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临渊读后感10篇
《新民说·临渊》是一本由严彬、马培杰 /编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民说·临渊》读后感(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既然不能改变环境，我们只有改变自己。”这个说法，有些消极。说人家消极，我并没有积极的说法推荐，只推荐对以上说法的积极理解：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环境，我们至少可以改变别人的环境。如何改变别人的环境？答曰：我们都是别人的环境。
实践的问题，讨论中屡被提及。讨论余世存先生《非常道》时，毛喻原先生感叹，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文”，一个“化”，“化”是行为，就是把“文”放在里边，在行为里面体现。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文”与“化”是分开的、相反的，“文”的非常精彩，“化”的无比糟糕。讨论柳红《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就表态，应该“少做教育者”，应该自己去行动。
读书会的好处是，对讨论的主题，虽不能窥全豹，但颇易于抓要点。如沈志华教授讲“反右”的缘起，认为是波匈事件让党内意识到处理好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但如何解决，刘、周意见是调整方针政策，毛的意见是老办法党内“整风”。见中央地方反应不积极，毛于是提出个“开门整风”，请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局面有失去控制的危险，才又提出“反右”，所以“反右”并非高瞻远瞩的“引蛇出洞”，而是手忙脚乱的临时补救。
又如潘鸣啸解释1968年的“上山下乡”的主要动机，不同于“大跃进”时代的解决就业，而主要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证据是，知青大规模下乡的同时，大概同样数字的农民却在城市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很有说服力。
读书会的记录谈论的几个人物，梁漱溟先生堪称“实践”典范。梁先生奉文化守成主义，注重儒家的讲学传统，认为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儒家不应空谈，而应实践，他的实践就是乡村建设。他说：“我一辈子是拼命干的。”他的研究者艾恺先生认为，这才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对他的评价就是中国“最后的圣贤”。
“民主比自由更容易在中国得到共鸣，而且，民主又非常容易与民生混淆在一起。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中国法律秩序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例外变成了日常，所以永远有维稳的逻辑，永远有把一切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冲动，但这样会窒息民族的生机。紧急事态日常化，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让法律一元化，让权力多元化。权力多元化，民间就有活力了；法律一元化了，社会的整合机制和秩序也有了。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架构。”
书名《临渊》，大概也是提议行动起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严彬、马培杰编：《临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新民说·临渊》读后感(二)：谁人不识王鼎钧？——我就不识
为什么单独要点出这一篇呢，是因为这篇简直满满都是软肋。无论是一般的演讲，讲座，读书推介会，我认为在讲台边的人/手握麦克风的人，都是形式上掌握话语主动权的人，而要怎么对得起这种主动呢，尤其是读书推介会，个人愚见，需客观，尽量全面，充分，考虑问题，回答问题，回答的形式，话语的组织，都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但这一篇，实在无语。比如说，言者谈及，不知道在抗日战争大南迁的过程中，当时的政府组织的流亡在途的学生，学校，尽量维护教育的不断薪火。诚然，因政权交替的关系，漫长的20世纪国内史被选择性地遗忘，选择性地过滤，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吃笔头饭的人，你说，不知道，不知道你还来谈以那个时代为背景的一本书，有资格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就在旁边注了一笔，参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结果接着往下看就看到言者说，齐邦媛这样的是贵族，上层阶级写的东西，带有上层阶级的色彩（原书不在身边，意思是同一个）。真的要表扬一个东西，其实不需要通过刻意地贬低另一个东西来抬高其地位。无论这个王鼎钧到底写了多少思乡，怀乡，眷恋大陆的内容，终究改变不了其作为其一名移居海外的华人这样的背景。
历史的洪流，在分岔的当口，其实作为芸芸众生中一员，压根不知道，这裹挟着滚滚浪潮，人群的河，要去向哪里，是否还能回头。有多少后来受尽苛责的人，可能也在内心里无数次想过，当日为甚没有跨上那一艘船；有多少后来饱受人为的隔阂亲人骨肉分离的人，可能无数次也在梦中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其出生背景，经济基础，教育背景，写出超然于时间轨道与空间处所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总是需要现实的根基来给予其发芽成长成熟的土壤。作为一个试图了解，近现代史的人，就算是普通读者，一般读者，都应该努力做到最大程度上的阅读范畴，说人家是高层，贵族写出来的，我们就不信，人家是平民，是百姓，写出来的我们就多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念头在作怪。对于不了解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评价的权力，你都不知道，你凭什么去评价。我不识王鼎钧，但是我知道他的写作理念是想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换言之，你们这个不知道，那个我们不相信，你们配谈论这本书，推介这本书吗？
历史，不由贵族书写，不由平民书写，是由胜利者所书写。所以一个朝代可以篡改上一个朝代中对己不利的东西。而那些逃亡的没落的所谓贵族，他们作为失败的一方，难道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吗。就算缅怀他们逝去的年代跟权力好了，难道一个人，没有权力去怀念吗？而且这种关于缅怀的定义的本身，就是带有胜利者的角度，狭隘地看待这段历史。（记得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朱总理抗日时期是国立八中的学生。若非这种“流亡学校”，便也不会有后来的领导者。）永远不要沾沾自喜站在所谓的胜利者的角度去有失公允地批判当时的失败者，因为在专制体制内，你怎么从胜利者这个位置上掉下来都不知道。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不总是进步的，历史它是会有惊人相似会重复其自己的。
如果不是全书中这种有失公允，有失学者身份的论点存在，应该会给4星。事实上，还是有很多观点，即便看上去像是理想世界的乌托邦构想，但是这个世界，其实需要这种乌托邦，需要设想，需要意识上的规划，给予人思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这些观点，跟一颗颗小小的星星一样，可能连成片，就会闪耀了整个漆黑的夜幕。
《新民说·临渊》读后感(三)：临渊而歌：思想家的演唱会
我们不能苛求学者必须善于表达甚至“表演”，但毋庸讳言，能够清晰阐明观点立场，善于贴近和回应社会关切的学者，往往更能受到关注。这也就是所谓的“学术明星”，最为有名的如保罗•克鲁格曼、尼尔•弗格森。“学术明星”在业界往往会引发争议，最典型的批评就是前者们往往获得了过高的估计和评价(相比学术贡献)，这可以视为某种“溢价”。但联系到“学术明星”在学术问题、观点等方面所起到的推广作用，“溢价”也具有合理性。这种讨论对参与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但需要更加力求学术话语的口语化，兼顾表达的规范性，而且还要在对方的表达中找到异同点，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纵深阐述。这种讨论，可以称为思想的盛宴，本文则称之为“思想家的演唱会”。
梁启超先生1902年起发表“新民说”主题文章。什么是“新民”，众说纷纭，各界学者也有很大分歧，但概括起来，却仍可以提出几项基本要素，有公德、有私德、有独立而丰富的精神生活。“新民”建设到今天，仍然显得迫切而必要；正是因为缺少“新民”，中国的国民阅读率才那样的低下，我们的公共讨论也总是最后滑向互相标签化、妖魔化和人身攻击，也因为此，才会有许许多多人在最最基本的自由、秩序、道德命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还原到“新民是什么”等最根本的命题，透过激辩，可见的是多位学者如演唱会上的歌手那样，重新探讨和发现共识、底线、规则的艰苦努力。
原载于/《燕赵都市报》
原作者/巴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