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年代读后感10篇
《乌托邦年代》是一本由[法] 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乌托邦年代》读后感(一)：新旧两版的一些对比
本书旧版翻译为乌托邦的年代，之类仅仅从中文阅读感受出发，对二者稍作比较，并未参考原版。没有逐页对照，仅仅选取了几个例子，给大家一个参考。页码以新版为准。
3
新：他们宣扬简单的信条：拒绝重工业，拒绝军备，拒绝商业，打倒金钱，工作可耻；让我们歌唱，做爱，忘掉战争。
“垮掉的一代”恰如其名，他们只想离开，可能的话独自离开。嬉皮士则期待在某处定居下来，过群体生活，守望相助。
此外，他们还要告别传统的家庭、日程表和产出。欢迎懒散，欢迎不规律的恋爱关系和多个伴侣，欢迎群居生活。
旧：他们宣布的信条十分简单：不再要重工业，不再要武装，不再要贸易，打倒金钱，工作可耻。让我们一同歌唱，男欢女爱，把战争跑到九霄云外去。
eat generation（避世的一代），顾名思义，只想着出走，而且尽可能孑然一身。而嬉皮士这一代人主张过群体生活，强调柔情和爱心。要过定居的日子。
另一方面，是要告别家庭、告别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告别对利润的追逐。赞誉懒散的生活态度，提倡无固定对象的、多伙伴的性爱和群体生活。
相比而言，前者更加简洁，有力。“垮掉的一代”众所周知，旧版翻译成避世的一代，不知道是为了符合“顾名思义”这句话，还是译者对这个词不那么熟悉。同时可以看到，旧版会用一些修辞，比如九霄云外、顾名思义、孑然一身之类。“家庭、日程表和产出”这句，后者更加清晰，由于没有原文，暂时无法评判哪个更准确一些。
96
新：一个美国女人说，据她看，在美国排第一位的是毒品：市面上又有什么新玩意儿了？你试过这个了吗？你还在用那个吗？至少在某些圈子里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事。而一个墨西哥人说他的祖国有一种特殊的传统。他告诉我们，每当一群墨西哥人聚到一起，他们立刻就要开始谈论枪支，还有犯罪，尤其是毫无道理的犯罪，杀戮。
米洛斯被问到接客人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说：“苏联人”。
旧：一个美国人说，在她看来，美国人谈的最多的是毒品L又有什么新花样上市了？这个你试过没有、那个你是不是不抽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是这样。一个墨西哥人说，他的国家保持着一个奇特的传统。凡是几个墨西哥人聚在一起，就要谈论枪支。也谈凶杀案，尤其是心血来潮、没有预谋的凶杀，即“matanzas”。
问到米罗斯，接客人最爱谈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俄国人”。
二者相比，“至少在某些圈子里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比“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是这样”要更符合中文语法，也通顺得多。后者更加生硬，似乎是直接按照外文句子的顺序翻译的。还有一处差别比较明显的是“苏联人”和“俄国人"，并不仅仅在这里，两本书的其他地方，也基本是一个翻译苏联人一个翻译俄国人。这个不同的原因可能是译者选词的区别，也可能是原书版本做了改动，两个译本所据底本并不相同（这个下面会分析）。但从语境而言，68年布拉格的春天，讨论苏联人无疑是更准确的，更有针对性，从表达效果，当然情感也更强烈。这里也能看到旧版的一个优势，就是垮掉的一代、杀戮之类的词汇会用外文直接写出。
106
新：布努埃尔决定让我出演普利西利安，他是西班牙的异端，阿维拉的主教，而且他的对白使用阿拉丁文写的。我之前跟布努埃尔合作过，在《女仆日记》中出演本堂神父，还在《白日美人》里演了另一个神父——只不过审查时被剪掉了。布努埃尔总对我说：“您是很棒的演员，不过只能饰演神职人员。”（两年后，我在克里斯蒂安·德·夏隆尼的《联姻》里担当男主角，饰演一名兽医，与安娜·卡利娜有对手戏。影片上映后布努埃尔对我说：“您是很棒的演员，不过只能饰演神职人员和兽医”）。
这段颇为有趣，不过旧版并没有括号中补充的内容。应当是二者所据的底本不同，新版所据的底本应该是比较新的版本，作者进行了增订。而且可以看出，这个修改使得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了，似也可以作为选择参考的依据。不过由于我看的是旧版的eupb版，不排除漏掉的可能。
《乌托邦年代》读后感(二)：乌托邦——人类做过的一个梦
这本书是以一位电影编剧和导演的视角，对1968年-1969年做的一个横切面。卡里耶尔，一名亲历者，冷静的旁观者，或者说，置身事外的参与者，似乎更能将我们带到那个传说中的乌托邦年代。战后秩序已然重建，对立的的意识形态将世界割裂，和平似乎远未到来；经济开始复苏，尚未催生出一个个虚华的泡沫。年轻人开始以一种年轻的方式，志在必得地改造这个世界。枪与花朵，性、大麻和摇滚乐，嬉皮士，代表了温和的反抗，叛逆，自由的表达方式和对身体的放逐。他们的武器，结果却成为将他们残忍杀死的武器。一些人在二十七岁时死去，一些人逃走，留下来的，被嘲笑，被改变，或者余生叹息。但是，一定还有人，仍在喧嚣的街角，拨动吉他的音符。
《乌托邦年代》读后感(三)：乌托邦——映照世界疮痍的镜子
这本书的精髓在于：乌托邦存在的意义在于映照出了这个世界的千疮百孔大势所趋，并叫醒了那些几近睡着了的人。
《乌托邦年代》的时代背景是1968至1969年间，叙述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耶尔参与《银河》、《越战毛发》、《起飞》等三部电影的酝酿、开拍、最终诞生的一波三折，二是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卡里耶尔在电影创作期间被卷入的美国嬉皮士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的动荡不安。显而易见地，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取材于现实，却是由个人意愿、喜好而推着剧情往前的乌托邦。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巴黎、布拉格遭受了一场场撞击，显然不是实体的乌托邦。但在这几个城市，有满腔热血的一群又一群的人们斗争着各自生活中的不堪，他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的愿景，试图让那些得过且过、碌碌无为的人看清其实生活也可以是另一番模样。当然他们也确实希望让愿景成真，可世界从来事与愿违，卡里耶尔在本书中就做出了判断，“乌托邦无法实现，仿佛某种朝着理想前进的呼唤，但永远不可能存在。”
跟随作者卡里耶尔的辗转游荡，我们可以看到嬉皮士运动中，那些留着长发、穿着花花绿绿的年轻人公开与权威、专制、成规、秩序、战争叫板，这股特立独行的思想潮不断壮大，为当时死气沉沉的整个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尽管它发生于倏忽之间。与嬉皮士运动思想上的叛逆相对，五月风暴则是实打实的暴力摧毁。我们跟着卡里耶尔，见到了巴黎街道的街垒、即兴的澎湃演说、各式各样的游行暴动，以及法国的学生们对教育系统的指控与抗拒，当时高呼着要吃饭钱的工人总罢工。这场骚乱同样很快得到了平息，但足以让世人了解到生命能够达到的热血沸腾，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法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走向。作者还为我们转述了捷克当时的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所提出的“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口号，以及后来被苏联的坦克所碾压名为“布拉克之春”的乌托邦式政治体制改革。卡里耶尔目睹着期间身边朋友的流亡，家庭离散，“性自由”的无序、毒品的泛滥，那强行压制的灰色岁月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活生生地拖慢了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民主的进程。
以上种种都是因了一部分人乌托邦的愿景而带来的风云，它喧闹、暴力、危险、伴随着流血。这场场风云越动荡，客观上意味着乌托邦的美好愿景与现实的残酷差距越大，需要扭转的走向有多困难，主观上也反映出了有所觉醒的人们对荆棘手起刀落的大张旗鼓，义无反顾向理想前进得有多坚决。乌托邦原是一部分人的狂欢，但很显然期间被激起的浪花浸湿了另外一股原本或因循苟且、或静观其变的力量。而卡里耶尔在《乌托邦年代》中讨论乌托邦，更关注的也是后者。意思是，作者更强调的是乌托邦的存在，对那些身上弹簧松弛的人的影响。他把自己所亲历的穿在一起，不赘叙不议论，只在白描中指出，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并行不悖，而也正因如此，人们在两者的对比中清晰地感受到了现实的畸形。乌托邦永不会消失，不只存在于1968—1969年间的纽约、巴黎和布拉格。它是人自身的一部分，时刻都有可能被唤醒、被感召、被利用，那是因为痛苦常在，信仰常有。
《乌托邦年代》读后感(四)：1968年的三个玩笑与一部电影
1968年，有三件大事被载入历史：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命运让三十七岁的法国编剧卡里耶尔把三件事都撞上了。
这仿佛命运的三个玩笑。卡里耶尔既不是爱凑热闹的人，也不是全世界到处跑的记者。他想要的，不过是安静而专注的工作而已。
三个玩笑
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打来一通电话，邀请他去纽约，一起将反战歌舞剧《越战毛发》改编成电影。卡里耶尔应承下来：他俩都喜爱这出剧，已经看过好几遍。1968年3月28日，卡里耶尔抵达纽约。这是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
越战毛发 (1979)7.81979 / 美国 西德 / 歌舞 喜剧 剧情 / 米洛斯·福尔曼 / 约翰·萨维奇 特里特·威廉斯第一个玩笑与春天一同到来。马丁·路德·金遇刺，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整个美国陷入动荡，嬉皮士们却微笑着，不断重复着“爱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般迷幻又飘摇的氛围中，工作无法推进，《越战毛发》的改编计划受也被搁置，直到十年后才被搬上银幕。
米洛斯说：“我们别在纽约待了，去法国吧。”当时，米洛斯执导的电影《消防员舞会》入选戛纳电影节，卡里耶尔也急着回国一趟。两人坐上“伊丽莎白女王号”游轮启程返航，没想到等着他们的是第二个玩笑：五月风暴。
小城戛纳的棕榈树和海岸线似乎离大学生们的躁动很遥远，不过，既然巴黎的学生们展现了顽强的勇气，戛纳的电影人们怎能不表示支持？一夜之间，争议和骚动被带到电影节，这般轻浮无用的活动理应中止。评委们接连退出评审委员会，热切地表达着对“体制”的抨击。
可是“体制”究竟是什么呢？身处其中，卡里耶尔和米洛斯都一头雾水，尤其是来自“东边阵营”的米洛斯。人们都在抗议什么？又到底想要什么呢？五月的法国与四月的纽约一样折腾，工作毫无进展。米洛斯再次提议逃离喧嚣，躲回他的祖国，在“世界上最安静的城市”布拉格，继续两人的工作。
和纽约和巴黎一样，在布拉格，卡里耶尔也无法专注工作，因为它迎来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春天。这是1968年的第三个玩笑，而它的影子，在一部二十年后才上映的电影中时隐时现。
一部电影
布拉格之恋 (1988)8.11988 / 美国 / 剧情 爱情 / 菲利普·考夫曼 / 丹尼尔·戴-刘易斯 朱丽叶·比诺什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是1984年在巴黎出版的，那时昆德拉已离开捷克，在法国定居近十年。卡里耶尔在当年就读到了这本小说，一年后，制作人邀请他将此书改编为电影。
小说的情节也不必赘述——如果只叙述情节，对这本书是极大的伤害。将文学作品影像化一向不易，更何况是一部哲学意味如此浓厚的小说。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卡里耶尔将改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为“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而这一艰难工作的得以从困境中突围，是由于“我意识到，书中的所有事情不只发生在主角身上，更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
这等于是为小说的影像化改编选定了方向。人性的考验、两性关系的探索、个人命运在特定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呈现……这本书的内涵如此丰富，影像化之后的面面俱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卡里耶尔选择了更多地去呈现历史，而不对原著中的“轻与重”、“灵与肉”等主题不过多探讨。
这一选择与1968年卡里耶尔在布拉格的见闻不无关系：他亲历了“布拉格之春”与苏联入侵。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但属于昆德拉，还属于卡里耶尔。对于1968年的布拉格，小说中极少直接描写，但卡里耶尔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将书中的留白填补为信息丰富的电影画面。
试举三例。
1.布拉格青年
披头士乐队那首著名的《Hey Jude》有了捷克语版本，它响起时，电影中出现的是1968年布拉格的街头。男青年留着和乐队成员一样的“蘑菇头”，女孩们的头上别着花儿。
第二处则是主角和朋友们在酒吧聚会的一场戏。舞台上，一支摇滚乐队正在演出，舞池中则是正在跳舞、大声吵闹甚至亲吻的男男女女，他们打扮得和“西方国家”的同龄人没什么两样。
后来，卡里耶尔曾写下他初到布拉格时的震动：
……这座城市也中了魔法。“花力量”和巴黎的街垒把回声一路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公园遇见了不少年轻的吉他手，衣裳五颜六色，几乎都留着长发，其中一些甚至唱着英文歌。姑娘们也偷偷改短了裙子。电影中，特蕾莎镜头下的布拉格青年。2.苏联人
和布拉格青年格格不入的，是角落里一桌被讥讽为“恶棍”的身穿黑西服的苏联人。嫌音乐太吵，他们制止了乐队的演出，改为演奏一首沉闷的曲子，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嘘声。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卡里耶尔在布拉格的经历，他也许不会觉得这一幕有何特别。然而，一个创作者，无论他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是何种形式，某种意义上都是他过往经历的一面镜子。即使将小说影像化是一项高度限制性的工作，卡里耶尔也没放过任何一个“夹带私货”的机会。
起初，主角与朋友们谈论着特蕾莎的摄影，“你捕捉到了一种新的精神，你能看到所有的事物都在改变”。这种“新的精神”，或许表现为青年们时髦的新衣服和摇滚乐，但追根究底，它毫无疑问是杜布切克提出“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主张以较温和的方式摆脱苏联极权之后，蔓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种希望与期待。
然而，看见那一桌黑西服苏联人后，托马斯说：“不是所有事物。看那儿，还有我们的同志和苏联人。”话题随之转变，正如卡里耶尔对捷克导演米洛斯的回忆：
米洛斯被问到捷克人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说：“苏联人。”3.高莱姆
卡里耶尔曾将苏联比作希伯来神话中的高莱姆（Golem）。它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巨人，被一位会魔法的拉比创造出来之后，就一直沉睡在某座城市的阁楼中，等待着自己苏醒的可怕时刻。拉比创造高莱姆，本是为了保护城市中的犹太区，但在一次意外之后，高莱姆由犹太人的守护者变成了屠杀者……而这一神话故事，恰恰发生在布拉格。
在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卡里耶尔也没能舍弃高莱姆这一恐怖而晦暗不明的形象，但他将高莱姆嵌入电影的方式巧妙又低调——也许大多数观众直接忽略了它。
仍是酒吧聚会那一幕，第一个镜头，酒吧入场处，一块黑板挂在售票员背后，上面是五个大写的字母：GOLEM。这八成是当晚演出的那支乐队的名字。苏联人打断了摇滚乐和布拉格年轻人的舞蹈，取代以老气横秋的沉闷曲子，又何尝不能解读为一种苏联必将出手干预，扼杀这一“春天”的暗示呢？
高莱姆将要苏醒，8月21日，苏联入侵布拉格。
《乌托邦年代》读后感(五)：1968年的遗产
有一只铃铛摇响了，有一类人被唤醒了。
我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随笔作家。跟所有人一样，我脑子里有记忆、有想法，但不愿表达，总怕自己记错了、想岔了。若有人追着问，我时常落荒而逃；若说点什么，很快就会发现有些话经不起推敲，于是便缄口不言，要不就借着微笑脱身。
而现在在这里，我只想试着找回那些年的一些画面和声音。我以时间之绳将它们穿起来，这是我仅有的工具。我并不企图展开历史或加以评论，只是在历史的大书卷中随手涂抹几笔罢了。
试图用时间之绳穿起当年回忆的，正是被称为“布努埃尔御用编剧”的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耶尔 (Jean-Claude Carrière)。对资深文艺青年来说，他执笔编剧的《白日美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布拉格之恋》都是必看且加以膜拜的经典。
时间是1968年早春，卡里耶尔接到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的电话邀约，来到美国。福尔曼其时已经通过电影《金发女郎之恋》为全世界所知，他想把六十年代风行的音乐喜剧《越战毛发》(Hair) 搬上大银幕，邀请卡里耶尔编剧。二人在纽约一下子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像是一脚踏进了一个永不结束的大PARTY，结识了不可思议的人们，被眼前光怪陆离的一切推着走。
1968年你能想到的一切扑面而来，留长发穿着波西米亚风的和平主义者们，艺术家出没的切尔西旅馆，科幻电影和时髦的未来主题，安迪·沃霍尔，据说是自由的性，无处不在的药物，摇滚乐，艾伦·金斯堡。
紧接着，他们亲历了半途中断的戛纳电影节，回到满街都是街垒的巴黎，在那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在街垒的哪一边……福尔曼是捷克人这个事实，也给了作者机会，先是在布拉格的饭馆酒吧近距离了解了捷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随后又与福尔曼家人共同渡过苏联坦克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一切在三十年后被卡里耶尔找回，穿起，写进《乌托邦年代》。
必须承认，1960年代——电影，艺术，摇滚乐，文学；海报，标语，嚎叫，照片，服饰，室内设计，建筑——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有某种精神，是迄今我们仍自其中汲取力量的源泉。
六十年代的一切为何对今天的我们还有如此的魅力？那个十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有些东西仍牵动着我们的心，是什么？
六十年代像是一个漫长的集体的青春期，作者借用玛格丽特·米德的观察：在传统社会，世界的演进十分缓慢，老一辈掌握并传递知识。然而，当社会快速变化，学识，技术和生活方式不再一成不变，这种情况倒过来了，“知识换了保管人，而力量自然也随知识一起换手，由此就产生了代际鸿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年轻人借了‘科学’的评估，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要求人家让位。他们自认为聪明而富有主动性，只有他们能承担起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他们宣布一切都应该交给他们决定，否则人类必将走向灾难。
那些年轻人就是带着这样的梦想和信念在探索，在愤怒，在找寻的。他们当仁不让。六八一代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虽然革命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并不相同，后果也不尽相同。
1968 年的这些年轻人永远不会老去。他们自带年轻属性，青春永在。
作者卡里耶尔在1968年时候已经过了这当仁不让的年纪，他和米洛斯一个三十七，一个三十六，几乎可以当那些花儿少年的父亲了。因此，他们虽对迎面而来的一切都顺应而充满好奇地去经历，却多了一点距离和冷静的观察。
而真正写下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后（法文初版于2003年），此时，距冷战结束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布拉格广场上坦克碾过的地方早已经平静如初，巴黎和纽约留长发的年轻人早已穿上了他们反抗的商业服装，与世界握手言和。甚至，人们已经来得及看到了几次对六八年的反复和“清算”。
自七十年代起开始了对六八一代的嘲讽和反动，人们甚至将后来的痛苦和灾难归因于花儿们。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剪短头发，磨尖牙齿，将一切对生态的忧虑都斥为无稽之谈，大肆掠夺我们星球剩余的资源。”“这些新生的小狼崽并未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攀附着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作者指出：“现实极端复杂，永恒变化，我们却总以为可以把它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其实都是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觉察、讲述历史时，仿佛把历史当成了一系列快照，只需一眼就能看清一切，只需几个词就足以定义某个‘历史时刻’。”
然而，乌托邦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不承认它、鄙弃它，这就等于抹去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等于拒绝承认这部分挥之不去的想象。它仿佛梦境，首要的价值就是逼迫我们承认世界的畸形，承认造物那显而易见的匮乏，承认‘自然的不完美’。”
有一只铃铛摇响了，有一类人被唤醒了。
布拉格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虽然光明和平又犹豫了很多年才真正到来，虽然作者马上悲观地说，这个现实也是暂时的，“另一种生活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孩子。里面既有十分古老的伤痛，也有新天堂的影子”。
经历过1968年的人，将终身无法摆脱那个年代的影响。这本书里记载的历经动荡岁月辗转了三个城市拍成的影片《起飞》(Taking Off,又译《逃家》），终获得1971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米洛斯·福尔曼在1975年通过《飞越疯人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1979年，他终于把《越战毛发》拍成了电影，如今仍是嬉皮士的经典；2018年4月，米洛斯·福尔曼去世。作者卡里耶尔则在1989年见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拍成了电影，算是还上了对布拉格的任何亏欠；其后的编剧作品《五月傻瓜》，是直接以1968年5月为背景的；2015年，84岁的卡里耶尔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那么，五十年前的这段风云，今天还剩下什么呢？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我都见过这样一个年轻男子，他缓步独行在人行道上，蓄着胡须，头发很长，有时编成辫子。他穿着凉鞋和皱巴巴的宽松衣裳，吉他用皮带斜挎在肩头。有时有个年轻女孩陪在他身边，有时是条狗。他悠远的目光从周围的人群身上滑开，仿佛什么也没看见。
他来自另一个时间、另一种思想。他所属的部落被屠杀，被嘲笑，但尚未下定决心永远消失。在他身上还能勉强辨认出一幅已经模糊的画面，那是个遍地音乐的和平世界，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与现在不同；金钱被赶下至高的宝座，“爱”自由地行走在街道上。
这个年轻人（1968 年时他还没出生呢），他有时会停下脚步，在街角坐下，从垫着磨损天鹅绒的盒子里取出吉他，轻轻拨动几个音符。人们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停下的人很少，解囊的人更少。
乌托邦变成了流浪汉。我们的幻梦就坐在那里，坐在街角。它伸出手来。年轻人并不知道，他身上带着一部分我们所有人的梦想，就在他眼睛里、声音里，在他指甲污黑的手中。这个梦想被我们错待，如今已经遗失，然而尽管它早就疲惫不堪，却仍下不了决心弃我们而去。
年轻人只为自己弹奏，或者为了陪伴自己的那个女孩、那条狗。他不知道今晚有没有东西可吃。他有点咳嗽，他脖子上挂着一两串不知来自何处的护身符。
街道如此喧嚣，我们几乎听不见他的吉他声。
。。。
是的，我也认识这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