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复仇的是是非非

　　血亲复仇，在原始一点的社会，是当然的事儿。但是，只要有了较为完备的政府体系，政府对于这等事情，就不大可能视而不见。很明显，所谓血亲复仇，就意味着私刑，私刑的存在，对政府的司法体系，是一种挑战。

　　但是，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的王朝一直在提倡儒家伦理，比照儒家伦理，血亲复仇，又是一种孝行。孝行，当然是朝廷所倡导的。所以，历代王朝，对于血亲复仇，态度暧昧，有时禁止，有时放纵，莫衷一是。对血亲复仇认账吧，朝廷法度颜面何存，不认账吧，朝廷提倡的孝道往哪里安放？同样性质的案件，即使在同一个朝廷，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事实上，不仅在王朝时代，即使进入了民国，国家建构了西方意义的法律体系，可民国的几桩，至少名义上是替父报仇的暗杀事件，比如刺杀徐树铮，刺杀孙传芳，刺杀张宗昌，只要把行动者按在苦主家人头上，最后凶手都得到了赦免。而社会舆论，则一边倒的声援行刺者。被复仇的家属，也没有多大动静，只有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对刺杀的真正主谋冯玉祥提出了告诉，最后在政治压力下，也不了了之。

　　但事实上，血亲复仇的盛行，实际上意味着来自政府系统的司法公正的缺失，既然司法机构没有能力或者根本无意缉拿惩治前面的凶手，那么，死者家人的复仇，只要存在复仇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上，凡是来自政府的司法系统失效，如果这种失效长期存在，那么，往往会造成两种意义上的私力救济，一种是血亲复仇，一种则是求助黑社会。两种私力救济，都是某种性质的秩序再建。也就是说，人们或者自己想办法，或者求助于第三社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黑社会，自己出面或者由黑社会出面，维持社会的公道。比较起来，后者出现的概率，要明显大于前者。尽管，这样的秩序重建，未必能有真的秩序。

　　所以，但凡出现了公然的血亲复仇事件，而且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喝彩叫好，那么，就意味着是一种信号，一种基层司法失效，甚至严重失效的信号，很可能，还是基层社会混乱的信号，基层政治失序的信号。一旦这样的私力救济，尤其是求助黑社会的现象，成为某种流行，那么，统治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有政治麻烦了。

　　一个社会，维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司法体系，是必须的。保持这个体系的公正有效，比提倡儒家的复兴，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更有意义。提倡孝道，无论如何，不能走到赞同血亲复仇上去。我们可以理解复仇者的苦衷，但是不能赞同他们的行为。私刑一旦泛滥，就会越出血亲复仇的范围，导致社会秩序大乱。出现的，很可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弱者显然更容易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在现阶段，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更应该重视的是，出现血亲复仇现象背后的司法和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