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10篇
《治理基层中国》是一本由田先红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305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01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一):藏山之作
上访的书和文章,我老人家看多了。很多都是想当然,无的放矢,狗屁不通,乱套理论,半生不熟,不懂经验,还特装逼。田先生这本书,刚看多,十分有趣,万分深刻,值得各界关注中国政治、关心基层治理的人常放于枕边。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二):理解中国信访的窗口
一拿到此书,即被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所吸引,沿着作者的论述脉络,一口气把书读完,作者调查功底的深刻、问题分析的犀利以及故事叙述的精彩时时浮现在眼前,欲了解中国底层问题、理解中国信访逻辑,或许本书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三):一本非常有特色的著作
今天刚刚拿到手,认真读了,确实很不错,作者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注意到了学界迄今都没有关注的问题。我是基层信访工作者,对作者的观点有着切身感受。
现在农村信访问题是一团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大家都来研究,深入到农村去调查,自己来看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四):里面的故事太精彩了
看了这本书,很是惊讶,作者竟然能够把故事讲得这么详细入微,分析又那么深刻!尤其是里面讲上访专业户杨云发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书里面提的很多问题也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平时的想象里面,上访人都是弱者,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每天也有很多因为乡村干部侵权导致的上访的报道。但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对上访问题、对农村问题感兴趣的人好好读一读。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五):好书,很值得一读
农民上访成为当前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但大多数上访研究都没有突破维权范式和社会中心范式。田先红博士的这本著作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上实现了突破,作者试图从国家中心范式上对农民上访进行反思和研究。作者还对农民上访类型进行了划分,提出了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分析了农民上访逻辑的变迁过程。整体而言,这本著作既有扎实的经验调查,又有中观层面上的理论提升和凝练,称得上是当下农民上访研究和农村研究的一部力作。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六):国家权力视角下的信访研究
内卷化的基层信访治理
研究上访者的作品已经很多了,将信访体制作为一个治理模式,进行国家主义的视角研究的作品还是很少的,本书填补了这块的空白。对基层的信访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维权上访、治理型上访、谋利型上访……国家基层权力改革,基础权力弱化,没有能力解决各种类型的上访问题,但整个国家的科层制运作却不断的给基层施加接访压力。恶性循环的治理逻辑形成了以上访为核心的谋利者,更深刻地向这种基层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治理基层中国》读后感(七):古今三农
农村问题,恐怕既是是古代王朝的困扰也是今日中国的困扰,古代农村治理,限于交通,通信,财政各方面条件,有皇权不下县之一说,但是人口滋繁,国用不足之时,古代权力内卷,王权地方代理人的腐败几乎不可避免。权力下了县,直接结果很可能就是民变。
今天,作为一个全能型政府,道德上君为轻民为重翻新版,那么执政正当性要求不可能从形式上忽视民间疾苦,矛盾便交给了基层政府,还是坏县官好皇帝的戏码。
三农古今无解。因为农村太广大,农业人口太多,任何王朝或现代政府进行直接管理的企图不是造成民变(古代)就是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现代)。“乡村的复杂性,多样性,无法与现代国家制度对接” 这是书中的原话。农村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如果不能完成城市化进程,中国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进程,永远都会是初级阶段。
城市化才能减少管理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增大税基,打破小农意识与血缘残余。。。。。好处远多过坏处。城市化不是拓展三四线城市或者农民进入乡镇。建设超大型地区中心城市才是城市化的中国形态。其他都是邪路。
田先红河杨华认为当下的中国乡村治理正面临一公共物品供给缺失为核心的新一轮困境。改革以来的乡村治理,并没有如同国权退,民权进这样的理想愿景,而是出现了一种混乱的失序状态。
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关系不够能被化约为进入和退出的零和关系,只有对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逻辑和绩效进行深度挖掘和禅师,才能够获得现实的合法性。
国家基础权力的弱化,加剧了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的严峻形势。想要推动国家转型、构建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平衡起治理责任,再造中间层。这又要求从根本上增强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行和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
制度分析是一个经典的研究政治学的方法。早期的研究认为政治学就是制度问题,只要引进现代制度,就必然能够缓解三农问题。但是这一范式面临了两重问题。
在理论方面,静态的叙述不够好。需要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则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地方秩序的框架认为,乡村社会秩序维系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参与。同时,笔者还认为国家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本书的目的是将基层信访问题作为一个研究场域,在此场域中,透视基层治理中,国家、地方和基层代理人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讨论国家基础权力发展问题。
研究这一问题的一种进路,就是斯科特的农民抗争策略,在中国引发了很多后续的研究。另一些,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上访的过程和机制上面了。
目前,社会中心范式之下的农民上访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斯科特的农民抗争政治学研究。只有少量的研究受到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还有极少数则来自于印度底层学派。限制的因素在于接受理论的时间,另一个则是译著的多少。但是这一范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 只有社会没有国家
* 忽视了上访问题背后的宏观性结构性的因素
需要重新寻找国家的意义。
国家中心视角,主要关注于三个方面:
* 国家行为与农民上访之间的互动关系
* 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意义
* 透过农村基层信访机制,及其绩效探讨国家政权建设的逻辑
* 以贺雪峰为代表。深入村庄内部,探讨各种政治社会现象和制度时间结果及其差异的原因。
* 吴毅的精细研究
这本书,主要讲了: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逐渐从原先的维权型上访,转变为牟利型上访。基层政权由于无法对于维权型上访和牟利型上访做一个区分,从而影响了信访治理的绩效,使得其陷入内卷化之中。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进一步沥青了转型时期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里路,指出当前国家专断权力与基础权力并弱的局面。基于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反思,逼着指出应当再造中间层,以解决乡村秩序混乱的问题。
由于县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国家基础权力无法有效渗入乡村社会的最底层,致使乡村基层代理人的监控难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贪腐问题愈演愈烈,以至于在世纪之初开始进行税费改革。这也是国家基础权力弱化,以至于无法消灭乡村赢利性阶层以避免国家政权的结果。
从宏观上来看,20世纪乡村治理危机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严重不平衡的乡村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造成的。从微观上来说,则是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的结果。
间接治理模式的维系能够给乡村基层整群应对农民上访提供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也是的确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随着农民负担问题的恶化,农业税费征收困难,只能开展强化地方和基层代理人的监控,并加强国家基础权力的农村税费改革。长达50年之久的间接模式逐渐式微。
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乡镇政权面临困难,其二乡镇政权的职能定位。
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这一集权化的过程,削弱乡村基层政权的权力。让基层政权成为只提供服务而没有权力的服务型政府,成为贯彻中央政策的传声筒,以达到治理乡村基层代理人,彻底消灭赢利性经纪的目的。
乡村治理逐渐从原先的国家依托乡村集体进行简介治理的模式转变为宜个体全力为和习惯的直接治理模式。其表现有三:
* 治理机制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直接面对农户。
* 组织机制上来看,市场化、契约化、个体化越来越深入基层治理机制中。
* 国家政策角度来看,则倾向于维护农民个体的权力而致力于削弱乡村集体的权力量。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基层治理状况恶化,既跟基层治权的弱化有关,又和基层治责的失衡相关。
* 义务工等制度的取消
乡镇干部对上级的依附性增强,和农民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 一方面,税费改革大大削弱了基层的权力,减少了资源,增加了对于上级的依附性
* 另一方面,村干部也并没有成为理想中的那种农民的服务者。者意识因为没有工作积极性,另一个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当农民需要乡村基层政权提供公共服务、履行治理责任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基层政权。但是传统拒交农业税的方法已经没用了,所以只能够通过上访来解决,而这样基层政权花了大量的经历在则会上面,只会导致起更不能够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
税费改革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国家通过税费改革消灭了乡村社会的盈利型经纪,遏制了国家政权内卷化。另一方面 ,税费改革削弱了乡村基层政权的财源,压缩了基层政权的治理空间。
为了敦促村干部解决信访问题、控制农民上访,乡镇政府采用信访奖惩办法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度。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比较强,但是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运行绩效不容乐观。压力加大只是层层下压,但是并没有实际去解决问题。
包保责任制原意是为了促进基层的监管。但也有困境,一是空间上的距离远。现代通行工具的发展和流动性增强,都在提升这一困难。
这一困境也是国家权力难以深入乡村社会的困境。同时基层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浪费了精力,降低了绩效。
杨云发从一个具有道义的上访者转变为一个牟利型的上访者,有三点原因:
* 国家权力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方式来摆平
* 压力型信访体系让基层政府承担了过大的压力
* 国家政策从以农支公发展到惠农,导致牟利型信访的大量出现
信访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反映民意,便于高层掌握基层动态,更好滴监控基层代理人,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但是谋利型上访出现降低了治理难度和治理绩效。贺雪峰主张信访甄别但笔者认为这更是因为缺乏信访产生的制度环境,以堵塞的方法来压制不合理的行为的结果可能就是合理的诉求也被堵塞了。并且,即使这样的话,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谋利型上访依旧会存在。
所以解决的方法,一是要家里信访甄别机构,另一个则是要合理定位信访机构以及增强国家的基础权力。
内卷化的意思为一种艺术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之后,便停滞不前或者没有办法装华为另一种高级的模式的现象。
本书对于信访内卷化的概念也是这样的意思,意思是当前信访治理中资源的投入增加但是效益并没有提升的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稳定的获得是以大量的资源投入为基础的,同时又是以肤质越来越多谋利型上访者为代价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信访治理内卷化就是一个边缘人主流化的过程。其越来越主导者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
在新时期,各种新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创生出来,试图替代传统意识形态,而在实践中政府和农民却又仍持有传统意识形态,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新的意识形态功能没有发挥,而旧传统仪式形态又逐渐衰退。上访农民认为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党和国家转型有要求它从过去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党和政府解脱出来,转变为一个有进有退、有选择性的治理的党河政府。
国家采取绕过乡村基层代理人儿直接对接农户的治理策略却是以架空基层政权、削弱起治理能力为代价。基层政权做坏事的条件较少的同时,也丧失了做好事的能力,脱卸了治理责任,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起仍然可以为自己提升生存空间。
与基层国家权力软化相伴随的是,基层政权蜕变为疲软型政权。由此考量并非要继续加强对于政府行使专断权力的约束,而是要根本上增强起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加强对于基层代理人的监控,是以牺牲农民组织为代价的。但是离开了强有力的组织,国家权力也就难以渗透进乡村社会了。
原先的框架是国家乡村,但是现在应该转变为国家、中间层、农民。加强基层能力的同时加强监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是国家基础权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滴引入民主的机制和权利、自由话语的结果,是国家政权建设错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