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经典读后感10篇
《思痛录》是一本由韦君宜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3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痛录》读后感(一)：我所探知到的文化大革命
以前读书，但凡文章里有关文革的描述，不是人们遭受无情迫害就是选择卑微的隐忍，这让我悲伤之余隐约觉得那个时代似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在已有却少得可怜的文字里，不是被和谐了就是作者们像打擦边球一般，有意无意的规避那段历史，这反倒让历史蒙起了面纱，愈加让人好奇，且这感觉就像种子埋在心底那样，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膨胀。吸引我的倒不是历史的魅力，而是那个年代分明散发着一股这个时代嗅不到的气息。
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也听过父母一辈的人讲文革，还有外婆故事般的叙述。可那些断断续续的碎片，一两段的故事并不能满足我对于那段历史的好奇，而且我总觉得父母口中或者外婆的记忆中，文革并不动荡，那十年发生的一切就像今天发生的一桩事件，是可以一笔就带过的，时间一擦，跟阵雨一般，来了又走了似的平淡。于是我总想更多的去了解去探见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
看阿城的《树王》，里面有对火烧山的描写，说连续几日大火烧完：“一座山秃秃的，尚有未烧完的大树残枝，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射入山的裸体，只留黑羽箭尾在外面。而树王的树桩，有如人跌破后留下的疤突兀着。”小说里有很多让人大惊失色的行为，就说这火烧山，要晓得，在今天可是牢底坐穿的刑罚，但当时的政策确实如此，无数的知识青年响应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阿城就用已臻幻境的文字向我们再现了火烧山的铮铮场面，我不禁要想，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啊？后来读了张朗朗的《宁静的地平线》，我也如老鼠见到蛇一般，被震住了，脑海一片空白，那是时代环境下一个人的命运，且不论张朗朗的出身。也许是我从真正见过革命，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吧。
我原以为，忘却历史的网编织得密密匝匝，要想在文字当中找到蛛丝马迹是难之又难的。可这本韦君宜的《思痛录》，竟实实在在的把那一段生活与历史在一页页文字中复活了，生动如昨。似乎历史并没有湮在书肆里。她出生在1917年，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建设参与者，七十年代恰好是步入晚年的时候，却突然撞上这动荡不安的年份，看完这本书，突然想起奥威尔的《1984》里有这样的一幕，是写温斯顿在酒馆里遇见一位老人，他出于好奇，以为能在这位历史记录者身上知道点什么，上前就问：“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对那时候，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而书本里讲的不一定对。我很想听你说。”后来老人并没有向温斯顿透露半点隐秘。而现在，向我们讲述回忆的韦君宜，恰是从历史的帷幕退下来，一位身心俱疲满是沧桑，面对时代的剧变，带着一种非喜非悲心情的老人，在这里为后来人讲述了那时候的故事。从这一点来看，至少我们比温斯顿幸运。她或者如她一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成了同退去的七十年代的最后联系，在那场革命中大部分人因为难以忍受折磨早已同历史一起化为尘，少数如作者一般侥幸活下来的人，不是被吓怕了就是在思想上早已投降，活着的人，能够把当时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地介绍已经是一种万幸。
张朗朗的《宁静的地平线》里，有位知青背诵了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我感觉很熟悉，后来又在北岛还有很多人的文章里看到，他们都被这首诗给感动着。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我想不起是在中学还是哪一年读过这首诗，只知道当时只学会了应付考试的几个关键词，哪里能体会诗歌后面的大感情。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在那情感激荡的年代，总有诗歌出来，也许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从诗经楚辞到后来的唐宋的辉煌，文字，特别是诗歌总能最好的抒发个人的情感，我想这首诗若还放在中学课本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孩子们，哪里能体会这字字句句，在那个年代是怎样的思想洪流，于黑暗中给予人坚强的力量，在激荡的尘世中相信并仰望未来。
在不允许吃好穿好，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把希望都寄托于精神生活的满足，于是地底下各种 “文化潜流” 交汇着，七十年代早已退去，离我辈远之又远，可我暗暗焦虑，在当下这个利益汹涌，机会主义横行，享乐环伺的年代，面对盛世中国，你看不到一点历史曾经动荡不安的痕迹，时光抹去了历史的伤疤，淡化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除却国运蒸蒸日上、民生繁华以外，你看到的似乎就是这个国家正以前进的步伐，稳稳当当的迈向未来的大好形势。 作者写书的缘起有一句话说：”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 韩昌黎先生有一篇散文《与李翱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想必这就是韦君宜先生写书取名的初衷吧。如今国家昌盛，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当属痛定之时，可是，谁会在这国泰民安之时去刻意追忆这些当痛之时呢？作者从那个年代走来，在这喧嚣尘世的一隅，写下这思痛录，思痛的是她，而不是我们，我们这代人，是90后还有00后，还有十年、二十年的后生们，我们都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出生，长大的，我们不知有别的世界，也把现在的生活环境视为亘古通今的东西，就像这地球，脚踩的土地头顶的苍穹，对它的存在我们绝没有怀疑过，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二十世纪早就过去了，离了历史几十年的我们，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我们的立足点不是痛，而是思。所以作者也说，这是一部血泪写就的历史，她的回忆不是翻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但我还是隐隐的不安，在我们所处的康乐时代，远离了动荡战争革命，甚至有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嘲笑如今的朝鲜，真会有人牢记思考这部血泪史吗？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里曾写过：“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的时代，但生活并不孤独——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被抹掉的时代致敬！”可是到头来，他仍然没有逃过老大哥的迫害，人性被吞噬，崇尚自由的灵魂也被抽离，苟活下来的他被注入新的意识形态，行尸走肉般的继续生活着。
“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思痛录》读后感(二)：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鲁迅《野草•墓碣文》
按说，韦君宜作为从延安一路走来的文化界干将，建国之后不久即成为红色新贵，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享受都不缺，纵使在文革中进了牛棚，在同时代人里也不算命运最悲惨的；由她来写作这部回忆录，反思平生所见的从延安到文革的知识分子遭遇，可能未必是最合适的——初读这本书，想起何兆武先生对章诒和回忆录中留恋红色贵族生活的调调很是不满，我也曾担心她会落入这个追忆“旧时王谢”的俗套。
正是在这一点上，韦君宜显示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贵良心。在书中，她敢于直面自己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别人淋漓的鲜血，毫不回避自己曾经多年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甚至充当了别人整人的工具。她和丈夫杨述在延安蒙受冤案，却和当时的受冤屈者一样，只要M公开道歉，大家就全不介怀了。进了城，也真如作者自己所言，“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对于CP的一切宣传都深信不疑。批俞平伯时，她的感觉也是和当时的文艺界新贵们一样，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反倒是李希凡、蓝翎两位凑巧写了大家都懂的常识性批判文章，一下子凑巧出了名，真是“运气好”！接下来的批《武训传》、批《清宫外史》时，她怀揣着对党的一腔忠诚，习惯地接受上面的一切“布置”。反右时期，虽然对当时的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已经牢骚满腹，但她仍然努力说服自己。一直要到大跃进时看到更多荒诞闹剧、反右倾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她才开始略略有所触动。等到文革把她和丈夫一并打倒被批斗被下放干校，一家人天南海北不能相聚，她才能幡然醒悟，蓦然回首，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p106）。她相信自己并不孤单，她说：“我们所有的人，处于这个时代，不论多大岁数，只要真的肯用脑筋，就决不会只如一片光明又宁静的死水，一无波纹，一无思考和矛盾。”（p243）伴随着延安ZF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步步地走向醒悟，这其实是一部真实的左翼知识分子“心灵史”。
追思平生，痛在何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批斗、被踩上一万只脚？在我们这个国度，到处充斥的是无处可诉的悲痛，最不缺少的是悄无声息的哭号。韦君宜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控诉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是在为后世留下一代人的悲剧命运记录。她能写，因为她一直在风暴眼中，并且一直在心里反思这些荒谬的运动；她能发表，因为她是延安左翼文艺界的老将，后来更担任了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若是其他人，未必比她适合解剖这页沉痛的共和国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催生了她的痛苦，促使她留下了这本不断面对自己的过去、不断审视同时代人悲剧的悲凉之书。
今天的人们整日沉浸在痴男怨女的春恨秋悲、纸醉金迷的末世狂欢之中，或许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悲剧。韦君宜撰文悼念丈夫杨述时，这样写道：“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事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p110）她要做的是替自己和丈夫这一代人留下心灵自我解剖的记录，不让自己像丈夫一样怀抱着疑问死去。理想与现实相悖、信仰被强权践踏，她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愕然发现自己为了革命还要牺牲自己的良心，对于一个少年时期就舍弃了富贵的家庭毅然参加救亡运动的革命者而言，这才是真正深入骨髓的灵魂苦痛。
在延安时期就号称才女的韦君宜确实是文章好手，她写反右时期刘白羽的双面人格，写建国初期王瑶的天真未凿、反右时嘴上在检讨而脚底却在画不字，寥寥几笔，都让人物“颊上添毫”，瞬间就生动起来。但我以为，这本书中最动人的文字，还是作者为丈夫杨述写作的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正是“有至情方有至文”的例证，全然肺腑之言，丝毫不用雕饰，活画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悲剧形象。这样的真情至文，绝对可以媲美沈复的《浮生六记》，甚至值得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了，因为要让中学生读懂这篇文章，势必要挖开很多人至今不敢面对的那一页历史。
我相信，韦君宜写作这部《思痛录》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除去沉痛，还有迷惘。她也承认自己“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p6）。她为我们详细地记下来大跃进时期人们如疯魔一般炼钢铁、修水库、赛写诗、深耕密植以及高校大扩招、饥荒时期北京市政府考虑将厕所里的蛆开发成食物（p76）等种种荒诞悲喜剧；（大修水库和高校扩招这两件事又何止当日？）更为我们记下了从延安时期以来的 “信供逼”（p19）、“打开突破口”（p24）、“比较攀扯搞平衡”（p44）、“矬子里面选将军”（p48）、钓鱼式揭发（p49）、布置任务抓“封资修”（p102）、捏造反动组织（p107）等各种运动手段，也记录了“专政对象们”搜肠刮肚地交待自己莫须有的罪行、最后发展到除了毛选之外统统骂倒以求过关的荒谬举动。这一页惨烈的历史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犹如天方夜谭一般，然而却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
韦君宜将这些记录下来，并不多做学理分析，除了她所说的“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思维方法还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p6）之外，我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她对这些问题的慎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左倾之毒恰如CP肌体内的恶性肿瘤，不是真正的名医国手，如何能将之与健康血肉完整切分看来？所谓“治大国”，不只是“若烹小鲜”，有时也会若剜恶疮。这当然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未悔的韦君宜们所无法想象的了。
她写这部书，本意是在自我解剖、立此存照，却未始不会被别人当做攻击CP的例证。然而在她心里，始终认为CP是光荣伟大的；也希望CP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p6）。一首流行歌曲《领悟》里这么唱道：“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某种程度上，这几句歌词或许正可以当作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爱CP爱国的最终遭际的真实写照吧。
《思痛录》读后感(三)：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
知道这本书，已是在十月文艺版出版很久之后；多处搜寻，终于，找到这本增订版（应该是增加了《思痛补录》的20多篇文章吧）。
近日翻出这本书，一气读完，却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老革命，1·29运动参加者在1976--1986年所写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韦君宜以质朴的语言，从“抢救者运动”写起，对历次运动直至文革结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作为亲历者，韦君宜的笔是充满复杂情感的，更过的时候是愤怒、自省，是追问，也是忏悔。按其成书时间，在当时，韦君宜的思考深度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有没有更深刻的，我尚不知道。
韦君宜坦承自己是被整的，也坦承自己同时是整人者。
凭借这一点坦诚，这一些反思，韦君宜为我们描画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这是韦君宜最后的呼声
《思痛录》读后感(四)：初读《思痛录》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作者韦君宜这样写道，“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
这大概也是太多当年抱着最激烈的革命热情和爱意奔赴延安的青年人的共同想法。在当时，延安意味着光明的开始，意味着未来，意味着乌托邦在中国土地上最美好的显现。北大、清华的左派学生一个接一个的从北大后门拖着理想奔赴延安。
然而在延安，“我一个人在空摇动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作者的爱人）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顾，竟不幸夭折。”“整风”不久之后，作者夫妻两人又被驱逐出窑洞，搬到了“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经过“整风”和“肃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理想、道德、信念其实都就这样崩塌了——即使还存留着大学时的美好信念，也只能保持沉默。
二十年后，作者到作协工作，也开始不得不批判别人，比如批判好友黄秋耘，比如与杨述的堂兄杨肆划清界限，再比如作者专门一节写《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由于大家不知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后，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都被蒙蔽了。”
作者写道：“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因为“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
仅这十几页的阅读，大概已可以看到作者的心路历程：从满心信仰、到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但仍存信仰，到将信将疑，到最后大彻大悟，76年开始写《思痛录》。我想这也是诸多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思痛录》读后感(五)：反方向的真诚
近些年来，许多近代知识分子研究著作已经与伤痕文学差不多。其表现为内容往往温情脉脉，避重就轻，对民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遭遇充满同情或感慨，也因此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并广为流行。但《思痛录》与此截然不同，因为作者并非研究他人，而是在痛苦中剖析自己。在我看来，这既是该书动人之处，也是最大的局限。
如何评论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敬佩他们说真话的勇气。经历了建国前后各种政治运动的摧残，在政治气候依然不明朗之时，能够挺身而出，反省昔日所为，无疑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事情。因此，人们对此往往给予极高的评价。巴金更被称为中国文学的良心。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他们努力反思过去的时候，事实上又不自觉地陷入了昔日的窠臼。历史的吊诡之处莫过于是。
在阅读《思痛录》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矛盾。毫无疑问，作者的反思极为深入。在其他人尚在纠缠于反右和文革的时候，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要清算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路线失误，就必须要追溯到延安整风运动。应当说，这在当时是极为独到的见解。当然，要进一步追究的话，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埋下了后日政治灾难的种子。不过，把思痛的起点往前推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究竟是作者有意为之，抑或因为那是作者奔赴延安之后不幸一生的开始？因为，在书中，对于抗战伊始投奔延安的抉择，作者不止一次表达出怀疑。
由此亦可见作者之真诚。
不过，真诚或许并非由于老之将至，而是作者深痛恶绝的政治运动。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绵延数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一例外都强调要交心，向党敞开胸怀，交代一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像韦君宜一样来自国统区的学生是挨整的重点对象。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必须要一遍遍地坦白自己的身世家史。事无巨细，均录入案。建国后，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知识分子都耗费了十几年的人生来写各类的检讨书。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句话最突出表达了政治运动的本质，即通过反复“交心”的方法来达到驯服党员、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的目的。
在经过数十年的驯化之后，韦君宜们已经无法摆脱加在自己灵魂上的枷锁。他们提起笔来写回忆录和反思录，其实就跟他们昔日写检讨书给党几无分别，只是方向相反。当年反思的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倾向，如今则反其道而行之。
赫尔德曾提出移情的概念,理解历史人物，不能不将之置于当时的环境之中。对《思痛录》的评价也是如此。它有极强的闪光之处，但更为可惜的是，依然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中。事实上，身在此山中的韦君宜，并无多少思考深度。对于政治运动的理解，很多时候归咎于个人的懦弱，尤其是面对历史的无奈。赞赏其勇气与真诚，但不得不指出其有限的价值。
《思痛录》读后感(六)：读后感十五
有关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托克维尔曾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人们不但需要了解历史中光明的记忆，也在失败的历史阴影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国有关历史的传承和书写是很特殊与尴尬的，自秦汉以后至近代以前，官修的历史往往美化当朝，诋毁前朝，从而造成历史的失实，几次官方修订图书，又销毁、篡改了大量的古籍珍本和历史真相，而能够书写、阅读和理解历史的人，也只有占当时社会极少比例的“读书人”（而不是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在文明的发展中，各阶层不但无法取得共识，甚至缺少最起码的观念和常识，来展开阶层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民众易于盲从和驯化，但也容易不满和失控，自然更谈不上什么理性与自我、民主与自由了。即使在互联网极端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对很多现当代的历史，采取隐而晦之的态度，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对于历史的运用和反思，是相当不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简单、功利的“成王败寇”思维范式，也不足以解释历史发展中所有的现象和规律。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和谐与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民智的普遍觉醒和参与，这也是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启示，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基因的中国人来说，如何正确理解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我想，没有比历史更为深刻和重要的了。
1、在彀中
苏珊•桑塔格曾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在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和命运无疑是痛苦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当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在于他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否有批判现实的胆量和精神，能否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上述三个条件，前两者需要足够的智识水平和个人主义精神，后者则需要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而官僚组织的背后，往往是冷冰冰的理性规范，是不理会个人差异的原则，官僚主义的扩张，是一定会和个人自由、个人主义精神产生抵触的。于是我们常能看到后世在回顾那段历史中，屡屡被提及有关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以及马寅初的“人口论”。这两段公案之所以被经常提起，是因为对当下现实的讽刺太过剧烈和影响深远。
据说有次唐太宗李世民私访，看到很多新科进士进出官府，不无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彀”是圈套的意思。或许，当我们将这一切归咎于“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不应回避中国历史中极权政治的传统和思维模式，相对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语境，在彀中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包括了彼时当权者。而比政策失败和社会动荡更为可怕的，是文化的消亡及一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和沦丧，以至于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学术和文化体系中，仍有太多“知道分子”，甘愿生活在“彀”中，并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欺世盗名。
2、左与右
中国式传统思维方式大多是二元的，好坏分明非黑即白，而二元思维带来的直接后果，就像如今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句式：一言不合就撕逼，斗争的过程，往往是罔顾现实，从具体事物上升到人身攻击，其结果不是一拍两散两败俱伤，便是折中调停合稀泥，受损失的，不但是争议事物本体，也包含着个人的道德修养。
文革中的左与右与此有关，但又有不同，因为很多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稀里糊涂而又被刻意架上战场的，在一场反智反文明的群众运动狂潮中，双方的实力并不均等，客观现实和道德理性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为了斗争而斗争的运动，浩劫过后，只空留下了失望和一地狼藉，而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狂热的人们，沉沦在创造历史的喜悦和迷雾中，无法看清自己，等到迷雾散尽时，才发现自己的荒谬和可悲。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和忏悔，这也成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甚至有人断言，没有文革，只怕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和逻辑出发，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新的时代，必然存在新的争议，左与右依然存在，只是人们斗争的方式更加文明和理性，但也正像秦晖先生所观察到的那样，左与右已不具备任何普遍的意义，我们的问题是缺乏基本和共同的底限。而当争议产生时，我认为第一要考量的，不是事物的对错，而是看事物的角度，和对待事物的初心，只有这样，才能为争议双方留下足够的缓冲空间，同时也不会轻易忽略中立观点的立场。只是在当今社会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依然很有市场，被架上战场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为某个看似不谙世事或特立独行的人，“贴”上标签予以孤立，用地域歧视区分人的观点和行为，以及无处不在的“派系”和“山头”。
3、爱国贼
“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1793年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临刑前留下的名言，罗兰夫人的际遇相当吊诡，她是革命的信徒，却死在了革命者手里，她为人民追求自由，而无序的自由最终也取了她的性命，或许这位夫人的另一条名言，完全可以解释这场悲剧的由来，她曾说：“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
这世界上比卖国之贼更为危险的，莫过于“爱国之贼”了，因为卖国贼只敢躲在暗处施放冷箭，而爱国之贼往往以自由或正义的名义，站在道德的高处挥舞大棒，被打倒的人往往连抵抗和辩解的余地都没有，顺便还蛊惑了众多围观的吃瓜群众，衍生出更多的爱国贼。在文革中，无数爱国贼就这样失去了理智，大量受害者放弃了作为人的尊严，而当一切过去后，又有多少人因为悔恨和怀疑，失去了信仰。这场群体无意识的群众性运动狂潮，其根源我认为有两个，一为极端的集体主义，二就是不断洗脑。
有关集体主义，哈耶克曾有过精辟的论断，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只有自由了的个人，才能有更高的智慧。而当时洗脑的手段，比如搞运动、背语录、贴大字报和标语、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和口号，无一不是强化集体主义，并拉低群众智识和判断力的利器。于是多年后当我们读到汉娜•阿伦特所写的：“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便能理解，为什么在这场运动过去多年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依然存在着种种的乱象？我们的精神文明为什么始终处于一个不成熟的姿态？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屡屡面临被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境地。
4、太祖的野望
西方人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政治史，他们说：中国要么极端的个人崇拜，要么就是极端的无政府，这无疑是一个令国人不那么愉快的结论，但似乎也很好的将中国历史的循环规律，做了个精要的总结。但我想很少有某个时代，像文革时期那样，个人的崇拜和无政府状况并行不悖，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人治破坏同时进行的了。而这一切，作为运动发起人的本朝太祖，难辞其咎。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和组织形式，历来是提倡贤明政治的，即以少数精英执政，统御万民，而无民主的传统。据说太祖熟读《二十四史》，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精髓和历史运行的规律，深忧执政党重蹈中国历史的覆辙，我宁愿相信这场运动的本意和初心是好的，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加以利用，很多政策也是被狂热、激进人们扭曲走了样，从而导致了失控。同时我也质疑当时党内民主的执行，以及当时开国元老们的党性、党风和对待伟人的态度，要知道伟人也是人，也有弱点，也会自我膨胀，当太祖被众人架上神坛之时，怎么可能保持清醒和理智，而后期则只怕更是生活在谎言和蒙蔽之中。古人说，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而不应该是在巨人倒下之后，才纷纷跳出来控诉、拨乱反正，太祖的晚节不保，也是因为当时有太多的党内人士明哲保身、不能坚持原则的结果，这同时也是我党立国之初不纯粹的一面。对于一个崭新的政权而言，对民主进程和政治体系建设所形成的巨大破坏，其贻害流传至今。
今天当我们评价太祖时，无论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不足以撼动太祖的伟大和功绩，因为如果没有太祖，似乎我们的执政党连犯这场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但我也不赞成当下少数极左人士态度，终日感叹今不如昔，无法摆脱历史的窠臼，面临的也只有被日渐边缘化的境遇。
距离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四十年过去了，但文革的影响却颇为深远，因为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转型，都是相对易于接受和变革的，而社会心理的转型却缓慢与不易。与这场运动同时期被书写于历史之中的，还有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以及法国五月风暴，但与我们不同的是，后两者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一场真正的文化运动，年轻人们发起运动的主要目的不是政治诉求，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夺取政权。相反，他们对抗的是当时强势文化的腐朽与专制，诉求的是个人良知和个人选择，这也使得理性得到了重申，社会也就此重新调整了政治和道德立场。而我们在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痛定思痛之后，也得到了足够经验和教训，这才迎来了今天空前的盛世和发展。只是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沉浸在我们的骨子里，没能彻底改变，民智和财富，是社会繁荣发展平衡的两端，如果民智匮乏，财富便是积沙成塔，大风一旦吹过，便往往不易留存。《思痛录》中所讲述的这段历史，所能给我的最大启示，便是居安思危，并提醒我们在理性与启蒙的道路上，我们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距离依然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