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精选10篇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是一本由赵鼎新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一)：公民社会

　　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性质、社会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 很多社会行为是人的理性和情感共同发挥作用，难以分割。（旁观者对一些行为的不赞成不代表该行为是完全受情绪支配的，例如恐怖袭击。） 社会变迁——自杀、相对剥夺感。

　　国家对社会事务管理面面俱到，导致泛政治化，一点点鸡毛蒜皮就让民众和国家对抗。（过去主要是针对地方和贵族，国家扮演一个公平裁定者。）

　　在政体和政府合一的情况下，对政府的挑战同时就是对政体的挑战。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二)：国家与社会关系

　　社会运动动员结构首先是受国家，社会关系影响的(这个分析框架和邹谠全能主义框架很类似)，赵鼎新用了大量合法性视角下的几方博弈来解释运动，毛泽东时代社会控制的遗产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瓦解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北京教育集聚的学生生态为动员提供了大量便利，运动有着类似于刺激-反应式的“自发性”，而有别于学运作为公民社会兴起叙述的学生自治团体/工人自治团体等正式组织和运动网络实际上对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与运动的“自发-偶发性”相对照的，是中共高层领导没有一个人真正支持学生，差异只体现在如何平息运动的具体方式。

　　我的看法是，XX首先是中共面对的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从赵鼎新对XX中学生与政府的几阶段博弈归结中可以看出，中共在意识形态合法性向绩效合法性转换时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在制度的约束下处理政治抗争力量，无论政府和学生中的任何一方的左右力量，激进成分逐渐随着运动的发酵而从边缘走向中心，执政党在“党性”和“伟大事业”的话语下，自居的优越感不屑于回应学生的道德“仁政”诉求，而学生在运动中不断透支执政党底线，最终形成了极端话语对运动本身的反噬。

　　专制政体固然消灭了社会中层组织，乃至在一段时间内消灭了社会制度本身(党在文革中的自我解构)，但却把动员能力和能量下移，都储藏在社会权力底层结构中，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中。专制政权固然可以通过社会控制制造一个“道路以目”的社会，但换言之所有的“以目”都会成为政治传播的途径，运动之所以受到情绪的支配，即是因为没有任何组织化的力量填补运动发展带来的政治真空。

　　作为国家信息流通平台的媒体最突出的体现了合法性危机下的社会控制矛盾：在市民眼中，媒体体现着国家意志，而媒体对运动的同情甚至迎合态度反过来对运动又形成了刺激和激励，在政府对媒体整肃之后，人民对事件的信息又走向了基于情感要求的谣言。

　　事件对中共自身也是解构和重构的过程：理想主义政治家被全部淘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三)：国家社会关系与社会运动

　　作者通过对西方有关社会运动相关理论的分析，梳理并建构出一种自成的体系，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变量是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进而，作者提出了变迁、结构与话语这三个主要的研究视角，而这个三个视角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连接点进而打通。此外，作者渗透其中的有关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授人以渔”的作用。

　　虽然将社会运动的研究分成了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维度进行研究，但是由于三者之间相互勾连、渗透，因而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是渗透在各章关于国际社会关系的论述中。

　　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集中于阐述国家中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作者认为韦伯提出的权威关系的三种理想的类型过于静态，在当今无法明确描述权威关系的动态变化，进而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合法化方式：第一种是法律选举型，即在这样的国家中，法律是所有社会集团行为的约束性原则，而且其国家领导人通过常规性的普选渠道产生，美国等国家就属于这个类型；第二种是意识形态型，在这样的国家中，国家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个宏大的构想，并且这个国家正在为这个构想付出努力，苏联和文革时期的中国应该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可以算作是这种合法性的一个极端；第三种是绩效型，这样的国家其合法性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表现、道德表现和国防能力等，目前的中国就属于第三种合法性方式。这里特别对第三种进行总结评述。第三种国家合法化方式将政府与整体高度合一，就容易造成泛政治化现象，只要民众对政府一有不满，就会将其上升为整个政体的合法化的问题，这在当前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相比而言，如果合法化方式是法律选举型，当民众对某一国家领导人不满时，只需要弹劾和进行再次普选就可以将民意疏散，但在中国缺乏这样的渠道，或者说这样的排气阀，当发生官员腐败问题、经济发展缓慢等在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就会被政治化，进而使整个政体都陷入到危机之中。

　　之前也看过熊培云之类的学者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倡议，也有更多的学者呼吁中国目前需要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但是具体路径是什么，要如何操作，却不知道如何入手。我想，赵鼎新老师说的没错，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比较擅长解构这件事情，对建构就做得少之又少了。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四)：对于研究做学问很有借鉴意义的讲义

　　全书对美国及西方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做一个批判性介绍，旨在引导学生如何在不迷信的前提下去欣赏西方学术特别是以机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取人之长，同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中西社会历史和现实不同，问题意识也不同，无法将西方理论直接应用在中国，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研究理论先是宏观的结构理论，社会运动和革命为什么发生，包括传统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国家结构，再到他们的发展进程和动态，微观和中观的中层理论，主要是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的影响、微观动员过程以及组织和人际网络的作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文化情感和认同感的作用、社会运动媒体与舆论的互动。

　　作者介绍了大量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有很大启迪，解释与解读传统之间的关系，形式与经验模型，形式模型的意义在于抓住某一事物的重要内在机制，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质，而经验模型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描述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

　　全书介绍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会发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观念，认为其很实用很正确，可以作为工具解释各种问题，其实并不是如此。那些观念其实早已有学者提出，只是解释问题的众多视角中的一个，并已被后人批判总结。比如那种一蹴而就的观念，认为变革整个体制，一切都会好起来，是一种急功近利非理性的观点。

　　作者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所谓变迁,指的是出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消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特有的行为方式。这些因素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而仅仅是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条件对该社会运动的影响方式。

　　国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发展时，是从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感觉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国家性质最关注的是国家政体性质、社会性质最关注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和多样性，联系从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层面分析，关注政府合法性和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动态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会有相应的社会运动组织、动员、话语等形式，并影响社会运动的发起和走向。在一个传统的专制强大的国家，社会中层组织发展滞后，社会运动必然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暴力性和破坏性，其内部组织、行为方式、斗争策略延续传统威权国家的政治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时代环境中，军阀混战，军队主导控制社会，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票决定政权。

　　作者的论述中其实隐含着他的观点，要保证国家长久的安全稳定，社会的和谐，就必须促进社会中层组织发展，培育公民社会。

　　避免整个国家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得广大民众和国家之间有一个联系和沟通的纽带，这样才能使得与国家之间能够合理的沟通与互动，使得民众的声音和诉求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和渠道得以疏解，避免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性、破坏性和传统性，才能够使得社会运动不至于走向革命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对待社会运动的方式会反过来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方式以及发展走向，国家越是打压阻挠社会中层组织的正常发展，那么他们会走向地下走向秘密状态，国家镇压越是血腥与残忍，积聚的仇恨迸发的力量就越是强大，反叛就更加剧烈。

　　中国处在深刻剧烈的社会转型当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种矛盾积聚，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运动，官方强力维稳之下，群体性事件依旧时刻发生，我们需要对此进行一个客观理性的分析，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之策，而不是靠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平息一时，症结依旧未解。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五)：社会、网络与政治运动

　　书中框架逻辑清晰，且详略得当。对于社会运动这一大命题，作者擅长于从理论视角切入，带领我们了解把握从古至今众多社会学、心理学学者对于集体行为、革命、社会运动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更进一步、更贴合当前社会现实的阐述和分析，可以说，很有现实意义和贴近性的阅读体会。

　　比如，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更容易被情感控制；在什么样的结构条件下，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又将为运动参与者的情感所驱动？”时，赵老师很及时性在不同章节中进行“节制又恰到好处”的论述，使我数次敬佩。在第三章时，提及和讨论了“情感”因素，而尚未论及社会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的几个命题既易于理解，又进一步深化了论述的深度、延展了这一章节的内容：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往往会受情感主导，而在一个公民社会发育良好的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主导；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将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论述至此“戛然而止”，不是不愿深入，而是一个巧妙的铺垫，文化究竟与社会运动有何勾连，我们第十章再分解——赵老师的书中多次能见这样的铺垫，前面的章节给予我们宏观的、整体性的理论基础，后面章节分解、详述，循序渐进。

　　赵老师书中蕴含众多思辨性观点，亦给出很多思考和讨论空间，学生不才，愿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自己的感触与思考。

　　关注行为背后的情绪表达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二版成书于2011年，我们称2014年为“微博元年”，也就意味着从2014年至今，我国乃至世界逐步迈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下放和表达渠道的畅通唤醒了网民“自我形象塑造”和“自我话语权把握”的意识，却也相应地带来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带来了所谓“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与赵老师书中一直的主角“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网络言论具有频发性、裂变式传播的特性，也带有双面的影响。诚如布鲁默所言，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变革结果不总是负面的，它们以一种社会变化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因而赵老师在呼吁和表达：虽然理性与激情都在事件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简单地把运动参与者的某种看做要么理性要么情感性，都是不可取的。我的理解是，网络言论具有多样的功能，它可以成为社会压力的探测器，可以成为社会成员的减压阀，也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聚合器，当然，其到达一点的临界点和道德底线后会破坏精神和物质环境，带来诸如“邻避运动”等等的人为灾害。

　　特纳秉持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指出，“共同的心理”催生集体行为，在这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共同规范”的产生。这个产生机制有一个“公式”：不确定的环境+符号性事件+相关谣言，当这一事件和谣言引起一致反感时，规范形成，集体行为构成。这令我想起一个相似的公式，即谣言传播公式。谣言公式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于1947年总结出的:R=I×A。中文翻译为: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传播学者克罗斯将这一公式发展后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说明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的判断水平。

　　所以，所有的论述都指向一个方面，应当关注事件背后的公众，关注公众的情绪抒发。赵老师在书中不讳批评了斯梅尔塞的“集体行为”发生必要条件模型。他指出，人们参加集体行为的动机是结构性怨恨，这儿显然只注意到被动的怨恨和剥夺感，而忽视了主动的利益性追求在社会运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社会或国家的控制能力如何，已经在运动中越来越无足轻重，而很多社会运动产生主要是一些社会运动专业人员寻找和创造议题的结果，并不是产生于什么触发性事件。虽然斯梅尔塞的理论更多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但针对我国的社会性事件，依然有很多理论上的启发意义。比如很多选择在微博上、朋友圈里发声的群众，是否真的意在搞乱社会秩序，还是仅仅希望通过“特殊渠道”让自己的正当诉求被了解和自己的困难被看到？为何民众的声音要另辟蹊径，用“博出位”的极端手段来表达？是不是民意堵塞的现实映射？这值得反思。

　　信息和渠道不充分的环境下，用户的信息饥渴极易为网络谣言提供温床，网民建构话语权的意识被激起，群体意识下意见逐步趋同，以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过程而言，就是逐步经历了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直到社会感染，最后爆发社会情绪催生社会运动。这，不得不说是长期累积的社会情绪一个集中式的爆发和表达。政府、媒体、社会和网民，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认知是否比真实更重要

　　斯梅尔塞的理论知识中，既有社会心理学，也有社会学的因素，而在他的结构模型里，“一般化信念”占据重要位置。他认为的一般化信念很可能是处于愚昧无知产生的神话，但对于集体行为发生来说，重要的并非真实而是认知。也就是说，一般化信念可以看做是怨恨、不公正感的夸张和放大，对情绪进行再造和深化，让其更具有煽动性。

　　这不由得使我脑海中再次回想起，陆晔和潘忠党老师曾言，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的时代，很多时候，人们表达的急迫压制了对事实准确的要求，观点或视角远比事实或真相重要，保持在线的诱惑胜过了获取真相的赋权，逐利的动机扭曲了维护公共善的初心，而这些倾向又被政治或商业利益的追逐者（包括争取选票的政治家、党派媒体、非政府团体、商业机构和个人等）利用，形成传播策略，包装和呈现信息；这些倾向不仅形成杂芜的传播活动和内容，而且激发所谓“事实已死，视角为王”的传播规范。

　　梦回曾搅动社会敏感神经的“汤兰兰案”、“江歌案”、“于欢案”，社会在关注案件之余，似乎已经将情绪烧向案件以外的舆论场，舆论失焦和网络暴力打着正义旗号招摇过市，情绪驱动真相，立场驱动真相。赵老师在书的一开头就指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更加强调将社会事件纳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解读，我也始终认同，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含义和意味。因而，从主观臆测出发强加于汤兰兰案报道者、江歌母亲及室友、于欢等人身上的暴力，是一个社会转型期信任感薄弱的体现，也是结构性社会压力下唯“阴谋论”最能煽动情绪的时刻。这是对正义的误读，是多数人的暴政，是网民的狂欢，这样的过失和无序表达，每个人都是压死骆驼（搅乱事件解决进程）的稻草。

　　中国向何处去？

　　赵老师在书中指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为：变迁、结构、话语3个因素；在方法论层面，对于政治行为，一般也从3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社会变革程度。

　　这其实并非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是与中国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的。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正在前所未有地提升，公民的表达呈现社会运动化趋势，集体抗争行动有着从竞争型和反应型转向主动型的趋势，民粹主义在中国抬头。中国目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发展有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对“维稳”自然有当前的好处，但同时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成为了李普曼《幻影公众》里如同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这些人本应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让自己保持清醒。他们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搞不懂，也辨不明方向的世界里。

　　从赵老师的书里，我学到一个很新奇的表达词汇——“父爱主义”。我认为这是值得赞同的。大体意思是，政府没能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政府用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简单地解决问题，用政策来给老百姓一些好处。也就意味着，对集体抗争事件，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未能将其纳入体制轨道，反而提高了老百姓的期望，并重新政治化了很多去政治化的内容，这样，社会矛盾的表达就不断挤向组织性很差、破坏性较大的骚乱。赵老师直言：这就是这几年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

　　社会、网络与政治运动，集体情绪与自我表达，这些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发酵与作用着。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读后感(六)：老赵很忙，社运很好，学界很乱

　　老赵很忙

　　老赵是谁就不用说了，他前半生的故事也无需多言。现在他一年在芝加哥大学上三门课，一般是一个季度两门，另一个季度一门，平时还经常开些学术会议，暑假寒假则到中国去搞学术活动。他手下带着好几个博士生，还有一大堆硕士生、本科生和访问学者来来往往。在芝大，凡是跟社会学/中国研究/社会运动沾点边的华人学生和访问学者，基本都要跟老赵搭上几句话，本地学生和外校的一些学生有时也会请教他，Office Hour基本上不会剩空缺，电邮更是不用说。他说，真是忙得不行啊。

　　老赵的办公室在芝大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社会科学楼四楼。和其他很多老师一样，里面装饰简朴，最触目的是两旁书柜上的一大堆中英文书籍。老赵并不坐在办公桌后面见学生；房间里有一张小沙发供学生坐，他则走出来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椅上，先放松着听学生的问题和意见，然后绷起来开始说话，不停地说个10几20分钟。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就是这么被他连珠炮式的话弄忽悠着上了贼船。

　　不管有多忙，老赵上课还是一丝不苟的。老赵去上课，总带着一个黑色的大茶杯，杯里装着茶叶。一坐下就开讲，一讲可以讲一个多小时，中间除了偶尔喝喝水和学生讨论，没有别的停顿，只有中间10分钟break的时候赶紧出去往茶杯里添水回来。不论是研究生的seminar，还是本科生的lecture，都是这么一套模式，他讲话占了压倒性分量，有时候学生提问一个很细小的问题他也可以说出很多东西来，文献和观点信手拈来，让人眼花缭乱。这样的模式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他还是照讲不误。有学生疑惑Mao时代中国大锅饭模式效率到底是不是那么低下，老赵就给他们讲自己的个人经验：在宁夏的工厂怎么用一上午做完定额，剩下的时间设法躲开主管，看书自修考大学。有美国学生搞不懂Herbert Blumer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是什么意思，他说Wen Ge时候那么多人山呼猫竹席万岁、跳忠字舞就是那种感染，还亲自比划了几下动作。有美国学生问他，Wen Ge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随口说：最近不是在播Game of Thrones吗？去看看那个就知道了。有学生问他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概括做研究多年的心得，他说：我觉得人就是有感情的大猩猩，或者有感情的昆虫。

　　老赵确实很忙。外人看来，能像他这样忙，似乎也挺好的。个中的滋味，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社运很好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有两个我觉得“名不符实”的地方。老赵在第一版的序言里说，这本书脱胎于他在麦吉尔和芝加哥讲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不过那门课的深入程度以及需要阅读的文献量，对比起书中的论述和文献量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老赵组织文献的框架、以及对于方法论的点评和思路，更多地来源于（也可能是后来形成了）他给研究生上的高阶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Logics of Social Science Inquiry）——我还记得拿到这门课syllabus时候自己张大口半天合不拢的神情，要读的东西实在太多，老赵还特意“照顾”我们说每次来上课至少要读完一半；最后算是勉强啃下来。另外一点是，这本书名为《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其实书中提到的社会/政治运动，如果用Charles Tilly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谱系来看，可以说除了“总体性地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涉及较少之外，已经无所不包，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运动”范围（然看他大篇幅引用Kornhauser、Mann、Moore和Skocpol，还是打了颇多擦边球的）。

　　这本书，一方面确实是一份研究生级别的讲义，另一方面也是老赵的方法论评价、知识谱系展示乃至个人学问和思考进展的路线图。老赵避免了一般中国教材很容易陷入的以时间为唯一线索、简单堆砌西方理论“说了什么”然后随便提几句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用”的模式，而在时间维度上增加了两个重要的线索：各派理论之间的对话和对立关系，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各自的趋向。具体地说，由于理论间的传承关系往往是后浪推前浪，时间维度还是存在的。但如果只看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那么西方理论体系呈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像一只大蛋糕一样，似乎人人都在齐心协力地层层叠、反复涂抹，其中各人的争论、理论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整个命题到底贡献了什么、意义有多大，这些重要的问题则在和稀泥中散失了。老赵以自己的理解，加上西方学者总结反思的成果，详细地写下了各派理论之间的争论、理论模式的反复与推进和他眼中各家理论对于理解社会运动生成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点出了欧美学人有时候比较尴尬、但不得不承认的欧陆vs美国两股理论潮流的平行发展和交互，这样便为中国学生学者们建立了一个鸟瞰图，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快速地入门西方现成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很快地搭上某些脉络，寻找对话伙伴或对手——这其实是理论创新和本土化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阅读本书还可以发现老赵近年来从政治社会学逐步转到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变化。社运或者说抗争政治，是老赵起家的根本，但他从这个切口里已经看到了更宽广的视界。如果从老赵自己的“结构—变迁—话语”三分体系来分析的话，他在分析广场事件时重视的是相对静态的结构，即从当时的国家—社会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大学校园里独特的地理和组织生态结构去分析事件的起源；在此过程中他并用这一结构视角去整理西方现存的社会运动理论，发现它们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框架里。逐渐地他发现各国的不同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背后有着截然不同、但也许可以相互比较的发展路径，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路径、作用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不同的抗争政治模式，于是他逐渐开始重视“变迁”这另一个维度，即结构变迁的机制为何。至于“话语”这方面，老赵反而比较怀疑，并且在书中、在讲课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过分强调“文化”作用的理论可信性和可证伪性的批评；尽管他强调美国这种国家之所以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抗争政治，是存在一个“相对较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他更重视的还是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行为中的表现。可以说他更多地还是一个会照顾个人心理情感和文化、但将其视为渗透于结构之中的结构—变迁主义者。

　　最后，老赵锐利却又狡猾地把矛头指向了天朝。他一方面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就是要对天朝事务指指点点，另一方面总是在完成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述之后才隐晦地对天朝现状说一说话，将最多的话（未来天朝国家—社会关系所不得不调整的方面）留到自己总体框架都对读者说清楚之后才来说。对此我也愿意多说几句。在美国的时候，除了听老赵的课，也上过一门由美国老师教的社会运动课程。但这门课上，对于社运理论的回顾，只是简单读读Doug McAdam等人编写的文集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Social Movements，便马上从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大谈欧美社会运动的发展状况，仿佛“社运”这个概念从黑人民权运动开始才有意义。至于理论工具，则无非在美国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文化框范三大流派，每个理论刚好花三周时间（芝大一个学期只有10周）。尽管课堂讨论很热烈、有过社运实战经验的同学不断地扔出自己在各国的个人经历以作谈资，但理论的深刻程度比老赵差了很远，对于分析天朝问题来说更是几乎全无作用，或只能生搬硬套地寻找那些形式上可以一说的东西。而那些拥有丰富社运经验的同学却毫不犹豫地就接收了这些现成的理论工具（tool kit），并开始解剖从美国到瑞典、到埃及乃至到斯洛文尼亚的社运。在我个人看来，由于美国政治、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路径的特殊性，目下流行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文化框范三大流派，已经把问题焦点转向了“社会运动如何组织和开展/抗争政治在体制的缝隙中发展出什么新形式”，但对于天朝来说更有意义也更具历史感的命题其实还是“社会运动如何可能/围绕什么问题发生/抗争政治为何激化/随着体制的改变它们的源头还会有什么变化”。我并不是说天朝学人必须搬用Kornhauser、Blumer、Huntington等人的“病理学”思维模式上来从头开始才能理解本国社运（它们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足够），而是感觉如果真要发展出理解天朝社运的“本土化”理论框架，则要学习老赵这样带着问题意识从头梳理起、进而逐步勾勒出一个可供对话的理论体系的耐心和毅力，而不能轻易地就搭上流行时髦理论的便车，否则终究又沦为“为美国/欧洲理论提供一注脚”而已。老赵算是迈出了一步，接下来的工作则可能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

　　学界很乱

　　老赵在课堂上总会用很cynical又不留情面的口吻批评美国学界的作品。他说了不少Skocpol同手下学生怎么吵架的故事。他认为Tilly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但也认为他太过于看重欧洲经验、对学生教授的永远是那么几套东西，于是他的学生统统成了“小Tilly”。他直斥Andrew Nathan“找政治派系找上瘾了”。他甚至认为James Scott在东南亚花了多年田野所提出的“弱者的武器”他只需要课堂上就可以观察到（用他的原话来说，“你们之中不愿意听我课的人现在不都在电脑上刷Facebook嘛，这就是弱者的武器”）。他唯一很少说坏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脾气古怪视角也古怪的Andrew Abbott，另一个是史学起家、逐步融汇贯通反思现成理论的William Sewell。Roger Gould也是他经常谈起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他在书中、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惋惜。

　　老赵在书中对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评点，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我以为，这还是同老赵自己在美国学界打拼立足的经验有关。当年广场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受刺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还是认为又提供了一个有用案例的欧美本地学者，都纷纷操起各种理论工具来研究此事，在社科界比老赵资历深、当时风头比老赵劲的也所在多有（比如从中国文化角度出发的Lucian Pye，用博弈模型研究当时学生和天朝策略的Deng Fang，以及芝大政治系的老教授Tang Tsou）。但这些研究最后能如老赵一样获得算是比较广泛的认可的并不多。老赵说，自己虽然提出了颇有趣的空间生态理论，当时很多人（据他说还包括Charles Tilly本人）也鼓励他按这个路子一路走下去、兴许能在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文化框范之外又形成一派“空间生态”理论，但他不想像Jack Goldstone一样，找到了一个变量（人口上升）、一套机制（人口上升—经济压力—社会下层不满—社会精英资源分配问题和意识形态分裂—危机），日后就光靠这一招鲜吃饭，天天拿着一个变量去预测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插一句，此君跟Skocpol闹翻以后，搞这个还真是越搞越来劲，一路搞到George Mason的公共政策学院去了）；然而这却是很多美国学者赖以生存的法宝。老赵自己最重视的“宏观”机制视角即国家—社会关系，没有引起美国学界较大的关注（也许是他们已经被以Skocpol为首的国家理论学说疲劳轰炸了太久）；而老赵仅视为一个有趣创新点的空间生态变量，却获得了美国社运学者们的大力赞许，这其中的落差，想必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因此他提出学者在问题意识之中必须加入对有意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重视，并构建清晰的机制，其中作为学者个人生存手段的意味，其实压过了促进学术与理论发展的动机。

　　老赵对我们的说法是（我不能评判这说法是否准确），美国学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僵化的模式，通过研讨班上灌输的文献、资格考试、论文中文献对话的要求、方法论的训练，逐渐把博士训练变成匠气十足的训练，出来的人水平不会低于某个平庸程度，但要做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或者构建出什么新的宏大理论，要么冒很大风险，要么必须等到积累很多年才能试试看。连Michael Mann这样的欧陆大家，在美国也只是呆在一角慢慢写他的大书，还时时被人批评为“无机制/变量混杂/社科味道不足”，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从他cynical的眼光看来，既然这是现状，那么要在学界生存下来，就只能先这么接受，日后再慢慢做出自己内心想做的东西来。我想，他即将出版的英文新书，也许就是他想要和更高层次西方理论对话的尝试吧。

　　老赵说过这样一句话：太笨的学生，怎么点拨和努力也无用；太聪明的学生，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想不受现存体系和话语的限制，做成的当然有，但也有很多做不成的要么屈服于现实要么一直被排挤和不受重视，乃至愤然离开学界；只有那些中等或中上资质、有勤奋劲头也有小聪明的人，可以找到学界的缝隙钻进去生存下来，日后再慢慢发展状大。至于想要出名、写经典东西嘛，老赵说，学界就是这样，你们在世的时候都忙着找生存空间，你们的东西要等你们死了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发酵才有可能被捧上神坛，所以等你们都死了再慢慢说吧。全班哄笑。老赵淡定地呷一口茶，手一挥，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