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随笔 || 我称父亲为矮爷

又一个罕见的天寒地冻。

而十年前的那场雪还盘踞在胸中，我顽强地躲避和堵塞它，竭力克服它带来的透心彻骨的寒冷和悲凉。十年之后，当我尝试面对那惨痛的记忆时，就下来了这场雪，历久弥坚，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但我不再感到那么尖利那么残酷。洁白的冰雪层层叠叠，仿佛是灵魂的伤口正在艰难结痂。我相信，这场雪是来自天国的信物，矮爷在催促和鼓励我，向前看，朝前走。

1

在我眼里，矮爷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曾经是把矮爷和毛主席相提并论的。有一天，应该是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之后的某一天，我们江渡大队的基干民兵、社员群众和红小兵统统集中在小学操场上开会。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集会，也平生第一次听矮爷作为魏书记发表讲话。看到矮爷站在台上的大红横幅下，我心里真是无比自豪和庄严，可是当矮爷一开口“社员同志们——”，我感到错愕，那声音好陌生，好遥远，特别是那种显得高亢的声调让我心下狐疑。后来我终于释怀，因为我听见了喇叭里的毛主席讲话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么的高亢并且遥远。这使我更加坚信世界上只有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毛主席住在北京，一个矮爷是我们家的，是我爸。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总是和毛主席在一起，被挂在家家户户的墙上，但我一直以为，这些长着奇怪的胡子和头发、真正凸眉凹眼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帮手或跟班什么的。我当时觉得矮爷了不起，肯定不是因为他是大队书记，因为他是被我们队里的人硬拉回来的，本来他在公安县三砖瓦厂做厂长，干得好好的，而他之所以会去砖瓦厂工作，“还不是他们把他赶走的！”我姆妈说，“现在大队里搞不好了，又叫他来捡烂摊子！”

那时我们江渡大队一生产队的牛屋旁边住了两个老太太，一个瘦小弯曲、满脸皱纹的是五保户张家婆，还有一个高大挺拔、满头华发、面如满月、眼如朗星的老太太，我们喊她付家婆，讲一口湖南话。人们都说付家婆是叛徒、特务，还有人传言，说听到她夜晚说梦话，喊饶命，甚至模仿她的口音，怪腔怪调地喊“打不得了——打不得啰——打不得呀……”。基干民兵们觉得这些就是她当叛徒的铁证，再开斗争会的时候，真的拉上了她。也许他们觉得老是斗一个四类分子桑自彬，再加一个赵地主，不过瘾，斗一斗这个当过叛徒和特务还很有架子的老太婆，也许更有味。但她并没有真的挨斗，只有那一回她站在了台上，在一溜四五个“地富反坏右”的边上，虽然也是弯腰垂首，但个头真高！不仅比其他挨斗的人，也比那些高举拳头喊打倒的干将们也高出了一个脑袋，并且她那抿着的嘴唇和白净的面容，似乎透出某种威严，让民兵连长、排长都有点失措，台下的社员也不给劲，批斗大会也就草草收场。

那时，我们家刚搬了新屋，我几乎每天都看见付家婆。她天天都去大队部，所以天天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很喜欢看她那与众不同的样子，她也经常和我说一两句话，但我大多听不懂，听得懂的现在还记得，一句是批评“妹坨子呃，辫搭子梳歪咯”，还有一句是夸奖“妹坨子有蛮乖嘞，背得聒多语录啊”。一个暖和的上午，付家婆路过我们家时看见矮爷站在门口，她就过来了，很是恭敬肃然，说，她刚刚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想跟矮爷汇报一下学习心得。矮爷赶忙躬身还礼，说您家的水平我们哪里赶得到，我们要向您老人家学习才则是啊！有一回，我姆妈照例数了十个鸡蛋给我，要我去大队部换五角钱回来。刚走到大队部供销社，就看见付家婆从店里出来，用手绢包着刚买的几个鸡蛋。我估计我一到家就把这事告诉我姆妈了，因为不久之后，付家婆到我们家，硬要给姆妈五角钱，说是买鸡蛋的钱，不然她就把鸡蛋还回来。原来是我姆妈给她送了鸡蛋。几年之后，落实政策，付家婆要回长沙了，她儿子来接她时专门到我家来辞谢。我看到的是一个黑红脸膛的汉子，一件白衬衣硬挺挺的没有一丝折痕，说的是一口普通话。记得姆妈事后还跟我们说笑，说付家婆这个儿子不晓得到底是打铁的还是教书的！付家婆走时送给我们一大堆物什，说是做纪念，我印象最深的一样是一顶比簸箕还大的斗笠。多年以后，矮爷被调到乡卫生院工作——据说这是组织上照顾他的体弱多病——付家婆又托人辗转捎给他一个陶瓷暖壶。记忆里那个壶像一只超大的白色的胖头鱼。由此我断定，她对矮爷是相当感念的。

2

当年，我常常暗自着急，因为我姆妈好像专门要跟基干民兵对着干，对那些“四类”“五类”分子那么好。现在想来她也并不是故意的，扶持弱者是她和矮爷一贯的为人之道。当然，由于家道败落，她从幼年起就受人冷眼、吃尽苦头，这使她很容易和“四类”“五类”分子惺惺相惜，只是她的行为实在是给她自己和矮爷带来很多麻烦。除了付家婆，我们队里还有一个地主婆周家婆，也常来我家。我记忆里的周家婆总是拄着拐棍，颤巍巍地挪动小脚，她的头还不停地摆动，似乎每走一步都有跌倒的危险。她经常到我家来一坐半天，不停地说话，脑袋不停地摇摆，红红的嘴唇也不停地颤抖，也许只有我姆妈肯听她诉说，并且总给她冲甜水喝——如果没有糖就往开水里加半粒糖精。姆妈跟这些人来往密切，就有人说魏书记包庇坏人；也有人说干部家属的觉悟这么差，应该比旁人多扒点工分。我姆妈不理这一套。有一回的斗争大会盛况空前，姆妈看见主斗的人把捆人的麻绳先用水打湿，就十分气愤，絮叨着回家来了。不想她前脚进门，基干民兵后脚就跟来了，是因为捆人的绳子不够用了，来借绳子。我姆妈当然不借。不借他们就要自己找，不让他们找，基干民兵排长就说我姆妈“仗势”，自然是仗魏书记的势。我看见姆妈勃然大怒，满脸通红，捶胸挠头，恨不得要拼命又不知道怎么做的样子，只有喝他们走。民兵走后，姆妈余怒未消，从不说脏话的她一边骂他们是狗日的们，一边恨恨地数落起矮爷来，说：老子是说不该住这个狗×地方的！“这个狗×地方”就是在江渡大队一生产队的新街，我们是新街第一家，紧挨着生产队的大礼堂。姆妈说矮爷“抢积极”。当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公社规划了新的集中的居民点，但社员同志们的觉悟都停留在“搬一回家等于过一遍火”的水平上，没人愿意响应号召。矮爷是大队书记，显然得带头，所以我们是第一家建新房的，自然就建在大礼堂的隔壁了。那时，大礼堂天天开会，有的会矮爷也来参加，但斗争会从来都是基干民兵的兴致高、劲头大，社员群众有些是爱看看热闹，如果不是怕被扒工分，其实大家多半是懒得捧场的。矮爷从来就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斗争会。这也是有原因的。姆妈告诉我，搞“四清”的时候矮爷因为爷爷的“历史不清”挨了斗，后来又不晓得怎么又成了“保皇派”，被斗得更狠，架土飞机，站板凳头，他是实在过不得了才调去的砖瓦厂。记得他再次回到江渡大队时，有好些人一直送他到家里，帮忙运回了两脚箱告别留念的礼物，一脚箱是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还有一脚箱的香烟！我还记得，当我们翻看那些笔记本上的题词签名时，特别是翻看晒在大簸箕里的那些新华、圆球、春耕等牌子的香烟时，心里的那个自豪感……(情感文章大全 www.wenzhangba.com)

3

矮爷让我自豪，我也那么想给他争光。这在别人看来未必不是套话，对我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六岁的那个夏天，矮爷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他此时工作的砖瓦厂去玩，一路上我都在引吭高歌。当时时兴的革命样板戏唱段，在矮爷的鼓励和提示下，我唱了十三段，后来矮爷说我唱了十七八段，显然是为了给我赚面子。矮爷交代我，到了砖瓦厂，别人叫我唱歌就得像现在一样好好唱哦，我说好哦；矮爷说，在人前要大方出众一点，我说好哦；又说，还要学着讲点礼性，我说好哦；又教我要怎么叫叔叔伯伯，白天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我统统满口答应——好哦好哦好哦。后来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砖瓦厂待了四天，除了矮爷，没有跟别人说过一句话。有人给我梳头，有人给我送瓜，有人陪我乘凉，还有人请我们吃饭，我是横竖不开口的。终于可以回家了，一坐上矮爷的自行车后座，矮爷说，我的嘴巴又成了“豆渣罐”，响个不停。我这种极端乖张的性格不光扫大家的兴，显然也让矮爷颜面大失。

那时，我老觉得人们在捉弄我或者准备捉弄我，所以我是如此地警觉和戒备，一看到人们脸上的笑意不对我的胃口，就绝不再理睬他们。我最气恨的是大人们经常说我是“捡来的孩子”，捡就捡吧，但他们捡我的地方又那么不体面！起先，家里人说的还挺浪漫，口径也一致，我是矮爷挖藕挖出来的，对此我还可以做出得意洋洋的样子。后来终于招架不住了，那些一个比一个腌臜老丑的老太太，影伯妈、九伯妈、胖姑妈、莲姨妈等等，都声称她们捡过我：在鸭棚，在肥堆，在猪屋，在茅厕……最叫人不能忍受的是在路上的牛粪里！！！有时矮爷在场，见玩笑开得过分了，就说，听她们瞎扯！这么聪明的伢，天上也捡不到的。本来，我一直在抗着，拼命地装作满不在乎、藐视一切的样子。如果没有人来声援和解围，我会一直这样装下去，可是矮爷一当救兵，却使我满腹冤屈一下子溃堤，山洪爆发般哭将起来。我的被人编排还不止这些。记得那时我经常一个人跑出去野，总是碰到那位只有一只手的田家爹爹，他身后常跟着一群小孩，许多难听的歌谣都是他们传唱开来的，“一二三四五，山上打老虎。老三来时发，天真就来煮，屁——”，什么意思？没人知道，他们看到我就这样唱，有时远远地冲我狂喊那个长长的“屁——”。有时，田家爹爹还领着他们一起怪叫“喇嘛天真，阿弥陀福”，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但只要田家爹爹念一声，那几个混蛋就再三再四地喊得越来越起劲。还有的时候，他们中一个人领头，唱诵道：“高鼻子，夼额角，凸眉凹眼是哪个？”其他人随即高声附和：“是天真！”我只能狠狠瞪他们一眼然后跑回家，或者钻进芦苇丛里躲起来。有时，我刚一钻进芦苇丛中，就听到令人头皮发麻的咯吱声，是蛇在吃蛤蟆！又慌里慌张蹿了出来。还有其他一些更丑恶的外号，其实也并不针对我一个人，但我认准了人们都是在跟我过不去。比如有个说法叫“三姐麻金怪，四姐逗人爱”，无论谁说到这一句，我都觉得是在讽刺我，马上跟他翻脸。如果是家里人说的，我就会撒泼耍赖，强迫他们承认我是“四姐”。矮爷取的外号就不一样了，拽得很：“非洲朋友”。虽然我是家里皮肤最黑的家伙，但这个外号让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洋气，用现在的话说还很酷。我还记得矮爷给一位远房堂侄叫应成的起的外号：“魏饭来”。因为每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家，在门口站着，然后就在我们家吃饭。当时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最有趣的外号了。

矮爷的风趣，还表现在编歌上，兴致一来，打油诗就脱口而出。我记得的最近一首即兴打油诗是给我外甥唐兄的。那是一九九五年寒假，矮爷带着唐兄去他四爷家，并等他的三爷我从武汉归来然后大家一起回公安。我到的当晚，唐兄吃多了橙子，又兴奋，尿了床，这使他在不到两岁的表妹面前大失身份。本来我们家的人，小时多瘦弱，尿床尿到十岁也不罕见，但毕竟出门做客的时候不多，出门做客而尿床的情形就更少了。为了替唐兄挽回面子 ，我们一致责怪四爷家的橙子太好吃了，矮爷就是在这个时候口占一首的。以前人们从公安到沙市、到武汉都是走水路，所以戏称尿床为“赶沙市”；如果一泡尿得太多的话就是“下武汉”了。我没有实地考察唐兄在表妹家的床垫上画的地图到底有多大，记得打油诗押的是“橙”的韵，以及跟我有关的几句：“坐车到沙市，换船下武汉，接了三爷赶回程”。

4

当然，我也有让矮爷脸上有光的时候。刚搬到杨厂，俺们姐妹仨就名声大振，因为学习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不光考第一，而且经常把第二名落得远远的。有一天，我在路上又碰到李校长，我经常碰到他，他也经常跟我说同样的话，没想到这一回他用的是正儿八经的腔调，还故意板着一张脸：我已经给你爸爸说好了，要解剖麻雀，把你的脑袋打开看看里头长的是么东西……没多久，我就听见矮爷把这话转述给一个夸我聪明的叔叔听。我想，矮爷这是为我骄傲呢。只是，从那以后，我的所作所为皆乏善可陈，矮爷对我也就操心的多了，引以自豪的时候少了。勉强可以一说的是我上大学的头一学年，过完寒假返校，矮爷和我一起到武汉，一则送我上学，也顺便找找曾住我们家的知青，看看能否做成一笔赚钱的生意，敷补家用。学校招待所没有房间了，矮爷就在我们班的男生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对我说起来，他似乎感觉蛮好的。他说，有七八个同学围着他坐，陪他说话说到转钟了。又说某某话太多，一看就是个滑头；某某话太少，并且还“说不转”，是个憨头子；还又说道，那个当班长的小魏不错，说话一句是一句，蛮沉稳，只怕有二十大几了吧。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断语使这个小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做一个文明人是一定得修边幅，顾脸面的——那时的小魏还不满十八。

的确，一生生计艰难的矮爷，一直在竭力维护他和他的孩子们的体面和尊严。而我呢，直到现在还时常回味和向往着小时候的那个情形，明明是兴冲冲地揣着奖状往家里奔，可是在把它交给矮爷的时候却偏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现在，我很难再领到奖状了。即使当我领到时，我又到哪里去找矮爷呢？

在那些更遥远的初秋的傍晚，生产队的稻场上堆满了圆锥形的谷堆，谷堆外围用石灰画着做记号的圆圈。矮爷一手牵着天真的妹妹，一手牵着天真，在白线外面绕着那些谷堆慢慢走。凉风习习，炊烟袅袅，薄雾弥漫。当我望向远处的田野，看到了那宁静祥和的雾霭里的奇异景象：有三个洁白的人影在并排走着，中间高，两边低，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直至融入天际。多年以来，这个景象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矮爷现在就在那至高的安谧之所，注视我们，保佑我们。

2008年1月

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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