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学术史的读后感10篇
《另一种学术史》是一本由张春田 / 张耀宗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一)：献疑
1、编者序 页4 九行
“大放阙词”应为“大放厥词”。
2、《一片冰心在玉壶》 页111 倒数六行
真觉得先生须眉罄欬，一一如在眼前。
案：“罄欬”应为“謦欬”，原指咳嗽，借指谈笑。
3、《此声真合静中听》 页155 二行
尤其是关于15世纪下半叶小说的研究，更见先生的功力。
案：联系上下文，应为“19世纪”。
4、《教泽与启迪》 页170 七行
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
案：“抖胆”难度有点大。不如改为“斗胆”。
5、《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页205 倒数七行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案：此处为引用殷海光致徐复观信中言，且殷亦用了引号，则应直录陆游《游山西村》原句：“山重水复疑无路”为妥。参本书页196甘阳为邹谠序中亦用此句。
6、《“我是19世纪之子”》 页219 十一行
“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莜同”
案：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7、《狐狸说诗》
页312 九行 读罢波特莱尔
页313 倒数六行 “从波德莱尔看鲁迅的《野草》”
页314 倒数二行 “从波特莱尔看鲁迅的《野草》”
案：最好统一为“波德莱尔”。
8、《花前又见燕归迟》 页340 七行
考订史料史实的饾钉之学
案：“饾钉”应为“饾饤”。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二)：“学统”——关于此书的一个侧面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焦虑并不是其研究对象是否有经典这个虚假命题（所谓的经典都是由人筛选，再加以时间的刻度予以丈量的。在这个意义上去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经典的人，都是没有想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再加以100多年的时间，即使曾今被诟病的作品也自然会被人从潜意识等同于经典。）。
我理解它的最大的焦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没有如同中国古代文学一样，形成一个强大、自足的学术传统，一个艾略特意义上的“传统”。之所以说这个重要，因为有了这种“传统”的存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了不证自明的体系追求，而任何一个后来者都会以认同或反对前人的方式在实际上去加入这个传统，使得这一传统绵延不绝，启迪一代代的后人。
从此去理解，我们就能明白中国现代文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确是没有自己的“学统”，它诞生其内部就有了非常大的自我撕裂，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认同，在不同年代发生的对前一辈学者、研究根本性的否定，翻案，甚或拒绝，这不是一个能产生“学统”的土壤。如果用不那么文学的话讲，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多少学生在学术起步阶段会自觉地去看看朱自清、王瑶等第一、第二代学人的作品，我想这个问题连现在的部分老师都不敢有肯定回答；在当代文学中，所有的批评家都会不同方式来肯定自己的批评文章属于研究领域，他们这样的不自信的表达，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评论”历来就是“学统”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统”改头换面，更强调师承，有了更多地在在某某诞辰过世的纪念集，诸如此类，但这在我看来恰恰是一种脆弱的表征，这样的纪念，往往在客观环境下，比如隔了三代以上，比如经济条件不允许，就难以为继，最终造成“学”而不“统”的现象。
当然，事情都有自己的两面性，可能真是这样一种自我撕裂，中国现当代文学才有不断地自我更新能力。
说了一些看似不大和此书搭调的话，但如果能和作者编的另一本书《传灯》一起读，看看选文中不同学科人如何去表述自己的“学统”，我想每个人都能明白其中出自现当代学人的那份不自信、言而难尽，不似古代文学、历史学那么从容的缘由。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三)：有“人”的学术史（书评人：游伟）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治学的人，自然首先要弄清“物理”，明辨是非。然而止于“物理”，在学问中看不到“人”的踪迹，这样的学者与一部百科辞典或者一台电脑何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术的薪火相传就远远不止知识的言传，一代代学人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人格与人文心灵才是学术史的灵魂。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涉及前辈学者的回忆性书籍与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大概也正是春风化雨的温情所致。最近出版的张春田、张耀宗主编的《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则是将这些个人性的文字拢聚起来，通过29位著名学者教授回忆师长的单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更加宏观更加生动的学术传承史。
诚如陆谷孙先生在回忆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必女士时所说，“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绵延不绝，相嬗于无穷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在具体提到知识启发的同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师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方法指导，以及在更加私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巫鸿在回忆张光直时，讲到自己的报告与论文虽然十之七八都由张先生亲自辅导之后，还特意补充道：“但他对我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具体的指导……我自以为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坦诚地讲到，像他那一辈的读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学术的根底并不扎实，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而有幸获得张先生的青睐，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指导，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则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获补足。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来源：《新京报》2012年1月14日“书评•历史”版）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四)：有“人”的学术史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治学的人，自然首先要弄清“物理”，明辨是非。然而止于“物理”，在学问中看不到“人”的踪迹，这样的学者与一部百科辞典或者一台电脑何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术的薪火相传就远远不止知识的言传，一代代学人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人格与人文心灵才是学术史的灵魂。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涉及前辈学者的回忆性书籍与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大概也正是春风化雨的温情所致。最近出版的张春田、张耀宗主编的《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则是将这些个人性的文字拢聚起来，通过29位著名学者教授回忆师长的单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更加宏观更加生动的学术传承史。
诚如陆谷孙先生在回忆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必女士时所说，“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绵延不绝，相嬗于无穷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在具体提到知识启发的同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师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方法指导，以及在更加私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巫鸿在回忆张光直时，讲到自己的报告与论文虽然十之七八都由张先生亲自辅导之后，还特意补充道：“但他对我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具体的指导……我自以为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坦诚地讲到，像他那一辈的读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学术的根底并不扎实，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而有幸获得张先生的青睐，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指导，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则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获补足。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发表在《新京报》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五)：有“人”的学术史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治学的人，自然首先要弄清“物理”，明辨是非。然而止于“物理”，在学问中看不到“人”的踪迹，这样的学者与一部百科辞典或者一台电脑何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术的薪火相传就远远不止知识的言传，一代代学人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独立人格与人文心灵才是学术史的灵魂。最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涉及前辈学者的回忆性书籍与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大概也正是春风化雨的温情所致。最近出版的张春田、张耀宗主编的《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则是将这些个人性的文字拢聚起来，通过29位著名学者教授回忆师长的单篇文章，向读者展示更加宏观更加生动的学术传承史。
诚如陆谷孙先生在回忆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必女士时所说，“传统这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绵延不绝，相嬗于无穷的。”这些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在具体提到知识启发的同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师辈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的方法指导，以及在更加私人的交往中感受到的人格魅力。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巫鸿在回忆张光直时，讲到自己的报告与论文虽然十之七八都由张先生亲自辅导之后，还特意补充道：“但他对我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这些具体的指导……我自以为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巫鸿坦诚地讲到，像他那一辈的读书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耽误的时间太多，学术的根底并不扎实，即便是因为一篇论文而有幸获得张先生的青睐，得以进入哈佛大学，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指导，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则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获补足。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的作者有些并不是自己所回忆师辈的及门弟子，比如罗志田就并未在张芝联门下受教，许纪霖也只是与王元化有过比较多的私人接触，然而由于精神气质的相似，他们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与心照，同样构成了学术史传统塑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位编者能如此开放地编选文章，大概与他们的初衷有关。在他们看来，人文心灵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编选一本回忆文集，在这样的时刻就不仅仅只是怀旧，而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这样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学术史”即便不能完全承担起此等的重任，但愿它至少能是一种慰藉。
（《新京报》2012年1月14日“书评•历史”版，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见报文字）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六)：一趟怀旧之旅
年少时爱读前辈学者的轶闻趣事，原因倒也简单，高文大册，读来吃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故而另辟蹊径，择其易者而从焉。用陈平原的话说，这叫与先生们“结缘”。文章最好是弟子辈写就，既鲜活又可信。何兆武的《上学记》、蒋寅的《立雪私记》、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读来都是津津有味。
待年岁日增，知道学海无涯，拿起一本书来就少不得几番掂量。对这类文章的兴趣也渐渐淡了。文坛掌故、学界八卦知道的再多，也只能聊作谈资，不如踏踏实实地去读几本前辈们的学术著作；一味感慨前辈们的治学辛劳，不如化作自己的身体力行；至于各有所长的治学之道，学位读到博士，再去寻求，既有亡羊补牢之嫌，又有乱花迷眼之虑。
所以，起初拿到这本新书，面对着目录里二十九篇弟子所撰怀想师长的文章，颇有些犹豫。
翻开编者序，开篇编者即拈出“怀旧”二字，令人豁然开朗。编者道：“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是啊，放下一定要从书中获取些什么的功利想法，仅仅为了从繁重的课业抽身，踏上一趟“怀旧”之旅，何乐不为。
于是欣然展卷。二十九位作者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其中王兆鹏、陈平原、许纪霖等人也曾有幸亲承教诲，所怀师长更多是鼎鼎大名的学界泰斗，读来并不生分。
依旧有“世说新语”。如读王汎森文，得知余英时的家学渊源（母亲为张廷玉后人）、同是美国常青藤名校，也有“劳斯莱斯”和“福特”的区别，尤其是看到：“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香港中文大学，可以看到新亚书院的一个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历届校友的名字，第一个毕业生就是余英时先生”，让我这“旧”怀得懊悔不已，我曾三次去过中大，也注意过那排纪念碑，却没细看过排在第一的名字，错失了致敬的机会。
少不了“忧患人生”。罗志田谈到张芝联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组织安排而被迫学术转向：“对眼界真正开阔者而言，改行本不甚难，也并非全无好处。不过转换领域之后，要能出口成章，也还有一个适应和积累的过程。愈是治学严谨之人，这一过程愈不会短。”令人感慨；韩钢《生命最后的大事记——悼龚育之老师》，记叙龚育之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令人动容；甘阳《梦邹谠》一文谈到邹谠曾说他不相信自己活着还能看到“这一村”（指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令人扼腕。
同样有“理论阐发”。如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一文，用了全书最多的24页篇幅，详细讲述了“亚细亚国家”理论、“共同体”概念、“两种类型”说、“两个阶段”说，指出了“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的区别，“民变”与“佃变”的区别，分析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让读者获益匪浅。
更多的是“治学经验”。沈卫荣说：“如果对学术权威的学问并无深刻的领会，对他们的学术方法、成就，以及他们的局限和不足没有专业和历史的把握，却对他们的生平轶事和人际脉络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则是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中国毛病，凸现说者追星式的幼稚和无知。”读来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赵俪生言：“兴趣不可过多，多有骛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自己确实也犯过这个毛病。
至于书中无处不在的“师生情谊”，我特别注意到钱志熙曾觉得恩师陈贻焮“有些地方太过于温情”，“但是一个自觉的人，当意识到自己在受到这样一种忠恕的包容后，会显得更加的惕励，生怕终竟有一日因为自己的实在不太像样而终于失去这样的厚遇。”令我警醒，因为我的导师对我也是一贯的包容，总以鼓励、肯定为主，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编者在序言结尾处写道：“薪火传承本是动人的风景，希望也能构成继续前行的资源。” 两位编者都是八零后，其中一位是我读本科时的学长，当年在大学校园里即有“才子”之誉，后南下北上，转益多师，学力日益精进，交游亦广，今蒙其与同伴采擿孔翠，网罗菁华，奉献给我们这本新著，拜读之后，获益良多。对于年轻学人来说，无论是事业未成还是事业已立，这一趟怀旧之旅都值得“慢慢走，欣赏啊”。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七)：一种难得的缘分——读《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一种难得的缘分
——读《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
这是一本学生写老师的书。
这也是一本怀旧的书。
这还是一本温暖的书。书中所收，基本都是怀念、回忆之作，在表达对恩师长辈的敬意、对学术薪传的敬畏之外，更多地为我们绘就了一幅两代人之间的学术薪传地图。对于某一学科，作为外行的我们，读过之后只需按图索骥，即能了解大致的发展脉络。比如秦晖的《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或许我们对赵俪生、秦晖师徒的研究一无所知，但读过此文，对于这些学科的传承、发展便一目了然。通过阅读，获得知识之外，收获更多的是这种一代代之间学术对话的温暖，一代代学术道路碰撞的敬意。
这更是一本讲缘分的书。还是秦晖的文章：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机遇就是最好的缘分了。程千帆能遇到名师黄侃，是一种机遇，更是一种缘分。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或许是在程千帆意识到“别人读书，只是受到了书的益处，老师读书，则是他先受到了书的益处，反过来书又受到了他的益处。”便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学术间的交接。想想，能把书读到如此境界，便已足令我辈羡慕了；再面对如斯的学术高峰，便只能仰望了。
再比如书中的那篇《把意境深远的话说的风韵疏淡——忆张芝联先生》，作者罗志田写的：“后来自己也教书多年，深知师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正是因为这种缘分，二十世纪的学术得意薪传，学术史的长河得以浩浩荡荡地流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罗志田并无“拜入先生门下的荣幸”，但“心里一直以师视先生”，此文写得真是如旧时明月般温情，饱含敬意，文章尽显旧时恩师永世情的味道，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而遇到“最长于把意境深远的平常话说得风韵疏淡”的张芝联先生，我们也只有“嫉妒”罗志田先生了。
正是因为殷海光、王元化、龚育之、李何林、朱德熙等前辈学者，以其学问和人格，赢得了晚辈学子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纪念，才让我们看到一篇篇一读不忘、连接过去、对接未来的好文章。王兆鹏的《我的老师唐圭璋先生》，文中寥寥几笔记述师生共享阅读之乐，就常常让人怀念不已。而此类文章之所以感人，大约也就是源于此。
或许是于偶然，也许是编者有意为之，此书还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学术三代相传的壮丽画幅：把钱谷融写其恩师的《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与倪文尖写钱谷融先生的《钱先生的散淡人生》放在一起读，真是令人感慨，很多时候学术并不是靠着一个个大道理而得以流传，而传承的纽带更多的是藏在常被人忽略的事与物中。谁能说这不是大师之“大”的所在呢。
而那一篇柯庆明追忆笔者乡贤的《那古典的辉光——思念台静农老师》一文，写得真是情深似海，温润厚实中不失潇洒自然，可作为美文读矣。此类文章，能写出如此境味，真是一种功夫。
读本书，到王汎森的《史家与时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篇，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关于乡贤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不可谓少，对其学术历程的研究也颇有成果，但谈到他曾经居住过一年的桐城经历，桐城派文章以及他的桐城亲戚，对其学术的影响，似乎研究得甚少，王汎森先生在本文中用了大量的笔墨论述了桐城这一段经历对其治学、研究的深远影响。文章论述充分，有几分材料便说几分话，不由得你不叹服其结论的严谨。
而读本书，也是一个遗憾的过程。每读毕一篇文章，总遗憾无缘、无法亲临课堂、书房，当面聆听教诲，还好有这本《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的学术薪传》，在遗憾之外，能借此书，在深夜的台灯下感受前辈大师的风范、魅力，并致以温情的敬意。
二○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晚，七十七团
（《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张春田 张耀宗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定价：39.00元）
《另一种学术史》读后感(八)：师承所在，流风未泯（编者序）
师承所在，流风未泯
张春田 张耀宗
怀旧不应该属于年轻人。事业未成，何事可怀？ 事业已立，何须再怀？但是，对于年轻的学人来说，“怀旧”是一项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它让年轻的学人得到慰藉、鼓励和前进的力量，也让年轻的学人找到重新出发的灵感和勇气。学术的怀旧不是美化历史的细节，它是一次次历史细节的复活，更是一次次对历史重新的阐述。
近三五年来，由于媒体与出版界的推波助澜，“晚清、民国热”、“八十年代热”在大众日常阅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无意去投合这些“热”，但是这些时段及问题本身也是我们自己一直以来所关心的，这些“热”的影响也促发我们新的思考。2010年我和好友季剑青君合作编了一本《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出来以后，反响似乎还不错。当时限于篇幅，自然有不少遗珠之憾，于是希望再编个类似的续集，便有了这本小书。明眼人一翻目录便会发现，虽然说是放眼整个二十世纪学术史，比如收入像邓广铭先生回忆老师胡适以及傅斯年的文章；但是我们选取的文章的作者大多是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身居大陆还是成长于港台，基本都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相继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陈春声先生在《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一文对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有过深入的思考。作为那个学术群体中的一员，陈先生将这个学术群体的位置历史化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苏力和陈春生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里面有详细而丰富的讨论。我们所选的这些文章不仅有对师辈的敬意，对学术传承的敬畏，对学术方法的阐发，也有字里行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单一的对师长的敬意，其实还包含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对话，学术道路的碰撞、汇流，而这些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构建语境，将这些温情的怀念，平躺在纸上的宋体字还原成一个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一个个生动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可能不可再得的历史契机的分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划破矫情的历史诗意，看到一种历史性的师生关系的生成，感受到那些回忆的发自于内心的力量，从而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强”与“突破”的道路。
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在最近一次的访谈里面提到的当下人文研究的两个趋势，值得认真对待。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消失。他说：“罗素•雅各比写《最后的知识分子》，他所讲的其实很多都是1970年代的东西，他认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觉得对社会舆论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学者，而是媒体，尤其是媒体评论人、专栏作家。学者很少或偶尔才对现实问题发言，大家拼着命就是发表论文。这次核危机，也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和现实的一个困境，就是愿意以整体而比较宏观的视野来观察、省思一个问题、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评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人都变得非常专门。着眼宏观的人，大部分都是写教科书的人，或‘不务正业’的学者及专栏作家，有学问的人反而没能做或不屑做。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同我的老师如果能以知识分子来自己期许的话，那就意味着要去做很多事情，要承诺很多事情，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如果再这样，似乎觉得你太古板、太老派了。我在台湾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应当有公共责任，还是不应该从社会撤离。‘知识分子的撤离’是一个大警句。”
另一个现象是作为全球现象的人文心灵的退缩。他说：“整个世界的人文心灵都在退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因为过度竞争，思想、精神层面都会世俗化，往下降低。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你要竞争，你就要有看得见的标准，就要把看得见的东西都统计化、数字化。过去那些属于人文的、精神特质的、地方特质的、传统性的、没法量化的东西，在竞争时就算不进去，就会居于劣势。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 这本来是以美国为主的，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已经传向全世界。所以，属于精神特质的、带有人的主体独特性的、带有人文学科早期特质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处境都很难了。全世界大学的整个气氛越来越紧，以前那种自然而然、悠闲自在研究学问的气氛没有了，每个人都急得不得了，不停地开各种策略会议。当然，与18、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时候相比，现代大学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是不能永远增加下去。这都是我对当代人文心灵环境的观察。我很为此忧心。”（《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汇报》2011年6月6日）王汎森先生所提及的学术的“统计化”以及“量化”，这一方面有可能形成良性的竞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在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学术资源的分配加上社会风气的变化（用1990年代初期的套话来说就是“商品经济大潮对纯洁学术的冲击”，这在当时听起来不免有点“书生气”，有点不知“窗外事”），很有可能导致学术的“山头化”，学术共同体可能变成利益关联体。
说今天是一个“大师远去”，学术“碎片化”的时代，大概算不上大放阙词。这并非是简单指责当代学术混局乱相，而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内在的评价标准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在不断地争论、磨合。这其中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争论，也有跨学科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对于“跨界”作品的评价其实很不一致，这里面的是非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可以说清楚，或许我们倒是可以偶尔适当抽身其外想一想，为什么“跨界”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里面大概不单单是学术自我生产的需要，更是时代某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与以前的“权威时代”不同，有人可以一言九鼎，争议随之慢慢化解。现在是大家的学术水平可以打个平手，在内心里未必谁就服气谁，最后要么是大家面子上过得去，一团和气，要么就是争锋相对。既然有立场之争，也就难免掺杂着意气之争。本来争论是好事，不必要故作“公允”或者“费厄泼赖”来取消问题意识，可争论一旦被牵扯进所谓的“心机”、“态度”之类的话题里，反而失去了之前的问题意识，这也恰恰是发达的媒体时代给学术论争带来的挑战。媒体在学术论争之中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学术论争一旦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究竟更有助益还是更多败坏，值得认真思量。当下学术“碎片化”时代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学术论争往往无法沿着既有的问题框架进行，而是言在此意在彼。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好处就是让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更为紧密，逼迫一些人文学术的研究回到“源头”，回到社会生活，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的提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促使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颇为繁盛。而可能的带来的问题，就是既然问题的争论无法深入，那么只能在一些“态度”、“心机”等话题上打转，最后造成学术论争完全受制于外力，而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规范和自我约束，直接后果未必是学术风气的大坏，而是学者的自我分裂和学术的“繁盛”背后的平庸化。
学术与世风之间的互为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里面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它像是一个主题，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面，可以激发起这个时代人的具体的而又丰盈充沛、生动活泼的历史的现场感，将自己的语境重新注入到这个主题当中去。钱穆在一次题为《学术与风气》的演讲里，结合他自己时代的学术风气感叹道：“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诸人，岂不是我们这一时代之大师！但实由前一时代所培植。我们这一时代，若无此数人，将会更感黯淡，更无光彩。”批评钱穆的话可能不是难事，但是钱穆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缘由，则未必不值得认真倾听：“学术传统，究与政治传统有不同。学问事业，究与社会事业有不同。……又该懂得分工合作。在学术圈子外，尽有活动、有事业，不能由学术界一手包办。在学术圈子内，也可各有研寻，各有成就，不能由一个人作惟一的领导，也不能由一个派系作惟一的霸占”，“由于政治社会不断变动，把学术风气冲散了。但也因学术界变动，而增添了不少社会政治上之变动。”世风极大地影响了学术，学术反过来又可影响世风。对于每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来说，所能做的只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守住了“知耻”的道德伦理底线，学术的生态则有慢慢恢复、慢慢成长以至于繁茂的希望。钱穆在这里对他的民国时代学术界的批评，其实有一番“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的自强不息之意。
面对学术的碎片化与人文心灵的萎缩，“却顾所来径”就有了继往开新的意思。不同的人对同一时代的描述不一样，因为个人的兴趣、性情、成长经历等等都不一样。这些内在于我们生命的个人史，使得我们的历史叙述有了一个隐含的起点，由此我们才能连接起对过去、对现在以及关于未来的想象。薪火传承本是动人的风景，希望也能构成继续前行的资源。如果这本小书，能够给无论是在暗夜中前行，还是已身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读者诸君一些启迪，那么首先应该感谢贡献了这些好文章的作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