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微评 · 7 | 日益走向开阔与浑厚——评迟子建《候鸟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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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微评
王春林
最早知道迟子建完成了一部长达八九万字的中篇小说，是在2017年《收获》杂志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当时，只知道迟子建把她的这部中篇小说交给了《收获》，但并不知道小说的标题是什么，也不知道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表。一直到看到《收获》2018年第2期目录的时候，才知道这一部被作家命名为《候鸟的勇敢》的中篇小说，最终发表在这一期上。关于这部中篇小说的体量，迟子建自己在后记《渐行渐近的夕阳》中，曾经有过专门的谈论：“从1986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这部《候鸟的勇敢》，三十多年中，我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三五万字，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①这里，迟子建所指明的，其实是她所面临的“文体尴尬”这样一种文本事实。
作为一位中篇小说高手，作家三十多年来超过五十部的中篇小说里，绝大多数的字数篇幅都在三五万字左右。迟子建的这种情形，再加上中国文学界一种约定俗成的小说文体划分规范，我们所不难明确的一点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篇幅字数的理想界限，就应该是如同迟子建所强调的三五万字之间。少不能少于三万字，多不能超过五万字。倘若从中篇小说而延伸开去，那么，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规定，只有那些篇幅字数达到十三万字以上的小说作品才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才有申报茅盾文学奖的资格。然后，是短篇小说。在一般的意义上，一篇理想的短篇小说的篇幅字数应该在五千字到一万五千字之间。由以上分析可见，在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层面上，长篇小说的字数最少应该在十三万字以上，其上限则可以无限膨胀，乃至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以有如同张炜《你在高原》这样篇幅字数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巨型长篇小说出现。同样是在约定俗成的层面上，理想的中篇小说的篇幅字数应该是三五万字，理想的短篇小说的字数则应该在五千字到一万五千字之间。倘若承认以上小说文体区分界定的合理性，那么，相应的问题也就自然生成了。这就是，那些篇幅字数介乎于五万字以上十三万字以下的小说作品，以及那些篇幅字数介乎于一万五千字以上三万字以下的小说作品，究竟该作何理解？它们又该被划分界定为什么样的一种小说文体呢？一方面，从严格的篇幅字数的角度来说，前者当然可以被硬性地看作中篇小说，而后者同样也可以被看作短篇小说，但这样一种事关中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的理解方式，却又很明显地与约定俗成层面上的习惯性理解相背离。迟子建之所以在完成《候鸟的勇敢》这样一部篇幅字数长达八九万字的中篇小说之后，内心里会有某种惴惴不安之感生出，并且也曾经竭尽所能地试图有所压缩而不得，并要在后记中专门加以说明，正与我们惯常意义上的理解方式紧密相关。事实上，近些年来，类似于《候鸟的勇敢》这样一种多少带有一点“文体尴尬”意味的小说作品，并不只是迟子建一例。约略地想一想，包括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格非的《隐身衣》、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以及影响颇大的路内的《慈悲》、杨争光的《驴队来到奉先畤》这样的作品，其实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文体尴尬”的问题。由此可见，所谓的“文体尴尬”，就不再只是迟子建的个案问题，而很显然已经演变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看待类似于《候鸟的勇敢》这样一种“大部头”中篇小说的问题。
由这样一个话题的提出，我便进一步联想到了自己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过的“小长篇”概念：“当既有的理论无法有效地阐释创作现象的时候，自然也就意味着，最起码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层面上，理论与写作实践之间已经出现了无法被忽略的脱节现象。具而言之，这里的所谓新现象，就是指一批可以被称之为‘小长篇’的小说作品的浮出水面。这批作品之所以被叫做‘小长篇’，首要的原因是它们篇幅上的某种尴尬程度。茅盾文学奖明确规定，只有那些字数达到13万字以上的作品方才有资格申报该奖项。这就意味着，13万字成为了长篇小说的字数底线。问题在于，虽然茅奖关于作品字数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看一看那些实际上的获奖作品，除极个别作品比如古华的《芙蓉镇》之外，其字数都在20万字以上。这样一种事实就告诉我们，正如莫言所强调的那样，在文学界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中，一部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长篇小说，其字数怎么也应该在20万字以上。问题在于，最近一些年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篇幅字数看起来都比较尴尬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字数大约都在10—13万字之间上下浮动，其中的大多数，字数都不会达到13万字。如果13万字以上才可以被界定为长篇小说，那么，这些不足13万字的作品的文体归属自然也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继续把这些作品归之于中篇小说，肯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方面，体量明显小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大大超过了中篇小说的体量要求。如此一种篇幅字数均比较尴尬的小说作品，就只能够被称之为‘小长篇’了。”②
本来，究竟何为长篇小说，何为中篇小说，作品的篇幅字数只应该是一种弹性的参考性数据。你很难断言，十三万字以上的就是长篇小说，十二万字的就不是长篇小说。但在中国文坛，因为有茅盾文学奖的存在，因为茅盾文学奖明确规定十三万字以上的作品才有资格申报该奖，自然也就牵扯出了小说文体究竟该如何界定的问题。短篇小说姑且不说，单只说由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牵引出的中篇小说。假如我们承认迟子建所强调的三五万字应该被看作是理想的中篇小说，那么，毫无疑问地，如同《候鸟的勇敢》这样篇幅字数长达八九万字的小说作品，就或者被理解为“小长篇”，或者被视作“大中篇”。由于我曾经对当下时代的长篇小说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的缘故，所以一度倾向于把此类篇幅字数尴尬的小说作品界定为“小长篇”。但是，如果顾及中国现行的文学体制，尤其是顾及到鲁迅文学奖里中篇小说这一奖项的设定，从评奖的角度来说，这些篇幅字数不足十三万字的作品，肯定会被纳入到中篇小说的奖项中予以评价，所以，再三思虑推敲的一种结果，恐怕还是应该把类似于《候鸟的勇敢》这样的作品界定为“大中篇”更具合理性一些。
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何为中篇小说？我们发现，从理论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者，其实寥寥无几。细细寻觅一番，笔者只是在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那里找到了一点相关的理论资源。在他那部享有盛名的《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艾布拉姆斯认为：“然而，许多杰出的短篇小说却从多方面偏离这一范式。必须指出，‘短篇小说’这一名称涵容大量不同的散文虚构作品：从小说（一则稍加阐述的，大约500字左右的轶事）到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和托马斯·曼的《魔术师马里奥》等等篇幅较长而且复杂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篇幅。介于紧凑的短篇小说和卷幅浩繁的小说之间。因此有时也称为中篇小说。自从1795年歌德将‘中篇小说’这一术语引进德国文学以来，许多德国作家，如海恩里希·冯·克莱斯特等人，都采用这一文学体裁进行创作。这一文学体裁也是德国文学理论家大量评论的主题。”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艾氏虽然曾经谈及了中篇小说这一文体，但却并没有专门为这一文体设立条目，而是把这种谈论放到了短篇小说这一条目之中。在谈及中篇小说之前，艾氏对短篇小说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短篇小说在形式上的严谨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布局安排上的简洁。他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容地分析人物和持续地发展某个人物的个性。他也不能象小说家那样，详尽地描绘某一社会环境。他往往在临近高潮处开始他的故事，尽量减少对‘情境’作事先的交代或介绍其细节，不使情节复杂化，而让故事结束得干净利落（有时只需几句话便可了结整个故事。对主要事件的选择，是为了尽量揭示主人公的生活和性格的整体，细节是用来尽可能传递故事的意旨。叙事手法上的这种从简，常常使得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性要比一篇结构同样严谨的小说的艺术性更明显些。”④从艾氏的谈论中，我们即不难判断出，他所专门提及的“小说”并非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包括了所有长中短各种小说文体在内的作为一种大的文学文体的小说，而专指篇幅浩大卷轶浩繁故事情节曲折跌宕的长篇小说而言。这样一来，在短篇小说这一条目下，艾氏实际上同时谈及了长中短这三种小说文体。
参照艾布拉姆斯的相关见解，笔者尝试着给出类似于迟子建《候鸟的勇敢》这样的“大中篇”一种文体特点描述。其一，作品的故事情节虽然比不上约定俗成意义上的长篇小说那样曲折繁复，但却肯定要较之于通常三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复杂许多。甚至，如同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中，干脆就是由数条故事线索结构而成的。倘若说张黑脸与德秀师父的情感故事为一条线索，那么，周铁牙与老葛们的故事就是第二条线索。与此同时，上述几位人物之外瓦城人的总体市井故事也可以被看作第三条线索。其二，不仅人物形象的数量设置较之于中篇小说有所增加，而且在故事情节的讲述过程中，作家也可以腾出手来去对自然环境或者故事情境作相对详细的展示与描述。迟子建之所以可以在小说中腾出手来对那些候鸟以及瓦城一带的生态环境展开足称精彩的描写，正与“大中篇”这样一种相对阔大的篇幅字数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其三，一种带有形而上思考色彩的命运感的捕捉与传达。在关于长篇小说的一些评论文字中，我曾经一再强调命运感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衡量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学作品优劣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准，就是要充分地考量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传达出了某种浑厚深沉的命运感……其中，不仅仅有作家自己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索解与思考，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作家自身的思考还能够激发起广大读者对于命运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强烈兴趣来。”⑤由于“大中篇”有着相对阔大的篇幅字数，所以作家便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相对开阔的艺术空间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手脚，在勘探透视人性世界的同时尽可能地传达出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命运感。迟子建在《候鸟的勇敢》中通过张黑脸与德秀师父的情感故事所传达出的，正是如此一种令人喟叹不已的命运感。
“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一方面，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上述关于“大中篇”这一文体思考的简陋与不堪，但另一方面，之所以有勇气把这样一种建立在自己大量当代小说阅读基础上不成熟的思考展示出来，也正是为了能够得到有识者的点拨与指教。事实上，在强调关于“大中篇”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有所脱节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所谓的“大中篇”理论云云，其实更多地只是对于小说理论批评才有意义。对于如同迟子建这样的作家来说，虽然不能说他们的小说创作就不受相关小说理论的影响，但严格说来，更多地依凭自身的艺术直觉，恐怕才更合乎小说写作的现实。换言之，在从事小说创作时，迟子建只需要考虑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内心中对世界、社会、人生以及人性的观察思考结果尽情尽兴地表现出来，根本无需在小说文体的归属上做过多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迟子建所谓“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不是说它完美，而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也正完全可以做如此解。作家这里所强调的“故事和气韵”，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这部“大中篇”内在的精神要求。究其根本，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要求决定着《候鸟的勇敢》这部中篇小说必须写到八九万字的篇幅字数。至于它是中篇也罢，长篇也罢，抑或还是我们这里所主要讨论的“大中篇”也罢，只是我们这些批评者在面对具体文本时所必须阐释清楚的问题。
在对“大中篇”的相关理论探讨告一段落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转换到了对迟子建《候鸟的勇敢》这部具体的“大中篇”文本的集中探讨上。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候鸟的勇敢”，候鸟在其中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疑。事实上，在自己的小说文本中特别擅长于描摹表现包括大量动植物在内的大自然的神韵，正是迟子建最出色的拿手好戏之一。小说一开头，就是一段精妙的北国春景速写：“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是它最想亲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易。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七八天后，极北的金瓮河，终于被这烈焰红唇点燃，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冠，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久违的吻。”在这里，迟子建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将和煦的春风与冰封的金瓮河比作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和煦的春风以它那特别执著的勇敢与专情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以一腔温情彻底感动了金瓮河。当孤傲的金瓮河慨然接受了春风久违的热吻之后，金瓮河就开河了，伴随着瓦城春天的到来，诸如野鸭、白腰雨燕、大雁、布谷鸟、鹌鹑、夜莺以及东方白鹳等夏候鸟，也就逐渐地从遥远的南方飞回到了地处东北的瓦城来过夏。候鸟来了，迟子建在小说中自然少不了对候鸟的精彩描写。比如，关于野鸭，迟子建的一段描写是：“新飞来的一只雌鸭，大概与先前的一只雄鸭已私定终身，它的翅膀一触着水面，游在最前头的雄鸭，猛地掉转头来，激动地飞向它。它们展开羽翅，互打招呼，缠脖绕颈，耳鬓厮磨，似在诉说无尽的相思，看得张黑脸耳热心跳的，手臂也跟着一扇一扇的，似在起舞。”至此，我想，我们终于发现了迟子建擅长于大自然描写的奥秘所在。那就是，唯其因为迟子建对大自然满含深情，总是抱着一腔真诚的情愫去拥抱大自然，所以出现在她笔端的大自然景观方才特别能打动读者的心灵世界。更进一步说，潜隐于迟子建异常动人的大自然笔触背后的，其实是作家一种难能可贵的“万物有灵”的基本理念。唯其因为作家对大自然有着一种简直就是顶礼膜拜式的敬畏心理，所以出现在她笔端的自然景观才会那么形象、动人。
然而，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在人类的环保生态意识已经明显觉醒的当下时代，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就是通过候鸟来呼唤一种现代的生态保护意识。围绕候鸟保护问题的尖锐冲突，集中不过地表现在张黑脸与周铁牙这两位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员工之间。或许与扑灭山火时曾经遭受过老虎的惊吓有关，他的脑子竟然会变得不灵醒了。在感知自然能力大增的同时，他的世俗生活能力急剧退化：“他感知自然的本能提高了，能奇妙地预知风雪雷电甚至洪水和旱灾的发生，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灵光不再。”张黑脸世俗生活能力的退化，竟然严重到了连自己的本名其实叫张树森也都记不起的地步。事实上，张黑脸之所以会对候鸟发生极强烈的兴趣，也与那场事故紧密相关。按照张黑脸事后的追述，他的生命得以存活下来，端赖神鸟的保护：“等他苏醒时，天在落雨，可他的脸并没有被浇着。他眼前有一把巨大的羽毛伞，黑白色，伞柄是红色的，是他此生见过的最华美大气的一把伞。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身红腿黑翅的大鸟，站在他胸腹处，展开双翅为他遮雨。”看到他苏醒后，这只神奇的大鸟便一跳一跳地消失在了密林深处。“从此之后，张黑脸就爱生有翅膀的鸟儿。”具体来说，张黑脸对鸟儿的热爱，简直已经到了视之若祖先的顶礼膜拜程度。正因为如此，一旦他发现同伴周铁牙存在着暗中偷偷猎杀野鸭的嫌疑，才会不管不顾地以自己的方式宣布“免去”周铁牙的管护站站长职务。与张黑脸对鸟儿的热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位一贯监守自盗的候鸟自然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具而言之，周铁牙之所以要对野鸭监守自盗，一方面是为了巴结上司以捞取更多的管护经费好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饱自己的口腹之欲。周铁牙的残忍，在他那捕获野鸭的恶劣行径中即有着堪称淋漓尽致的表现：“周铁牙对野鸭下手，通常在夜深时分，将网笼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凌晨起来，一出木屋，听见野鸭在哪儿叫得冤屈，那就是它们在哪儿入牢笼了。循声而去，就能看见网笼里怨女似的它们了。”尽管叙述者力求冷静客观，但通过“冤屈”与“怨女”这样的字眼，作家那样一种对于周铁牙的难以克制的厌憎之情，却还是明显地溢于言表了。
对于环保生态意识的呼唤固然重要，但严格说来，这却仅只是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中的多重思想意涵之一。借助于自然界不断迁徙的候鸟而进一步牵引出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或者说阶层固化现象，乃是这部“大中篇”的另外一重思想意涵所在。这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便是“候鸟人”这一概念的生成：“也不知从何时起，拥有漫长冬季的瓦城，阶层的划分悄然发生了改变，除了官人与百姓、富人与穷人这些司空见惯的划分，又多了一重——候鸟人与留守人的划分。”那么，究竟何为候鸟人，何为留守人呢？顾名思义，所谓候鸟人，就是指那些可以象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不断迁徙的人群：“候鸟迁徙凭借的是翅膀，候鸟人依赖的则是飞机、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每到初春时节，瓦城的小型机场、火车站和客运站，便是人满为患。”具体来说，候鸟人又可以在如下两个层次上做进一步切割。其一，是本地人和外来人：“夏季回到瓦城的候鸟人，大抵由两部分构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其中外来人以南方人为主。”其二，在本地人中，“能够在冬季避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南方沐浴温暖阳光和花香的瓦城人，要有钱，也得有闲。”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瓦城人才能够既有钱也有闲呢？“瓦城人普遍认为，如今的有钱人，一部分是凭真本事、靠自己的血汗挣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靠贪腐、官商勾结得来的不义之财而暴富的。”严格说来，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中的候鸟人，其具体所指就应该是最后一种：“他们买得起房，付得起房租，并能在这样的城市里消费得起，其金钱来源多不是正路的。他们中要么是瓦城各级领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等；要么是与官员关系密切，从而包揽各种市政建设工程的商人。”落实到这部“大中篇”里，林业局局长邱德明已经七十多岁的父亲邱老，周铁牙外甥女同时也是林业局副局长的罗枚的母亲周如琴，自然属于前者，而拥有多家产业的庄如来，则很显然属于后者：“庄如来在瓦城是个有钱的主儿，除了福泰饭庄，还拥有一家歌厅和一个屠宰场。他与瓦城历任公安局长，都能结为铁哥们，所以他开的歌厅涉毒涉黄，也无人敢查。”“他们深秋从瓦城带走各类土特产，去南方一住就是半年，直到瓦城春暖花开，南方也热了起来，他们才带着新鲜的热带水果返回。”所谓留守人，就是指那些家中的资财有限，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如同候鸟人那样不断迁徙的底层平民。既然无法根据气候的冷暖变化而在南北之间迁徙，那也就只能够万般无奈地留守在东北留守在瓦城了。
依照以上的分析，候鸟人与留守人天然构成了一对难以缓解调和的矛盾。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留守人甚至干脆爱屋及乌地改变了对乌鸦的看法：“都说乌鸦叫没好事，所以这个黑衣使者很不受瓦城人待见。但那些莺歌燕舞的鸟儿秋日南飞后，乌鸦却不离不弃地守卫着北方。留守人知道乌鸦是留鸟后，对它万分怜惜。”然而，邱老与庄如来他们两位候鸟人的意外身亡，竟然使得留守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夏候鸟的看法：“留守人因此而不喜欢迁徙而归的候鸟，觉得他们是一群贪图享乐的家伙，只知流连温柔美景，是鸟中的富贵一族。然而邱老和庄如来的死，让留守人爱上了有着漂亮羽毛和美妙音色的夏候鸟”。为什么呢？“据说这两个人的死，是因感染了它们所携带的细菌。为什么它们会袭击邱老和庄如来？毫无疑问，候鸟是正义的使者。”不管怎么说，留守人能够在改变对乌鸦看法的同时，也改变对于夏候鸟的看法，根本原因只在于他们由鸟及人地不仅联想到了自己的现实处境，而且也还更进一步地联想到了当下时代候鸟人与留守人这两大社会阶层的尖锐对立。迟子建的值得肯定处在于，极其精妙地借鸟而揭示出了人类社会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事实上，除了候鸟人与留守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严重对立之外，《候鸟的勇敢》中也触及到了其他的一些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比如，官场的带病提拔。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周铁牙的外甥女，那位身为林业局副局长的罗枚身上。一方面，身为候鸟自然管护站的上级领导机关林业局的副局长，她竟然唆使自己的母亲周如琴接受来自于周铁牙的活野鸭的贿赂。明明知道野鸭是被保护的对象，但却知法犯法地食用活野鸭，如此一种行径，显然恶劣之极。但在另一方面，就是如此一位知法犯法的政府官员，却竟然会被提拔为林业局的局长。至于她得以带病被提拔的根本原因，或许就潜藏在营林局蒋局长看似有意无意的话语间隙里：“可罗局长去方书记那儿，从来不用打招呼！方书记秘书出来都说，罗局长一去，方书记能高兴好几天！”“还说罗局长去市里时，晚上陪方书记去看专场电影，谁信呢？”虽然看似随意，但其中却很显然隐含着丰富的信息。罗枚的带病提拔，或许与此紧密相关。再比如，那一场带有明显闹剧色彩的禽流感隔离事件。就在营林局蒋局长进入管护站四天的时间之后，卫生局副局长郭顺突然带着两个手下来到管护站执行隔离任务。面对蒋局长的疑问：“郭顺很认真地回答他，政府已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的四级响应预案，疫源地人员，在隔离期间，一律不许外出。”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的四级响应预案呢？却原来，是曾经接触过活禽动物的林业局局长邱德明的父亲邱老，与另一位有着同样接触经历的福泰饭庄的老板庄如来，双双以疑似禽流感的症状而入住医院，并被严重怀疑为禽流感的患者。“邱老疑似禽流感病发后，邱德明与罗枚私下通话，他们认定是周铁牙送的野鸭惹的祸，怕疫情扩大而失控，被追究领导责任，便将候鸟活动区域的管护站和娘娘庙，作为隔离场所，派专人前去防疫，并启动公共卫生事件四级响应预案。”未曾料到的是，到最后，市里医院确诊的结果，是彻底排除了邱老罹患禽流感的可能。具体来说，邱老最后的死因是重度肺炎并发多脏器衰竭，而庄如来的死因，则是脑出血，均与候鸟毫无瓜葛。如此一场疑似禽流感闹剧的发生，一方面固然说明着政府官员的敷衍塞责，另一方面却也因此而巧妙地牵引出了候鸟人与留守人的阶层固化与对立问题，真正可谓取得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瓦城的市民中之所以会普遍流行夏候鸟惩恶扬善的故事，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尽管有以上种种事关严峻社会现实的或隐或显的描写，但社会矛盾的揭示与社会现实批判，却仍然并非迟子建这一部“大中篇”最根本的要旨所在。相比较来说，迟子建在这部《候鸟的勇敢》中所真正倾心描写的，一个是候鸟中的那一对东方白鹳，另一个则是人群中的张黑脸与德秀师父。先来看那对东方白鹳。这一年，东方白鹳第一次光临金瓮河自然保护区：“周铁牙和张黑脸回到管护站一周了。来到金瓮河的夏候鸟，多了一个品种，就是东方白鹳。它们站在金瓮河上，白身黑翅，上翘的黑嘴巴，纤细的腿和脚是红色的，亭亭玉立，就像穿着红舞鞋的公主，清新脱俗。”对于周铁牙来说，东方白鹳这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出现，意味着管护经费的增加，而对于张黑脸这样的候鸟热爱者来说，东方白鹳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张黑脸第一眼见到舞蹈在金瓮河畔的东方白鹳，就惊叫着跟周铁牙说，当年守护着它的大鸟，就是它啊。”这一次慨然莅临金瓮河自然保护区的东方白鹳，一共六只三对。长时间观察的结果是，其中一对把爱巢建在了白桦树的树杈间，另一对建在了柳树的树杈间，为迟子建所倾心描写的那一对，则出人意料地把爱巢建在了娘娘庙里三圣殿顶的烟囱旁。它们的如此一种选择，直让娘娘庙里的德秀师父感叹不已：“你想啊，那里是娘娘庙的后身，清净，在烟囱旁还能遮风避雨，它们的后身就是山，哪棵树上有虫子都瞅得清，它们等于呆在暖窝，守着大粮仓呢。”面对着德秀师父帮忙把东方白鹳的爱巢挪一下地方的请求，张黑脸予以断然的拒绝：“张黑脸明确告诉德秀师父，这大鸟当年救过他的命，是神鸟，它身上的每片羽毛都有来历，不能端它们的窝。它们把窝坐在三圣殿，是这座殿的造化，菩萨心底喜欢，才会招来它们。鸟儿和人一样，造个窝不容易，他可不想做野蛮的拆迁者。再说它们一起睡过了，估计就要产蛋孵蛋了，他更不能让它们的后代，居无定所。”没想到的是，这一对东方白鹳中雄性的那一只竟然给受伤了：“它看来是在飞向一棵老松啄食昆虫时，被偷猎者沾在树杈的超强力粘鸟胶所缚住的。它在努力挣脱的时候，拔出一只腿来，另一只却在挣脱的过程中骨折了，伤腿使它失去重心，垂吊树间。”虽然说经过石秉德的积极手术，那只雄性东方白鹳的伤腿情况有所恢复，但终归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复原。尽管为了恢复高强度的飞行能力，这一只雄性东方白鹳可谓拼尽了全力，但终归还是伤情过重，一时无法恢复。如此一种情形，令张黑脸心焦不已：“张黑脸看着夏候鸟渐次南迁，为那只有腿伤的白鹳而心焦，因为它每一次起飞，都要在地面助跑很久，勉强跃起，也飞不高。”
眼看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就要来临，如果在此之前这只受伤的雄性东方白鹳不能飞离金瓮河自然保护区，那等待着它的悲残命运，也就无法避免了。终于，南迁的日子到来了，最后一批东方白鹳在秋末的某天黄昏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途。只不过，起飞的只有包括这一年新出生的五只小白鹳在内的八只白鹳，那只受伤的雄性白鹳并不在其列。临行前，这只雄性白鹳的伴侣，“在迁徙之前，来到金瓮河畔，看望它的伴侣。它们交颈低语，耳鬓厮磨，恩爱不舍。当断后的雌性白鹳追随它们的孩子，飞向天空的刹那，落日血红，它就仿佛衔着落日在迁徙，孤独地留在大地的那只受伤的白鹳，仰望天空，发出阵阵哀鸣。”然而，就在读者误以为这两只东方白鹳的故事就要以这种方式了结的时候，迟子建的笔锋却又忽然峰回路转。那一天，张黑脸突然就发现了那只去而复返的雌性白鹳：“是一只东方白鹳飞回来了，它直奔河畔受伤的白鹳。张黑脸欣喜地奔过去，一望，果然是受伤白鹳的伴侣。看来它将孩子们顺利送上迁徙之旅后，还是放不下它的爱侣。”请注意，在这里，最早发现雌性白鹳归来的，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张黑脸，而不可能是周铁牙或者其他人物。一方面，张黑脸是候鸟最忠实的朋友，另一方面，从人物关系设置的角度来说，这两只东方白鹳与张黑脸、德秀师父他们两位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彼此映照关系。为了帮助自己的伴侣早日恢复长途飞行的能力，重新回来的雌性白鹳，日复一日地陪着伴侣一起练习长途飞行的本领：“终于在一个灰蒙蒙的时刻，携手飞离了结了薄冰的金瓮河，渐渐脱离了张黑脸的视线。”但是，就在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读者发自内心地不由得为这两只终于起飞的东方白鹳伴侣长出一口气，倍感庆幸的时候，迟子建的笔触再一次峰回路转。就在第二天早上，还是这位张黑脸，连同德秀师父一起，竟然不无意外地发现了两只白鹳的尸体：“那傲雪绽放的花朵，原来是东方白鹳鲜艳的脚掌！那两只在三圣殿坐窝的东方白鹳，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命运的暴风雪。”就这样，正所谓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如此一对彼此恩爱的人间神鸟东方白鹳，到最后还是无法逃脱残酷命运魔掌的无情捉弄。很大程度上，迟子建所谓“候鸟的勇敢”，落脚到文本中，其直接体现者，大约也就是指这两只最终没有逃脱暴风雪的东方白鹳大无畏的勇敢。
然后，是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他们两位。正如同前面已经介绍分析过的，由于在人生中途有过昏倒后被神鸟庇护的经历，张黑脸精神彻底蜕变，遂成为了一位把一切有翅膀的鸟儿都视若神明的候鸟保护者。但也正因为经历了这一场人生变故，张黑脸竟然变得神智不清，竟然严重到了连自己本来的名字张树森都遗忘了的地步：“他再次醒来时，忘记很多事情了，比如他单位的全称，他结婚的日子，他的年龄甚至他的名字。”也因此，迟子建在这部《候鸟的勇敢》中，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张黑脸那不无艰难的精神复苏过程。关于张黑脸的精神迷糊，文本中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就是他的“我”“俺”难分。且看张黑脸与德秀师父的一段对话：“张黑脸愣了一下，咕哝着：‘我的记性死了吗，俺咋不知？我记着这些年见过的很多翅膀呢，白的，黑的，绿的，蓝的，粉红的，金黄的，俺的记性就没有活过？’”“德秀师父呵呵笑出声来，说：‘你咋跟俺一样，说自己时，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俺’，你到底是‘我’还是‘俺’？”“张黑脸让她给绕迷糊了，嗫嚅着说：‘我还是俺，俺还是我？’最后他似乎厘清了，一拍手说，‘我是俺，俺是我么。’”实际上，一个共同的“我”“俺”混用现象，就已经明显暗示着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之间的心性相通。文本中，最早察觉到张黑脸精神复苏状况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事周铁牙，那位一直对他的存在持有某种警惕防备心理的野生动物伤害者：“周铁牙一愣，他发觉今春回到管护区的张黑脸，与往年似有不同，有自己的主见了。他想万一张黑脸的脑子跟万物一起复苏，精灵起来，他将想方设法开掉他，因为他要的是没脑子的人。”但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尤其是周铁牙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周铁牙的期盼恰巧相反，在这个万物花开的季节，张黑脸那业已沉睡很久的精神世界，还真的就渐渐地觉醒复苏了。
关键在于，张黑脸的精神复苏，与娘娘庙里德秀师父的情感感召，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与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毗邻而居的这座娘娘庙，又叫松雪庵，里面住着住持慧雪、云果和德秀三位尼姑。因慧雪是住持，所以被尊称为师太，另两位自然也就是师父了。这其中，为迟子建所重点关注的一位，当然就是那位后来与张黑脸发生了情感纠葛的命运曲折乖谬的德秀师父。与那些因精神信仰而出家的尼姑不同，德秀师父的出家，完全是为自己的不幸身世所迫。德秀师父不仅是瓦城人，而且也是这座娘娘庙里最年长的一位尼姑。德秀师父曾经先后嫁过三个男人。没想到，第一个病死，第二个外出打工时犯下死罪被枪毙，第三个男人，则是一位离异者，因为在婚后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小心就被德秀师父克死的缘故，德秀师父便主动选择和他离了婚。三个男人之外，令德秀师父倍感伤痛的，还有来自于她自己亲生女儿的厌弃。只因为打工时结识的男人在婚后不久就突发脑溢血死亡，女儿就把帐记在了母亲身上：“母亲的命被上了诅咒，跟她沾边的人，都没好结局，必须跟她脱离母女关系，永不相见，才能摆脱厄运。”如此这般迭遭打击后，德秀师父便对人生彻底心灰意冷了：“她说本想进山，找棵树吊死，但她听说自杀的人去了另一世，不得超生，她害怕了。”就这样，在人间彻底走投无路之后，德秀师父最终想到了出家一途：“她想既然自己没勇气死，那么进庙门也算个出路，无非把‘阿弥陀佛’念出声来，把荤戒掉而已。”然而，如同德秀师父这样一种与精神信仰其实无关的出家方式，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隐忧，根本就不可能彻底断绝尘缘。某种意义上，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的一大难能可贵处，就在于她以相当大胆的笔触，写出了如同德秀师父这样一些出家人的未断尘缘。不独德秀师父，另一位云果师父其实也没有能够完全勘破风尘。
张黑脸与德秀师父的未了尘缘，初露端倪于德秀师父执意为张黑脸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疙瘩汤的时候。首先，是德秀师父的春情萌动：“德秀师父望着他坚实的背影，听着他‘咚咚——’的脚步声，心底不知怎的涌起一股柔情，尽管张黑脸说不用她做早饭，但她还是很渴望为这个男人做顿饭。”然后，是张黑脸吃过疙瘩汤之后的异常反应，他竟然呜呜地哭了。为什么哭呢？“张黑脸抬起老泪纵横的脸，抽抽噎噎地说：‘俺好多年没吃过女人做的饭了，真是好吃得让人受不了啊。’说完，哭得更凶了。”更有甚者，在德秀师父离开之后，张黑脸却依然对她恋恋不舍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张黑脸抚摸着木墩，不知是太阳晒的，还是德秀师父身体的余温犹在，木墩热乎乎的，令他想入非非。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样对待一个尼姑不好，这不等于摸人家的屁股吗？连忙离开木墩，继续找事做。”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疙瘩汤早饭，但通过这一次早饭，作家却巧妙地写出了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之间的彼此倾心。
既然早已彼此倾心，那他们两位之间情感故事的发生，就一定是必然的。果不然，到了第十五章，在德秀师父又一次专门去给张黑脸做饭吃的时候，张黑脸终于按捺不住了：“铁锅发出欢呼声，这时锅里的汤就是夜空，而漂浮的油珠是星星，一派繁华景象了。如此声色，将德秀师父映衬得楚楚动人，她就像一支勃勃燃烧的蜡烛，通体光明，热力撩人。”“可当他目光再回到德秀师父身上，她腰胯的每一次扭动，她屁股撅起时荡平了僧袍褶痕的景象，都令他热血沸腾。他终于忍耐不住，叫了声‘老天爷，俺要对不住了——’，从背后一把将她抱住。德秀师父颤栗了一下，没有回头，用胳膊肘搥他。开始搥得重，张黑脸忍着，一声不吭，等着她把力气用完。德秀师父耗尽力气，胳膊肘酸软，搥不动他了，人也就渐渐软下来，张黑脸就势搂紧她，把她抱到里屋炕上，做了他们都久违的事情。在那个过程中，恐惧、羞耻加上快乐，他们不住地颤抖。”对于这两位心地清净、善良无比的普通人来说，不仅突破道德规范的限制大胆相爱，而且还逾越了身体的界限，自然会有一种沉重异常的犯罪感生成。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身为尼姑的德秀师父身上：“说完转过身来，定睛看着张黑脸，哆嗦了一下，说自己这下完了，犯了出家人的大忌，慧雪师太要是知道她这样了，非得把她逐出庙门不可。他们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德秀师父的这种反应，很快就在张黑脸这里得到了回应。张黑脸结结巴巴地问德秀师父，他们将会遭到怎样的一种报应？“‘兴许让雷劈，让狼吃，让虎咬，兴许让毒蛇缠腰，让冰雹砸脸，总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德秀师父说。”就这样，两个各自置身于困境中的心地善良的普通人，只不过是做了相爱的男女之间本应该做的分内之事，然后就深深地陷入到了一种不可自拔的罪感意识的困扰之中：“他们以为上天要审判他们了，拉紧了手。他们的脸在闪电中失去血色，满眼是末日降临的惊恐神色。”他们之所以会第二次交欢，是因为在张黑脸看来，来自于上天的惩罚没有降临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们犯的罪还不够重，干脆再犯一次。这一次交欢，带给他们的，是更严重的精神煎熬：“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二度交欢，带给两个人的煎熬是相似的。他们一方面战战兢兢地等待神灵的审判，同时又无比渴望第三次的欢聚。”更进一步地，“张黑脸想到了年底，他们还活着的话，就劝德秀师父还俗，他会娶她。”但德秀师父，却深陷在想象的被惩罚深渊中难以自拔：“她还想，如果这一世不遭报应的话，下一世也是逃不掉的。下一世的报应会是啥呢……她越想越怕，越怕越要想。想得头皮发麻时，他就朝管护站方向张望，满眼迷茫。”对了，正是迷茫。我们注意到，在后记中，迟子建曾经写到：“所以在《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无论衙门里的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我写得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命运的大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⑥一方面，连同德秀师父和张黑脸这样明显寄予着迟子建理想和希望的善良者，都陷身于找不到北的精神迷茫状态之中，更何况其他人乎？！另一方面，如果从人类普遍命运的角度来说，作家的如此一种结尾设定很显然饱含着深刻的象征寓意。
行文至此，我们也应该把那对东方白鹳与张黑脸、德秀师父这两位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了。“这两只早已失去呼吸的东方白鹳，翅膀贴着翅膀，好像在雪中相拥甜睡。张黑脸指着它们对德秀师父说：‘这只白鹳叫树森，那只叫德秀，我和你，你和俺，就是死了，咱把它埋了吧，要不乌鸦和老鹰闻到了，就把它们给吃了。’”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他们两位硬是用两双到最后变得鲜血淋漓的手，挖坑埋葬了这两只东方白鹳。然而，等到他们试图寻找归途的时候，却竟然不辨东南西北了：“他们很想找一点光亮，做方向的参照物，可是天阴着，望不见北斗星；更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做他们的路标。”就这样，在两只东方白鹳死去后，剩下的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也陷入到了一种既不知归路也不知去途的迷茫状态之中。而迟子建的这个“大中篇”，也就至此戛然而止了。从象征的层面上说，迟子建所最终给出的，或许正是人类现实与未来某种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宿命。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恐怕却是那对东方白鹳，与张黑脸和德秀师父他们俩之间的那样一种对应关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经以天界的神瑛侍者和降株仙草的故事来隐喻表达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生死恋情。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那对东方白鹳理解为张黑脸与德秀师父之间真切情感的隐喻性表达。
最后，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迟子建这部“大中篇”《候鸟的勇敢》与作家情感隐痛之间的紧密内在关联。在后记中，迟子建曾经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岸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茅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儿，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⑦在读过迟子建在后记中的这段文字之后，毫无疑问地，我们就会把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把那对东方白鹳，与迟子建爱人的不幸去世“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却原来，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迟子建关于张黑脸与德秀师父，关于那对东方白鹳，甚至她的《候鸟的勇敢》这部“大中篇”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深潜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写。质言之，迟子建的这部“大中篇”之所以让我们读来不仅倍觉感人，而且也倍觉沉重异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注释：
①⑥⑦迟子建《渐行渐近的夕阳》，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2期。
②王春林《以“罪与罚”为中心的箴言式写作》，载《当代文坛》2017年第4期。
③④《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27、3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⑤王春林《人道主义情怀映照下的苦难命运展示》，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18年4月12日下午18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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