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方英文

　　也说方英文

　　何丹 萌

　　方氏英文，文风优雅，幽默智慧，才气逼人。刘炜评为其取雅号方文慧公，深得圈内朋友赞许。算起来，我和这位好兄弟交往已经32年了。

　　1983年深秋，商洛文化馆分来个大学生，听说是镇安人，名叫方英文。未谋面时，我的心情还真有点复杂。那时，我尚未踏过大学门槛，于读大学之向往，以致成为心结。要和西大中文系的正牌毕业生同一锅里搅勺把了，用今人说法，似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又是喜结有文采者的，于是也希望与这位大学生尽快交往，看看他到底是骡子是马。一边读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边想着文化馆新来的大学生。幸有文化馆七年馆龄垫底，打消了学历上的自卑，我以老馆员的目光迎接他。然心中还是没底，不知后面会发生什么故事。

　　后来方知，他的毕业分配很不如意。本已预告去省级某出版社的，却因另外同学走门子被取代了。他一筹莫展，在已空空如也的宿舍楼里躺了三个多月，等候另外分配。等得他心焦，不知尽头，索性要来派遣证回了商洛山。能理解，一个山里孩子，靠奋斗走出大山，谁想四年大学读完，却又返回山中，怎能接受这个事实呢？心情不好，加之初来乍到，对文化馆工作似乎还找不着北，就整日和我下棋。我学围棋，由他教会；但中国象棋，我俩旗鼓相当，棋力还能稍胜他一筹。棋逢对手下，诗向会人吟。我们就昏天黑地了。彼时吾妻带学生去了外地，由我经管着三岁女儿苗苗。夜里哄其安睡，开始与英文在路灯下厮杀。激战正酣，却听苗苗在坑下的屋子呼喊：“何---丹---萌---”娃半夜醒了，发现爸不在身边，就这么喊。次日，英文问：“苗苗呀，你咋不叫爸，为啥要喊你爸名字呢？”苗苗说：“婴儿叔婴儿叔你不晓得，我只喊爸，满院子的娃，咋知道谁家娃喊他爸呢？”英文笑了，说，“英文叔，不是婴儿叔！”他纠正着孩子咬不真的字。有次妻子回来了，可我俩还是夜深不寐，被妻子赶来猛揭了棋单，一子飞落，砸至我额头，次日还青乌一砣，这事让英文当笑柄了几多年。

　　郁闷的心情似乎渐渐消散，看来，命运注定要回商洛山，要想改变也一时无望，他只有潜下心来读书写作。人一旦文化了，并有了读写嗜好，那也是青山遮不住的。英文当时主攻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而我什么都想写，但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投向了戏剧。凭写作改变命运，这大概是我们当时埋于内心深处的原动力。我们一同到楼上的图书馆阅览新书，一块于晚饭后去门房迎接邮递员送来的报纸书信。英文如果首先接到某家报刊杂志的采用通知单，他定会大声嚷嚷，甚至几天里都会念叨此事。当他咧着大嘴又一次对我宣布消息时，我说：“你已经给我说过八遍了！”他便尴尬一笑，又开始自谦：“唉，拟用，还不一定哩，最终见了铅字才算数。”我知道了，英文喜欢炫耀，但他也实在没什么可炫耀的，仅有自己的文字而已。

　　自己的文章，人家的婆娘，此乃世间两好。文化馆经费短缺，倒是不缺稿纸，平日里各自囚在宿办合一的斗室里编织文字，俗称爬格子。那印有“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头签的稿纸，不知被我们糟蹋了多少本。我估摸英文糟蹋的要比我多的多。去翻阅英文的案头，他的钢笔字锦簇隽秀。还没看几页，他便夺过去说，我给你念，给你念。他和平凹一样，都喜欢给人念自己的文章。

　　单位的伙食办不下去，我和英文并肩去地委和行署食堂借餐。路遇一美女，秀色可餐，却与一不起眼男子相伴。英文突然伏向我耳畔小声说：“难怪农民常说：好屄都让狗日了。”我当即擤他一捶：“你个坏怂！”还有一次，我托他办件事，他面露难色，憋红了脸说：“你这是把屎拉在石缝里——给狗出难题呀！”我哈哈大笑起来，忘了说事，只感叹他语言的生动。这话，成了我从方英文处学来的生动语言之一，以后曾反复使用过，且每次使用，皆获奇效。

　　几年相处，我大概知道了英文的身世。他生在镇安县西口镇，一个叫程家川的地方。小地名安岭，虽然闭塞却也风光秀美，去过的人称其为小江南。他三岁半时，父母离异了，由母亲拉扯成人。母亲那年26岁，因备受公婆的歉疚与心疼，所以离婚未离方家。母亲含辛茹苦吃斋念佛，一边孝敬长辈，一边凭着信念精心抚育儿子。由此，我除了怜惜英文的童年际遇，更多的则是敬重起他那堪称伟大的母亲来。方母识文断字，能读长篇小说。同时，可喜英文还有个老中医的祖父，渊博仁爱，颇有乡绅风范。他对年幼聪颖的小英文也偏爱有加，有意用心浇灌，这对英文的成长，助莫大焉。关于他幼少时的艰辛，他在后来的散文《出山》中做了全面交代。我读那篇文章，亦曾泪流心田。

　　那年春节，三十的夜饭，我没在自己家吃，而来到了英文的小灶房。馆里给每位职工宿舍前搭建了小灶房，八、九平米大小，土地庙似的一间挨着一间。英文将自己的土地庙收拾得干净整洁。他将母亲接来过年，我想，仅那母子二人的年夜饭，多少会有点冷清，就抛下自己众多家口，去陪他母子。小桌上摆出六个菜，五素一荤，方母吃素，肉是给儿子的。其母尚健谈，且很有知识礼数，她那一口镇安话，抑扬顿挫，入耳动听。英文给宿舍和小灶房都贴上了对联，尤其卧室的精彩：“卧深坑思高天飞鸟，居黑窑写光明文章。”此联不仅描述了当时的居住环境，且抒发了英文的高远情志，同时还有庄谐兼备、意味悠长的特效，透射着撰主的幽默性格与聪颖才气。此时，街巷里年味正浓，不时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传来，我们都不喜欢鸣炮，只是静静地过年，他说：“挣死鬼吹号，二杆子放炮，咱吃咱的饭，来，喝酒。”

　　英文要结婚了，娶的是丹凤彭家女。那天早上，我以伴郎身份陪他去接新人。王恒才开来崭新的北京吉普，马逍遥开来伏尔加轿车，两个文友自告奋勇帮忙，两车一溜儿驶向了丹凤县龙驹寨。彭家生有七女一男，最小的儿子“九娃”（避讳，空缺一个），似有残障；但七个女儿却是个个漂亮。英文娶了五女书霞，是七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老丈人寡言不语，丈母娘甚是殷勤，乐呵呵给英文端了荷包蛋来。大嘴吃罢，便迎了新人与至亲上车，一路返回商州城内。说来，我与英文老丈人早就结识了。1979年在镇安农村蹲点，那时彭父在任镇安县粮食局长，是个老革命，是我们蹲点组长老梁的老上级。老梁告诉我，他参加革命，是彭志超先生引荐的，老人家刚解放时就担任着丹凤县庾家河区的区长。一个周末，老梁带我去看望他的老上级，进了杂乱的小院，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群高高低低的女子，而谁长什么模样，并未十分留意。没想到，其中那个叫彭书霞的五姑娘，后来就做了好友英文的妻子。英文乃镇安人，书霞随父母在镇安长大，我猜他俩结缘，必有某种镇安情结在暗暗作用吧。刚结婚时，书霞在丹凤党校工作，他们两地分居。一天，贾平凹回商洛采风，我们三人聚在了英文房中。看着玻璃板下压着的书霞照片，平凹很冲动地说：“丹萌呀，英文媳妇是个美人呢！你看她像谁？”我反问：“你说像谁？”平凹说：“日本影星山口百惠么！”我这时重新端详那照片，还真的有点相像。说这话时，我们谁也都没去想，这屋内的三个男人，也都是丹凤女婿。平凹本乃丹凤人，娶乡邻为亲不足为怪，我和英文同做了丹凤女婿，这使我想起陕北时期的老革命，多娶米脂婆姨。在商洛七县，丹凤是老区，也是出美女的县域。

　　1985年，我被借调到省艺术馆，翌年，就正式调来了。这时的英文，正处在发奋写作时期。我们那个“文化坑”里，已有不少人纷纷调进省城，这或许对英文是个很大的刺激，逼他更加坚定了靠写作改变命运的决心。但他的写作也处在爬坡阶段或曰破壳时期。飞机穿越云层，要摆脱地球引力，是最费力的时候。寄给《延河》的稿件，多次均被退回，他心中极为不服。一次出差西安，他路过建国路的省作协，故意用脚去踹《延河》的铁门。常被文学的中心圈子冷落，所谓的文学风流们风光招摇，无人对才子方英文正眼相看，遭冷落和被边缘的他，就产生了一个奇怪而极具真理性质的理论。我说你可别任性使气，小心人家不让你加入作协了！他生气了，说：母鸡下不下蛋，难道取决于是否加入了下蛋协会？其实，这只还没名气的母鸡，正在偷偷地下着自己的蛋。平凹说过，你越是说我写得不好，我越是要写，写一个更好的给你看。英文也有这种心理，这是山里人的一种骨子里的顽忍。这一时期，英文写了几十个中篇小说和成百篇短篇小说，还有难以统计的散文短章。孙见喜供职太白文艺出版社，非常欣赏方英文的才华，不顾非议，硬是将方英文的中短篇小说纳入《中国实力派作家大系》隆重出版，上市后广受好评，比其他名家更早销售完。该书所收作品，可看作他那一时期的“鸡蛋篮子”。

　　1987年，陕西省第八届故事会在耀县召开。我提前去办会，英文风尘仆仆带着商洛代表队来了。乡党加朋友，见面很高兴。夜里，少不了与英文对弈厮杀，完了挤在同一房间。去药王山拜望孙思邈，我一直与商洛代表队同行，所留照片，资为见证。在宾馆后院芭蕉树下，我俩坐在水泥凳上的闲散留影，后来翻看时，觉得那时的稚气还依稀可见，却遗憾再也难得返回彼时的英年时光了。约在次年，商洛文化馆举办小品汇演，我和英文都写了小品参赛。颁奖典礼时，均获了照顾性的三等奖，奖品是仿制的唐三彩马。我俩“成功人士”般上去领奖。不去领？人家咋收场呢？陈彦在下面偷笑，揶揄我俩：那么大的人物，好意思上台去领个三等奖，不嫌脸发烧？

　　很快，英文的一篇小说在湖南获奖了。在陕西吃不开，他就墙内开花墙外香，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领奖归来，一下火车就直奔我处，带了条红豆香烟给我，决定在我那位于药王洞的将就屋下榻。我知道，他本意是要在我处借宿，其更大目的，是想对老友炫耀他的获奖。谁知，我故意对获奖之事只字不提，且让他一夜未曾眨眼。我们摆开阵势，棋至通宵达旦。天亮刚躺下，中午一睁眼，英文却不见了。桌上留下一张纸条：“看你睡态可掬，不忍叫醒，我回商洛了。祝你文琪，并愿少喝酒，多交桃花运。”后来，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就读，他也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很不正经地说：“何大帅！我在报上发现了一篇臭文章，把人熏失塌了，没办法，只有给你寄来……本想和你多扯几句的，方韵在旁捣蛋，只好作罢。”下面大片空白处，用钢笔画了三样“男人的宝贝”：酒瓶，色子，胸罩。不正经，那是他的风格，我照样对他心存感激。老朋友在报上看见我的文章，剪下来邮寄千里，能不感激？我也在猜想，当他画出那个胸罩时，为了安顿正在捣蛋的儿子，一定会问四岁的小方韵：这是啥？方韵答：我妈腔子上戴的么。又画了个酒杯，问：这是啥？方韵答：你成天爱喝的酒么。英文一定会骂：去***的，看你那出息！这是你丹萌伯爱的，咋能说是爸爱的？方韵反驳；他爱你也爱么。因读信时有过这些联想，所以将此信存留多年，后来几次搬家，不知丢于何处。

　　1993年，方英文再度冲出了商洛山。刚来，在一本名曰《收藏》的杂志社当副主编。英文编杂志，自然要向我们约稿，我还真给他们的杂志写过文章。他是个好编辑，用稿眼光独特，处理文字严谨。但他和那个颐指气使的主编似乎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心情很是不爽。二返长安，虽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壮怀，却也事事不顺。工作不顺心，吃的住的也无着落，一时间，这个星宿似乎还没找到自己的天空。他甚至要返回商洛山，倒是他的妻子彭书霞很厉害，说：西安呆不下去了回来？你不丢人我还嫌丢人！为此，他敬佩着妻子的眼光与胸襟。他说：“女人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副猪脑子，但有时候，长头发里还是藏了些远见的。”幸好，恰遇《三秦都市报》创建，采用招聘制。英文一旦出去应聘，便凸显了人中之杰的一面。很快，他就当上了该报的文艺部主任。他当文艺部主任，我占便宜。那段时间，我只要捣鼓出个千字文来，就直奔他处了。羊肉泡一吃，棋一下，不几天，文章就见报了。读样报时，发现英文将我的文章已处理得妥帖得当。在有些句子间小着一二字，便有了锦上添花之效。我是粗枝大叶，英文周密细致，他为我做的“嫁衣裳”严丝合缝。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三秦都市报》的专栏作家，就连报社的打工者们，也都厮混成了熟人。比如卢萌、万波、朝阳、毛毛、军朝、小兵等等。这也充分显现了英文当时在报社的人气。

　　有了报纸的平台，英文渐渐张开了风。工作，以他的能力撒拉着就干了，且干得出色。工作之余，他开始谋划自己的写作，并通过报纸的有利位置，将自己的文学目光，投向全国范围。但是，吃住还是有点问题。那时，他借居在建国路信义巷深处的一间破平房里，冬日里寒冷异常，仅靠一只小电炉取暖烧水。环境糟糕，但去过的人还是不少。我去了，穆涛去了，王书田、邹绍信等人都去了。去了就赖在他那四处不平弹簧暴翘的大床上不走，几人挤一张烂床彻夜说话，冷得胡拉被子乱拽毡。放着自己家的暖和不享，不知何苦。英文说，你都不知道跑来弄啥嘛！我就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呢，你这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呀。那会儿，我和他都还将妻子丢在商洛，隔十天半月天，我们会相约了回去探亲。英文说，猪八戒是忘不了要回高老庄的。这话不仅幽默，似乎还蕴藏了某种哲理。也许是他的这话，传到了平凹耳朵，在大师处得到了艺术发酵，才有了长篇小说《高老庄》的萌生呢？是否事出此因，未曾顾得坐实。

　　我和英文乘长途车返回西安的一日，雪大路堵了。秦岭顶上，汽车排成了长龙，夜黑风寒，我们相依了缩在座位上，看前排的一男一女，用黄大衣盖着，胶一样粘在一起，在黑暗中摸摸索索。我俩相视一笑，各自在自己口袋里摸烟。一会儿就饥肠辘辘了，听说岭顶的路边有家小饭馆，就徒步四道盘山雪路前去解决肚子问题。饭馆挤满了人，刚下出一锅糊汤面，眼看已经舀光。是我擎起两只老碗，越过众人头顶，一下子将碗伸到老板娘眼皮跟前，这才为我和英文抢了两碗饭，终于解决了民生问题。他后来提及此事，很感激我。假如那晚只他一人，怕要忍受冻饿之苦了。天亮了，太阳出来，而路还未通。百无聊赖，英文从商洛带回一本《辞海》，他的工具书都还在商洛，回去一次，就捎来一点，老鼠搬家一样迁移。这回带的是厚厚的《辞海》。没事，就读辞典，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这也就是他那散文《秦岭顶上读大书》的来历。

　　单身的日子过了几年，书霞调来了，报社也给英文分了一套面积不大的老式单元房。这时，英文开始谋划自己的长篇小说。在陕西，乃或全国，没写过两三部长篇小说的作家，似乎算不上真正的作家，是不会被作家圈和评论家们放到秤盘里去的。所以，英文要补这一课。他当时用于写作的房间很小，且无窗，白天也需开灯。但报社的暖气烧得不错，很暖和。我曾在那小屋的床上睡过两夜，盖个薄被也热得出汗。他就是在那间屋里，开始了长篇小说《落红》的写作。时隔一月，他对我说：“已经十几万字了，写长篇还是累啊！”我知道，他虽嘴上喊苦，那只是发布消息、引我关注的一个话由。他是不会很累的，凭才气，他的写作不会有艰难劳苦之态的。真写累了，我就去陪他下棋。有时，我们还到报社对面的城墙公园晒太阳，去淋一淋“太阳雨”。一日阳光甚好，我俩眯缝着眼看天。英文突然说：“哎呀，幸亏组织部呀、人事局呀的，他们不管阳光，若人家连阳光也管了，恐怕连一条缝儿也不会给咱留的。”我笑了，笑他语言俏皮。同时也想起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的故事。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地球，不可一世，却并不被印度高僧第欧根尼放在眼里。那日，亚欲探望第这个奇人，第正在海边赤身裸体沐浴阳光。亚仪仗威仪地来了，侍从喝道：“看看谁来了，亚历山大大帝！”第欧根尼连眼也不睁，说，“我不管你什么大帝，请别把我的阳光挡住，阳光在每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

　　我与英文的棋事，可以单独写篇长文章。他在明德门购置了新房，乔迁时，我思来想去无以为赠，就买了象棋、围棋，连带棋盘一并送他。很贵的，花了好几百块。恰遇囊中羞涩，咬了牙的。去了，英文说：“你真会送呀！送这东西只能是你来了才会用的，等于给你自己买的哈。”只是后来，我们下棋少了，就连见面也少了。不知因忙，还是另有别因。有人请吃，英文也时常推脱。炜评和见喜就说：“那人，身量大了，矜持得很哪，难请啊。”有意见归有意见，朋友的情谊总是不断。有人说在西安城里，是有个商洛帮的；其实哪有什么帮啊，方英文的意识里，就很不看重这些。除了老孙喜欢牵连，我们似乎都不看重这些。平凹也最不看重什么帮不帮的，他很少参加我们的聚会。我理解，我们的朋友关系，就像微信和诗人们说的，见不见面，心灵总在呼应着。都活着，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就是一种牵挂和激励。关中和陕北人印象中我们是商洛帮，他们并不知晓，西安城的商洛籍文化人，都是在散淡地各自为战，虽无抱团意识，但个体尚且优秀，能心灵相通，相互包容与互取，只在暗中关注，并以个体的努力来激励乡党朋友，不在乎来往的疏密。有段时间，英文和平凹似乎关系不正常，据说是为了某个女作者。说是英文先认识女作者，正“辅导”得热乎，被平凹发现后，抢着学雷锋去“辅导”人家。为此两人别扭了很长时间，一个不服一个，最后还是平凹首先“认错”。时过境迁，两人就又相好如初了。道听途说，实在不清楚。也懒得问他，问他的话，又不知说出何等怪话来！这不，半夜三更的，我正写文章，英文的电话就来了，开口便是：“又做爱哩？啥时能个够嘛！”我只有骂他一句不正经，还能说什么呢。

　　一方面，我对英文的聪明才智有点嫉妒，恨我不如。曾深深感叹：深山出鹰鹞啊！西安城有两个镇安大山出来的人，陈彦和方英文，都不得了！但也对英文的爱炫耀有看法。比如，席间正喧闹，英文偶然镇住大家，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完，你知道了他在说去了什么地方、会见了什么大人物或小人物。故事可能精彩，但主题却一定是突出了自己，他是在不失时机地宣传着他的文章或毛笔字的影响。他宣传自己很巧妙，不露声色，润物无声，不让人看出是刻意而为之。他曲笔表扬自己很在行，但更惊人的却是恭维别人。一句话，他拍人马屁极具艺术性啊。比如他对陈忠实说：老陈呀，刚才我路过建国路，两个小伙正打架哩，难分难解，一个小伙突然从摊子上摸了个砖一样的东西，照另一小伙头上轻轻一拍，那小伙当即躺倒地上不动弹了。我好奇啥东西这么厉害？上前一看，是一本《白鹿原》么！老陈听罢，明知是个马屁，又怎能憋住不开怀大笑呢！他这一拍，被人称作20世纪陕西文坛之绝拍。我将我对方英文的看法说与孙见喜，老孙避开英文而言我：“你这人哪，啥都好，就是不善经营自己。”我明白了，哦，做人原来还是要经营的。自己都不宣传自己，舍不得为自己投入广告经费，谁能知道你呢？我不善于经营自己，我的菜园子就要荒草丛生了。那么，要我向英文和平凹等人学习，我又是千万学不来的。我想了想，自己对自己说：人比人活不成，马比骡子驮不成。认命了，认命了。

　　另一方面，我从深心里感激着英文对我的好。算了一下，英文对我的人生帮助还真是不少。他当编辑时，编发了我不少文章。我的文章去了，他认真处理，并当面点评，删改之后放在报纸很合适的位置发表。不仅如此，就连标题与正文的字号、乃至标点符号的斟酌使用，也在电脑上帮我认真修订完善。有些文章不宜他们报纸刊用，他就帮我推荐给别处，连信封和邮寄费也不用我管。他常常笑着说：“何大帅耍的大啊，我这么大的人物，都给你当秘书哩！”我说：“岂止是秘书？”因为走的时候，他还要摸一两盒好烟，塞到我口袋里。那年，人民出版社的张继华先生找到英文，盛邀他写一本关于贾平凹的书。英文可能有自己的创作任务，总之推了，却给人家力荐个人去写。那个被他力荐的人，就是我。我无法再度推脱了，就写了26万字的《透视贾平凹》，后由百花文艺社出版，让我挣了几万元稿费。后来我对英文说，“人家找你的好事，你让给了我，我怎么谢你呀？”他笑道：“你从北京回来，钱挣多少我不知，能看见的就是开个私家车回来——整天开着胡乱跑，养车钱怎么解决？”

　　还是通过英文，让我结识了两位重要朋友，使我终生受益。一个叫袁西安，是位经商者，堪称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他凭借知识与智慧，改革开放后，最早跃入富人行列。此人好读书，爱文学，也爱下棋。通过英文而认识后，我俩走得很近，曾在北京城里厮混了好几年，相处投缘，谈吐相宜，认知一致，经济上也常能沾人家的光。比如我们一起下馆子，包括外出的住宿，从来都是西安掏钱。即便真心争抢埋单，也总是争不过他。西安说：和你们这些文学家在一起，我不掏钱，我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现在，袁西安若回西安，不给英文打电话也要先给我打电话。相处日久，情深谊笃，我们成了永远的朋友。

　　还有一人，就是刘炜评了。之前我与炜评仅见过一面，知是乡党，在西大文学院当教授，无甚过从。炜评要主持召开西部作家研究的一个座谈会，邀请英文。英文给炜评打电话，要求将我也忝列其中。至此，我们才算认识了。后来的一个聚会上，我凭借几首民歌和一些“黄段子”，还有文化馆下乡搜集的民间故事，镇住了深居大学校园的，轻易不服人的刘炜评。自此他喊我“师傅”，我们的关系越走越近。这位西大才子，对我的文学帮助更是不小。我们间的关系，是需用专门文章表述的。人生之旅，会遭遇很多朋友，有些是自己结识的，有些是朋友介绍而认识的。你介绍给我，我引荐于他，慢慢就分不清头绪了。但若饮水思源，我明白这两个至交朋友，是通过方英文结识的，所以我感激他。我在背后以玩笑口吻表扬英文：他除了老婆不让人，很舍得将好朋友介绍给我的。他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半我都认识。

　　除了感激英文，我还敬重其母。那年秋天，他要送母亲回镇安，我要求一同前往。因他总是将自己的故园写得十分秀丽美好，说那像韶山冲一样。我就不信，执意要去亲历。到了县城，往西口的路不通，县里的宣传部长派越野车更换了我们所带的轿车，绕道米粮镇，沿着只有乡村拖拉机才能通行的崎岖土路抵达安岭。我一看，还真是个风水宝地。两道山脉间，一个不大的小川道，铺陈在家舍门前。他家屋后有个竹园，园中毛竹挺拔。对面山根，有条清溪潺潺流淌。外出的路，就顺着小溪蜿蜒而去。远处的山头，植被茂盛。英文说，那林子里，是出过豹子的。方妈妈经常一个人生活在那三间不大的土屋里，一间起居，一间里放置着早就备好的自己的棺材，一间英文的书房。昏暗的墙上，我看见了英文小时留下的字迹。在他家门前徜徉，我想象出一个画面：生产队里分粮，或者是分红薯，方母带着七八岁的英文去了。回来时，母子用磨棍抬着一只箩筐。英文好胜，以为能帮母亲忙了，岂不知，母亲尽量将重的一头往自己这边倾斜移动，小英文的肩上，只是远离重负的磨棍稍子。抑或是母子抬水，方妈妈会照样将重负留给自己，既让儿子参与，却也以此来心疼儿子……这里山清水秀，难怪方妈在西安呆不惯，常要一人回到安岭来生活。我清楚英文是个孝子，我常打电话问英文：你在家干啥哩？他说：我给我妈包了些素饺子。轻描淡写中，我多次体味了他对母亲的孝心。这母子俩，关系处得很独特。母亲喜欢看英文的文字，看了从来不说好，而且母子间经常为世间大事与家庭琐事而动辄抬杠，嚷吵完了，却不生气，该干啥还干啥。英文常将他母子间的事讲与我听，我的理解是，他们既是母子，也像恋人；既是冤家，又是骨肉相依的亲人。爱到深处，会以争吵使气的方式，才觉足以完成表达。

　　方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好朋友纷纷前往镇安殡仪馆吊孝，只遗憾在安葬遗体时，我没有再度前往安岭。

　　一个相交了32年的朋友，实在能写一本书，所以写一篇文章总觉太长，又总觉写不完。看了别人写英文的文章，逗得我心痒，我自己写吧，又写不好。如同画家给人画像，我功力不逮，心中有人物，笔下却难以尽意。然而不管怎么说，英文的文字总是令我佩服而望尘。这不，明天要去讲课，就翻出了英文的“天晴帖”来给学生举例。他抓起毛笔在废纸上的信手涂写，就是一段很优雅别致的文字：

　　“……天上有些薄云，白羽般的，如仙女内衣般纯洁的云。秋天，阳光真好。像旧日朋友一样好。像领导讲话一样好。像心爱的女人一样好。像简素的佛乐一样好……”

　　这是他的《天晴帖》里的一段话。我对学生们讲，看看方英文，是怎么样使用比喻的。文字贵在遐想，是谓遐想妙得。以彼言此，以此言彼，才叫形象思维……在《落红》里，在《后花园》里，在他的任何一本散文集里，说不到两句话，他就联想飞驰了。所以他的表达，总显得活泛生动，滋润有趣。某些奇异的比喻，正是方英文的独特之处。领导讲话好吗？也可能好，也可能听来十分生厌，但你又怎好说其不好呢？因为你得“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啊。领导看了，是高兴呢还是生气？这实在是超拔的幽默啊。读到此，自然会心一笑了。除了英文，谁又能写得出呢！

　　确实，英文的文字已越来越圆熟，越来越性格化了。他的语言，与贾平凹、陈忠实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隐去作者姓名，仅读一段文字，就知道是不是方英文的句子。这是他多年修炼的正果，也是他的文学特色。除此之外，这几年他还酷爱写毛笔字，研练书法艺术。文章信札，他都用毛笔书写。字已越写越好，与书法人一样，凭了一管毛笔混吃混喝，到处受邀题字。他曾送我一套文房四宝，要我也来练字。可我，缺少方文慧公的慧根，与他不可同日而语。

　　正在屋里嫉妒地恨他，他电话来，说是袁西安回西安了，要我快过去，赶到他的书房采南台，象棋擂台赛。我一想，机会来了。我恨袁西安太有钱，我恨方英文太有才。我要赢他们几盘棋，以此来泄愤、求平衡。一见面，英文第一句话就说：“老朋友相聚难得的很呀！见一面少一面呀。”我说：“住口！这么好的社会，咱们朋友咋不得活个九十一百岁？离死还早着呢！你见得也罢，见不得也罢，这辈子，是把你缠住了，想摆脱，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