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如此兴亡中的拙者
理想国按：
为文化殉节，可能在不少朋友，很难理解，但对部分知识人而言，在世道变革之际，这是悲情而必然的选择。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在身体或者精神的流亡中，一些知识人再也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只欠一死”、“义无再辱”，所以有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有今天要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服毒自杀。
他们都是“如此兴亡中的拙者”，也是人类历史夜幕上高贵的拙者。
茨威格：如此兴亡中的拙者
文：重木
1.
陈寅恪先生于其大作《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话，大意是：
在社会鼎革变迁之际，不同价值观混合并行之时，有人能抓住主流意见与权力价值，而得以顺利升迁，荣华富贵也纷至沓来；而对于那些坚守旧日道德与价值观的人而言，所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的痛苦，和精神源流消逝的无奈。
对于出生于19世纪末的斯蒂芬·茨威格来说，他一生所经历的不也正是如此遭遇吗？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茨威格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其出身之地（奥地利）还是精神依托之地（欧洲）——都已经彻底改变，而这样的改变于他而言，是天翻地覆且注定滑向深渊的。
因此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如他在遗书中所说——“年过花甲，要想再次开始全新的生活，我的力量……已消耗殆尽”。
这一点让我不由地想到早他十多年自沉的王静安，按照陈先生的解释，他同样是随着孕育他的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消亡而选择了这条自裁之路。
左：陈寅恪；右：王国维
在我的读书经历中，我时常留心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人们，如若没有什么意外，这些人将在他们之后的人生中遭遇20世纪最大的不幸。在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掐头去尾的20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毁掉了欧洲那些优美的城市，它毁掉的以及其后在这片废墟上重建的将是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个“新世界”包含着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模式以及思想观念。它不再是中国传统所谓的“改朝换代”，而是一种社会模式的彻底转型，由此也就产生一批遗老遗少，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或固守陈规，或东突西撞，但无论如何都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我们能想象茨威格挨过了纳粹的毁灭，活了下来，战后的新世界——欧洲分裂；种族、民族成为国家的奠基；曾经的邻居恶目相向；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故乡被剥夺；两大意识形态形成“冷战”对峙局面——他是否能适应呢？
茨威格出生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在维也纳和柏林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之后人生中的一系列思想和行为。他与本雅明一样，都出自富裕的犹太家庭，而家庭所在地皆为当时辉煌帝国之首都，并浸染于传统欧洲的精英教育（茨威格学习文学与哲学；本雅明学习哲学），因此他们后来所走之路也大约相同。
茨威格心中始终充满着对于一个完整、和谐，文化和艺术繁盛且永恒的欧洲精神共和国的信仰。如他在“一战”的如荼战火以及两方对峙的情况下发表的那篇名为《致我欧洲的朋友们》的声明中——他因此被国人骂作卖国贼——呼吁他们不要投入这场野蛮的战争，不要鼓励它，不要声援它。
在这篇声明中，茨威格表现出了自己对于欧洲文化作为一体的坚定，以及对于艺术家们保存和延续这一人类文化精髓的坚信。
2.
茨威格的这一信仰并非无根之水，它来源于茨威格成长中的那段欧洲时期的辉煌。
启蒙运动之后，一直到19世纪，欧洲的发展所呈现的都是一股欣欣向荣之势，帝国的强大，文化以及艺术开始突破曾经的窠臼，创造出新的形式与精神。艺术界印象派的产生，设计领域新艺术运动风靡欧洲，自由主义以及个性张扬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就像《红楼梦》中的宝玉，茨威格成长于繁华之中，见证了乐观精神的高涨以及帝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专注……这似乎会是一个永恒的美好时代，但茨威格——或说是当时许多艺术家们——忽视了这一盛世之中的一股暗流，即19世纪末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造成的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出现的时期。
这是黑暗的双胞胎，茨威格的世界主义观念在这样的分裂与对峙中，显得格格不入而又十分天真。因此，除了他的朋友罗曼·罗兰对他的声明“同声相应”之外，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中，成为战争的积极鼓吹者。
在“一战”中，茨威格是异类。与奥地利文化十分亲密的德国知识界，知识分子们发扬着德国的浪漫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热情，积极地参与这一对他们而言是维护欧洲（德国）文化的神圣战争。
这些知识分子和茨威格一样，成长于乐观主义兴盛的欧洲，他们的幼稚让他们对战争产生了轻浮而浪漫的想象，因此当他们最终直视战争所造成的血腥、屠杀和死亡后，才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
1942年，茨威格同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在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
难道这只是德国知识分子如此？非也。那些骂茨威格为卖国贼的帝国知识分子也不与德国知识分子分享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冲昏了脑袋之后，曾经再亲密的朋友也立即因为种族以及国籍的不同而反戈相向，毫不留情。
因此，在这样的大潮之中，茨威格的世界主义以及他始终秉持的对于以文化来连接欧洲的信念遭到现实重击。由此产生的心灵和精神的创伤以及痛苦，对于茨威格而言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在此所毁掉的是一个在他看来曾经有机会所实现的欧洲乌托邦。
现实中体验到的幻灭和痛苦让茨威格回到书房，通过自己的笔追溯旧日的那些伟大艺术家以及人物。在多部人物传记中，如《三大师》、《与魔搏斗》以及《三位作家的生平》中，茨威格为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荷尔德林这样的欧洲文化大师们作传，追忆和表现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同时他必然能够与这些大师们产生深刻的灵魂共鸣，从而安慰和鼓励自己，以保有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勇气。
在他的《人类群星的闪耀时》一书中，正是通过对于那12个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个个决定时刻的记录与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作家对于自己所生长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敬爱以及自己于其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些人物传记或许都在下意识地展现着存在于茨威格身上的那股勇气，即使是与魔搏斗，也要守卫自己的信仰。而这一“守卫”有许多形式，茨威格最终选择死亡而非向纳粹投降，则是最后的抵抗。
从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以及他所写的那些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茨威格本人所具有的悲剧性格。这一性格同样能从他所写的那些传记人物中寻得蛛丝马迹——他对于英雄人物情有独钟，而这其中的许多英雄都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比如在《人类群星的闪耀时》中拜占庭的覆灭、拿破仑的滑铁卢、托尔斯泰的未完成剧本以及西塞罗面对古罗马的最终黄昏……这些故事中的英雄最终都因为世事的艰难和巨大的压力，走向令人遗憾的悲剧。
前人的这些遭遇与不幸，茨威格如今同样面对，而且再来的山雨比之前更为猛烈。王静安遗书有言“义无再辱”，或许当茨威格被剥夺国籍、辗转流离之时，他同样产生了这样深沉的悲剧感受。
3.
就如顾亭林所谓的“亡国”与“亡天下”两者，“二战”既造成了茨威格的“亡国”（奥地利被德国吞并，茨威格被赶出自己的房子），也造成了比“一战”更进一步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局面。“一战”中的茨威格还能够躲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专心写作，“二战”中，他连一方清净的书桌都被剥夺。
如果说“一战”毁掉了“昨日世界”的一系列安定秩序和生活方式，那么纳粹德国发起的“二战”则有可能彻底毁掉“昨日世界”中的核心，即茨威格念之如性命的欧洲，这是他于自传中所谓的“精神家乡”。
因此，茨威格精神文化归属的“欧洲文化”，遭受着双重打击，一是现代化，二是战争。后者的破坏在战后可以恢复，但是前者的冲击却是再也无法寻回的“昨日”——在其自传《昨日世界》中，茨威格成长的世界一方面是生活实践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所选择、甚至是建构的文化世界。这两个世界——特别是更重要的后者——在其后都消失，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的状况同样出现在战前德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中，由此形成了无家可归的“乡愁”，而他们最终选择依附的归属是宗教与国家。在茨威格的遗书中，他提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他所指的不仅仅是奥地利，还包括德国。从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国家权力的帮凶。
但对于像茨威格这样的世界主义、人道主义者，除了孕育他的文化和由此创造的（虚构）世界之外，再无可依靠之地。因此，当他失去奥地利国籍而拿了英国国籍，并最终落脚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之后，“无家可归”之感依旧浓烈，因为它始终是精神性的。
茨威格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景，他说：“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述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这一美好的愿望我们在其后约翰·列侬的那首歌里不是再次听到了吗？
心怀着如此的愿望的作家，最终撞上的却是最糟糕的时代。
4.
与茨威格出生于同一国家、同一年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挨过了这些不幸（活到1973年），他曾说：“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一个人要如何活下去，取决于他的气质”。很显然，米塞斯和茨威格二人的气质有着鲜明的不同。
米塞斯继续说道：“上高中时，按传统，我选择了维吉尔的诗句作为我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 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话”。
米塞斯坚韧地活着，看着纳粹失败；茨威格则选择死亡，彻底离开这片他不再熟悉，无法安身立命的伤心之地。而在两年之前，被困于西班牙一小镇的本雅明已经自杀。虽然本雅明困于当时的局面是其自杀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承受着茨威格所感受到的那些痛苦。
“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王静安如此，茨威格如此，本雅明或许亦如此；又，“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茨威格不是亦如此？
他在遗书中表露：“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心碎是真，但其最后的抵抗亦真（遗书中谓：“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
陈寅恪先生于晚年写给学生蒋天枢的《赠蒋秉南序》中透露自己最终心愿以及其无奈落空后说：“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茨威格的世界主义，欧洲于其文化中融合为一体等美好愿望，最终也不是如此渺不可即了吗？
还是陈寅恪先生，有诗云：“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在上文中，我提到的无论是茨威格、王静安、陈先生、本雅明还是米塞斯，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末，都“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并且也都无可奈何地面对着“昨日世界”的彻底失去，美好愿望的彻底落空……东、西之间，这些先贤虽不相识，却又神秘地分享着相似的不幸命运和悲剧，却更令人唏嘘。
他们都是在如此兴亡中的拙者，虽因性格的不同选择了各自的征途，但始终坚守着自身的信仰，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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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斯蒂芬·茨威格
译者：吴秀杰
著名作家茨威格在生命沉入黑暗之前，为世界留下的高贵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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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讲述的，并不单单是我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歇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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