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读后感10篇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是一本由王柯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USD 25.00，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读后感(一)：一点感想
3.5星。本书精彩的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歧视部分和中国留学生在日留学部分。但是，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广泛接受部分着墨过少。
另外，台湾皇民真的是日本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现在的台湾皇民对中国的无脑黑跟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思想”的批判几乎一模一样。甲午战争后，日本能让去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反日，现在，台湾能让去台湾留学的大陆人非常厌恶台湾。
第一部分详细论证了中国建设近代国家思想是怎样走上以日本为模板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这对本来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留下了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后患。作者从“民族”一词的译介以及受容进行分析和nation该词的原生背景错误得强行移植到东亚世界，即思想概念上存在先天缺陷。并且介绍了既是革命盟友也是革命导师的黑龙会对于中国革命家是怎样一个存在。
第二部分以边疆民族问题为主题，揭示了日本对中国边疆民族宗教几方面的一系列行动的出发点。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建设近代国民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失去了以往中原王朝“华夷秩序”和非汉族王朝的“多元型天下”的道统，致使边疆民族离心离德，更给日本染指满蒙形成有力条件。其中第四章探讨清朝留日穆斯林学生对于民族、国家、宗教的思想尤其值得关注。穆斯林留学生在日本接触到近代国家思想之后，对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就可以得知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形式并不适合中国。
第三部分作者认为中日之间的对抗实质是在争夺谁才是东亚地区的“中华”。作者注意到日本发明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中华思想”一词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制造合法性的关键，为了该词的历史根源，作者梳理了从德川时期的朱子学到兵学以及最终成为“暴支膺惩”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延绵至今的思想脉络。当然在思想层面上过多的逻辑分析难免存在这多少忽视现实历史的地方存在，这也是值得日后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在终章讨论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再度恶化与民族主义势力的再度抬头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作为被侵略方的悲情记忆以及日方以民族势力作为政治博弈的材料所造成的。这一原因具有社会性，展现了作者作为人文学者对当代社会的同情与关心。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读后感(三)：筆記
﹣關於日本在引入 nation state 時將國民與民族（ethnic group)有所混淆，也算是清晰的交待了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興趣者大概可以從這裡去研究下去。
﹣關於中國近代文化人、政治家等因受日本影響將 nation state (國民國家／民族國家）引入中國，當中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吧。關於中國學者、政治人物受日本的影響的部份，我自己讀來覺得跳得有點快，不是很肯定那結論是否就這樣下。或者與我自己對日本認識有限，未能從注釋中確認作者的研究的根據，這只能怪自己學識太淺薄了。
﹣關於nation state的建立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方案，這我感覺也不能只‘怪罪‘於當年’學錯‘日本吧。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下，除了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以外其實並無它途。當然我們可以回去問，為甚麼只強調民族（ethnic group)而不多談國民（公民），而日本的影響在裡邊可能是有的，但勉強要中國當時再用‘天下’觀來回應好像不太可能呢..... 唔，反正想多琢磨這部份，希望有機會回去看葛兆光老師的《何為中國》，當時讀得太粗。
﹣ 讀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動作，還是挺‘震撼’的，從支持辛亥革命到搞動滿蒙自治、新疆、回教徒等。不過話說回來當時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強盛，這樣的動作也是挺‘理所當然’的；而中國的政治家們（如孫中山、不同的軍閥等）也因為當時的政治格局要與日人打交道，但這也不能看成為這些人就是純粹的親日派吧。起碼孫中山就不完全是這樣子。書中有些文字的感覺讓人覺得一是日本軍部推動的事情就是有重大政治陰謀在後邊，但當時有甚麼在中國發生的、與日本相關的事情可以和軍部沒有關係呢？
﹣關於日本‘中華思想’的部份，還是挺有收益的。日後看日本人寫中國歴史，應該注意到這個脈絡，即因軍國主義盛行而創造出的‘中華思想’（對漢傳統中華夷之辨的批評），從而justify日本的一些政治動作。
﹣ 總體來說，書的細節挺有意思，比如談到回教徒、楊樞、新疆、川島浪速等；但總體其實民族觀挺強的，這有點吊詭，因作者本身是希望打破這事情的。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密不可分，而革命党的育土是近代留日学生群体。微观来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源于留日学生的一个误会。1905年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取缔”二字尤其显眼，因为中文的”取缔“有取消、取代的意思。清国留日学生普遍认为这一规程表明日本政府要打压他们，从而激发了在日留学生强烈的反日情绪。
其实，日语的“取缔”只是约束的意思，这是清日两国希望留学生更好地专心在日学习的本意，重点在于教育。认为清日两国政府共同勾结打压在日学生的革命思潮是不对的，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有建设近代国家的用意，日本则需要积极培养未来中国的亲日势力。在两国的合作下，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清国向日本大量输出留学生。初来乍到，五十音都没背熟的留学生，一见"取缔”二字顿时炸了。甚有过激的如陈天华，跳海自杀以祭国人。当然，他的日语水平不至于那么水。
留日学生见“取缔”而憎恨厌恶，也是跟日本日益严重的排华情绪有关。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越发高涨，对中国更是空前的瞧不起，之后的日俄战争更是变本加厉。作为应激反应，中国留日学生的由于屈辱感而产生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以对抗日本民族，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由日本而生。
留日学生目睹日本作为一个近代民族过家而强大，必定反思自身，认为中国建设近代国家也要走民族主义的道路。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国家，学习日本的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也要从单一民族中寻找出路。留日学生的革命群体接受了这一思考，产生大汉族主义，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
问题在于，中国的历史现实表明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个“多元天下”的体系，“天下”可不只是一个大汉族，是包含天下所有人，“中华”本身也是个文化概念，而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所以，辛亥革命思潮里的民族主义让中国其他族裔非常质疑。比如，留日学生中的穆斯林本身有着“中国”的国家认同，但“驱逐鞑虏”的矛头指向满族，如果满族不包含在”中华“之内，那”中华“就是汉族，回族自然被排除，有反满则有反回。留日穆斯林学生有身份困惑，对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甚至质疑有”回族“一说，只有信回教的中国人。当然，那也只是穆斯林中的进步学生群体。
细想一下，后来的“五族共和”这一说法也是近代中国单一民族主义思潮的体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明显带有大汉族主义的革命口号自然行不通，所以随着革命的推进，有了“五族共和”这一纠正。但“汉满蒙藏回五族”的说法已经在远东土地上切实地划分了民族，其本身也建构于民族主义之上。既然可以说“共和”，也可以被别人利用说成“不和”。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分裂中国各民族，以图实现大陆攻略，制霸东亚。
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与近代的不同，起码不再是单一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也不是简单的“五族共和”，通俗来说是“大家庭”。但是，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剪不断近代历史这一脐带，更离不开近代中日关系这一母体。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大部分摆脱不了仇恨屈辱的阴影，试想，如果没有日本，又何来的反日，又何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的情绪很难做到只在乎自身的尊严，而不向他民族证明什么。近代日本也是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要证明自己不是边缘而是中心，从而为滋生军国主义提供养分。这条黑路，我们的伟大复兴是否重蹈覆辙呢？
读者觉得，应该不会吧！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引入单一的民族主义之前，这片广袤的大地甚至不能说是“一国”，而是“多元天下”的体系。“天下”乃至“天朝”这一传统的理念，已经稍稍削弱了武力的倾向，因为“天下”是“王道”而非“霸道”。可是一旦”天下“和”王道“回归东亚，那么是否可以听成——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2017.3.4 重获自由
《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读后感(五)：前言
前 言
人們常說，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然而，這些事件顯然回答不了近代中國為甚麼會選擇一條建設民族國家道路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最重要特點，就是選擇了「中華民族」思想為標誌的單一民族國家模式。近代以前一直追求由多民族所構成之「天下」的中國，為甚麼會在「近代」選擇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的、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道路？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家思想之強烈影響所致。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本來早該為學界所發現和重視，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卻一直未能看到闡述這一問題，尤其是從思想史的角度，系統梳理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和「中華民族」國家思想之間關係的著作問世。（注1）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日本侵華戰爭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使中國人不願（或許還有「不敢」的成分）承認中國學習了日本建設近代國家的經驗之外，當然也有日本歷史文字材料難以解讀、之前日本公佈歷史材料也不是十分積極的原因，更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許多中國思想史學者也具有崇拜西方、蔑視東方的心理。其實，這種心理與他們其中許多人曾經在歐美學習過的西方「經驗」有關：在高談闊論西方思想之偉大的同時，也讓人們更加看重他們的西方「經驗」。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這些無意或有意忽視日本因素的現象背後，可能還隱藏著一些學者本身不具備閱讀日語資料能力的問題。殊不知，日本的歷史檔案已經大量公開。
眾所周知，在活躍於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革命家、思想家和近代國家制度的設計者中，我們實在難以找出幾位具有在西方學習或者與西方思想家、政治家，抑或是在野的、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有過直接接觸的經驗，但是具有此類日本經驗的人物卻比比皆是，而且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中也具有鮮明的日本經驗烙印。顯然，只有西方經驗的背景、只認西方思想價值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無法科學地、合理地解釋中國近代的思想進程，甚至不能看出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本質。筆者一直主張，要想真正理解中國的「近代」，必須具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視點：其一為中國進入近代國家時期之前，最後一個王朝的最高統治階層是一個非漢民族集團；另一是中國清末民初的許多革命家、思想家以及中國近代國家制度的設計者，大多具有流亡和留學日本的親身體驗，因而在日本（而並非在其他國家）接受了建設近代國家的思想。以上兩個視點，事實上又被「民族主義」的思想所連貫：清朝政府實行了「民族」歧視的政策，革命家對於清王朝這種「民族」歧視的反感和反抗，最終演變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的「革命」；而這個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民族革命」的理論和正當性根據，正是借鑑於鼓吹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近代日本。中國建設「民族國家」行動也著實得到了許多日本人的幫助，以孫中山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影響的革命家們，在實際的生活層面也與許多日本人發生過非常密切的關係。然而，幫助中國進行「民族革命」的絕大多數日本人事實上正是出於日本的民族主義動機，近代日本更是時刻沒有忘記日本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因此，中日兩國的近代交往，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段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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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一個視點，筆者已經在拙著《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注2）中多有分析，本書則主要聚焦於第二個視點。關於日本以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為標誌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影響，筆者主要關注以下三個層面：一，關注日本的民族思想和民族主義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之間的關聯；二，關注受到日本強烈影響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與近代中國建設民族國家的制度設計之間的關聯；三，關注受到日本強烈影響的近代中國建設民族國家的制度設計與近代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關聯，以及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與這一問題的關係。在這裏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筆者認為以上中國民族主義的三個層次彼此相互關聯，或稱缺一不可，或稱牽一動三。這可能是筆者與其他研究民族主義學者之間在研究手法上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本書的重要思想特點。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
從以上思想出發，本書設定了探討近代中國之所以接受民族及民族國家思想一事與近代日本之間的關係、探討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和邊疆問題的發生與近代日本之間的關係、探討中日兩國的歷史認識與各自民族主義形成及發展之間的關係等三個主題。以上主題同時構成了本書的三個部分，即第一部「師乎、友乎、敵乎？——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思想與日本」、第二部「『邊疆』的崛起——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的邊疆民族問題與日本」，及第三部「來自邊緣的挑戰——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之歷史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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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部「師乎、友乎、敵乎？——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思想與日本」的最大目的就是要證明：二十世紀中國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實質就是建設單一民族國家（「中華民族」話語的誕生最具有代表性意義），而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就是通過日本接受的，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的手法也是模仿日本的。中國雖然從十九世紀末期就開始了向日本學習建設近代國家的進程，但最初只是在政體的領域，因為在大清國的時代，多民族國家的中國本來無法選擇單一民族國家的國體。而二十世紀單一民族國家思想在中國的實踐，不僅是造成漢人民族主義思想不斷強化、邊疆和民族問題愈演愈烈的主要根源，也使日本對於中國來說，同時具有師、友、敵的性質。
第一部由三章構成，分別為：第一章〈並非只是為了「革命」——清末東瀛「遊學」與近代國家之夢〉，由〈清国ムスリム公使の日中外交〉（清國穆斯林公使的對日外交，上、下）大幅度充實而成，該文原發表於日本藤原書店《環》第33、34 期（2008）。第二章〈「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由〈「民族」、一個来自日本的誤会〉大幅度充實而成，該文原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總第77 期（2003），中國社會學民族學專門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與社會學通訊》第70期（2010）全文轉載。第三章〈民權、政權與國權——辛亥革命與黑龍會〉，原發表於《二十一世紀》總第127 期（2011）。
第一章〈並非只是為了「革命」——清末東瀛「遊學」與近代國家之夢〉，以近代中國人的日本留學過程為背景，主要利用日本外務省公開的外交文書等原始資料，研究日本政府對待中國人留學日本一事的態度、清朝政府對待留學日本政策的性質及衍變過程、清國駐日公使的具體活動言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等，從而驗證清朝政府在其建設近代國家的思想中對學習日本近代化思想和方法的定位。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晚清的中國留日學生
「民族」最初是由nation而並非由ethnic group而來，已經足以說明漢字的「民族」一詞誕生於具有強烈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認為「民族」即「國民」的日本。第二章〈「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民族國家思想進入中國的歷史考察〉，從文獻和歷史事件兩個方面，首先探討日本的「民族」國家思想對中國近代思想家和革命家之影響，進而梳理「民族」詞彙在日本生成的歷史，尤其是日本國粹主義熱衷於「民族」一詞與其「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間的關聯，指出中國革命家之所以推崇按照日本模式在中國「複製」民族國家、進行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制度設計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原因。
第三章〈民權、政權與國權——辛亥革命與黑龍會〉，利用當時日本外務省檔案、政府文書、陸軍省檔案等原始資料，以及黑龍會當年的出版物，通過還原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國家」思想影響的革命家們與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之間的關係，解讀日本「大陸浪人」之所以支持革命活動，甚至直接加入辛亥革命行動的動機，以及因此給中國近代國家建設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1898年11月, 孫中山與日本人（包括日本極右組織黑龍會成員）在橫濱合影。
前排左起安永東之助、楊衢雲、平山周、末永節、內田良平；
中排左起大原義剛、小山雄太郎、孫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兒長一；
後排宮崎寅藏
本書第二部「『邊疆』的崛起——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的邊疆民族問題與日本」的目的在於證明：中國借鑑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形式進行近代國家建設的最直接後果，就是誘發了國內的民族問題，而且正是由於借鑑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形式，也給日本侵略勢力滲透中國邊疆地區製造機會。長期以來，中國的學者們一直孤立地看待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和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問題。事實上，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問題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二者之間有著非常重要、非常直接和非常緊密的關係。然而這一點，無論是在思想史或者是民族研究的領域，過去都沒有人注意，更沒有人去梳理近代民族問題的發生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思想之間、近代民族國家建設思想和日本侵略中國邊疆之間的思想的聯繫。
第二部將時代背景下限延長到抗日戰爭時期，主要通過發現和考察近代日本針對中國邊疆地區、邊疆民族集團和伊斯蘭教界的一系列滲透和侵略行為，分析其給中國近代「邊疆」意識和「邊疆危機感」之形成所帶來的直接影響，以及在這些影響之下中國近代的「民族國家」思想所發生的異化現象。通過第二部各章可以看出，日本侵略勢力主要是對滲透和侵略中國北方的邊疆地區和民族集團具有濃厚興趣，這是因為該地區直接關係到日俄（日蘇）兩國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的問題。第二部還想說明，中國近代的邊疆與民族問題之發生，不僅是在侵略與被侵略的層面與日本有關，而且在思想的層面上也與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導入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模式有關：單一民族國家思維下的「中華民族」思想，向各個邊疆民族集團展示出「漢族= 國家」的圖像，致使邊境民族集團離心離德，從而為近代向日本中國邊疆地區、邊疆民族集團進行滲透和侵略創造了思想環境和各種有利條件。
第二部由四章構成。第四章〈「吾國」與「吾教」——「民族國家」話語與中國穆斯林的近代國家想像〉，係在〈「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再認識——穆斯林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基礎上大幅度充實而成，該文原收入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第五章〈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為未發表論文。第六章〈宗教共同體的邊界與民族國家的疆界——「回教工作」與侵略戰爭〉，原文〈日本侵華戰爭與「回教工作」〉曾發表於《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七章〈二重的中國——1930年代的新疆問題與近代國家的「邊疆」意識〉，係在〈二重の中国——一九三〇年代中国人の辺疆認識の構造〉（二重的中國——1930年代中國人邊疆意識的構造）的基礎上大幅度充實而成，該文原發表於日本岩波書店《思想》總第853 期（1995）。
第四章〈「吾國」與「吾教」——「民族國家」話語與中國穆斯林的近代國家想像〉，在利用當時日本政府文書、外務省檔案、陸軍省檔案等原始資料，追蹤「大清國出使日本國大臣」楊樞的在日外交活動足跡，並從中解讀他的國家意識和近代國家思想的基礎上，考察由作為中國穆斯林的楊樞在任中所扶持的中國留日穆斯林學生群體關於民族、國家和宗教的思想，分析他們在日本接觸到近代國家思想之後，在傳統宗教認同上以及在感受到日本的民族國家思想對革命派的影響之後，在民族和國家認同上產生的雙重困惑，以及他們為甚麼最終打出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旗號而反對「回族」稱號的原因，由此反證中國的近代國家建設方式，其實就是借用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然而這一形式對於事實上由多民族、多文化構成的「中國」，卻並不合適。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楊樞（1844—1917）
第五章〈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利用當年日本外務省檔案和陸軍省檔案等原始資料，還原大陸浪人川島浪速（即川島芳子之養父）製造「滿蒙獨立運動」的過程，考證清帝退位前後、內蒙古東部地區蒙古王公參與川島浪速所推動的「勤王」活動之過程與真實目的，考察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為甚麼會在中國社會發生轉型時期首先染指「滿蒙」，解讀川島浪速等人所推動的「滿蒙獨立運動」的本質和欺騙性，以及東部蒙古人所參加的所謂「滿蒙獨立運動」最後在國際政治的背景下成為日本反袁世凱工具的過程，從中尋找當年日本侵略勢力之所以對中國北部民族邊疆地區產生領土野心的原因。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滿蒙獨立運動的首腦人物——川島浪速（左）和肅親王善耆（右）
第六章〈宗教共同體的邊界與民族國家的疆界——「回教工作」與侵略戰爭〉，利用當年日本政府文書、外務省檔案、陸軍省檔案等原始資料，通過發現日本關心中國「回教」（伊斯蘭教）的起點和起因，考察活躍在中國「回教」界的日本人的身份背景和活動特點，揭示日本軍部和外務省共同設計的、對中國「回教工作」的內容和過程，尤其注意關注「回教工作」對中國「回教徒」軍閥的定位和中國各地駐屯日軍特務機關與中國「回教」團體之間的實際聯繫，在此基礎上分析日本侵略勢力在中日兩國戰爭的背景下，構建跨越近代國家疆界的「回教圈」的目的。
第七章〈二重的中國——1930年代的新疆問題與近代國家的「邊疆」意識〉，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疆內部和外部形勢為背景，通過分析當時中國政府關於新疆政治所做出的一系列舉措和中國知識界就新疆問題所發表的一系列言論，探討近代中國有關邊疆思想和「邊疆危機」的發生機制、構造性原理和性質，並從地政學的角度考察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後，日本對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邊疆地區的滲透對強化中國國民近代國家「邊疆」意識的作用，進而從這些圍繞著「邊疆」所發生的具體行動和思想中，發現在近代民族國家條件下，中國國民在關於國家構造的認識上所發生的變化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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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三部「來自邊緣的挑戰——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之歷史觀變遷」，考察近代中日兩國相互認識變遷的歷史過程與近代民族主義形成之間的關係，具體說來就是考察兩國的歷史關係如何在民族主義的視野中得到整理、綜合和內化。雖然今天更多地表現在對戰爭的評價上，事實上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都是以各自的民族主義為根據的，而其核心和實質還是一個爭奪中國和日本、究竟哪個國家才是東亞地區中心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在二十世紀末、中國進入經濟高度發展時期以後才出現的。中日兩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誕生，都與先後選擇了建設民族國家的道路有關。而日本近代民族主義之誕生，又與明治維新以前中國一直處於東亞地區的中心而日本長期處於邊緣的歷史事實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當年日本精英階層中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從對這一狀況的不滿和反抗中誕生的。由於日本民族主義的這一起點，就使得近代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主義思想一直在強烈意識到對方存在的狀態中成長和膨脹，二者之間其實具有一種特殊的「共生」關係。
第三部由三章構成，第八章〈從「中華」思想到「中華思想」說——一個日本關於中國國民性話語的歷史〉，和第九章〈在歷史與歷史學論述之間——二十世紀日本的「中華思想」說〉，均為未發表論文。帶有綜合分析近代中日兩國關係與民族主義之間關係的性質的終章〈近代中日關係與民族主義〉，係在〈日本は「先んじた」のか——近代日本と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先行了一步嗎？——近代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大幅度充實加工而成，該文原發表於日本岩波書店《世界》總第605 期（1995）。
第八章〈從「中華」思想到「中華思想」說——一個日本關於中國國民性話語的歷史〉，通過整理近代日本發明的、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話語——「中華思想」說的誕生及其沿革史，即從朱子學對「中華」的憧憬，到江戶時代兵學為了說明只有日本才是真正的「中華」而付出的努力，再到國學逐漸勃興並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後，日本開始逐漸放棄對「中華」的崇拜，最後再到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民族主義者發明「中華思想」說的歷史，考察「中華思想」說的誕生與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為侵略中國製造合法性根據之間的關係，從而剖析說明至今流傳不衰的日本「中華思想」說的性質。
新書試讀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前言
給日本帶來朱子學的朱舜水
第九章〈在歷史與歷史學論述之間——二十世紀日本的「中華思想」說〉與第八章為姊妹篇，利用報刊評論、論文、著作以及戰爭時期日本軍部的資料，針對日本學界從日本侵略戰爭時期以來使用「中華思想」所進行的各種論述，整理全部二十世紀日本學界中「中華思想」說敘述的歷史過程，在此基礎上剖析日本「中華思想」說的思想構造和論述邏輯，並進而考察日本學界中的「中華思想」說與日本國民形成中國觀之間的互動關係。日本學界關於「中華思想」的歷史學論述，從來就沒有遠離中日兩國之間的現實政治關係。尤其是進入1970 年代以後，隨著中日兩國之間政治關係的變化，越來越多日本學者開始使用「中華思想」說，其中關於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定位，尤其值得注意。
終章〈近代中日關係與民族主義〉在以上各部各章的基礎上，按照歷史書序，整理和分析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變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本章首先選取甲午戰爭、留學日本高潮和抗日戰爭三個歷史場景中的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發生共振的事例，考察和分析日本社會和日本政治對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意識之形成與發展的刺激；之後考察和分析在戰後東亞地區國際秩序重組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之間關係逐漸惡化與中日兩國社會中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抬頭的背景下，一度被侵略和被邊緣化的意識如何造就了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悲情記憶的原因，力圖從兩國民族主義的社會心理中發現造成中日兩國相互對抗、中日兩國國民相互印象惡化的根本原因和結構性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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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將一個思想史的問題放在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或者是與歷史的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進行探討。筆者一直認為，如果不是將一個人物、一個事件放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進行探討，無論如何是看不出一個人物進行某種選擇的真正原因、一個事件發展之所以然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是很難真正找到出現某種思想、思潮根源的。無須遮掩，之所以強調這種研究方法，就是出於對今日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流行先「想像」、再「發現」、最後談「高見」之方式的不安。
歷史能夠原諒，但是歷史不能忘記。如果真的想要強調歷史的重要意義，就要開誠布公地公開歷史資料，不去偽造歷史。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和外務省檔案、陸軍省檔案等大量的日文原始資料。實際上，這些材料基本上都可以通過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網頁，或直接在日本外交史料館中看到。如果理解近代中日關係對於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之價值，那就一定能夠明白：日本的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就是一個寶庫，只要你願意付出努力，就一定可以找到任何先行研究都沒有使用過的資料，從中發現新的歷史事實並進一步得出獨到的結論。筆者真誠希望所有真正想要研究近代中日關係的人們，都能夠實際投身於其中，體嘗「新發現」的無窮樂趣。
發掘新的、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原本就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其實有很多的研究者不願意在這方面付出努力。更為令人不齒的是，有人竟然絲毫不提先行研究在資料發掘上的功勞，而以將他人的先行研究成果進行改寫的方法，進行學術剽竊。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多，而這種人卻依然能夠作為「學者」在學術界中得到承認，殊不知這種愛護「學者」的方法，正是在斷送學術自身。切望本書讀者們能與筆者一道以此為誡，不要越過這道人格和道德的紅線。
這本書是第二次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進行合作，我深深感謝甘琦社長的錯愛，感謝出版社諸位好友對筆者的信賴，感謝兩位學術審查人對拙著的指導和評價，更感謝編輯為拙著最後問世在一個炎夏中所付出的無數艱辛努力。
本書初稿完成於陽春三月。對於筆者來說，三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月份。在曾經的三月的日子裏，我想起了為人生中兩位恩師所最為尊敬的太史公的遭遇。因此，謹以這本小書獻給我的兩位、其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近代國家國界的恩師。
王柯
2015 年炎夏
於六甲山中陋室「不他里」
註 釋
1 我們可以看到有〔美〕柯博文（Parks. M. Coble）著，馬俊亞譯：《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一書，然該書原名為Facing Japan: Chinese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書中也沒有實際涉及到構建民族國家問題的內容。
2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