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太重，让我先飞一会儿
林奈津美的漂浮自拍照，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繁重压力之下的人们感受些许自由。图/Natsumi Hayashi
文/詹滕宇
当代生活的焦虑来自许多方面，各式各样的“时代病”由此衍生。我们需要直面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减轻负担。
我们身处一个旧的价值观被解构、选择逐渐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原子化生存的、以个人和小集体为单位的“轻社会”。我们的生活里，不再有绝对标准与统一答案。完成自我实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是现代人价值体系的核心。
无需背负统一的、不变的、无趣的价值观，自由选择未来的路——听起来，生活似乎变轻了。但实际上，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都希望快速达成目标和愿景。由此付出的代价是：被命运不断压榨，心理负担持续加重，充斥着焦虑、抑郁、虚无等负面情绪。
当代生活的焦虑来自许多方面：目标不明晰的焦虑，对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不确定的焦虑，周遭事件人物引发的焦虑，信仰与底线的焦虑……各式各样的“时代病”由此衍生。我们需要直面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减轻负担。
电视剧中的郑如薇在plan A 和plan B中来回切换。图/《荼蘼》
心理学的重要之处就在于此：它能够提供一套既能救人、更能自救的思维体系，同时与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产生交叉，帮助进行日常判断与决策，解决发生在人身上的心情起伏、人际关系紊乱、价值感受挫等问题。
严肃的心理咨询并不存在通用法则。人终究是复杂的，受当下时代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可能受上一代人的影响：受过时代创伤的父辈，可能继续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和行为。
心理学学科在现代社会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图/career.eol
父辈习惯赞颂简朴，敌视个人享受，导致一部分人明明有充裕的条件，依然对个人消费有羞耻感和负罪感。父辈认为婚姻的社会功能更重要，是一种物质与养老的保障，在情感上没有探索的能力和自由；而新一代会更在意个体感受，倾向于非物质的情感体验。
“你无法选择人生的头十几年里接受怎样的教育和熏陶，你当下的挣扎，很可能是他们当年的痛苦。”破解代际困局的关键，在于“努力认清自己，摆脱父辈的视角和思维”。这种代际传承、融合与对抗，加上新时代给我们的种种新挑战和压力，构成了人复杂的心理底层。
每一个表面简单的心理问题，在看似明确的表象背后，都是纵深的、绵长的关
联：性格形成、成长经历、社会与原生家庭的影响……这些经历决定了TA与别人互动的规律和可预见的结果。因此心理咨询师史秀雄建议求助者“把视野放大一些”，看问题的时候多选几个选项，而非用“A造成B”的简单逻辑试图推导结论。
“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话题近期被热议，冯小刚这番轻描淡写的言论遭到不少批评。这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到底“看不看”，而是应该把视角后移，解决两个人的安全感与信任感、对对方异性观念了解程度等问题，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与和解。
仅仅给出一个“该看还是不该看”的答案很容易，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奇葩说》辩手马薇薇，该期节目正在讨论“该不该偷看伴侣手机”。图/奇葩说
很多求助者希望得到一个“最轻的治疗方案”。他们对症状描述非常简单，期望的治疗也足够简单：最好一次过，速效，彻底。“我不开心，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开心起来？我分手了，我很难过，你告诉我怎么尽快走出来？我跟男朋友吵架了，你跟我说怎么去跟他沟通？”
史秀雄认为，这类求助者过于浮躁和急功近利：“从专业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如果心理问题可以用很轻的办法解决，那它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一旦进入心理咨询流程，目标是彻底解决问题，步骤要细致繁琐得多。
史秀雄擅长亲密关系问题。他首先聆听、提供必要的知识，产生共情，缓解痛苦。其次进入问题本质的分析。“比如常见的分手。分手显然不是一个简单行为，我会回溯‘当初你们是如何进入一段糟糕的关系，在这段关系里你做了什么，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让TA明白，分手其实是相处时所有的误区和问题演变下来的自然结果。”借由处理分手情绪，让求助者反思自己，跳开悲伤情绪的束缚，得到真正的成长。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从一个分手的结果反思整段人生，在“孜孜不倦地成为大师”的成长过程，将短暂激情进化为持久的“being in love”。
婚恋问题是新时代年轻群体的共同焦虑。面对这类求助者，史秀雄建议从三个角度自问：首先，焦虑的来源往往不是单一的，除了婚育问题本身，还有哪些因素让你焦虑？第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一样焦虑，你自己和别人的区别是什么？第三，你是不是在其他问题上也缺乏适应和解决的能力？
如果我爱他人，我应该感到和他一致，而且接受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以便使我能把他当作使用的对象。——弗洛姆。图/《爱的艺术》
求助者K的情况与许多女性相似：32岁，工作忙碌，家人催促，同时社交被挤压和阻碍，久而久之陷入了“通过某种渠道或者形式连续遇到若干个不合适的对象后，会对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伴侣产生怀疑”的焦虑。
史秀雄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赌徒谬误（gambler’s fallacy）。赌徒谬误是常见的认知偏差，它导致人们认为如果一件事情在过去发生的频率很低，那么它在未来发生的几率增加——即使这件事情每次发生的概率都独立于彼此。
K的情况属于反向赌徒谬误，她并没有意识到每次遇到合适男人的概率都是独立事件，之前的情感挫折和之后遇到真爱的概率，并无直接关系。“尝试去找一个人，而不是评价一群人”，摆脱失败造成的影响，这是史秀雄给K的第一个建议。
明明有一长串的“to do list”,还是有很多人选择虚度时光。图/《圆桌派》
降低“屡次失败”的焦虑感后，史秀雄提出“缘分分母”概念，通过多接触可能的异性数量，增加成功概率——许多人婚恋不幸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接触的异性少，只能被迫接受一段本就有问题的关系。
“降低自己的要求是一种被动的妥协，增加接触人数是一种主动的把握。两者都能增加找到伴侣的概率，但是后续的关系质量会有很大不同。” 在寻觅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掌控感和信心，这是史秀雄给K的第二个建议。
对专业心理咨询而言，不存在突然越级、轻易解决的快捷。想真正卸下重担，找到“豁然开朗”的轻松状态，需要有效引导和自我反思，然后交给时间去沉淀结果。“真正的改变都需要时间积累，是慢慢发生的。突破性的变化往往都是幻觉。”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