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殇读后感10篇

　　《城殇》是一本由张泉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殇》读后感(一)：十六城与他们的“市长”

　　曾国藩于安庆建立军工产业，随着天平天国的覆灭，发展重心转移到了下游的南京和上海，安庆的近代工业昙花一现。 左宗棠、沈葆桢“师夷长技以制夷”，于马尾建立南洋水师，马江海战受到重创，改受李鸿章领导，甲午海战消耗殆尽。 李鸿章、袁世凯治理下的天津，工业、军事、交通、金融、城市管理、资源开发均有成绩，却沉溺于权利斗争的漩涡。 苏石兰于香港创立汇丰银行，白手起家，植根百姓，对华贷款，垄断外汇，利用欧美时差空白发展金融。 澳门是欲望之都，鸦片、赌博、色情、苦力贸易的畸形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信仰之城，宗教和政治的“避难所”。 哈尔滨，俄国血统浓郁，铁轨上的城市，外侨云集于此，犹太人的“第二故乡”，张作霖的接手把这座明星城市打回原形。 陈宝箴的维新与自治、熊希龄的实业救国、黄兴的华兴会、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长沙很大程度上引领着近代中国的政治革新。 上海，文化使命和商业理想共生，拥有以张济元的商务印书馆和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一批出版传媒。 朱启玲认为公园可开风气之先，于北京推动公园开放，而公园成为了以休息娱乐为名的政治教化之所、文化精英向大众布道之所。 张謇于南通发展实业、兴修水利，城建和公益仰仗于实业利润，也拖累了实业发展，张謇的家长作风和地方主义限制了实业扩大。 张静江于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但因与蒋介石交恶、抗战全面爆发，城市实验被迫中止。 刘文岛治理下的汉口实行市自治制度和专家行政，公民参与促进了民主意识的觉醒，省级权利干预破坏了城市管理的专业性。 卢作孚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把北培打造成为乡村建设的样本、战时中国的科学中心，战后教育机构回迁使得北培建设停滞。 孔繁锦凭借武力强硬推动天水的现代化进程，高赋税带来民怨，钱荒造成经济危机，政治及军事斗争则改变城市命运。 南宁由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统治，与商会合作发展商业，工业、交通、城建、教育有所发展，长期受战乱影响，训练民团、全民皆兵。 在康定，赵尔丰重武力，厉行威服政策，局势失控；刘文辉一方面推行德化、进化、同化，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吸引外资。

　　《城殇》读后感(二)：《城殇》：晚清民国下的城市观照

　　晚清民国，神州陆沉。国人意识中的“天下”，已经从九州、五湖、四海，变成张之洞的“亚欧”、袁世凯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梁启超的“环球”乃至胡适的“绕太阳的地球”。老大帝国面对“三千年来之未有变局”，犹如年久失修的城墙，时刻面临坍圮的危险。如此时局，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他们或高举革命大旗，或掀起改良风潮，或投身实业救国，或鼓励新式教育。他们的举措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历经百年沧桑，共和国的黎明接替了帝国的余晖，一个令人欣喜的现代中国终于初具雏形。然而在这场大变局中，大多数人只关注了宏观的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微观的区域转型，而作为区域重要实体的城市更是堙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无疑是历史的一种失语，好在有一位年轻作者补充了自己对城市史的理解，或许能为这种尴尬打一个圆场。

　　他叫张泉，现在是《生活》杂志的副主编，蓬松长发加上黑框眼镜给人一种“许知远第二”的感觉，不过相比于许知远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激情，张泉则显得相对内敛，如果仅是从文字而言。通常作为一个媒体人，他的生活总是追求短平快的，这不免让人将他们与浮躁一词挂钩起来，毕竟我们看过太多带有预设立场的新闻写作。偏执、清高、自以为是、浮夸往往会成为媒体人码字的通病。然而令人讶异的是，张泉选择了在冷静中观察，而且把视角投向了相对冷僻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可以想见这种观照显然是独特的，富有个性的。他在前言《城市想象与现代中国》中毫不掩饰地表露了自己的写作雄心：“我希望唤醒历史写作之中沉睡的美——无论是敲碎时代坚硬的果壳还是用徒劳的祭文为往事招魂，无论是发现真理还是再现传奇，是在希望中重述，抑或在绝望中反思，是从残缺中感知故去的美好，或者在迷障中触摸真相的力量。”一段饱含深情的文字颇有“历史温情说”的意味，也似乎在提醒人们温故的力量。

　　于是，一次宏大的历史写作开始了，作者赋予了它一个富有深意的名字——《城殇》。乍一看以为是网络小说般的粗浅取名，实则是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高度总结。“殇”在汉语中意味着“早夭”，用于事物则有一种惋惜和悲伤的深意。面对复杂的时局，城市的现代化注定要在磨难中发展，用“殇”字虽有夸大之嫌，但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写作态度。正如许知远在序言中提到的“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作者试图通过梳理近现代城市的变迁，来向那些曾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和事致敬，尽管这种贡献已不为众人所知。

　　独辟蹊径的张泉选择晚清民国的十六座城市作为了写作的对象。这其中既有为人熟知的京津沪、港澳，也有略微平淡的哈尔滨、汉口、长沙、杭州、南宁、南通，还有显得生僻的马尾、天水、北碚、康定，似乎显得杂乱无章，但在张泉的处理下，它们被分入了五个章节中，各自又有着独一无二的篇名。

　　篇章的名字颇有些江湖的气息，“将军令”、“水月•镜花”、“风暴之眼”、“专家治国”、“枪炮与矩尺”，取的十分精到又不失文采。而章节下的篇名更是匠心独运，“昙花摧城”（安庆）、“向海而生”（马尾）、“劫墨重生”（香港）、“永夜的极光”（哈尔滨）、“岁在庚戌”（长沙）、“暗战四马路”（上海）、“梦断德邻路”（南宁）等无不显示着作者对文字的挚爱，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然而这并非一本浅显的通俗读物，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会有大量的生僻史料扑面而来，甚至有着万马千军的感觉，倒逼读者不得不去补一下自己的史学基础。诸如沈葆桢、郭嵩焘、赵秉钧、盛宣怀、陈宝箴、熊希龄、陆费逵、张静江、刘文岛、卢作孚、孔繁锦、刘文辉这些名字，或许会成为阅读的一些障碍，好在这又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不过在读此书之前了解一些基本史实还是有必要的。对此，张泉也有自己的理解，“在这本书里，我也尝试重新发现一些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潜藏的素材，希望把这些零碎杂乱的线索串联起来，从细处摸索大历史的地矿脉络”，显然作者的写作是严肃认真的，他甚至希望此书的定位能独立于学术研究和通俗读物之外。

　　这样的写作，不啻为一次大胆的尝试，不过张泉凭借着深厚的文史功底，交出了一份让人信服的答卷。我们不得不惊叹一位80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而这，处处散见于文章中间。

　　首先，张泉对于晚清民国十六城发展的分类就是一次很有创意的尝试。在他看来，安庆、马尾、天津代表了洋务之风下的自救实践，香港、澳门、哈尔滨代表了异域文化下的市政建设，长沙、上海、北京代表了革命情境下的城市变革，南通、杭州、汉口代表了专家治理下的行政理想，北碚、天水、南宁、康定则代表了边远地区的现代转型，于是张泉眼中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就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虽然带有个人化的倾向，但不失为对理论范式的思考。

　　其次，在具体叙述中，他出色地剪裁出了史料，这并非是作者预设立场的产物，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这与作者穷尽史料的工夫有关。《城殇》中史料的来源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既有地方史志、档案文献、书信札记、人物年谱、旧时报刊等原始史料，也有国内外学人专著，诸如史华慈、布莱克、唐德刚、金冲及、夏东元、张海鹏等海内外史学名家的著作比比皆是，可见作者作书之严谨，取材之广博。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实证史学理念能够在后辈传承已经实属不易了。

　　另外，张泉的《城殇》既不是以论带史的空谈，也不是浩繁史料的堆积，而更多的是寓思于史，通过内在的逻辑将观点融于对史事的描述中。在《天津：复兴的幻象》一篇中，他对袁世凯治理下的天津模式做出了精彩的评价：“在20世纪初，天津的首创意义则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的崛起不是由外来者代劳的，是帝国的官员和士绅们亲手培育出这棵幼苗。不过，吊诡的是，根据帝国的权力结构往往很难允许幼苗在一个人手中长成参天巨树，他们宁愿将它制成标本，四下推广——标本意味着无上的荣耀，也意味着失去继续生长的能力。城市终究还是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他肯定了袁世凯和当地士绅在天津现代化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一方面也为袁世凯这样的帝国精英最后陷于权力泥潭而惋惜不已。诚如张泉所说的那样，像袁世凯这样有着现代思想的官员原本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复兴之路，无奈袁最终偏离了政治正途，这的确是一种吊诡的现象，然而这背后一定存在着相对合理的历史解释，虽然这种解释可能并不能让人满意，但至少张泉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纵观全书，其写作始终围绕着“中国近现代城市现代化转型”这一中心展开，城市为何成为“城殇”，作者以晚清民国十六城为切入点，从市政、民主、金融、实业、军事、文化、宗教等角度作出了有效的探索，初步总结出了近现代城市现代化阵痛的来源，诸如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积习，东西方文化之间碰撞，大时代下的创伤背景，个人治理能力的高低，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这种开放性的答案引导人们去思考历史的真谛，从而以史为鉴，观照当下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切入视角。

　　当然，没有一本书是完美的。许知远批评张泉有时过于屈从自己浪漫化的情绪，一些词句太过悲情。有时，他放弃了自己更直觉的观察与判断，被资料牵引着，倘若他能在历史叙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与思考，行文无疑会更引人遐想。的确，对于一本历史著作而言，掺杂过多的主观情绪容易妨碍读者本身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不过作者本身严谨的写作态度足以保证该书的历史事实不至于偏差过大。

　　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曾说：“历史的真实，被面具遮蔽，如果一个人，试图打碎这些面具，他会发现什么”，对于这句话更好的解释来自于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解释权从来都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应该是因人而异，但前提是国民应对历史有“同情之了解”。只是，这样的情形对于娱乐至上的时代，是一种奢求。《城殇》将我们的视线回拨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告诉我们旧时城市建设中的光辉与屈辱，这样的尝试，可能或多或少会警醒当下的社会：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城殇》读后感(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第一眼就被书名吸引了。

　　仔细看下来，这本书确实值得一看：视角新颖，逻辑结构清晰。经过精心构思后选取的城市很典型，别具特色，切合了从市政、金融、民主、实业、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角度论述城市现代化的主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灵活自如运用史料的能力，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让作者在书中游刃有余，书的可读性极强。此外，书中时有精妙绝伦的论述，更显得宏大深邃、视野宽广。

　　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人对城市的一切日渐感到麻木，在这个城市中的人都浑浑噩噩、忙忙碌碌地奔波着，根本无暇思考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候，这本书提醒我们（也提醒着高速发展的城市）要慢下来，要目光更长远。这本书让公众重新思考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思考城市的职能和未来，去重拾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重新燃起对她的热爱与自豪。这些城市在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下，充满痛苦地不断蜕变、改造、重建，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她们破茧成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让人为之动容。

　　部分地方过于悲情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过分的渲染让人觉得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过于用功利主义的观念去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对于那个时代，后人总是比身处其中的人们看的更清楚。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叙述“伤痛”的历史的时候，究竟该采取哪一种笔调？是悲愤激昂的怒吼，沉重华丽的哀悼还是平实冷静、幽默睿智的思考？无论选择哪一种笔调，把握好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中间的一个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