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修辞读后感精选10篇
《反动的修辞》是一本由[美] 阿尔伯特·赫希曼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一)：终于出来了
样书已经出来，可惜好像赶不上年末的书市。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早年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术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著有《经济发展的策略》、《退出、呼吁与忠诚》、《激情与利益》、《转变参与》、《反动的修辞》等。
“一本才华横溢而优美流畅的著作，它惊人的简洁，却极具深度……赫希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反动文化的读者指南》。”——斯蒂芬•霍尔姆斯（芝加哥大学）
“这是一本令人叹服的明智、原创与辛辣的书，带有赫希曼惯有的智性幽默和对自由价值的高度信奉……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位杰出心智的登峰造极的风采。”——斯坦利•霍夫曼（哈佛大学）
“本书作者赫希曼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经常令人意外的知识领域，欲漫游于这个让心智丰腴的愉快地域，读者不需要具备特殊才艺，仅需要常识和关心。”——吴乃德（台湾中研院）
赫希曼的著作都是小书，但“这样的小书，探讨的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适合任何学科的学生”。——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二)：挑战不妥协的修辞——为温和保守派正名
正如作者本人在书后所言，这本书批判的实际上是不妥协的修辞，这个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存在的极端思潮。
但是书名最终取的还是反动的修辞，因为赫希曼在第六章对自由派不妥协的修辞的批判是在他本人一开是也没有料到的。毋庸置疑，赫希曼本人可能更倾向于自由派，但最终还是发现了，世上没有一边倒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作者本人在很多地方将保守主义中的极端说辞安到整个保守派的脑袋上，而由此进行的批判也不免出现很多的错误。
在第二章反驳悖谬论题时，说“人们不可能为了获取相应的社会安全或税收上的优惠资格而挖出自己的眼睛”（P.35），这种极端的情况当然不会常见，但其他形式的福利敲诈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同一章，作者说“失业保险也允许公认可以不接受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的工作，而在这一点上，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发展”（P.36），作者显然无法预见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臃肿的失业保险政策造成的大量失业者退出寻找工作的市场的现象。工作即是生计，难以想象“不去接受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的工作”竟然会是一种美德。
在第三章针对无效命题的论述，赫希曼的例子其实很好的阐述了保守主义者对于福利体系弊端的危险。而其在反驳时所举的例证：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共住房计划，也远远没有到conclusive的程度来孤立支撑他的反驳。
在作者着墨最多的第四章对危险命题的讨论，作者说“70年代中期，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就已经被广泛的宣告，会被超载折磨的难以统治和不堪重负，如果不是压垮的话；但是，它们继续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进，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或崩溃”。显然作者依旧是过于乐观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希腊新纳粹的崭露头角，以及美国hand-picking winner and loser的汽车业bailout的不可避免的实施，都代表着民粹对于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危险，远超过作者的乐观估计。
当然在第六章作者对自由派中同样的极端修辞的批判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产生，也受到当时欧洲的持危险命题的保守主义者对民主制度批判的影响。
赫希曼对三种反动的修辞的分析是精彩的，而正由于其反驳有些单薄，对这三种命题的介绍更成为了很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介绍。
赫希曼的火力所对准的，不是单纯的反动，而是反对任何改革的极端保守者，以及鼓吹巨变的极端激进者。这一点在政治分裂的美国来讲极为重要，双方的极端话语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媒体的版面，而温和务实的人被视为没有原则的妥协者：显然那些刷极端派网站的宅男们更有原则，也更了解世界。
What is conservatism？ Anti-revolutionary at all time, at all cost.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三)：《反动的修辞》读书笔记
【译者的话】
1.贵族式定义——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单一的、特定的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即封建土地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的反动；
2.自主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是一个自主的、普遍有效的观念体系，由正义、秩序、平衡、中庸这样一些价值定义；
3.情境式定义——认为保守主义重复出现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即确立已久的体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那些支持该体制的人就会运用保守主义来捍卫它。保守主义可以用来辩护任何既定社会秩序、反对任何根本变革。
哈耶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不一种左中右的关系，而是一种三角形关系。
保守主义的四次浪潮：
1.16、17世纪对集权的民族国家挑战中世纪政治制度和宗教改革挑战既定政教关系的一种反应，捍卫中世纪的多元秩序；
2.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
3.19世纪中叶对下层民众要求分享统治权的反应，即对扩大普选范围的反应；
4.19世纪中叶以卡尔霍恩为代表的美国“南方保守主义”。
三个命题：
“通过保守主义修辞的重复性来凸显其情境性”（p11）。
悖谬命题（the perversity thesis）：“任何旨在改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某些特征的、有意识的行动都将恶化其希望救治的状况”（p11）。是非预期后果的一个极端例子。
然而，“被谬论夸大了人类目的性行为产生悖谬结果的几率，而忽略了它产生预期中后果、意想不到的积极后果以及好坏参半的后果等结果的可能性”（p13）。
无效命题（the futility thesis）：认为如果没有触动社会“深层”结构，变革终将失败。托克维尔“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断裂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很多曾受到人们吹捧的大革命胜利成果实际上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存在了”（p13）。无效命题会产生要么自我实现要么自我否定的“积极性”动力。
危险命题（the jeopardy thesis）：变革尽管其本身可能是可欲的，却“包含”了这种或那种不可接受的成本或结果。这个命题倾向于夸大零和结果，忽略相辅相成的可能性。
【第二章 悖谬的命题】
“论证这种行动将——经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产生与宣称的和追求的目标适得其反的结果”（p10），“推动社会向某一方向前进的努力将导致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p10）；“一切都事与愿违”（p11）。
法国大革命“寻求自由的某些企图必将导致暴政”（p11）；柏克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影响，强调人类行为不可预知之结果的重要性；悖谬过程与神意干预相关联，“神意的干预显然是良善的，仁慈的、有助益的，因为它能够变恶为善。当追求自利因为贸易和工业而去掉污名，反倒与社会威望相称”（p14），乐观主义；随着追求自由导致了暴政，神意重新不得不登场，但是是以“挫败人类的设计”的形象登场；迈斯特强调神意的作用。
普选权的悖谬：勒邦“个体是理性的，或许还是老练的和精于计算的；而大众则是非理性的，极易摇摆不定，无法衡量事物的利弊、无端的热情激昂”（p22）；“为了回应局部利益的压力，议会民主如何助长了一种增加更多公共支出的趋势”（p23）。
【第三章 无效的命题】
“不运动的法则”；社会变革没有任何效果；选举权改变不了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在它的构想中，人类行为或动机受挫不是由于它们引发了一系列副作用，而是由于它们试图改变不可改变的事物”（p65）；“悖谬结果论将社会世界看做极其易变的，移动一步马上就会引起各种意想不到的反向运动；相反，无效命题的倡导者将世界看作高度结构化的和按照内在法则逐渐演变的，人类行为试图改变世界简直无能为力得可笑”（p66），无效命题与“对科学权威的信仰”相联系，“与19世纪创立一门具有同当时被认为支配宇宙的法则一样坚实可靠的法则的社会科学的抱负紧密相关”（p66）；悖谬命题认为可以拨乱反正，而无效命题甚至给“微调”都没有留下空间，而是强调以宪政规则“约束自我”。
【第四章 危险的命题】
“行动尽管本身并无不妥，但可能会导致令人不悦的结果”（p75）；哈耶克认为福利国家危及民主和自由；新的危险命题认为福利国家与经济增长相矛盾；亨廷顿认为民主导致权威的下降。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四)：攻子之矛，攻子之盾
阿尔伯特 赫希曼的《保守主义的修辞》是一本写给保守主义者及其敌人的指南。按照亨廷顿给保守主义的三重界定为框架，我们可以几乎无疑义的认为其不仅仅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不能只用以指代封建土地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的“保守”（或曰反动），相反，保守主义是一种武器，一张皮囊，在动态向前的社会中，保守主义被所有对变革和概念心存疑义的怀疑论者所使用，借以为进步主义的社会改革降温，努力刺破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之虚伪之处。至于保守什么，保守的内容，则是情景式的，是根据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自有不同的内容。公允的来说，保守主义上升不到一种真正的政治价值理念，与自由，正义，秩序，平等这样的价值放在一起，保守主义是要矮上一截的。这带来了保守主义自身最大的悖论，它所保守的必定是已经出现问题的事务或制度，从经验上看，只要时间给得足够多，这些被保守的内容最终将会千疮百孔的被淘汰，这必定损害保守的意义与声誉。但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却绝对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的刹车档，它不负责方向的选择，却保有为选择方向留以认知和辩论时间的最终权力。
赫希曼在《保守主义的修辞》一书中归纳介绍了保守主义者常用的三种逻辑，即悖谬的命题、无效的命题和危险的命题，再将三大命题与作者所分析的三次保守主义浪潮（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保守，争取普选权所引发的保守以及福利国家引发的保守）相结合，指出其各自在这些浪潮中所叫嚣的观点，并最终试图探究三大命题的思维起源，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
简单来说，悖论的命题是说改革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往东的努力却使得利维坦向西狂奔去。无效的命题则更消极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有其所遵从的发展规律，人类的努力如沧海一粟，最终化为无形。这两种观点都只在说明人的努力的渺小，打击变革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危险的命题则更进一步，在承认变革的有效性基础上，认为其副作用所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其改革的收益。这基本是从功利的角度给“行动”本身判了死刑。
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伯克的保守是悖谬论的，“放弃宗教，人类反被卷入更深的奴役之中”，托克维尔的保守则是无效论的，大革命植根于革命之前的制度与体系，它们在革命之后，又以一定的新面貌得以保存。同样的，争取普选权的进步诉诸于精英主义的观点，则是悖谬的，诉诸民主的虚伪性，则成为无效的观点。而福利国家的实践隐含了对民主或自由或二者的威胁，这实在是论证危险的命题的最好例证。
有人认为 反动的修辞 一书仅仅只是对保守主义“手段”与“工具”的反驳，似有隔靴搔痒之意。究其根源，此种不满来自于本书缺少真正观点与真理的争论，但这一“缺憾”恰恰来自于保守主义这个特殊选题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此对此观点做两点简单的反驳。
其一，保守主义的界定注定了它只是一种工具与手段，对保守某种观点的保守主义的批驳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内，进行专门的研究与论述，这不符合本书的定位。本书是对保守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宏观概述，它可以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语境内，保守主义者们都是出于何种思维方式，以哪些思维路径，阐述他们的观点的。了解了这些，有助于进步主义者们更好的理解保守的来源，其一能为进步主义的改革提供思路的借鉴，其二能为对保守主义的反驳提供共识的平台，避免自说自话。这二者都是极其有意义的。比如书中对无效的命题就有完整的思维溯源。保守主义者悲观的认为社会本身是高度结构化的，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而认为对此种结构认识的无力感，注定了人类进步主义的改革本身是无效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对进步主义者而言，人类的“努力”本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进行中的一部分，因而也将是被进步之力所支持的。“保守”本身的反对才是无意义的。
其二，本书对三次保守主义浪潮的划分，及将其与三大命题的结合，就是希望能够跳出框架的批判的窠臼，努力做到有理且有据。仍旧以无效的命题为例，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无效性论述见于其大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普选权的无效性直斥民主的虚伪，扩大的民主仍然是被操纵的民意，代议制本身内含的精英主义与普选之间的妥协只可能是“帕累托最优”。而对福利国家而言，其对穷人支付转移很可能根本没办法到达穷人，市场的规律在这里会起到更强的作用。作为一本攻其矛而非攻其盾的书，《反动的修辞》显然不可能对每一场“保守”做一番一对一的较量与比拼，但它也并非是一场意念中的搏斗，虽浅尝辄止，但胜在高度总结与概括，简约为王。
批判始终有两条道路，观点的碰撞激烈且具体，往往有更强的攻击性。思维的批判则像打太极，重在归纳与解构，是为术。二者没有孰优孰劣，本书意在后者，仅此而已。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五)：吳乃德：赫緒曼和《反動的修辭》
轉載自：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4/article/160
作者：吳乃德
不久之前逝世的赫绪曼教授(Albert O. Hirschman)，是当代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名著《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文版最近再版，赫绪曼与《反动的修辞》也再度受到瞩目。
赫绪曼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叛离、抗议、与忠诚》。该书早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现代经典，启发许多不同的学科；书名也成为社会科学的术语。和赫绪曼大多数的著作一样，该书简明易懂、轻薄短小；可是却承载极重的想像力和洞察力。赫绪曼著作一贯的特点，除了简短、易懂，从不卖弄或使用艰深抽象、同时也空洞的大词汇之外，更重要的是永远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角度和新视野，来回答重要的老问题。他的许多著作都展现：一般的常识如果加上足够的想像力，竟然可以深入社会现象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论述比较像是艺术；只是其所提供的，是知性的美感和想像力。这也是为何大多数的社会科学著作，不论曾经多么风光，都仅能流行于一时；而赫绪曼的几乎每一本书都在二、三十年后重新再版，历久弥新。他的传记《入世的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将于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对学者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荣和肯定。
欲了解赫绪曼为什么不会像大多数的政治学者那样，以技术性的专业来包装言不及义，我们或许应该先了解他的生平和经历。其中最感人的应该是他于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马赛所参与的一段历史事件。这个事件起源于一位叫做弗莱(Varian Fry)的美国年轻记者。弗莱的家世良好，私立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这种教育背景的青年当时通常是进入政府部门，成为职业外交官。可是他却选择新闻记者的行业。
1940年6月，希特勒占领法国不久，弗莱在家里举行一个募款餐会，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筹募逃难费用。当时已逃到美国的德国作家托玛斯曼的女儿也参加了餐会。她指出：不只是左派人士，当时逃难在法国的犹太作家、知识份子、和艺术家都同样有遭受迫害的危险。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紧急救援委员会」在当天成立；任务是帮助滞留法国的德国犹太知识份子逃离欧洲。委员会成立之后，经费也募到了一些。可是却一直无法找到适当的人到法国从事这项工作。于是弗莱志愿承担。委员会原先收集、准备救援的名单只有数百人。可是由于弗莱与同志们的努力，在美国政府和驻外单位故意杯葛和阻扰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还是救出了两千多人免于人类的浩劫。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哲学家鄂兰(Hannah Arendt)夫妇和艺术家夏嘎（Maurice Chagall）等。
弗莱有一位年轻的同事，特别令他印象深刻。他于1945年出版这项救援工作的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在书中他写道，在法国首先为我工作的是绰号「快活」的年轻人─一位来自德国的政治难民。他非常聪明，天性善良，个性令人愉悦…「快活」为我工作之前早就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尽管只有25岁，他已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老兵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参加共和军，然后又到法国志愿参加陆军…
「快活」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非法活动的专家。当捷克护照无法再使用的时候，他立刻开发出另一个假护照的来源。当我带来的经费用光的时候，他马上找到将美金汇入法国的秘密管道。当逃难者不能再利用火车离开，边境偷渡所需的沿途接待工作，也是他组织起来的。
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为纳粹搜捕的对象，被迫离开法国之后，弗莱写道，
自从他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现我多么依赖他；不只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而且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
这个有机会先逃难却留下来帮助别人的年轻人，就是赫绪曼，后来成为当代最有想像力、洞察力、和原创力的社会科学家。许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在年轻时候，都有政治参与的经验；他们的研究也多受到这个经验的启发和推动。可是如赫绪曼那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参与对抗邪恶的斗争，应该是绝无仅有。
阅读赫绪曼的著作永远不会让读者感到无趣。阅读他的著作，读者也绝不会像阅读许多大师的著作那样，因不知所云而感到挫折，甚至因而怀疑自己的智商。台湾的出版商似乎偏爱此类大师的著作。事实上，真正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伟大人文作品，都是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数千年来的人文传统是：大师为寻常人写作；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则是：寻常人因写作而成为大师。
《反动的修辞》和赫绪曼其他所有的著作一样，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经常令人意外的知识领域。欲漫游于这个让心智丰腴的地域，读者不需要具备特殊才艺，仅需要常识和关心。本书的主要关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在知识和理念上所进行的斗争。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如民主体制和社会福利），形塑于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进展。这两百年来，面对进步性的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的民主化、以及社会福利），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样的理念来为其反动辩护？
在赫绪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不同，有些针对民主政治、有些则针对社会福利，可是都包含着三种共同的论证结构：「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
「悖谬论」的论点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人类知识的限制，改革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 「无效论」的论点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有害论」的论点则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却会摧毁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赫绪曼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是，对抗八０年代美国新右派思潮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 「悖谬论」宣称：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 「无效论」则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人为的努力无法加以消除。而「有害论」则辩称：社会福利会摧毁其他更重要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类似的三种论点。
虽然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可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偏爱。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论述的主轴是「悖谬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述最常使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群众民主和自由不相容；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菁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为了攻击社会福利制度，「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消除贫穷的努力只会创造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传统的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悖谬论」似乎是反动论述最常被使用的主题。
赫绪曼在这本书中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结构，他同时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的，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同时具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变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的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赫绪曼认为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全在批判反动思想，而是在指出两个立场的人都犯了此种思想的惰性和硬性。此种知识思想上的不妥协性，显然不利于民主的政治生活。
赫绪曼对反动论述的论证结构之分析确实精彩。民主的政治过程虽然免不了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可是不论是在政治菁英的言行中，或一般公民的接收、认知、和判断中，公共论述仍然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检查、分析这些论述的基本结构，了解它们的限制和谬误，并做出我们的评价和选择，正是公民最重要的知识训练和政治能力。本书中译的出版，对台湾的学术界和民主发展，都应有重要的贡献。
可是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应提醒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呈现一个论点的基本结构是一回事，证明这个论点的错误，则是另一回事。
本书所遭遇的最大批评正是：它只分析了「反动论述」的结构，可是并没有证明这些论述是错误的。以最常被使用的「悖谬论」为例，改革经常带来相反的结果，这个论点真的永远是错误的吗？以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例，它试图摧毁经济上的不平等，却带来更不合理的不平等；它的平等理念同时也摧毁了自由、甚至人伦。崇高的理想却带来恐怖的梦魇。 「悖谬论」在思想史上最常被使用、或被「提醒」，也许并非没有道理。人类社会的改革确实经常带来相反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抗拒改革，然而也不是完全忽略改革可能带来的恶果。留意及分析改革可能的恶果，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工作之一。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六)：神秘博士赫希曼
西闪/文
上世纪30年代，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常驻柏林。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以及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0年6月，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弗莱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募捐餐会，向他的贵格会（Quaker）教友以及哈佛同窗筹款，为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骨干募集逃难的经费。会上有人提出，营救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政治人物，而应该把那些已经逃到法国的犹太文化精英包括在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ERC），负责滞法犹太精英的营救工作。于是，1940年8月，带着一张200余人的营救名单和3000美元募款，弗莱只身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秘密的救援活动。
受制于反犹排犹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拒绝帮助犹太人，还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因此弗莱在马赛的工作一开始既孤独又艰难。好在一个绰号“闪亮”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做助手，令弗莱的工作大有起色。
“闪亮”只有25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8岁的时候为躲避反犹浪潮逃到法国，就读于索邦大学。1935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21岁的“闪亮”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军战士。1938年，他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闪亮”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军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入侵。
法国投降后，“闪亮”流亡到马赛，很快就与弗莱开始了高效的合作。他们找到了救援名单中的大部分犹太人，给他们代办签证，伪造证明，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等等。在完成原定任务的同时，他们也从不拒绝其他犹太人的求助。在弗莱眼中，他的这位年轻的助手简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后来他在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中写到，“闪亮”不仅聪明善良，个性令人愉悦，还是一个“非法活动的专家”。当他们给逃亡者使用的捷克护照失效时，“闪亮”很快开发出另一个伪造证件的地下渠道；当他们的经费彻底耗尽时，“闪亮”又迅速地搭起了募款私汇马赛的秘密管道；当逃亡者无法乘坐火车离境，他又悄悄建立了偷渡网络，以及沿途的接待地点。在他们的领导下，只运转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等等，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在其中。
当然很快，紧急营救委员会就成为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眼中钉。1940年12月，遭纳粹搜捕的“闪亮”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逃至美国纽约。“闪亮”走后，弗莱的工作也就陷入困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他（指‘闪亮’）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觉我多么依赖他。不仅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1941年9月，被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当局视为共同外交麻烦的弗莱也被驱逐回了美国。然而弗莱没有料到，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两年研究员后，“闪亮”又于194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重返欧洲战场，从北非一直战斗到意大利。
1946年，31岁的“闪亮”刚刚退伍，就以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只不过，彼时再没有人叫他的法国绰号，而是尊敬地称他为“赫希曼博士”，因为他的真实姓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就在1952年，哥伦比亚延请赫希曼担任了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为国家政策出谋献计。两年后，“闪亮”自己在波哥大开设了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继续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1956年至1957年，耶鲁大学聘请赫希曼担任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讲座教授。正是基于哥伦比亚的那段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书中他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这本著述被译介到大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58年至1964年，赫希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经济关系，接下来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长达10年。1974年，他转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85年荣休。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赫希曼还有多部经典著作。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进出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的书名那样，他的著作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往往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多重边界。例如他的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就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则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观念演化的过程予以厘清，而《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在理解集体行为方面，也比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 Olson）更加深刻。
赫希曼认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点，认为“对直接经验的解释是任何思想得以成立的惟一依据，而思想的起点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与观察。”所以他既反对空洞无物的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又鄙夷那些流行的表面客观实则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论。他不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公式来概括，也不赞同人类的追求、付出与牺牲用所谓“偏好”来形容。他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历史境遇、社会背景、个人经验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握人类行为的方向才有可能。事实上，在他的诸多考察中，人类行为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铁律，反倒具有某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在希望与失望的摇摆之间，在进步与反动的往返当中，实现曲折而多变的前行，一如他的自传书名：“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
赫希曼如此强调人类研究中各种因素的的复杂作用，毫无疑问，缘于他丰富而多彩的个人经历。这种对生命体验的高度重视，将他的鲜活思想与众多“转椅理论家”生产的苍白理论永久地区分开来。他是人类进步的探索者，而不是单纯的鼓吹者。他总是提醒人们，如果不能清晰地辨识“考虑周详的愿望” (thinkful wishing)与一厢情愿式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不能充分地理解和体察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任何人类知识上的进展都会得而复失。也因如此，赫希曼从来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所有人类奥秘探求者的同伴，乃至向导。不少学者将赫希曼放在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等人组成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学界，赫希曼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还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称做“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目前得主有三位，依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每一位都符合赫希曼的思想家原型。
最近，赫希曼的又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引进国内了。在这本书中，赫希曼集中处理的是保守与进步的修辞学（rhetoric）。他注意到，对应于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进步时刻，那些反对者——即保守者或反动派（均无贬义）所做出的反对往往是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本质上是刺激-反应型的，没有恒定的反对原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对象，并且几乎总是陷入一个不断自我筑垒的循环之中。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动更多地是缘于面对风险的复杂心理而采取的拒绝进步的断然态度，反动的话语往往也是基于“论证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而塑造出来的一套套专横而不妥协的修辞，并不涉及反动者的欲求、道德和信念。
赫希曼认为，正面攻击反动派的心灵或人格很可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相反，理解反动派的修辞，从而冲击他们脆弱的逻辑，反倒可能促使壁垒的瓦解，达到沟通融合的目的。因此，他归纳出三大类反对进步的“反动修辞”：悖谬论、无效论及危险论，试图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缴反动派的械。在《反动的修辞》中，他用激情与简洁兼具的论述达成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赫希曼再次表现出他那自我颠覆的倾向。针对“反动修辞”的敌手“进步修辞”，他也展开了分析与批评。并且他指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修辞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毫不妥协——这种专断的、拒绝沟通的话语特征妨碍了人类的合作和进步。
很显然，赫希曼对待智识的诚实态度只会令反动派和进步派都心怀不满。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一致性是心胸狭隘者的魔障”，只有热爱人类、视野广阔且深具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才敢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尚未解决的矛盾，赫希曼就是这样的人。
《反动的修辞》读后感(七)：吳介民：如何破解反動的修辭？
轉載自：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28
作者：吳介民
喧嚣地，全世界几乎都笼罩在新自由主义的气焰中。福利制度在老牌民主国家备受攻击，全球工薪阶级普遍面临薪资停滞，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愈来愈多人，被甩到资本主义利益分配系统的外围，过着边缘而穷困的生活。伴随着这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是与日俱增的社会抗议、反叛、暴动、公民不服从。
我们生活的经济环境很奇怪：社会整体财富庞大，但大多数人都喊穷、都没有能力消费。钱到哪里去了？富裕者占总人口少数；财团资本控制着主流媒体，富人的声音很大，但谁来帮穷人讲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进步运动曾兴盛三十年，接着就进入「反动」的年代。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波反动潮流之中。三十几年来，「柴契尔主义」和「雷根经济学」开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也拉开我们今天面对的反动修辞的序幕。
作为一名教师，我经常被问到：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剥削」？在研究生课堂上，我们可以用一整个学期阅读经典，反覆思辨资本主义的起源、定义、运行机制。但在这里，我想给一个简洁的说法：资本主义就是以「市场」为名，以追求「利润」为动能，将人类生活「商品化」的经济模式。最新一波的资本主义扩张，借着「新自由主义」符码横扫全球；「开放」、「私有化」、「解除管制」，是其中的关键词。
「全球化」，不仅它的规模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渗透是全面性的、直到每个社会角落。全球化运动，迫使国家解除管制、国家退位，把经济空间让出来给「市场」、给「有效率的私人资本」。市场因此长驱直入各个社会领域，将那些不应该被商品化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予以商品化。人类赖以为生的许多资源，都被「虚拟」成为商品——可贩卖、可囤积、可牟利的商品。
在台湾，我们看到区域运输的商品化，许多无利可图的乡间客运路线被取消了；国土生态资源被商品化，美丽湾被BOT（实为「海滩私有化」；医疗被商品化，医美当道、五大科乏人问津；学校被商品化，许多公立大学开始面临「自负盈亏」的压力；教育被商品化，教学与研究品质落入市场化的评比指标，让教育工作者疲于奔命（而致「效率」低落）；规划中的老年长照，也可能开放给财团经营。
半个多世纪以前，社会思想家博兰尼已经对「虚拟商品」（土地、劳动、货币等等）如何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甚至是道德生活，提出严重的警告。博兰尼的「生态人类学」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破坏力的批判，走得比马克思主义更深更远。马克思对生产力解放的乐观预测，以及他的「生产主义观点」，在当代世界走到后期资本主义的阶段，已经失去了引领作用。
我们的世纪，备受自由主义市场不断增长、资本积累过度、大众消费力不足、异化劳动的伪文明化、社会福利倒退、生态环境破坏之苦，都可以在「过度商品化」这条脉络中找到线索。博兰尼对十八、九世纪之交英国「史宾翰连济贫制度」的分析，连接到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之「社会自我保护」的剖析，开启了我们对社会福利起源的深刻理解。他的名著《巨变》，让「史宾翰连法案」成为历史社会学的著名案例。 《反动的修辞》也以此法案的历史脉络，说明了十九世纪英国济贫制度变革中的反动论述。
破解反动修辞的语法
赫绪曼写作《反动的修辞》的动机，起源于一九八〇年代新右派展开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即将席卷世界。赫绪曼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生态人类学观点的信奉者；但他这本书，却是我们在当代抵抗新自由主义之「反动论述」的有力武器。
赫绪曼的学问既深且广，在社会科学与政治思想诸多领域皆有原创性贡献。他善于化繁为简，笔触间洋溢幽默感。他轻盈的文风，与其厚重的生命经验，形成引人入胜的对比（请见本书两篇推荐序）。
《反动的修辞》以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一篇著名论文作为分析起点，先铺陈了西方国家在过去三百年历史中，缔造的三类公民权利，包括自由权、参政权、社会权。每一次的进步潮流，都无可避免遭遇到「反动的逆流」。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也都见证了反革命运动。他引用牛顿运动定律做比喻：每一个作用力，必然伴随着反作用力。他从这个运动定律中，发现了隐藏在反动修辞中的秘密结构：
我同意你的价值观或政策目标（「作用力」），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反作用力」），将会使你的目标被扭曲、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来不易的价值。
根据赫绪曼这个极简的「公式」，反动修辞的方法论精髓就是：「我同意你的价值目标，但是……」「但是」之后才是反动修辞的重头戏；「但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进而破坏进步政策的存在价值。
从这个基本语法结构，赫绪曼定义了三种类型的反动修辞：悖谬论（适得其反）、无效论（徒劳无功）、危害论（顾此失彼）。
悖谬论：「我同意你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将使得穷人变得懒惰、而落入更加贫困的深渊。」
无效论：「我同意你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补贴穷人的经费将会落入社福团体的手里，穷人拿不到实际好处。」
危害论：「我同意你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将会危害市场经济与自由。」
总而言之，「反动修辞法」不直接反对进步价值，而是反对那些实践进步价值的行动。如果你接受了这类反动论述，你的结论必然是：不行动；你不必、也不应该采取进步性的行动，因为你怎么做都没有用，甚至会导致反效果，或摧毁既有的改革成果。这正是反动修辞的「狡狯」之处：它躲藏在进步价值的保护壳之中，却执行着反进步、反动员的任务。
为什么这类反动论述，不堂而皇之，正面表述它们自己的价值观？反改革、反革命、或保守主义，不也是各有思想传承？
赫绪曼给出一个简洁的洞察：因为在现代文明世界，一个人要抗拒进步价值，很难启齿。例如：「我就是看不起穷人、她们活该饿死！」「穷人没有文化，她们没资格投票！」这类话是讲不出口的。因此，便绕个弯，戴上进步的面具，提出反动的说辞。
反动修辞深具吸引力，不断被重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笼罩在新自由主义巨大的话语霸权下。
环伺我们周遭的反动论述
通俗性的反动修辞在台湾俯拾皆是。翻阅报章杂志，不难发现可供分析的文本。二〇一二年九月，劳工团体争取调高基本工资，政府官员表示无法调涨。先读这篇报导：
行政院拍板时薪先调，月薪缓涨，外界质疑政府偏财团、轻劳工。政务委员〇〇〇昨天说，政府并非偏袒大企业，因调涨基本工资，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若调涨基本薪资，导致更多失业，中小企业无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颗卤蛋的问题，到时候连一粒米都没得下锅！」
换言之，这种反对调涨基本工资的论调，并不反对劳工应该享有体面的生活薪资，而是反对调涨基本工资，因为调涨基本工资，反而会使工人失业，结果适得其反，劳工不只没办法多拿一颗卤蛋，最后连一粒米都没得下锅。这是典型的悖谬论。
再看这则报导：
基本工资案调涨案恐有生变，除多数财经首长不赞成外，政务委员〇〇〇也明确表示，对该方案持「很强的保留态度」。他除了反对劳委会比照CPI指数调薪，甚至认为如果每年形成调升惯例，不仅会伤害产业，也会对政府拼经济很不利。
换言之，调涨工资虽然照顾了劳工，却会顾此失彼，伤害产业利益，也不利政府拼经济。这是危害论的说词。
在这一波争议中，许多企业和政治人物主张引进更多外劳，并且应该将基本工资与外劳脱钩。一个立委如此说：
没有理由保障外劳工资，这么保障，台商很难回来投资。在营所税率调降后，若再加上外劳工资自由化，经贸营运特区就可以发展了。 ……亚洲邻近国家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没有一个国家保障外劳工资，台湾虽然给得高，其实也不是外劳真的赚到那么多，「很多都是仲介赚走了」。
这个论证稍微复杂一些，但仍是典型的「反动论式」。先提到保障外劳工资，台商难以返台投资（顾此失彼的危害论）。接着说，邻近国家都没有保障外劳工资。最后这句则强调：给外劳比较高的工资，钱却不是外劳拿到，而是被仲介商赚走，嘉惠不到外劳。保障外劳领取最低工资虽然用意良善，结果却徒劳无功（无效论）。
这种无效论式的反动修辞，很巧妙地转移了焦点。若是站在进步立场，你的论证会是：外劳与基本工资脱钩，会让企业雇用更多的廉价外劳，进而伤害本地劳工的权益。而本劳与外劳同工同酬，符合普世人权价值。若是担心工资被仲介商截走，应该是加强管制仲介商与背后政治靠山的寻租行为，而非解除管制、放弃保障外劳的基本工资。同样的逻辑，上述缓涨基本工资的论调，也都具有转移焦点的作用，使人们相信进步政策会带来反效果，让进步观点在无形中被转移目标，而不去质疑保守观点的正当性。
如何「善待民主」？
赫绪曼挖掘了反动修辞的语法结构，但没有证明这些论述是错误的；这是另一件工作，也不是他撰写本书的目的。事实上，反动修辞的语法分析，可以适用到所有的思想论述。他在本书的结尾提出警告说：进步派的论述，也会落入反动修辞法的窠臼。赫绪曼还强调：
从我这个研究的观点来看，「反动」和「反动派」这两个词，被赋与负面意涵是很不幸的；当我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真希望能不带价值判断。
《反动的修辞》分析的对象是思想文本，而非大众舆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揭露「反动」与「进步」在论证结构上的对偶关系，呈现出反动论述的依附性格；反动修辞总是披着进步的外衣，在执行着破坏性的论述工作。这样的对偶分析，将反动论述从优位的神坛上，拉回凡间俗世：「反动命题也不过是一系列凭空想像的、高度两极化辩论的极端说法。」那些带有神学意味（或深奥哲思）的保守或反动论点，在赫绪曼聚焦审视下，其魅力与光环便被解构了。
所以，他在本书的结尾，义正辞严地呼吁争议的双方，在交锋的过程要「善待民主」，不但令人莞尔，也引人沉思。原来，不论你是进步派、或是反动派，各自所占据的论证位置应该是平等的。这不也是民主的一个基本信念？
《反动的修辞》，可以当成一本思想史来读。 「反动著作」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地，所谓的「反动思想家」不少是聪明绝顶的论辩者。读者按图索骥，可以寻找到自己喜欢的文本，其中不乏保守派思想家的精辟之作，例如托克维尔、莫斯卡、海耶克等人。细致地阅读反动论述的经典，可以帮助我们迈向敌对阵营间的沟通之路。学习保守思想家辛辣讽刺的笔法，不也是进步派的培力训练？赫绪曼这本书，实作了这个「对偶分析」，这是他最为慧黠幽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