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10篇
《法团主义（第三版）》是一本由张静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一)：解读“法团主义”
对于“法团主义”这个术语，有的读者可能比较陌生，但其实它的思想有长久的历史渊源。一般学界把Corporatism翻译为“社团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译法，诸如“组合主义”、“统合主义”、“合作主义”等说法。那“法团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引用20世纪70年代末施密特的典型概念化的说法，它是“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见这本书的第23页），可见法团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或非制度性的关系。再进一步阐述的话，“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说的通俗一点，法团主义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体系的概括。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多元主义认为，社会与国家应该是分立的，市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活动的领域。社会中的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社团参与选举竞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多元主义主张，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具有首位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国家的干涉，公民应该有正式的、制度化的自由保障，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距离。而法团主义则是是针锋相对，认为社会和国家应该是融合的，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团化组织应该是整个社会良好运作的中介。这样一种中介能起到沟通协调、组织社会成员和群体、帮助制定和开展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
在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法团主义这个和社会互动系统的八个要点，并对法团主义的同意型、权威型、松散的合约型这三个理想模型进行介绍和阐述，并探讨了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研究等话题。这也许是很多读者更为关系的话题。在法团主义下，尽管社会团体被吸纳和整合进国家决策结构中并受到一定控制，但它们仍保留很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表现在它们有退出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的社会团体的创建主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即国家为了对改革后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进行管理和控制，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团体的创建和发展，并赋予它们一些参与管理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与国家保持权利分立和权力对张的市民社会。如果用法团主义当作分析性工具来观察中国社会团体运作机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是已经是或正在走向法团主义，这当然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中国太特殊，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过程，简单地套用发源于西欧大陆的法团主义是不行的。
《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二)：中国可以一试的第三条道路
当今社会三大主要思潮---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我们的政治结构选择的社会主义，理论上毫无问题。人类进化史本来就允许多方试错，但也因此，当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些弊端日显时，新结构学说的出现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必需的。在众多试图对社会主义进行纠错的学说中，法团主义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目前已初步具备了实施法团主义的必要条件。
张静先生的《法团主义》，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认知新途径的窗。
与社群主义努力成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不同，法团主义并非其赖以诞生的多元主义的对手（严格来说，社群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试想，谁能反对自由呢？），从骨子里来说，它是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一座彩虹桥。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关注的是共同的问题，也对社会走向有着共同的期冀，它们的分野，只在所提出的体制设计，这充分证明它们之间的博弈并非只具理论价值的口水之争。
当然，张静先生也指出，西方的法团主义是在多元主义体制下提倡国家与社团合作，实践基础是社会发达、国家权力界限清晰，是在分立基础上的合作，而中国的社会基础显然与西方不同，国家与社会一直没有明显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团组织，其价值体系和组织结构，都与西方法团有所不同，在借用法团主义的理论工具时，必须注意到这种中西之别。
但是，殊途同归，想要到达同一地，并非只有一个起点，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借鉴法团的力量，将多元和法团同步开展，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如前所述，多元和法团并非势不两立的敌人，在很多层面比如关注解决社会冲突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社会已开始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政治心态已渐渐温和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渐渐务实化。并且，最为重要的“自由”，已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主旨之一，这使法团主义的实施土壤开始初具规模。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中国有工会吗？有。有商会吗？有。有行会吗？有。中国什么都有，连教会都有，可是中国跟法团主义八竿子打不着一下！他们认为，目前这些法团都是二政府，都是倚靠政府才活得下去的NGO，二政府，二当家，二掌柜，这么多二字当头，中国不二才怪呢！
很显然，这些话里，事实与情绪兼在。我们要说的是，至少，无论你是赞是喷，这些团体它都在那。中国因此现在完全可以翻手即成国家法团主义，当然得动某些人的利益；中国下一步完全可以覆手蜕变为社会法团主义，当然还得动某些人的利益。亦即，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实施层面，现在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欠缺了。
但是，这只是说，现在的中国，具备了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一些要素，必要条件已经具备，那么问题来了：实施法团主义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让公民切实掌握何谓真正的民主，然后才能建设起真正的自由法团，而在这之后，公民社会才会初步建成。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人上上下下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并发展市场经济，那么，今后30年的重心，理应是发展公民社会了！
政府其实已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有了大规模的简政放权，但简政简的是政府的权力，社会该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存在，该发生的利益纠纷和争执还是会发生，按照动能守恒定律，释放国家权力的同时，社会的整合靠谁呢？
法团。法团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应运而生。而现在，就是这个适当时候！
中国并非没有过法团主义，曾经名动大江南北的中国式乡镇企业，就是地方政府、社区和企业形成的法团组织，亦即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但不可回避的是，法团组织的强大功能居功至伟。
本书给予我们的思考是，中国社会，接近于法团主义所描述的国家与社会相融合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符合多元主义理论描述的市民社会形态，这使得法团主义理论范式，应该能够比其他范式，更成功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与实践。
《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三)：“莫谈国事”与“莫讲政治”
最近，英国脱欧公投的事儿闹得挺大的，一会是觉得好处捞够了的首相站出来安抚民众，一会是自觉没有得到好处的反对党人士跳出来“唱唱反调”，其实终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裹挟民意来打自家的小算盘罢了。其实，要是真成功“脱欧”了对英国民众的个人生活和家庭收入方面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正面多一些，还是负面多一些？但看“脱欧”之事一出，英镑汇率的应声而跌，你就该就明白了。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政治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应当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反正我们又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当官的。但是，政治其实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许多事情，你原以为是政治，其实是再真切不过的生活。比方说，你在国内购买到的外国商品税率如何，就要视我们国家与该商品出品的国家，两国关系如何而定了；再比如说，你坐出租的时候突然听司机抱怨，怎么这条路又给挖开了，没办法只能绕远了，啧啧，估摸着又是换届前后了哪位领导要找存在感喽┐(┘_└)┌
说来国人对政治的敏感度一贯不高，主要是由于没这个传统，更没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缺乏民众议政的土壤，历经延续几千年的极权主义国家统治之后，普通的中国人已然自发形成了“莫谈国事”的共同认知，换到了现在就是“莫讲政治”。反倒在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来说，倒要将“政治”两个字替换成“宗教”才对，相对于超凡脱俗的“宗教”，“政治”对他们可要接地气儿多了。但在国人来说，宗教便无此威能了。
诚然，经济的发展得赖于自由主义的扩大，但无限制的扩大终究只会导致自我毁灭罢了。资本总是逐利的。自由贸易有利于新兴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资本主义向边陲地区的扩张。不过愚蠢的自由主义，根据对贸易不加限制的自由主义原则，它不能禁止这种财产的转移发生。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它的成功，那么，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需增加更多的自我约束，否则就有可能自己毁掉自己。不过，资本家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但在绳子真正套到他们的脖子上之前，他们也是不信的。
与在政治哲学方面，把“公众”和“个体”分开，并将社会解释为个体总和的自由主义相比较，法团主义理论突出了社会有机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需要从整体的角度重新诠释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公共”和“个体”领域的分野。韦伯说过，真正有活力的制度，在民族国家中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甚至为了生存，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自身。按照书中所总结出来的国家结构，中国更倾向于权威型的法团主义结构，北欧各国则是同意型的法团主义结构。就目前来看，这两者说不上是孰优孰劣。
但至少希望书中所述，多少能够纠正那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错误认识，公民社会从来不是什么万灵药，更可能会是造成国家分裂的源头。在权威决策方面，自由民主体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当“多个公民联合体，挤满同一个政策领域，但却在组织利益、种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相互排斥，由此导致政策的无所适从并缺乏连贯性，这对秩序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这绝非是危言耸听，想想看，西班牙现在的地方分裂主义倾向有多严重吧(￣ー￣〃)
有鉴于此，书中向我们介绍的这个“法团主义”，强调的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用大量的社会组织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关系。在无法依赖公共制度有效解决问题的时候，基层“网格组织”的职能应当主动起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这就是强调NGO组织的协调性作用。大量政府不能做的事，可以委托社会团体来做。按作者的话讲，现在社会上对公职人员或机构评价低，不信任的情绪蔓延，都要归咎于旧的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制度，和新的社会现状的不接轨，所导致的社会对公共组织的不满。
或许现在的人看到子弟小学、职工小学这样的校名，第一反应会将其与农民工子女联系起来吧？但是，在还没有改制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可都算得上是名校。毕竟，大型国企的子弟学校从师资力量到教学环境，都不是公立的普通学校可以比拟的。犹记得当年的那些个大型企事业“单位”，各个都有很多直属的三产办，服务内容多种多样，吃喝穿用样样不缺。从孩子的学校到生病时的医院，甚至退休后的养老，生老病死，都由单位承包——
等改革开放了，旧有的生产模式再无法适应新兴市场的飞速变化，负债累累的生产单位纷纷通过产权转移到个人手中，渐渐退出了“政府代理单位”的这一职能。问题是，单位的大量解体，而国家的制度一时没有跟上，就出现了个体和公共连接通道和应责实施的中断。总之，造成了现在这样，人们面临着没有单位出面，就没有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诚如现在有些人看到一切都说“这是体制的错”，然而归根究底这不过由于社会普遍性的对公职人员评价低，所造成的某些人倾向于将各种问题归因为政治解释的缘故。
就像作者写道的那样：“面对社会变迁，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工作惯例及公共角色、体制的局限对应新形势的不适应，正在广泛发生。在新的社会现实下，重要的社会政治机制——通道、应责、代表、协调、执行的格局依然如旧，它的不断萎缩失效，日益生产着社会对公共组织的不满。因为社会失去了制度化通道，来发挥上下连接、传递信息、协调差异、修复欠缺作用，这等于失去了制度化的社会平衡器，势必‘促进’社会差异向政治不满的转化。”
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多只是介绍了西方对法团主义的研究，对此并无更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内容方面虽以入门为主，但写得并不那么通俗，太学术性了。写得太不接地气，挖掘深度又不够，只称得上是泛泛之谈，倒是第八章 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还有第九章 个体与公共的组织化关联，这两章堪称是全书的精华之作，令人颇感惊艳。作者的相关探讨与论述，分析得鞭辟入里，结合国内现状，读来不觉有豁然开朗之感！
《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四)：研究法团主义必备之书
法团主义，从理论方面来看，是对社会和国家各自权利关系的一种结构表述。从政治时间方面说，是一项关于权利分布的制度安排。在其看来，多元主义结构在当代社会遇到了困难，它引发了难以解决的社会冲突和不协调，解决之道是建立法团主义结构。（P3）
对于移民者来说，有吸引力的未来不是一个广大无边的、普遍性的理念，而是普通人获得改善生活的实践机会。（P6）
美国“国家”的出现，不是计划后再难过的、意识形态上一致的东西，它是一个处理危机的产物。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更为深厚的基础在于：是公民社会而非国家构成了政治行动的基本阵地，它的基本价值是限制国家强制、鼓励个体和组织利益的。（P8）
公民社会学说从根本尚相信，社会秩序来源于公民社会的自我管制，因此，其成为政治社会学中多元论理念的中心价值之一。（P8）
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任何力量对社会自由的干预，公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对等监督力量。 （P15）
对于法团主义来说，多元主义未能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是否真的具有“公民社会”所说的（排除第三方组织参与的）自我整合能力？（P16）
在法团主义结构下，公民团体被吸纳到国家体制内，通过合法、非竞争的、垄断性的渠道和国家制度化的关系，这些团体的代表性地位和联系渠道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同时，在有关政策制定的时候，它们有义务向国家提供意见。（P18）
法团主义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结构的学说。它的基本目标，是要提供是合一结构的若干理念类型，这些类型特指社会不同部分的制度化关系，其中心在集团行为和体制的关系。（P24）
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寻求在利益集团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P25）
法团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不同利益如何得到有序的集中、传输、协和组织，并利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有效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P29）
多元主义提出权力分布均衡的理想，却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各个团体平等地影响政治实践。（P40）
如果多元主义政治过程的重心是利益团体和议会的关系，那么，法团主义处理的则是功能团体——行业组织化的利益代表和国家的关系。（P49）
法团主义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双方通过合作而获益：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擦怒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和控制权。（P49）
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都希望以现代的利益代表制来处理日益增长的结构和利益分化的现象，但是他们提供的体制设计不一样。前者强调自发形式、多数量参与、大范围和竞争，后者强调控制、数量限制、分层处理、共容互赖。前者认为各个社会力量的竞争有助于体制的平衡，后者认为以国家为中心、团体为协调中介的有序互动，才能够防止失衡，达到理性整合秩序。（P50）
法团主义怀疑，政治市场自然竞争能够导致团体与公共利益的均衡，它倾向于认为，需要使用一种结构来建构均衡。（P55）
公民社会可能会促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公民联合体的发展，它们挤在同一个政策领域，但却在组织利益、种族，语言和文化等重要方面相互排斥，由此导致政策的无所适从并缺乏连贯性，这对秩序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P69）
在法团主义的认识中，利益团体的面目不仅仅是自利和竞争性的，它不仅要向公共权威提出要求，它还承担一种准公共的社会责任，即在社会整体的立场上协调、组织所属成员。（P76）
似乎在法团主义那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自然的，它的强制性角色不会危及合法性，只会巩固国家的权威。但是在其他理论的设问中，国家行动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社会组织的确认，那么社会为什么†哦那诡异国家干预其行动！（P100）
对于社会团体来说，交换的决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有赖于复杂的衡量。（P104）
在欧洲的法团主义架构下，政治谈判的基础一直存在，其中原因在于，那里有统一的劳工组织和统一的国家结构存在。（P108）
新的专业化的、以来基金会的倡导性社团，承担来过去基层政党或传统社会联合体的作用。
《法团主义（第三版）》读后感(五)：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
什么是法团主义？
法团主义就是介于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立场。它既反对国家主义的集权，又反对个人主义的分散。它的想法其实就是把志同道合的一些个人组成一个集团去参与国家事务。这种集团可以是一个行业协会，也可以是一个阶级联合，当然其实也不排除一个政治联合体。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力量太分散而薄弱，而国家主义对于个人来说又太过强大和蛮横。法团就是一个沟通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桥梁。就像本书作者张静教授说的那样：“社会系统向政治系统输出社会需要和支持，政治系统向社会系统输出利益代表和决策。”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过于强大，那么可能只会向政治系统输出需要而支持不足；反过来说，如果社会系统较弱而政治系统太强，则会多了一些决策而少了很多民意。最可怕的倒不是两种之中的一种，而是两种综合，一方面社会不去支持政治系统，同时政治系统也听不到民意。于是就有了法团主义来调和。
法团当中的一些集团是由一些社会力量集合起来的，也就是说是一些个人联合起来的，这就把一些个人的声音变成了一个集团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比如一些农民可以组成一个农会，这个农会就可以参与决定是不是要从别国进口转基因食品。所以有些集团更接近个人主义。不过，有时候集团可能是国家指派的，于是这些集团就更偏重于国家政治层面。而由于行业可以成立行业协会，三百六十行可能就有三百六十个行业协会，这也就更接近法团主义在理论上的敌人——多元主义；不过，实践当中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比如石油行业成立一个石油协会，关于石油进出口、质量标准、价格标准都是由这一个协会决定，那么就很容易走向垄断主义。而石油协会垄断油价，农会就可以垄断菜价，于是本来是多元主义的局面就走向了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局面。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很多国家都是行业巨头、金融大鳄加政客控制了政治和权力。所以说，对于法团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而是如何在这种形态当中找到最大的平衡——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平衡，以及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平衡。
那么，法团主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张静认为：“法团主义来自于对已分化社会重新整合的意图和经验，因而它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与中国不同。”这话说得没错。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已分化的社会面临重新整合，而是一个僵化的社会面临着分化。而在一个束缚久了的社会突然放开了束缚，人们的分化其实要比长期处在自由主义国家中的人们还要严重得多。所以这个时候人们更容易迷茫，大有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归属之感。正像一些英国政治家认识到的：“加入组织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其角色，没有加入组织的人对社会秩序才是最大的威胁。”而中国也一直在试图打通高层政治中心和底层民众之间的鸿沟，普通老百姓也越来越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时候，法团主义也许是一个选择。但正如前面所说，法团主义也很可能演变为集团垄断，而当下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在对垄断、对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一些集团并不是高层和底层之间的鹊桥，反而成了一道堤坝。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尝试法团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民众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中国的前景才会更加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