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经典读后感10篇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是一本由(英)以赛亚·伯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9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一)：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
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悲催的是，这还只是第一卷。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二)：中文也要出了
伯林交游甚广，存世书信达数千封，时间跨度近80年。书信不囿于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涉及多国、多领域，反映出伯林纷呈的视角和多彩的人生全景：杰出的自由思想家、牛津大学的严谨学者、洞悉政治风云的外交官、知交遍天下的人情练达者。主题广泛：与父母及妻子的关系、庞大的社交圈、八卦闲谈的爱好、与学者和批评家的交流。
伯林的书信充满喜剧色彩，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谈话高手，乐观豁达，热爱多彩生活。他自嘲：“我总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书信趣味盎然，在卷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y 张伟
凡是文学造诣高、思想深刻，对于外交官的仕途似乎没什么帮助。例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美国的乔治·凯南以及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夏多布里昂写了不少著作，如《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墓畔回忆录》，文字精美得会让人忘记他是个官场失意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则为官止步于大使，国务卿助理的位置被基辛格抢走——他有系列文章和讲演批评基辛格及杜鲁门外交的失误。伯林的官阶还比不上这两个——仅仅为一等秘书——对此他本人还觉得十分抬举了。
同记者出身的丘吉尔首相有一拼，伯林文字辛辣，个性张扬外露，常常以戏谑的语调调侃“高层人士”。在完成每年150篇“政治评论文”任务后，他更看重交游、“下基层”、会谈等“头脑风暴”所获得的民间心灵——这才是情报官获取情报最真实的来源。
同在莫斯科为国效力的凯南受教于伯林良多。在由约翰·贾迪思撰写的《凯南传》（《George F. Kennan》，John Lewis Gaddis/著，Penguin Press HC/出版，2011年）传记中，让凯南扬名立万的“长电报”及署名“X”的以心理机制分析苏联外交的文章，其理论基底正是来自伯林深入列宁格勒基层和底层市民对话后得出的结论：“在列宁格勒，我没有发现丝毫仇外的迹象，而在莫斯科却能明显感觉出来，就连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心里也存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政府官员之类的人了……比起生活安逸、却显得有点粗野和少教养的莫斯科同胞，这些人在礼貌和受教育程度上都略胜一筹。如果这种感觉正确，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所撒下的任何种子，都会比在苏联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好地生根发芽。”凯南对此高度认可，在给国务院的“长电报”中，他提出了要依靠俄罗斯人民自求解放的方案，但其精神质素则是看到了共产主义和俄罗斯人民自然情感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伯林对凯南影响如此之大，那他们之间交流很能激起人的考据欲望。但对外交家诸种言辞的真伪进行考据则显得不切实际：除了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外，人言本身就有的虚饰成分也增加了难度。
就他们两人的关系而言，伯林连“狐狸的尾巴”都没有露出来。这是阅读《以赛亚·伯林书信集1928-1946》后的结论。在惶惶近千页的书信中，夹杂着伯林本人争取官职、调侃上司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的那位、和暧昧对象的知心话以及对父母的眷爱等等。倒是《凯南传》对两人的关系颇为看重：伯林说凯南有“双重人格”，即便如此，凯南仍然尊重伯林。在传记中，贾迪思将伯林同孙子、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美国建国之父、梅特涅、克劳塞维茨、林肯、俾斯麦并列为试图了解21世纪大战略应当着力研究的对象。
这种个人关系的考据并不可靠，这种将公共人物私密化的“闺密历史学”本来的目的就是调侃现实的政治家。
就伯林而言其早熟的智力在18岁就显露无遗：他以一篇《论自由》获得牛津大学的青睐，终其一生，他都是这篇文章的诠释者。
对待自由的保守和克制，在现代显得尤为珍贵。总体而言，伯林的自由主义观念中有深刻的保守特质，这体现在他着力批评犹太复国运动中激进主义以及特别看重的俄国文学家、思想家赫尔岑。
伯林的俄国经历、对俄国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的持续关注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源自他无法重复的、独有的个人命运：他是英国籍的俄裔犹太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上述问题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其余的诸如官场争斗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而在《书信集》的大部分章节中，读者都会看到一个妙趣横生的外交官，他深知官场运动的伎俩，被汤因比委派为研究室负责人而心怀不满，在获得出行俄国机会时的兴高采烈，也有着被夹在英国和犹太复国运动中的两头受气等等，但这些都无以阻挡他终身追求的自由以及掩盖他作为外交家的才华。
思想家当以作品说话，伯林做到了；外交家当以外交实绩说话，这个伯林也做到了，证据就是作为《书信集》附录的《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个人往事片段》一文。在这篇讲稿中，伯林以其外交家特有的含蓄巧妙地揭示了犹太政治家魏茨曼、本-古里恩等在英美大国中折冲樽俎以争取建国的政治观念：自由主义和渐进主义。他颇具现实感地指出：犹太复国依靠英国或者美国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获得必须以一种审慎且务实渐进的外交策略作为手段。这表现为诉诸历史与理性及利用反法西斯的感情纽带，尤其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选择。由魏茨曼的高层游说向本-古里恩犹太基层运动政策的转变，体现了犹太人特有的政治聪慧。在这种转圜中，伯林谦虚地表示“我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好一只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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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四)：伯林：书信中的作家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传》中提到，以赛亚•伯林赢得了一种独特的名声，既不是作为哲学家，也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名与众不同的思想史学家。他虽然能自成一派，但是也引发了不少批评者的质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最具特色的见解都是通过对他人思想的诠释来表达的，缺乏一种有效的说服力和独创性。实际上，伯林的一生都遭受着这样的困扰，他对自己的思想并不具有那种哲学家目空一切式的自信，总是怀疑自身思考的价值。那个狐狸与刺猬的区分正是源于自身的困惑，做一个知晓一切的刺猬，还是做一个懂得许多的事狐狸，对他真是一个问题。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提供给我们一种例证，一种印象，至少从已经出版的第一卷的书信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兴趣的狐狸式的伯林形象。当然，这个印象随着后两卷书信集的出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修正。第一卷书信集中截取的时间是年轻时候的伯林，从1928年在圣保罗学校读书的十八岁少年，到1946年被卷入战火硝烟中的牛津哲学家。一般而言，我们总认为人在年轻时候会有着过多甚至泛滥的兴趣，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是一种自发性的被动选择，而伯林的兴趣是自觉性的，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并没有随着年幼离家去国而改变，他年轻时对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阅读经验对他以后研究俄国思想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年轻时候的伯林确实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总是在滔滔不绝的说话、点评、八卦、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对周围各种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记录下他独特而敏锐的直觉性文字。在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写到的同学朋友，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灵魂。读他的书信集，我们绝不是看到了一个出自牛津的古板的哲学家，而是一个风趣幽默，充满激情以及道德魅力的作家。
这里有一个吊诡，当我们把伯林当作一个哲学家时，我们原本渴望在他的书信中找到了他投身于哲学激情的蛛丝马迹，相对而言，我们会对他在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浪漫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家特性视而不见。把书信中伯林形象与他平素示人的哲学家形象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毕竟在这些充满着个人观察印象的直觉感性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伯林精神生活中多姿多彩的面向，不是那种整天讨论哲学修辞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漏洞的伯林，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魅力，洋溢着各种激情，具有饱满而迷人的个性，善于各种隐喻的书写和文学评论的伯林。但是囿于一种专业性的原因，我们很难会把一个哲学家的文学性的印象书写当真。如果你在阅读伯林的书信集中仍然带着这种幼稚的想法，你会错过一个极具魅力的作家伯林。
简单地对伯林这阶段的书信做个概括，除了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伯林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提及：第一是他写了一部马克思的传记，第二是在二战期间他去了苏联访问。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我们一直都奇怪他为什么会给一个他观念上的敌人作传，正如伊格纳季耶夫所言，伯林自己对马克思的那些理论所抱有的憎恶之情在任何一个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的难民身上都不难理解。我们反而需要费心理解他为何接受这样一个写作的邀请。部分原因是当时他身处的环境中，马克思的理论吸引了他身边的许多朋友，苏联对外的宣传中营造的假象更让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总结说：“写关于马克思的书，也就相当于融入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当中，同时也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早期的自由主义忠诚所构成的挑战。让他感兴趣的是，对他本人十分赞赏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竟满怀憎恶。这一点实际上奠定了他以后终身未改的一大模式，亦即：他为自己信念辩护的方式便是去写这种信念的死敌。”
从1933年到1938年，这本书占据了伯林五年的时间，在书信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他为了这本书所做的准备，以及一种压抑的苦恼——当我们不得不做某件事的时候，总会有类似的感情积攒着。1935年9月27日的信中：“……烦躁地想着有关 自己的书的事情，在我心头这本书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重了。”1935年10月13日的信中：“我的这个夏天很特别：我绝望地试图写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结果发现自己（a）在准备动笔后至少一个小时内根本无法写出什么；（b）一旦开始写，我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卢梭对浪漫主义的影响，然后才想起来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相关性需要证明。这真是折磨人。”1936年8月18日的信：“我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恨不得尽早从中脱身。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之人，但唯有这样才能对我笔下这位令人不快的平民英雄做出公正的评价。”
当然，这个枯燥恼人的写作过程还是有收获的，其中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在四处搜集马克思的研究资料，偶然找到了赫尔岑的著作。在1937年7月的信中：“我不写马克思的书的时候，就读赫尔岑，他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充满活力的道德标准，我是多么认同，多么钦佩，无法用言语表达。”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他一生最喜欢的书之一。不难看出他为何对赫尔岑产生认同，除了几乎同样的贵族叛徒的出身，“赫尔岑对伯林而言是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一个慷慨、有思想、滑稽可笑而又在道德上持严肃态度的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一次道义上的挑战，一个表现出伯林知道自己不具备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的人。”一个写作者，无论你在写什么东西，某种程度上，当书写这种行为已经开始，就意味着你首先会对你笔下的人物充满同情的理解和认同，但是伯林并不担心自己会坠入马克思的思想的深渊，除了他强大的对自由主义观念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赫尔岑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的典型。
五年里的忧世伤生，几经磨难，毕竟他完成了这部书，《卡尔•马克思》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出版。这本书如果说有些许的现实意义，就是改变了他的同事对他的看法，他们曾经认为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闲话篓子”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当他出版这本书后，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他的偏见。当然，更为长久来说，伯林并不喜欢提到这本早期的著作，对他观念上的敌人，他早已抛之脑后。
二战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除了担任情报分析员和外交官，积极投身于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积极的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战争才有机会让伯林到苏联去，让他遭遇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那些天才作家。与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对他的思想震动极大，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一个特殊的时刻，1944年3月底，他从华盛顿返回伦敦途中，乘坐的轰炸机上无法睡觉和读书，于是开始思考，意识到了他的学术生涯并不适合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对那种哲学的谜题缺乏一种真正的渴望，身处牛津的那种磨破嘴皮子的琐碎的哲学，距离他想献身的事业差距太大，难怪他会失望，但是他从长期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经验中有所领悟：“另外，当我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阅读关于道德与社会的文章，像我总是会有所涉猎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们所写的——那些困扰他们的东西，那些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会使我产生智力上的幸福，而这，我认为，是长期探索一个抽象题目所必须具备的。”从此开始，他从一个专业的哲学家转向了思想史学家。尤其是1950年后，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研究中。
我本以为在书信集中会看到更为丰富细腻的对苏联访问时期的印象书写，但是很显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他并没有在信中过多涉猎。直到三十多年后，他才开始把记忆中与俄罗斯作家们相见的情况记录下来。书信中这个时期的空白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里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恰恰是那些记录下来的文字。空白的背后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书信可以填充信主私人生活方面的空白，但对于那些思想上的空白，我们只能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体验和补充。
思郁
2012-11-5书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英】以赛亚•伯林著，陈小慰 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五)：书信中的伯林
西闪/文
十余年来，以赛亚•伯林的大多数著作都出了中译本，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少数西方现代哲学家之一。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出的著名划分，他的价值多元论，他的民族主义研究，还有生动活泼的“狐狸与刺猬”说，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并给观念世界留下了深切的印痕。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体会到伯林的智慧、热忱和敏锐，甚至可以构建起他的形象：一位既深知悲剧之痛，又深谙喜剧之乐的思想者。
然而，要将由观念塑造成的形象还原为思想的血肉之躯，仅凭伯林的学术著作还有些不够。就像伯林自己说过的那样，在考察人事之时，要注意“结缔组织”的联系作用。同样，除非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伯林的精神脉络，来联结、整合和统摄伯林广泛的思想领域，否则哲学家的形象很难灵动。
伊格纳季耶夫杰出的《伯林传》就起到了结缔组织一般的作用，《伯林谈话录》也有类似效果。不过这些作品毕竟不是第一手的材料，没有展现其基础的功能。而新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不同，它完全称得上结缔组织的“显微结构”，因而意义特殊。
负责编辑书信集的仍然是令我尊敬的亨利•哈代。作为伯林的著作管理人，他一直致力于伯林书信的收集。哈代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末，他向伯林提议出版书信集，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爽快的同意。但是伯林不同意将数量庞杂的书信精心挑选后予以出版的建议。他的意见是，出版的前提不是精挑细选，而“必须有大容量”。于是哈代遵从伯林的意见，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书信的征集、整理和编辑。目前推出的只是三卷本的第一卷，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46年，即伯林19岁到37岁的生活。
正因为伯林一向对出版自己的作品持谨慎、怀疑和完美主义的态度，所以哈代才对他毫不迟疑的同意感到惊讶。伯林为何要求书信集不必精心筛选，而应有巨大容量？哈代肯定知道原由，只是没有挑明。读完这本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伯林此举大有深意。
伯林之所以有当代休谟之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哲学和休谟一样，都包含着大量历史与心理的成分。通观伯林的哲学，他的思考未必是逻辑的，但一定是合乎人性的。而人性，在伯林看来，就像康德的那个比喻，乃是历史与心理交织限定下的“曲木”，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很显然，伯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从来不写日记，更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还认为，专注于自身根本就是无聊之举。但是，从对待出版书信集的态度可知，伯林认为要了解他的哲学，不能不了解他的历史与心理——而书信恰恰是这样的宝库。
爱因斯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评价伯林说，以赛亚在他眼中就像是“上帝这个巨大但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场里”的一位十分明智的观众。反过来，伯林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爱因斯坦有一种“孩子般的残酷无情”。这些文字未必是给予对象的客观评价，却反映了评价者本人当时的心理。这种真实，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中俯拾即是。
在一次谈话中伯林曾经说起，他8岁时在彼得格勒的街上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行。脸色苍白，挣扎着濒临死去。他说：“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伯林谈话录》）而在他22岁的书信中，他也曾清晰地记录暴民的形象：“全民公决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纳粹的模样：一个臃肿的大胖子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袖子上戴着红底黑字的纳粹党徽，头戴一顶镶着银色刺绣的小羊羔皮帽子。他醉得厉害，当时我正在咖啡屋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之后便被三个侍应带了出去。”（1931年8月，致查尔斯•亨德森。纳粹分子发起全民公决，希望借此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但未能获得多数同意票。）
数年后，伯林就不再仅限于描述暴力了，他的思考转向如何对抗暴力。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借评论作家亨利•詹姆斯之际，批判了那些对施暴者畏首畏尾的旁观者。他指责旁观者逃避行动，将躲开的危险精心包扎起来，堆积在身后，“什么都不做，只是谈话和理解，在别人靠近的时候拘谨地发抖，在信封上写字”，甚至见到帘穗卷起就会引起极大的心理恐慌。（1937年9月，致本•尼科尔森。）
究竟如何行动，伯林的态度也有不小的变化。他曾想做一名律师，也曾认真考虑过记者、编辑这一类新闻职业。《曼彻斯特卫报》（后更名为《卫报》）想找一位对外国事务感兴趣的优秀的古典学学者，22岁的伯林很是动心。有意思的是，遥远东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竟然掀起了英国大学的政治学热潮，伯林的哲学志趣也随之变得坚定。1932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哲学教师，时年23岁。从那时候起，伯林对暴政就持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写道：“自1933年起，我完全了解了纳粹恐怖，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很独特、可怕，而且我没有一刻认为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
二战开始不久，在出版了专著《卡尔•马克思》之后，伯林也想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一起走上战场，或者从事抗战活动。但是由于他在出生时左臂受伤落下了残疾，无法以普通的方式为国效力。他一度颇感沮丧，向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写信自荐，希望政府允准他“以半官方或是官方的身份去莫斯科，从事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希望我做的任何事。”（1940年6月，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另一封信中，他坦言自己“异乎寻常地关心民众。那也许是真实的改变。在许多地方，个人世界土崩瓦解了。我极其渴望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做点事情。”他宣布：“我们会赢的。”（1940年6月，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就在这一年，31岁的伯林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一段战争“宣传家”的工作，任务是“把美国卷入战争”。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的宣传攻势做得很不好。一年以前，没有采取宣传政策也许可行，可如今这样的做法不再合适了。”（1940年7月，致玛丽•费希尔）伯林的战时工作做得不错，甚至赢得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
从个人性情的角度，《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也提供了与成长相关的有趣证据。二十出头时，伯林给长辈的信中还在开诸如“为了方便奥地利警方出于无意打开此信，特此申明”之类的无聊玩笑，但他很快就能意识到玩笑的不合时宜。他写道：“我确实认为那是竭力表现幽默，但却弄巧成拙，表现得尴尬、枯燥而又笨拙的一封信。”（1931年9月，致查尔斯•亨德森）事实上他很早就发现，知识分子常有的愤世嫉俗与己不合。他说：“我特别欣赏不左不右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就在这一期间，他在伦敦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书。他回忆道：“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拿出一卷，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成了占据我生活中心的人物。”
毫无疑问，伯林的成长得益于他与不同领域的众多杰出之士的交往。这一点在书信集里有充分的表现。伯林通讯录上的人，大多活跃在学术界、政治圈、文艺圈以及新闻界。有哲学家，也有摄影师；有社会活动家，也不乏作家诗人；有首相，也有总统；有科学巨匠，也有音乐大师。从他们的书信来往中，伯林一直在实践着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从别人身上看到多个侧面的真相，从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运用热忱、敏锐与自信的移情（empathy）能力去理解或追求它。譬如他与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通信就十分出彩。在他们的来往中，伯林显得格外的坦率自如。文笔直白生动，而非一贯的词藻华美。他向她描述一位流行小说作家“活像葛兰素公司的广告宝宝，总是与奶油、蜂蜜、果酱相联系。”也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她表达对俗艳趣味的义愤。
书信集的正文截止于1946年3月。两周后，伯林从美国回到了英国，开始战后的学术工作。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靠回忆打发死气沉沉的日子。（1946年2月，致苏珊•玛丽•帕顿）然而事实完全相反。积淀了20年人生经验的伯林正成为一个更加自信乐观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书信集的后两卷为此给出证明。
亨利•哈代优秀的编辑才华为《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增色不少。尽管他非常谦逊地表示在这本书信集中，他所做的只是为读者提供理解书信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真实信息，然而他做了更多细腻贴心的工作。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假如伯林是一位圣人，他肯定是邋遢鬼的守护神。可见哈代的付出是全方面的。除了准确的注释，简要的背景信息，他还整理了不少伯林的访谈录音，附在一些信件之后以助读者理解。书信集的后半部分，哈代不仅借英国文化官员的日记为伯林访问苏联的经历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还辑录了伯林的几封专业性较强的函件、讲稿，以供读者赏析。他甚至找到了伯林就读于圣保罗中学时的一篇竞赛作文，题目就叫《论自由》。那一年，未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只有18岁。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读后感(六)：卸下戏装，仍是表演（陆建德，《东方早报》）
伯林好观察，写己写人都生动。他写信，有时候好像是完全卸下了戏装的，无比真率。妙的是卸装也带着种种独出心裁的身段，虽不合程式，却也令观众击赏，有点近乎表演，因而真率中又有着曲折的戏剧性。
陆建德
年前读译林出版社刚出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以下简称《书信集》），几乎放不下手来。厚厚两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正体现了伯林所敬仰的赫尔岑的风格——“机智、恶意、想象力、人性、无拘无束”。先要称赞《书信集》的编者。亨利·哈代博士原就职于牛津出版社，后来入选沃夫森学院研究员，专职编辑该院创始院长伯林的著作。笔者曾在2003年去过他在学院的工作室，当时就听说伯林早期的书信差不多已经整理完毕（英文版第一卷2004年出版，第二卷2009年出版）。《书信集》附有伯林1909年至1946年年表、重要人物生平、通信人索引和总索引，供读者不时查检。由于书信中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注释起来极费工夫，编者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有的注解倾向明显，指责性的断言也缺少根据，幸好并无大碍。尽管哈代博士多方收罗，伯林的大量书信还是佚失了，殊为可惜（当然也不排除收信人或后人不愿将它们公开发表的可能），比如1945年之前他与古典学者莫里斯·鲍拉的通信。鲍拉是牛津标杆式的人物，多年任瓦德姆学院院长（1938-1970），还做过诗歌教授和副校长（校长为女王），伯林与他来往密切，但是伯林给他的信，《书信集》仅收一封。那封信写于1945年6月，篇幅很长，主要牵涉朋友熟人在战后的去处和大学的任命，颇有施加影响之意。此刻的伯林卷入政治、外交和犹太复国运动已经太深，写出来的信件不像早期那样色彩斑斓。
读完伯林这些书信，首先想到一个中文里用得不多的概念——“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卞之琳在追念叶公超时称他这位老师善于“自我戏剧化”。原来叶公超给学生上英国戏剧课，常指派学生担任剧本中角色，合念对话，每听到发音或语调不大对头，他就猛拍一下教习桌，学生听到巨响，起先相顾失色，听多了就相顾失笑，因为他们突然醒悟，老师也把讲台当戏台，脸上涂粉墨，身上着戏装，于是“学会了看透人家的自我戏剧化表演”（卞之琳，《赤子之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载《卞之琳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卷，第186页至187页）。老师在课堂上拍案纠错，充其量只是“自我戏剧化”的低级形式。光是靠英语词典上的定义来理解“自我戏剧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书信集》里有几个“自我戏剧化”的高明例子。
伯林好观察，写己写人都生动。他写信，有时候好像是完全卸下了戏装的，无比真率。妙的是卸装也带着种种独出心裁的身段，虽不合程式，却也令观众击赏，有点近乎表演，因而真率中又有着曲折的戏剧性。他在1973年致诺埃尔·安南[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期重要思想家莱斯利·斯蒂芬。安南的代表作即是《莱斯利·斯蒂芬》（修订版1984年）]的信上说：“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肆无忌惮地说话，既非倒出一肚皮苦水，痛骂恶人，亦非巴金意义上的“说真话”，其实就有着自我戏剧化的成分。他评论鲍拉的一段话，完全可以用于他自己：“诚实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他总是信口开河，任意扯谎，这么做的理由林林总总：或是为了占上风；或是为了给生活添色加彩；或是为了羞辱对手；或是为了帮助朋友；或是为了摆脱困境。但同时又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揭穿。”最后这一句话，是说鲍拉，还是伯林自己？
这卷《书信集》里的第一封信写于1928年3月底，即伯林进牛津半年之前，当时他还是伦敦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代表校刊《辐射》向该校毕业生、名作家切斯特顿约稿。据编者介绍，伯林最后一封信写于1997年10月底，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首尾两信说明了伯林与文学的缘分。
文学家和批评家是应该对自我戏剧化尤其敏感的，他们自己或许也不免深陷其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牛津精英中间，自我戏剧化造就了很多像鲍拉那样色彩丰富、充满矛盾然而又非常可爱的人物，伯林是其中之一。有时，自我戏剧化也是亲切的胡言乱语。伯林在二战后期（1945年2月14日）从英国驻美使馆写信给牛津同学贾斯帕·里德利（1943年死于意大利战场）的遗孀克里西达，回忆他与里德利的友谊。他说，里德利体现了美国所缺少的东西：“我们的相识具备了浪漫的元素：热烈的追求，双方都取悦对方，随之而来的起伏、高潮、低谷，大量的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只有在牛津这样的地方才有的细致的智识情感。”伯林在华盛顿、纽约一直与情报与政治打交道，加之暗中肩负犹太复国的使命，结交人物重实用，不可能再像在牛津那样结识纯粹是兴趣相投的朋友，“自我戏剧化和胡言乱语”也大大减少了。往日牛津的社交圈子除了带来智识情感的滋养，也提供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入场券。比如收信人克里西达·里德利夫人的外公是1908年至1916年担任首相的自由党领袖阿斯奎斯，其母维奥拉·阿斯奎斯是丘吉尔的密友，嫁给自由党人莫里斯·伯纳姆·卡特，两人都被册封为（爵位不能世袭的）终身贵族（life peer）。里德利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生于俄国贵族之家。伯林的重要文章《刺猬与狐狸》（1953）就是题献给里德利的。由于犹太背景，伯林的交往又有着国际化的特点。《书信集》里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成员分别多达十二位和九位。这两个家族都是源自德国的犹太金融世家，用拜伦的话来说“掌握着世界的枢纽”，其成员在人文学术与科学上也多有建树。
伯林上大学前就决定独身，也许因此他有很多女性笔友，有的是自己的学生，也有年岁长出他不少的，如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也称卡梅伦太太）。《书信集》中最多的是给父母的家书（近百封），给鲍恩的信在数量上居其次，有二十二封。鲍恩比伯林年长整整十岁，在爱尔兰的科克有庄园，常用于招待文学界的客人，伯林的第一本著作《卡尔·马克思》就是于1938年９月初在那里删削告竣的。伯林在鲍恩面前常常肆无忌惮，无所不谈，甚至会乞怜、忏悔、撒娇，有时近乎调情。伯林曾与学生蕾切尔·沃克相恋，因对方是“非犹太人”（gentile）, 自己不可能与她结婚（这是种族主义？），不得不在1935年中止与她的关系，分手的场景令人痛苦。此事他与鲍恩毫无保留地谈及（1935年9月），承认他对蕾切尔所说的一切“最不可理喻”，可见两人交情至深。
1933年11月30日，牛津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史学家H. A. L. 费希尔请他表妹弗吉尼亚·伍尔夫到位于学院内的院长府用餐，费希尔夫人还请了全灵学院的斯帕罗、莫德林学院的C. S. 刘易斯、新学院的哲学教师克罗斯曼和伯林等人作陪。席上还有费希尔夫妇的女儿玛丽和她朋友、来自爱尔兰的“小宝贝”莫伊拉·林德（后来的加斯特夫人），后者当时在牛津是古典学的走读生，住在费希尔的院长府，她和姐姐西勒都美貌异常（伯林自己说与西勒有一段“简单庸俗”的爱情），是牛津时髦圈子惟恐请不到的红人。两姊妹还是共产党员，这也是当时的时尚。那天伍尔夫的丈夫莱纳德未去牛津，不知何故，反正两家有点疏远。
几天之后，伍尔夫信告外甥昆丁·贝尔那次晚餐的一些情形，说到伯林：“参加的人中有了不起的以赛亚·伯林，牛津的重要人物，外表看起来像葡萄牙犹太人；我想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一个玩吞火把戏的人。”显然伯林那晚谈锋很健，给来客留下印象。大萧条之后的伯林和牛津很多年轻人一样持左翼观点，政治上支持工党，未加入共产党。他那天被伍尔夫的优雅所打动，回到住处还平静不下来，马上给玛丽·费希尔（二战时也在英国情报部工作，后任殖民部官员、牛津圣希尔达学院院长）写了一封短信，主要想把一同出席晚餐的克罗斯曼揶揄一番（“那个叫克罗斯曼还是克罗斯帕奇或其他什么名字的”），其实伯林一年前得到新学院哲学导师（tutor）的职位，还是克罗斯曼帮的忙。伯林还告诉她“弗吉尼亚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这位年轻的独身主义者非常脆弱，此时已过半夜，依然亢奋，又提笔给鲍恩写了一封长信，告以晚宴上的详情。在鲍恩面前，他一再形容自己如何为伍尔夫所倾倒：“晚餐时我坐在她对面，不发一言，惊讶而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她超凡脱俗的美丽。”餐后他还无法尽兴地与她交谈，于是“郁郁不乐地退到角落和一个叫刘易斯的人谈起了上帝、莎士比亚以及生活戏剧”。这位刘易斯资格比伯林老不少，是托尔金的朋友，《纳尼亚传奇》作者，但是伯林对他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想到伍尔夫面前孔雀开屏——用他的口才。果然他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华，并炫耀结交的人物。根据伯林的汇报，有人说到了鲍恩，他马上接口，称鲍恩正在美国，自己还收到了她的明信片：
我说话时脸红得厉害，你想象它有多红就有多红。伍尔夫夫人问：“她说了些什么？”我嘟哝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很快又把话吞了回去，…… 我无法告诉你，明天我会怎样认为自己说出那样的谎言有多么善意，但今晚我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就像那些荒唐可笑爱写自传的俄罗斯人一样，我所编造的谎言在头脑里翻来覆去。我真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毫无道德原则的人，做了大胆妄为之举，却为此得到了片刻的极大欢愉。……这么做是要让你心软，不仅原谅我（虽然我不值得原谅，但我希望，看在我如此谦卑的份上，你能宽恕我所做的事），而且不觉得此事过于可笑，不要像我那样，倘若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定会冷酷无情地加以耻笑。相反，你倒要为此感动不已。……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像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将所经历的一切细微的情绪变化无限地戏剧化，其中，哪怕是一桩小小的罪过，都会一直逼迫他，纠缠在他的心头，最后变身为复仇之神。
他说谎了，鲍恩没有从美国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伯林想当然地假定，凭他与鲍恩的交情，鲍恩在旅行时势必念着他，会用明信片问一声好，再让他分享一路的观感。（两人之间，往往因为这种让对方意识到的假定而走得更近。）忏悔后面，藏着抱怨（因而不怀善意）：为什么鲍恩到了新世界就不想到他，以致造成了伤害？假如她寄一张明信片，他会多么高兴，哪怕是出于虚荣心！明天他不知会搬出什么理由来辩解，他得赶紧在还比较诚实的时候将信写好，老实认错（“大胆妄为之举”）。撒谎者果真能如此坦然地自剖，也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责人严，待己宽。忏悔似的自我分析读来又像自白与展露，称之为调情也不算为过：要让鲍恩“心软”、“感动不已”。
在这同一封信里，伯林说到世事总有权宜的地方，并首次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以扭曲的人性之材，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其实，这是他从科林伍德的讲座上听来的。一年前，他在给一位上自己哲学课的女生的信上写到科林伍德：“如果他对你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他很有趣，甚至很煽情。实际上，我对[他]了解很少，不过我总看到他对人幽默风趣，足智多谋，招摇撞骗，一肚子坏水。”听起来有点话外之音，甚至像好心的警告，但是这又不妨碍他紧接着说科林伍德的好话：“在牛津，他是唯一一位真正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哲学导师。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希望他也能教我。”毫无顾忌地评点牛津任何人物，而且不在意听者是谁，这是伯林的魅力。译者在翻译中“您”字用得太多，语气与信中的内容相冲突，这是小小的遗憾。
伯林在1989年又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与伍尔夫的首次相见，完全没有提及他自己对那天交谈的贡献[伯林，《回忆弗吉尼亚·伍尔芙》，收入《个人印象》，扩充版（普林斯顿，2001），第168页至171页]。是他忘记了鲍恩明信片的插曲，还是他当年编造出这么个故事来打动鲍恩？1940年伯林又见到伍尔夫，过了七年，依然在惊叹她的美丽：“她是个如此天才而美貌的女人，我几乎不能用言语形容，见到她时我感到惊恐和仰慕，每次和她会面之前与之后我都颤抖不已。”这是他在1940年６月２３日致玛丽·法兰克福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妻）信上说的，第二年3月，五十九岁的伍尔夫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
另一个堪称极端的自我戏剧化的例子出现在1933年一封致戴安娜·哈贝克的信里。收信人是简·奥斯丁的弟弟弗朗西斯的曾曾侄孙女，她前一天过生日，在祖母家办了个晚会。据伯林自述，他在晚会上见到一只配有精巧银质框架的火柴盒，很喜欢，动了歪念。他装模作样拿在手里把玩，不时取出火柴，为自己点烟，也为别人点烟，不知不觉之间火柴盒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时他佯作厌恶地对身旁的诗人斯蒂芬·斯班德惊呼，自己怎么染上了盗窃癖！斯班德心领神会，笑着把火柴盒放到自己口袋里，以示同好。晚会余下来的时间里，斯班德无意再碰那个火柴盒，引发了伯林温和的抗议，于是它又回到了伯林的口袋。出门后，两个朋友又到另一家咖啡馆稍坐，伯林还记得用过火柴，但是第二天早上，那个小玩意儿居然就失踪了。伯林立即提笔给戴安娜写信，把自己不可遏制的窃物冲动和盘托出：
我真希望你们没有留意它的遗失（它太小了），而且希望你们还没有怀疑到我。我本该早一点告诉你的，非常抱歉，我想我最好去另买一只尽可能相似的火柴盒，再寄给你祖母，并附上一封道歉信：我心中充满愧疚，怎么赔礼都愿意。
伯林还有一个目的，他要邀请戴安娜陪他上街，一起去商店寻找样式差不多的火柴盒。
在这件事上，伯林看起来诚实，其实也未见得。伯林家是犹太富商，他看得中那个银质火柴盒，想必是工艺极佳，还可能有点年月，而且是专门制作的，不是常见的款式。看来他和戴安娜会白跑一趟，但是两人却会更加亲近。伯林在前一晚“顺”了火柴盒，有着精心的准备，后来不顾面子强从斯班德手中要回来，怎么可能到了另一家咖啡店就把战利品完全忘掉？会不会他既想交代自己的“盗窃癖”，又把诱惑物放在自己随时可见的地方，使之不再作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但是“巧取”，而且是“豪夺”了。不能往这一方向猜想。火柴盒事件没有下文。戴安娜会与他有咖啡之约，但是一同上街购买火柴盒是全无可能的。她肯定会转告祖母伯林先生极度的愧疚，老太太或许说：“假如知道伯林先生那么喜欢，我就把火柴盒送给他了。那是朋友的礼物，是有点舍不得，不过真没有什么，可怜的伯林先生！”
伯林与自己的对话不断在进行中，写信往往就是他与自己对话的好机会。他曾在1934年的信上说：“我发现自己是如何恶劣地欺骗了自己，我迫不及待地要立刻忏悔。”德国籍的牛津同学亚当·冯·特罗特在《卫报》上发表文章，驳斥英国报刊关于德国法庭歧视犹太人的报道，伯林非常愤怒，但是又问自己能否不偏不倚地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在纳粹和犹太人问题上，”他写道，“我不可救药地怀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也许影响了我对纳粹的基本看法。”他经常注意到自己“无意间会有些不诚实的因素在作怪”。尽管如此，他无意做圣徒。在彻底诚实与承认自己有点不诚实之间，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伯林常在家信里提及牛津的朋友们，还要说说自己如何干净，剪了指甲，口气总像母亲的乖宝宝。1938年1月，他告诉父母，外交部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受邀到全灵学院用餐，坐在伯林旁边。一起就餐，食用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够与邻座谈话，谈得风趣而周到。“他说做一名全灵学院的研究员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伯林得意地写道，“他多么希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他参加选聘失败了。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一个有趣、聪明但是不太好的人，有点龌龊心理，像W[恐为“V”之误]. 伍尔夫，但是没有她那么尖刻。”在“参加选聘失败了”这几个字后，编者加了一条注：“我找不到证据证明此事属实。”英国人有保管各种档案的本领，想必是哈代为核实这一细节到全灵学院查核了历年申请者的材料，根本没有见到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名字。那么，究竟是尼克尔森撒了一个小小的谎，让身边这位年轻的全灵学院研究员听了舒服，还是伯林无中生有，专门编个故事让父母为他感到骄傲？这位尼克尔森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的，资深外交官，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工党议员从政，写过关于魏尔伦、拜伦、丁尼生和斯文本恩的著作。把尼克尔森比下去，算得上一回事。1949年，尼克尔森出版了《邦雅曼·贡斯当》一书，伯林1958年的牛津就职演讲《两种自由概念》得益于贡斯当对古代和现代两种自由观的分野，是不是也应感谢尼克尔森？伯林说到伍尔夫，也是联想所致。尼克尔森的夫人是诗人、小说家维塔·萨克威尔-韦斯特，与伍尔夫有深交，是《奥兰多》里那位雌雄同体的主角的原型。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儿子本·尼克尔森在牛津读历史，也是伯林交往圈子里的人。《书信集》里最长的一封私信大概就是伯林1937年9月回复本的信（印出来整整七页）。伯林喜欢的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二战前几乎每年都去那里的音乐节朝圣，而本刚去了威尼斯。信的一开头伯林把威尼斯痛斥一番（“一个封闭而阴森的同类相食的地方”），原来满腹怨气来自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与人物！他想说的是对詹姆斯的“与日俱增的厌恶”，称他笔下那些人物（《鸽翼》？）为“情感吸血鬼”：“他们不让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寻找体验，挖掘体验，有时候还搜索体验。”伯林还提到他那件在朋友间负有盛名的斗篷（如图），那无疑是戏剧化的道具。最后伯林留下一句名言：“把虚假的事大题小作一番，是莫大的快乐。”从前面两个自我戏剧化的场面来看，他还会小题大作。
书信读者往往有点窥淫癖，八卦消息、玩笑、坏心眼，也是大家偷偷期望的。伯林倒不使人扫兴，从来不是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家庭教师的尊严。他酷爱八卦，玩笑不断，不惮发泄一点恶意。牛津语言哲学家阿尔弗雷德·J. 艾耶尔比伯林小一岁，但是早在1936年就因《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闻名。那一年，伯林在写给一位女生的信上毫不隐晦地说，能够向她解释艾耶尔书中的错误，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我怀着真诚的愉快心情期待着做这件事”。伯林好交友，世俗、势利。有时他让人感到，他那一潭深水，因错综混浊的潜流而更具生命活力。又是在一封给鲍恩的信（1936年9月4日）里，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流行小说作家休·西摩·沃尔波尔，称后者“发自内心的情真意切和纯澈透明的性格”给了他“最大的乐趣”。但是真诚、澄澈绝非他心里看重的品质，这位沃尔波尔在信中恰是他无情嘲笑的对象（“每当他加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时，总要受到他们的唾骂和讥讽，他是如何熬过那种痛苦的，这一点确实让人惊叹”）。伯林倒也不会就此一直恶毒下去，让收信人难堪。耍弄一通沃尔波尔后，他用“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来抹上文明客气的一笔。
伯林见到过的作家诗人，当然是多极了的。有一次偶遇叶芝，颇有戏剧性，他记录了下来，告诉了克里西达·伯纳姆·卡特，即前面提到过的里德利夫人（她与里德利结婚是在1939年）。那天（1938年8月28日）伯林从牛津去爱尔兰，受邀到鲍恩宅邸度假，集中精力压缩马克思那本书。那晚他在都柏林过夜，信是在谢尔本饭店写的，读起来就像他压低了嗓子在说话。起首有点神秘：“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他正坐在饭店的写读室，向克里西达报告他的所闻所见。原来坐在他右边的居然是大诗人叶芝，在角落里向“一位年轻的女人以及一位像他弟弟的人吟唱诗篇”。伯林一边以他惯常的风格侃侃而谈，一边将所见那位大诗人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叶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身体前倾，围坐桌边，点燃的香烟发出微弱的光芒，而他们说话的声音被两个美国政客一直喧闹不已的单调声音遮盖了。我希望有勇气向叶芝先生介绍自己，跟他解释说曾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吃午餐，然而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然后他谈自己的行程，牛津的装修，熟人的电话和充满柔情的声音，突然插入一句：“我希望美国人会停止他们的闲聊：此时叶芝先生看起来很高贵。”然后又是亲切的絮絮叨叨，一会儿戴维·塞西尔，一会儿本·尼克尔森，又说三周前给克里西达写了信，最终却没有寄出，写得太傻了，感谢她的来信，不要说信写得糟糕，他自己才熟悉这种感受，正在苦苦体验。紧接着如此这般的闲言碎语，出现一条插话：“叶芝先生走了，美国人令人难以忍受。”信最后是：“我对这段非常愚蠢而且又七零八落的文字感到抱歉。”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听到他高速而轻轻的声音，像是半睡半醒状态中一个长长的电话，偶尔张开眼睛就有好玩的内容闯入眼帘，每次都是那位叶芝先生。伯林顺便卖弄了他对叶芝作品的熟悉程度：“他念的我听得很清楚，也许是那个女人写的诗，因为在我听来比较生疏。”正好五个月后，叶芝死于法国一家旅馆，那次伯林不在场。伯林第二天抵达鲍恩宅邸，女主人把他安排在“一间极其高大、空旷、漂亮的房间”，点着四根蜡烛，墙上挂着“伦勃朗（的）一位将军（？）像”。伯林争气，在十分戏剧化的环境下，以两周的时间改定了《卡尔·马克思》书稿寄出版社，全灵学院的资深学者终于相信，这个无所不能的闲话篓子还是能够写出东西来的。至于伯林本人，他回到牛津就写信给鲍恩，不知如何表示感谢是好。感谢之外，甚至还有点调情：“我的喜爱之情、仰慕之情，以及那千回百转、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都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如果说得出来，我应该会生气的。”说得出吗？真是说不出。鲍恩一生有几位情人，伯林不在其中。
1933年秋，大概就在费希尔宴请伍尔夫之前不久，二十四岁的伯林答应费希尔为家庭大学丛书撰写其中的马克思卷，此前好几位有资格写这本书的学者都婉谢了。伯林1928年秋进牛津的基督圣体学院，四年里读了两个本科学位（古典学和“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考试都获甲等，在牛津非常少见，据说艾耶尔也考不过他。本科毕业后，他谋到新学院哲学导师的职位（1932年10月，正式成为该院研究员是1938年10月），11月初经选拔考试成为全灵学院研究员（因兴奋过度回家休养数周），从此他就跻身牛津的学术新星。由于那本差不多写了五年、篇幅并不大的《卡尔·马克思》，伯林决定专攻政治思想史。假如费希尔约请伯林写的是一本《亨利·詹姆斯》，伯林未来的学术生涯将取什么方向？
在这两册《书信集》里，伯林相当自信地评论过很多作家和作品。散见于书信中的大量关于“奥登那一代”的文字，再现了三十年代英国政治与文学的特殊关系。他那时代的牛津，文学是师生共同呼吸的空气。他渴望体验生活，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相信阅历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他在比较了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不同风格后指出，詹姆斯“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巧”。这是十分精到的评语。Ｅ． Ｍ． 福斯特的杂集《阿冰格收获》一出版他就读了，并在1936年3月23日给玛丽·费希尔的信上写下了这段耐人寻味的话：
非常有趣，痛苦而敏锐，使读者害怕见到作者，因为作者显然敏感，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使人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难为情，而且他总是能拿出不可辩驳的理由使人如此难堪……
也只有极其善于自我戏剧化而且又对自我戏剧化高度自觉的人，才写得出这句非凡的话来。如果伯林不写那本《卡尔·马克思》，而像福斯特那样一心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他写出书来，大概也会让读者害怕见到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