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吧-经典好文章在线阅读: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精选10篇

当前的位置:文章吧 > 经典文章 > 读后感 >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精选10篇

2017-12-15 21:16: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精选10篇

  《重寻胡适历程》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27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一):《重寻胡适历程》析评

  1917年至1962年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白话文运动)、思想史(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学术史(整理国故与小说研究等)或政治史(出任民国驻美大史)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民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与代表。胡适在其身后百年,或被褒之或被贬之,但无疑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抒写了浓重的一笔。

  余英时将胡适的生平分成了这样几个时期“留学时期(1910-1917)”“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大革命时期(1926-1930)”“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出使美国(1937-1946)”“内战时期(1946-1949)”“落日余晖(1949-1962)。”其间作者夹叙夹议,探讨了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对毛泽东的影响、和蒋介石的关系等诸多内容。

  “经验主义”胡适思想的关键词。胡适秉承对“旁观者的知识观”的反对,主张哲学需要从“哲学家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使他变成“一般人的问题”。人是在于环境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增进自身的知识,而没有客观的、永恒的、静态的先验知识。经验则是在知识增进过程中人与环境交互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具有主动的性质,兼具被动的特质,是“做”(do)与“受”(undergo)的统一。依据此观点,胡适积极倡导并推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力求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改良。然而,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学更多是属于改变世界的范畴,主要目的在于安排或重建秩序(见207页)。这更多是在一种“经世致用”思想指引下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并非是与其同一性的存在。这也直接导致了胡适思想在建国后被摒弃和批判的悲哀宿命。它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宏大指向以及对美好社会的希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对经验的重视并非意味着其志向不高,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节气和思考勇气。相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最为知名的治学方法,它始终秉承了一种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以及谨小慎微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态度以“批判”为前提,更注重对事实的尊重和证据的搜集。对此,胡适本人也提出了“展缓判断”的说法,并指出,“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态度更是值得提倡的。”(216页)

  胡适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不仅仅在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其思想本身也受到颇多的诘难。譬如,有人认为其浅薄而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系统的逻辑思考。对此,胡适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其实,余英时认为:胡适难题的真正原因在于不能提出具体而有效的行动纲领(主张一步一步地、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这是因为,在胡适和杜威的思想下没有一治百病的“万灵药方”,这样只会导致武断和僵化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的态度。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二):书和它的批注们

  书和它的批注们

  今天看《重寻胡适历程》,不仅大有收获,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此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按理说,在书上乱写乱画特别没有素质,但此书上的批注其议论之严肃,考据之严谨,让人大呼过瘾

  46:某同学在书的右侧空白注道:某党也就这样!失望!任何政党与个人没有完全的正义与光明(07-03-23)同页,某同学用红笔,在书中“特立独行的精神”上打了对号,写道:100!

  53:胡适先生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主站与主和两难的态度,某同学在此记录上画了横线,写道:“天真!哼,闲云野鹤躲入桃花源不误国?”更绝妙的是,有一位同学在底下恢复道:“你懂个屁!”

  93:书中记录了傅斯年的一封信,大意是某党夺权后后果不可想象,某同学在此处大发议论道:“忒小看毛了,从历史来看,中国建国后,中国能不亡于苏联,却差点亡于毛氏,毛于内政外交方面都差点让中国崩溃,其所搞之山洞外交,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而其所搞之毛记恶政,如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对中国人民都是血债无头啊!

  下面某同学恢复道:言之甚对!

  102:此处,就更加的热闹了,某同学就书中国民党败退之事发表议论:“我觉得作者有严重的偏见,之于某党,虽然某党在解放之时,对于自由确实较封建,但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农民朋友,却是有无限的功劳。”

  下面有人就此回复道:“为大跃进死难的三千多万农民同胞鸣不平,也为上面评论之人对老百姓的关怀感到高兴,更为他对历史的无知感到遗憾

  就上面的回复,又有人回复:“本书作者,in my opinion,对于劳动人民没有关怀之心,赞赏胡适的独立精神,但我更欣赏关怀老百姓的任何个人

  而下面又回复到:独立何存!

  就此,此页辩论暂时结束

  103:某人于右侧写道:天才,想想老百姓吧!

  107:某位同学于右侧评论胡适先生:田翁堪拯民,博士可误国

  下面某同学就书中无知一词发表了形而上的高论:“为什么?没有知识就无知,你才无知!(对此我本人深表奇怪,难道没有知识不是无知的本来含义??)

  112:某同学用娟秀的蝇头小字在左侧做了一番高论,而且是竖版:“未晓胡心中之国强为何?但有点可以肯定中国是独立的,大概胡认为不如以前独立是因为苏联遥控中国,然胡此念似太轻视毛及某党了,先生一世信仰实验主义哲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等,亦宣称以此为圭臬,,然于某党问题上似有心结,先生常道没有绝对的真理,要看其实效,则中国须独立自主为实效,某党做到,先生为何不肯释怀?吾以为先生之信仰实自由主义而非实用

  下面某同学用同样娟秀的字迹回复道:“某党又何尝做到独立自主,那种闭关锁国式的独立自主,于中国又有何益?胡适要得独立自主之意是能吸纳融入世界

  113:某同学在上面写道:“胡适实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重“民权”保障,向往民主自由,以为据此才能建设现代国家,本书作者亦是如此立场,相交而言,某党更重民生,强调大众的压迫与苦难,希望下层人民都起来闹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在目前看来,大陆上的这两次实验都失败了,而相反地,台湾则进入了富足民主的现代社会,这只说明一个问题,建设国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缺一不可

  200:有人在左侧做出考据:“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提,被邓小平采纳,邓亦提拔胡为宣传部副部长”

  某同学在下面回复道:考据大师,人才!但是省宣传部

  看的我热泪盈眶啊……

  203:书中有“迻译时代”一词,而某人好心的标注道:同“移”

  253:启蒙者也成了伪装的政治规划者?当然是清梦家需要主体,是谁在启蒙?又启示了什么?

  下面有人回复道:说得好!

  263;文中针对“舒适”这一胡适的错写议论道:“文中一直写“胡适”为“胡適”也就是正体字,但被此处简化了,不要想当然!”

  从上面的评论文字看,他们或激烈或偏执,或明晰或抽象,或莫名其妙,但读书并思考,就已经无限的接近书中的道理,那就是胡适先生经常引用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是范仲淹在《灵乌赋》中的话)书中,余英时先生对胡适的思想做了重头到尾的梳理,让人们明晰了这位20世纪的思想巨人,因何而伟大,他的温和持重,他的意气风发,他的无可奈何,他不可动摇坚持,都让人无比的感动,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对那些坚持上课的同学说:“你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他坚信,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批评传统,强调容忍,信仰进步,不肯轻易下结论,做评判,因为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但要小心的求证,在胡适的120周年纪念里,我们缅怀的是什么,恰恰是他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我非常欣赏上面各位同学的批注,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最奢侈的品格,那就是独立的思考,也许亟不可待的去把自己的生活问题解决是最最重大的事情,但或许还有更重要得东西,胡适说,他是一个要命的乐观主义者,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乐观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三):胡适:美国女粉丝成了师娘

  胡适之先生过世之时,蒋中正送去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虽然入室弟子唐德刚觉得如此内容绝不会让先师中意,但蒋公的评价其实不失公允。

  当年的留学生之中,既有鲁迅、徐志摩这样抛弃发妻的例子,也有季羡林般对家庭横眉冷对的消极,而胡适却对糟糠之妻江冬秀不离不弃,确实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当然,凡人皆有七情六欲。胡适留学期间,也曾与一位外籍的韦司莲女士有过亲近,另一位中意的女子则是好友任鸿隽的妻子陈衡哲,笔名“莎菲”。据说胡适之女胡素斐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此。但他始终恪守着“朋友妻不可欺”的底线。

  要说胡适生命中最特殊的一段“恋情”,可能是他在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时的一段“奇遇”。

  在胡适1938年的日记中,曾经多次出现过一位Roberta Lowitz女士(后多称Robby,即Roberta的亲切称呼)。根据记录来看,尽管胡适大使忙于“争取美援”,但两人见面频率相当之高。

  这位Robby女士何许人也?应该算是胡适的恩师、实用主义哲学开山祖师约翰·杜威身边的工作人员,类似于助手或者秘书。Robby女士夫姓Grant,但两人似乎处于分居状态,Grant先生后于1941年去世。

  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研究过胡适日记的学者认为:“可以说名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他们之间最后发生了一种微妙情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和Robby的一段情缘似乎并不很严重,决不能与韦司莲的关系相提并论……”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一项出人意料的发现是,约翰·杜威的大弟子胡克在其自传中写道:晚年的杜威为了与Roberta Lowitz Grant的关系,几乎断绝了和儿女家庭之间的关系,最终在88岁拿去迎娶了比自己小45岁、比胡适小13岁Roberta。

  于是,当年自己的女粉丝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胡适的继任“师娘”。1950年的胡适日记里恭恭敬敬地将她称为Mrs. John Dewey——真不知先生下笔时,心中是否感觉到一丝讽刺。

  最后说一句,考证出这段胡适最后的“跨过恋情”的又是何方高人呢?那就是先后师从过钱穆、杨连升、费正清的余英时教授。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四):竟然一口气看完的

  这是我开始了解胡适来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第一本书中,胡适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比较重视的事情和观点,让我大概了解了胡适各个时期都在做什么。另外通过唐德刚的注解,对有些说法也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和评论。

  相比而言,这本书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对胡适一生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和观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而余英时显然很适合这个角色。

  可以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非专业人士才能读的胡适相关著作,相反地,作为一个对胡适一知半解的业余读书爱好者,我从一开始就被吸引着一直读完了全书。这一方面得益于书的内容本身很吸引人:胡适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地位,他在五四时期的作为,他对于社会制度的观点等等,在书中几乎都有论述。另外,余英时的写法也有理有据,无论其结论如何,先列举所依赖的证据(如胡适日记全集),再对其进行分析,进而得到结论。看了让人信服。

  正如这本书中所说,胡适不算是一个只专注在某个领域的顶尖专才,而是对社会的诸多方面、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涉猎的通才。因此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他有足够的能力和兴趣对社会提出全局性的观点。而对于急于了解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他的观点及观点的演变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五):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读书笔记(一)

  因为准备8月底读书会选题人物胡适先生的缘故,这一周来我略翻了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一书。久未写长文,近两年又溺于两微快餐文化中,难得提笔写点读书笔记,手生的厉害:)先整点虚文,再上干货吧。

  首先,很佩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精神,正如熊培云有言,错过胡适一百年,重新捡回来是需要些勇气的,毕竟晚年的胡适本人,以及作者,6月刚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的余英时在反共意识形态上可谓旗帜鲜明,无论此书是否有阉割,我都认为瑕不掩瑜。前些天见文点评天朝各大出版社,称道广西师大“业界的先锋,作风开明,但是有一个小毛病,错别字多。”前两句我已领教,后两句目力所及尚未有睹,且读且观察:)其次,很感谢T姐两三年前即赠我此书,惭愧束之高阁多时,一百年之后重寻,我又错过胡适两三年。8月30日在微博上获悉,14年前的当天钱宾四先生驾鹤台北,而余英时正是其人高足。钱穆一代旧学鸿儒,与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固素来不睦,然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中也不得不承认:“故三人中,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而新文化运动乃竞掩胁尘嚣,无与抗衡。风气之变,亦诚有难言者。”此论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之意。好了,虚文已毕,干货笔记如下:

  一、留学时期(1910-1917)

  博士学位与哲学造诣两个问题。

  据说胡适有36个博士学位,但首个即哥伦比亚大哲学博士学位似为罗生门,多年来各家作方舟子般考,未有公论,余英时认为“论文缓缴”延迟十年。

  而关于哲学造诣,金岳霖认为“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其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学的路数,也没有接触过罗素以来的数理逻辑。当然留学康大、哥大,其在西方哲学与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与一般水平则无疑义,足够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开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了。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其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吹皱一池春水,搅起四海巨浪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原是胡适哥大读研期间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文,抄了一份寄回国内北大的杂志主编陈独秀。

  如果说曾师从实用主义巨擘杜威的胡适在西洋哲学上已难称高明,那么中国哲学就更见局促。不及而立便执教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胡适曾坦言““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当年北大学生曾想将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胡适老师闹出课堂,多亏同情立场的顾颉刚呼来了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傅斯年前来听课,后者明言“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只因课堂上多看了你一眼,多听了你一语,不想自此傅顾二君成了胡适一辈子的护法与拥趸。

  其实不止是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上胡适也绝非学问的大家。胡适本人曾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猝然西去后而他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给他的挽联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指出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另外何炳棣在《我与胡适的交往》回忆晚年胡适曾向其坦言“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 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综上可见,胡适的哲学造诣,或者说纯粹的学问而言,基本功底当然扎实,但称不上如何高明。我想可能是因为历来最先与最精如鱼与熊掌难以得兼,但开风气不为师,开风气之先者多要求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杂而不精,博而不专,两耳不闻窗外事,钻领域之精者多要求面壁十年,心无旁骛,摒弃杂念,专心致志。另外,三十年代起胡适忙于北大教学行政,桃李天下,抗战年代起又投身家国外交,合纵连横,实为殊少私人学问时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彼时之华夏大陆多一位胡博士,胡教授固然学林之幸,但少一位胡院长,胡大使则不能不说为国民之失。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这段要做不少文抄公了。余英时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文学革命、新思潮、小说研究、整理国故(包括顾颉刚《古史辨》、科玄论战等等文化都和他的精神领导有直接的关系。他最重要而又流传得最广的论著也大都成于这一阶段,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胡适文存》一集(1921)和二集(1924)等。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恰好是所谓五四时代。五四也是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革命的时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所谓“联俄容共”)是两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文化运动向政治革命的过渡。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转变,这是我们最熟悉,论著也最多的一个阶段。”

  五四初期,胡适已经跃然成为一代民国青年的精神偶像,这其中包括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毛泽东。当然在毛泽东本人记忆中北大时光显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他回忆道:“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 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也许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形成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点与希特勒记忆中的维也纳时光及其后对犹太人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吧。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毛泽东两人极少数的直接交往,胡适日记中仅有的涉及毛泽东的记录正在这段时间内。

  1920年1月15日下午五时条: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同年3月2日下午五时条:

  作自修大学计划。

  三十一年后的1951年,毛泽东已然一代枭雄,指点江山,胡适去国赴美,《日记》中追忆当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毛的‘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两相印证可知不谬,当然如果说1920年两人间多少还有些师生情谊,1950年代则早已是敌匪仇雠了。

  时间有限,接下来我原封不动摘录一段书中我认为极有启迪的文字暂告段落,有空再续吧:)

  最后让我介绍一下《日记》中有关思想分化的记载。《日记》1923年12月19日条:

  此次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纪念刊,有黄日葵(按: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篇。中有一段,说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者渐趋向于 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之。前者是澈头澈尾的国粹的人生观,后者是欧化的人生观;前者是唯心论者,后者是唯物论者;前者是眷恋玄学的,后者是崇拜科学的。

  这种旁观的观察,——也可说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的观察,——是很有趣的。我在这两大分化里,可惜都祇有从容慢步,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胡适显然肯定了黄日葵分析的客观性。他的自我解剖也带有预言的意味:他既不能“狠干”,又不能“蛮干”,只有“从容慢步”,这就预示着中国正卷入激进化 的大漩涡,他将一步一步地被推出漩涡的中心了。这是1923年尾的话,那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风靡一时,似乎将形成一个有力的思想运动。但事实 上,梁漱溟的影响始终没有越出知识界的中、上层,他的“蛮干”仍然远远敌不过陈独秀的“狠干”。“狠干”不但需要“心狠”,而且更需要“手辣”,最后仍只 有让陈独秀一派在中国一枝独秀。甚至陈独秀因为不够“心狠手辣”之故,最后也被他自己所掀起的巨浪吞没了。

  此中有真意,识者自思之。Last but not least,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在此祝各位亲朋好友中秋快乐,万事顺遂:)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六):跟随余英时追寻胡适

  本书内容主要有六篇,分别是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第一篇主要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详阅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摘其概要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学术、政治、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对其自由思想、学术研究发展和政治追求都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并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外出胡适与蒋委员长电文面谈内容,个人情感中的绯闻,展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第二篇是胡适与门外学生杨联陞(余英时的老师)往来书信集序,多探讨历史考据研究和诗歌唱和之作。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是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序文,也是一篇自成体系的研究论文,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探讨了胡适思想的渊渊源和逐步发展,并结合当时中国思想界新旧交替背景,探讨了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思想和方法革命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契机。引述的以下内容更有助于理解胡适当时的主张:

  1.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心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固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作者阐述到“这种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才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制的层面正式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2.尽管儒学和儒家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二者之间终有一道界线在,则是自孔子以来即为儒者所明确意识到的。把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是我们始终不能正确地了解五四反传统、反儒家的历史意义。他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孔家店”——但是并不反对儒学本身。章炳麟早年的儒家批判也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余英时《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

  在谈到胡适思想的内在局限时,为我们分析了新思潮为何在接下来难以抵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的原因,指出“胡适在学术上的兴趣本在考证,不过他想比清代的考证再进一步,走向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综合贯通的途径。他在思想上一方面提倡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则鼓吹民主自由,希望把中国引上他所向往的现代化的方向。”胡适主要承担了“启蒙”的工作,但他的科学治学方法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和当时盛行的革命理想的迫切要求,其思想并不能承担专门学科研究之外的全面判断形势、改造世界的任务。而在实验主义者而言,立言行首先要考虑到效果的问题,“他的科学态度不容许他轻下论断”。

  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介绍了胡适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信念,对socialism思潮的认识观点:“胡适认定集权与民主的冲突归于两点:1.急进的革命与渐进的改革;2.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个体发展的原则。暴力革命要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并阻止它恢复或再生,其结果必流于集权,控制划一在经济上必然走上全面计划的道路,扼杀个人的自由发展。其结果是阻碍人格与创造力,使偏私、压迫与奴役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他194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演的内容,现今看来果然真切。 最后一篇是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文艺复兴和启蒙两种观点的甄别,而马克思主义者重点关照其在倡导革命正当性方面的作用故对其作出界定,而不必执着于对欧洲历史的比附,我们才能够从五四本身去了解五四,新文化与五四起在文学和学术领域引起的更是研究范式的变迁提出新文化的规则,这点无论是在鼓吹变革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还是在保守的梁漱溟、吴宓、梅光迪身上都是可以看到的”在批判精神指引之下研究西学与中学,而研究的目的有时是二者互相阐明以求最后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综合。最后提出,“关于五四必须通过他的多重面向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

  非常公允实在严谨的一本书,历史性、可读性都很强,这个系列的一些书都不错,黄仁宇、孙隆基等等。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七):重估一切價值:重尋胡適歷程

  西哲尼采有一句話: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句話最受胡適先生所重。我們在讀有關胡適先生的著作和介紹他的書籍里,都能發見胡適之先生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驗主義精神,他的“實驗是真理惟一的試金石”正是他一生勇于踐行良知和理性的體現。胡適先生才具雋永,年輕時就“暴得大名”,但胡適先生沒有放棄求知治學的進程,探索真知的道路上,尋求漸進改良的解決之道,正是胡適先生的嚴謹理性精神的光彩照人之處……

  余英時先生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給了我們全新的研究胡適先生的視野和角度。余英時先從胡適之先生的博士學位問題談開,分別講述了胡適和青年毛澤東的交往與日後致毛澤東的公開信勸其放棄武力,對于蔣介石的合作與抗爭,特別詳細的講述了人權約法運動中和蔣介石的抗爭,及抗日戰爭時期臨危受命赴美任駐美大使爭取美援和尋求盟軍參戰的幕后種種……從這些層面,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先生不僅是新文化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推動者,還是中國自由主義人權捍衛者和外交救國的社會政治活動家,正是他的努力踐行良知,推進了中國自由主義的承傳與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論及胡適與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關系時,余英時先生特別引用了胡適先生于1947年的一段演講的內容:“……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確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正是對民主自由大潮的清醒認識,胡適才看到左傾思潮的弊端和對人性的戕害,最終選擇在1949年初赴美,而又于1958年回到臺灣。

  胡適還有一些著名的論斷,今天讀來有如醍醐贯顶:基本權利是自由,多數人的統治是民主,而多數人的政權能夠尊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才是真正自由主義的精髓。他在1958年與對胡頌平說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基于這種思想的反映,容納異見,有容納不同聲音的雅量,同時在兼顧多數人的權益的同時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這才是自由主義的精髓之所在!

  胡適先生還對晚年陳獨秀的回歸民主自由的思想表示欽佩,陳獨秀晚年曾說:“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無產的,政府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由此,胡適先生因此對于晚年陳獨秀回歸德先生、賽先生的理念贊賞有加!

  胡適一生秉承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高蹈境界,不畏權貴,為了民族存續和抗日救國也不憚和當局合作,赴美爭取美援和盟軍的參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切,都是胡適之先生的精神境界和品格讓人欽敬之處。胡適先生對于杜威的實驗主義在中國的推介,使得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和承續,以及用理性的思考和對于社會改良采取的漸進步驟和策略,都讓人不得不服膺胡適先生的思想。今天,我們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正是通過價值觀的重估,看清世界潮流和普世價值,從而踐行良知、漸進改良我們的社會,有識者當共鑒之!余英時先生的《重尋胡適歷程》給我們的視野,正是我們研究和借鑒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精華的一種清醒的觀照……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八):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學生

  我不太關注新聞,一是自己懶,二是覺得這個國度的新聞看了也沒多大意思。這種感覺就像看太監生孩子,你明知道不可能,爲什麽還要看呢?所以對很多閹割過的太監,我們不能用一個對待正常人的態度來對待太監。而我們也要努力不成為太監。最近,翻完了余英時先生寫的《重尋胡適歷程》,裏面收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感慨良多。不是爲胡適感慨,而是爲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學生感慨,爲政治運動中的學生感慨。

  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國民黨剿匪、日本在東北的擴張、華北危機,世界範圍內更是一片獨裁政治的趨勢。而我國某些組織也利用了民族激情:

  “赤色陰謀家事先已指使黨徒和同路人滲入清華。教職員和學生當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或無意地參加陰謀,為外人無從知道。我想為數不會很多,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1]

  當時中共爲了解脫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為這一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一二·九”運動。而在這些組織者的策劃下,北大的學生終於被捲入了運動之中。而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胡適卻在宣傳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便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爲將來救國的憑藉。而這一樣的觀點,顯然與時局不符,與青年的熱情不符,好似大家都在談論聖誕舞會該穿什麽華麗衣服,而你卻大談舞會後的考試。胡適也接到了這樣的信件:

  “適之先生: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你曾替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

  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下,凡屬熱情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激于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學們的猛醒,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為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親自撕了下去了!在你撕的時候,你的耳朵還紅了一紅!我們看見你那樣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們深切的瞭解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通(“痛”字)快嗎?即使你阻止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于你又有什麽好處?!于你的良心也過得去嗎?

  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了(“了”字應刪)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

  將來殺你的人啟 十二月十日”

  這種心態其實現在都很常見,一旦面對著關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很多人便冷靜不下來,好似自己不趕緊表個態便落後於時代,這讓我想起了某個時代對某位神明般的人物的效忠心。我們似乎一直沒有變化,一旦我們有熱情,便以為我們什麽都能做,什麽都是正確。這個時候,多么缺少冷靜思考的人物。胡適後來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提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這是一種無奈的心態,面對眾人的瘋狂,自己的冷靜顯得與世界格格不入,好似被世界拋棄。正如李敖在後來的《播種者胡適》中寫道(儘管這篇文章引起很多論戰,但個人覺得李敖寫得十分好,在資料的引用、結論的得出都算公允)

  “胡適就是這麼一個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們盼望他熱情多餘理智、傻勁多餘俠義,那我們一定會失望的。這種情形,對一國眾望所系的胡適說來,當然是美中不足,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鍋粥,這種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右派,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在激進者的眼中,太不夠辣了。”【2】

  我發現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學生總是扮演著這樣一種角色,那就是口號喊得最響,被人利用得最多。當然這不包括五四運動這種自發性,由學生領導的運動。而是指那些領導者都是躲在台下,拉著台前的幾個學生做木偶戲般的政治運動。四十年前是這樣,二十年前也是,這時不時發生的所謂“抵制X貨”又有多少學生呢?在《狂熱分子》中,作者指出群眾運動的參與者大多對生活充滿“失意感”,即對生活的失望,這種失意讓他們選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Fight Club》便是這種情況,其中一段臺詞個人認為不僅代表整個中產階級,更代表著對世界不滿的年輕人。

  “廣告誘惑我們買車子、衣服,於是拼命工作買不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被歷史遺忘的一代,沒有目的,沒有地位,沒有世界大戰,沒有經濟大恐慌,我們的大戰只是心靈之戰,我們恐慌的只是我們的生活。我們從小看電視,相信有一天成為富翁、明星或搖滾巨星,但是,我們不會。那是我們逐漸面對著的現實,所以我們非常憤怒。”

  正是這種對現實的恐懼、不滿或不安,讓學生這樣的年輕人迫切有個機會改造世界,也格外讓人利用。所以,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如好好學會明辨是非,再去判斷對錯。而不是著急地尖叫地大喊“你這蠢賊”。

  [1]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07

  [2]李敖,《胡適研究》(中國大陸:中國友誼出版社,2006),頁19

  《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9-01,26元,讀於2010年12月

  《重寻胡适历程》读后感(九):我看开风气

  胡适和梁启超一样,都是天才型的通才人物,开风气之先的是他们,历史记住他们也是因为开风气。在各个专门领域能超过胡适的很多,但论中西结合、采取众长,并敢于打破传统的胡适是无可争议的最佳人选。也正是如此,也才能解释为何在章炳麟、王国维等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并且也已走到创立国故新典范边缘的学人何以迟迟迈不出胡适的那一步。胡适以其国学功底和西学训练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将道咸以降之国故新发展出的观点、概念整合起来,树立一整套全新的“新典范”而开风气。这就是启蒙人物的贡献。

  胡适的思想常被人们批评为太浅和对于深刻的问题束手无策。但浅也正可理解为明白透彻,如若不然何以开风气?余英时说的很对:“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的经师式的任务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如此,不仅没有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对人物本身的评价也未免流于偏颇而欠公允。

  对启蒙人物,后世往往忽略了他们当时开风气之勇气与面临的责难,而往往对一些细微的问题求全责备,甚至用现在的观点去套前人,这种做法很难说得上是科学的态度。

  启蒙在于开风气,开风气的难处正是开风气本身啊!

评价:

[匿名评论]登录注册

评论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