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经典读后感10篇

　　《去中国的小船》是一本由[日] 村上春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元，页数：1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一)：写的还是无奈

　　村上春树的故事里，写的都是无奈。

　　我喜欢这种无奈，因为如果做什么都无可救药，那么什么都不做也能心安理得。

　　《去中国的小船》

　　这文实际与中国无关，至少在作者那里，这个中国和那个实际意义上存在于世界地图上的中国是不相干的。

　　整篇文章里，作者都是在回忆过去见到的人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国”代表的是过去，一方面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一方面有一个作者之后通过“模糊”的记忆而勾勒出的过去，因为记忆的模糊性，这二者过去之间存在某些隔膜，因而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像“想象中国”与“实际中国”一样，有些必然联系，却根本不是一回事。

　　题名“去中国的小船”，更像一个隐喻，那不是载着作者改变地理上的方位，让它从日本到中国的交通工具，而是他由“此刻回忆”通向“过往事实”的媒介，可简单理解为“记忆”，但是文中强调了“记忆”的模糊性，中国小学，不记得到底有没有在桌上刻字，中国同学也记不清没有印象，女学生的号码被自己糊里糊涂地扔掉了。所以，“过往事实”是难以到达的，小船是十分脆弱的，因而作者最后说到：“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这里实际是在讲，人们是难以通过模糊的记忆直达真实的过去的。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二)：内向的村上春树

　　据说村上春树是内向型人格，这样一想，就能理解，为什么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总会长篇大论地展开各种奇思妙想。

　　例如在《穷婶母的故事》里，“我”突发奇想，要就穷婶母这个形象写一个故事，然而他根本就没有一个穷婶母。结果，在他朝思暮想之下，穷婶母竟化成背后灵附上他的身了。身边人都能看到这个灵，还因此引来了媒体的采访。一段时间之后，穷婶母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他，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类似的“莫名其妙”的故事，在书里还有很多。

　　村上受到广大文艺青年的追捧，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内向和敏感。有调查指出，在美国有1/3以上的人是内向型人格。据此推测，在以内敛的民族性而著称的亚洲，内向者的比例应该只会更多。这意味着村上的成功绝非偶然。

　　广大内心敏感，渴望逃离现实的青年们，正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替他们发出心声。

　　除去村上小说中荒诞的一面，他还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爱情。

　　他小说中的主角大部分是男性，且通常标配一个女友。村上不排斥对性的描绘，但又绝不流于色情，那些男女之间愉快的事情更多情况下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有些甚至已经水到渠成，最终却没有发生，不免令人扼腕。

　　在爱情方面，他鲜用荒诞笔法去描绘，更多的是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细节。恋爱中的男女看到书中情节，很容易就会发出会心一笑。

　　但，我大概是已经过了看村上的年龄了吧。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三)：去日本的小船

　　最喜欢的一本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合集。说实话，首先吸引我的地方还是书名——去中国的小船。

　　村上所著的小说书名一般都具有一定的隐喻性，与他内敛的性格颇为相似。全篇都已“如果你最喜爱的东西消失了之后，生活是否还将继续？”这种消失，并不代表死亡。昨天晚上还跟你十分亲密的同桌进食，同床共寝的伴侣，当你一觉醒来之后，还没分清是白天是黑夜，却发现空空如也。没有留一张便条，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就像夏日午后的一场阵雨，来得快去得快，没有留下一点踪迹。

　　这样的消失多少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换句话说，这样比死亡更加痛苦。因为死亡可以当做是一个结果，而消失是音信全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消失”的理解亦会产生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闷闷不乐，而有的人却能拨开云雾见天日——把消失当做是一种生活的盼头。这没有准确的答案，村上当然也不会做何定义，一切的一切就像那艘去往中国的小船，可能一刻钟之后就会来，可能永远都不会来。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四)：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中国想象

　　刊于2013年1月号《中国图书评论》

　　按：本文系夏传本科学士论文，完整版参看：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882164&PostID=49465470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003年1月在接受林少华先生的采访时袒露的一段成长轨迹。另据荷兰学者伊安·布鲁玛为《纽约客》撰写的人物稿所载，“战前，（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京都大学一位很有资质的大学生；后来被征召入伍，去中国作战。有一次，在村上春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听父亲讲过某件在中国的经历，深深为之震惊。他已经忘了具体是什么事了……但他清楚地记得那种可怕的痛苦感觉”。在回顾那段凝重的历史时，身背“侵华日军后裔”这样一个尴尬头衔的村上表现出了可贵的诚意---作为一名读者，“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为一个日本人，“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父辈和祖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作为全人类的一份子，“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个体的家族记忆与国族的历史负荷纠缠结绕，将村上投进一张被负情绪点染的大网。自处女作《且听风吟》始，中国元素就在村上的作品中或轻或重地扮演着微妙复杂、难以割弃的角色。1980年，村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耐人寻味的是，篇名便直接出现了“中国”---《去中国的小船》，从《且》中身份错位、宛如隐者的杰，到对“中国”的整体提取，书写生涯伊始，村上便将中国记在了他那本神秘的词汇簿上。

　　小说的题目---《去中国的小船》，开启了村上神秘而优雅的命名策略，它满含着一种剪除繁冗与累赘之后清新利落的历史感，对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日本人而言，它意味着征服之梦破碎后深沉的惆怅与不舍的留恋，而在西方读者的眼中，它毫无疑问散发着东方主义的风情，红色中国虽曾被革命的风暴席卷，但他们依然愿意相信低垂的帘幕后美人依旧。中国自身的失落与彷徨使其再难成为东亚的领袖，然而文化母体源自历史纵深的辐射力仍绵延至今。日本的心早已漂向了大西洋，他们黄色的脸庞却永远诉说着久远的记忆。村上悄悄地放下了一条小船，它顺着轻缓的洋流西去，中国虽近，却总有浪儿打湿船头，使它偏离航向，离岸咫尺，却靠不了岸。

　　《去》由三个在时间上有着承续关系但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开篇之前，村上引用了一首旧时歌谣作为题记：“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中国之近，大抵可用一艘小船的航程来衡量，可惜慢船终究势单力薄，唯有永久的租借始能接近那神秘丰饶的大陆。欲近而不得，此中的无奈与惆怅自不待言。小说以自问句式起头，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在短短四行内将其重复了两遍---“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叙事者尝试着飞跃记忆的窄门，从那朦胧晦暗处寻获一丝光亮，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对于我就像是穿同样奇装异服的双胞胎”。现代性最为憎恨的便是差异，单调与同质才能维持整齐划一的秩序感。文明及其许诺给我们的安稳、舒适与便捷并非是通过平等的交易转渡给我们---自我的存在感被剥夺，正名与定位变得异常艰难，以至于“我”只记得“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于是，“我”骑车来到图书馆试图通过查阅历年新闻年鉴中的体育分目来确认遇上第一个中国人的年份。

　　入馆前，“我”在图书馆旁的鸡舍边上抽起了烟，烟灰燃尽的瞬间，对于“我”、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都异常重要的一刻降临了---“我身上毫无疑问有了什么变化发生……我在鸡舍前又吸了支烟，然后跨上自行车告别图书馆和鸡舍”。我将此命名为“突变的瞬间”，回顾村上的创作历程，这是一种他非常中意且运用相当娴熟的叙事手法。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恒久性，以相对静止抵消了世俗生活在遭遇抵抗时迸发出的强大的惯性力量。简言之，“我”是在意识的岔道口而非现实力量的刺激之下选择了转轨，显然，村上相信这种难以名状的诗意力量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温润与多样，以抵御那一成不变的干燥与沉闷。某种程度上，它亦可被视为一个有关中国的隐喻。虽然对于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而言，中国不再是能够唤起认同感的轴心体，但它仍像一座废弃的核电站，时时挑动着他们紧张的神经。中国，不啻是一种“日常性”的存在，以吸烟这样一种不无轻慢的中性行为来中断由它而起的焦虑与躁动，其间的反讽竟有苦涩的滋味。

　　村上的确将类似的瞬间视为神迹似的生命烙印，在小学时代那青涩的印版上“我”刻下了两件事，其一有关中国人，“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我在开足马力追逐越过中场的飞球时猛地迎头撞在了篮球架子上”。“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又是一句轻松诙谐、带着特有的村上式禅意的妙语，它无头无尾，来去无踪，却似乎在“我”脑中投下了核子炸弹---“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这个人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第一部分至此戛然而止，我们很难对此无动于衷。既然考虑死是不着边际的，那么为何在这散漫的“思之旅”中“我”唯独记起了中国人？这是隐藏在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我”的自由联想受到了了私人记忆的干扰，抑或是村上有意为之的唐突？我们无法揣摩村上的意图，但他并非没有机会来避开这个令人颤栗的黑暗意象，村上最终选择在情绪的低压中开始他的中国物语。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村上不愧是讲故事的个中高手，他为叙事者设置了一个伪装的答疑者的身份，在虚拟的双向互动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驱走了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阴霾。据“我”猜测，“我”之奔赴中国人小学考试，缘起某种事务性差错，换言之，在一个因循守旧、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我”本应与其他同学一样就近考试。中国人小学是个低调的所在，默默无闻，仅有的探得的关于它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便是它与学校有三十分钟电车之距。在仍为孩童的“我”之观念中，“那里实际上无异于天涯海角”。我们很难相信不谙世事的稚童会产生如此世故沧桑且不免带点绝望意味的念头，恐怕这并非“真实自我”原汁原味的念想，而是“叙事自我”或者村上本人在擦拭蒙尘的记忆时由衷的叹息。因此，“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与其说是基于地理方位的慨叹，不如说是久远的回忆与“我”之间相隔的那千山万水，不用说，中国正静默地伫立在“我”生命天平的那一端，推送着无言的惆怅。

　　考试那天，“我”怀着黯淡的心情坐上电车赶赴中国人小学，在留心辨识目的地前，“我”便知晓了其准确所在，因为“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在“我”眼里，“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隐现在“我”脑中的是“某种不均衡的永久性运动”。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本该是朝气蓬勃、叽喳声不断的孩子，却面目模糊、肃然无声，作为战胜者的后代，他们寄居在前殖民者的土地上，身份尴尬微妙。中国人及其周边的一切，只有在其“中国性”尽可能地被淡化时，才能赢得战后日本主流社会的信任，即便是天真的孩童也不能例外。修宪后的日本，试图用一种对他族的同质化想象来补偿安全感的缺失。作为胜利者的中国族裔经受着“荣耀享受者---迁徙者”的双重身份转换，而谨小慎微与有意识的去中国化也是流散群体面对前殖民者的傲慢与有色眼镜时无奈的自我保护之举。

　　请允许我提醒您务必关注村上春树在《去》中为数个中国人及其作为一个群体时所作的素描。在中国人小学的教室里，“我”等来了本场考试的监考官，他“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以村上对中国的善意，恐怕他无意以此外观上远非完美的角色来影射1960年代的中国。一个能击碎二十年光阴的隔膜仍栩栩如生的人物，其生理上有异于常人之处想来也并不突兀。

　　这位“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的监考官，以一种反讽强度罕见的方式使“我”晓得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并铭刻至今---“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在并不冗长的讲演中，监考官首先将中日形容为应当和睦相处的邻居，双方建立起基于相似之处的信任后应当以沟通的方式来调和不相似之处，虽然沟通有时不免受阻，但互相尊敬无疑应是重要的环节。切口虽大，但监考官的着眼点却极为细微务实---必要的礼仪与规范，他委婉地告诫座中的日本孩子们“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在一长串令人略感不安的沉默之后，三十九个学生答之以“明白了”，唯独“我”连口都没有张开。这是饶富意味的一幕，来自战争受害者国度的监考官，既没有摆出指陈与追诉战争往事的姿态，也并未以一个“准日本人”的角色来检讨或反省历史，相反，他选择从第三方的立场出发，技巧性地绕开历史，着力强调一整套繁文缛节的重要性。战后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刻意淡忘并未远逝的历史，他们希冀通过维护既有的内生性规范以重塑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明体系的信心，监考官的迂回教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迎合这令人堪忧的现状。

　　小说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二个故事的开端，村上延续了他对中国人的无差别化处理，“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而这一次村上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方式来为看似自愿的同化声辩---超越民族性之上的个体特性：“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这是一次含义深远的奇妙反转，村上为群体的均质类同捕获了普适性的存在空间，族群身份标志的褪色恰恰肇因于个体意识的觉醒，村上完成了事关“集体”之话语的祛魅，在村上的心目中，个体唯有挣脱他身系其中的族群的牢笼，方能获得解放，作为个人主义者的村上，恰如黑古一夫教授所形容的，“……与他把‘中国人’作为同样的人来平等对待的态度是有相通之处的。一视同仁地与‘世界’保持等距离的生活方式，足以证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村上春树的内心”。

　　舞台转到东京，故事的女主角，我所遇到的第二个中国人---在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仓库与“我”一同打工的华裔女大学生现身，她沉默寡言，村上则一如之前，赋予她一段平淡的描写，“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在她身上，你已难寻中国的印迹，“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生活的况味总在不经意间被挖掘，“我”在短暂的共事中，发现女孩干活热心异常，“……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 热心的中国女孩，她希冀用速度和节奏来达致内心的平衡，只有当步调与这有条不紊的世界相吻合时，她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而一旦生活的流水线受阻于某颗小螺丝钉的松动不得不停摆片刻，恐慌便会弥漫她的内心，例如只因一时马虎而使仓库作业顺序出现稍许混乱，她便“约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她不再是具有何等中国韵味的边缘一族，而是一位很难与日本同龄人区分开来的都市女孩。

　　出版社兼职结束的那夜，“我”邀她一同跳舞喝酒，全然放松之后的筋疲力尽让彼此都极为享受。送她上电车之际，“我”鼓足勇气请她在迪斯科舞厅火柴盒的背面留下号码。她道别登车，其形象却辗转于“我”的脑海，怅然若失间，“我”恍悟到自己阴差阳错将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约莫五十分钟后，“我”等来了神情微妙的她，然而，“我”相当诚恳的道歉与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固执地认为这差错源于她一直以来的无趣，“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意思”，她噙着泪水自述：“求你，扔开我别管。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头，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电车上坐着没动。但过东京站，一下子没了气力。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再也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日复一日继而厌倦继而迷茫继而绝望，这是典型的都市现代性症候，既然虚无的海洋足以淹没生命的律动，村上便藉女孩之口完成了以她为代表的不再有中国痕迹的华裔的自我否定---“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夜幕深沉，怅惘的“我”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我竟把写有他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之后“我”找的极为辛苦，也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可终归“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纷乱错综的世界上，年轻的心在哭泣。在现代性的迷墙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活被碾为齑粉，我们丰盈的生命之水被抽干，灵魂在生产、消费等无休止的价值循环过程中被挤压、榨取为飘浮的空壳。个人主义者的村上否定了以集体话语作为其意识形态生产内核的极权主义成为某种“超越现代性”途径的可能性，但他也绝不甘于沦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同路人。我们愿意相信，这两次失误皆为无心之举，但村上恐怕正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无意识”或者“天意”来表现他对那些褪去国族外衣后，无所顾忌地奔向现代浪潮的人群的难以苟同。或许，通过对中国女孩的生活施以小小的惩戒，村上正试图唤起她的族群认同，以积存生命的能量，重获生活的在场感。

　　第三个中国人尚未登场前，村上即有简单的交代，之于“我”，他是那类熟悉的陌生人，曾是高中时代朋友的朋友。重逢是在一个阴冷的午后，当他道出“我”的名字时，换回的却是愕然，于他，我的记忆中仅有大块的空白，“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相比监考官，他所着西服的藏青色、领带的齐整，都留给“我”深刻得多的印象。对话持续推进，“我”潜藏在深处的记忆也开始蠕动，当他透露自己现时的行当是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时，“咣”地一声，往日的印象碎片复原了，“……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精明能干的中国人，投身于节拍紧凑的商业社会，虽然他没有提及，但我们不难揣度特殊的身份或许会带给他的惶惑，他的自我外化为“异己之物”，竟至于“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敏感的心性渐至于迟钝愚鲁，在善于捕捉感性体征的“我”的视域里，这便是“磨损”，资本便是借助此种物化的力量来奴役鲜活的灵魂，而作为日本社会的局外人，异乡客的标签将他逼回了中国人的狭仄生活圈，当自主与独立再难保全时，族群内部恒有的情谊与温暖将显得难能可贵，那类似原始氏族社会的人际保护网是所有落魄者的安身之所。此时，“中国”所含蕴的感召力不言自明，心乡何处是，中国人在哪里，哪里便是中国。

　　战后，旅日华人因其寄人篱下的敏感身份而将族裔背景视作禁忌图腾，他们竭力去除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凝视与疑虑的身份负荷，在一个历史的边角被删削殆尽的真空世界里，他们谨慎地防范前殖民者残存的敌意，如上文所述，村上对此予以了有所保留的同情式理解。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与历史伤口的愈合，资本逐渐取代民族、革命、解放等话语成为最具魅惑性的支配力量，它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俨然成为无可置疑的格局主导者。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村上固然对自诩天然正义的集体话语高度警惕，但人类的普遍处境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与思考。1960代末期，与其说族群身份的消融是刻意回避下的人为脱落，不如说这是以资本为驱力的一体化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在现代性能量过度释放的都市里，身无所系、无所依傍的个体必然将体会到渗透于空气中的孤独与虚无，而族群身份的隐退与失效大大加速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厕身其间的随波逐流者们渺小、麻木、孤独、无助，审判这些被时代裹挟的受害者无疑是对道德制高点的窃据，然而，村上还是通过几场无意识的梦魇温和地羞辱或者说惩罚了他们中间的代表---中国女孩，当然，村上借此抗议的正是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和行为模式的式微，他通过充沛的象征力量表达了拒绝成为同谋的立场。

　　面对扑面而来、足以令人窒息的商业化浪潮，终有人选择了回归。与村上及“我”同一代的旅日华人在披荆斩棘、屡经变故后，其变形的灵魂已再难契合于自身的躯壳，在绝对真理与绝对价值已被宣告不复存在后，他们随时可能蹈入虚无之境。族群继而成为他们身之所倚、心之所系的救赎之物，村上通过“我”的一次不易被察觉的选择，含蓄地表现出他对这一“退步”的褒扬。

　　在村上春树的记忆之宫里，中国是奏响他生命之音的琴弦中最悠远的那一根。他以作家的普世情怀叙写了战后旅日华人百感交集的异乡心绪，也以极大的同情记录了他们蜗身于自我与族群之间的焦灼、彷徨。村上以作家的感性直觉到族群并非永无风暴的港湾，但在他人即地狱的世界里，我们无不受到无觅归处的困扰。通过对数个世代的中国人之族群意识的状况再现，村上浓缩了时代的背影，将一个世纪中国的愁风苦雨细细地滴入时间的沙漏，“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五)：村上的中国情节

　　村上先生是他那个年代见不得光地对中国持有暧昧感情的少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之一吧。书中写到的三个中国人，不管是一遍遍强调中日是朋友是睦邻的监考老师，还是在工厂近乎自我强迫疯狂的做好每一环节的女同学，或者是多年后相遇生活惨淡的中国老同学。他们的努力是否都在掩藏那种无法真正融入日本社会的无奈呢。终于感叹出一句“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村上先生是有良知的，他对中国抱有一丝愧疚之情，他读《史记》《西游记》，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承认了731部队，在新书里承认了南京大屠杀而遭日本人诋毁。然而他就像画了反战题材的宫崎骏老头子一样对这些置若罔闻，他们是无关国籍的真正人道、理性、懂得反思的人。村上对这些中国人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他对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和绿无天际的草原，对他来说中国太遥远了，不是等不到小船，即使小船来了，可能也走的太慢，可能雾太浓，隔阂太深。 我们的青少年心里也有去日本的小船吧，这些小船由日本动漫、明星、文学亦或其他逐日搭建，而船上载着的是看清历史后想要寻找突破的包容心还是完全丢弃国耻的盲从就亦未可知了。那小船或许正在黑夜里静静前行，或许早已沉匿。 （记个读书笔记了，村上写的东西总是很多废话，却一点不让人讨厌。想起自己以前八百字作文老是写超出很多，却都是不知所云的啰嗦话。哈哈）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六)：村上春树的逃离表演

　　说来蛮有趣的，村上春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如“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天黑以后》中的中国“妓女”，总的说来都属于正面形象。

　　同时，村上作为一名作家是有良知的，他一直对中国抱有一丝愧疚之情，他读《史记》《西游记》，在《海边的卡夫卡》里承认了731部队，在新作《杀死骑士团长》》里承认了南京大屠杀。

　　村上对中国人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他对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和绿无天际的草原，对他来说中国太遥远了，不是等不到小船，即使小船来了，可能也走的太慢，可能雾太浓，隔阂太深。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最早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穷婶母的故事》、《纽约煤矿的悲剧》、《袋鼠通讯》、《下午最后的草坪》等七篇小说，其幽默与深沉的风格展露无遗。而第一本往往是最能展现作者风格及其航向的，村上也讲这是有着自身的真实经历和体验在其中的作品。下面将逐一解读。

　　《去中国的小船》从“我”小时候打棒球的经历讲起，记录了三位遇到的中国人以及同他们之间的故事——考试时遇到的跛脚的中国监考老师、打工认识的中国女孩、多年后偶然遇到的中国同学。读了几段故事，觉得村上对中国的好感度挺高的，大陆、香港、台湾他都去过，也试着了解中国人、结交中国人。借监考的中国老师的话，他讲了认为中国和日本是邻居，是朋友，但是也同人和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一样，会有一些相互不理解的地方。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看到对方的好，并且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自身形象，坚持民族自豪感。

　　《穷婶母的故事》穷婶母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我”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穷婶母，但是大家都了解这样的一个存在，“穷婶母”被作为一个标签。有人讲它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自己本该珍惜却失去的事物；更多的人则认为“我”所背负的穷婶母其实是心里的负面悲观情绪。我觉得都有，作者交代了穷婶母黑暗性格的缘起，大多是丧失心爱之物、心爱之人而无力挽回。阴沉、冷漠、悲观、闭塞……穷婶母的这些情绪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只是一般不会那么集中的爆发。“我”意外的背上了穷婶母的重负，最后穷婶母又悄悄离开。穷婶母是完美的，因为它会被时间挤到一滴不剩。这一段是我没有理解的，或许是讲，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治愈这些情绪，总是能够拜托掉的吧。

　　《纽约煤矿的悲剧》一个每当台风和暴雨来临就会去动物园的朋友，频繁的葬礼，一个杀了和我很像的人的女人，几个被困矿洞生存希望渺茫的矿工，仿佛是散乱的几块，但是在讲的同一个主题是厄运和死亡，至少表达了一种绝望和孤独。有日本研究者认为这部作品表达了我们所在世界的非现实的而死者的世界是现实的这一可能性，是“预先死去之人的故事”。讲到这里就是我所不能很好理解的了。但还是是能感受到其中的无助感，天灾无法避免，死亡无法避免，人做再多的努力都还是悲伤的结局。

　　《袋鼠通讯》在林少华老师看来是这部小说集中最不中看的一部了，“我”在一家大商店负责顾客投诉，接到一位女顾客对唱片的投诉信，“我”从私人角度用录音的形式回了一封信。虽然写法上创新，但是讲的内容却十分混乱，没什么主题。我倒是觉得这篇是有主题的，而且就像这篇的创作手法一样，是拒绝平凡和向往独特。一封不同的投诉信的出现打破了平凡庸碌的回信生活，回信的方式又是非常独特的录音而不是手写的形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袋鼠的出现，最初是为了更好的表达通信这件事，后来在讲想和写信女人有性关系的时候讲到袋鼠是为了袋鼠，不过是循环的任务性的反复而已，又讲发生关系或是不发生关系都可，大概是觉得性也不过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平庸的需求吧，所以若是能够不总是往这方面想也算是打破庸碌生活的一种方式。

　　《下午最后的草坪》讲的是打工最后一天修剪最后的草坪的故事。“我”剪得细心，而且喜欢去远处剪。挣的钱原本想和女友旅行，结果她有了新男友，和我分手了。于是“我”在这种失恋的心情下修剪最后一片草坪。对作品的解读，有的人认为是追求“人之存在理由”，有的人认为是体现了村上工作和娱乐分开的观念，有的人则认为全篇透出死亡的气息。我觉得全篇都在讲的一个主题是记忆，对失去的东西的留恋。“我”见的每个东西都会勾起我对失去恋人的回忆，妇人带我去的房间也都是她对自己过去的怀念。“我”和前女友的关系其实并不浪漫也不十分美好，但是回忆起来的时候却还是感到遗憾和留恋。大概这就是所说的“当时只道是寻常”，是平静的回忆的力量。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讲了在酒店遇到一个女生，倾听了她所讲的小时候养过一只小狗，在狗去世之后将尸体掩埋，后来为了取一起埋掉的存折将坟挖开，但总是觉得被坟的味道缠绕，最后将存折烧掉。从回忆里出来，重新回到生活大概是这篇想要表达的。

　　《悉尼的绿色大街》有着童话故事的意味，非常有趣。讲的是私家侦探给在查莉的帮助下，替羊男从羊博士那里讨回了耳朵的故事。查莉是个聪慧机灵、敢作敢为的姑娘，这是村上在赞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查莉对羊博士说“实际上你自己也想成为羊男，却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才反过来恨羊男的”，这大概也是村上想要表达的——嫉妒和逃避的心理。

　　总体来说，记忆、命运和逃离，是这部短篇集的几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记忆是虚幻和美好的，让人留恋和怀念，去中国的小船、下午最后的草坪在讲记忆；命运是无常和难控的，让人无助和绝望，穷婶母的故事、纽约煤矿的悲剧在讲命运；逃离是独特和重生，袋鼠通讯、最后的草坪、埋在土中的小狗和悉尼绿色大街都是在讲逃离，讲渴望改变和新生的故事。不管是逃离一成不变的平庸生活，还是逃离满是束缚的过去，都是逃离的表演。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七)：村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村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语言风格已经形成，有几篇比较无聊。

　　《去中国的小船》回忆了自己记忆中的三个中国人；《穷婶母的故事》描述了莫名潜入我脑海挥之不去的穷婶母；《纽约煤矿的悲剧》讲述一个台风和暴雨来临就非去动物园不可的朋友；《袋鼠通讯》是一封回复给投诉者的信；《下午最后的草坪》回忆人生中最后一个剪草坪，在一个夏日午后，为一个独居的寡妇；《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写我在图书馆，与一个年轻女人玩猜身份的游戏；《悉尼的绿色大街》写私家侦探的我为羊男取回他找回被揪掉的耳朵的故事。

　　比较喜欢《去中国的小船》和《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八)：去中国的小船之《悉尼的绿色大街》

　　《悉尼的绿色大街》是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我”作为侦探为羊男找回被羊博士扯掉的耳朵。

　　内容上与村上以往的故事一样晦涩，充满奇想，语言简练，几乎没有一个读不懂的句子，可是组合起来的故事却让人摸不着头脑。

　　洋博士因为羊男“显摆”耳朵而恼羞成怒。这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为什么？弗洛伊德和荣格？查莉说：“怨恨情结！”恨的根本不是羊男本身？而后来博士也因为成了羊男而高兴。洋博士为何而怨恨？

　　这可以说是一种被多数人抛弃的报复。自己不合群，无法融入他人，，最后被大家晾在一边，便有一种抛弃感。是对自己社交能力薄弱感到自卑，继而错误归因，把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归咎在别人很可恶。

　　这算是很常见的情况。倘若真的希望和大家一起，便不要怕自卑、被嘲笑什么的，放下心中的顾虑，勇敢地自我介绍就好了。

　　《去中国的小船》读后感(九)：【一些摘录】

　　【前言】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最初的短篇集。常说处女作包含了一切，的确，这部短篇集描写了迄

　　今为止村上文学世界的所有要素——《寻羊冒险记》之“物语”膨胀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

　　境》之对于自我解离的恐惧，《电视人》之硬质，《奇鸟行状录》之徒劳感，《斯普特尼克恋

　　人》之空虚的永恒性……无所不有。有的堂堂正正、有的蹑手蹑脚地隐身于语言背后搭上这条

　　小船。(小川洋子：《想翻开(去中国的小船)的时候》，载于《EUREKA》2000年3月临时增刊号

　　)

　　【去中国的小船】

　　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

　　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

　　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脸也是那样的气氛，五官固然端正，但现出的表情却好像是为了

　　逢场作戏而从哪里勉强搜集来的残片的组合，或排列在应付了事的宴会桌上的不配套的盘子。

　　“当然喽，细节一个个想得起来，但看不清全貌。而意识到时，早已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

　　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

　　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

　　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

　　。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穷婶母的故事】

　　自不待言，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一如御者将老马打倒在路旁。然而那打法又极端安静

　　，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被打。

　　【纽约煤矿的悲剧】

　　我们剪了头发，每天早上刮净胡须。我们已不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不是摇滚乐手，已不再睡在电

　　话亭里，不再在地铁车厢内吃一袋樱桃，不再凌晨四点用大音量听“大门”密纹唱片。应酬性

　　地参加了人寿保险，开始在宾馆酒吧里喝酒，也开始拿好牙医给的收据接受医疗补贴。

　　毕竟年已二十八……

　　【下午最后的草坪】

　　她的肢体冰凉冰凉的，唯独下部温暖。

　　“现在仍非常喜欢你。”她信上最后写道．“你温存亲切，是个十分好的人，不是说谎。但有

　　时我觉得光这样似乎有点不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明白，而且这么说很是过分，或许等

　　于什么也没解释。十九岁是非常讨厌的年龄，再过几年也许能解释好，但几年之后可能已没必

　　要解释了。”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

　　久戴眼镜的人一旦失掉眼镜，看大部分女人都显得年轻。我合上书，用手指肚擦眼睛，之后想

　　用右手中指往上推眼镜腿，这才发觉没戴眼镜。没戴眼镜这点就足以让人觉得失落。我们的日

　　常生活都是靠几乎毫无意义的细小动作的累积才得以成立的。

　　说来滑稽，佯装聚精会神同真正聚精会神同样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