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读后感10篇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本由[日]宫崎市定 著 / [日]砺波护 编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一)：序言（宫崎市定）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辄以西洋为主体，把东洋视为附属。这种立场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东洋，不应是通过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应该放在与西洋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一旦做起来却极不容易。即使在那些纯粹的研究中，这个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之脑后。

　　如果仅限于世界史的立场，也不可能形成“近世”这样的概念。只有将西洋和东洋放在对等的位置上进行比较以后，才能产生这一新的概念。将西洋的近世概念就此用在东洋的研究上，同样是不科学的。西洋史研究者如果无法克服西洋史的视角，东洋史研究者如果仅抱着东洋史不放，那么，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无法产生的。一些被认为是世界史的研究，实际上不过是把西洋史和东洋史这两本书合为一本而已。

　　如果将金发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的话，那么，用同样的标准在东洋寻找美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美人。东洋并不是没有美人，这里有的是乌发黑瞳的美人。我们在重视具体现象的同时，也必须去追寻共通的要素。

　　历史学家的任务，绝不是为既存的理论补充史实，而在于不断地追求新的理论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去探索向来被视为毫无关系的对象—就本文而言则是西洋和东洋—之间的共性，这意味着必须将质的东西，尽可能还原成量的东西。人类肤色上的差异，绝不是质上的差异，只是色素的多少，即量上的差异。这样想来，平凡的真理其实可以拓展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只有将质的东西还原成量的东西，不同对象之间的比较和评价才有可能进行。

　　对量的评价，可能是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最缺失的一点。都市国家也好，古代帝国也好，封建诸侯也好，阶级构造、社会组织也好，如果单纯从这些理论去探索历史的话，有很多现象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因此，在许多场合下，从量上来观察是必不可少的。越是想站在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上来看待世界史，就越会感觉到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个历史地域的形成，绝对的量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不用说，这是量的威力在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拿汉字来说，几千年来使用这种兼具象形和表音双重性质的文字的地域，在世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但是，西方在表音文字完全定型

　　之前，也曾经使用过像汉字那样兼具象形和表音双重属性的文字，只是使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中国在长达数千年内一直使用着这样的文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时间的长短。

　　这种不发达的文字使用了数千年，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的中心过于遥远了。中国文化，不管怎么说是乡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面对世界这座华丽的舞台，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轰动世界并成为世界通则的。尽管是乡村，中国文化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与发展，而支撑这一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不用说就是量的威力。只是，这种量上的威力也不时地给中国带来不幸，也就是冥顽的保守主义与固陋的尚古主义。其实，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它与世界其他地域的相对位置，以及量的关系进行说明。

　　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本书所附的年表。从年表中可以看出，西洋史与东洋史的差异中，有一点表现得比较明显：西洋的近世只持续了数百年，历史随即步入了近代，而东洋的近世则延续了近千年，历史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本书的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事实。本书是在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写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讲义的痕迹尚未完全褪尽，甚至还有些词不达意的感觉。关于这些问题，只能有待今后从世界史发展体系的根本问题出发，进一步完善再版了。

　　最后想说明的是，本书阐述的问题，有不少是对先师内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论的祖述。

　　宫崎市定

　　1950 年10 月

　　转自宋史研究资讯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二)：宋代的文艺复兴与消费社会

　　

一

今年3月3日，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逝世，中国学界和媒体回顾他的生平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史》，以及书中提出的中国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文艺复兴的论断。在这本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译为中文的经典著作中，谢和耐将宋代部分的直接冠以“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标题。《中国社会史》本身是作为教科书编写的，而且宋代部分只占两个章节，所以在写法上不可避免的采用列举文化成就的方式来说明宋代社会的进步性，比如复归古典传统、传播知识、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等。⑴这种写法很直观，也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之后的学者或通俗作品的作者在沿用这个观点时也常常采用同样的列举的方式。就这样，“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观点就好像与谢和耐绑定在一起了。

中国社会史8.1谢和耐 / 1995 / 江苏人民出版社

　　然而，《中国社会史》首版于20世纪70年代，而在此之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于1940年发表《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已经将宋代社会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相对比。之后，在1950年，宫崎市定又出版了单行本《东洋的近世》，更加系统地解释了宋代为何可以被称作文艺复兴的时代。1999年，宫崎市定弟子砺波护重新编辑出版了《东洋的近世》，增补了与主题相关的四篇社会经济史文章和一篇书评。砺波护编集的版本，正是日前刚刚出版的《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翻译的原版。

東洋的近世8.2宮崎 市定 / 1999 / 中央公論新社

二

　　在通常观点看来，文艺复兴可以视为西洋史或欧洲历史的专有名词，并且一提到文艺复兴，人们想到的往往是 “文艺复兴三杰”，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杰出的艺术作品。因而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东洋史或中国史，不能不令人注目。与谢和耐等后来的学者不同，宫崎市定抽象出所谓文艺复兴的一般特征，再将东洋史与西洋史的对比中，认定中国北宋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并且影响了西洋的文艺复兴。⑵

　　在宫崎市定看来，所谓文艺复兴就是人类第一次表现出历史的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过程，……进入中世纪以后，也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与古代不同的时代，他们感觉到的生活只是一如既往，与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中世纪长期的停滞不前感到厌恶，并认识到古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的差异，就是文艺复兴式的觉醒。”⑶这种文化的自觉是人民的文化达到相当的高度之后，必然产生的事物。

　　当然，文艺复兴不单是思想问题，而应该是作为建立于社会综合进步上的一种精神的征候。宫崎考察西方的文艺复兴，认为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复古思想、文体的变革、印刷术的发达、科技的进步以及艺术的发达。在对比中，他发现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现象相比，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例如，我们可以见到宋代独特的印刷术的发达，科技上火药和罗盘针的广泛应用，以及文体上的变革。始于晚唐韩愈的古文运动一直延续到宋体现一种文学上的复古，同时又出现了以戏剧脚本出现的白话文学，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这种双重倾向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如出一辙，但丁用自己所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撰写神曲，彼特拉克则认为只有使用纯粹的古代拉丁语才能使其作品维持不朽的生命。⑷欧洲文艺复兴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绘画的发达，在相当于东洋文艺复兴的宋代，绘画也出现重大的转变。宫崎举山水画的发达为例，认为“当人类认识到自然美的时候，是社会已经相当有了进步、痛切感到尘世烦恼的时候……都市生活的烦扰，是人们渴望寂静，这时山水画才独立起来。” ⑸

　　最能体现文艺复兴并且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教的自觉和复兴。在中世纪的思想界，儒教作为朝廷所用的官学是政治上的指导理念，但是，在佛教盛行的情况下，儒教并没有作为和佛教以及道教对抗的一宗的自觉，只是作为一种学问存在。然而从唐末开始，随着科举的隆盛，儒生建立起了以科举出身为中心的社交界，开始兴起儒教独掌政治和民众的领导权的运动，结果是儒教方面出现以排佛论为形式的攻势，韩愈也是其先驱。宫崎将内藤湖南已经论述过的中世纪到近世儒学的变革描述为对古代儒学的复兴：“训诂学虽然是中世纪的学风，但这些注释学者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派（Scholiast）一样，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延续中。而到了宋代，出现与训诂学一刀两断，直接从古代的原始儒学出发的学问，最终形成了朱子学。宋初，《十三经注疏》的完成一方面意味着训诂学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尽头，进入了学问的死胡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针对训诂学的枯燥无味，提出了必须拿出新的方法来思考儒家思想，以期打开学问僵局的要求。”⑹宋代的学者认识到古代和中世纪的移变，而且由于古代和现在的中间经过了中世纪一段很长的历史，他们大多不把儒家经书的内容视作可以适用现实社会的“礼”（制度）。他们试图去思考经书的真正意思，试图去复兴真实的部分。这即是一种否定中世纪、复归古代的文艺复兴思想。乘着这一思想解放的浪潮，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亦为儒者所摄取。其中，太极学说尤为宫崎市定所注意，认为来源于道家理论的太极学说在周敦颐、朱熹的采用和发展下，成为儒教方面宇宙观的中心，以至谈论人生意义的性理之说，亦由太极说引导。⑺

《东洋的近世》插图：《太极图》

　　总之，宫崎市定虽然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来比拟宋代的文艺复兴，但他没有生硬地罗列对比，而是以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儒教的自觉性变革为中心来论述唐宋间的文化变革。立足于中国史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史发展动向的认识，正是内藤湖南以来京都学派的传统。

三

　　说到京都学派，就不能不提到这一学派最为人瞩目的理论“唐宋变革论”。唐宋间历史发展的重大变革，自南宋以来就为史家所注意。但现代历史学意义上的“唐宋变革论”的提出，无疑始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早在1922年他就以提倡此说而震动日本学界。⑻近百年过后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学者仍在热烈讨论者唐宋变革、唐宋变迁的主题。唐宋变革论可谓最能明确表达内藤湖南对中国史所具有的体系化的见解。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史在唐宋之际从中世向近世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⑼并以唐宋变革论作为支柱，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部分，影响极为深远。内藤湖南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认为“中世的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流行，到唐末和五代，外族势力达到鼎盛。宋代以后中国的固有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这是他论述唐宋间历史变革最基本的论点。但他的理论却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考察上暴露出薄弱环节，因而成为反对者主要的批评对象。即使同属于京都大学的宇都宫清吉也对他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提出了质疑：“中国文化的发展仅从中国民族和外族、中央地域和邻近地区的关系去考虑？” ⑽

　　宫崎市定作为内藤湖南的学生，直接继承了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东洋的近世•前言》中他宣称：“本书阐述的问题，有不少是对先师内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论的祖述。” ⑾在这本书中，宫崎进一步明确了东洋近世的特征，尤其在内藤论述薄弱的社会经济史领域。砺波护编集的《东洋的近世》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本文之外，增补了《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合本组织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明清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四篇社会经济论文，使得这本书成为“唐宋变革论”十分完善的补充。

宋詩概説评价人数不足吉川 幸次郎 / 2006 / 岩波書店

　　除此之外，本书特地收录的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撰写的书评，首次披露了宫崎的“景气史观”，为他的“宋代文艺复兴论”提供了生动有趣的注脚，也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个惊喜。宫崎认为，中国历史有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景气波动现象，不同时代的人对自己当下生活的体验和未来生活的预期不同。首先，“从上古到西汉，大体上都是上升的，虽然极为平缓，但人们的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从东汉开始，中国社会就陷入了不景气当中。而且这一严重的不景气风潮，虽然不时有好转的苗头，但一直持续到了唐末五代。而进入宋代后，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了景气的时代。他认为从东汉以后直到唐末五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获得货币变得困难了。钱一旦离手，就得花好几倍的力气才能把它挣回来。所以，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尽量不使用货币。于是就形成以自给自足为前提的庄园制度。而到了宋代因为煤炭的运用，人们得以控制火力，铜铁的冶炼变得容易。铜被制成货币，繁荣了商业，铁则被制造成价廉的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部门发挥着作用。此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国际性商品，中国可以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充足的货币。

消费社会8.4[法] 让·波德里亚 / 2001 / 南京大学出版社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的开篇就写道：“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⑿ 由此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沉迷于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的消费行为的担忧。在这篇书评中，宫崎描绘下的宋代社会与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颇为相似，但他的评价却截然相反。由于宋代生产部门的细化，人们的劳动价值可以从更多的途径实现，获取货币变得容易。如果攒了点小钱，人们也不会死藏着，可以借贷给商人获取利息，可以经营房屋租赁，也可以进行相应金额的土地投资。不光是有钱人，穷人也会适当地花些钱享受美食。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容易对生活产生喜悦，对日常琐事产生爱意，我们也能看到宫崎引述的《宋诗概说》中总结的宋代诗人的特点：“不入前代诗人法眼的日常生活细节，或者是尽人皆知、难以成为诗歌素材的身边事，到了宋人笔下，都成了反复吟唱的对象。因此宋人的诗歌比前人的更加贴近生活。” ⒀

　　宫崎市定“发明”景气史观的出发点是他对经济史研究传统方法的反思。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当时的人切身感受到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更好过，明年是否会比今年过得更好”。⒁ 这种译者张学锋教授所说的“关注日常生计的庶民情怀” ⒂，不能不说宫崎市定难能可贵的可爱之处。

四

　　受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文艺复兴被认为是近代史开始的标志之一，西方历史的发展就此一马平川，逐渐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对“宋代文艺复兴论”的看法嗤之以鼻，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就走了下坡路，宋代社会的进步不能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然而实际上，宫崎市定从来没有否认宋代文艺复兴的局限性，他明确指出西方文艺复兴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是科学性这一点要比东洋胜出数筹。因此，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快便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革命。而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但是，如果仔细捋一捋西方历史，就会发现因发展结果不同就质疑这种类比是站不住脚。如果将西方发生文艺复兴的时间定为1300年，在其后到工业革命前的两百余年间，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与宋代儒教的改革何其相像；造纸业、印刷业大盛，开始进口火药，航海技术发达，民族主义勃兴，又几乎完全步宋代之后尘；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宋代以后中国各个王朝的相似性更是难以忽视。这样，把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状态与宋、元、明、清进行对比，将之同称为近世，有什么不可以呢？宫崎市定说宋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似，我们又何尝不能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中国的宋代相似呢？

　　⑴[法]谢和耐 著，耿昇 译：《中国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303页。 ⑵参见[日]宫崎市定 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6页。 ⑶[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⑷参见[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第38—39页。 ⑸[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第62页。 ⑹[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 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97页。 ⑺详见《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00—104页，文中论述颇详。 ⑻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7月。 ⑼[日]内藤湖南研究会 编，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 译：《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⑽[日]宇都宫清吉 著，黄约瑟译：《东洋中世的领域》，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6页。 ⑾[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6页。 ⑿[法]让•波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刚 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⒀[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41页。 ⒁[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张学锋、陆帅、张紫毫 译：《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37页。 ⒂张学锋：《<东洋的近世>译后记》，见《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64页。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三)：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

《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宋代发达的商业

　　说到东洋的文艺复兴要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东洋的文艺复兴是否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过启发和影响。

　　东洋和西洋在地理上远隔万里，但是，在东洋的文艺复兴发生后不久，蒙古大帝国横空出世，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得东洋和西洋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

　　介于东洋和西洋两者之间的伊斯兰势力，在蒙古时期一时趋于崩溃，东西之间的交通障碍得以清除，东西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畅通。当时旅行到达东洋最东端的西洋人并不止马可·波罗一个人。

见证了元代中国经济繁荣的马可·波罗

　　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我们无法低估交通的重大作用，进而想象东洋的文艺复兴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在绘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蒙古帝国的征服，中国的绘画传到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占有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细密画美术呈现出空前的发达。伊斯兰教原本极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亚，不仅是人物，甚至连动物类的绘画和雕刻也为人们所忌惮。

　　然而，蒙古的征服让这些地区一时间摆脱了伊斯兰教的重压，以此为契机，中国画的技法传入了西亚，因此而产生的色彩艳丽的细密画，作为一种装饰出现在波斯的文学书籍之中。

　　由于长期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人们在壁画或镜框画这样大幅的绘画面前犹豫踌躇，而通常不会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插图或细密画因此兴起。这种新的美术形式，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复兴中也得到了默许，成为西亚、印度伊斯兰文化圈内的一种特殊艺术，并长期繁荣。

　　在伊儿汗国的细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了第一期。接着，在西亚帖木儿王朝的细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素有黄金时期之称的第二期。

Kamālud DīnBehzād是15世纪中亚细密画的代表艺术家。他一生描绘了大量关于世俗题材和寓言故事的细密画作品。

　　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否定西亚美术和意大利绘画之间有着文化波动上的因果关系。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绘画是最尊重个性的，要想在题材或者笔法这些方面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的服装上有不少来自西亚的因素。

　　从诸如此类的现象上推测，可以想象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西亚的绘画又是在东洋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东洋绘画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一波。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出现的种种科学技术中，罗盘、火药、印刷术等等，大多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而这些科学技术最早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在东洋或非欧洲文化圈中。

　　从当时大的世界形势来看，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以及美术等，都是以非常之势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可见，世界绝不是分成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互不接触的地域，人们也绝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闭的社会之中的。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是，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科学性，这要比东洋胜出数筹。

　　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要用学理去证明它，以为天是围绕着地在旋转。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想法远不及伽利略的地动说准确。

　　这样，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快便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革命。

　　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洋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东洋也好，西亚也好，虽然都产生了文艺复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reform），但无论是工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发生革命（revolution）。经过了革命的西洋文化，远远地将其他世界抛在了身后，独自向前突飞猛进。

　　欧洲的工业革命绝不可能只是欧洲自己的历史，工业革命也不单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其背后需要有资产阶级的兴起，需要有与东洋的贸易，从中实现资本的积累。机器要转动，单有动力也不行，还必须有作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销售产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与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是难以发生的。

　　法国革命的背景也不止在欧洲。成为革命原动力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的兴起也得力于来自荷兰的、通过东洋贸易积蓄起来的资本。不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也有来自东洋思想的影响。

　　革命思想家思考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中的东洋社会，这一点并不重要，而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尤其是通过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给欧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带来的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欧洲历史的发展，一直以来是以其基督教思想与西亚伊斯兰教思想的对立为契机的。与基督教世界对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两者持久的对立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不是同伙便是敌人，不是真神便是恶魔，在这样的对立世界中，想产生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大卫》（局部）

　　然而，当欧洲人开辟了直接通向东洋的新航路后，在这里发现了第三个世界。欧洲人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们，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属伊斯兰教，既不是同伙，也不是敌人；他们不是因为野蛮而中立的，他们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拥有一个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伊斯兰教的中立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崇尚的儒家世界观，令因宗教原因而长期苦恼无法解脱的欧洲人羡慕不已。于是，东洋儒家式的世界观被空想化和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现状的征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并非不可思议的。当认识到了三个世界以后，一种新的人性意识开始出现。

　　两个人是形成不了社会的，有了三个人才能形成社会，这一原理，在这种时候如实地反映了出来。法国革命不单是政治上的变革，也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结果，这也是没有与东洋的交通便无法成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虽然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先头的欧洲扩张势力波及东洋，但其势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南洋，很容易就在他们面前屈服了。在印度洋、南洋人眼中，这样的事件只不过是出现在亚洲边缘地区的偶发事件，此前一百年左右，明朝的大舰队不也同样在印度洋上横行过吗，因此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成功称霸以后，继续东进，但当他们遭遇到中国的巨大政治势力后，便不再像在印度洋上那样顺利了。葡萄牙舰队在广东海面与明军对阵，蒙受了巨大的打击而不得不后退。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的中国社会，在刚刚抵达文艺复兴阶段的欧洲新势力面前，依然具有充分的抵抗能力。

　　欧洲人对日本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结果葡萄牙同样引起了日本的反感而遭到驱逐。得到日本好感的只有荷兰，在时不时地表示出屈辱的姿态后，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准许其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已。

　　然而，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发生以后，形势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和亚罗号事件的两次交锋，证实了处于文艺复兴阶段的东洋，已经不是经历革命以后的西洋的对手了。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史，一般习惯上被称为近世史，但若按照我们的看法，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与这之前的欧洲有着明显的差异。

　　经过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其发展进入了一个任何世界都未曾经历过的新阶段。这不单是近世史的发展，称之为近代史的发展更为恰当。

　　在文艺复兴现象上东洋领先于西洋，然而，在革命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洋要比东洋先进得多。

　　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便很快地迈进了近代史的阶段。

　　个中原因，应该归结为西洋文艺复兴本身所具有的内发性的动力，而这股动力要远胜于东洋。

　　不过，不应忽视的是，西洋的文艺复兴受到了东洋的影响，而在日后的更进一步发展中，与东洋依然保持着不绝如缕的交往。

　　选自《东洋的近世》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四)：借大家之眼，重新发现宋代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看到这么优美的介绍，相信一定会对书也特别感兴趣吧。《东洋的近世》这本书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代表作，作者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在这本书中，东洋指的是亚洲东部，一般指中国。 “东洋的近世”也就是中国的近世。在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最先引入古代、近世等历史分期概念的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根据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具体为：（1）第一期：上古至东汉中叶，此为上古时代；（2）第一过渡期：东汉后半期至西晋；（3）第二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此为中世时代；（4）第二过渡期：唐末至五代：（5）第三期：宋元时代，此为近世前期；（6）第四期：明清时代，此为近世后期。他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折期，设定“过渡期”这一时代概念，是内藤历史分期学说的特点。

　　在第一部分中，宫崎市定有一部分介绍了世界与东洋的交通，其中说到了京杭大运河。我老家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从小时候就在河边玩，看大人捉鱼。因此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

　　为了消除南北交通的不便，中国自古以来就尝试着在平原上开凿运河。大河从西往东流，在这些大河下游的平地上开凿南北向的运河，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古运河在中国各地早就存在，隋炀帝对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使之成为系统性的大运河。这个水路网络，北自白河，贯通了黄河、淮河、长江，直达南方的钱塘江口。

　　史上罕见的暴君隋炀帝留下的遗产大运河对后世的恩惠，不应该只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它，它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还将横断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从此，从长安出发沿黄河而下先达开封，在这里换乘进入运河，可直达钱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不必冒太大的危险就可以到达广东。中国从此不再是东西交通路线重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一环。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阿拉伯（大食）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人之多。

　　这是今年五一回老家的时候照的照片。京杭运河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水，只剩下了干枯的河道。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古代到中世纪是以内陆地区为中心的时代，宋朝以后的近世，变成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降至晚清，则是以沿海为中心的时代。

　　运河经济的兴盛也带来了大量的商船。经过历史长河的风吹雨打，有很多商船在运河中翻船，出事故，在河底的淤泥里留存了大量的古钱币。上世纪改革开放后，有人心思比较灵活的，在运河周围大量收购古钱币，古代物件，将民间值钱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收走了，只剩下一些存世量非常大的清代铜钱了。小时候非常喜欢集邮、钱币，现在家里还有几百枚铜钱。

　　另外一个介绍了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其中对宋代的经济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认定:“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响了世界。

　　宋代的国家财政主要由两大宗构成，一是向土地征收的两税，另一是向商品征收的课利。两税征收谷粟绢布，课利征收铜钱。所谓“课利”，是指包括食盐在内的酒、矾、茶、香药等政府专卖事业所获得的利益，以及向其他商品所课征的商税（包括过境税与所得税）。课利事实上就是消费税，承担课利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消费者，也就是全国人民，只是最终把这个税费缴纳给政府的是商人而已。由于两税和课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不相伯仲，虽说课利的征收是处于政府的特别保护之下，但商人的集税能力与州县官其实是相当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很难将之简单地视为农业国家，在此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征。虽说农民的人口在数量上无疑占绝对多数，但资本却集中在工商阶级的手中，从这一点上来说，宋代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近世社会的特质。

　　清明上河图局部1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

　　下面的是在国家博物馆照的古代瓷器的照片，那真是美轮美奂。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萌发。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通过阅读宫崎市定先生的《东洋的近世》，能够充分地了解中国辉煌的过去，也能够体会到宫崎市定很多自己独到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实现伟大的复兴有很多的帮助。非常棒的一本书。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五)：宋朝的另一幅面孔（学者的另一副手套）

　　有人说，和人天生媚骨，只要你强，他祖孙几代都可以跪舔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跪舔天朝，宋时为最。

　　因为和人也尚武，即使宋时武功早就废了，和北边的契丹西夏女真一败再败永远都是败，但和人不那么真明白。一千年那会儿，日本文明程度。。。。没什么文明，识字率大概在千分之几的样子。

　　所以和人眼中，大陆上的人就是牛叉，还是唐人。

　　可是这个背景，被甲午战争、九一八、侵华战争打得粉碎。

　　跪舔摇身一变成为拳打脚踢。

　　这本来就是和人的天性。人性如此。

　　这位宫崎市定，年轻时也来过中国，参军打仗，1933年的时候退伍，当年就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作品。以此为开端，陆续发布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

　　半个世纪，日本始终将中国摁倒在地狠揍。但宫崎市定则绕开了这些个“现代史”，走向了古代。

　　如果熟悉一点京都学派，你就会知道，他们此刻刚刚战败，要作“重新发现中国”的活。

　　本书写于50年代，唉，那时候，你知道天朝整天都在干什么吗？

　　京都学派能够放下身段，来“重新发现中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刚刚跟天朝你死我活地打了十几年。

　　后来的司马辽太郎等等一众写中国题材的人，基本上都以这位宫崎市定为师。

　　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题材的经典作品。

　　但不得不批评楚尘，书又不厚，你干嘛要弄这么多人来翻译呢？

　　三人合译，嘛噶！

　　一般来说，三人合译，就可以称作烂本子了啊。

　　但好在编辑还不错，整体感觉还是一人翻译的味道，也许应该是统稿做得不错吧。

　　另外这个书名，其实我建议就应该是“中国的近代”。因为在日语里，这里的“东洋”就应该翻译成中国。

　　这应该算是本书的两个bug。

　　宫崎研究中国宋代，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他用的那种所谓的世界眼光。

　　也许因为后来多年在外留学，也许他对二战的反省，总之，他的世界视觉，很恰当的将宋代的“近世”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

　　中国学者讲历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就是战争史，基本没有物品史，没有财政史，更没有人名史。

　　所谓世界眼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眼光，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但核心是文化和财政。

　　就像司马辽太郎写《项羽与刘邦》，不是写战争，也不写霸王别姬，人写的是组织和财政；不似天朝作家，一般都写的是戏。

　　当人家对你的研究都透彻到了这般地步，当人家对一个过去根本看不上眼的对手，尚且都研究到了这般地步的时候，你不觉得背脊发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