再上前线去杀敌。”
国际纵队里的很多人都记得华人医生毕道文。他原是印尼华人，一直为印尼独立而斗争，不愿在“国籍”一栏填上殖民宗主荷兰，于是总自称是中国人。1939年春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波兰志愿军人办的小刊物邀请毕道文谈谈“有关遥远中国的事情”，这位印尼大叔(没准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为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汉字：中国，波兰，自由。
那年头国际主义精神对这些人的感召，可以从张纪的一段回忆中看出来。有天，他在战场上打听陈文饶的消息，迎面跑来一个大胖子，使劲儿握着他的手。老张定睛一看：嘿，这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时常去的酒吧里的酒保吗？
几句寒暄之后，对方跟他炫耀起了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从巴塞罗那登陆的？我们那条船被意大利潜艇炸毁了。”船上有60多个美国人，200多个其他国家的人，全沉到了海里，胖酒保扑腾半天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架救生艇，放眼一看，浪头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人。
“可那些泡在海里的共产党人，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听着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汇成了同一曲旋律，酒保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没有了害怕。他对张纪说：“等回了美国，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不是年轻人觉得新鲜，想冒险，想去西班牙战场玩玩。他们是深深地觉得，人类——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不管什么种族——都应该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相互帮助。”了解了这些志愿者的故事之后，倪慧如总结说。
**“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你们是要先听我在西班牙的事，还是在中国的事？”1991年，在东柏林的一间民居里，曾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德国医生白乐夫这样问远道而来的邹宁远、倪慧如夫妇。
当他们尽全力去探究这段故事的时候，被遗忘的历史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扑面而来。事实上，西班牙内战与当时同样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在香港的《天下》杂志上，张纪记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军官训练学校认识的水手查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俩在法国某站台上重遇。查理已经瞎了一只眼，但他满不在乎地冲着张纪嚷嚷道：“哎，如果他们不嫌弃我少了一个头灯，我还是要去中国的。再见了，老青年！”
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国，与西班牙遭遇的是类似的命运。当年《救国时报》送给西班牙前线战士的锦旗上写道：“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
德国共产党员Rolf Becker地道的汉文名“白乐夫”，就来自1939年的中国。从西班牙战场撤退以后，他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一起从利物浦启程前往中国，一路行经江西修水、河南南阳、云南楚雄等多个地方，“哪里有战火，我们就到哪里设立流动医疗站”——这是从西班牙内战中得来的经验，可以就地抢救伤病员。
直到8年后，他才登上二战后第一班从上海回伦敦的轮船。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与两位女护士。他们都是离开西班牙战场之后，自愿赶赴中国，继续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因为这段经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典雅的汉文名。这些人当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来中国后第二年在陕北因细菌感染去世的白求恩。而在中国待的时间最久的，是白乐夫。
许多医生都忘不了他们当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贵州图云关山区的时候，每周总有一两天，大家结伴一起，唱着西班牙战壕里的歌曲下山，浩浩荡荡去贵阳城里听京戏。
在中国各地兜了大半圈之后，白乐夫在山东遇到了印尼华人毕道文，因为有西班牙的共同经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回忆起西班牙战场，白乐夫还记得国际纵队中有一个厨子是中国人，个子高高的，30多岁的年纪，是从法国过去的。“我们嫌他菜烧得不好，他气得不得了，说‘你们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怪我煮的不好，你们不是共产党员！’”
“最开始，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心去查找。”邹宁远说。可是慢慢地，见过越来越多在美国、在欧洲的西班牙战场志愿者，了解了每个人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有义务要留住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的历史。我们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志愿军，他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参加、他们参加的过程是怎样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说起这项研究，倪慧如变得有些激动，“这是全世界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为了民主，为了反法西斯，大家都齐心协力地来做一件事。而中国人是参与其中的！”
在西班牙的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当属1938年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经马赛辗转带去的一面锦旗。锦旗足有一人高，用黄色的中英文双语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落款是“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其中，朱德是谢唯进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同学，周恩来也已与他认识十几年，谢唯进带去西班牙的照相机就是周赠送的，他用它拍了后来那满墙的照片。
巴黎中国人民阵线一位名叫“赵建生”的联络人写信告诉谢唯进说，这面锦旗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海员送来的礼物。“赵建生”，是饶漱石的曾用名。
然而此时，国际纵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当年9月，辛苦支撑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撤除所有外国部队，希望德意两国也会因此收兵。在西班牙的中国人也随着大部队，陆续撤退到法国境内专门安置国际纵队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建造在海岸边的沙漠上，四周没有草木，只有围了两层的铁丝网与网外看守的法国士兵。这样的境况下，谢唯进还带着一个西班牙语极好、名叫张树生的战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中国抗战情报》，向营里的国际战友们宣传中国的抗战问题。
在集中营里，谢唯进给远在中国的友人龚普生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决定回国抗日的还有碉堡工程师张纪。在西班牙一所医院里，他告诉美国人门德，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没有人知道张纪是否曾成功抵达延安。关于他的所有线索，在1939年的香港戛然而止。门德在1986年访问中国时，还曾向相关部门询问过这位老友的下落。对方告诉他，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
**“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1938年10月末，在最终撤退之前，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奉命汇集到巴塞罗那。女英雄伊巴露丽在他们与西班牙人民的告别会上上台致辞：“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请回到我们这里来。你们如果没有故国可归，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你们如果渴望友情，我们就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将满载全体西班牙人民的热爱与感激。”
广东人陈文饶没等到这天。半年前，这个不到25岁的小伙子在甘德萨战役中阵亡。叶君健的老师朱利安·贝尔，也在西班牙牺牲。他们的结局不算偶然。踏上西班牙国土的国际志愿者，仅7%毫发无伤地离开，而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
海明威以自己的语句送别了这些人：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德意两国并未随着国际纵队的撤出鸣金收兵，共和政府一方很快溃不成军。1939年3月28日，首都马德里被占领，西班牙内战就这样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长达40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则由此开启。
离开西班牙战场后，因为在法国工作多年，张瑞书与刘景田很快就被工友们搭救了出来。虽然没有进集中营，却也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延安。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倪慧如读到了他们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新闻。在邹氏夫妇开始寻访之前，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内。
张瑞书在1947年成为新华社的干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并于1968年去世。在亲友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待自己近乎严苛的老党员；到了晚年，常常借酒浇愁。大家尊敬他，但也没什么人关注他的过去。倪慧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托人去询问，一位老干处的负责人告诉来者：张瑞书文化水平不高，在社里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对新华社并没有突出贡献。
然而邹宁远与倪慧如一次次在欧洲的杂志上见到他们。张瑞书的大头像被印在1937年9月25日马德里出版的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作为一名令人难忘的国际英雄，他的西装照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法国杂志上。在不同年代西班牙与东德的报纸上，刘景田背着伤病员的相片，被当做那场满是国际主义者的战争中经典的一幕。
1966年8月1日，东德医生白乐夫最后一次收到印尼老朋友毕道文寄来的信函。他猜想毕道文在其后的苏哈托政变中大概遇害了。
那一年，毕道文给印尼国内的老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个词：自由。这个词把对方吓了一大跳。那时候的印尼，收一张这样的明信片要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毕道文在一处偏远小岛上的麻风病院里当医生。人们认为他已近乎发疯。
80年代末，在东柏林的寓所中，白乐夫找出收藏多年的毕道文相片，交给了邹宁远夫妇。照片上的中年人身着民族服饰，圆圆脸，笑得很和善。在1965年寄给老友的这封信中，毕道文写道：“我寄给你一张我的照片，你在西班牙、二战及中国的老战友。希望你能完整无缺地收到……不要忘记前进！”
白乐夫医生在1999年93岁生日的当天离开人世。他的讣文上写着：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
对于生长在台湾、上世纪60年代赴美留学的邹宁远和倪慧如而言，美国的西班牙内战志愿军是他们最熟悉的。那么多年来，在美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中——纽约反对核武竞赛的队伍里，抗议美国政府拉丁美洲政策的游行中，乃至以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群中——他们总会看到这群白头老翁，精神奕奕地走在队伍前排。
“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个性，碰上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站出来抗议。游行队伍里，他们看上去那么年轻。”倪慧如回忆说，“有回我们在纽约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队伍里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个90多岁的老兵，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往前走。他后来就是在游行时去世的。”
毫无疑义，西班牙战场下来的这群老战士，“不是讲讲而已，是要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他们用一辈子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说四川人谢唯进可曾如愿践行自己的理想。
1978年10月，曾担任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的谢唯进顶着一“谢老修”的帽子在北京去世。去世前的13年，他一直都被安置在四川南充“养病”，直到临终前也没能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的苏联妻子，他在苏联读书的儿子，还有他曾经在国外多年的“国际特务”身份……
但他告诉养女谢进珍：“我问心无愧，你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
谢唯进回国后，曾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他真正重上战场是在解放战争时，担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随着部队从平津一路下到江南。1955年，他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在空军工程部工作到1963年，他就被安排离休了，两年后，更被送往偏远的南充干休所。
他人生最后的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在一箱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资料上——它们陪着他从西班牙战场到法国集中营，再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四川乡下躲过了抗日战争与历次运动的摧残。
获知自己罹患淋巴癌的消息后，谢唯进把医院变成了自己整理西班牙内战资料的工作室。他最终赶在去世前整理完了所有资料。
在南充小屋里满墙战友的凝望中，他一次次跟养女说起西班牙的故事。“我要让你知道这段历史，不然要是我突然死了，留下这么多东西，你要是不知道，还不当废品给我扔了。”有一回，谢唯进感叹说。
但谢进珍不开心的时候，会跟爸爸顶嘴：“我觉得你这个老党员这么多年，今天落得这个结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当老百姓自由些！”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谢唯进依然对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讲述当年的故事。甚至有一回谢进珍的老师来家访，他也对人家侃侃而谈：“当年西班牙战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国际上几十个国家的人，黑种人、白种人，不分种族去支援西班牙内战，那种气氛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就像他不曾忘记西班牙战场一样，西班牙战场上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他。
邹宁远还记得一个奥地利的老战士特地来告诉他：“我在战场上遇到过‘林济时’。”“林济时”是谢唯进在参战时使用的假名。邹宁远最惊讶的是，50多年过去后，这些老人依然牢牢记得那个中文读音，这对欧洲人而言很不容易，“他们的很多记忆都清楚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逐渐明白了，“那是他们一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经历”。
“请务必回来”——1996年，伊巴露丽这句演讲词说出口58年后，依然在世的300多位国际纵队战士从29个不同国家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议会在那年年底通过决议，颁给这些“为维护自由和民主作出功绩”的国际志愿者公民证。
“兄弟们，你们的名字照亮了马德里。”西班牙老诗人在老兵的聚会上大声吟诵诗作，几乎同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不许法西斯通过！”
谢唯进与张瑞书已去世，更多的人则从此不知所踪，重回马德里的老战士中，并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邹宁远和倪慧如的寻访进行到最后，写出的文章被集结成一本关于中国志愿军的书，2001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橄榄桂冠的召唤》。
“不管写得是好还是不好啦，只要查证之后是确切无误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出来。”每篇文章后都附着很长的注释，每条信息的来源都被仔细标注，“希望后人如果有兴趣、有机会，能够把这件事研究下去”。
2013年夏天，这本书有了简体中文版，取名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头，因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西班牙汉学教授多番奔走，西班牙语译本也出版了。在以五星红旗图案为底色的封面上，中国工人刘景田背着伤员奔跑在70多年前西班牙街头的硝烟中。
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邹氏夫妇刚过不惑之年，现在，两人已头发花白。
在书的末尾，他们附上了一篇美国作家约翰·赛尔斯在庆祝林肯兵团5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犬儒主义者认为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认为每一桩似乎是无私的行为，骨子里都潜藏着贪婪、仇恨与恐惧；犬儒主义者说，为了要使人守规矩、要使社会运作，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利用和指使人们潜藏的黑心。犬儒主义者说，这就是生活，人就是这样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不久你会说：‘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他们远赴西班牙是为了一个信念，相信人的可能性，相信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他们根据这个信念而生活，许多人为此而牺牲性命。
“‘但是，他们战败了！’犬儒主义者说。犬儒主义者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战斗过，在他们不需要作战时，他们去作战；当战争并不能为他们家乡带来荣耀时，他们去作战；他们证实犬儒主义是一个谎言，它误使人们陷入黑暗。谁也无法忘记他们。”
去年的圣诞节，一位巴拉圭裔美国音乐教授给邹氏夫妇打来电话。他的祖父也是西班牙战场上国际纵队的一员，在祖父从法国集中营带回的诗集里，他发现了一段中文留言。“你们能帮我翻译吗？”
倪慧如觉得很欣慰：“70年后，孙辈还把它当宝一样地珍藏着，历史播散的种子终于发芽了。”
泛黄的诗集上，是邹宁远与倪慧如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来自1939年的对未来尚充满希望的谢唯进。在与这位巴拉圭战友告别时，他用中文写下祈愿：“特书此以作我们将来分手到地球之各方，共同为我们公共事业而奋斗之纪念。”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六)：全世界是我们的家乡
西班牙内战如同1968五月风暴，是我成长的重要坐标。尤其是西班牙内战，我越来越发现它对我必然的引力。奥威尔、卡帕、洛尔迦、加缪、奥登、薇依……这些人引领我走近它。倪慧如、邹宁远夫妇合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则给了我一个契机整理一些对西班牙内战的想法。
阅读这本书几乎可以满足你对西班牙内战的一切浪漫想象。你会看到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四万多名国际志愿军不远万里来西班牙保卫共和国、反抗法西斯。经过作者令人钦佩的调查走访，我们读到了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等十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他们身份经历各异，但出于同样的理想，受到同样的感召来到西班牙。还有印尼华人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等出现在西班牙、后来又去了延安的国际主义战士。作者引用奥威尔的记录：“这儿的主流思想是社会主义……正常的阶级划分完全消失了。……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永久存在，这只是全世界大游戏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情形，虽然如此，它已让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人留下了终生的影响。……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了。”（403）内战期间某部分的西班牙似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这种意义犹如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永远有吸引人的魔力。正如作者所言，“鼓舞着我们的，是前人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和捍卫人类真理而无私奉献的精神。”（131）他们想“从勇者们身上发掘闪光的精神，为这个冷酷现实的世界，带来生活的勇气与希望。”（85）
然而我知道的西班牙内战并非全然如此。拿奥威尔本人的经历来说，他和妻子匆忙奔赴西班牙，没有通过共产国际，而是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POUM）的民兵团。“在1937年，当共产党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他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在受迫害之列。他们很幸运地逃出了西班牙。但他们的许多朋友却被枪毙了，其他人在监狱中关了许久，有的干脆失踪了。”（a译者前言2）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的第5、11两章他详细说明了左派内部的分裂和矛盾，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想借机发动革命，“苏联提出条件：‘阻止革命，不然就得不到武器’，而对付革命分子的第一步就是把统一工党开除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a41）“‘战争第一，革命第二。’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而是确保革命永远不会出现。”（a52）“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持的是超然的态度。几万人来参加战争，但他们身后的上百万人却对此很冷淡。”（a53）内部清洗规模相当大，“几个月后，政治囚犯的人数已上千，还不算法西斯分子。”（a159）
在西蒙娜·薇依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西班牙内战的残暴。在一封信中她写道，“出发时作为志愿者怀着牺牲的思想准备，实际却陷入了一场雇佣军的战争里，残忍暴行数不胜数。”（b156）当时她加入的是无政府主义民兵组织，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非常不满。秉持着和平主义思想的她目睹了战争的残暴：“种种这些罪行使我感到害怕，但并不使我惊讶。但每当我想到我自己可能也会干出这种事的时候，我感到更加恐惧。”（c535）而且她发现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西班牙内战已经演变成为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家与国家的战争。”（c541）因此她对西班牙革命的前景非常悲观失望：“当一场自发的起义变成有组织的战争的时候，革命就会被专制所替代。”（536）回到法国后，她更坚定了反战和平的信念：“同志们，为西班牙而战吧……那里步枪已经准备好……还是为理想而战？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有没有过一场战争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正、自由和福利呢？”（c539）另外，薇依的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从西班牙回去后，西蒙娜对我说，当她想到退路被敌人切断并将被敌人杀死的时候，她当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丽。”（c530）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的15~19节有很多对西班牙内战的思考，他笔下的西班牙内战与我们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看到的西班牙内战非常不同。“西班牙的左翼和右翼之争，有它特殊复杂的‘西班牙情况’，更不是人们想象的民主制与法西斯的决战。”（d307）他指出这场战争实际有三方力量，极左的苏联、极右的德意、二者之外的美国等国。“很少有人敢指出，反法西斯一方的激进派，也有过和法西斯相同的作为。……这使得这些左翼以后在长久的岁月里，戴着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样的杀戮行为，长久地掩盖下去。”（d291）“在西班牙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两翼大致不相上下。假如只提其中一半，那么就有另一半的事实和教训被忽略了。”（d293）例如共产党方面卡利约负责的“马德里模范监狱屠杀事件”。其杀害人数根据不同方面统计在两千到五千人之间（后来他把责任推给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对敌人痛下杀手，对“同志”也毫不手软。同样引用奥威尔的话，“共产党和共和派军官之间，爆发了内部冲突。四天巷战中有一千多人被杀。……面对残酷现实，他（奥威尔）已经不由自主地好几次要把内斗的对方叫做‘法西斯’。”（d344）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d357）奥威尔从西班牙返回英国后写下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写出了更为人熟知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后两部著作的思路是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的。
而下面这段话更值得我们仔细思考：“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尔兵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人神共愤，全世界为此谴责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共和派是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进行这场战争。假如共和派一样滥杀无辜，持有一样的逻辑，它脚下正义的立足点就消失了。一开始，它就已经从根基上垮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d362）这其实是并不新鲜的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但在需要唤起这种思考的时候，人们却往往跟从了原始的暴力。更不堪的是出于现实利益而假借高尚合理的借口（我想起普京关于克里米亚的演讲）。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邪恶互换，而在西班牙内战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一点点以善替恶的可能。
尽管历史与浪漫想象往往相距甚远，但我们仍会惊讶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那些人类最高尚的闪光，哪怕那些闪光比起整体的黑暗十分微弱，挑剔起来更所剩无几，但那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再次引用奥威尔，“当然不会有绝对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比我以前曾见过的或在战争时期所能想象的更接近真正的平等。”（a21）尽管这种平等仅仅在很小的地区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这是人类希望的火种。正如作者在本书结尾处所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即使那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想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甘愿做出被人们认为是舍己利他的行为。……我们想探视他们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们分享世间任何物质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的鼓舞与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在现世涌现的昏暗中，没有理由颓丧绝望，要像他们一样，无惧于任何挑战。”（418）
如何在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重新找回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的信念，如何以信念介入现实的行动，这是我们难以解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摆着的答案，面对历史我们很难不顾虑重重：从西班牙战场奔赴中国的白乐夫医生晚年在接受作者访问时问道，“‘天安门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书中出现这个名称我心头一惊，之后作者写道，“望着白乐夫满脸的凝重，我想，在他们面前谈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忍，然而又不能不说实话。白乐夫静静地听着，不出半点声音。我讲着讲着，手脚竟发凉起来，我极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像一头孤雁飞向落日的悲鸣。白太太一旁劝说：‘不要只顾着讲话，吃饭吧！’我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历史的发展似乎对人性最崇高的无私奉献，开了一次致命的玩笑。‘我还是深爱中国。’白乐夫最后平静地说。”（340）刘禾在序言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主要发自于左翼阵营，在很多国家，右翼法西斯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这和‘二战’后由于冷战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6）是的，形势完全颠倒了。苏联的幻象破灭了，中共曲曲折折走上了一条自己也不太好解释清楚的道路。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反讽的对象，它失效之后造成的真空又成为难以排解的精神压力。自由民主成为西方攻击别国常用的说辞，而我们，曾经最理直气壮呼喊这些字眼的人们却越来越底气不足。国际主义面对“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样道貌岸然又道德空洞的现实说法时更是无所适从。在我们之前，逝去的是几代人的理想，留下的是让人哑口无言的“理想”破碎后扎脚的碎片。如何迈出脚步，走过刺痛、危险又别无选择的荒野抵达新的理想，并提醒自己要时时小心它重蹈覆辙，这是不知道又要过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征途。
最后，要向倪慧如、邹宁远两位作者致敬。“有时我忍不住会想，这么多文笔好的作家，要是由他们来写，那该多好；可是偏偏由我这样的人来写，千辛万苦找来这么多好的材料，恐怕都要被我糟蹋了！但是人间事就是这么矛盾，有文笔的人，未必愿意写这个题目，没有文采的人，却死心塌地的要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而且非把它写好不可！”（125）他们本也无意做文人，他们是志士。就为了这样的作者，也该读读这本书。
——
a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许卉艳等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卡博，《信仰与重负》，顾嘉琛 杜小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c 佩特雷蒙特，《西蒙娜·韦伊》，王苏生 卢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d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七)：遥远的世界主义
七十七年前，远在长城的万里之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志愿加入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流血、牺牲，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曲。
这段记忆的荒漠随着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早已远离视野的地平线。然而，历史的泥沙湮没了青春年少的热血，却也终会淘炼出人性璀璨的光辉。那些远去的背影，如同夜空中消逝的星光，闪耀着微弱的光芒，却给那段黑暗的历史带来些许希望。
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个国度的年轻人畅谈大国霸权和宇宙真理，在僵化的国家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裹挟下，我们沉醉在自己的崛起伟梦，失去了对世界的热情与关心。
我们对欧美的敌视有增无减，却对亚非拉的落后充满鄙夷。我们拒斥着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却又远渡重洋自我镀金。我们高喊着和平与发展，而对战争与贫穷置若罔闻。当物质的对外援助与文化的对外输出只是为了满足于一个世界大国的壮志雄心，再漂亮的经济数字也掩饰不了下水道的堵塞与图书馆的荒凉。
当全球化的浪潮层层袭卷，文明的破裂与脆片化却与日剧增。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那时候的地球似乎很小，轻易地就可以渡过重洋；那时候民主还不是普世价值，却是每个民族的奋斗目标；那时候自由与平等同样遥不可及，但有更多的人会为此而战斗；那时候个体的力量还很渺小，但每个人都不吝惜自己的热血；那时候如黑夜一般暗淡，但理想从未泯灭光芒；那时候希特勒风生水起，而冷战要再过十年才会爆发；那时候，世界还很年轻，人们也相信年轻的力量……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八)：4星的内容，6星的精神
其实很早我就对国际纵队的故事感兴趣，也一直知道国际纵队除了大名鼎鼎的林肯旅还有德国人的联队，其中也有一些日本人和中国人。但当我第一次从同学手中看到这本500多页厚厚的书时，我不禁愣了一下，就中国队员的事迹能有这么多吗？
带着这种心情，我坚持读了下去。
实话说，这本书到了150页之后，基本上每一页都会有前文提到的重复内容，对于读故事来说，这也许是个糟糕的选择，作者自己都说她不是一个好的叙述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本书真不能当做故事小说来读。
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在于那一个个真实发生却又被历史几乎忘却的感人故事，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对正义的事情充满热情而且毫不怀疑，他们的精神世界一定是充实而丰满的。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奥威尔也参加了这场被誉为“最文艺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召集了当时世界各地的“文艺青年”前往圣地西班牙参战，而且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连奥威尔这个极力反左的人都在文中隐约表示，当年那样空前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后来很难也再也没有见到了。
最后，也是最能见证这本书精神的其实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丈夫，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他们带着崇敬而没有任何回报的精神用自身积蓄飞奔世界各地“抢救”这些曾经“年轻”却又即将消逝的故事，他们才是国际主义精神合格的继承者！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读后感(九)：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去年梁文道先生推荐了这本《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没想到在中国饱受日本蹂躏的时候，还有中国人去参加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
全书分为三部分：寻找历史的春天、英雄的故事、咏叹的诗文。第一部分讲述了两位作者全世界遍寻资料的过程，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在中国找资料异常困难，亏中国还是号称社会主义！！！英雄的故事记录了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一些英雄们的事迹。很多资料都已经不全了，所以只有少数人的记录，大多数都变成了无名英雄。最后一部分是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演讲词、诗文和歌词等。
一方面是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五十三个国家的四万多名国际志愿军，自发奔赴战场贡献青春和生命，为了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战斗。在经历了失败之后，一批“西班牙”医生又辗转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白求恩医生。他们奉行的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被扭曲的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是为他们的遭遇感到痛心，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中国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印尼被清洗，在苏联卷入政治漩涡。然而最让我愤怒的是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不仅没有把这段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广大，反而掩盖抹杀。问问现在的中国人，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西班牙内战有中国人的身影，也没有人听过《保卫马德里》。一个当年年轻的世界，遇上今天苍老老成的中国。
非常感谢两位作者的付出，当年国际纵队的战士存世的已经屈指可数，但是这段历史不能被我们忘记。
：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找到了《保卫马德里》这首歌，整篇日记都是在这首歌的无限单曲循环中写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