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10篇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是一本由约翰•H.阿诺德 (Arnold J.H.)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一)：《历史之源》：真实的故事？故事的真实？
文/吴情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电视荧屏上经常能看见古装剧的身影，从《锦绣未央》到《大唐荣耀》，再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往前追溯，还可以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长名单中加上《甄嬛传》、《雍正王朝》、《孝庄秘史》、《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等一个个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国人似乎对“历史”有着独特的情感。中国诗词作者常用典故，借古讽今、以古喻今，都为读者所知。对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历史能提供前车之鉴，以往的历史有时还是当时人向往、崇拜、期待的对象。那么，对现代人而言，何谓历史呢？历史究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是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之源》（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历史讲师约翰·H. 阿诺德（John H. Arnold）著，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历史导论。在《历史之源》一书中，阿诺德就“历史是什么、如何研究历史、历史为了什么”、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拥有的特点、历史为什么重要、历史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所需具备的“美德”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阿诺德的学术兴趣为中世纪史和历史哲学，在简洁凝练而时又穿插英式幽默的叙述中，阿诺德带普通读者领略了阅读和探究历史的乐趣。
历史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确实存在一个叫做历史的事物等待相关研究者“发现”，还是说，历史是相关研究者个人建构的故事，尽管其细节呈现出一定魅力但终究只是虚构？客观主义史学和主观主义史学长期以来在互相劫难。阿诺德用“历史”指代过去本身，而用“历史编纂”来表示“书写历史的过程，或者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对客观论者而言，过去本身似乎确切无疑，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真实，因此，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可在主观论者看来，历史是就像康德所说是“物自体”，历史学家永远无法把握物自体本身，历史学家只能在先验范畴内进行建构。
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阿诺德并未选择单纯地站在某一边。在他看来，“在许多方面，历史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地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客观主义让我们意识到世界的复杂面，而主观主义则使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切。阿诺德认为，历史学家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找出故事的更宏大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味着什么。”呈现过去意味着过去本身是完全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对过去不断更新的解读和阐释，却是流动的、因时而异的。
历史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将历史限制在政治的范围内，认为“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任何事情无涉”，这被阿诺德形象地称为“政治之塔”（Tower of Politics）。然而，经济体系、社会环境、文化观念等真的与历史无关吗？在修昔底德之后，西方历史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脱政治之塔的旅程，马克思主义两大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经济体系和社会环境视为制约个体行动的宏大力量，进而展开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历史观。此后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重视，毋宁来自他们。而现今，文化受到了更多关注，法国“年鉴学派”一度成为显学，至今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拨。而文学理论渗透进史学，也使史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如“新历史主义”潮流。
如何研究历史呢？阿诺德通过几个例子展现了历史研究的过程。对研究者来说，要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因为历史学家总会“沉醉在关于世界如何运行，人们为何要做他们所做之事”，然后要多渠道找到相关档案、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详细解读（有时需辨别档案、资料的真伪），然后需要将可靠的资料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篇幅中进行充实和解释，以完成相关的主题研究。在大学中，阿诺德被教导“历史学家就像是一位调查犯罪行为的侦探”，需“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而他在《历史之源》中的通过小例子解读大事件的书写，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点，整个过程类似侦探推理般精彩，悬念迭起。
19世纪以来，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经历了职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目前看来多半仍在进行，有好处也有弊端。历史越来越成为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的专攻，与普通读者越来越远。历史研究需要特定的方法和视野，确实需要进行专业训练，似乎非达到特定门槛不应准入，也是没必要的。但是这也将历史与普通读者的生活之间的鸿沟愈发撕裂，以至于难以弥合，专业期刊、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只对相关研究者个人的职位升迁及大学的综合实力具有意义，而普通读者，对此毫无兴趣。19世纪历史职业化过程，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复杂联系，可它“非但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反而强化了需要和偏见。阿诺德无意于全盘否定这一职业化过程，并坦诚道，“既然我得益于这个职业体系，对它发出任何过多的悲叹都会显得很无礼”，但这确实意味着代价，以及某种无法明确表达的遗憾。
历史研究者需要哪些职业素质和“美德”呢？专业修养自不待言。除此之外，阿诺德还强调，历史研究者应该有“怀疑”精神（像一个侦探般谨慎对待历史文献，即对客观性的追求）、价值中立的态度（即不带偏见，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但至少也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自己）、掌握合理猜测的艺术、“感恩”意识（对前辈史学家的努力表示尊敬，不要以为现在拥有的方法论和史学观都是“应该的”、“本来如此”，相应地，不能妄自尊大，尤其在专业化愈发加强的现代，切勿因稍稍推进相关研究便自诩为大师、通才）。
历史只是一个因细节充实而令人感觉真实的虚构故事，还是一个真实的过去？在阿诺德那里，这一对立不再严格。在第一章“关于谋杀和历史的问题”中，他写道，“历史是‘真实的’，因为它必须与证据即历史涉及的事实相一致，否则它就必须表明为什么这些‘事实’是错误的，需要修正。与此同时，历史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将这些‘事实’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或叙事中，它就是一种解释。”
作为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小人物，我们的世界里，是不是只能有一日三餐和衣食住行？是不是只能浸染日常凡俗和鸡毛蒜皮？我倾向的答案并非肯定。历史，往往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现实之外，尚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可能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过去有时候是一个“异邦”，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上大大有别于我们，但有时，过去的人们和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他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我们可以也应该学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阿诺德就历史为何重要给出的其中两个理由：其一，“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我们自己，不是因为要从过去的世纪中折射出难以捉摸的‘人性’，而是因为历史使我们感到欣慰”；其二，研究历史可以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推断我们人类作为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也是为了认识到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可能性”，因为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论辩，而论辩提供了变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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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二)：阅读小札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1.希罗多德的使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之不同在于，写小说的人可以完全虚构人物、时间、地点，乃至超现实的情景；而历史学家则要受制于外在的证据。这也正是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对立所在——前者通过分析荷马史诗中的段落，认为荷马实际上知道某些片段不合实情（如海伦和帕里斯并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于埃及），却坚持他的虚构。而希罗多德则拒绝波斯人的传说，努力借助证据将实际情况与文学发挥区分开。不过希罗多德的口述史也多有涉及神话传说，在今人看来难以置信（就连荷马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今天也还尚无定论），因此极为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一方面被西方人树以“历史之父”的桂冠，一方面又同时被称作“谎言之父”。正像苏格拉底，既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又是怀疑论的鼻祖。2.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不同于希罗多德对民间历史的着眼考察，修昔底德把重点放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伟人、教会、政府、政治。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无涉。”同时也是在隐晦地批评希罗多德：“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一如西塞罗的修辞学，成为后世竞相效法的圭臬，但也必然招致反动。
逃离修昔底德之塔：笼统说来，几个作为时代浪潮而不是偶然个例的回应，有反动有复归，不完全的列举如下：1.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动。洛伦佐·瓦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文献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再次引入历史，提出历史比政治事件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一有力的声音超出了对罗马教会的抨击，对逃离历史学的政治史之塔做出重要的突破。2.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动。启蒙主义历史学家们“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虽然伏尔泰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寄生虫。”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十六世纪皮浪主义者对历史的拒斥态度（认为历史压根不能信，故而不可能研究），如作者所指出，伏尔泰、休谟、维柯、孔多塞等人的写作，乃是在利用对过去的研究来讨论“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的运行。3.兰克对修昔底德的继承。这个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被看作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人、现代历史编撰之父。他对历史虚构性的排斥可反映在他的一句名言里：“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其实是对修昔底德的继承——兰克追求档案文献的充分研究和细致分析，坚持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察和验证的“科学”观念（结合时代背景，显然跟实证主义大潮密不可分）。但是他的所谓的资料是关于统治者、国家、民族和战争的资料，因此他再次陷进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4.法国年鉴学派的反动。年鉴派三代人各有专长，但基本目标一致：在研究对象上，从政治事件转向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学从孤僻的学科方法中解放出来，引入各类社会科学（比如人类学的洞见、心理学的启发，甚至统计学的量化精确），使之融为更综合的整体研究。总的说来，年鉴派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异军突起，整个史学界面貌（尤以欧陆为甚）发生巨变。一些概念，如费弗尔的“心态”（mentalit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等则带来新的史学视角。（岔开一说，很多名词容易引起望文生义的误解，年鉴派之得名仅由于费弗尔和布洛赫之创刊《年鉴》（Annales），而说不上是该学派的核心归旨。）
历史与历史学家：1.身兼数职的历史学家：从“古文物爱好者”一词所充满调侃的语境，再结合该词与历史学家的种种关联，可以联想到历史学家作为狂热收藏家的面相。历史学家从事书写，且须富于想象力，所以他们像文学家。同时，他们必须有明辨力去勘破伪迹，像侦探（如洛伦佐·瓦拉揭示出《康斯坦丁赠礼》是伪作，而揭露了维持一个中世纪的千年骗局）。而徒有侦探的敏锐并不足以实现这些，他同时还得是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但仅躲在书斋里思辨钻研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勤快而单调地搜索每一种能够找到的文献，故而他们可能也是一群披星戴月的苦行僧。文献阅读仅是起点，读后有选择地复活古代文献使之发声，这时历史学家又成了魔术师和炼丹术士。||2.作者眼中的历史学：“苛刻、多疑和猜测是历史学家的三种美德。”“历史学家必须做资料允许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创造新的记载，或者压制与自己的叙述不一致的东西。”“认为历史中存在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一观念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因而也具有极大的风险。”“历史是一种辩论，而辩论提供了变化的机会。”作者提出，诚然历史可能会解构掉一些我们看来极富价值的观念（比如“天赋人权”），但是我们不能任由怀疑主义一味横行而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比如对大屠杀和殖民运动做相对的解释，从而为它们辩护。）||3.相悖之处，或奇妙之处：人们开始达成共识，即客观性的不可寻，但是这一原则不是直接把历史埋没，而恰恰是它，使得历史成为可能——“如果在揭示过去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存在问题，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诚然，历史是力求呈现真实所做的考古工作，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总是在讲故事。“历史以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如第四章末，作者借着对一个档案馆被烧毁的事件引出颇为惊人的结论（当然得留意其象征涵义）：当事情面临威胁时往往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必须也拥有沉默。档案馆必须被烧毁，历史才能得以发生。
2018.4.3 CQ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三)：阅读小札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1.希罗多德的使命：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之不同在于，写小说的人可以完全虚构人物、时间、地点，乃至超现实的情景；而历史学家则要受制于外在的证据。这也正是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对立所在——前者通过分析荷马史诗中的段落，认为荷马实际上知道某些片段不合实情（如海伦和帕里斯并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于埃及），却坚持他的虚构。而希罗多德则拒绝波斯人的传说，努力借助证据将实际情况与文学发挥区分开。不过希罗多德的口述史也多有涉及神话传说，在今人看来难以置信（就连荷马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今天也还尚无定论），因此极为有趣的是，希罗多德一方面被西方人树以“历史之父”的桂冠，一方面又同时被称作“谎言之父”。正像苏格拉底，既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又是怀疑论的鼻祖。2.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不同于希罗多德对民间历史的着眼考察，修昔底德把重点放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伟人、教会、政府、政治。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无涉。”同时也是在隐晦地批评希罗多德：“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一如西塞罗的修辞学，成为后世竞相效法的圭臬，但也必然招致反动。
逃离修昔底德之塔：笼统说来，几个作为时代浪潮而不是偶然个例的回应，有反动有复归，不完全的列举如下：1.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动。洛伦佐·瓦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文献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再次引入历史，提出历史比政治事件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一有力的声音超出了对罗马教会的抨击，对逃离历史学的政治史之塔做出重要的突破。2.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反动。启蒙主义历史学家们“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虽然伏尔泰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寄生虫。”但是这完全不同于十六世纪皮浪主义者对历史的拒斥态度（认为历史压根不能信，故而不可能研究），如作者所指出，伏尔泰、休谟、维柯、孔多塞等人的写作，乃是在利用对过去的研究来讨论“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的运行。3.兰克对修昔底德的继承。这个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被看作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人、现代历史编撰之父。他对历史虚构性的排斥可反映在他的一句名言里：“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其实是对修昔底德的继承——兰克追求档案文献的充分研究和细致分析，坚持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察和验证的“科学”观念（结合时代背景，显然跟实证主义大潮密不可分）。但是他的所谓的资料是关于统治者、国家、民族和战争的资料，因此他再次陷进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4.法国年鉴学派的反动。年鉴派三代人各有专长，但基本目标一致：在研究对象上，从政治事件转向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将历史学从孤僻的学科方法中解放出来，引入各类社会科学（比如人类学的洞见、心理学的启发，甚至统计学的量化精确），使之融为更综合的整体研究。总的说来，年鉴派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异军突起，整个史学界面貌（尤以欧陆为甚）发生巨变。一些概念，如费弗尔的“心态”（mentalit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等则带来新的史学视角。（岔开一说，很多名词容易引起望文生义的误解，年鉴派之得名仅由于费弗尔和布洛赫之创刊《年鉴》（Annales），而说不上是该学派的核心归旨。）
历史与历史学家：1.身兼数职的历史学家：从“古文物爱好者”一词所充满调侃的语境，再结合该词与历史学家的种种关联，可以联想到历史学家作为狂热收藏家的面相。历史学家从事书写，且须富于想象力，所以他们像文学家。同时，他们必须有明辨力去勘破伪迹，像侦探（如洛伦佐·瓦拉揭示出《康斯坦丁赠礼》是伪作，而揭露了维持一个中世纪的千年骗局）。而徒有侦探的敏锐并不足以实现这些，他同时还得是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但仅躲在书斋里思辨钻研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勤快而单调地搜索每一种能够找到的文献，故而他们可能也是一群披星戴月的苦行僧。文献阅读仅是起点，读后有选择地复活古代文献使之发声，这时历史学家又成了魔术师和炼丹术士。||2.作者眼中的历史学：“苛刻、多疑和猜测是历史学家的三种美德。”“历史学家必须做资料允许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创造新的记载，或者压制与自己的叙述不一致的东西。”“认为历史中存在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一观念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因而也具有极大的风险。”“历史是一种辩论，而辩论提供了变化的机会。”作者提出，诚然历史可能会解构掉一些我们看来极富价值的观念（比如“天赋人权”），但是我们不能任由怀疑主义一味横行而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比如对大屠杀和殖民运动做相对的解释，从而为它们辩护。）||3.相悖之处，或奇妙之处：人们开始达成共识，即客观性的不可寻，但是这一原则不是直接把历史埋没，而恰恰是它，使得历史成为可能——“如果在揭示过去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存在问题，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诚然，历史是力求呈现真实所做的考古工作，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总是在讲故事。“历史以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如第四章末，作者借着对一个档案馆被烧毁的事件引出颇为惊人的结论（当然得留意其象征涵义）：当事情面临威胁时往往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必须也拥有沉默。档案馆必须被烧毁，历史才能得以发生。
2018.4.3 CQ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四)：我眼中历史专业的问题
从一个人能有怀疑开始，他就能够理所当然地怀疑历史研究和历史书籍。无需任何证据，全凭推理。但他早晚会将这些怀疑放在一边，因为天底下事事如此，半真半假。他要学会在不确定中生活。
我写下这篇文字，并不是为了说自己高明，而是针对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对书本总有一种戒心，一种朴素的戒心。“写的对吗？”、“真的假的？”、“是这样吗？”、“他想怎么说怎么吧，反正没人知道。”这些人往往不愿把精力用在读历史书上。如果他们果真这样行动，就说明他们说的是真心话。还有很多人则刚好相反，书上写的东西都是对的、都是珍贵的，每一个作者的名字都像神一样照耀着他的心灵。这样的人往往迷失在文字里，在生活中像个歇斯底里的白痴。我要针对的，正是这正反两个现象，其实它们是一个现象：他们都不客观。
作者已经透了很多历史学术活动的底了。比如： “……随之而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不同国家的早期职业历史学家所提历史问题的类型：英国自视为议会民主的顶峰，并为自己的帝国而骄傲；法国人将1789年革命视为现代国家创建的开端；德国人颂扬其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美国人假定与欧洲模式间存在‘不同’，并为此自豪。历史学的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这种需要和偏见得到了强化。”P58
“……‘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现在历史学家要靠他们所做的事情谋生，这意味着要应对大学委员会、基金理事会以及要求同行评审的出版人的期望。历史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既定的利益网络中发挥作用……”P59
不存在“绝对”的事物。历史书不能为读者呈现所有他可能好奇或发生疑问的信息，但它依然有作为真相的价值，因为它是部分的真相。用“绝对”要求世界是幼稚的想法。如果书本真的能提供绝对的真相，那么读一本就够了。这怎么可能。
其实历史学家陷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们的野心。他们意欲囊括人类产生的全部信息。这当然不可能。于是真相只能拼凑，而且必须在行动前有规划、有目的、有打算好的方法，而且还要有“个人兴趣”，不然从何讲起呢？对于同样一段时间和地点上发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发掘和讲述都不一样。读到他们讲述的不同，不正是一大乐趣吗？
我已年近四十……
真相有这么重要吗？谎言有这么可恼吗？
看过一个科幻电影，是说一个外星上的种族，科技很高，但心地如五岁的孩子（就叫他们幼稚星人吧）。他们以为地球上的电视剧里演的都是真相而不是虚构。还有一个外星种族是祖传的强盗。几个人类被夹在他们的对抗中间，闹出窘迫的笑话。最后外星强盗看懂了幼稚星人对地球人的误会，告诉地球人“你们还是把真相告诉他们吧，要像对五岁孩子那样向他们解释‘电视剧里面的事情都是虚构的’。”
真相与谎言之间甚至没有明确的界限。与这世界相处的训练并不是开始于阅读书本，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一个人反省、追思自己个人历史的感受，才能学到最基本、最重要的事物。读书永远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抽象的。只有我们自己才是具体的、实在的。对于一个越来越老的人，写在纸上的是真相还是谎言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理应知道了足够的真相和谎言。可惜很多人未能如此罢了。因为理性是进化的副产物，基本上有没有都一样。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五)：故事能够拯救我们
那高尚的梦想
读《历史之源》及其他
好大的一个题目。记得刚参见工作购买了《那高尚的梦想》这本书，被p同学调侃了一番：“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早有了定论，何必再看这种大部头”，可惜我不是历史专业的出身，在历史理论之争上也缺乏洞见，甚至对其业界的争论更是知之甚少，那高尚的梦想还是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总是在那以后，更加的关注这个问题。后来读了兰克的书，更加觉得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蒙森的罗马史又让我重新对主客观的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然而，历史的入门必然不是反向的，你一旦接触了历史理论，自然需要在历史的方法论上有点涉及，由于一直对中国上古史和中古史感兴趣，而中国历史又是重视记述而轻视方法的，整个中国历史上，谈及到的历史方法论都隐含在一个个的历史事件记述上。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左传的“弑其君”，最极端的当属魏收，其关于历史的转述更是依性而作，北史有载其“意存实录，好抵阴私”，魏收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史德最差的一位史学家了。
中国史学的路径其实和西方有极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是根本性的问题。简而言之，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由叙事到史学理论尤其是方法论的转变，而中国史学却一直局限于叙事上，史学理论上只有史通和文献通考略可沾边，但上述两部著作又基本局限在史学家的个人修养上，针对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也仅是旁及。
正因为此，向来好读中国史的我，对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却近乎一窍不通。前一段时间搜齐了牛津通识读本，打算科普一些西方学术的一些基础知识，历史学上首先看到了这部历史之源，虽然是短短的一本小册子，但是知识的丰富还是出乎我想象。作者每一章以一个小故事开头，通过这个故事介绍一个史学方法，叙事角度新颖且吸引人，将理论性的著作写的妙趣横生。
第一章谋杀和历史问题，介绍了历史著述和文献纪录的关系，历史背景可以通过文献分析获取，而历史学家正是通过对文献记载素材的分析整理获取宝藏。这里作者也提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并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他将历史作为一个过程，一种辩论，是由过去的真实故事所构成。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就不难解释蒙森是如何作为历史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了。
第二章的海豚之尾到政治之塔我更愿意理解为考据，或者史辩。是对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这也承接了第一章的结论。作者通过几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分析了历史学家如何分析使用史料，告诉了我们史料一方面可能是历史纪实，另一方面也能够获取历史背景，而这两者对历史著作都极为重要，我们在阅读历史著作的过程中也往往需要对这两个方面作出判断。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考据开始了史料的整理工作，民国古史辩运动提供了史料分析的方法，这和第二章的论述极为相似。
第三章介绍了曾经占据主流的客观派。提到历史的客观论，不得不提兰克，这位德国的史学大师，客观派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和孔子的述而不作有点相似，不过他们叫编纂，兰克即被称为现代历史编纂之父，他要求历史学家写出科学的，客观的历史。
如果我们失去了第一手资料如何去撰述客观的历史，这里作者用一个章节介绍了二手资料的重要性和使用方法，从方法论上，作者在这里开始介入历史的主观性，其实正是有了主观性，历史才得以研究，正如作者在这里引用的近代法国历史学家所言："资料不会说话，不会讲出一切，这既是历史的不可能性所在，也是历史的可能性所在。以完全真实为目标的历史永远无法实现，因为无数的事情仍然无法得知；但正是这一问题使过去成为i 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实"，多好的总结！
无论下一章的千里之行还是后面的杀猫都能够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真知灼见。但我认为收获最大的当属最后一章作者总结的历史为何重要，为何需要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将历史作为镜鉴，导致当代一些历史学者在解答历史是什么、历史为了什么时，往往不知所云。难道历史真的是镜鉴吗？这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如果是镜鉴，那还要历史爱好者做甚？作者的解答解决了我多年的问题。其实历史不过是乐趣、思考的工具，如果读了这本书，对这俩个关键词不会有异议。历史的第三个作用多少让人费解，作者说：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推断我们人类作为个体是如何产生的，也是为了认识到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作者接着解释道：历史是一种辩论，而辩论提供了变化的机会，历史允许我们提出异议，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拒绝服从的工具。这应该是是形而上的目的论了，然而仍然是个人的，所以我依然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因为我一直认为喜欢史学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由此我也爱上了作者最爱的那句话：但这也是真的：故事能够拯救我们。
《历史之源-牛津通识读本》读后感(六)：吐槽一下中文翻译
简单的概括内容：
序章、为何要研究历史？历史何以重要？ 第一章、用中世纪的一场谋杀案作为例子，解释史学家是如何重新讲述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以及如何解释这个故事的意义的 (这也许就是历史)。 第二章、历史是如何演变的：希腊的循环重复历史观、基督教的直线前进历史观，中世纪的伟人论、文艺复兴的夸张修辞、宗教改革之后的怀疑论。撰写历史的人总是有其目的。 第三章、16世纪开始史学家不再“创造历史”而是追寻“历史的真相”；’启蒙运动开始把理性、自然、人类融入到历史中；20世纪历史如何作为一门学科变得职业化； 第四章、历史学家如何用手头的原始资料挖掘出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并解释这个故事； 第五章、如何在更宏大的层面解释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学逐渐和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 第六章、如何理解过去的人 第七章、如何看待历史的真相
其实这本书的内容是非常好的，以前总认为历史枯燥无味的我，读完之后对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之所以给三星是因为中文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总的来说，语言不够简洁，太多连词，语序有时也不太符合中文习惯，越看到后面两章越火大，很多句子明显未经打磨，读出来都觉得拗口，有的几乎是按着英文语法直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