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的读后感10篇
《清日战争》是一本由宗泽亚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5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日战争》读后感(一)：幽暗长廊的明朗挂图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这是一本“不动声色”的资料书，从中几乎找不出比教科书尺度更大的感情表达段落，其内容大致是自日本国内收藏文献中梳理出的与甲午战争前后历史有关的文字、图像与表格。不过正因此种异于往常的角度，它的面世也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也许能够挤进研究者的案头书堆。
与众多海战史和清日战争（这个名称虽然古怪，但接受起来也还容易）研究的大牛比起来，我对这段历史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当然这种无知仅限于缺乏遍览枯燥史料的动力和逮住一只牛角穷钻不舍的毅力，对于基本史实和结果还是了解一些，因为这实在是场并不复杂的战争。然而与战争流程的简单粗暴和莫名其妙相比，似乎有一条主线操纵着结果，又似乎是看不见的国家气运作祟，而最终落实到亲历者全部作古的今日，就只能从纸面上寻找答案的蛛丝马迹。
其实即使制度腐朽内忧外患，细节的打磨和微力的结合也并非不能令车轮沿着既定方向前进，然而意外频发的路段，一旦转向，便再无挽回之巨力，所留下的扭曲的车辙就是历史。
说到细节，不得不承认，拿到书便开始翻找那段无法忘记的情节，最终仅得一行：“生死的最后关头，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似欲与敌舰冲撞，追敌途中舰体中部爆炸沉没，240余名官兵阵亡。”无论对于这段史实有着多少争议或者后世对其评价是否客观，这始终是甲午战争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倾斜中的巨舰在有心杀贼无力纠偏的船长的操纵下欲与强敌同毁而不可得。时至今日，每见有弱国或组织被清剿，或是草民暴起被捏毙之新闻，当年电视剧中那个把“邓、世、昌”三个字喊得铿锵有力的意气少年便会猛地出现。小时候一次次地盯着电视屏幕，希望那段海面能被愤怒烧干，总是失望。
索性再离题远一些……书中涉及的关键地点有的甚熟，旅顺和刘公岛都已去过不止一次，感觉国耻国难无非都是旅游的幌子，默然地看，黯然地离开，难以想象一战而朝野家国俱丧的景象。观罢此书，重游时当能摆脱茫然与激愤，留心拣拾细节。
书内亦有令人动容之处，尸横舰覆之图片且不论，单举一例：日方审讯曾留美九年的福龙号管带蔡廷干笔录中之一句问答，其一直以被俘上等军官之身份配合讯问，有问必答，然被问及“倘若将汝释放，还有再上鱼雷艇与我舰队对抗的考虑吗”之时，仅答一字“有”，《读卖新闻》亦赞其为有血有骨的硬汉。
其实书中日方史料显示出对于全揽败责服毒自尽的丁汝昌和带伤保持强硬姿态却最终不得不背负天下骂名的李鸿章颇多赞许，与国内多年来官方态度大为不同。此种情况有如曹汝霖等自言为国人难容之举多为形势所迫，群狼环伺国无强兵，上命难违无从选择，非难个人实属冤屈，然而无可否认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永远不会被排除在此种政治家的考虑之外，当然从史料看，丁李二人终究算得上在举步维艰之际气节不失，无奈为堕落的国家买单也只得百年蒙羞。当然日方的好感更多的可能源于武士道和物哀这些土产，不过这些记录倒是值得怀揣“敌国首肯之物皆恶”念头的人好好研究利用。
写至此处已经寻不到主题，只觉本无喜怒之心忽觉阴冷，也明白了几百页看似笨拙的直接对比之意义所在。正如足球比赛过后的数据统计，败者不但要痛苦地回顾，还要找出差距，力求败得明白。这对于球赛和战争这些概率事件的失败方来说的确残忍，然而长期和全面的数据会使腐坏者、投机者和“屌丝”无所遁形。李鸿章不是救世主，邓世昌也不是妖人，通往历史G点的路很长，一生难得一次，但若是在潮吹前没有做好准备，就会被无情地喷出历史幽暗的长廊之外，失去生的机会。（小米后半段你这是变身了吗？）
这个比喻太过色情，但客观的数据对比总是带来一种沦丧感，不像阅读轻薄的课本，后面几页就有光明的前程等待。
.S. 也许此卷一出，会激起些浪花，也许会有一部不一样的电视剧出现在将来，于是还是四星吧。
《清日战争》读后感(二)：写在阅兵前夕-关于《清日战争》
前几天看一部央视纪录片《甲午》，记者随便在东京的街头采访一些年轻人对于清日战争（依中国传统干支纪年，又名甲午战争）的看法，很多人都是满脸迷茫。胜利者似乎仅仅用几代人的岁月，便将那场胜利遗忘殆尽，而对于失败者，却是世世代代的刻骨铭心。然而，太多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理性的探寻，而总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自居也不利于我们客观看待对手的长处和优点。感谢宗泽亚先生从日本的各个图书馆，档案馆等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在这里没有感情的用事，也没有情绪的宣泄，它客观地真实地用细节向我们再现了这样一场战争。
中国的近代史很不好看，危机四伏，我们学习近代史的时候似乎觉得中国人的普遍的危机感是从鸦片战争，打开清朝的国门开始，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那个时代，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让统治阶级，让当时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有了危机的意识，而中国的大部分人的觉醒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很长时间我们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这期间也不乏异族的入侵，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异族被华夏的文化所同化，所以这个民族就会比较合理地产生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而千百年来的朝贡与册封也足以印证曾经的历史上的光荣。我经常会去博物馆，国内的国外的，透过橱窗，面对来自中国的那些精美的瓷器，端庄的青铜，淡雅的水墨，感受着他们的和谐优美，雍容大度，你会觉得这种千百年形成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并非不合情理。而我们的这种优越感在一衣带水的日本面前显得尤为强烈。我们去日本，看他的山水画，他的书法，他的建筑，甚至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太多太多的中国元素，太多太多的唐宋古风。日本似乎在上千年的历史里显得是那么地缺乏原创力，却又那么地善于学习，他可以全盘照搬而又搬得惟妙惟肖，并不让人觉得唐突。这个曾经谦逊而好学的学生，在甲午那个干支纪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比他的老师更加现代，更加蓬勃，更加富有生机。
而当时的实力对比，至少从表面上看，清国是不弱于日本的。1864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的王朝在历经衰败之后，居然又颤颤巍巍的站起来了，扑灭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叛乱，类似的这样的案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寥寥无几。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士气上是比较振奋的，加上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国内局面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创办起来。而那个时候美国才刚打完南北战争不久（1865年），德国也刚刚完成统一（1871年），那时候世界甚至一度炒作“清国威胁论”。翻翻那个时候的西方报纸，甚至有媒体认为当时世界真正的强国只有四个——英法俄和大清帝国。我去翻阅过一些详细的中日在各个方面的实力对比，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北洋舰队主力舰和总吨位不输于日本，陆军数量远远超过日本。我们的北洋海军，当时采购的是世界上最先进，吨位最大的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使得北洋海军一举成为亚洲最强的舰队。而且甲午战争是在中国本土作战，我们有强大的本土优势。
如此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为何会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清日战争》这本书并没有试图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这是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的阐述路径）着笔，而是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历史的细节，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大家可以管中窥豹，得出自己的判断。
从武器装备而言,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的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当时给张之洞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弹药或误，或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又说“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日战争爆发前，清国已经拥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一大批军工企业。但在洋务运动的风潮中，清政府无统筹，无计划的盲目跟进，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导致我们的军工企业制造出的枪炮精度低而不实用，失望的军方只好转而向外国购买最新式的武器。当时在欧洲著名的兵器制造厂内，经常可以看到清国武器采购大员的足迹和他们讨价还价的风采。这些清朝官吏采购团附近，混杂着许多相同肤色的日本人面孔。清朝官员貌似钱囊充裕，大有买回欧洲所有新式武器的豪气；日本人则显得谦逊好学，试图将欧洲的技术带回自己的国家。
在晚清，间谍活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主要用在复杂的官场内斗中，清国的国家机构和军事体系中，没有情报系统。这导致我们无法得出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在甲午开战前，西方的外交官多次提示战争的风险，但是李鸿章基于错误的情报和分析，一直不相信日本决意与清国开展，一直到战争打响最后一刻，还寄希望于用外交斡旋的方式来解决危机。
在清国境内则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他们以各种身份刺探消息。战争中，日本情报部门还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精确作战地图，其信息资料准确详细，甚至远远超过清国人对自己国土的了解。甲午战争前面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朝鲜和清国军事进行实地考察，李鸿章则视川上为座上宾，希望能够像对方炫耀自己实力来威慑对方，从而为其刺探我军军情大开方便之门。
而更让人瞠目结舌，唏嘘不已的是，开战前清国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间收发的全部密电被日本截获破译。清国一直蒙在鼓里，当李鸿章率和谈使团进行马关和谈时，竟然继续沿用这部密码本。使得日本政府准确掌握清国的政治策略、作战意图、行动部署以及和谈中清国割地赔款的全部底线，酿成清国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其实不仅仅是战争期间对于情报的收集，上千年来，日本何尝停止过对泱泱华夏的打量。前阵子看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这本书出版于1928年，书中说“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去看，日本所作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中国的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却不肯做研究功夫”。这段话我深有同感。前段时间去东京，随便走入涩谷的一家书店，铺天盖地的关于中国的书。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和日本同学讨论起中国的种种问题，深觉他们的看法常常全面而客观，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常常令我感到吃惊。而我身边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朋友们，即便是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于日本喊打喊杀的有很多，盲目跟风到连一包卫生巾也要在日本买了带回的也有很多，但真正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民族性格，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比那些不肯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国的子民，又好到哪里去呢。
《清日战争》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细节使人心情无比沉重。辽河平原作战期间，日本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之后，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日军枪弹命中的。历史的真实使我们无法认同那些惯用的身陷绝境，弹尽粮绝，敌强我弱等开脱责任的词汇。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清国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的海防阵地被日军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这些数字都无情地鞭挞着近代清军的素质，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于异族入侵时所展现出的国民性格。
1895年3月，早春的风依然凛冽，一手缔造了北洋舰队，一手主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这个被西方列强认为“以一人之力对抗日本一国”的古稀老人，带着光绪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踏上了赴日和谈的苦涩之旅。中国人在提到李鸿章这位晚清的股肱重臣时，往往怀着很复杂的情绪。大家痛恨他签订的那些割地赔款的条约，它深深刺痛了一个古老而骄傲的帝国。而这位73岁的老者，顶着饱受国内诟病的巨大压力，赴日谈判，支撑危局，其中的酸楚恐怕也只有自知。李鸿章在临终前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说: “毋庸赘言，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的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忌器呢”。
百年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有幸可以用回过头去看的坦然，去解读和回顾那场战争。而李鸿章以及曾经的北洋水师的官兵，则只能伴着山河的破碎和深深地挫败走到生命的终点。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石桥湛三曾说：“我们对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至今都感到遗憾。”时至今日，我们仍需警惕这样一个曾经没有一个人跳出来主张反对侵略战争的民族。我们无法决定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更无法决定他们的战略偏好和历史际遇，我们唯有立足自己。积极的沟通和协调必不可少，但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尚武的，血性的精神。居于和平盛世，我们仍需要具备谈判桌外的战略威慑力，需要拥有随时能够抽刀亮剑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的山河，护佑我们的子孙，我们才可以成为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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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战争》读后感(三)：再话甲午
《清日战争》一书，到手之前有颇多期待。我有幸在国立金门大学图书馆略翻过藤村道生先生所著《日清战争》一书，而译者竟已不记得名字了。藤村先生著书，以日本国内形势和国际观瞻为切入点，重点讲述了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推动以及世界列强在本次战争中所起之作用，从作者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发动对清战争的目的和影响。读罢此书，不禁颇多感慨。国内的历史学者对于甲午并没有太多高论，不少方面的研究甚至还有颇多谬误和待完善处。六零年代所拍摄电影《甲午风云》虽有艺术夸张成分和意识形态意义，但总体上可作为当时对于这场清日战争研究成果的反映。其中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清日双方军队的面貌，战争的发动、过程，有不少不足之处。国内对于甲午研究的新的阶段是八零年代之后。这一段时期大量文学作品、通俗演义作品问世，甚至达到了一个著作出版的高潮。而今人对于甲午之认识，也大多来源自这些著作的灌输。在这一时期，学术界集中编译出版了不少资料性著作，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外文资料也是第一次面世，从而也推动了当今甲午史研究的方向，今人得以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清日战争史。
《清日战争》一书，披露了大量日方资料，甫一出版，其追随者众可想而知。拿到书后，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在封底有“凤凰网历史”和“铁血读书”的LOGO，我见之隐有一丝忧虑。我们知道，这类网站不是学术研究者所爱，大多充斥着历史类通俗演义作品。如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明朝那些事儿》一类书籍，笔者拙目，未曾读过一言。本书被这两个网站所推荐，岂不是也可被认作一部通俗演义作品么？
事实部分印证了我的猜想。该书从日本资料入手，自然对于中国历史走势无多分析，甚至对于晚清奋发图兴、北洋系统之构建等等清日战争的背景性研究也几未提及，但是第一部分还是十分详细描述了清日战争的全过程，颇见作者功底。第二部分“清日战争观”可以说是本书的亮点所在，从近现代军队建设的角度对比评价了清日两国的军备情况，而战争最终之胜负也不言自明了。清国军队徒有近代装备，而军队建设水平依旧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有马无鞍，对局势的驾驭能力可想而知。日本经过开国近三十年的励精图治，已经基本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军队建设也与西方列强的近代军队相差无几，动员能力、战斗能力均在清军之上。最后一部分“大事记”、“图记”、“表记”则是资料大集成，对于读者也是一次享受资料的过程，感觉尚可。
总体上，本书看起来不像是一部学术著作。凡引用资料，无一注明出处，仅仅在书末尾列表注明参考书目，从而让欲行研究者感觉有点苦涩。不过还好，这几多资料，作为天朝人民来讲，说了等于没说，在天朝有几人能看得到呢？而不管是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清日战争发生过程，还是第二部分作为亮点分析清日两国武备状况，也都可说是点到为止，深度与“百家讲坛”持平。
综上所述，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风格接近通俗演义读物，但资料之丰富又可让学术研究者以此为资料来源，但所登资料一律不注明出处又让本书背负不了“资料翔实”之名，出版此书，可极大丰富历史爱好者们的眼界和知识，然对于历史研究爱好者趣味不多。我自认读过此书，写下这篇书评，以飨读者。
《清日战争》读后感(四)：史观与言说：《清日战争》的“题中”与“题外”（《新京报》周末书评）
早在19世纪30年代，弗朗索瓦•基佐就以他伟大的《法国文明史》宣告了一切现代史家所须担负的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即搜集和调查史实、研究其中的关联与脉络；发掘“历史的生理学”，即自史实中总结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探索一定时期社会形态的组织和生命；重现“历史的面相学”，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重新再现过往历史活生生的面貌，展现其共性之外的个性与特质。在那之后，一切“正史”研究无不依据这套三段论逻辑展开，并且依据对“解剖学”和“生理学”阶段的不同偏重，演化为“分割派”与“聚合派”两种类型。分割派学者着力于精细还原、分析或澄清某一特定史事的相关侧面，考察事无巨细，因之产生诸多争论，密集地分布于我们所熟悉的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中。聚合派学者则把更多注意力投在宏大主题和长时段的史实演进中，旨在以逻辑的方式重现或者说建构过往历史的演化过程，于混乱无序的偶然事由中发掘规律和必然性——制作历史的“向导图”。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向导图式著作，他的分析路径与叙事逻辑随后又被马克思发扬光大，并在前苏联和中国史学界结出了果实。我们是很熟悉这样的“正统史观”的——以“聚合”统辖“分割”，使历史的解剖学、尤其是史料研究严格依附于某种单一的“生理学”逻辑，凡有不合者，要么隐匿不书，要么加以曲解。而甲午中日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地主阶级不能救中国的明证”，当然需要有笃定的“铁证”加以支撑。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炮上晾衣”、“弹头灌沙”、“舰上养狗”之类毫无军事学和历史常识的传闻得以登堂入室，几近家喻户晓。
我们当然承认，分割派注重“点研究”的成果不可能直接叠加为宏观的和总体的史论，但这绝不意味着基础研究可以被忽视，甚至成为“正统史观”的附属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泽亚先生的新著《清日战争，1894-1895》与近年来涌现的一系列全新研究著作一起，重新提出了“历史的解剖学”和“分割派”领域之于整个史学研究的意义。
宗先生出身工科，自有其细致缜密的文风与思维痕迹，是以《清日战争》一书一反过往著作寓史料于叙事的体例，仅以全书1/4的篇幅的专述其“事”，而把整理和比较的重心放在此际中日两国整体军事系统的对照和“高升号事件”、“旅顺虐杀事件”等重要事实的考察上。在叙事和展现史料的过程中，也较少传统著作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煽情言辞，更趋平实直观，将评判与感知的权限留给了读者。尤其是书中收录的日方史料和图片文献甚多，令人耳目一新，突破了“一家之言”的主观窠臼。在此种“解剖学”的基础上，读者自可更全面地理解其“生理学”，进而还原历史的面相。
当然，这种对“解剖学”价值的重新发掘和史料对观的功夫，绝非独此一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收录的《中日战争》12册（中华书局1989-1996年版）即已注意到日方资料与中方记录互证的价值，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批关于近代中国海军史的新著作也更多地引入外文文献和跨学科工具，展现出了不同于封闭的“正统”著作的叙事和分析方式。但恰如饿汉饕餮，大量日方和其他外文资料在被引入的过程中，其可靠性与相对价值的高下也被部分忽视了——事实上，除去未刊和已刊档案史料在可靠性方面具有较大优越性外（宗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无论官史、公开文件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包括近年来风靡一时的“口述史料”，在相对价值和可靠程度上都有着相当明显的高下。其中某些文献与言论的品质，并不比大史家冯•兰克所说的“仆役的厕上闲话”更高明。对这类史料价值的甄别与区分，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研究者依旧是相当重大的课题——“解剖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日战争》亦有其白璧微瑕。部分是因为细节的疏忽，在全书前1/4的叙事部分，出现了数处不大不小的笔误。如言黄海一役之初定远被击伤“舵机室”，于速射炮苛求“穿甲能力”，在比较双方舰船及技术兵器的实力时，亦有单论纸面吨位、口径而忽视设计初衷和技术要领的成分。但另一大问题，即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重新还原“历史的面相学”的任务，则不仅是本书有待完成的，甚至也是一切涉及甲午战争及近代中国海军史的著作所不能逾越的。
严肃的“正统史家”会漠视这个问题。耶鲁大学古典学巨擘唐纳德•卡根教授承认：“历史学教授行业已将它（史学）带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那些把写历史作为一个行业的人和读历史的人之间，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过去从未出现的鸿沟。对多数人来说，（由这些专家写的）历史不那么有趣。这个行业搞了一种特定的转向，偏离了讲故事的叙事行为。”
历史学绝不是一门机械和通透的“科学”，正如作为“向导图”的史论不可能概括过往史事中的每一细节与沟壑。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以“生理学”取代“解剖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解剖学”和“生理学”可以也应当进化为“面相学”，以生动的文字和“诱导”展开关于过往春秋的一切，令读者认识到人这种生物之“可能”与“不可能”， “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进而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我们依旧可以用卡根的一番论断来做结：
“讲一番有趣的故事，同时将它与回答种种问题结合起来，而回答的方式是一个具有才智的人有兴趣聆听的：这就是最好的历史学问。”
（原文载《新京报》2012年5月12日C07版，发表时有删节）
《清日战争》读后感(五)：我们输掉的除了银子，还有什么？
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甚至主张向中国要求10亿两赔款，又担忧失之过苛，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为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赔偿军费条款，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
作为战败者，李鸿章的艰苦谈判无力可依，最终，日本还是根据西方列强对谈判的反应，为缓和列强的不满情绪，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的条款引起了俄国、德国、法国的不满，三国以损害了其在华权益为由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再向清政府要求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另约》中又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
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做了更细致的计算：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因为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故英镑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遏止的，这就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
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说：“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这笔巨款被用于发展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1901年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被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条约》签署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公布过的统计中，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03年便降至64%。显示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整体国力大幅度提高。
《清日战争》读后感(六)：定远舰主炮晾衣服，谎言竟成真相？
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
作者陈悦：北洋水师网站站长，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研究员）
一、当代“主炮晾衣”说内容可信度之辨析
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国家海军，其实力曾经一度到达过亚洲第一的高端
地位，成为中国海军史上一座颇为夺目的里程碑。甲午战争中，这支海军作为当时中国最
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第一线，丰岛、黄海、威海三战不利，最终饮恨刘公岛
畔，全军覆没。
被国家寄予了太多希望，且还一度戴起过亚洲第一桂冠的北洋海军，在战争中拼却一身也
未能换得胜利，其悲剧性的结局足令后人为之五内俱摧，而其失败的个中原因、教训如何
，无论是学术研究，亦或是坊间巷议，至今仍然还是热点话题。
海军是充满技术内容的军种，研究它的兴败，对海军技术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无法想像在对舰船、海战技术知识没有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能够对一支海军做出全面的评
价。中国长久以来有关北洋海军兴败史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讨上，
缺乏严谨的技术史研究以相辅相成，由此导致对于北洋海军失败原因的分析，很多时候都
过于强调“人”层面的因素，而忽视或弱化了同等重要的“器”这一层面。尤甚者，一些
研究和评论为了夸大北洋海军“人”层面的问题之严重，而脱离当时海军的技术常识，人
为随意编排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以讹传讹，对历史研究和大众舆论造成了误导的负面
影响。有关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时，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的主
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论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现代著述中，提起“主炮晾衣”说的重要著作，首推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其关
于“主炮晾衣”的叙述，可以视为现代此类说法的源头和代表。
书中称：“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
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那时恭迎恭送，
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
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
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
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
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①]
其概要即北洋海军1891年访问日本时，日本海军发现旗舰‘定远’的炮管上晒满了衣物，
由此推论北洋海军不堪一击。不过，只需稍稍辨识一下北洋海军“定远”级军舰的技术特
征，就能发现此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可疑性。
“定远”级铁甲舰（包括“定远”、“镇远”2艘同型姊妹舰），是洋务自强运动时代中国
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称为亚洲第一巨舰，享誉一时。这级军舰的重要特点便是它
的炮位布置方法[②]。186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爆发的利萨海战之后，舰首对敌作战的战术
样式成为世界海军领域海战战术主流，为此各主要国家的一等铁甲舰设计时大都偏重了船
头方向的火力[③]。在这一技术背景下诞生的“定远”级铁甲舰，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
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作战时可以一起转向舰首方
向，使得4门巨炮能够同时对敌，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
地。
因为“定远”级军舰的干舷非常低，航行时主甲板容易上浪，如此既不便于水兵作业，也
不利与武备保养。于是包括4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在内的所有武备都并没有直接安装在主甲
板上，设计师改在主甲板之上的甲板室（指军舰主甲板之上，与军舰两舷没有连接的舱房
建筑）顶部甲板上安排炮位，由此导致所有火炮的安装位置距离主甲板都有相当的高度。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④]，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
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
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
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
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而危及生命的可怕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
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任由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智慧真的
愚笨，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甘愿冒生命危险。
论者或谓“定远”级军舰上晒衣服的可能是其他火炮，然而“定远”级军舰剩余的大型火
炮仅有分装在军舰首尾的2门150毫米口径副炮，炮位距离舰首舰尾的外缘极近，很难走到
这2门火炮的炮管之旁。同时这两门火炮和主炮一样，平时炮管也是大部分收回在炮罩内，
由于火炮较小，露出炮罩部分炮管的长度就更短，能晾晒的衣服数量几乎区区可数。
不仅在舰船技术知识上存在有误区和疑点，上述“主炮晾衣”说从史实考证角度而言，也
存在极大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晚清七十年》版“主炮晾衣”说，提及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时，接连犯
下了两则常识性的错误。首先是重要当事人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身份，文中冠之以
“东京湾防卫司令”的头衔，然而遍翻日方档案，当时日本海军并没有这种职务设置，东
乡平八郎当时的职务实际是日本第二海军区、吴镇守府的参谋长。[⑤]
另一则错误是称“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赴英留学是作为福
建船政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被选派，同批共12名留学生，于1877年到达英国，其中刘步蟾等
6人因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只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磨练实习而已[⑥]。日
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赴英留学，则是缘于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与英国签订的为期三
年的人才培养协议，东乡平八郎是1871年2月派往英国留学的12人之一，抵达英国后，也因
故未能进入英国海军学校，而转入了商船学校（The Incorporated Thames Nautical Tra
ining College）学习[⑦]。可见二者间无论是留学的时间还是就学的场所，皆为风马牛不
相及。将此二人称作同学，已经足见行文的随意程度。
以《晚清七十年》版为代表的现代“主炮晾衣”说，在舰船技术知识和史料考订上能够看
出错讹颇多，但尚无法就此完全认定“主炮晾衣”说存在问题，因为《晚清七十年》并不
是“主炮晾衣”说的创始，其在叙述史事时没有列举来源出处，如需辨清“主炮晾衣”说
的真相，必须要找到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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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炮晾衣”说国内最初版本内容可信度之辨析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版“主炮晾衣”说中，并没有直接举出此种说法的参考依据，但是
书中的一段文字，为我们了解唐说的来龙提供了线索。书中称“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
）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
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
整建月刊》，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
抵触”[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诗人，
鲜为人知的是，田汉还是中国海军史的研究者。目前所能认定的“主炮晾衣”之说国内的
最早来源，实际就是出自田汉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一篇海军史论文。[⑨]
1940年，民国海军内成立了“海军整建促进会”的组织，随之创办了《整建月刊》杂志[⑩
]，该刊的创刊号上登载了田汉撰写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首度提出了“主
炮晾衣”说。晚于田汉，后来亦在此刊发表了一篇海军史文章的唐德刚，显然受了田汉《
整建月刊》版“主炮晾衣”说的影响。
《整建月刊》版“主炮晾衣”说的内容是：“……当北洋舰队回航关西时济远舰略有损坏
，于横次[须]贺军港入坞。当时任横次[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东乡平八郎曾微服视察我济
远一周，归来与其海部建议‘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人家问他怎样成立那样的观察呢
？他说：当他视察济远时，对于该舰威力虽亦颇低首，可是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甚至
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者军舰之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况在访问邻国之时
，可以窥见全军之纪律与士气……”。[11]
一读之下便能发现，最初版本的“主炮晾衣”说所指的军舰并非是北洋海军的一等铁甲舰
“定远”，而是穹甲巡洋舰“济远”。东乡平八郎的身份也不是什么“东京湾防卫司令”
，而是“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原来，“定远”舰主炮晒衣服之说，竟然是对“主炮晾
衣”说的原始版本错传所致！联系到舰船技术和史料考订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完全
认定，《晚清七十年》版“主炮晾衣”说属于以讹传讹的伪说。唐德刚显然读过田汉原始
版本的“济远”晒衣说，但由于时隔太久记忆模糊，又不愿仔细核对清楚，于是干脆书成
了“定远”，多年以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定远”舰主炮晒衣服的故事，竟是说者自己编织
出的幻像。
田汉在《整建月刊》上发表的“主炮晾衣”说指出，发生主炮晾晒衣物事件的军舰是北洋
海军的“济远”号。这艘军舰也是德国造船工业的产物，舰型属于穹甲巡洋舰，舰体结构
与“定远”舰有着较大不同[12]。“济远”舰的干舷较高，各种火炮武备大都是直接安装
在主甲板之上，其中安装于军舰舰首炮台内的2门210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便是“济远”
舰的主炮。因为是安装在主甲板上，依据一些历史照片测量，“济远”舰的主炮距离主甲
板的高度约为1.5米左右，成人显然很容易摸到火炮炮管的上方。由此，虽然“济远”主炮
也存在平时炮管露出炮罩外面的部分长度有限的情况，但却因为距离主甲板高度较低，具
备了在炮管上晒衣服的便利可能，“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之事，也就比发生在离地3米
的“定远”舰主炮上更具可信度了。
虽然从舰船技术角度而言大致具备了可能性，不过从史料考证角度看，田汉的说法同样存
在很大问题。
首先仍然是东乡平八郎的身份，田汉称“济远”舰因伤进入横须贺港修理，东乡平八郎则
被说成是“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由此在横须贺的“济远”被横须贺的镇守府参谋长东
乡平八郎看到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不过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其实是田汉一厢情愿
的说法，因为前文已述，东乡平八郎当时实际是吴镇守府的参谋长，并没有担任过横须贺
镇守府的参谋长，位处濑户内海的吴港和东京湾畔的横须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混为一谈的
。（1886年日本政府颁布海军条例，将全国海岸及海域划分为5个海军区，各海军区设有镇
守府。其中第一海军区的镇守府在横须贺，第二海军区的镇守府在吴，第三海军区镇守府
在佐世保、第四海军区镇守府在舞鹤、第五海军区镇守府在室兰[13]）既然东乡平八郎当
时并不在横须贺，又如何能看到千里之外在横须贺修理的“济远”舰呢？
其次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济远”舰是否参加了1891年北洋舰队的访日活动。
1891年，俄国王储尼古拉访问日本期间遇刺，为预防俄国报复，日本政府破天荒地主动邀
请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言下之意就是对外造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友好盟邦的印象，
以使当时对日本恼怒不已的沙俄稍有忌惮。回应日方的邀请，中国于1891年6月间派出北洋
舰队6艘军舰访日。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1891年6月27日）电寄海
军衙门对此事作了报告，“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
‘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
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14]引人注意的是，这份官方档案中的访日舰只清单里并没
有“济远”舰！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九日（1891年6月25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行前给旅顺船坞也有一
份相关的电报，“明日带同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
‘平远’、‘济远’，当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15] 同样在访日清单中也无“济远”
舰，而是提到该舰的任务是“留防”，并要求抽时间前往旅顺船坞刮洗油漆船底。
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日（1891年8月11日），访日归来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致电旅顺船坞
，“……弟初四由东回防，足之所至，一切尚称平善。离威四十余日，留防之船尚无一者
入坞。前言东归之船可以接踵修饰，竟成虚望矣……”[16]提到自己率舰队访日前，命令
前往旅顺油修的两艘船一直没有前去入坞，侧面证明了留守的“济远”、“平远”等船始
终留在威海，不存在中途前往日本的情况。
“济远”舰舰长方伯谦的自订年谱中，对于这一阶段他的活动也有所记录，“（光绪十七
年）五月廿一日起，内子病，症似子痌。六月初十日，内子小产，后病愈。七月十三日，
船到旅顺进坞。七月廿日，船回威。”[17]即，丁汝昌率领6舰访日后不久，方伯谦的内子
小产，直到丁汝昌回防威海后，“济远”舰才前往旅顺进坞油修，舰船活动的情况与丁汝
昌电报中体现的信息一致。
通过查找同时期的日本档案，发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日本的媒体报道曾发生了一
件小小的失误，或许这就是编造“济远”舰上晒衣服故事的某种导因。
1891年7月4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称：“今回、丁提督は6隻の清国艦隊を率いて神
戸に来航した。数日のうちには横浜を訪れるものとされる。この艦隊は、‘鎮遠’，甲
鉄艦，排水量7400トン，6000馬力，砲6門；‘定遠’，同上，‘来遠’，巡洋甲鉄，290
0トン，5000馬力，砲5門；‘致遠’，巡洋艦，2300トン，7500馬力，砲5門；“靖遠”，
同上；‘済遠’，巡洋艦，2350トン，2800馬力，砲6門。からなる。これらはすべて清国
の軍艦であり、北洋の防備に当たるものとされ、まさに珍客と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表の数字はおおむね正確です）”
粗译为：“这次，丁提督率领由6艘军舰组成的清国舰队前来神户访问，数日后还将访问横
滨。该舰队由：‘镇远’铁甲舰，排水量7400 吨，6000 马力，炮6门；‘定远’，同上；
‘来远’装甲巡洋舰，2900吨，5000马力，炮5门；‘致遠’巡洋舰，2300吨，7500马力，
炮5门；‘靖遠’，同上；‘济远’巡洋舰，2350 吨，2800马力，炮6门。组成。这些都是
担任着北洋防务的清舰，真不得不可谓稀客。（表中的数字基本正确）”[18]这则新闻中
称“济远”参加了访日舰队。
距这则报道不久，7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也对北洋舰队来访进行了报道，所列的访问
舰队名单发生了变化：“……ここに取り上げる清国の軍艦6隻は、いずれも現在横浜に停
泊中で、清国艦隊中もっとも屈強なものである。併記した日本の軍艦6隻は常備艦隊に所
属するもので、これまたもっとも強力な軍艦である。清国の軍艦6隻が、同数の日本軍艦
に比べて優越しているのは一目瞭然であり、日本人はこれを見て如何に考えるべきであ
ろうか。次号で小生の意見を述べようと思う。清国軍艦：‘定遠’，装甲艦，排水量74
30トン，速力14ノット，長さ308フィート，1887年建造（1881年進水）；‘鎮遠’，装甲
艦，7430トン，14ノット，308フィート、1882年建造（1882年進水）；‘経遠’，装甲艦
，2850トン，16ノット，270フィート，1887年建造（1887年進水）；‘来遠’，装甲艦，
2850トン，16ノット，270フィート，1887年建造（1887年進水）；‘致遠’，巡洋艦，2
300トン，18ノット，250フィート，1886年建造（1886年進水）；‘靖遠’，巡洋艦，23
00トン，18ノット，250フィート，1886年建造（1886年進水）……”。
粗译为：“……这里列举的清舰6艘，都停泊在横滨，是清国舰队中最强有力的，同时停泊
在港中的日本6舰属于常备舰队，也是日本舰队最强的军舰。6艘清舰要优于同等数量的日
舰可谓一目了然，日本人见此将有何感想，小生将在下一期就此发表拙见。清国军舰：‘
定远’，装甲舰，排水量，7430吨，速度14节，长度308英尺，1887年建造 （1881 年下水
）；‘镇远’，装甲舰，7430吨，14节，308英尺，1882年建造（1882 年下水）；‘经远
’，装甲舰，2850吨，16节，270英尺，1887年建造（1887年下水）；‘来远’装甲舰，2
850吨，16节，270 英尺，1887年建造（1887年下水）；‘致远’巡洋舰，2300吨18节，2
50英尺，1886年建造（1886 年下水）；‘靖远’，巡洋舰，2300吨，18 节，250英尺，1
886年建造（1886 年下水）……”。[19] 访日北洋舰队的名单中又没了“济远”舰，无形
中宣布《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有误。
一连串的中、日原始档案共同证明 “济远”舰并没有参加1891年的访日活动，这样来看，
所谓的“当北洋舰队回航关西时济远舰略有损坏，于横次[须]贺军港入坞”纯属是子虚乌
有的梦话。如此，田汉说的这位东乡平八郎，又是怎样才能在日本的港口看到一艘当时根
本不在日本的中国军舰呢？而且居然这位东乡平八郎还能看到这艘中国军舰“舰上各处殊
不清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
东乡平八郎当时是吴镇守府的参谋长，而非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北洋海军的“济远”舰
当时也根本不在横须贺，而是在威海担负留守任务，那么只能证明有关东乡平八郎在横须
贺看到“济远”舰主炮上晾晒衣裤的故事也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恐怖鸟 发表时间： 2009-1-14 13:09:31 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三、“主炮晾衣”说的真正源头
作为国内“主炮晾衣”开山之祖的田汉《整建月刊》版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故事，
然而田汉在其文中同样未提该说的出处，如需彻底否定“主炮晾衣”说，还需找到其最初
的源头，加以辨析。
田汉连续发表在《整建月刊》上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一文，引用材料方面有个
很大的特色，即如该文的编者所说“他（田汉）又从‘知我莫如敌’这一个观点出发，便
尽量收集敌方的记载以资对照。”[20]鉴于田汉文中大量引用的材料，主要是日本作家小
笠原长生编纂的各种关于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书籍，笔者遂对小笠原长生的著作加
以关注，在香港岭南大学马幼垣先生的帮助下，最终在小笠原长生著作《聖將東鄉全傳》
中发现了关于“主炮晾衣”的文字，田汉说的出处当来源于此。
根据日本weblio辭典网站介绍，小笠原长生（1867－1958），日本佐贺县人，后参加海军
，官至海军中将。甲午战争时在“高千穗”舰服役，日俄战争时期任军令部参谋，战后无
限崇拜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东乡平八郎，利用自己的文笔不断撰写各种赞颂、溢美东乡
平八郎的文章和书籍，“日露戦争後は東鄉平八郎に傾倒し、持ち前の文才で東郷を賛美
する文章を次々と書いた”。[21]由此，其著作的史学价值究竟如何可以想像。
小笠原长生退役后几乎以为东乡写赞美诗为业，不断编造各种“东乡说：……”，“东乡
对我说：……”，“东乡对他们说：……”之类的故事。1939年出版的《聖將東鄉全傳》
，在其著述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笔者能够见到的1950年再版第74页中，小笠原长生介绍
完北洋舰队1891年访日的大致情况后，以附记的形式，记载已经是元帅的东乡平八郎曾对
小笠原长生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
整洁……。”（笔者粗译）[22]
由上节讨论“济远”是否曾参加1891年访日的部分已经得知，当日与“济远”舰一起留守
威海的还有另外一艘军舰，即刚刚由船政拨来北洋不久的“平远”舰，“平远”舰根本就
未曾参加1891年的访日活动。而且，“平远”舰于1891年6月才刚刚到达北洋，此前福建船
政实际只完成了舰体的建造，尚没有配妥武备。[23]1891年6月25日，即北洋海军访日舰队
出发的前一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尚在与旅顺船坞安排为“平远”舰安装火炮的工程，
“明日带同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平远’、‘济
远’，当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兹先饬‘平远’赴旅，除油底外，其此次由津新领各炮，
并祈惠饬连座一律安配妥贴……。”[24]
并没有参加访日活动，甚至连火炮都还没有安装完成的“平远”舰，竟然能够在日本被东
乡平八郎看见火炮上晾晒了衣物，这种说法的荒唐程度，已经无以名状。或许是对编造的
这则“东乡对我说……”故事并不放心，《聖將東鄉全傳》译出英文版时，删除了“平远
”火炮晒衣的故事。
由小笠原长生首创的“平远”晾衣故事，经田汉讹传，变成了“济远”晾衣故事，再由唐
德刚三传，演绎出了“定远”晾衣。其蒙蔽、误导学界逾半个世纪，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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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炮晾衣”说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得出，无论是小笠原长生在《聖將東鄉全傳》所作的原创，以及田汉在
《整建月刊》上国内首发的“主炮晾衣”说版本，或是唐德刚继之在《晚清七十年》中提
出的“主炮晾衣”说现代版本，都是错漏不堪的误会讹传。可就是这种稍微细心辨识，就
能发现存在绝大问题的说法，很长时间以来还在被国内外涉及北洋海军、甲午海战的著述
乃至文学作品屡屡使用，街头巷议也大都乐此说而不疲，以此作为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涣散
的证据。而且随着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主炮晾衣”说的版本越来越多，错误也越来越
大，以下仅试举几例：
“一八九一年六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访问日本横滨……
然而也就在这一次访问期间，日本人发现‘定远’舰像洗衣坊那样，炮管上晾着衬衣和裤
衩。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并非不可战胜！” [25]北洋舰队1891年访日的时间被错书
为“六月”，事件发生的军舰被写成了“定远”舰。
“1891年7月，北洋舰队正式访问了日本横滨……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非常好奇地仔细
观看了旗舰‘定远’号，但令丁提督吃惊的是，这位日本来访者对这艘战舰竟没说任何赞
扬的话。在当时任横滨海军基地司令的东乡看来，中国舰员缺乏纪律性；舰上的大炮没有
擦干净，而且上面还张灯结彩似的挂满了洗好的衣服……”[26] 1891年访日期间，北洋舰
队6舰在日本横滨港停泊时举行了招待会，该段文字的作者显然知道了“主炮晾衣”的故事
应该发生在横滨，但是为了让东乡平八郎和到横滨参观中国军舰间建立逻辑关系，东乡平
八郎的职务竟莫明其妙地被作者封为“横滨海军基地司令”，挂衣服的军舰也说成了是“
定远”。
“1891年夏，北洋海军的6艘主力战舰应邀二次出访日本。舰队在横滨停留期间，横滨海军
基地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甲午战争时任‘浪速’号巡洋舰舰长）曾仔细观察过北洋舰队旗
舰‘定远’号，舰上中国海军官兵给他的印象是缺乏纪律性，而且他发现大炮没擦干净，
上面还挂满了晾晒的衣物，遂生轻视之心。”[27]
“……在北洋舰只停泊日本长崎港的时候，曾接待过一批登舰作‘亲善’访问的日本军官
，其中一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日本舰长留心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的炮
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背心、裤衩；大炮炮管里满是油垢，似乎很少擦拭过……”[28] 1891年
北洋舰队访日时只是在横滨港举行过招待会，这位作者将日本官员参观中国军舰的活动安
排到了日本长崎，自然的，东乡平八郎又被这位作者封成了一位在长崎的舰长。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日军驱逐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在参观‘镇远号’巡洋舰时，发现
舰上的栏杆和扶梯很脏，炮管上晾晒着衣服。他通过这些细节，断定清军纪律松弛，不堪
一击。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看来一支军队平时松松垮垮、疏于养成，关键
时刻就拉不出、打不赢。”[29] 此处，在炮管上晒衣服的军舰又被说成了是北洋海军的“
镇远”舰，而且加上了栏杆和扶梯很脏的细节，东乡平八郎也换了新的身份——驱逐舰舰
长，作者显然不太熟悉海军技术，此时驱逐舰这一舰种还处在襁褓中，日本海军根本没有
装备驱逐舰，不知道东乡平八郎管带的驱逐舰是何国创造的？
“……‘定远’舰曾随北洋舰队两次访问日本。当它停泊在日本港口时，引起了许多日本
民众的围观。巨大的船体，厚重的装甲，威力强大的火炮，使日本从皇室到平民举国上下
敬畏有加，惊呼日本没有一支舰队能够打败北洋舰队。但有一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海军大
佐却不动声色。他两次上舰参观之后，对旁人说：‘此舰的战斗力有限，若一旦开战，必
不堪一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定远’舰上的主炮没有洗刷干净，而且在炮筒上还
晾晒着北洋水兵的衣裤！”[30]这个故事里，东乡平八郎竟然是两度登上“定远”舰，而
且不仅看到主炮上晒着衣服，还看见了主炮没有洗刷干净。就海军技术而言，洗刷火炮主
要指的是擦洗火炮的炮膛，“定远”的主炮离开主甲板有3米之高，不知道东乡平八郎该如
何来观察炮膛里的情况。
“主炮晾衣”说之热闹程度，可以窥见一斑。
目前，这种言论还有愈演愈烈，越说越奇的趋势。《解放军报》2006年某篇冠之以“一摸
一看”标题的文章称：“……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海战名将东乡平八郎赴俄国进行军事访
问。在参观俄国某部军营时，他发现俄国士兵竟然把衣服晾晒在了炮管上，他走到火炮前
摸了一下炮膛，发现里面已是锈迹斑斑，由此他推想，如果此时发动战争胜算较大。回国
后，东乡平八郎立即向明治天皇表明了想法。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大获全胜。”[3
1] 历史上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从未到过俄国，显然“主炮晾衣”的故事被作者演变成
了一个“一摸一看”的公式，套用嫁接给了俄国海军。
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在介绍民国海军“宁海”军舰的一张访日照片时，注解为
“1934年参加东乡葬礼的‘宁海’号驶入日本横滨港口。与早年访日的“定远”一样，因
两舷晒满被单衣物而被日本媒体大肆嘲讽。”[32] 实际上这副照片的摄影者为日本颇有名
气的舰船工程师福井静夫，他将他在当年“宁海”访问日本是拍摄的照片登载在《世界舰
船》杂志，并作了下列的评论：“中国的海军旗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在横滨港翻飞了。这
艘深灰色的小型军舰，看上去和我们的军舰有着同样风貌，她威风堂堂，压倒了其他停泊
的船舰。笔者所深受的印象是，虽然此舰匆匆來航，但是涂装和保养竟然还是如此的完美
，而且甲板上的官兵动作又是如此的敏捷，在我的脑海里，交织着‘精悍可靠’和‘强敌
’这两种感受！”[33]之所以原意会被该网站作如此的扭曲，无疑撰者也是受到了“主炮
晾衣”说的影响，“主炮晾衣”这个公式又被套用在了“宁海”军舰身上。
与这些一厢情愿，运用想象力编造故事，来证明自己国家历史上的海军不堪的文字截然不
同的是，被很多国人声称“主炮晾衣”的“定远”舰，在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实际却是
另外一副面貌。
日本《每日新闻》1891年7月15日报道了14日“定远”舰上举行招待会的情况：“清国北洋
艦隊水師提督丁汝昌氏および日本駐在欽差大臣李経方氏の主催により、昨14日午前10時
より旗艦‘定遠’艦上において、我が国の貴顕紳士を招いた大宴会が開催された。北白
川殿下、松方総理大臣を始め、大臣、次官、陸海軍将校や新聞記者まで、およそ500名が
招待されている。清国艦隊各艦の小蒸気艇は早朝から波止場に現れ、船首に黄龍の旗を
押し立てて、これらの人々の輸送にあたった。
‘定遠’は満艦飾を施し、舷門には丁提督、李公使を始め、各艦の艦長たちが整列し
て来賓を迎える。楽隊が演奏する中、甲板にはラムネ、氷、様々な巻きタバコなどが用
意されていた。‘定遠’の排水量、出力などは先に紹介したとおりだが、艦長室、士官
室には様々な美術品が展示され、盆栽、写真なども置かれていた。病室には数名の患者
がいたけれども、きわめて清潔であった。
同艦は7千トンの大艦であり、装備する砲もまた巨大で、30.5センチ砲4門、15セン
チ砲2門が、その主なものである。来賓は乗り組み士官の案内により、艦内をくまなく巡
覧した。
やがて12時ころから西洋料理の立食会場が設けられ、賓客はかつ飲み、かつ語りて、そ
れぞれに十分満足したうえで、波止場へと送り返されている。”
粗译为：“由清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和驻日本公使李经方主持，昨天，即14日上午10点
开始，在旗舰‘定遠’上，举办了邀请我国显贵绅士的大宴会。北白川殿下、松方总理大
臣起，各大臣、次长，陆海军军官和新闻记者，大约500名应邀出席。清国军舰搭载的小蒸
汽艇，飘扬着黄龙国旗从早晨起就在码头上等候，将这些来宾送到‘定远’舰上。
盛装的‘定远’舰上，丁提督、李公使以及清国各舰的舰长们在登舰口迎接。军乐队的演
奏声中，‘定远’舰甲板上准备了柠檬水、冰块以及各式各样的卷烟等招待品。‘定远’
的排水量、功率等参数如上所介绍，舰长室、军官舱内装饰着各式各样的美术品，还有盆
景、照片等。军医院里虽然有几名患者在就医，然而清洁异常。 ……过了不久，中午12时
开始，‘定远’舰甲板上举行了西餐的冷餐会，宾客们边吃边谈，最后在十分满意的气氛
中被送回了码头。虽然也准备了舞会，还被列入日程表，但因女性过少，这个活动只得中
止了。”[34]
根据日方媒体的现场报道，接待日方参观时的“定远”舰盛装示人，舰上清洁异常，而且
从各种活动的细节来看，北洋舰队内当时很有一番西洋作风，这显然不是一些现代论者的
想象力所能及的。
恐怖鸟 发表时间： 2009-1-14 13:10:14 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五、结 论
19世纪的舰船上，由于还没有专门用来烘干衣物的设施，洗净的衣物只能依靠自然晾干。
当时军舰内部空间狭窄，且蒸汽化舰船内还装备了大量钢铁的机器设备，为防止水汽在舱
内散发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是出于担心水汽散发，会导致机器锈蚀起见，晾晒衣服
的活动均在舰船的甲板上露天进行[35]。
通常的做法是晾晒在舰船的栏杆、天幕柱上，也有直接将很多衣服串联在旗绳上，升起到
桅杆高处的。采用这些方法晾晒衣服时，舰船甲板上自然就是四处衣裤飘飘，蔚为壮观了
，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特殊的景象在当时各国海军中是通例。近代中国向英、德购
买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军舰回国时，随行的外交官即记述了洋
员琅威理在航行途中曾多次命令各舰集中晾晒衣服，诸如“十六日……早，督船旗令各船
晾晒吊床”、二十六日，早督船令各船晾晒衣服”[36]等。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就是
尽量考虑了保持舰上整洁，避免各自为事。
为更好的说明晒衣服是当时世界海军的通例，下面列举一些各国海军舰船在甲板上晾晒衣
物的照片：（见附件）
如果对海军史没有足够了解，那么军舰上突然出现大量衣物的情况，的确可能视为怪现象
，然而仅仅凭靠着一己的观感，就将海军史上一个阶段的特殊惯例，作为某一支海军腐败
的象征，其荒唐程度实在令人叹止。针对北洋海军“主炮晾衣”而作的批评，正是基于这
种一己之见的无限发挥联想。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来自诸多方面，不能将所有的责任均归结到“人”的层
面。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加考证、不做辨析，把一切仿佛可以证明北洋海军“人”的层
面存在问题的不确实材料都引为信史，就更不是历史研究所应持的客观态度。
通过对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这一细节问题的考辨，可以发现，这种影响极广的说法
完全是出自一厢情愿的夸张编造，充满谬误，与史实相较，立刻原形毕现，不应当再作为
信史采用。连带而及，长久用来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涣散的证据一朝被证明为是谎言，那建
立在这个伪证上所作的结论，其可靠性以及价值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①]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三），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版，
第79－80页。
[②] 有关“定远”级铁甲舰的详细技术情况，参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
船杂志社，2006年11月版，第8－29页。
[③] 1866年意奥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以船头对敌的横队阵形战胜了列纵队队形的意大
利王国舰队，从而对此后的海军战术、舰船设计发生深远影响。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国海
军进行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国北洋舰队采用的便是奥地利海军借以大败纵队队形的横队
战术。利萨海战的资料参见：《简明世界战史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
66页。[英]罗伯特·杰克逊著，张国良译：《战列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1月版
，第40－43页。[英]理查德·希尔著，谢江萍译：《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71－176页。
[④]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11月版，第143页。
[⑤] 据日方资料记载，东乡平八郎在1890年5月13日至1891年2月13日间，担任的职务是吴
镇守府参谋长。见“統合戰爭辞典”，http://www007.upp.so-net.ne.jp/togo/human/in
dex.html 。另见：孙克复、关捷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
984年5月版，第318页。
[⑥]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3页。
[⑦] 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翻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月版
，第15页。
[⑧]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三），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版，
第25－26页。
[⑨] 罗尔纲：《晚清兵志》（二），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第17－18页。
[⑩] 有关《整建月刊》的创办和内容等情况，参见，蔡鸿干：“《海军整建月刊》的前前
后后”，载于，文闻编：《旧中国海军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
[11] 田汉：“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载于：海军整建月刊社编，《整建月刊》，第
一卷第一期，1940年4月15日出版，第5页。
[12]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11月版，第30－42页。
[13] 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翻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月版
，第32页。
[14] 李鸿章：“寄海署”（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辰刻），《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卷十三。
[15] 丁汝昌：“致刘芗林、龚鲁卿”（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55页。
[16] 丁汝昌：“复刘芗林”（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56－157页。
[17] 方伯谦：《益堂年谱》，手稿影印本。
[18] 新見志郎：“鎮遠定遠下駄に履き”，“三脚樯”网站http://www.d3.dion.ne.jp/
~ironclad/wardroom/Nagasaki_riot/nagasaki_riot4.htm 由上海图书馆章骞先生翻译。
[19] 新見志郎：“鎮遠定遠下駄に履き”，“三脚樯”网站http://www.d3.dion.ne.jp/
~ironclad/wardroom/Nagasaki_riot/nagasaki_riot4.htm 由上海图书馆章骞先生翻译。
[20] “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续）编者按，海军整建月刊社编：《整建月刊》，第
一卷第十二期，1941年3月15日出版，第5页。
[21] 小笠原長生，日本weblio辭書网站，http://www.weblio.jp/
[22] 小笠原長生：《聖將東鄉全傳》，聖將東鄉全傳刊行會，昭和25年再版，第74頁。
[23] 关于“平远”舰武备安装，以及由船政调拨至北洋等舰史，参见，陈悦：《北洋海
军舰船志》，现代舰船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84－93页。
[24] 丁汝昌：“致刘芗林、龚鲁卿”（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戚俊杰、王记华编校：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55页。
[25] 钱刚：《海葬》，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3月版，第125页。
[26] [美]约翰·罗林森著，苏小东、于世敬翻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1月版，第168页。
[27] 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舰长）群体与甲午海战”，载于戚俊杰、刘玉明主编：《
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426页。
[28] 高鲁炎：《大清帝国海军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4页。
[29] “就依法治军有关问题访军事科学院王安研究员”，《解放军报》，2006年3月2日第
9版。
[30] 戴平：“东乡平八郎的目光”，《文汇报》，2006年9月20日。
[31] 石巍、董华武：“‘一摸一看’引出的军事胜败话题”，《解放军报》，2006年8月
10日，第12版。
[32]“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 http://vm.rdb.nthu.edu.tw/cwm/ming/2408_b.html
[33] [日]福井静夫：“军舰七十五年回想记·世界巡洋舰物语”，《福井静夫著作集》第
八卷，光人社，1994年6月版。译文见：章骞，“悲壮的航迹——‘宁海’和‘平海’号轻
巡洋舰”，《军事历史》杂志，2005年5月刊。
[34] 新見志郎，“鎮遠定遠下駄に履き”，“三脚樯”网站http://www.d3.dion.ne.jp/
~ironclad/wardroom/Nagasaki_riot/nagasaki_riot4.htm 由上海图书馆章骞先生翻译。
[35] 关于水汽在舱内对人健康的损害，参见[法]勒罗阿：《水师保身法》，江南制造局光
绪刻本。
[36] 余思诒：《航海琐记》，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本，2000年版。
《清日战争》读后感(七)：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评论
何亮亮：《开卷八分钟》，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香港出版的新书，是一本历史书，书名叫做《清日战争》。什么叫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甲午战争，但为什么这本书叫清日战争呢？它是由一个旅日的中国工程师，他既是一个化学工程师，也是一个电子工程师，但是他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
作者宗泽亚他讲了为什么这本书他要称为清日战争。我们知道1894到1895年这一场中日之间的战争，清国他是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为甲午战争，而日本是把它命名为明治二十八年战役，而欧美国家他们是把这场战争称为FIRST SINO JAPANESE WAR，就是第一次中日战争。这个作者宗泽亚先生因为他旅居日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非常熟悉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他有这样的一个解说。
我以前就没有想过，他说日本的近代史它是不把清国，也就我们说的大清王朝、大清帝国，把清国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中华是以汉唐文化为代表的民族传承，清国的华夏子孙，他只是附庸于大清的蛮夷统治下，生存在自己土地上的一个大民族。
所以日本人在区别满洲人和汉族人共同存在的国家的时候，他引用了西方词汇中的外来语China，但是日本人就把这个China发音成しなshi na，就是支那。
所以，作者他用清日战争，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就是日清战争，是有它的深意的。然后我们要讲到作者，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作者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科班出生的历史学家，宗泽亚先生他原来在中国科学院，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它是一个自然科学这样的一个机构，中国最高的科学机构，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的某一研究所工作。
后来八十年代末他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先是留学攻读，然后他先后做过化学工程师，又做过电子工程师，说起来我们说电子工程师、化学工程师也好，这都是和历史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这位宗泽亚先生他对日本的民族，日本的文化，乃至于对清日战争他有浓厚的兴趣，然后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遍了日本这些主要的图书馆，查考了大量的史料，就有了这样一本中国的著作《清日战争》。
我曾经几次介绍过，这些非历史学家的学者们所写的历史著作，往往有超越历史学家这样的一种优点和趋势。比方说我介绍过台湾的吕礼和先生写的另类的历史，吕礼和先生也是一位化学工程师。这本《清日战争》跟我们以前看过的有关甲午战争，特别是中国学者写的著作，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这本书它一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就是清日战争，就是战争的全部，讲了这个战争的背景，清日双方、朝鲜战役、朝鲜战况、大海战、鸭绿江作战、锦州旅顺作战、威海卫作战、辽河平原作战、清日和谈、台湾和谈等等这是第一章，第一章也可以说是爬梳整理，讲这个战争的本身。
第二章是清日战争关，第三章是清日战争大事记，第四章清日战争图记，全是图表。然后第五章是清日战争的表记。相当完整的图文并茂，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图文并茂，作者搜集了日本方面所收藏的保存大量的图片，而且图片的质量相当的高，都非常的清楚，我觉得很有一种惊异之感。
这本书我们看作者他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写的，但是他用的史料几乎全是日本的史料，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点，我们知道如果从日本人的立场上来写日清战争，他不可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这本书也许也不可能得到很多读者的认同，但是我想谁都没有办法否定，作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的孤意苦心，他搜集了那么多资料，他对于这场战争来龙去脉，对这场战争很多具体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和探索，我看在中国的历史学家里面，没有人能够做的到，至少中国的历史学家好像还没有人能够到日本去做这样的史料的搜证。
我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都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有关甲午战争的书籍或者是文章，但是我们看这本书里面，比方说他在有关这个战争双方的军备，兵战的体系、情报、战地通信、战地医疗、战争的俘虏、战场的军纪、纪律，还有战争的媒体、战争的科技、战地的民政，还有清朝官的行程啊、战争与民众、军国与天皇、战争的反省等这几个方面，尤其是我前面说的战争中像医疗、后勤、通信、情报等等这方面，过去的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有关甲午战争的书当中，很少涉及，或者有的完全没有涉及。
而这些细节，我们说魔鬼就在细节当中，而这些细节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样一场战争，在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和一个小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在所有的方面，它都占了上风，所以只要看战争的背景和军力的分析你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其实是没有办法打的，打的话大清是必输的。
作者也很详细的介绍了为什么这场战争被称为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这就是大清帝国衰败的一个写照。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大清王朝我们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打了两次鸦片战争，那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和英国人打的，关于鸦片战争，其实最近英国的一位学者也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讲鸦片战争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然后我们看的就是甲午清日战争，中国又是打的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也不难考虑的，这本书倒是在这方面没有介绍，就是大清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战略，但是日本是有战略的，一个有战略，一个没有战略，当然战略也有好坏之分，但是像大清，根本连战略都没有，连不好的战略都没有，你说这样的统治者，这样的军队，它虽然可以举国之力，中华我们说大清，无论是国土人口，甚至生产的规模都远远的超过了日本，可是在海上，在陆地上，或者包括在外交方面，除了在外交方面，后来李鸿章是稍微的能够扭转乾坤，把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能够利用其他帝国主义的力量把它收回，但是除此之外，中国是失败的一败涂地。
这一个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而在讲到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非常细致的，从史料来分析，在这方面我觉得一位化学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的宗泽亚先生，他写的这本《清日战争》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清日战争》读后感(八)：不如预期
家乡大连,甲午时为战火播及,所以很早就对这段历史有兴趣,通过网络和书籍收集阅读了很多资料,算不得研究,只是好奇,想对自己居住城市的过往多些了解。
甲午战争在解放之前并不被我国史学家重视,五十年代后,才作为学术课题纳入人们视野,我收集阅读过的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性的有:«中日战争»(多卷);
«日清战争实录»(日本大本营出版的战史摘译)
«攻台战记»(日方出版的战史,台湾翻译)
还有一本日本随军摄影师的战时日记,名字记不住了,也勉强可归为资料。
把上面这本日记算进来,那聂士成的«东征日记»也应含入。
论述类的: 辽宁的关捷先生曾组织编写了一套甲午战争史,多本,八十年代末出版。
威海的戚其章先生曾在五十年代走访多位亲历战争的当事人,作采访记录,成口述历史,是第一手资料,他先后出版了多部甲午战争书籍,著作等身,尤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甲午战争史»,对战争经过论述全面,为佳作。他与其子等多人前些年合作了一套甲午战争丛书,其中甲午战争在威海一辑,公布了当年采访的资料。戚先生的著作颇多,但内容观点多重复。
现居威海的陈悦先生写的一本«沉没的甲午»,陈先生研究近代中国海军,颇有所得,近代海军中北洋水师所占比重极大,研究北洋水师就必须涉及甲午战争,所以才有了这部书。
另外,近年还有多部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出版,如«盛世之毁»,«中日第一战»,«首败»等等,内容观点多是重复前人,无甚价值。
另外还有清末学者的作品,姚锡光的«东方兵事战记»,文廷式的甲午记要,都是时人所作,有一定价值。
上面这些都是关于甲午战争的专著,还有一些书籍,也论述了这场战争,但非专门针对它的。
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
马幼恒的«靖海澄江»
陈悦的«碧血千秋»
王家俭的«李鸿章与北洋海军»
它们因为都讲述了北洋海军,所以自然包含了甲午战争的部分内容。只是多为片段。
另外,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内容里也包含这场战争的资料。
旅居澳洲的华人雪珥女士,作为业余历史研究者,收集大量国外资料,从新的视角解读甲午战争,也曾将她的博文整理出版。
关于战争的上述著作,以对整场战争进行解读来说,戚其章和陈悦二位先生的作品最有价值。但也各有缺点。戚i先生因为所处年代,著作中阶级性政治性色彩浓厚,陈先生对甲午的观点一反以前传统,尤其是用军事历史观分析黄海大海战,让人折服,陈悦对北洋水师的挚爱溢于纸面,他的很多论点因此有些爱屋及乌,且欲为北洋舰队平反之心迫切,书里感情色彩过重。
姜鸣,马幼恒,王家俭三位先生都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海军的大家,阅读的原始资料数量可观,出手都是大手笔,极为专业。尤其马幼恒先生查阅大量英国档案,以此对北洋海军有较为中肯的评价,三位先生的著作都值得研读,对深入了解甲午战争,尤其海战,莫大好处。
宗先生的这本新著«清日战争»,参阅大量日方资料,编撰而成,仔细看后,有些失望。书中内容,很多在国内是首次提到,尤其是第二章,两国于战争中各方面对比,较为新颖,像战地医疗,媒体,国民的战争基础,部队后勤,各兵种比较,等等,耳目一新,但都只是点到即止,未能深入,也没有具体数据支持,有食之无味感。这本书,只能算是将日方资料收集后,分门别类,然后罗列,称不上研究。
因为是解放后才正式开始研究,离战争发生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且其间战乱不断,故有史料多有丢失,所以我国的甲午战争史学术水平相对较低,六十年代电影«甲午风云»就是参考当时获得的研究成果拍摄,现在回头看,彼时结论多有偏颇,甚至错误。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战主导的战争，北洋水师即使在黄海海战中失败，只要陆军可以战胜日本，最终的胜利仍属于清政府。盖因清国从未想染指日本本土，只求保全与朝鲜的藩主国地位。但是，这场战争为世人铭记的却是两国舰队的黄海大海战，为何？
对于西方,尤其是海军界,上一次世界级大规模海战已过去二十余年,期间,从舰只,火炮,动力到战略战术理论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都需要一次规模足够的实战来检验,中日两国舰队恰好提供了机会。
而对于国人,北洋海军是百多年来,唯一一支称雄亚洲的中国舰队,它寄托了中国人多少海军强国梦,民国报人王芸生曾说:遥想四十年前,北洋"定远""镇远"两铁甲舰造访长崎,日本朝野为铁舰巨炮所摄,惊羡不已,如今(1931年),日本已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航母舰队游戈黄埔外,如入无人之境,我国海军几无可述,前后比照,呜呼哀哉。
北洋水师,是一支什么样的舰队？它究竟有没有希望在黄海之上战胜日本联合舰队,众多的研究者为揭开它的历史面纱而著书立说,前面提到的各位作者描述方向有所不同,马幼恒先生搜集北洋各位留学管代,在英国入学,在读,结业,实习等过程中的成绩和校方评价,姜鸣先生论述了洋务运动期间的海防大讨论,进而阐述北洋海军成军原因与过程,王家俭先生详述了很少被提及的旅顺威海北洋基地修建过程,包括选址,设计,建造,造价等,陈悦先生将整个黄海海战过程纬纬道来,关注到每一艘军舰,事无巨细却没有舍本逐末,切文笔极佳,颇有可读性
对备受关注的黄海海战研究最多的是陈悦,但是他的著作缺陷也最大,因为陈先生写作时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对于北洋海军,过往确有很多错误观点,造成人们对其产生负面偏见,陈先生急于为北洋官兵翻案,其情可嘉,但是不是因此让他的观点有缴妄过正的嫌疑呢。陈悦以军事技术史论证北洋海军彼时采取的各种行动,一反前人的研究方向,这点是值得称道的
北洋海军中闽人朋党营私,排挤异己,这一点是中国官场旧俗,孰为难免,但是定远管代刘步蟾等中上层军官有芙蓉癖,丁汝昌军门等官员争宠献媚于妓女,方伯谦于威海纳妾设宅这些都确是有的。军队是纪律单位,纪严方能将令如山倒,如果北洋上层军官都如此懈怠,士兵的纪律又会如何,可想而知,这样一支部队能否取得优异战果,可就让人深思了。
陈悦先生认为北洋海军水兵的训练水平,单兵技能高于日方,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我军的随舰洋员回忆录,英国远东舰队指挥官,旁观了整场海战,之前他与两方的舰队也多有接触,他后来发表文章认为日本水兵的业务能力要高于中方。
《清日战争》读后感(九)：宗泽亚：《清日战争》最初的结束语原稿
战争逻辑学认为，战争没有正义或非正义之分，战与争能改变世界。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战争机器的较量，代表一个国家争取自身利益的极端体现。漫长的华夏进化史中，同样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战争历史，近代甲午战争本身就是清国和日本为争夺在朝鲜的利益引发的战争。如同十年后日俄两国为争夺在清国的利益，纵驰清国领土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一样。清日战争改变了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日俄战争日本又夺走了俄国在清国的利益。如果历史上没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版图会永远成为日本的领土，北方的满洲国也会永远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今天中国的版图就会是另外一幅模样。甲午战争是清日两国自愿宣战的合法战争，是封建国爱新觉罗的皇家与近代资本主义日本在两种意识形态上的较量。战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给国家政治变革带来了机遇。
《清日战争》读后感(十)：历史存在的意义
在此之前，读者很难通过一本国内的历史著作对甲午战争这段历史获得整体和全景式的了解。这场被清国称为“甲午战争”，被日本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近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作者通过对这次战争的背景、每次重大事件及影响战争成败的各方面因素细致入微的记录与评述，力图为读者还原当时的战争场景：全书通篇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影响战争成败的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引用大量日方史料，且大部分来自日本几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具有较高的史料文献参考价值。而作者本人，是旅居日本二十余载的中国人，对两国文化历史都有很深刻的了解，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从日本的视角来讲述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
此书的中文繁体版在香港面世的时候，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栏目曾对此书做过评述，彼时的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曾说，这本书虽然主要使用的是日本方面的资料，却是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写的。这一点我却无法认同。拜读过《清日战争》之后，我发现作者作为一个旅日华人，在清日交战的问题上，保持着少有的中立态度。他情感的天平并没有特别地偏向清国或者日本，只是以记录史实为准则，来帮助读者深度解读清日战争。
甲午之役，庞大帝国败于蕞尔小邦，震撼世界。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华革命的历史纪元。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对于甲午惨败依旧满心伤痛，对失败原因的探讨从未停止。许多人愿意以“如果”为前提为当年的大清帝国做一次起死回生的假设。作者对这种“假设”坚定地不予评说，仅以全方位的史实报道呈递读者。但通过清日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对比，读者应该不难看出，清国败局已定，回天乏术。因为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大国小邦之战，而实质则是腐朽羸弱的古老封建国家和现代化改革后日益强壮的青年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量。于日本，这是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斗争——全民皆兵、背水一战；而于满清，这似乎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政府无为、百姓淡漠。特别是书中提到“清日战争在清国民众心中没有引起浓厚的仇日心理”……“清国的汉系阶层对日本人的进入抱有某种期待，甚或寄望于新的外来势力推翻满清的统治……”，而纵观整个战争，令日军损失最惨重的是被清国放弃，失去保护的台湾。这可能是很多读者没有想到的。就是在这样深层的史实还原下，读者才能对这场令中国蒙羞百年的战争有更理性的认识。
总体来讲，《清日战争》一书并不像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历史类书籍，包含了很多作者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明显的感情倾向。这是一本以尊重历史为基本原则，为读者提供珍贵资料和思考空间的书。如果说它有什么欠缺，那就是自始至终作者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对于这场战争，他自己的观点我们知之甚少；如果要讲它的过人之处，那就是将梁启超先生口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的甲午之役重现在读者眼前，使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对自身的弊端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