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好看吗？经典影评10篇
《自由广场》是一部由鲁本·奥斯特伦德执导，克拉斯·邦 / 伊丽莎白·莫斯 / 多米尼克·威斯特主演的一部剧情 / 喜剧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广场》影评(一)：Jump out of the Satirical Movie Square 跳出讽刺电影之框
【VIFF】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The Centre， 5星，9/10分。
Ruben Östlund凭借The Square一片一举戛纳夺魁后，关于电影本身和导演过往作品的分析评价逐渐增多。而作为PoliSci的学生，导演在片中对于中产阶级/左派/自由派等各种的讽刺乃至鞭笞都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对于其运镜和表达内涵的指射，以及作者一系列作品的共同命题在包括playlist，Cahiers du Cinéma等专业期刊分析都有了许多。
但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本片如何不落窠臼的充实拓宽satirical movies/讽刺电影的边界，并赋予了洽和现实的政治意义。讽刺电影，具体到本片就是政治讽刺喜剧，的一大核心就是通过娱乐（entertaining）的方式实现告知乃至教育（inform，educate）的目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包含但不限于
Irony, Sarcasm, Ridicule, Parody, Exaggreation, Juxtapostition, Comparisons, Double Entendre
讽刺，挖苦，嘲讽，滑稽模仿，夸张，并置，对比，双关 （中文翻译有重合，英文语境为准）
本片中各个形式都有所涉及，且多次采用同一事件（case/event/cue）来表现不同的喜剧表达。因为每次的表达指射不同，所以就算采用了同一事件，也不会引起重复之感。比如片中多次出现的电话铃声，配乐等。虽然是同一载体，但承担了不同的表达内容：“原始丛林化”配乐形成和现实社会的对比嘲讽；营造酒会情景氛围的并置；开车去往目的地中的夸张。
这种讽刺喜剧往往是针对抨击现实中的反面事务，通过幽默（humor）的方式降解过于庞大的主题而进行喜剧二次消化，最终定格成影视作品中的单一事件。简而言之，因为幽默的随和性便于观众理解，进而通过单一事件来进行对更大命题的抨击/弱点揭示。因为是要撕破现实的光鲜一面，所以主角往往（并不绝对）是反面人物，乖谬行为，通过情节的进展而使其本性暴露，并引发讽刺和喜剧效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使用了夸张乃至虚构的设定（setting）来进行讽刺。这是因为普通人物，或者真实生活很难展现讽刺情节”（教授语）（补：正面人物，普通人物，真实生活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悲剧来进行社会抨击的目的。就算有喜剧元素，也并不是主流。比如经典的La vita è bella ）
很早的讽刺喜剧代表作，Charlie Chaplin的The Great Dictator，以大量的parody形式来讽刺独裁者；Duck Soup的兄弟们也并不是正面显得疯疯癫癫；经典电影Dr. Strangelove中绝妙的对于冷战的讽刺。但是本片的主角却是，至少表面上，普通生活一员。在电影的情境中，是绝妙的知识分子中产（higher middle class）生活一员（为方便概念统一，中产/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等概念均包含在中产这一定义之下。本定义只适合本片）。这个主角的塑造，在讽刺喜剧中，虽然不能说是唯一，但却是很少见的。主角本身并没有超过普通人的缺点或者优点，面临着普通生活的纠纷（工作，子女等）。当然，在纯粹现实生活中，瑞典的财富分配并不如电影中如此明显，但是导演的野心，正如访谈而言，是讲述普通universal的概念下的。而在如今大量的对于政治正确，左右之争，美国川普当选德国AdF拿到第三席位等政治环境下。电影的setting也很巧妙，甚至有所运气的，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对比。片中出现的人物，PR事件纠纷，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存在成立的。
而这种对比，更体现在了对于观众的选择上。在本片的受众中，很多人就是电影中人物的现实例子，是同一阶级。而在戛纳首映的观众中，恐怕更是那一水平阶级的一员。这种对于影视人物的共性导致了笑料的加剧效用。而随着对于身份的认可或者理解，在故事进展中，就能更好的理解并且加剧其中折射出的对于社会的冷漠癖性的鞭笞力度。一开始的身份认可，到其中高潮（酒会部分）的身份偏离，回归到结尾的定格于下一代的“温情”凝视都不自主的让观众成为了电影的一员。我想，如果有个机会能观察观众在整个观影过程中的表情心态的变化，是更有意思乃至意义的！
这一点，也是我最喜爱本片的一点。互动（interaction）的概念在讽刺喜剧这一小范围上有了很明确的佐证。反例有比如法国讽刺喜剧岳父岳母真难当 Qu'est-ce qu'on a fait au Bon Dieu？ 中，虽然鞭笞力度也很大。但是普通受众之中，有几个人完全符合影视中的设定呢。但是本片中对于class身份的设定，已经超过了博物馆curator的身份，而成为明显的知识分子虚伪面孔的猛烈抨击。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影视-观众之间的契合度是很高的。去看金棕榈的观众中，很大一部分至少都是或者了解知识分子乃至其中的一员。而很多其他作品，我们往往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观察评价的，整体的讽刺和笑料是出于第三者的立场上；而在本片中，很多人讽刺的是自己，但讽刺的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也处于了讽刺范畴之中。
有多作品是通过主观认识不符客观实际而带来的错误判断，其目的是为了引起警惕，从讽刺中受到教育。但当我们自己就是错误的判断的主题时，我们是否自己教育了自己呢？或者说，我们真的进行了教育了么？
实际上，这个角度的表达在不同范畴中已经多次出现了。比如一向以自由透明民主身份自居的CNN多次被曝选择性操控新闻。极端的farleft和farright一样可恶但当我们处于CNN阵营之中时，似乎altleft就比altright更好？但是在影视媒介中，以这种形式进行对于对于这一阶级的分析的确少见。最为少见的，或者说运气使然难得一见的是，如今的整体环境范畴让这部片子更显难得。一部20年前的对于中产生活虚伪生活的讽刺（中产阶级似乎一直很虚伪....）和现在的时间节点作品对比，其所体现的时代性是有区分的。
当然，本片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剧作上的（女儿突然造访是为了形成但是氛围环境的反差，有取巧之嫌；妈妈在哪？），甚至是讽刺思想上的（beggar这一身份的政治剥削利用是否是自作聪明投机取巧）。但影片本身的价值已经突破影视的范畴了。比如同去的政治学教授就明确提到在明年的课上，会把这部作品加入syllabus进行教学使用。
但说了这么做，会不会真的只是自作聪明实际上作茧自缚呢？在这点上，影片本身，导演本身，观众本身，更具有了联想空间。毕竟，往往都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整理思考自VIFF （2017, The Square, Sep 29 9:pm The Centre）访谈。SJC Film Committee （UBC）， UBC Film Studies Prof
《自由广场》影评(二)：一个钱包引发的瑞典名流届声誉危机
顶着7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桂冠，不需怎么宣传本片便拥有极高的关注度。然而在观看前若不做好相应准备，可能会被影片过载的信息量和惊世骇俗的行为实验理念烧坏大脑。
作为瑞典上流社会的典型代表， Christian把内在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社会给予精英的政治正确之希冀完美结合。在奥斯特伦德为他设计的道德困境中，他一边希望满足自己的私欲（找回钱包、顺利约炮、The Square展览能获得良好的效应、慈善晚会能取得惊人的效果…），另一面又因社会地位的限制不得不用虚伪的理由维持其行为的正当性（对小男孩粗暴的态度、对女记者支吾地回答、主动辞职、“猩猩”使晚会失控…）。片中每一个精心设计的尴尬桥段都在推敲着文明和野蛮的临界点。导演把深刻的思考植入了全片整体的行为组合中。以我们现有的文明水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也正如片尾Christian为他的极端行为挨家挨户道歉以及The Square装置理念所折射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便是在模棱两可的环境里选择尽可能善良的做法。
.S.今年8月正好去了北欧。片中的皇家博物馆确实以瑞典皇宫的内宫为设计原型，对称半圆防御广场加垂直正殿。以及皇宫外侧的马路上确实放置着因区域规划而暂时搬移的 卡尔十四世·约翰 骑马铜像。有趣的是，与片中被搬离的雕像一样，政府仍然没有决定把这座铜像放置在哪里。奥斯特伦德对现实移置润饰的能力可以说是及其高超了。
《自由广场》影评(三)：自由广场：关于人类困境的影像实验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自由广场》影评(四)：政治正确年代的“道德焦虑电影”：《广场》与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创作
本文发表于《当代电影》2017年第7期。 转载请联系公众号“当代电影杂志”
提要：本文在回顾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得者鲁本·奥斯特伦德的创作历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他的获奖影片《广场》中的艺术手法与社会内涵。文章着重探讨了他在影片中对当代艺术及其观念的创造性使用，分析他是如何在剧情、结构和主题层面设置多重的互文关系，并探讨他电影中的社会批判指向。
关键词：当代艺术 旁观者效应 政治正确 鲁本·奥斯特伦德 戛纳电影节
201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迎来70周年大庆，备受瞩目的“镶钻金棕榈”最终被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凭借其第五部长片作品《广场》获得。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奥斯特伦德事实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戛纳系导演”——他的第二部长片《身不由己》和第四部长片《游客》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并凭借后者获得当年“一种关注”评委会奖，其第三部长片《游戏》也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自《游客》声名鹊起之后，奥斯特伦德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坐火箭般上升，压哨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广场》获得了评委会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凭借自己鲜明的作者风格和作品中尖锐的社会议题，金棕榈加身的奥斯特伦德已经足以跻身当今最重要的艺术电影导演之列。
《自由广场》影评(五)：《自由广场》——精致轻巧的尴尬喜剧
不同于大部分得奖者上台之后的拘谨含蓄，当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从主席阿莫多瓦口中听到”The Square”(《自由广场》)这两个英文单词的时候，他激动地简直要从座位上蹿起来。掌声中，只见鲁本连蹦带跳地跑上了卢米埃尔大厅的舞台，并毫不掩饰地向评审团献吻。他说出获奖感言时的语无伦次，也活脱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但其实早在结果宣布之前，大家就几乎已经对此心知肚明。
毕竟，在戛纳颁奖礼上，整个剧组被召回的只有三部电影——《自由广场》、《每分钟120击》和《你从未在此》。而另外两部在此前都有所斩获了。可以说，《自由广场》的拿奖在宣布前就已注定。
《自由广场》虽非以情节为主的类型片，但也不像一些对文本过于轻描淡写的艺术电影。想要捋清故事的观众并不一定非要借助剧情简介。影片主人公Christian，是一间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总监。他年轻、帅气、多金，离婚后抚养着两个女儿，开着特斯拉。总之是个名副其实的中上流阶层人士。《自由广场》的故事围绕他的生活，大体上展开了两条故事线。
一条为Christian在上班途中钱包和手机被人偷走。他通过GPS找到小偷所住的楼房，并选择用挨家挨户塞恐吓信的方式，成功拿回了自己的财产，但也因此惹了一身麻烦。
另外一条线则在他任职的博物馆展开。讲了Chiristian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用LED光条圈成一个面积为几平米的矩形新展品。这个展品的名字就是“the square”（即电影片名）。
在碎片式的情节推进下，两条主线相互融合，构建出了一场尴尬与幽默并存，黑色和戏谑叠加的讽刺喜剧。
虽然鲁本在采访中一再否认，但他的影像风格还是像极了另一名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同样是尴尬喜剧，同样是固定机位长镜头。这一点从《银行事件》中就可初见端倪。这部短片为奥斯特伦德赢得了柏林短片金熊奖，也使他第一次被业界关注。
由鲁本自编自导的《银行事件》非常有趣，讲述了96个目击者在想象中重现一场未遂银行劫案的故事，影片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臆想中完美地设计并执行了一次抢劫，但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
《银行事件》中12分钟的监视器视角和简单的推拉摇移，搭建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银行蠢贼抢劫案。
虽然这部片在拍摄技巧上几乎不要求什么功底，但它的演员调度和复杂的剧本，堪称短片标杆。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自由广场》，并在其中得到了再一次进化。
这也是《自由广场》得以和罗伊•安德森区分开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它极尽精致的电影感。这并不是说罗伊•安德森过于粗糙了。相反，拍摄广告出身的罗伊•安德森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可以花个把月和几百万去搭建一个场景，但最后只用来拍一两个镜头。
罗伊•安德森采用的是一种舞台剧般的电影拍摄方式。鲁本与他又相似，也有不同。他在部分场景中既保留了舞台剧的风格，也融入了更多更具电影化的表现手法。影片中最惊艳的两场调度同属于一个场景。
在Christian第一次来到小偷所在的公寓楼，并挨家挨户的投放恐吓信时，鲁本使用了非常风格化的打光。忽暗忽明的楼道灯中，没有一句台词或一个多余的人物出现。仅凭画面和声音，鲁本就营造出了十足的紧张感。
而当Christian第二次来到这座公寓楼时，影片已近结尾。镜头里，他和两个女儿一同沿着螺旋状的台阶上行。此时，鲁本将机位置于三人头顶，并在上升的过程中让摄影机保持匀速旋转。于是，观众在画面中看到的效果就是镜头始终与三人保持相对静止。仿佛他们步履不停，却未曾前进半步。
相似的例子还有太多。可以看出，鲁本在镜头调度上下的工夫着实不小。
除此之外，《自由广场》对于画外空间的使用也十分令人称道。影片隐去了场景内的主要冲突，只通过人物对冲突的反应去加以完善。这样的手法，对影片中尴尬感的营造起了不小的作用。而尴尬感恰恰是《自由广场》的灵魂。影片对中产阶级、当代艺术、媒体记者等等社会议题的讽刺，都是通过这种迷之尴尬感传达的。
正如导演的上一部作品《游客》一样，《自由广场》中的角色看起来虽然衣冠楚楚，但却都各自有着内心阴暗的小角落——
Christian在女儿面前维持着成功父亲的形象，但他关起门来就能把前来讨要说法的同龄男生推下楼梯；
伊丽莎白•莫斯扮演的女记者面容姣好，却在自己租住的大公寓里和一只猩猩同住；
片中唯一正常的角色可能要数Christian的助手了。这是一个看上去毫不做作的黑人青年，喜欢听Justice乐队的歌曲。
但正是他出了馊主意，让Christian“指控”整座楼的人都是小偷，从而导致了后续进展中无穷无尽的麻烦。
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是荒诞的，每个情节都是诡异的，每场戏都是离奇的。鲁本•奥斯特伦德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构建一个现实的社会。那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极力呈现出自己想象中最荒诞可笑的人物与故事。这是种对生活的夸张化处理，也是种对讽刺的极端化表达。
《自由广场》当然不是完美的作品。它也不是仍处于创作上升期的鲁本事业的终点。影片在情节上的松散是许多人提出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鲁本自己也在得奖后的发布会上坦言，这部已经接近150分钟的作品原本会更长。
只不过他接受了福茂的建议，将影片剪短送进了主竞赛单元。但他也说，在之后的发行中，会坚持原先的长版本。而故事松散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个版本中得到解决。
《自由广场》的批判，牢牢把住了一部分人的命门。这牵动着鲁本想要讽刺的社会议题，却又使他轻巧地站在了尴尬与幽默间那个捉摸不定的平衡点。
所以，70周年镶钻金棕榈的授予，即使不能让所有人信服，也应该是个顺应民意的结果。
《自由广场》影评(六)：《自由广场》揭中产困境 艺术沦为乌托邦幻想
2014年曾拍摄电影《游客》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新作《自由广场》（The square）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这部看似结合了罗伊·安德森式幽默和布努埃尔式中产阶级讽刺的新作，给了观众一点点小小的惊喜。
在影片的前半段，黑色幽默的是电影的主题，罗伊·安德森式的谬论揭示了现实的荒诞。 一面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当代艺术， 另一面是当代艺术依附于社会权利与资本运作的现实；一面是倡导社会道德与理性的中产阶级，另一面是中产者在中年困境前的道德迷失。而在影片的后半段中，艺术策展人Christian则陷入了道德的危机之中，而对这场危机的导火索却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次把关不严的宣传视频。Christian不得不辞去当代艺术馆策展人的职务，而在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失去了道德话语的策展人彻底的反转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艺术的困境是中产阶级困境的一个缩影。理性主义主张道德和社会秩序，而面对断裂与后现代的今天，艺术家试图通过《自由广场》这件对于理性的回归来重新构造丧失的社会道德。在自由广场的入口，人们需要完成自己是否信任别人的自我质询，自诩为信任别人和不信任别人的两类人分别从两个入口进入自由广场，最后在自由广场相遇。自由广场是被围城了一块正方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拥有一样的义务与权力。艺术家希望这里成为信任与善心的庇护所，从而完成对于道德的重建。然而艺术最终被沦落为了乌托邦式的空想，影片中，就连Christian无意的一点善心都成为了小偷用来盗窃的工具，这样的讽刺似乎在告诉我们，艺术连自己都无法救赎了，更无法谈及救赎别人。而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于传统主义的回归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博伊姆笔下的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
而中产阶级的困境则是社会秩序困境的缩影。我们无法去否定Christian，他无疑是社会秩序中最普通的一员，无论是从对于家庭的责任还是从对于工作的热枕，我们都无法用道德丧失来制裁Christian。然而这样的中产者在如今却陷入的困局，为了取回被偷走的钱包耍了一个谈不上有大错误的小把戏，而被一名小学生所惩罚；为了追赶趋势，试图用爆炸效应达到宣传艺术展览的目的，却意外遭到舆论的讨伐；而就连一次看似属于中产者约炮都被莫名的声讨。这种困局如同当代艺术的困局，使我们直接指向困顿了的社会秩序。
有人说这是中产者的伪善，的确我们无法去否认Christian伪善的事实，可更需要让人们思考的是导致中产者伪善的源头。Christian式的中产阶级陷入了幻境当中，一面是新装革履出入看似高端的美术馆，掌握着社会话语的制高点；而另一方面又是不堪一击的脆弱，面对舆论狼狈的丢了工作。这便是中产者的困境，他们在当下的社会秩序中并没有拥有权力，而社会秩序却给他们制造了一种身居高位的错觉。当然，中产者也无法完成对于自己和对于别人的救赎。
而《自由广场》的理性主义，同样是一种被时代异化了的理性主义，理性的意义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去创造社会财富。美术馆获得的巨额捐款和《自由广场》的所谓的理性灵感形成了讽刺的对比，理性时代在当下早已面目全非，艺术也无非是资本运作下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去审视这种理性的回归，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回归，而是借助外壳去掩盖早了腐化了的道德。
原载凤凰娱乐：http://ent.ifeng.com/a/20170521/4293649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