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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经典影评10篇

2018-06-15 20:4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经典影评10篇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是一部由林靖杰执导,王文兴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影评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一):我的背面是一个背海的人

  一共提供了21条线索,贯穿的是王文兴一生的21个提炼出的关键词,他整个人内敛而又有深度,这些词汇或许并不能概括这个年过七旬而作品寥寥的文坛异类。

  他自己的几句归结也已经被之前诸多评论提及,而最后都归于纪德这句话,我在路上看见另一个自己,是自己的反面并不会惊讶,正如自己的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浪,我依然背对牠前行。一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崇高,相反是绝地求生,困兽之斗。人生必须做一件自己认为可以度过一生的工作,填补自己的空洞,这种空洞就是寂寞,填补的过程才最为重要,至于作品的褒贬根本不重要。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写出家变,惊起台湾文坛的千层浪。他安之若素,要再花十年的工夫写就一个长篇,写不完也不所谓,写到哪里都可以,坦然接受这样的采访,这本不是给别人看的小说,而是完全面对自己的过程。

  旁人眼中的王文兴也可以提炼出许多字眼,而他的形象也是鲜明的,那个红色双肩包,一副老教授眼镜,如赤子般的神情嘈杂车站上看孟东野,凌乱的各种笔记书中展开的是他自己。他说孟郊的文学史遗忘文学史的不公问题里或许还包含了他。李欧梵提及的乔伊斯和他样貌气质确有几分相近,写作境遇也是有相合的地方,老同学眼里王文兴是一个自大学起写作就以现实荒谬为基,用一种心理小说的念白方式。过着一种极简主义现代主义的生活抽象极微的规律生活里表现出一种神圣性。乃至于他的习作方式,在斗室牢房之中,和自己做斗争,与众不同的方式打磨提炼自己需要的。“雕刻小说家”是最贴切的形容,大家都会对一天35个字记忆犹新,二十年要保持一种稳定性贯穿一部小说,在今天网络写手一日过千的衡量里让人汗颜。

  文字形式的拓展,韵律性的复古意,牠和底的强调。舞台空间感声效感

  你知道怎么成为一个背海的人吗?王文兴就是典范,他身后无论是何等名利,抨击,如大海气势夺人,他都不会惊奇,只朝向自己。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二):黄昏里的一盏明灯

  黄昏里一盏明灯:他们在岛屿写作

  文 / 蒋斐然

  “是谁传下这诗人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在这文学阅读日益衰退的年代,《他们在岛屿写作》挂起了黄昏里的明灯。

  我们不禁感叹,台湾啊台湾,台湾啊台湾。看似被政治力搅和得乌烟瘴气的台湾,看似民风日下乐娱表浅的台湾,却从不叫人真正失望,因为在这个岛屿的某个角落,某个时刻,总是不期涌现这样那样充满力量的的影音创作与文学记忆,无法被乱流冲走,无法被历史埋汰,让人重新坚信美好存在。这个市井纷争的小岛,像极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乱力之下有自由,自由之下放百花

  他们在岛屿写作。他们是谁?“他们”指向的是一个漂浮游移却隐然成形的时代群体,既有历史时间距离,又有美学感性上的回眸。“岛屿”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的指称,潜藏了在地思考的逃逸路径,跳脱省级,无关统独,抛却了僵硬的国族符号,抛却泛政治化的情感动员。而“在岛屿写作”则形构出一种当下此刻的书写进行式,贯穿过去与未来,以写作的创造性能量标记岛屿之浮光掠影,“岛屿写作”,让岛屿不先于写作而存在,让“写作”无法离开岛屿而成立

  六位文学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出生地殊异,成长地殊异,但都在岛屿写作,都在书写岛屿,都在以文学书写作为逃逸陈规范式的路径。值得思考的是,其中的几位作家都是从大陆过去台湾的。余光中曾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地方: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何以母地的生子都绽放在他乡的爱情里,而后又缱绻于怀乡的诗情里。不论时事,搁浅政治,但省两地人文落差,便叫人戚戚。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创造了文学纪录片的一个奇迹,成为去年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让人唏嘘之余感到欣慰——还好,文学还在;还好,读者还在。这套影片的奇迹在于,它以非凡的诚意打动了六位文豪的联袂出镜,以纪录片的预算制作出了电影规格的影像,以文学电影的姿态站上了公映院线,以低调妆容赢得了高调票房口碑。虽非商业片,却敢于挑战观众的口味,不得不敬佩,作为发行方和制作方的目宿媒体确实具有过人的胆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情怀。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速食消费的年代,悠长缓慢诗歌又唤起了人们心底对文学的柔软记忆,真诚朴质的影像挖掘了字里行间乐趣,拉近了观众与诗人的距离,抵抗了阅读衰退的忧虑,这表明不管时代怎么变,人性最初的那份纯洁与美好是不会消褪的。

  你看到诗人的生活,看到他们作为一个人是如何存在,然后你突然就读懂了他们的诗。比如,我看《化城再来人》时非常惊讶,或许之前听说过在武昌街摆书摊的周梦蝶,但并不知悉他原来人如其诗,早已老僧入定,生活作诗仿如修行。再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应该为大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在纪录片《逍遥游》中,我才完全地尝到了乡愁滋味,也才明白之前脑海里的余光中并不是真正的他,他的诗我也并非真的懂。这不就是纪录片的意义所在吗,带领观众进入和理解一个未知世界

  《他们在岛屿写作》成功了,在台湾,第一次有这样的纪录片能够在院线联映五周之久,怀揣着所谓的传说中的“纪录”与“文学”两大票房毒药,却眼睁睁地火爆市场,成为一种奇特现象。不论是文艺界还是非文艺界,都不断有仁人志士站出来鼎力相荐。张艾嘉为首映站台,马英九看后将预告片投上FACEBOOK大力夸赞,又有多少民众一看完片子,就涌起一股满满的冲动,奔向书店购买诗集也就是说,人们又开始读诗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奇迹吗?

  若说以上是电影之于文学的奇迹,是电影为文学的普世化和复兴作出了贡献,那么反过来,其实文学也同样滋养了电影。《化城再来人》和《如雾起时》的导演陈传兴说,文学总能给电影注入大量新鲜内容。文学电影的类型在亚洲尚未流行,在世界范围内,其实BBC早已拍摄过很多系列的作家纪录片,美国的大学也设有文学电影的课程。但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他们在岛屿写作》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若这一波电影的佳绩能兴起整个文学电影类型在亚洲的发展崛起,那就丰富了我们的电影市场和电影创作,不论对影人还是对观众,都是打开了一个多元化的出口。从纪录片的意义上说,也是对纪录电影创作现状提供了一种激活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所有人的协助和推广,而我们,正是在做这样一件事。

  在宝岛,有人在努力保留纯文学的火种。而中国大陆,也曾像这个岛屿一样,经受过动乱对文学的摧残,如今却少有人以主动的姿态践行对文学的热爱。但我相信,这里同样潜藏着一大批坚定的文学青年,而台湾文学正是他们成长路上的重要养分,只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下,他们选择了隐藏这份欲说还休的炽热。此番在HAFF能够一瞥这些文学大师在银幕巨大身影,必定会振奋这群长久边缘化的文青的心。而那些许久未拾书卷的人,或也会在看完这一系列的电影之后,重新回归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给大陆电影单一乏味的商业趋同提供一种反思,为食之无味观影市场注入一剂新鲜的青草味。这里的观众已坐在黑暗的影厅里等候许久,等待着在大荧幕上看到不一样的电影,等待着在从电影里找回久违的感动,等待着恢复封存多年的文艺味蕾

  《两地》分属的风景

  《他们在岛屿写作》展现出的是影像威力下的时代感性。

  六部电影有叙事结构上的繁复,有影音调度上的别出心裁,更有美学与伦理上的巧妙幽微。有别于传统“作家身影”的拍法,六部纪录片的每一部片都有两个创作心灵呼应与頡抗,一个是使用文字的作者,一个是使用影像的导演,彼此之间的微妙张力,让影像不再是文字的二次表述,让文字跳脱怀旧氛围,重新展现当代感性。

  《两地》,台北和北京,台湾和大陆。此片在构思上颇有深意的地方在于,导演杨力州在片中彻头彻尾地将“两”的概念诠释到底。他将林海音的女儿去北京探寻母亲旧地的过程拍下来,与早前林先生自己去北京寻访的影像并置,两次的镜位和路线都很相似,甚至女儿和母亲都问了一些一样的话,由此两两相望的感觉就浮现了,暗示代代相传,也暗示着两地纽带不断。配乐师柯智豪为了呼应“两”的概念,将俄系与欧陆两大乐种的旋律节奏调配在一起,但其实所有场景主旋律又都暗藏着《送别》的音符,因为它是此片音乐的主轴。剪辑上也频繁地展现出两两对立的撞击。比如说,叙事说到了林海音先生因为刊登了风迟的文章而被免职时,画面首先是当年“文学须服务于政治”的宣导片最后会场鼓掌的一幕,紧接上的就是严肃沉重字幕,告知观众,在这个掌声底下,林海音被免职,在这个掌声底下,风迟被判三年六个月的徒刑。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另值一提的是,《两地》中有大量的动画。动画部分并不疏离出戏,它是精致温馨的,因为原画取自于林海音最喜欢的关维兴水彩大师的插画《城南旧事》,而京剧实现方式又让人感受到这个在老北京发生故事。我看完动画的感觉是,跟林先生的世界又近了一步。《两地》也采用了不少稍显矫情的特效渲染手法,比如翻页的老报纸配上动态新闻报道,这些是刻意、煽情而炽热的,而纪录是淡然、诚实冷静的。导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意时不时地曝露一些“穿帮”镜头,或是让摄像机入镜,或是保留一些晃动不已的画面,为的是将观众从故事中推出去,回归纪录的客观姿态。

  《化城再来人》的一天

  《化城再来人》时长163分钟,六部中最长的一部,以我浅见,也是最有深度的一部,也可以说是最靠近电影的。它的叙事定点有如《尤利西斯》,一整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周梦蝶的一天的回忆,但叙事线条并不单一,其中叠合了回忆的多重时间点,显示出周公本身性格复杂性。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周公的声音,他一直在不紧不慢却又用力地嚼着他的诗和尺牍,仿佛诵读也是一种修行。

  周公的诗中呈现的是一种不纯粹语言,旧诗,禅诗或偈语,全部糅杂在一起,而《化城再来人》将这些不纯粹凝结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周公的声音,包括它的质感,快慢,节奏等等。而声音就是时间的另一个指标。我们听着周公的念白,就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他那句“只有时间嚼着时间的反刍的微响”。导演陈传兴说,“周公平常说话经常陷入一种独白境况,即便与人对话,对面的人于他而言也只是回声墙。而念诗的时候却大不一样,念诗的时候是他与他的诗对话,你观察特写的脸,感觉声音在他好似山脉的一起一伏的肌肤流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梵文的心境,这种诵读是一种非人间的与神对话。除了周公的声音之外,潜伏在影片始终的另一个重要的声音就是水流的声音,当然是隐喻时间的纵向宽度,对于周公这样一日如一生的文人来讲,这水流声又添无限禅意

  完整看过此片的人绝不会忘记开头和结尾呼应的江面,那过去的江面要去向哪里,谁都无解,就像时间要流向怎样的未来,我们都无从知道。为了反应周公这样的犹疑而不确定的生活在在台北城里的“悉达多”,导演甚至将周梦蝶的淡水河比作印度的恒河,拍摄了两地的画面混剪在一起,有意让人分不清到底是淡水还是恒河。

  全片的叙事非常从容,毫无夸张矫饰之处,但阅毕周公的印象已如烙印般深铭心中,那样的气质不只是“入定”或是“出世”可以简单形容,他可以随时对外界打开,也可以随时关闭。陈传兴将周公比作漏斗,外界的事物可以经过他的身体,然后完完全全地流过去,不留下一点残余。而《化城再来人》最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只顾着刻画周公这种外界既定的佛者文人形象,它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人内心矛盾,对男女情感的期待纠葛,对宗教的坚定与不坚定,对人生取向来回摆荡。比如周公谈三毛那段,我看到是觉得惊异又觉得真实。再如谈到周公去电影社看电影时,投影在斑驳墙上的影片是卡尔•德莱叶的《吸血鬼》(1932),那一幕讲述的正是一个男人救赎女人,这样细腻安排归功于导演对周公复杂性格准确而敏锐的捕捉。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周公不是剧本里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而是创作团队有限的时间里新认识的活生生的人。

  此片的剪辑非常尊重时间上的连贯性,未有打动干戈,自然有力体现了纪录片剪辑最好的状态。尤其开头周公起床、吃面、上厕所、洗澡那一长段,几乎没有话语也没有配乐,非常漫长,但周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已赫然显现,因为时间在他身上本身就走得比较慢。同样周公所有讲话的速度和长时间的停顿也被充分地尊重,包括他偶尔瞬间入定而长久静白的沉默,动人深刻。

  《逍遥游》是一出自由的纪录剧

  《逍遥游》的特色在于有一个完整的剧本,陈怀恩导演是电影出身,拍摄的时候就有分镜了,因而系统性非常强,当然也有精心雕琢之感。片子定位在余光中四十岁左右“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幻灭”的人生阶段的议题上,进而引出诗人一生不停地自我争论,与自我对话的主题。

  由于是年轻余光中,所以有大量搬演的部分,用以再现余先生当年读书写诗的场景,是六部纪录片中编剧搬演最多的一部。除了搬演部分的编剧,他们也有让年轻的台大诗社成员热烈讨论余光中的诗这般的情景预设。所以这部纪录片其实采用的是比较剧情片的构思和制作方法,包括预设主题,到实现方式,都有许多企划的痕迹在里头,也就是说,是纪录内容在跟着主创走,而不是主创跟着纪录内容走。但这样的高控制力的企划对于观众来说还是有效的,观者能很好的进入故事,进入到导演预期的情绪里。旁白声音挑选和剪辑节奏都精心设计。比如《沙浮投海》这首诗是由万芳来朗读的,沙浮尸一个女诗人,这是一个女诗人投海自杀的故事,所以由一个悲伤的女低音来朗读就仿佛第一人称演绎了这首诗的故事。全片影像风格唯美写意,旁白的交错与视觉搭配,就已经奏出一曲漂亮的诗歌。

  《如雾起时》是一曲哀歌

  《如雾起时》拍郑愁予,同样出自陈传兴导演之手,但与《化城再来人》是完全不同的调性。我觉得《如雾起时》是一曲哀歌,它的气质是比较沉重的,是围绕着诗与历史展开的。比如他采用了大量客观性陈述的旁白,选取了一个低沉的女音代表一个第三人的角度,一个在故事之外的全知全能的角度,讲述一些关于诗人的事实。

  全片的架构清晰可见,前半部分比较男人戏,有很多史料影像,回顾诗坛文坛的几次论争,而后郑愁予结婚成家,影像转到了非常有生活气息的家的空间里,转到了美国的宁静薄雾里,转到了郑先生夫人和其他几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里。这种性别视角的转移与时间线性的发展相吻合,不知不觉中也就完成了影片气氛的转变。另外一个转变是相对于主人公的镜头机位的转变。开片访问郑愁予的一幕是在小河边的一个推轨镜头,镜头一直处在诗人的背后方,随着叙事的展开,机位慢慢地转到传主的正面,观众对郑愁予的认识也慢慢加深。

  陈传兴对很多意象和动作都有非常主观而深层的解读,但全片的影像还是采取了一种比较遥远的观望姿态,并未作过多注脚。在《如雾起时》里,他更多的是在呈现一种诗的历史,所以前半段使用了大量史料报章,蓝星旧刊等过去的实物来目击历史。后半段是郑愁予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出现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荣誉证书等见证物。这些统统被端端正正地放大在镜头前,诉说诗与历史的关系,因为历史说到底是以一桩桩的事件来标记的。

  影片前前后后充满了呼应和对照,比如美国1970年爆发的反越战学潮的新闻影片和保钓行动的影像都对照了台湾50年代八二三炮战前后肃杀和动荡以及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陈导有意识地在用各种方法加重片子的严肃气氛,呼应那个时代的沉重。比如全片处处有字幕(侧标),有的是史实,有的是观点,有的在黑幕时出现,有的甚至就打在人物脸上。而这些侧标字数多,速度快,观众根本来不及读完,而导演就是有意为之,有意让你负荷过重,从而体会那种硬质的沉重。但有时,你不得不承认,陈导因为将其丰厚的艺术电影的涵养都呈现在画面里,其中的深意和过多的隐喻并非一般观众能够消化领悟。

  《寻找背海的人》是现实主义的浪漫纪录

  林靖杰导演的《寻找背海的人》是极具现代性和艺术性的一部纪录片。王文兴本身是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因此影片呼应这种形式上的对接是非常恰当的。

  《寻找背海的人》有非常细密的线索和严密的架构,也有很多创举和巧思,属于比较非传统的纪录片。因为王文兴是小说家,为了将小说的故事诉诸视觉,林导干脆将《家变》改编成了一个十足现代性的舞台剧呈现在片中。另一个构思是“牢房”,王文兴将其每日写作的那间房比作牢房,林靖杰就拍摄了他在牢房里的真实写作过程。这对于作家本身来说是不易的,要做到放松地在摄影机的监视下工作。对于导演来说也是不易的,因为其间需要大量的磨合和沟通。最后呈现出来的那种真实的状态是令人动容的,当你看到作家握着笔竿不断地敲打着桌面和稿纸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他正在敲打自己的灵魂。再如此片的动画,明显区别于其他几部片中的动画,实验性很强,像《草原底盛夏》有着超现实的调性,《背海的人》和《星雨楼随想》则有着十分先锋的气质,单独拿出来看,都已经是很棒的作品,所以整个片子的完成度也就显得非常高。配乐非常吻合王文兴的文学气质,有苦涩沉闷的味道在里头,尤其是动画的配合,充盈着机械主义的幽默和残酷在里头。

  这六部电影虽然出自不同的导演之手,风格各异,但在整体上竟然也呈现出了巧妙的统一性。影像画质都很相近于5D Mark II的风格,都采用了读诗和念白的手法,也都围绕着作家本身展开叙事,配乐几乎一致地采用了无调性的现代弦乐,非常贴合诗文的气质。这一套非常高质素的文学纪录电影,值得每一位电影观众和文学读者细细咀嚼和珍藏。

  《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是个未完成的朝向

  《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取名于杨牧《一首诗的完成》,但杨牧认为,从泛义来讲,写诗并没有完成,何不加上“朝向”二字,于是有了“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此片是温知仪导演的,是六部片中唯一一部由女性执导的片子,十足的女性色彩,手法比较阴柔。这当然也是女性导演的一个特色和优点。

  影像部分印象比较深的是介绍反越战的《十二星象练习曲》这首诗时搭配了现代舞和越战资料重叠的画面,非常柔美和实验,我觉得这是男性导演绝对不会采用的手法。影片有加入搬演的部分,由一个小孩子来演绎杨牧小时候在花莲的时光,也有像《两地》一样,采用动画来诠释杨牧的诗歌,也做了很多跟杨牧先生有关的人的访谈,这些都是纪录片常用的实现方式。诵诗部分请来了很多其他诗人和学生分别念诗,寓意杨老师的诗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但影片是以杨牧先生自己朗诵自己的诗作为影片的开篇和结尾,听来叫人非常感动。这部片子跟其他五部片子一样,很好的一点在于,他们把重心放在诗人本身上,而并非单单在他的诗作上,于是整个片子就很贴近诗人本身的气质。

  A Beacon in the Dusk: The Inspired Island

  Jiang Feiran

  “Who left the profession of writing poetry, hanging up a beacon in the dusk”.

  This generation witnesses a gradual decline in reading literature, The Inspired Island hangs up a beacon in the dusk.

  We cannot help sighing with emotion: Taiwan, oh Taiwan; Taiwan, oh Taiwan. Taiwan,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polluted with a foul atmosphere by political power and filled with a decaying folk custom and a superficial entertainment circle, never truly disappoints people, for at a certain moment from a certain corner of this island, there would always unexpectedly spring up some powerful video or audio creations and literary memories never washed away by turbulence or weeded out by history, bring back people’s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beauty. This island, with its marketplace culture and disputes, resembles the old China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owing in the turbulence freedom, under which bloomed all flowers.

  They are writing in the Island. Who are they? “They” refers to drifting but invisibly formed generation group, which boasts not only a historical distance, but also an aesthetic and emotional back-glance. “Island”,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nominatum, conceals an escaping path of thoughts regardless of provincial class,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and discards the rigid national symbol and politicalized emotion movements. And “writing in the Island” forms a current proceeding of writing what connect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skimming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Island with the creative energy of writing. “Island & writing” makes “Island” exist not prior to “writing” and “writing” unable to exist without “Island”.

  ix literary giants, coming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with different birthplaces and places where they grew up, are all writing in the Island, writing the Island, and escaping from the stereotyped forms by writing. What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is that some of them all came to Taiwan from China’s mainland. Yu Kwang-chung, one of the six, once described the places where he experienced his life: China’s mainland is the mother, while Taiwan is the wife. How come that children born in the mother’s land are blooming in the love of a place away from home, and then deeply attached to the nostalgic poetry? Regardless of the current events and the politics, only the cultur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places could already make people sorrowful.

  The Inspired Island: Series of Eminent Writers from Taiwan is a miracle of literary documentaries, making itself an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last year in Taiwan and bringing delight to sighing people—it is well enough that literature and readers are still here. This miraculous documentary aroused the feelings of six literary giants with extraordinary sincerity, made the image with the form of films by using the budget of a documentary, released to the public with a literary attitude and won a high box-office and a great reputation with a plain appearance. Though not a commercial film, it delivered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audience’s taste, which irresistibly generates our admiration for Fisfisa Media, the issuer and the producer, for its super courage and selfless humanistic feelings. However, it is out of all people’s expectation that it this age of fast food consumption, long and slow poetry has re-aroused people’s tender memories for literature, and sincere and simple images have excavated the interest among the words and between the lines, shorten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poets, and resisted the worry of reading decline. This indicates that in whatever way the times changes, the original purity and beauty of human nature would remain unfading.

  You would suddenly understand their poems by observing poets’ life and their ways of existence as a human. For instance, I felt rather surprised when watching The Coming of Tulku. Perhaps I had already heard about Chou Meng-tieh who had a bookstall at Wuchang Street, but I did not know that he was just like his poems, regarding life and versifying as cultivating himself, very calm and without worldly passions. Also, the poems of Yu Kwang-chung must be very familiar to readers in China’s mainland, while it was in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that I came to fully sense the nostalgic feeling and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Yu Kwang-chung existing in my mind before was not the real him and that I never truly understood his poems. And this is 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documentaries—leading people into and then to understand an unknown world— can be found.

  The Inspired Island was a great success. In Taiwan,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is kind of documentaries to be shown in cinemas for five continuing weeks. With so-called two poisons for box-office, “documentary” and “literature”, it became surprisingly hot in the market, marking a miraculous phenomenon.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showed their great recommendation in succession, no matter from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or not. Sylvia Chang, an actress, showed her support by attending the first run; Ma Ying-jeou, the Taiwan Leader, posted the prevue onto the FACEBOOK after watching it and revealed great appreciation; many other people, after watching it, all flooded to bookstores for collections of poems with enormous passion. In other words, people begin to read poems again. Isn’t that the biggest miracle?

  If the aforementioned is the miracle brought to literature by films or the contributions made to literature’s popular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by films, the following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ourishment that literature has in turn provided for films. Chen Chuanxing, the director of The Coming of Tulku and Port of Mists, said that literature could always inject abundant fresh content into films. Viewing worldwide, we may see that BBC has produced many series of documentaries for writers, and there are also courses on literature fil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but literature films are still not popular in Asia. In the whole Great China, The Inspired Island was the initiator of that. If this achievement can gen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nditure of literature films in Asia, it would enrich our film market and film creation, opening a diversified exit for both filmmakers and the audience. Viewing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documentaries, it would also be stimulus for the current creation of documentary films. That surely needs all people’s support and promotion,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exactly doing.

  In Taiwan, some people are striving to keep the kindling of pure literature, while in China’s mainland, where literature once experienced similar damages due to turbulences, there are few people initiatively practicing love for literature. But I believe that there also incubate a multitude of literary youths, and Taiwan literature is the very nutrition during their growth. It is just that under this background and social morality, they choose to conceal the fervor of keeping what they are eager to express. This time, a glance of the greatness of these literary giants on the screen during the HAFF would surely inspire those literary youths who have long been undergoing marginalization. Also, those who have not read for long would probably win back their identity of being a reader after seeing this series of film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an introspection for the dull, stuffy and commercialized films from China’s mainland, bringing the tasteless film-seeing market fresh energy. The audience here have long been waiting in the dark video halls for showing up of “different” films on the screens, for the long-awaited touching affection from films, and for the recovery of artistic taste that has been sealed up for years.

  The Separated Sceneries of Home in Two Cities

  What The Inspired Island reveals is the emotion of times under the power of images.

  The six films boast complexity in narrative structures, uniqueness in video or audio adjustments and wit and profoundness in aesthetics and ethnics. Unlike traditional filmmaking of “writer’s silhouette”, each of the six films has two creation souls echoing and clashing with each other. One is the author who uses words, and the other is the director who uses images, both of whom show subtle tension between each other, making images not just the second expression of words and words jump out of the nostalgic atmosphere and display the modern emotions.

  Home in Two Cities refers to Taipei and Beijing, and Taiwan and China’s mainland. This film delivers profound meaning in its meditation that Yang Li-chou, its director, made a comple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wo” throughout the film. He photographed the process of Lin Haiyin’s daughter’s visiting her mother’s former site in Beijing and then co-arranged the image of the earlier visit of Ms. Lin herself. The two shoots were quite similar in both camera locations and routes, even the daughter and the mother both asked some same questions,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feeling of the two shoots’ echoing emerged, suggesting the transmissi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places. In order to echo with the concept of “two”, Ke Zhihao, the background music controller, mixed the melodies and rhythms of Russian and continental music, while the themes of all scenes conceal the note of Seeing Off, which is the principal axis of the music of this film. Also, collisions are frequently seen in the editing of the film. For example, when it came to the narration that Lin Haiyin was deposed for publishing Fengchi’s article, the frame was at first the applauding scene in the meeting place of the guiding video of “literature should serve the politics” in those days. What followed was solemn and serious subtitles informing people that it was behind these applauds that Lin Haiyin got deposed, and it was behind these applauds that Fengchi was sentenced to three and a half years. Examples like thi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Another point worth mentioning is that Home in Two Cities possesses many animations, which are exquisite and comfortable and not isolated from the film, for the original painting was taken from 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 Lin Haiyin’s favorite illustration by watercolor master Guan Weix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alizing approach of Peking Opera can make people truly feel this story that happened in old Beijing. I felt I was closer to Ms. Lin’s world after watching the animations. Besides, Home in Two Cities has adopted quite a few such slightly affected depicting approaches with special effects as matching dynamic news report to the page turning of old newspapers. This is deliberate, sensational and fiery, while documentaries are indifferent, honest and calm. Having realized this, the director deliberately revealed some “goof” scenes now and then, either showing the camera in the scene or keeping some shaking scene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ush the audience out of the story and back to the objective attitude of the documentary.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is a romantic record of realism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directed by Lin Jingjie is a documentary with both modernity and artistry. Because Wang Wenxing is a writer of modernism, so the film is very appropriate to echo this form.

  The film has the detailed clues and rigorous framework,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 lot of initiative and ingenuity, making the film a non-traditional documentary.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novel into a visual story, the director simply adapted 《Festen》into a modern drama presented in the film because Wang Wenxing is a novelist. Another idea is a "cell", Wang Wenxing compared the room where he writes everyday to the cell, and Lin Jingjie shot the writing process of him in the cell. To be honest, being relaxed in front of the camera is quite hard for the writer. And it’s same for the director, since it needs a lot of communication. The scene of writing presented finally is touching, when we see the writer holding the pen beat the desktop and the manuscript, we can feel that he is beating his own soul. As to the animation in this film, 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several other film animation, It is experimental. 《The summer at the foot of the grassland》is realistic,《Find the man back to the sea》 and 《Capriccio at Star Rain House》 just like a pioneer. Take them apart, they are all great work, so the whole film is of high quility. The soundtrack suits the literature temperament of Wang Wenxing, it has the sense of dreariment, with the animation, it impresses us with the humor and cruel of mechanical materialism.

  Although this six films are directed by the six different directors, vary from style, they have something common on the whole. First, Image quality is similar to the style of 5D Mark II. Then, they all read poets or narration, they all tell a story about writers. Besides, they all use modern string music as the soundtrack, fitting the temperament of poem. These high quality literature documentary films deserve every movie audiences and literature readers experience.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is not a completed toward.

  It is named from the work《The finish of poem》by Yang Mu. In his opinion, in terms of pan-righteous, writing the poem has no end, in other words, never completed, so why not add" towards "to the title, so we see this name. This film is directed by the WEN Zhiyi, the only woman in the six directors of these films, the film is relatively feminine. This, of course, is the feature and advantage of the female director.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oem 《twelve astrological Etude》 about anti-Vietnam War. The introduction mixs the modern dance with the picture of Vietnam War ,it’s full of soft and experimental, I think this is the approach what male directors will never adopted. The film has the scene of performance, a child interpretated the childhood of Yang Mu in Hualien. The film also use the animation to explain the poem by Yang mu like the film Home in Two Cities, and lots of interview of the people related to the Yang mu as well, these are the common approaches of documentaries. A plenty of poets and students read the poems in the film, meaning that Yang's poems affect generations of people, but the director let Yang Mu read his own poems as the opening and the end of the movie, making us moved. The film focus on the poets rather than the poems they write, just like the other five movies, and that’s good. Thus the whole film is close to the poet's own temperament.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三):用一部紀錄片與王文興比拼極致

  要說島嶼系列這麼多作家作品,主角最難拍攝(你如何拍攝一個一點故事也沒有,生活極其平淡無聊的人?)作品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文字風格又最難以影像形式轉譯的,恐怕就是王文興背海的人。

  王老師孤傲獨行的創作方式(一天只寫35個字!),意象逼真魔性,文字又極纏繞卡膛的行文 -- 我記得初讀背海的人時那長串的「的的的的的的」字字聳立,巨大如復活島石柱將我纏困在其中,閱讀時感到整個身體ㄧ字ㄧ字撞擊在聲音,畫面,故事全局的陰霾和精神病主人翁層層幻覺裡 -- 所以影片居然拍下了王老師全身奮力擊打,爆炸自焚式的寫作方式,和文字傳遞出的訊息與能量是完全一致的。且是無從想像,唯有親證。導演竟能得到王老師信任同意,攝錄下此一創作現場。對於資深書迷如我,人生簡直心滿意足。

  大字粗體感謝導演的用心演繹。動畫片段表現力之強,幾乎可以獨立成篇。家變的小劇場版本甚好。即興樂隊的演奏能力我個人雖感貧弱了些,王老師的朗誦是樂在其中的,可以看出他也欣賞影片的種種突破實驗。配樂不俗。總之,導演精彩超標完成了一個最艱難的任務。如此真誠有能力,極力投入的影像創作者,勢均力敵的與王老師結盟的跨文本合作,《尋找背海的人》本身即是是台灣文藝史上難得的佳話了。這部片子,配得上「背海的人」。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四):《尋找背海的人》:文學之神

  拍作家生平的電影,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討好的工作。看看那些慘烈的例子,淪為演員挑戰拿奧斯卡的跳板,電影本身的價值稀薄,永遠遜於小說本身。紀錄片又更難了:我們知道他的作品經典,求學順遂,是個好人。沒了。如果是那類,風流倜儻的作家,也就罷了。台灣這些,經典的作家們,平日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沒有故事性,只能硬拍。不自在,會不自覺地找鏡頭,最糟的是露出教授的樣子,像上課一樣,把觀眾當英文系學生介紹架上翻出來的每一本英文小說。

  非常枯燥的紀錄片,卻從枯燥中,漸漸生出肅然之感。規律的日常是王文興創作的必需品,他兩個小時寫35個字。電影拍出了那神話般的儀式:暴烈、像是自殘;用筆使勁地敲打桌面,求得音律,寫幾個字,再用力撕開紙張。桌上正在書寫的紙越來越小,地上滿是撕裂的紙片。定稿(手稿)上的圈圈與底線,是文字的聲音與音調。王文興的小說要讀出聲來,讀出來,才能領略其中的細膩與巧思。那個詞之所以在那裡,竟然都是有原因的。

  24年寫一本小說,王文興削減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奉獻給小說之神。就算足不出戶,也能自成一平行時空。偶爾出門看看台大的鵝,對他來說已經是太大的快樂和刺激了(!)。文學的追求,原來可以達到如此純粹的地步啊。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五):流逝的时间有没有让你心安

  就像纪德所说的,如果打开寝室的门看到背后是海,他也不十分惊奇。当然,我完全是经由《他们在岛屿写作:背海的人》这部纪录片来了解作家王文兴的,这完全不同于我对其他作家的体验,在观影之前,我既没有看过王文兴的著作,又对其生平毫无了解,当那个面容清癯、背红色双肩包的老人出现在画面中时,从海面上卷来的是一张彻底的白纸。

  很少有影片能阻止我按下快进键,仿佛只要那个键存在,你就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只要没有电影院的牵制,想完整、认真的看完一部电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当然,在如今这个时代,想一字不落,认真的看完一本书也是难事。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六):文学迷航,电影扬帆

  文学迷航,电影扬帆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展巡礼

  文_东方不亲

  光影百年,电影作为一门年轻的艺术,早在其方兴未艾的20世纪就已接替了小说的社会功能。速食时代的今天,文学更趋式微,昔日的文坛巨匠已鲜被浮躁的世人了解,而电影工业却一路高歌猛进,好莱坞早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电影产业链,中国大陆也在近两年进入电影市场井喷期。

  面对电影的崛起,文学的没落,台湾作家们忧心忡忡:杨牧曾担心电影拖垮了文学,余光中曾害怕观众带跑了读者……然而就在今年5月,一组记录台湾文学大师创作经历的系列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悄然在北京掀起一波观影热潮,同时也带起一波诗歌文学热潮,诗人杨牧与余光中正是其中两部影片的主角,他们用影像为文学的复兴摇旗呐喊,传承文学的重担何妨交给电影来扛!

  “他们在岛屿写作” 文学大师系列电影,是目宿媒体的创业之作,由台湾导演陈怀恩、林靖杰、杨力州、温知仪、陈传兴以独具匠心的纪录片形式,分别拍摄了林海音、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王文兴、杨牧六位华语文学巨擘的创作生涯。

  作为致敬、传承台湾文学的系列作品,这六部电影既是一本带有生动注解的当代台湾混编版诗文选,又是一部鲜为大陆观众所知的台湾现代史,还是一扎台湾日据末期以将的风俗人文志。我们不只得到了品鉴台湾文学的方法理论,还看清了台湾文学的生长背景、发展轨迹,以及支撑台湾作家在岛屿写作的核心情怀。这种情怀改变台湾电影的发展轨迹,成就了李行、侯孝贤、魏德圣等几代影人。

  传统的作家传记电影要么板起面孔拍成照本宣科的作家资料片,要么极尽浮华拍成八卦作家绯闻的奇情片,而“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无疑是兼顾内涵性与观赏性的新类型,在传承文学的同时,也为电影类型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胶片上的文学

  5月25日,应中国电影资料馆之邀,台湾目宿媒体携六部“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赴北京举行了为期十余天的影展,得到首都影迷和文学爱好者的普遍认可和喜爱。

  文学电影是电影艺术从诞生之日发展至今,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这既反映了电影与文学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也能看出用影像传承文学,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保护文学发展的方法。最常见的文学电影有三大类型:一是由文学著作改编电影;二是为作家拍摄传记类剧情片;三是为作家及其作品拍摄纪录片。

  文学著作改编类电影,是文学电影中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也是影响最深的,文学为电影提供母题和素材,电影则对文学进行更易于受众接受的具象化演绎。去年,莫言为中国人拿下第一尊诺贝尔文学奖,当国民为这位笔耕者的胜利欢呼雀跃时,不该忘记最早帮莫言赢得国际声誉的却是一部电影:[红高粱],一头柏林金熊让张艺谋登堂入室,成为电影大师,也帮助尚籍籍无名的莫言在西方文化圈初露峥嵘,但当我们仔细对比电影与小说内容时,却发现两者间存在极大的出入。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女主人公死前的内心描写,这在电影里丝毫没有出现;而电影最重要的部分是结尾场面所展现的意象:在一片血红的世界里耸立着的两个男子的轮廓。但小说中,也完全没有这一意象。这是因为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外化的视觉表现形式在展现文学中更为抽象的人物心理活动时有着先天的局限,所以改编时必须扬长避短,不能狭隘地追求对原著的忠实性,德国著名评论家海尔默·克鲁曾经说过:“所谓文学的影像化改编,并不意味着仅是内容的影像转移,电影与文学原著的“相似”并非要求照搬原作,恰恰相反,“相似”要求的是有区别,它期待通过有所区别而在电影这一脉络中发挥相似的功能。”正是因为如此,文学原著改编成电影有着极大的难度,失败的风险也很高。[红高粱]称雄柏林后,莫言随后改编的《白棉花》并没能入老谋子的法眼。改编成电影文学名著虽然数量庞大,质量却良莠不齐,而那些通篇心理描写的意识流小说以及咏志抒情的诗歌(非长诗、史诗)甚至完全不具备改编成电影的可操作性。

  由表现作品转向表现作家,成了文学电影的通幽曲径,大量作家传记类电影应运而生。表现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生前创作与情感经历的[莎翁情史],在1999年取得了13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囊获“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大奖,名噪一时。另一部记录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传奇一生的[成为简·奥斯丁]则获得了几乎无差评的传奇口碑。此外,重现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同性孽缘的[王尔德的情人],演绎大文豪托尔斯泰晚年三角恋的[最后一站]等传记类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出于对市场和艺术的双重考虑,传记类电影多少都有些演绎成分,真实性因此大打折扣,而且此类电影大多着力表现的是这些作家的奇情怪恋,反而对他们的文学作品的重视不足。一些心怀文学传承使命感的导演或有教化诉求的政府部门更倾向于拍摄文学电影中最本色的一类——文学纪录片,尤其对那些尚在人世的作家和那些尚有许多亲友在世的作家而言,直接走进他们的生活,识认他们走过的脚印,是把握其创作轨迹及文学精神的最佳途径。

  美国1996年拍摄了一组“世界著名作家”系列纪录短片,介绍了包括爱伦坡、福克纳在内的八名世界级文豪的生平事迹,可惜反响平平;法国第三频道制作的《世纪作家》系列纪录片播了6年,介绍了257位作家,中国中央电视台则于2002年录制了十七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邀请了十名作家用自述的形式介绍生养自己的城市,均没能如愿引爆收视率。与传记类电影相反,缺乏艺术美感和商业卖点成了此类纪录片遭到市场冷遇的主要原因。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在类型上接近纪录片,具有写实客观性,形式上又融入了剧情片元素,从而形成一个兼顾真实性与观赏性的新文学电影类型。

  新类型文学电影

  “他们在岛屿写作”缘起2008年“云门舞集”排练场发生的一次火灾。那场大火让许多珍贵资料湮灭无存,这引起了台湾文艺界对如何保存与传承文化资产的思考与讨论,台湾目宿媒体决定用影像对文学大师进行贴身记录,走近他们的生活,纪录他们的心路历程,重现他们的创作传奇。传统的文化纪录片往往只能被小众接受,这显然与制片方传承文学艺术的初衷背道而驰,怎样让影像既好看又真实,怎样让观众们因此接受并爱上文学?这成了制片人廖美立与总监制陈传兴最头疼的问题,最终他们决定加入更多非传统纪录片元素,用拍摄一部商业电影的钱来拍摄六部纪实性文学电影,

  读与写

  六部文学电影分别是:[两地](传主:林海音,导演:杨力州)、[化城再来人](传主:周梦蝶,导演:陈传兴)、[逍遥游](传主:余光中,导演:陈怀恩)、[如雾起时](传主:郑愁予,导演陈传兴)、[寻找背海的人](传主:王文兴,导演:林靖杰)、[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传主:杨牧,导演:温知仪)。其中四部拍诗人,两部拍小说家,两位小说家的作品又有明显的诗化倾向,该怎样记录并展现这独特的语言魅力呢?总监制陈传兴的办法是“读”和“写”。

  谁来读?怎么读?读者读,译者读,作家自己读,用不同语言读,分不同声部读,配不同音乐读……之所以在“读”上如此下功夫,是因为音律美是诗歌、韵文最易被忽略的魅力,也恰是电影比文本更易表现的魅力。

  在这诸多之“读”中,作者读又是重中之重,没有人比作者更了解该如何抑扬顿挫,也没有人比作者更会拿捏吟咏时的情感,甚至在[寻找背海的人]当中,所有朗诵由王文兴——被称为现代华语文坛最难读懂的作家——一人包办,他的作品常人读来佶屈聱牙,可他自己用低沉而略微浑浊嗓音读来却那么音韵婉转、动人心魄,特别是配以意境熨帖的动画,好像听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讲述一则悲伤的童话,让人悲恻而心醉。最妙的还是由他为自己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念旁白,以及在萨克斯、钢琴、小提琴的伴奏下,朗诵小说《背海的人》中的片段,艰深的语言在他独到的表述形式下不再晦涩。

  同样朗诵自己的作品, [化城再来人]中的周梦蝶和[逍遥游]中的余光中,所展现的却是方言诵诗的美妙。周梦蝶赴台七十年,乡音未改,一口河南南阳音,吟诵起温柔哀婉的送别诗真个是肝肠寸断。而遨游四方的余光中,则充分展现了语言天赋,一会儿用四川土话吟诗,狂放倜傥,一会儿用吴侬软语唱词,缠绵悱恻。另外在[逍遥游]中,还出现了男女二声部诵读,此起彼伏,应接不暇,也许你来不及反应意象的转换,但不妨仅当这是最纯粹的音乐来欣赏。

  杨牧能够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自然少不了外国译者的推介,在[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中,就有其德国译者和日本译者,分别用德语和日语朗诵杨牧的诗,当华语诗被译成外语,就拥有了另一套音律和腔调,相同的意象在不同的语音中,营造出既熟悉又新鲜的微妙氛围。另外片中还有两首诗在吟诵时所配的影像是现代舞,用隐晦解读隐晦,多少会对观众理解诗歌产生诱导,但不知是否在向云门舞集致敬。

  如果说读音所反映的,是作品完成时达成的最终效果的话,那么作者的手迹,就是作品在创作进行时所留下的轨迹,它所体现的是作者创作时的艰辛、困顿乃至痛苦。

  六部电影中,摄像机记录下了每一位作者所留下的手迹及撰写过程,周梦蝶与王文兴的手迹最多,二人的手迹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梦蝶字体娟秀,甚至连手稿的批改都洁净工整,字词的替换会用直尺比好,拿水笔拉出直线,再在线的另一端空白处,写下改后的措辞,整个过程像一场轻扬的手舞,稿纸都能被当作工艺品,拿去换钱沽酒;而王文兴的手稿却是脏泞不堪,你甚至很难认出他写的是汉字,事实上有些也确实不是汉字,而是他认为语句应达到效果的线条化呈现,你会看到有些上扬,有些下沉,有些凝滞,有些通顺,他的稿纸被揉成一团团,撕成一片片,上面还留下许多由笔尖撞击出的窟窿,这些都是这个一天写25个字的“文字炼金士”字斟句酌时的痛苦,创作的过程像在斗室之中施巫术、做妖法,充满了宗教的仪式感。

  视听与结构

  陈传兴亲自导演了两部电影,从而更精准地掌控了整个系列的摄制风格。他早年旅法师从电影符号学大师克里斯蒂安·麦茨,学习电影理论及摄影技巧,这使得他所拍摄的[化城再来人]、[如雾起时],乃至全系列电影,都对场面调度有着严格的讲究。

  陈传兴说:“在每部影片拍摄以前,根据每个作家的特点,我都会准备好不同深度和广度的拍摄大纲和剧本。在拍摄时,都有严谨清楚的拍摄架构下进行。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六部影片全部使用原创配乐,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的作品,乃至后期制作方面的调光、混音和剪接,我都要参与。”

  在[化城再来人]中,年过九旬的周梦蝶佝偻瘦削,他赤条条、颤巍巍沐浴更衣的场景,被陈传兴用一个长镜头完整细腻地记录下来,充满美与感染力。而在并不黢黑的室内,将[处女泉]投影在斑驳的墙壁和淡绿的百叶窗上放映,则将陈氏美学表现到极致。片中运用有限的特技,实现了让《心经》中的文字,在水波间流转的禅境视效。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反复出现的水之意象,有些场景并非在台湾本地拍摄,为了达到佛家“渡”人的清寂,摄制组特意赴印度恒河取景;在[如雾起时]中,一串串白色的诗行,像树枝一般蔓延生长,有一种诡谲的诗意。这些意象明显受到禅宗和麦茨电影符号学影响,体现着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念,而摄影风格又有巴赞现实美学理论的作用痕迹。

  大段动画的插入,则是此系列电影的另一个亮点。[寻找背海的人]中多黑白素描画,人物面容忧郁,很契合王文兴小说的阴暗气氛;[朝向一首诗的完成]中所配的动画则一片明媚,童真童趣蕴藏其中,形象地反映了杨牧诗歌的浪漫情怀;[两地]里则用动画的形式重演了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中的经典情节,很有些京腔京韵,道尽了林海音对老北京城的眷恋。

  传统纪录片通常以纪实事件和纪录人物的现实生活为主,很容易拍成流水账,难以呈现作家和作品本身该有的特色,更无法表达那些象征性的、幽微细腻的文学情怀。为了不落传统纪录片的窠臼,陈传兴对六部电影的结构也有着颠覆性的要求。

  以[化城再来人]为例,影片内在以佛法禅意为核心,外在以一天之内晨昏转换为拍摄的时间顺序,其间夹杂着对周梦蝶一生经历的片断性回顾,一幅幅求不得、爱别离的画面纷至沓来,让观众随周梦蝶一道尝尽红尘之苦,而后体味勘破、放下之宁静;而[寻找背海的人],是以21条线索的形式,从王文兴的师承谈起,谈到他的创作轨迹、作品影响、外界评价、自我解读,周边则有对故居及工作地点的寻访,对日常生活与创作的还原,对爱好与信仰探秘,最终完整勾勒出王文兴的精神形象,找到那个绝世独立的“背海的人”。[两地]则围绕林海音在北京与台湾两地的生活展开追忆,一面是她对北京故居的怀念,另一面则是她对台湾文坛的呵护,镜像反复在两者间跳接,结构工整异常。

  他们写作的岛屿

  在[逍遥游]中,余光中认为不论是旅行还是定居,如果你热爱某处,坚持为某处作诗,那你就有了题咏此处的义务。他认为高雄西子湾之于他,就如黄河之于李白,三峡之于杜甫,是互相从属的。这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态是大部分台湾第二代外省人所共有的,他们没有多少内地记忆,却对美丽海岛的养育心怀感激。更不消说那些台湾原住民和祖辈更早时移民到台湾的人们了。

  续写乡土情怀

  [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是关于杨牧的传记电影,而传中有传,片中受访学者们给予高度评价的《奇莱书》是杨牧的自传。从书名就可窥见诗人对乡土的赤子深情,不论走了多远的路,喝过多少斤洋墨水,在杨牧心中始终横亘着一座奇莱山,那是灵魂的栖居地。他永远是那个踌躇满志的花莲少年,在日据末期父亲盖的印刷厂里识字习诗,镇子里有河洛人、客家人、原住民还有日本人,操着不同口音的孩童在田间嬉戏……不论山河如何易主,花莲永远是少年心中的花莲。杨牧的伟大很大程度在于,他掀起了将生命经历与故土历史结合,追溯童年往事的文化热潮。

  旧时风物也是王文兴创作小说的灵感源泉,不论是《欠缺》中蜿蜒如河的同安街,还是《家变》里父亲毅然离去的日式阁楼,都留有王文兴的童稚记忆:这儿是王文兴的故居所在地,阁楼原名纪州庵,曾是日本神风队出征前喝酒践行的巨型酒楼。相比自小在台北长大的王文兴,因历史原因抛妻弃子,仓皇南渡的周梦蝶,则对台北有着别样的感激之情,只有这里能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摆摊卖书,维持生计与灵感。从牯岭街到三重埔,从达鸿茶庄到明星咖啡屋,他一次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带着文明的火种,一面自渡,一面渡人。

  正是这一批文人的乡土情怀影响了整个台湾的文化风气,甚至彻底改变了台湾现当代电影的发展走势。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影坛充斥着大量政治、情色、武侠片,粗制滥造,趣味低级,然而随着文学界乡土情怀的注入,乡土导演李行逐渐在影坛崭露头角,他在1964年导演了[养鸭人家],讲述台湾乡村一户养鸭人家的悲欢离合,质朴感人,充满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影片获得年第三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从而开启了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路线风潮。1982~1986年间,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导演在此基础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台湾新电影运动”,拍摄技法上,他们创造出以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美学风格,而在题材情怀上,他们则着重强调再现本土文化。

  [两地]中有一名作家在谈到林海音时老泪纵横,他称林海音为文学母亲,没有林海音就没有他今天的所有作品,他就是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最活跃的编剧之一——黄春明。将时间拨回至台湾刚刚光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在政治上台湾已经摆脱了日本的统治,但语言、文字上依然以日语为主,一时间难以更改。当时台湾禁止各级学校教授日语,禁止一切报刊登载日语文章,强力推行国语教育,甚至连闽南语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使用,这让一大批以写日语文章著称作家就此封笔。当时林海音担任联合报副刊编辑,是她四处奔走疾呼,鼓励封笔的作家继续用国语写作,协助他们在联合报副刊发表文章,像母亲一样呵护培养黄春明这一代年轻作家成长,保住台湾文脉不断。

  1983年,黄春明的乡土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顶帽子》《苹果的滋味》被改編为一部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吴念真任编剧,分别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出任导演,影片讲述的是乡镇失业青年、退伍军人、贫民区的小工三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镇小人物在混乱年代里的不同际遇,充满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淳朴民风的歌颂。同年,描写南方澳某渔港的一名雏妓跌宕一生的《看海的日子》也被改編为同名电影,黄春明亲任編劇,王童任导演。此后,《莎哟娜拉,再见》《两个油漆匠》等小说也先后被搬上大银幕,全都是带有浓重怀旧气息的乡土题材。

  通过改编黄春明的优秀文学作品,侯孝贤、吴念真、王童等一批导演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中坚力量,继续对台湾电影进行乡土化改造。1989年,侯孝贤拍摄了一部全景展现台湾光复初期,基隆某户普通人家在动荡的时局中惨遭家变的电影——[悲情城市],小人物、大时代、醇正民风、悲惨命运依然是这部乡土题材的电影着力表现的本地元素。影片夺取了威尼斯金狮,侯孝贤也一跃步入世界顶级导演之列。然而侯孝贤的电影毕竟不是为大众量身定做,拿得了大奖却赚不了大钱,真正为台湾乡土电影赢得高票房的,是2009年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创造出了当时台湾的最高票房记录:4.6亿台币(约合人民币9500万)。

  在[海角七号]中,魏德圣巧妙地将乡土情怀与青春偶像元素融合,请了日本和台湾本地的偶像歌手和演员,演绎一段连接历史与现实、兼容风俗与时尚的清新故事,开创了台湾乡土电影的新类型,此后的[艋舺]、[女朋友○男朋友]等电影都是这一类型的延续。然而魏德圣的野心远不仅于此,[海角七号]的巨大成功帮助他迅速积累了业内声誉和制片资金,让他如愿斥资7亿新台币(约1.5亿人民币),拍摄一部反映二战时台湾原著赛德克人英勇反抗日寇入侵的乡土史诗——[赛德克·巴莱]。2011年,作为台湾历史造价最高的乡土电影,[赛德克·巴莱]分上下两部在台湾公映,再次刷新票房纪录,并取得比[海角七号]更好的行业口碑,斩获金马影展最佳影片奖,这也为台湾乡土电影再度拓宽发展空间。

  反观“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电影,其内容涉及台湾文化圈乡土情怀的滥觞,其本质则是台湾乡土电影的延续与拓展。

  作家眼中的电影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的影展开幕式暨“杨牧与台湾文学”论坛上,台湾诗人杨牧与纪录片总监制陈传兴、著名文学翻译家屠岸,畅谈参演纪录片的感受,及自己对电影艺术的误解与重新认识。制片方初找杨牧道明拍摄计划时,杨牧就对此大为激赏。对于他这个“读文学、做文学、教文学、研究文学、消遣文学”(杨牧语)的“全天候”文化学者而言,没有比传播文学、推介文学更让他激动的事儿了,一辈子桀骜不驯的他演起电影来却异常配合、投入,谁也想不到他曾是个“电影威胁论”者。

  “大约二三十年前,我常常想也许下个世纪文学要被电影拖垮。”杨牧坦言自己当年的隐忧,那时的他正处于自我怀疑期,创作遭遇瓶颈,又明显感受到新兴的电影艺术对于传统文学的冲击,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前苏联导演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从此对电影的态度发生了改观。杨牧认为电影蒙太奇理论早在中国古诗中就被广泛运用,绝句、律诗的结构正是蒙太奇式的表达,寥寥数语,气象万千,蒙太奇理论让他重新审视诗歌,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灵感。如今的杨牧非但不仇视电影,还非常感激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电影在台湾、香港公映后反响强烈,杨牧从观众们的脸上读到了他们对自己创作的认可,也读到了他们对诗歌、文学的爱。

  六部纪录片的传主中,有一位诗人以信仰宗教的热情去爱电影,他能不间断地连看两三场不同的电影,也会反复看同一部看不懂的电影直至顿悟,他说听经像看电影,看电影像听经……他是周梦蝶,一个参“电影禅”、从电影中寻找创作灵感的迷影人。

  在以周梦蝶为主角的纪录片[化城再来人]中,有一个段落详细讲述了他的迷影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梦蝶与好友徐进夫、陈玲玲等人组建了一个电影会,租用台北峨眉街的一家放映室,经常放映小林正树、英格玛·伯格曼等导演的电影,看完电影后一群人围坐在咖啡屋,听台湾著名剧作家姚一苇讲解电影的精妙之处。

  周梦蝶最喜欢的电影是[处女泉]和[怪谈],前者是对“十字架”的诘难,后者则是对“菩提树”的皈依,同时热衷参悟基督教义和佛教经典的他,对此类宗教题材的电影总是怀有无限的敬畏和热忱。[怪谈]中“无耳芳一”一节,甚至帮他度过了最难捱的病危时光,那时他罹患胃癌,因发现及时,开刀割去了四分之三的胃,在手术室熬了六个小时,总算保住了性命。出院后他常拿[怪谈]中的惨遭割耳的芳一自况,坚韧地接受了人生的无常和残缺,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一首吟咏芳一的诗。

  作为一名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化学者,余光中一直对台湾学生语文能力的萎缩深感痛心,六年前他同张晓风等人在台湾临时发起组织“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行动”,之后正式成立民间组织“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

  余光中说:“随着电脑与影视科技的发达,透过文字的书写活动已渐渐被影像媒体取代。现在的媒体跟过去不一样,‘读者’都变成了‘观众’和‘听众’,但是读者和‘观众’毕竟是不同的,观众比较被动,看电影、电视剧时,荧幕上有个故事在你面前展开,观众很自然就接受了;但读者读一本书是有所参与的,借由文字细细体味文章,只有好好掌握了文字才能把文章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读得懂。因此怎样把年轻人拉回来做‘读者’是很重要的。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一直想做的,是拉一些‘观众’回来成为‘读者’。”

  虽然余光中将把影视观众拉回来做读者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绝不是一名迂腐狭隘的卫道士,他知道自己不能逆时代潮流而上。在当下社会,培养读者往往是从培养观众开始的,优秀的文化类影视作品极有可能成为年轻人的文化启蒙老师,因而余光中也积极参与拍摄弘扬传统文化的影视剧,早在出演“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电影之前,余光中就参演了多部两岸三地拍摄的文化宣传品和纪录片。此外,余光中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影迷,他极爱[阿拉伯的劳伦斯],并特意为此片撰写长篇影评。

  一部[城南旧事]让台湾作家林海音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自己的小说被搬上大银幕不仅让林海音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也让她收获了一位忘年至交。

  林海音对[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饰演者沈洁十分认可钟爱,两人多次会面,情同亲人。1999年,林海音患了老年痴呆症,神智已不大清楚,可当沈洁出现在老人面前时,林海音便连连兴奋地说:“小英子,你怎么来了?”一面说一面拉起沈洁的手,唱起:“长亭外,古道边……”

  原文载于《看电影·午夜场》555期,有删改,访谈欠奉。媒体勿转。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七):两个创作者神秘的契合

  这部影片有些超出我对拍摄过《最遙远的距离》和《台北几米》(纪录片)的林靖杰的预期!

  这部影片很别致的去表现了一个作家的生活,是华人拍摄的作家纪键片中难得的好作品!

  过去在台湾,很多次听过林靖杰的谈话,对他很欣赏,但过去看他的电影,总感到有些"表达困难",感觉他的影像跟不上他的思想和感受…现在这部影片加入了一些侦探和探索秘密的设计,但不过份,我认为主因还是林遇上了王文兴所碰撞出的火花,让这两个创作者能找到神秘的契合。

  相较之下,同日观看的另一部林海音的纪录片《两地》,无论是不是抱著比较高的期待来看的我,对这部影片都会相当失望。是导演杨力洲作品中较(最)差的一部,他其他的作品《青春啦啦队》和《被遗忘的时光》等我都很欣赏,包括《征服北极》也有他个人的风格。但这部《两地》不知是因为受命拍摄,还是因主角已逝世之故,都单薄如材料的拼贴,实在有点不成样子…我倒是想听听导演自己的说法。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八):关于灵性与神性、绝地求生的向内通透的人

  初读王文兴《家变》,并未觉察他意在做一场纯文字的革命性的实验。家变无论题材还是行文,都足以让我不禁兴奋万分。一位出走的老父,一个叛逆却也不断挣扎的儿,毫无经验也向往的台湾小城,以及逐渐编织起来的精巧和破碎的回忆……尤其是孩子不断打断的幻想、欲复仇而无所依的绝望、低低的视角细细碎碎、那只被母亲钉死在墙壁上的炫丽的彩蝶。范晔竟然逐渐向读者的童年合拢,全书的安排成为诉诸创伤的手段,最终的结局甚至也不痛不痒。可偏偏是所有这一切,成为这部伟大作品的开端和结尾。

  《寻找背海的人》更是将全部粗浅的个人阅读体验立体化。尤其是王文兴低沉的男中音,一字一顿朗读着自己的文字,尤使得文字本身附上一种魔力。一种带着灵性和神性的、向内而非向外的单纯又厚实的魔力。且不论“文字实验”的艰苦,王文兴自身早已成为一种“探求”的符号。他、他的精神与他的作品,全部合一,严丝合缝,完美的整体。

  文字的实验,包括对于汉语语言秩序的颠覆,意象的出奇紧凑,各地方言的掺杂,口语书面化,音律的抑扬,文字背后精神的传达……凡此种种,都是其文字实验的主要部分。他的文字世界,于是乎是一个紧凑的、张弛的、范特西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容纳所有读者,而是部分读者,那些能够在细密的心理刻画之后还能够持续阅读并欣赏这一切的人。正如片中王文兴自己所言,长篇的创作必须保持作者本身的一贯和恒定。而这也恰恰是情绪易激动的散文和诗歌创作者无法企及的。

  这样一位伟大的实验者,无论其实验成功与否,至少所幸的是他的实验和抱负能够为人所知。他的文字,哪怕是争议,也至少是能引起关注。相较于作者孤坐案头,苦行僧一般的创作过程而言,确实是另一种愉悦了。如同纳博科夫26岁创作的处女作《玛丽》所展现出的天才想象和对文字和情结的掌控,大师的出现大多都有一种征兆,他们能够把控生命的节奏,能够知晓自己所向,并恰到好处地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王文兴亦如此。他同这个世界的距离亦近亦远。近到哪怕一次出门都是一种洗练,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都成为写作的灵感;远到同这里的人保持着不必见面的风格,过多的解释和名誉似乎都是一种消磨。

  一直觉得那些自绝生命的人是不懂得如何保持这个世界与自己距离的人。于是人需要神,需要文学,需要艺术。这些庸俗世界里最浪费的“空洞”,其实是一种填补。

  王文兴实现了这种填补,通过他的文学世界,通过他的修炼与造化。可是我们,如何同样实现这种填补呢?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九):背向大海的作家

  总共六部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里头,余光中、林海音、郑愁予等人算是内地观众熟悉的几位。剩余几位作家,代表作品就不用说了,大多数人恐怕连名字都没听说过。那么,按照一般情况说来,众人会敬而远之,觉得没做功课,看了也是云里雾里。起初,我也是这般想法,后来发现,那根本不大重要——或者说并不是足以致命的决定性影响。 以《寻找背海的人》为例,王文兴也算闯荡文坛多年,结果只有两部代表作《家变》和《背海的人》。然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他自己调侃说,当初,台湾读过自己的书也就几十个人吧。几十年过去,读他书的人好像变多了,只不过,那是多年叠加的结果。事后,我到网络上搜索,结果真印证了作家本人的说法。王文兴的书以难读、晦涩著称,至少文字上不属于优美,能予人快感等直观感触的那类,很多地方的遣词造句,完全有异于常人。 显然,导演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去的,他用线索和关键词串起了王文兴的人生。为什么会不好读,为什么会枯燥难懂,要知道,王文兴本人可是慢工出细活的代表。问题当然由作家本人来解答,王文兴认为文字不仅是用来看的,还可以读,更可以谱上曲,总之,它的维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得多。换言之,他在《家变》和《背海的人》都是沿承了这一创作思路,平均每天只写几十个字,跟下笔千言的作家风范相去太远了。 片中出现了两幕《家变》的舞台剧,大段大段的内心自白。王文兴也跟学生讲解《背海的人》,真正的读起书来,还要考虑人物的出身背景,这样的话,腔调语气都会变得不同。他甚至加入乐器伴奏,方式相当新颖。总之,他真的在付诸实践,试图让文字拥有更喷薄的生命力。与周梦蝶式的“孤夜无伴守灯下”不同,王文兴的生活看上去要体面许多,至少从生活状态上来看,他还算是有身份、有地位,人生富足。可是,他具体的日常生活却可以说相当单调,基本没什么为了汲取灵感去远足,为了寻找创作冲动去体验些什么,他透过简单表面的东西(像那些照片),深入强化,不断进行提炼和经验总结。 王文兴酷爱读书,在台大图书馆里随便取下书籍,如数家珍。他通晓多门语言,喜欢品鉴画作,也通音乐。他喜欢游走街头小巷,散散步舒缓心情。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直接摆设在家中的某个角落。直到和着拍子唱起《望春风》:孤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遇到少年家。果然标致面肉白,谁家人子弟。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弹琵琶。就在一瞬间,我立马明白了文字的韵律是什么(显然它如此的通俗易懂)。 在我看来,王文兴所尝试的创作可能是文学中的文学,就像精神世界的修炼、打坐和苦行,有如他欣赏的却不被世人所重视的孟郊诗作。他爱上文学并进行创作,这仿佛进入一个巨大的牢笼。他知道不远处有广阔的大海,却选择背向于它,想象和感受它的辽阔壮观。人们以为他内心笃定,岂知他也经受着翻滚往复的痛苦折磨。 《寻找背海的人》展示了文学家的寻常部分,同时解答了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的终极问题。和整个文学大师系列一样,台湾人赶制这套作品不在推销或重启经典,它们更多是要做一种记录,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文字,尤其是用声音读出来、用影像去诠释表达的文字。或许,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这种多媒体组合的电影语言过于小清新,然而,比起不读书的国人,能有人去做这样的纪录片,那不是很难得的事情么?过去一两年,台湾的纪录片又有不少新东西,这股潮流与本世纪初的纪录片风潮似乎不大一样,它们重在描写一些知名人物,试图从他们身上发掘平凡的一面和不同寻常的力量。需知,每一个大师大家的背后,他们都是一个普通人,就像王文兴,用背向大海的自我隐没来创作探索。【北京青年报】

  《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影评(十):与文字搏斗和作为文字的信徒

  “就像纪德所说的,如果打开寝室的门看到背后是海,他也不十分惊奇。 ”

  这是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寻找背海的人》结尾时出现的一句话。背海之人平常而从容地读出出自其手的一段文字。那音调不急不躁,听得出时光和岁月如风而过后留下的痕迹,并不疾不徐地显露出之下无声无息却又坚硬温润的石骨。有石头的硬度,又有骨头的温度。

  背海的人,当然就是写作《背海的人》一书的作者——王文兴。

  这三个字的名字如果曾让观影者铭记,也许首先是与其相关的那些数字:他年过七十,写作长篇小说《家变》用了八年时间,而《背海的人》用去二十五年时间,他每天写作三十五个字……然后是他那像是自我折磨和癫狂神经的写作状态:不断地撕掉稿纸,突然地用笔猛敲或猛戳已经写下或想要写下的文字……

  这好像是一个不能够连续写作的人,甚至像是一个有书写障碍症的人,但是在漫长的时空穿梭中,他几乎每一天都会做同一件事——写作,写长篇小说。

  他在稿纸上划线,记录音韵和风的方向,记录颜色和光的明暗变化……然后再用更漫长的时间将它们翻译成这个现有世界的记录符号。于是,即便未曾通过阅读去亲身体验其文字世界中的诡谲的文字组合和捉摸不定的文字奥义,我们似乎也仍然可以感知其中所漫延出的变动和冲撞。

  王文兴说,《家变》刚出版时,在台湾可能有十个读者,如今好像有四五十个了。这是一种类比的说法。实际上,他是在说,未曾料到如今自己的小说竟有如此多的人在阅读或尝试阅读。但是,这一点却像极了对其构成深刻影响的小说家乔伊斯——在某一年的日记中,乔伊斯记录到《青年艺术家画像》在一年里仅售出6本,这这已经是其已经出版的基本作品里销售最多的了。

  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写作状态,都像极了是在与文字进行搏斗。而更加宿命的是,这样的搏斗完全不同于其他,因为它并不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战胜或是击败为目的的。我的胜利是以对方的胜利为标志的。小说家的胜利是以文字的胜利为标志的。某种意义上,他像是在以文字之王的架势扮演着文字奴仆的角色——这并非一种贬义。

  我试想,他对于文字的虔诚似乎不会亚于影片中他在教堂领圣体时的虔诚。应该说,绝对要多过!

  文字——当然包括小说,甚至说尤其是小说——的好坏,与其被写作的速度是并无必然联系的。我也甚至能够断定,王文兴的小说作品很难是我会喜爱并赞赏的那样一种。但是,倘若一个人在热恋和宗教之外,竟然仍获得了同等程度甚至更进一步的“疯狂”,并将其保持如此长久,那么他至少理应获得崇敬——而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的作品,是否赞同他的写作方式,以及甚至无关其作品的好坏优劣。

  归根结底,所有曾经或将要试图用文字再造世界的人——无论是英雄,还是庶民——都应该得到整个人类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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