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戏剧选经典读后感10篇

　　《易卜生戏剧选》是一本由(挪威)易卜生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4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一)：我要成为一个人

　　娜拉 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

　　娜拉 我简直跟一个陌生人同居了八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喔，想起来真难受！我恨透了自己没出息！

　　以上片段来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名剧《玩偶之家》（又名《娜拉出走》）。

　　对此，想必我们早已耳闻，尤其是高中在做语文阅读题时，肯定读过相应的节选。不过，那时多是从文学的艺术手法角度来答题，又加之年纪小，还只是一些浅层的认知，根本不会想到这幕剧深层的社会内涵。那时打死也不会主动地联想到诸如什么“女性解放”“女性觉醒”这一类女权主义色彩的道道。当然，这幕剧不仅仅止于此。

　　这本《易卜生戏剧选》（企鹅经典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一共收录了四个剧，分别是《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此四剧皆属于易卜生中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影响巨甚。而所谓“社会问题剧”，意即着笔于现实生活，剖析种种社会问题。

　　易卜生被公认为“现代戏剧之父”，开现实主义戏剧之先河。之前，略读过莎士比亚的几部经典戏剧，深为赞叹；然而，看了易卜生的这几部剧后，却发现其更具现实性，非常“接地气”。不得不说，易卜生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北欧剧作家的意义，堪为借鉴。

　　众所周知，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曾专门办过一期“易卜生专号”，译介了《娜拉》《国民之敌》等剧，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娜拉》一剧。无疑，最著名的当属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两文。

　　这里，就题材性质来看，《玩偶之家》和《群鬼》比较接近，而《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互为相通。前两者反应的主要是家庭问题，后两者折射的主要是社会问题。当然，此四剧并非割裂的，在写实主义下它们一并触及了家庭、道德、伦理、宗教、法律、体制、国家等各个领域，广阔而又深刻，不由使人忘怀投入，产生一种身处其中的撞击感。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丈夫问她叫“小鸟儿”“小松鼠”，给她钱买衣服、买吃的，其实是拿她当成一具供自己消遣玩物而已，而娜拉也一度乐在其中，她是那样地爱护她丈夫、信赖她丈夫、听从她丈夫。直到娜拉因借钱给丈夫看病犯了伪造字据罪，被债主要挟，丈夫知道后大骂她是“坏东西”“下贱女人”，娜拉没有等来她期望的”奇迹”——她原以为丈夫会挺身而出担起责任。而当债主退回犯罪字据时，丈夫又“大发慈悲”地说道：“娜拉，我饶恕你了。”但此时娜拉却觉醒了，因为她已看清丈夫的面目，只是拿她当泥娃娃寻开心，“你逗着我玩，我觉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们，托伐，这就是咱们的夫妻生活！”于是她断然出走。

　　所以，它深刻地反映了处在男权社会环境中的女性独立自主精神的觉醒。如果只看表面的话，像娜拉以前过那种玩偶化的生活难道不是很美好吗？现在不也是有不少女青年很神往那样的生活吗？其实完全是一班奴隶生活！最可叹的当一个人过惯了这样的家庭生活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这悲惨的处境。

　　在《群鬼》一剧里，阿尔文太太的丈夫荒淫无度，她去找牧师诉苦，但道貌岸然的牧师却无动于衷，并劝她归守妇道与本分。她终究没有娜拉那样的胆子，一面忍受着坏丈夫过日子，一面还写信告诉远在国外的儿子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丈夫死后，她又修了一座孤儿院来替丈夫装饰道德，并将儿子召回来参加典礼，没料儿子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恶习在家里和女佣人“闹鬼”，还染上了父亲的遗毒成了一个白痴，后来孤儿院也在大火中化为乌有。

　　最终，阿尔文太成了腐朽的旧制度旧道德的牺牲品。这里虽然说的是一名妇女于堕落的家庭中的不幸遭遇，却透出了社会的虚伪与腐化——这样的社会非加以彻底地改造不可！所以我们看到，它是多么契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在此，我们也可以拿今天的社会比照百年前的社会，到底是有多少进步呢？是不是存在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更恶劣的社会面目呢？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的是：正如胡适在所说，“（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 ”此固然可嘉，但也不禁让人担忧是——娜拉走后怎样呢？这是鲁迅提到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鲁迅总结的是：“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给出的解救法子是莫如取得经济独立，这样一来是留是走都才有底气了。其实搁现在来看，娜拉出走后未必就堕落，社会提供的种种工作机会足以使一个女性养活自己，所以也就谈不上回来了。

　　然而，即使取得经济独立后，就一定不会沦为玩偶吗？同样还是鲁迅说的，“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走后怎样”，它背后牵涉是整个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等，重点在于一个人在这不堪的现实中如何对待自己。像娜拉那样想到自己要学做一个人，也不是过过嘴皮子的事，实在是需要一点胆量、需要为自己担责的。如果一个人愿意装睡，那是没法叫醒的，除非他自己主动醒来，不是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这两剧。按说，这两剧实在是应该彼此互换一下剧名，即“社会支柱”这个题目应按在《人民公敌》上，而这“人民公敌”四字理应让给《社会支柱》。

　　那《社会支柱》里说的是一个叫博尼克的挪威商人，是大家公认的社会建设和道德方面的“支柱”“模范人物”。

　　但在这道德衬衣下却隐藏着他的一桩奸情，他不但让他小舅子（妻子之弟）顶替这丑闻，还造他小舅子的谣，说其盗窃公款。当他小舅子从国外回来时，他非但不领情，而且在他小舅子出洋时他还阴险地谋划用一条破船将其溺死在大海上，以此来掩盖自己不为人知的丑闻。就这样一个大骗子、黑商人竟被树立为“社会支柱”，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里有一句台词：

　　“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

　　这正是易卜生所要表现的典型社会环境。不由联想到我们这个社会上那些人模人样的官老爷，看看这一两年在反腐中被打掉的大小老虎们吧，看看他们背地里干得都是些什么勾当？诸如欺上瞒下、吃喝淫乱、杀人越货、贪财无度等等劣迹，简直令人不寒而栗！想起孟子的一句话“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像这样虚伪、奸恶的“社会支柱”才恰恰是危害社会人心的“公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地思考的关于人性与制度的问题。

　　与此相反，那些具有社会良知的人反而被斥为“人民公敌”。世道有时候就是这样颠倒。在《人民公敌》一剧里，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正是这样一位正直勇敢、坚持真理反被污为“坏分子”的人。故事的原委是说小镇上有一座浴场，一度为本地创造了大量经济效益，但在一次水质检验中，作为医官的斯多克芒却发现浴场水源被污染了，导致旅游洗浴的人得了怪病。于是他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作为市长的哥哥，并提出了改进修复计划——这自然会一定程度上耽搁当地经济，他满意为这会受到官方和群众的欢迎与赞扬，孰料得到了竟他哥哥的强烈反对，并在官方所操纵的市民大会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

　　一下子成了全市的众矢之的，人们咒骂他、拿石块砸他家玻璃，政府将他解雇了，连他的孩子也被学校辞退了。但斯多克芒医生并未屈服于多数人的强大压力，他反而摆开一副要和众人战斗到底的架势，甚至还有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发现——因为真理，自己成了本城最有力量的人。这是多么自信的人，又是多么孤立的人！

　　看到此剧，最先想到的就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小孩子。当闹剧上演时，这该是多么天真可贵的品质，犹如乌黑的夜空里一轮清澈透亮的明月！然而，在这个向来盛行专制和装傻的国家，像斯多克芒医生这样崇尚个性自由、维护生活真理的人是极不受待见的，是要受到舆论压制的，严重者还会被搞死。如果我们觉得这种文本式的艺术性书写不够震撼的话，那就想想文革时期的事情吧。或者看看今天那些因为直言而被请去喝茶的人吧。只需传播“正能量”，歌功颂德朝前看，不许挑刺、不许抱怨，当前是越来越得到贯彻了……

　　正如胡适所言：“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

　　综合起来看，易卜生这四幕剧其实宣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人生观，归之为一点就是让人成为“人”。这正是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恕我大段转述一下：

　　“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至此，笔者深深地领悟到：时下，我们最紧缺的正是这“易卜生主义”。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场未竟的使命。

　　.我们长期处在官方集体主义话语的宣传下，一直将个人主义斥之为自私自利、损公利己，这真是一种误解。何况在集体主义下，是最容易压制个人主义的生长。只有真正的为我，才能为人。君不见那些天天声称“为人民服务”的，恰恰私下里干着瘠群肥己的事。

　　供微信号 青年潮 2015-6-27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二)：读观《人民公敌》

　　要看话剧《人民公敌》的应由,直到几天前才抽空翻了这本纸质《易卜生戏剧选》，无奈网路各电子书城皆无，kindle上也只是英文版，好在诺大个市图书馆能找着唯一的一本易卜生作品集，幸运尚未被借去，故此得以有幸翻看，易翁的作品系第一次上手读。

　　易翁的戏剧出彩之处在于，巧妙的社会背景铺设、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设置、对白台词幽默讽刺又不乏针砭时弊的精句、幕间结构的安排铺承及至剧情的冲突转折入情入理，对现实准确把握和高度提炼，发人深省之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充满正能量而非心灵鸡汤式说教腻歪。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于1882年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在五四时首次被译介进国内，是一出宣扬理想真理又充满悲愤情绪的“喜剧”，大量运用讨论问题的对白台词方式，反应社会政治生活又不落入说教的窠臼。

　　剧中主角斯多克芒大夫是挪威南部临海某市的温泉浴场的医官，因发现浴场水质遭到上游皮革厂污水侵染，撰文与当地报社披露，斯多克芒以为自己的发现和改建浴场方案会得到官方以及家乡人民的称赞，以为自诩自由派的《人民先锋报》以及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房主联合会是真心支持他的真理和良心，剧情接着高潮反转，多数派为了利益倒戈相向，结果被他当市长的哥哥彼得、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操纵的市民大会宣布为“人民公敌”，撤职并遭到不公待遇。结尾一幕，医生在逆境下并没有放弃宣扬真理，停止斗争，消极下去，他要用行动证明“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而且在最孤立的时刻还决定教育孩子们成为“自由高尚的人”。易卜生借斯多克芒的形象体现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他凭借内在的意志力和坚强信念，以自己所掌握的真理为武器，对人多势众的群盲愚众宣战时，毫无自私之心，即使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所具有跨时代跨地区的普适性不言而喻。

　　这部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会问题剧”被重新编排，王学兵饰演斯多克芒医生，演员的戏剧表现力可圈可点，大量对白相当考验表演者的台词功力，除了一两个口误外瑕疵外，还算出色。除了少数台词照顾到当下的热点词汇，基本与原著一致，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幕间的旁白背景交代，如果没看原著真有点稀里糊涂。此剧观照当下社会现实，历史的车轮好似滚滚而前却又不断轮回，回望首次被译介引起轰动的那个五四年代——社会黑暗、官僚腐败、民生凋敝、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而当下表面的四平八稳和谐安定配合着大张旗鼓的反腐节奏，对这出戏的解读各有各一番意味。

　　一、权力的游戏不带真理玩，只是玩弄真理

　　权力的形成、演化、发展、控制自有它一套逻辑。权力因着天然或后天依靠国家机器、宣传、教育而拥有的合法性及垄断性导致没有有效机制约束后的结果必然会吞噬一切，它容不得外人质疑、反抗，它天然后然地表现为一种暴力的合法正确，即是至高无上的支配一切的地位，包括支配所谓的“真理”——开动宣传机器，操纵意识形态，左右舆论。剧中主角斯多克芒的哥哥市长彼得，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浴场委员会和人民大会，抹黑反对者，哪怕是其弟弟。

　　二、媒体第四权的虚与实

　　剧中《人民先锋报》等媒体本应作为当局的监督力量和自由发声的管道，为限制权力膨胀在机制性的约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往往现实的这个机制——由权力主导下的机制自觉的阉割了该监督功能，沦为权力的传声筒扩音器以及宣教工具。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曾精辟独到引入「场域理论」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他认为现代社会新闻场越来越受到经济场的主导影响——即商业广告和观众收视率的影响，经济场又受到政治场主导，因各种新出台的经济政策会使其受到影响。加上新闻场中的主导人受政治人物以直接任命的方式或间接政策支持的方式影响，反过来，他们用新闻的广告效应宣传政界人物的正面形象及配合各种政策落实作为回报。易卜生辛辣讽刺了《人民先锋报》在市长权力的主导下和阿斯拉克森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房产联合会经济的影响下，毫无独立性可言，与其所自诩的自由立场判若云泥，揭下他们虚伪的面纱。

　　三、既得利益集团不可撼动

　　剧中《人民先锋报》的经济支柱，印刷厂老板、房产联合会主席、节制运动委员会领导者、倡导一切活动皆要稳健的阿斯拉克森，他既害怕市长权力的报复，又害怕浴场因水源污染整改关闭至少两年，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房子就因没有度假游客而空置，收入会受到影响，而且整改浴场又得花一大笔钱，地方财政拿不出，只得发行公债和增税来解决，这势必又会影响到他们的腰包，为了短期的利益，他们不肯承认事实，昧着良心抹黑斯多克芒大夫。他们作为多数派，又是市长的支持者即票仓，当然会依附权力，做稳稳当当的食利阶层。

　　四、社会机制的趋同性注定反抗者只能是孤胆英雄，只可瞻仰，无法效从。

　　斯多克芒大夫在人民大会表决认定是“人民公敌”后，他作为海滨浴场医官的职被撤，他的女儿教师佩特拉因为校长害怕舆论不敢不撤了她的职，他的两在上小学的儿子也因同样原因被学校开除，连帮助他们的船长霍斯特也遭到了船长不得不遗憾解雇他。他们家由于被反对者用石头砸碎了窗玻璃，人家也因害怕不敢上门来修。此间种种，集体的隐性伤害更显得主人公孤立，但他仍然无所畏惧，没有放弃。想到反对三峡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提倡经济适用房不带卫生间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被贴上卖国贼、汉奸的标签，现实毕竟残酷。

　　五、经济发展压倒一切

　　挪威南部的海滨小城要带动经济发展，就得有核心项目，海滨浴场项目作为当地的一座金矿，受到上至当局，下到房产业主们的一致支持。上游皮革厂作为污染源头，也不能关停并转，因为那是纳税大户，财政的重要来源。怎么办，一方面要带动经济，安排就业，另一方面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利益得保住，那就只有隐瞒真相，牺牲良心，一切向钱看。观照当下众多PX项目的上马（“上马”这个词绝对的气势撼人），炼钢企业的燃煤气体排放，垄断石油巨头低劣的油品，抬头灰蒙蒙的天，低头臭熏熏的河，外在环境的恶化接着导致人们的无能为力感和对周遭的漠不关心，良心都不见了。其实要经济还是要环境根本是个伪命题，根本的主导权在所谓的“稳定”——一种表面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想到陶杰在明报专栏上的一句“维稳之下，以百姓为刍狗”，话狠但理直。

　　对戏剧文本的解读，作为一个肤浅的读者，只能观其皮毛，无视筋骨，泛泛言之自娱自乐耳。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三)：易卜生的反权威

　　《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被称为易卜生四大“社会问题剧”，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然而，不论在哪个时代或是哪种社会体制之下，这四部剧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即反权威。

　　权威容易造成盲从，我们盲从的往往是权威。

　　权威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如《玩偶之家》中的男权，《社会支柱》中的财权，《人民公敌》中的职权、话语权。权威以多种形式出现，它可以是信条、可以是教条，可以是代表教条的人甚至可以是已经死去的人（《群鬼》）。权威让无辜者难以翻身，让平等的个体不合理地分出等级，权威让真理无从说出。

　　反权威可以通过权威的自我觉醒（《社会支柱》），可以通过抵抗者的跳出体制（《玩偶之家》），可以通过抵抗者的自我觉醒（《群鬼》），也可以通过生生不息的斗争（《人民公敌》）。

　　而反权威，最怕的就是成为下一个权威。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四)：娜拉走后怎样——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来收入他的杂文集《坟》。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娜拉走后怎样〔1〕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2〕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3〕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4〕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 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 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 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 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5〕，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6〕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7〕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8〕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9〕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10〕，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11〕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12〕，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3〕瑙威 通译挪威。

　　〔4〕人形 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5〕李贺（790—816） 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6〕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7〕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8〕Note－book 英语：笔记簿。

　　〔9〕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10〕“涸辙之鲋” 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11〕Ahasvar 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12〕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3写作背景编辑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

　　虽然《玩偶之家》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易卜生“引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风暴，但《玩偶之家》却只是以娜拉出走为最终结局，门一摔，剧终了。至于她走了以后会怎么样，易卜生没有答案。他甚至轻描淡写：“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对此，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并发出了一声旷世的质问，即“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鲁迅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议论以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于是两年后，他发表了小说《伤逝》，小说描述了涓生与子君出走之后的结果“怎样”。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描写男女婚姻爱情的小说，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继《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后，鲁迅再次提及并探讨他的这一观点，并期望当时的大众尤其是女性同胞能够引以为戒。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五)：现代戏剧之父提出的四个永久问题

　　随便说一点当作练笔。

　　当年上课时学到易卜生，老师只是用半堂课的时间介绍了他的作品，那时我还是个极端肤浅的中二少女，最感兴趣的就是《群鬼》。

　　《群鬼》是一部相当精巧的作品，人物构成简单，场景也小，如果说《玩偶之家》还是易卜生对于妇女解放发出的号召，那么《群鬼》就是他对于解放女性这个议题做出的有力佐证，娜拉是醍醐灌顶勇于解放自身的女性代表，阿尔文太太则是执迷不悟自我封锁的女性代表，易卜生在《玩偶之家》获得成功后也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某些舆论认为他对于女性解放的议题看得太浅（因为娜拉的出走并不能代表什么，走了以后怎么办呢？），易卜生便写了《群鬼》，想说的是：如果不出走，下场就是这样的！

　　这么看易卜生也是个…很热血，不淡定的人。因为《群鬼》发表后，他受到的质疑和批评更多了。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部被批为“淫乱无道”的小剧，在我看来这是易卜生四大问题剧里最具象征意义的剧本，也因为我的中二，它的悲剧意义于我而言更具魅力。

　　曹禺是易卜生的粉丝，《雷雨》无疑是受到《群鬼》影响的，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一天里的追忆与激烈冲突，悲剧结尾等等。（《雷雨》是曹禺大大20来岁时写的，虽然是模仿式的作品，也是我朝话剧史的里程碑作品。）

　　从《玩偶之家》到《群鬼》，不难看出易卜生的笔触是越来越犀利的，家庭问题尚且不留情面，社会政治问题就更加冷酷。

　　因为这本书是按创作时间排序，可以感觉到随着创作时间、舆论评价的积累，易卜生愈发“报复社会”。

　　最明显的就是《社会支柱》到《人民公敌》的结尾变化。

　　社会政治问题牵涉的人物较多，场景也显得宏大，《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都有盛大的集会场景，而集会这幕，恰恰都是两部剧的高潮部分。

　　《社会支柱》里，博斯克即将登台领受掌声与欢呼时，他得知自己的小叔子带着义女私奔，自己的儿子偷偷溜进船里出海——儿子登上了自己预备给小叔子的破船，那一刻他感到天旋地转，他的阴谋诡计即将被揭穿，他的儿子会沉入海底，他的名声会一败涂地——窗外红旗招展，人们举着他的名字的横幅，高喊“社会支柱博斯克先生万岁”，他大喊着叫人拉上窗帘，他说“那些闪耀着的红光是在眨着眼嘲笑咱们！”——读到这里真的有种酣畅淋漓的爽感。

　　但是下一页，真的几乎只在一翻页的功夫，所以事情都不一样了，他的名声得到了挽回，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登上台向公众忏悔——评论家说这样的结尾太不符合人物的发展了，就像为了皆大欢喜故意让我佛点化了博斯克先生。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易卜生心软了。他还想留下善良的结局，不想对现实里存在的丑恶进行彻底地嘲讽与批判。（给个机会，我也想做个好人。）

　　到了《人民公敌》——据说这部剧的名字来源于评论界对他的批评，因为《群鬼》太过“道德败坏”，某些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剧作家产生了坏影响，称易卜生为“人民公敌”。

　　（所以说，易卜生大大真的不是狮子座或者白羊座吗？）

　　与博斯克的登台不同，斯多克芒医生是完全没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为民，但他一上台就遭受了市长、记者及本市有威望的人重重阻挠，到最后他忍无可忍，连准备好的医学报告都忘了提，只在控诉本地上层建筑的腐败与虚伪。

　　在场所有人投票通过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随后他的职务被解除，他的房子被房东收回，他的女儿被革职，当地不是所有人都真的讨厌他和他的家庭，只是因为他成了人民公敌，如果跟人民公敌有关系，他们便也站在了“少数派”这一边。

　　这部剧里有毒的浴场像一个隐喻，如果浴场不经营，那么相关产业无法运行，相关工作者会失业，那么本地的经济将一蹶不振。

　　就像我朝那么多没有许可证的煤矿，每年死再多人，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开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民公敌》的结尾，斯多克芒被免去了职务，房子被房东收回，他的女儿被革职，他像疯子一般要改造社会，指着窗外玩耍的两个熊孩子说要将他们教育成人成为正义的力量。他的妻子女儿也团结一致，表示会支持他。

　　故事便在这看似乐观的场景中结束了。

　　可是有什么用呢？他的家庭名声全毁了，他几乎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拯救这个城市，这个社会呢？

　　所以可以看出，易卜生已经不再心软了。或许是因为被指责质疑后的怒火，或许是因为对社会问题更为深入的观察。

　　易卜生的戏剧，从来都是提出问题，并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必须清楚，他是个剧作家，并不是政客，而文学的本质也并不是为政治服务，文学更多地是反映人生的。

　　但是，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即使它是超越阶级和社会的，它也绝不能脱离于生活。

　　而我们的生活，在看似太平的表面总有层层暗涌，我们在习以为常后总是会忽略这些逐渐侵染吞噬我们的东西，好像我们自己都未曾察觉，或者假装它从未发生。

　　我朝文学从古代传奇跳到现代小说，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开始注意那些平凡的小人物，近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那些扛起现代文学大旗的作家，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俄国契诃夫和挪威易卜生的影响，而他们恰恰是最善于捅破平凡生活的遮羞布，鞭辟入里挖掘生活素材的人。

　　当时的一位评论学者说鲁迅的小说是“蕴含着我们的生活中永久的悲哀”。

　　那么，易卜生的戏剧便是提出了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后阶级生活中永久的问题。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六)：由娜拉出走说开去—读《玩偶之家》有感

　　对于戏剧向来是缺乏好感的，大概五六年前，我读过一个荒诞派剧作，很著名，叫《等待戈多》，且不论这部剧作的评价是高是低，但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部剧实在是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我对戏剧的感情，如今我接触到易卜生，这篇读后感仅就其剧作《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出走说开去～

　　《玩偶之家》的剧情如下。

　　海尔茂律师刚谋到银行经理一职，正欲大展鸿图。他的妻子娜拉请他帮助老同学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海尔茂解雇了手下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准备让林丹太太接替空出的位置。娜拉前些年为给丈夫治病而借债，无意中犯了伪造字据罪，柯洛克斯泰拿着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毁了。待柯洛克斯泰被林丹太太说动，退回字据时，海尔茂快活地叫道：“娜拉，我没事了，我饶恕你了。”但娜拉却不饶恕他，因为她已看清，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所谓“爱”、“关心”，只是拿她当玩偶。于是她断然出走了。

　　毫无疑问，剧中女主角娜拉是一个极为热情，天真，善良的女性，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的动力，对于丈夫以及三个孩子的爱可以透过纸上感受出来。结婚前，娜拉的父亲小有家资，且父亲也特别疼爱娜拉，婚后，丈夫则更是把娜拉当成自己的“小松鼠”养着，从物质生活的层面上看，娜拉的生活未尝不是诸多女性所期望的一种形式。

　　但娜拉个人的悲剧正是源于这种被“饲养”的生活，作为一个饲养品，娜拉在长久的生活里，很少能体会到现实世界的细节，缺少这种细节体会自然会对生活的结果抱有某种相对“天真”的期望。当某一天真正碰到一些相对“残酷”的生活体验时，自然会有相对过激的反应，也就自然造成了其出走的结果。

　　鲁迅先生早有文章讨论娜拉出走之结果，无非有二，一是堕落，一是回家。当然这很好理解，由于生活经历的缘故，娜拉缺少独立生活的能力，若是不回家，等待娜拉的只能是再去依靠一个别的男人继续生活，运气好的话尚可，运气差的话只能堕落了。

　　不得不提文中的几个细节，这些细节可能不是直接导致娜拉出走的原因，但或多或少对出走的结果是有影响的。

　　一是娜拉早先和丈夫海尔茂结婚后，海尔茂不喜欢娜拉说她过去的旧人旧事，娜拉后来也就不再和丈夫提起过去自己的事儿了。

　　二是海尔茂有一次和娜拉谈到克罗克斯泰，说上大学时克罗克斯泰总喜欢当众叫自己的小名，因此海尔茂对克罗克斯泰的印象并不好。娜拉有些玩笑性质的说了一句自己的丈夫心眼小，海尔茂当时就有点要跳脚了。

　　三是娜拉和丈夫海尔茂共同的好朋友，阮克医生病重不久人世，阮克医生私下对娜拉说不要把自己病得越来越重的事儿告诉海尔茂，“海尔茂胆子小，一切丑恶的事情他都怕，我不要他到病房来看我”

　　四是剧作尾声，海尔茂发现自己无事后，准备原谅娜拉之前背着自己伪造签名借钱的事儿，并对娜拉说“要是男人饶恕了他老婆，真正饶恕了她，从心坎里饶恕了她，他心里会产生一股没法子形容的好滋味。从此以后他老婆越发是他私有的财产。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不但是他丈夫的老婆，并且还是他丈夫的孩子”

　　海尔茂本人不酗酒，不寻花问柳，关心妻子儿女的生活状况，对妻子亦是有相当的爱情，工作上进。至于海尔茂是否自私，是否有那么些市侩狡诈的一面，我无意评判，以上四个细节只是一些性格上的反映罢了。哪怕这些反映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

　　客观的环境加上自身的状况，造成了娜拉的出走。娜拉在出走前对丈夫说出了心里话，

　　“我从父亲的手上转移到了你手里。跟你在一块，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候真，有时候假。现在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口，吃一口。托伐，我靠着给你耍把戏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亲把我害苦了。我现在这么没出息都要怪你们。”

　　可怜又可爱的娜拉，还是挺有灵性的，娜拉的深层性格上，没有很决绝的一部分，也没有具有思想力的一部分。

　　有了前者没有后者，娜拉不会很快回家但也不会堕落，但有可能自寻死路了～

　　有了后者没有前者，娜拉不长的时间就会回家，接受生活重新接受自己的丈夫～

　　前后两者都有，娜拉永远不会回家也不会堕落，海尔茂先生可以再找一个小的了～

　　综上，能确定的是，娜拉肯定是堕落不了的～鲁迅先生大可放心了～

　　一方面女性不独立是个悲剧，独立了也未尝不是悲剧（许多作品涉及过独立女性的悲剧）。女性的身份注定了对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只是程度和形式不同，分为物质附属，精神附属，抑或两者皆有，程度也有深有浅，当然说到这里，我用屁股想都知道，又有女权分子不爽了，还是那句话，看不爽你就不看没人求你看，滚蛋。

　　我本人对于这些体会不深，分析较浅，等体会深了，再说喽～～哈哈哈哈

　　《易卜生戏剧选》读后感(七)：人民公敌

　　刚好看完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就出现了“棱镜门”事件。每当看到预言实现或者历史重演时，总是觉得既惊讶又乏味。人好像是约定俗成的，以致于一些事会反复发生。感觉新鲜是因为没有记忆。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民公敌》，现在居然还有人在争论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徒？热闹是他们的，我还是来谈易卜生。

　　不分时代国家，仁义道德总是人们在意和强调的，它是看不见的手，与法律形成社会枷锁的里外两面。中国古代君王屡试不爽的是儒术，而西方人主要靠宗教。人的本性有欲望和激情，而社会却要维持稳定和繁荣，因而儒术和宗教就具备了伪善性。文学家们都以揭露或调侃这层伪善为乐。反叛性就是文学的道德。《西厢记》起来反抗封建礼教，流露出了真情和人性，于是不朽了。《红楼梦》的批判更全面和深刻，但还是在呼吁婚姻自由的层面上。而同时代的歌德已经在为婚外恋辩护了。他的《亲和力》一出版，卫道士们立即发动猛攻。无独有偶，易卜生的戏剧也因号召妇女不做礼教和男权的牺牲品，提倡妇女解放，而遭遇正人君子的围攻。易卜生成为了人民公敌。他对此感到愤恨，用《人民公敌》来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是另一部不忍卒读的作品，不是无法承受人物的命运，而是难以面对残酷的现实。现实只有阮籍式的佯醉能度过，哪能容许嵇康式的暴烈？作者突然浇灭我们的佯醉，看，“咱们这繁荣的社会整个儿建筑在欺骗的基础上”，“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现在群众承认的真理是咱们祖父时代先锋对拥护的真理”。这个“多数派”在中文里有对应的词，就是“乡愿”。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李大钊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斯多克芒医生最终发现，真正有害于社会的不是老爷们，而是那见风使舵、媚俗趋时的乡愿。真正导致真理被蒙蔽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但真理往往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以前读鲁迅，只觉得犀利和酣畅，现在读到这些，只觉得阴冷和恐怖。体制的残酷永远是变本加厉的，《一九八四》能够想象到的，没有现代人做不到的。我看“棱镜门”是乐观的，斯诺登到底是跑出来了，这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良知。他不是乡愿。

　　人民文学版企鹅经典丛书每部书后都有专家导读，大部分导读都专业而精彩，只有这一部的惨不忍睹。初觉失望，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