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度》的读后感10篇
《百年风度》是一本由张昌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87图书，本书定价：39.90元，页数：201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百年风度》读后感(一)：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二)：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三)：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四)：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五)：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六)：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七)：别样的发光点
我是之前读过这位作者的《故人风清》，觉得特别有趣，才决定买来这本读的。果然，再次喜出望外，很有趣。有些名人之前只知道名字，并不知晓其成就，有些虽对其成就略知一二，但具体到个人身后事却知之甚少，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个人事迹的讲述，名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真性情在细微中见真实，值得我们这些浮躁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百年风度》读后感(八)：不能埋汰更多
完全是茶余饭后没事侃大山的节奏，谈不上史料，也读不出什么文笔。经常看到作者在书里说XXX多幽默，那叫幽默？也许那一代人幽默的水准只能达到那个程度...
傅斯年这么一个牛逼闪闪的人物，就只写那么几页！施剑翘却写了很多...这事神马出发点？
后半部分就别提了，就一些个他们那个所谓文化圈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说胡适，钱穆，傅斯年看看还有点意思，后来的那些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些文化人，都是被动或主动被阉割过的，有啥好写的。
看人物评传，最喜欢看到的是独立客观，能把这个人的优点/缺点，尽可能的加以分析...而这本书，除了通篇赞歌，没别的，真没别的...
【跋】张昌华：还原民国范儿的本色
文字/梁雪波 张昌华
梁雪波（以下简称梁）：首先祝贺您的新书《故人风清》出版和旧著《曾经风雅》第四次印刷！能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张昌华（以下简称张）：谢谢。这三本书名叫《曾经风雅》、《民国风景》和《故人风清》。它是一个系列，写民国以来文化人的、怀旧的，旨在“钩沉”。这些人物，他们本应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占有一席或在相关史上享有相当地位的；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被“屏蔽”了或淡化了，有的已渐为世人所遗忘。譬如我们几十年来，大谈“五四”，可五四宣言起草者是谁？扛大旗走在前列的是哪个？不知道。我将这些被埋在历史枯井中的碎瓷拼接，试图还原他们在历史底稿上的本色。
我的书与上海出版的一本《原来如此》差不多。“风雅”写了38位文化名人，以文坛为主，兼及政治、教育、科技和艺术。有一半是我在出版社做编辑时结识的文坛前辈，有钱锺书、萧乾、吴祖光等。主要写我与他们或浅或深过从中获得的印象、感受。蒋梦麟、梅贻琦、刘文典等，则是通过史料或与对其后人的访谈而成篇。“风景”写了30位人物，苏雪林、顾毓琇、柏杨等，他们曾经是我的作者；另一半如吴稚晖、章太炎、张君劢、黄蕙兰等相关文字，是我从海内外相关史料中梳理扒抉所得。“风清”大半是我的作者，如季羡林、夏志清、余光中等。这部书比较集中地写了一群一般读者陌生的人物，如吕碧城、翁文灏、余大雄和1949年后滞留海外的蒋廷黻、溥儒、张充和、刘绍唐、夏志清和顾正秋等。自觉还是有点新鲜感的。
梁：这三本书构成了您创作中的民国系列，它们以翔实的史料、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操守、情怀、风骨以及传奇人生。是什么原因让您对民国历史充满如此持久的兴趣？
张：应该说是四本。第四本《百年风度》已完成，仍由广西师大出版，在年内或可面世。我没有太多的民国情结，本无意写成系列，只是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接触到当代诸多的文化名人，次第为苏雪林、王映霞、顾毓琇、张中行等，最初是为配合我所编的他们的作品宣传需要而写，地道的“职务作品”。在写他们时发现他们周遭的师友故事，盘根错节，扑朔迷离，新鲜甚而刺激。写出之后，见反映还不俗，专发我文章的《人物》和台湾的《传记文学》的编辑们鼓励我写下去，甚而是“催逼”。他们给我平台，一路绿灯，于是一路写下去，十二年写了100位（概数）民国以降的文化名人。因最初无计划，没有严格的体例，各传主的侧重点不一，但我特别关注传主的操守、情怀和风骨。全面写人生传奇的少。我喜欢“捡漏”，捡拾那些非主流人物的琐杂，捡拾那些不便或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坛坛罐罐”。
梁：我注意到，在具体的书写中，您常常是“舍重就轻”，即有意避开那种宏大的整体性叙述方式，而是选取传主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加以描绘，从而展现出这些文化名人的独特风采。采用这样的写作视角是经过考量的吗？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谢谢你了解我。我写的都是传主的人生断简、片断似的文章，篇幅小，为杂志所约，不可能采用宏大整体性叙述方式。写正儿八经的“传”，那是学者、专门研究者的专利，说白了，我缺少那种驾驭大块头文章的本事。我只能就手头的资料作文章。所谓就菜吃饭，就汤下面。我关注传主的风骨、操守，喜从细节提炼入文，是手段，以此展示传主的风姿，同时给读者阅读快感。目的是希望读者能回味、思考。见微知著。采用这种视角，非但考量过，还仔细研究过。“重”，大家都关注，“轻”往往被忽略。就像某人一头乌发，鬓角或脑后有根白毛，别人不注意，我就喜欢“焦聚”那根白毛，因为它“鹤立鸡群”。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我还算能注意到读者审美需要与阅读情趣。我不是史家、学者，我没必要一本正经用严谨文字作文。我的笔较“活”。我将我的读者定位在民国出生的人。六十岁以上者居多。曾有一位陌生的年轻读者打电话给我，说我写的人物他大多都不知道，说我在给他们“扫盲”。我蛮高兴的。
我也偶用“整体性”的叙述方式写作，如《杨宪益的百年流水》，那是今生中写的最长的，两万字。我阅读了杨本人所有“自传”文字外，还读了公开或“地下”的所有“杨传”写成的。95岁的杨宪益先生读罢，对其妹杨苡说“这个张昌华搜集的资料真多，许多我自己都忘了的事，给他都翻出来。”杨宪益这个人物本不好写，在梳理所拥有的资料后，我以为只有采用这种纪年式流水方式，最能反映他卓尔不群的、多彩多姿的人生，也方便发表。我只罗列史实，不言其他。百年流水，静水流深。文章发表后，杨宪益先生很高兴，托人带给我一封亲笔信，很逗，只三个字：“谢谢你。”
梁：陈丹青曾经将他理解和想象中的民国精神概括为“民国范儿”，即“曾经存在过的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您同意他的观点吗？您理解的“民国范儿”是怎样的？
张：陈丹青写“民国范儿”的文章我没读过。但对他的“民国范儿”的诠释我赞同。范儿，北京话。“范”，大概有模范、典型的意思。陈先生所说的趣味，我揣摩未必是高尚的，但一定是有“趣”的，不俗的；所说的“风尚”，也未必是崇高的，但一定是入世的，有普世价值的；自然也是美学的。我想我写的傅斯年、叶公超、吴稚晖等，可以装在陈丹青设立的“民国范儿”的筐子里的。傅斯年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与其对话，当台大校长时，小蒋来手谕要他配合当局调查学潮，他敢回应：“学校不兼办警察局”。叶公超在北大上课常迟到早退，在街上遇到漂亮的女生，尾追着大喊“密斯特”，学生钱锺书等拜访，谈到平剧，他舞动手脚大唱《打渔杀家》；到台当“外长”后，对秘书说“一天只看五个文件，其他不必送上来！”他烦老蒋有开不完的会，在台下发牢骚“浪费时间”，用英语向同事说“他可以枪毙我！”他还敢把到台演出的巴黎女高音歌唱家请到家中，自己躺在沙发里，听此姝专为他纵歌。他就是这么一位“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角儿，你能说他不是“民国范儿”？至于党国大佬吴稚晖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民国范儿，不止须眉，也有巾帼。我写了亦侠亦仙的吕碧城，为报父仇枪杀孙传芳的施剑翘，以及不吃蒋经国这一壶的名女伶顾正秋。
我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应是有品味、有风度、有趣味，个性张扬的人物，但在个人操守上是清白的，最起码是有道德底线的。
张：我欣赏的有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罗家伦，以及翁文灏等。1935年日本人拉拢蒋梦麟不成，就指责他煽动学生反日。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人十分恼火，于一个晚间“请”他去司令部“谈话”。有人劝其躲避，蒋将此事通知家人和几个朋友后，单枪匹马赴约舌战，朗言“临难毋苟免”，这叫“骨气”；1959年他在台推行人口节育，反对派声言“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他在记者招待会表示：“如果因此惹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杀我的头！”这叫“节气”。1946年最高法院判汉奸周作人十四年徒刑，周就有关事实托请蒋作证。蒋不怕惹得一身骚，挺身而出，为周减了四年刑。这叫“义气”。梅贻琦为清华保存“基金”数十年，不苟取分文，临终住院还抱着账本，这叫固穷守节；当年他女儿祖芬考西南联大附中差几分，他坚持不录取，这叫公私分明。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穷得买不起一条西裤，友人赴港出差，他还托其为一个学生配了一副眼镜，这叫爱生如子。罗家伦长中大时，日机来轰炸，他次次在现场，冒着炮火指挥师生将贵重仪器装箱西迁，他最后一个离校，家中古玩来不及拿，拎只手提箱上路。这叫爱校如家。杭立武离开大陆时小飞机超载，他扔下自己积蓄的黄金，带张大千的古画（有前提，到台后画要交公）。这叫公字第一或叫“为人民服务”。再说学人从政的“战犯”翁文灏，抗战时达官贵人们把子女送到国外当寓公，他鼓励儿子翁心翰上航校，支持新婚半年的儿子上前线，屡立战功，最后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这叫舍生取义……这些文人胸中装着的是国家情怀、民生使命。你能不为他们的行措而钦佩而感动？哦，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朱家骅，他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有贡献的。
傅斯年逝世后，台大校长由钱思亮接任。钱在保护追求自由人格的师生上，在名利态度上，传承了学人的风骨。人称“钱思亮不思金钱不思名利思亮节”。以及后来任“中研院院长”的吴大猷，都是敢说敢当卓尔不群的人物。
梁：对民国的怀旧、回忆、叙述和想象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热点。民国对当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魅力源自于何处？
张：意味着什么？我看最起码意味着民国没有死。魅力源于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梁：您曾在出版社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经您手出版过哪些自己比较满意的图书？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
张：说一本“比较满意”的都没有，那是“矫情”；说“满意”真的谈不上。但我认为我出的书最起码自己喜欢，也有人喜欢而已。喜欢，是我以为他们是有价值的。如“双叶丛书”（名家夫妇散文集）钩沉了一些民国文化人，在内容、设计与形式上也有点新意。《许广平文集》、《鲁迅的艺术世界》对保存史料、全面研究鲁迅还是有些用的。这段经历对自己日后的写作帮助极大，先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感兴趣的人头线索，逐渐深入后，发现新资料越来越丰富。他们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与我分享“原来如此”。
梁：您与文化名人的交游极为广泛，与很多名人以及他们的亲友都有过接触，在这些经历中，有哪些人与事给您留下过比较深刻的印象？
张：在做人上和写作上乃至组稿上，对我影响最深、帮助最大的是萧乾先生。我第一次见萧乾，拜访后想与他合影。他坐在沙发上，我要立身站着照。他执意不肯。我说他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他是前辈我是后生，理应如此。他说作家与编辑是平等的。拉了半天，相互让步。结果我俩并排坐着照一张，他坐我站照了一张。世人都说他谦和，其实他为人也很鲠直。我是天生大喉咙，那天先去陈荒煤先生家，陈先生耳背，我必须大声说话。他倆住的只一街之隔，到萧家我仍在亢奋中，说话时声音仍很大。萧乾先给我端上一杯椰汁，坐我旁边听我说，后转身坐到桌子对面。我临走时，他送我下楼，用手搂着我的肩膀说：“老人爱静，以后对老人说话小声点。”我顿时脸红如赤布。他见我尴尬的样子，马上又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这话，别见怪，别见怪。”这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回来后写了篇短文《没齿难忘》。重新写作也是萧乾先生启发和督促的。记得他问我写不写东西，我说原来写，到出版社后一心编书不写了。他直摇手，说这不好。要写，要多写，写了，才知写作甘苦，才能体会作家的不易。有了自己的作品，容易和作家对话。我编“双叶丛书”16部，许多海外作家都是他介绍的，如林海音、柏杨等，我手上还收藏他写的好几张“介绍信”式的便条。包括通过舒展想请钱锺书、杨绛夫妇入盟“双叶丛书”的。在编陈西滢、凌叔华集《双佳楼梦影》时，有一篇是陈西滢日记手稿，写他与萧乾结伴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陈的日记潦草之极，中英文夹杂，有大量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能力编，萧乾为我翻译、作注。记得写满三大张纸，18条注释，还幽默地说我在考他的记忆力，他老了，考不及格了。
我与周而复一度过从甚密。我想写人生低谷时的他。他很高兴，某年一到南京，让秘书给我打电话，谈了两小时。不准我记录、录音，说成文他认可后，如发生官司，他愿对簿公堂。关于赴日事件被开除党籍，根本不是传闻那样。听罢他的“原来如此”，遗憾的是我的文章还没及写出，他突然病逝。
写翁文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原来只有文字资料，我到上海拜访翁的哲嗣翁心钧先生，亲睹到丁文江夫人写给翁文灏的信，始知他们的关系真的密切得很……
梁：确实，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您的笔端常带感情，对笔下的人物带着由表及里、体贴入微的理解。这样是否会影响到写作的客观性？在真实与虚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您是如何把握的？
张：我是性情中人，不否认笔端带感情。但可以负责任的说有“度”、有“节”。自信不影响客观性。我的带感情不是用小说写法，我深知这类文章极易引起麻烦和官司，我自戒下笔谨慎。我写人物关于史料，无一虚构，凡引文都加引号，文末都注明参考资料。备查。对某人的好恶可能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笔下会有流露，偶然或有失当处，但大体上不离谱，“不错”我可能说成“好”，但不会说成“很好”。我厌恶“三突出”、“高大全”。但早期文章曾有“矫枉过正”的痕迹，如写傅斯年、苏雪林。香港《紫荆》总编辑毛铁先生曾写信“提示”我：写人物既写“过五关”，也写“走麦城”才好。我觉得批评中肯，后来我又写了《傅斯年的另一面》和《苏雪林的坛坛罐罐》，对他们的为人为文较前公正、客观得多，算是一个“弥补”，拼在一起看，人物也显得有立体感了。
在写作中也常会与主人公的后人产生矛盾。张素我先生对我写张治中一文中对她母亲的一些细节描述，曾提出异议。但我根据多方史实资料，坚持己说；又通过她的儿子元亚先生做工作，保留了原先细节。也有一些，因家属寸步不让，我只能回避了。
我所有文字，只要传主健在或能与家属联系上，写过后我都请他们过目，审正。怕惹麻烦。我保存了传主或后人相关修改、定稿资料足有四大本，装订成册备查。
梁：要研究历史上的名人，还要言人所未言之处，这种写作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这方面的准备工作，通常您是如何进行的？
张：在阅读上我的功利色彩较重。十多年来，所读的书多与写人物有关。通过泛读找线索，发现感兴趣的人；通过精读找细节，酌情待用。我的阅读环境较好，天时地利人和。家住成贤街，与老南图一步之遥；金陵图书馆有我当年一位学生，借阅方便，二档馆距家不远。有相当部分资料由台湾得来。迄今为止，台《传记文学》赠阅13年，一期不少。还赠十一张该刊创刊以来全部文章的光盘。刘绍唐夫人王爱生女士赠我不少传记文学丛书。原台“中研院”主任秘书、胡适纪念馆馆长陶英惠老先生为我审读大量的文稿，提供许多帮助和方便。苏雪林临终前赠我十五本厚厚的《苏雪林日记》，资料丰富极了。柏杨夫人张香华、林海音女儿夏祖丽都送我不少人物类的港台书籍。
梁：可以想象，您的家中一定有不少藏书吧？有哪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图书，比如珍稀版本、签名本等？
张：书倒有一些，不敢言藏。凡有人借阅，我从不说“不”。有几位写传的作者，都向我借过。因搬家，藏书已分流。现书房很小。人书俱老。人到老了，更讲实际了。派不上用场的书，分赠亲友不少，装门面大部头“全集”之类全部下架了，留下几本工具书、人物传记类杂书，讲究实用。大路货多，没有什么珍稀版本。有些签名本如巴金、冰心、钱锺书、萧乾，苏雪林、林海音、柏杨等。多为我自己编的书。有一本《铁流》，是1930年鲁迅自印的。珍贵在那是译者曹靖华的校勘本，有数十处曹靖华的毛笔亲校字样。此书原戈宝权收藏。戈逝世后，其夫人梁培兰送给我的。上有曹靖华、戈宝权题跋，后来我又请海婴、周令飞题字。海婴题“书缘缘于人缘”，周令飞题“书比人长寿”，算是流传有緖。还有一本丁聪的《我画你写》，是丁聪为一群文化人作的肖像集，60多个人头，1997年丁聪签赠后，我求得像主签名有30多位，当时健在者多半签了。这得感谢范用先生，他不知多少次，夹着这本书出席京华文酒诗会上，在饭桌上、病床边也代我求得的。这本签名本可算是“独一无二”，真的是弥足珍贵。
梁：您最喜欢的作家或作品有哪些？
张：我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野狐禅。我喜欢读的作家多为女性，张爱玲、冰心、苏雪林、杨绛、林海音、宗璞、张洁，不怕见笑，还有三毛和琼瑶。当年全国琼瑶热，我是始作俑者之一。我当时刚到出版社，接触到由巴老家流出的琼瑶的《在水一方》，为她的作品的人情味和文字古典美感动，推荐出版，在全国一炮打响，销路极好，两三个月内相继推出《雁儿在林梢》、《聚散两依依》和《几度夕阳红》等七部。那时我吃、住在淮阴印刷厂，编校一条龙。书还没下机器，厂门外全国各地书贩子来抢书的卡车已排成长龙。书商都是现钞提货。那时真是生意红似火。张爱玲、苏雪林、林海音情感的丰富，文字的清丽，语言的俏拔，对我的写作有较大的影响。
梁：您后来从事文学写作与早年的阅读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聊一聊您的处女作的创作经历。
张：说来叫人难以相信，我后来的写作（如也敢称写作的话）与早年的阅读没有任何关联。在中学时代只是喜欢作文而已。我的处女作可以说是课外作文，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一段生活实录而已。大概是1978年前后《新华日报》王劭老师发表我的小散文《路》，当为处女作。那时我爱人晓师毕业后分配到浦口一小学教书，不久，老师下放，她家庭出身不好，自然首当其冲，被下放到浦口市政公司掏阴沟、修马路，我的大儿子是她在修马路时怀的，腆着大肚子拉大石磙子修马路（浇沥青），临盆时差点生在马路上，因此为儿子取名叫“路”。后来落实政策她又回到讲台上，走上了本该走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写实。如此而已。跻身于出版社中止写作。我此生惟敢说的一句大话，我是一个敬业的编辑。不干私活，直到1996年接触萧乾先生，在他的告诫、鼓励下才重新拿起笔，写些与我过从的文坛人物。再以后渐渐地接触到民国文化人。
梁：最近一阶段有没有什么自己读过的好书，想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张：最近读到一本《北京十年》（罗孚著，中央编译局2011年月版），我不止是喜欢，而且是很喜欢。一口气读完。罗孚及柳苏，本名罗承勋，香港老报人，90多岁了。他交游极广，所历甚多。他与当代文坛大名人几乎都有过从。他写亲历、目睹以及耳闻他同时代的师友们的往事。《香港文学史》（刘登翰主编）说，罗先生的散文“以史料的丰富和准确，见识的精当和新颖，叙述的晓畅和有趣为特点，在可读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路数上进行了尝试。”他自己则说是“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我欣赏他的论说，并正向他学习。建议对文史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顺便说一句，他就是《你一定要看董桥》的作者。
梁：南京是一座文化古都，民国文化也是南京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标志。您的阅读、写作生活与南京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您眼中的南京是怎样的？
张：我爱南京，不否认有民国情结的影响。早年家住四卫头，紧邻颐和路。“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此言不虚。何止颐和路，南京大街小巷都有民国的流年碎影。那一栋栋民国建筑，犹如一曲曲凝固的音乐；那遮天蔽地的法国梧桐为行人遮风挡雨，风中那微颤的枝叶便是跳动的音符。你能忘记那些栽树人？近年居成贤街高层，推窗北望，中研院旧址屋顶的琉璃瓦依稀可见，近可观东南大学（原中大）教室人影憧憧。东阳台对面便是南图（旧址），书香扑鼻……这些斑驳的民国碎影，让我想到那里蕴藏着耐人寻味的往事，激发我创作灵感。南京对历史遗存保护较好，但不尽然。民国教育，晓庄师范当属一标志物吧！我曾是晓庄师范的学生。今年5月份，毕业四十五周年老同学到母校聚会，令人扼腕的是人非物也非，面目全非。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易主了，被变卖了。校门口的荷塘被夷成平地，小桥流水变成钢筋水泥物。令人气愤的是陶行知纪念馆被拆了。与时俱进，进到变卖祖宗宅地的份上，实在令人发指。人称的“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两千年后的陶行知”就这样被糟蹋掉了。（倒有一尊陶先生塑像在空守这晓师的精神孤魂）。现只剩下一座大礼堂，里面堆着一些破桌椅、破烂广告牌。一位老校友失声咒诅发泄：陶先生在九泉下要哭的，不庇佑那些为了“铜臭”灭了“书香”的小人出入平安的。空悲切！
梁：福楼拜曾说，“阅读是为了活着”。读“无用”的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在当下，阅读的风气发生了转变，功利性阅读和娱乐性阅读成为主流，严肃的阅读渐趋小众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
张：功利性的阅读和娱乐性的阅读已蔚然成风，这是社会浮躁的表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请。但绝对代替不了严肃阅读。网络代替不了纸媒。这是一种时尚。时一过，尚恐难矣。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只有期待这个浮躁骚动的社会尽快平寂、正常下来，人人有饭吃，个个有书读。
梁：写作很辛苦，听说你要“金盆洗手”，不写了？
张：写作确实辛苦。我不会打字，写好请人录入，最少要改三四遍。一篇写人物的小文章需要大量（甚而海量）的阅读后，才能弄出七八千字。可谓“煮字”。确实不想写了（除已允的一位传主后人外），同时因为我想要写的都写了，全收在四本书内。没有新资料，没有感兴趣的人物，写不出自己起码能看得下去的文章，没大意思。年龄也大了，前面的路看得见，用何凡的话说“在苍茫的暮色中赶路”。只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时下，一边利用闲暇把80岁以上的老人致我的书信，用毛笔抄在宣纸簿上，温故、练字、养性。想在三、五年内把我收藏的文坛师友千余信札整理出来，作点笺注。择其有价值的结集成书。闲暇时写点“报屁股”自娱。足矣。
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