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典批判读后感10篇
《双典批判》是一本由刘再复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热爱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大抵翻过，梁羽生的情缘缠绵让人感动，金庸的小说，则读完一篇，就感觉万籁俱静，灵台澄明，立志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古龙的小说不太爱看，总感觉抛开文学上的成就，其小说的内涵也就是《水浒传》的级别，比如其中女性，非妖即魔，几乎无一个人类，好人就是好，坏人就是坏，道德立场一旦设定，便无需考虑自然的人性。水浒传是初中时读的，一遍之后留下心理阴影，再无兴趣。
认识刘再复当然是从其”红学“开始的，这本《双典批判》的”双典“则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的，也不是文学层面，而是文化层面。大体来说，《水浒》集中国暴力哲学与一身，《三国》集中国权谋哲学于一身，这两本书既是中国传统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塑造了国民性。暴力也好，权谋也好，都是对人心人性的残害，个体的生命与自由，都被”排头砍去“了，而作为读者，也往往忽视了所有那些被残害，被”排头砍去“的故事配角甚或丑角，并被这暴力与权谋背后的一套哲学所说服，潜移默化之中小说背后的价值观就落到了现实生活之中。
这些批判之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条是”欲望有罪“，另一条是对”忠义“的批判。这两条在当今生活中依然影响广泛。正因为”欲望有罪“的逻辑，私人之生活与个体之自由一直遭受着群众毒辣的眼光，也因此，女性之解放在中国虽然表面上广泛，而实际上依然浅薄。而更重要的，基于这条逻辑，许多人可以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压制各方面的意见——按我们素来的逻辑，把一个人从道德上击垮，也就把这个人彻底地，全面地击垮了，他的一切专业的，不专业的意见，都不再有立足的基础。
对”忠义“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小圈子“文化的批判，对绝对正义与广泛博爱的精神的缺失的批判。儒家确立的等差秩序格局，当然是本乎自然的，却没想到得到了这样的一颗果实：等差秩序之外的，成了对立面，成了可剥削，可残害的对象。我们至今的思维，不论是发展自己还是评判别人，都难脱小圈子的思维，广交朋友，是为了互相”帮助“，估量别人，是看他后台是谁。
或许跟童年经历有关，我一直都带着一种弱者心态，总容易把自己放到弱势的一面，武侠小说读起来，最大的痛苦正是如此——自己就是路边那个卖水果的摊贩，日日起早摸黑，但与妻儿幼女，也有自己的幸福，天降横祸，只能问悠悠苍天！《水浒传》读来的痛苦，一直难以忘记。
所谓宗教精神，大抵就是抛开尘俗功利，真诚面对自我，面对人性的精神，就是从自我的苦难看到他人的苦难，从他人的幸福体验到自己的幸福的精神——就是真诚与慈悲。由此才能有自我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体谅每条生命在自由追逐幸福中所遭遇的苦难，欣赏其灿烂。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直面人性，以及他人的真诚，其”义利之辩“，所讲的是普罗大众之义，慈悲之义，而后儒家的发展，却终于脱离此宗教精神，陷入到“三纲五常”，人性的对立面去了。从这个角度看，或许说“五四运动”最可惜的是没能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当做批判标靶，却把孔圣人的牌子搬出来，并非没有道理。
《双典批判》读后感(二)：豆瓣是我的作业本之——从武松的暴力说开去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学汉语言文学的中国人，明清文学只读过《红楼梦》和《浮生六记》，《水浒传》原著只翻过开卷一二回，连电视剧也没看过几集。此次作业，思量再三，因古代文学课必须读《双典批判》，便又挑来《水浒传》中叙武松出身的十章先来看了，兼看了金圣叹的点评，以期能对《水浒传》有一个较客观的评价和较深入的解读。
金圣叹先生评武二郎之笔墨，真可谓一句三叹，不绝笔地将武松赞为水浒英雄第一。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之前更是批到：“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 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而刘再复先生则认为血洗鸳鸯楼事件是《水浒》中最严重的反社会事件，而且武松杀人之后的快活，金圣叹及其后世万千读者的叫好，莫不是对生命的践踏与漠视，对暴力的歌颂与赞美。在我看来，武松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具有多面特质的人物，他身上本来就有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一面，和鲁莽冲动、意气用事的一面。更何况金圣叹与刘再复先生站在文学欣赏和文化批判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他，当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了解了金刘二人对武松以暴制暴行为的看法后我对武松的暴力性格做了下面的解读。
首先，若要分析一个人物，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入人物的灵魂与生命，去体察其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具体遭际境遇。所有人都承认《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小说一开篇不是别人，正是“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朝廷官员不听劝阻，执意放出了天罡地煞。更以林冲为例，实在是一忍再忍，万般的不得已才被逼上了梁山。再看武松落草的经过，最初便是西门庆仗势与潘金莲通奸杀夫，且与知府官员勾结，才使得武松家破人亡又伸冤不成。大郎是二郎唯一的亲人，是他心底里最深的温存与牵挂。本来血性男儿便兄弟情深，更何况父母见背，相依为命。当武松将去京城替知县送递银两时，对大郎的声声叮嘱，无一字言及兄弟情深，却又字字句句把哥哥的事放在心上，像父亲叮嘱留在家里不经事的小儿子般，而武大更是不觉堕下泪来。正如金圣叹所言：“武大爱武二如子，武二又爱武大如子，武大自视如父，武二又自视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话来，妙绝。”而兄弟一别，竟是天人两隔，岂不痛煞英雄？身为打虎英雄，本县都头却连自己唯一的亲人都保护不了，刚烈英雄心中的那口气，岂能咽下？不得已只得亲自了结西门金莲之命，以致发配入牢。试问这第一起命案武松可以选择不杀吗？而此时的武松，绝不是鸳鸯楼中的武松，他深知“冤有头，债有主”，绝不妄害了一条多余的性命，武松绝不是以杀人为乐的，而是对生命怀着极大尊重的，哪怕是哪怕是对刘再复先生所说的“圈外”之人。且不说十字坡上他劝阻张青不杀二位押解他的二位公人，连王婆这杀兄的主谋武松都是不杀的。可见武松绝不是一开始就是鸳鸯楼上那杀红了眼的武松。他在处理大郎被杀这件事上，怀着极大的悲痛，仍能冷静地搜集证据，告官，以及自首，也明明地说明了武松最初是对官府怀有寄托和希望。接下来，在一帮势力小人中唯施恩出手相救，武松便以豪侠之气认施恩是个兄弟，面对兄弟被欺负，更何况确是蒋门神仗势欺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武松便一气之下醉打蒋门神，把他赶出了快活林，而绝不像我这等疑心甚重的小女子，认为施恩实在是在利用武松和他人争抢地盘。为此，他和为张团练算是结下了梁子，面对张团练的陷害和以死相逼，才最终在杀人与被人杀的抉择下，走上了最后落草为寇的不归之路，于鸳鸯楼上大开杀戒。我所理解的武松在鸳鸯楼上的大开杀戒，正如同林冲在风雪山神庙的大火中的总爆发，是英雄豪侠的长歌当哭，当然豪侠是不唱歌的，他们杀人。当忍受应经到达了极限，每个被苦难煎熬到不能忍受的人总该有自己的出路，刚烈暴躁的英雄终于在血刃敌手的快意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脱。此时，飞云浦上被逼上绝路武松，便只剩了一句“恁地饶你不得”，他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纯然忘我的境界，在他眼前的不再是十五口活生生的人命，他砍杀的是生命本身的悲痛，和这个没有公平可言的世道。
从上面贴近武松个体生命的分析来看，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实在是那个世道里的必然。杀人固然是错的，武松自己也深知，不然他也不会在杀嫂之后自首，自愿服刑。我们做道德评判固然是简单的，但我们果真能给那个境遇下的武松提供一条更好的出路吗？
红楼梦中如大观园般的花柳繁华地，当然是每个人心中最最眷恋的境界，生于这样一个温柔富贵乡中的宝玉，自然可以养成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情怀。但是从小混迹于江湖中的粗疏汉子，他们满眼所见都只是男盗女娼，官匪一家，他们没有得到高雅的教养，只有一颗未经雕琢的太容易受伤和伤人的单纯的心，自身遭际都只是不公和家破人亡，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拥有博爱天下的神性呢？水浒中的英雄之所以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原本就不是因为他们悲悯地营造了一个供生命安息的理想天堂，而是在于其中的英雄做了我们想做却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我们的悲哀和愤怒在他们的反抗声中得到了最畅快的释放。
作为看客的我们，终于以武松的身世从另一个角度进入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一样充满着浓重悲剧色彩，而在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平淡的欢笑所掩饰着的世界。我们满腔的怨恨和委屈终于在书中的血光里抵达了极近末路的终点，这是一种直击生命郁结的畅快。
刘再复先生认为，国外的经典都是悲悯人生的，而绝没有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漠视生命的。我认为，双典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脱胎于勾栏瓦肆间的说书唱讲民间艺术，后来的修改成书也是由于其故事在民间广受欢迎。这两本书本不是文人的自觉创作，作为民间文学它突出的特色不是对人生的深广思考，而是切合大众口味的传奇人物和故事。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同于西方文人自觉出于哲学思考和社会思考所创作的戏剧、小说，本就是抒发世人愤懑的，不应该承担教化世人的社会责任。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种反社会的倾向绝不是单单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他存在于一切对社会正义性发出质问的生命。
二十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喧闹不安，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少数种族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社会舞台上的崛起，面对内忧外患，激烈的社会动荡令得激进的青年人们产生和传统对抗的情绪，对现有体制和生活状态的疑虑，反抗主流神话成为他们运动的目标。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了嬉皮士，从爵士乐中演化出了摇滚乐，好莱坞电影也酝酿着一股离经叛道的文化暗流。一批年轻导演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反映与旧的生活观念相冲突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强烈"反文化"色彩。1967年上映的《雌雄大盗》宣布了"新好莱坞电影"时代的到来。本片根据美国历史上著名雌雄大盗邦妮•派克和克莱德•巴罗的真实经历拍摄。
30年代的美国处于经济低潮，失业率急剧攀升，许多人生计发生问题。克莱德在一间空屋前面看见一家人驻足观望，依依不舍，询问之下才知道这原是他们的房子，后来因为付不起贷款被银行没收了。激于义愤，克莱德对屋门前银行的封条开了一枪，而决定开始抢银行。 邦妮看到克莱德正要偷她妈妈的车，二人由此相遇。之后，一伙人展开了公路亡命的生涯。逃亡毕竟会有终点。邦妮与克莱德被告密者出卖，乱枪响起，二人被打成筛子。
和梁山好汉一样，邦妮和克莱德虽然抢劫，但他们却对到银行取款的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杀人的，克莱德失手杀人后特别内疚，一个劲儿念叨“我不想杀他”，天真的他们甚至和一个被他们抢了汽车的富人及其情妇成了朋友。和中国的百姓一样，当他们落荒而逃时，美国贫民也把他们当作英雄看待，给他们水喝，他们死的时候，无数美国群众去把他们的那架车连皮带屑都扒拉走了留作纪念。影片结尾处被电影史反复称颂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将这一悲剧升华了，它道出的事实是政府、法庭和警察对两个鲜活生命的屠戮。这同我们《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又是何其相似。我举电影《雌雄大盗》的例子是想说，以暴制暴绝不只出现在中国，也不只在中国受到崇拜。古今中外，只要存在对社会的不满，这种暴力和对暴力的崇拜就会存在。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尤其是无知的少年把好汉们原本迫不得已的暴力当成时髦去崇拜。文化大革命中展现出少年们触目惊心的暴力不能不说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水浒”所代表的暴力文化的影响，而当今一些中学生间存在的小帮派也确实有“水浒”文化因子的影响。同样的，美国后来新一代的嬉皮士其实是一帮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他们借着嬉皮士的名义，做一些与嬉皮士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具迷幻色彩的轻摇滚乐、宣扬爱与生命的赞歌被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无意义的尖叫代替。
双典虽然代表民间文化，但是这两本书以及精湛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被推上这样一个至高地位之后，不免就要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我认为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所质疑的正是这两部民间文学经典背后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弊端与糟粕，水浒中凶蛮暴力对生命的残忍践踏，以及三国虚伪阴险的政治斗争对人性的扭曲。同时，也是在质疑思想上未经去粗取精的民间文学是否该被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承担作为文学经典所应承担的思想导向方面的责任。作为文化学者的刘再复先生，敲响反对以暴制暴的警钟，是十分有必要的，他避免了许多确实走投无路的少年真的变成沾染了人命的杀人凶手,毕竟，不管怎样说，杀生本身就是邪恶的事情，更不要说杀人了，有良知的现实中的人都会被负罪感所压迫和纠缠，要么就是被异化成真正的杀人狂。这些都是可悲可哀的。同时，刘再复先生的大声疾呼也防止了一些被血腥激情点燃的为暴力而暴力的孩子，走上歧途。更为重要的是，他唤起了们对于以暴制暴的正义性的反思，他引导我们去寻找一条正确的路，建设一个真正能够不凭借暴力也能彰显公平的清明世界。
《水浒》注定依然是经典，它依然会以其高超的文学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只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再需要靠学习水浒英雄的暴力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双典批判》读后感(三)：《双典批判》读后杂感
1、中国有句老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句老话的起源已不可知，但流传很广，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影响这两部经典的大范围流行。
2、文化是一个道不清、说不明的东西，但是有不得不说。四大名著作为民间文本是文化的天然最佳载体。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是否能准确把握文化的脉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可以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3、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典籍文化与行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这几对相对立的角度是任何文明中观察文化的必要观察切入点。这样的对立它们也是相互相成的，互相影响（总体来说精英到大众，典籍到行为，大传统到小传统的影响更为显著）。如何来厘清之间的影响的过程、效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本书作者通过民间文本以文化的变形的角度来展开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至少基本还是能言之成理的。
5、文化批判对于中国正处于历史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来说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而且因外力及内部的各种原因来断，迄今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按刘再复的观点批判至少分清文化原形与伪形，如果采取一锅煮的方式来进行批判是对祖先、传统的最大的不恭。
《双典批判》读后感(四)：林岗：地狱门前的思索
刘再复89年去国远游，正值学术研磨和积累的盛年。不少他的朋友为此惋惜，他自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人生考验。然而，他的人生正是在颠沛流离的异国漂流中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完成了心灵与精神生命的蜕变。二十年来，语言就是他的故土，语言就是他的祖国。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并不能截断由语言纽带连接起来的文化与精神的通道，顺着这条由圣哲先贤、先知前辈构筑的神秘小道的指引，他接通精神血脉，在遥远而陌生的土地抒写性灵，寻绎人性，反思现实，探索历史。一如八十年代时那样，他在文学创作和学问探索两个方向用功，笔耕不辍。一面以饱含深情和智慧的诗性文字，绵延着文学的血脉；另一面以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承继着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的问学传统。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有《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共悟人间》、《阅读美国》、《沧桑百感》、《面壁沉思录》、《大观心得》等漂流系列散文，共十卷；而学术著作也在思想史、文学史和作家评论等数个方向上展开，先后出版有《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称为“红楼四书”的关于《红楼梦》的四种评论，还有《现代文学诸子论》、《放逐诸神》、《高行健论》、《罪与文学》等多种著作，还有产生广泛回响的与李泽厚的对谈集《告别革命》和海外访谈集《思想者十八题》。刘再复的学术眼光在去国之后益加深邃，学术视野益加宽阔，学术境界亦进入纯粹之境。近日读到他刚写完的新著《双典批判》，更是深有感触，他的思想锋芒一如往日。
一、
“双典”是刘再复书中用语，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今次，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几乎是最多国人阅读，最受读者和通俗媒体追捧的古典小说。水浒和三国不仅是被国人阅读了数百年，而且是被国人崇拜了数百年。如果以不计阅读质量而仅计算发行数量，笔者相信“双典”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古典小说，在红楼、西游、金瓶之上。文学批评关注的虽然只是小说，要是算上说书、鼓词、评弹、影视、漫画、网络游戏等古老和现代的媒介形式，那水浒和三国的流传程度，更是惊人。“双典”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三国迷”、“水浒迷”，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三国中人”、“水浒中人”；“双典”既是语言文字载体的小说艺术，又同读者的崇拜、批评的追捧、其它媒体的利用一起，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以一人之力与这种文化现象抗衡，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具有震撼性的，对“三国迷”和“水浒迷”无异于当头棒喝：
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最大最广泛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两部经典。可怕的是，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在影响和破坏中国的人心。并化作中国人的潜意识。现在到处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到处是具有三国文化心理和水浒文化心理的人。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正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
不过，刘再复也是讲道理的，他并不是要做故作惊人之论，并不是要跟中国无数的“水浒迷”、“三国迷”过不去，而是把自己对作品真切的见解提出来，唤起读者的思索。哪怕是不认同刘再复的看法，也不要跳将起来，而是要心平静气，好好想一想，他提出的问题值不值得我们顺势检讨“双典”的基本价值观。文学作品是以潜移默化之力去影响读者和人心的，也就是梁启超说的“浸、熏、提、刺”的作用。艺术的水准越高，修辞越加精妙，如果它的基本价值观是与人类的善道有背离的，那它的“毒性”就越大。就像毒药之中加了糖丸，喝的人只赏其甜味，而不知觉毒素随之进入体内。水浒和三国正是这样艺术水准很高而修辞精妙的文学作品。刘再复虽然批判“双典”，但并不否认“双典”的艺术价值。而正因为它们的艺术性，才要将被伪装包裹起来的有问题的文化价值发掘出来，郑重地指出来。用他的话说，这两部小说的最大问题是，“一部是暴力崇拜；一部是权术崇拜”。
刘再复是以文化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两部小说的，他把水浒和三国的文化现象放在漫长历史演变中观察，提出了“伪形文化”的问题。刘再复受斯宾格勒的启迪，从斯氏《西方的没落》中分析阿拉伯文化的“伪形”演变，而联想到中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伪形”问题。不过斯宾格勒以为宗教力量的渗入是引起阿拉伯文化“伪形化”的原因，而刘再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新解，认为中国文化的“伪形化”不是由于外部文化力量的融入渗透，而是由于“民族內部的滄桑苦难，尤其是战爭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原因。笔者以为，这确实是一个对历史有锐见的观察。
晚清时期进化论思想弥漫中国的知识界，以为努力进化，人生与社会也必将臻至一个尽善尽美的境地。章太炎先信后疑，提出“俱分进化论”，抗诘来自西方的这股“科学乐观主义”。他怀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看法，而以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章太炎这“恶亦进化”的思想，与刘再复《双典批判》讨论的文化“伪形化”，实在就是异词而同指，“伪形”其实就是人类恶根及其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积累和沉淀。返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历史是朝着道德至善的方向进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善根在发扬光大的同时，恶根也不甘示弱，所以人类的为祸也呈层级递进之势。这一点，中西皆然。“伪形文化”开了苗头，也如同杯中茶垢一样，日积月累，越来越厚，而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习非成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欧洲史上，迫害异端是其文化的“伪形”之一。从罗马帝国时期迫使不甘就范的基督徒徒手与猛兽搏戏于斗兽场，到中世纪教廷对付巫女、异教徒的火刑柱，再到二战纳粹以工厂流水线的现代技术屠杀犹太人。这种迫害异端的“恶的进化”使人触目惊心。
刘再复揭出“双典”崇拜权术、崇拜权力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由来有自。从先秦诸子开始讲“术”讲“势”，教导人主如何使用“诡道”，以四两拨千斤。同时，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局面开创了巨大无比的官场舞台，供各式人主、人臣于其间长袖善舞。历经兵燹人祸，朝代更迭，权力舞台如走马灯来来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的残忍苛刻、阴谋诡计不计其数，这种反复进行的逆向淘汰，终于在元明之际结晶为它的“伪形”表述——叙述一场场勾心斗角故事的文学文本，成就了一本中国人生的通俗教科书。任何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都不能否认小说三国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联系，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国人的追捧，亦只有从这种历史和文化中才得到说明。北宋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就写过一位与罗贯中笔下三国诸君貌异心同的人物，这就是历事五姓九君而与孔子同寿七十三岁而亡的冯道。他的寡廉鲜耻真是堪当虚拟的文学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恰当匹配。怪不得欧阳修在冯道传的序文中感叹：“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而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从先秦诸子的讲“术”讲“势”，至五代史冯道出神入化的运用，再到《三国演义》的荟萃提炼，或以为这就是权术文化的炉火纯青，达到了极致了吧？孰知不然，它的当代演变还有更精彩的“集大成”。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提到他文革中痛切的经验，知晓所谓“政治斗争三原则”：
1，“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2，“结成死党”；3，“抹黑对手”。
这个总结，比之《三国演义》更画龙点睛，也更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不是使一个国家的政治迈向文明和人道的现代性，而是迈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演变数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伪形”。这是绵延不断的“恶的进化”，这是讲究权谋术数的渣滓。
同样对造反性的暴力无条件的崇拜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演变而形成的“国粹”。暴力相向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与人类相始终的现象，但是对于造反的暴力在伦理和道义上给与如此积极而正面的价值，在各大文明传统中，恐怕是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西方世界给与造反性的暴力在伦理上的首肯始于现代史上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笔者相信从神话至文明史的开端便是如此。如果这也是人类史本身一种伦理的“突破”，则中国文明无疑是先拔了头筹。可惜的是这种“先知先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沉重的伦理包袱。如何评价造反性的暴力在中国史上的意义，也许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楚的。但是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灾难性的“伦理突破”，它连同它造成的历史灾难确实应当唤起现代中国人反省此种政治伦理。从古至今一贯不容置疑的暴力造反的正当性，应当被放在现代政治伦理的天平上拷问。
当年齐宣王与孟子论起汤放桀和武王伐纣的事，因汤和武王都曾向桀和纣称臣，至少是伪装地称臣，所以齐宣王略有挑衅地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不料孟子起而强辩，“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这段对话是中国政治伦理学史上的一个分界线。一夫是否可诛，这是一个可容辩论的问题。但从此以后，臣诛君、民诛官、下诛上，甚至彼诛此，都可以借助“诛一夫”的旗号下进行而有了充分的道义正当性。孟子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不仅仅是他个人“好辩”的产物，而是表现了悠久的民族集体意识。比“诛一夫”更流行的古代口号无疑就是“替天行道”了，“一夫”的抹黑毕竟比不上“天道”那样崇高而有美名。而比“替天行道”更通俗的现代口号是“造反有理”。现代的降临伴随着“天道”的隐替，“天道”无人相信了，当然就比不上“有理”更加鼓舞现代人心。至于有什么理，则不需说明，这“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带着一股横蛮无忌、勇往直前的“现代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领教过了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千条，有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什么理，老人家还是没有讲出来，我们可以视作这代表了路人皆知而不必讲的常识，连老祖宗的精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它不是日常生活的常识是什么？
翻开历史，历代揭竿谋反的豪杰之士无不利用“天意”来佐证暴力的正当性。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口号的造反始祖陈胜、吴广，当年便自书“大楚兴，陈胜王”，将它塞入鱼腹，置于鱼肆，再阴使人取回剖开，示愚民百姓以为“天意”，又使心腹夜晚学狐狸叫说，大楚当兴陈胜当王。将这种伪造的天垂示当作自己“替天行道”的证据。汉末张角行五斗米道，自编民谣，“苍天当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使亲信传唱，以为民谣。元末红巾军谋反前，好事者先凿一独眼石人，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趁着月色将它埋在即将开凿的河道中，并预先散布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待开河民工掘出石人后，谋反者群起煽动，以为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由此而展开轰轰烈烈的元末群雄大起义。水浒所写两个造反的头领，晁盖和宋江都善于运用此种由来已久的手法，证明啸聚山寨，暴力揭竿的正当性。晁盖等七人策划取“那一套富贵”生辰纲时，晁盖便向众人说了自己的一个梦兆，“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一个实际上的抢劫行为，经梦兆的打扮就成为“替天行道”的光荣。诸路好汉“小聚义”于梁山，经过一番推让排定座次，宋江便津津乐道给他带来灾难的民谣：“‘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在宋江身上。”他的应声虫李逵闻声跳将起来呼应：“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无论古代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的“造反有理”，笔者相信，草根的复仇和被压迫者原始的仇恨本身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造反者的暴力在中国史上可以那么血腥、残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上政治伦理的力量，才能说明它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因为政治伦理就是意识形态，它给人的行动赋予正当性，当一个暴力行为被说明了是“替天行道”或“造反有理”的时候，当事人便只觉得其合理，而不觉得其残酷、血腥。当风云际会，人们集合在这种正当性的旗帜下之时，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就被组织化了，组织的力量便把暴力的灾难推向更高的层级。人的良知和天性被这种意识形态层层遮蔽，往而不返。当我们观察历史上暴力现象的时候，深感可怕的甚至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把暴力打扮得合理正当的这种“替天行道”和“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当我们从当代的暴力灾难远溯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绵延而累代加强的这种文化的“伪形化”。此种“恶的进化”造就了中国文化中对造反性暴力的崇拜。
二、
权谋术数，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它的市场，本无足怪。但是由于有了三国，它获得了生动而通俗的表达方式，耳濡目染，口沫手胝，于是造就了传人无数；同样揭竿谋反，有国家神器便有它的存在。但是由于有了水浒，一纸风行，深入人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它使勇者效法，“该出手时便出手”；它使心窃喜而怯者元神振作，“风风火火闹九州”。三国和水浒传递的拙劣的文化价值及其老少皆宜的魅力使得“双典”成了国人“厚黑之学”的最为通俗而引人入胜的教科书。在历史上，“厚黑之学”教导出来而最成功的门徒其实就是中国最末一个朝代——清朝——的统治者。清人得以定鼎中原，《三国演义》之功不可没。如果当年不是皇太极效法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反间计使崇祯杀害了满洲闻之胆丧的明朝边疆大将袁崇焕，清人的入关乃是难以想象的。说不定一部国史没有什么“清朝”的字眼而只有“后金”。一本通俗小说开创了一个朝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儿夸张，但是只有那些食髓知味的实践者，才会对坊间的演义小说感激涕零，深知其价值。文学的作用从来就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无法将它数量化，也无法将它实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作用可有可无，看看“双典”的风行程度，便可知它们潜移默化的力量巨大。
对于三国和水浒其中的负面遗产，其实本来是应该好好清理的，尤其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文明和建设自己现代生活的时候，崇拜权术和崇拜暴力可以演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或以为历史不能假设。当然过去了事情不能重来，但通过假设我们能够看清历史，能够分清善恶，能够辨明义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胡适就认同五四新思潮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运动。而被置于“重估”的那些价值中，恰恰是缺漏了水浒和三国，而儒家和孔夫子则被置于清算的火炉上烘烤。九十年过去了，事后想来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当年的“战略误判”。这个误判或许与先驱者造反心理存在某些联系，对一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喜好的东西有一种不加鉴别的奉承倾向。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中，“平易”和“通俗”的文学就列入未来向往的目标。按照胡适白话文和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标准，水浒和三国与五四文学革命除了它们属于古代的之外，其他并没有冲突。由于它们语言选择和民众喜爱，“双典”逃过了五四文化价值的“重估”。不过，我们不能由此而苛求五四，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是漫长的，价值的“重估”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刘再复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提出“双典”批判的话题，正是对五四“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传承，也是补足了五四未能完成的“国民性”检讨和批判的一课。
正如刘再复在《双典批判》指出的那样，鲁迅其实是明确意识到水浒和三国与国民性的深刻联系。鲁迅的话可以作证：“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緣故。”没有国民拥戴的基础，任何小说都不能“盛行”。既然盛行，当然就有“三国气”、“水浒气”，代有传人而子孙徒众。不过可惜的是鲁迅就此打住话头。究竟什么是“三国气”，什么是“水浒气”也没有明确道出来。把话挑明，“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它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双典批判》将水浒和三国这方面的问题摊在至善和人道主义的阳光下来讨论，从小说的故事及其叙述中发现问题，将鲁迅当年的问题意识，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地步。笔者觉得，刘再复提出“双典”存在的暴力、权术和对女性态度这三大问题，实在值得好好检讨。
三国和水浒的成书并非像通行本署名的那样是由罗贯中、施耐庵写出来的，这已经是学术圈的共识。这两部作品是由很多至今都不知名的说书者创始了众多不同的流行话本或故事底本，再行由文人汇集、增删、整理、润色、编定而成的。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部古典小说集合了来自不同甚至矛盾的文化价值观，但是他们最基本的层面、最大量的叙事确实是传达出文化“伪形”的信息。刘再复将它概括为对暴力的崇拜、对权谋术数的崇拜和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这并未有冤枉“双典”。水浒讲述的是各式不同的江湖好汉揭竿造反的故事，而三国叙述的则是汉末群雄争霸的故事。我们都会认同，故事的题材并不能决定故事讲述所隐含的价值观的选择，所以“双典”的文化“伪形”，崇拜暴力和权术，并不是因为故事的讲述选择了这样的题材，完全是因为作者的叙事伦理，即由于作者在故事的讲述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观念，它们认同或加强了故事角色那种违背至善之道的卑劣行为；或者至少是叙述者是带着亵玩的态度品赏故事角色的残忍而伪善的行为。文学所以潜移默化影响读者，它往往不是像宣传那样由外面灌输，而是通过看似与故事本身天衣无缝结合在一起的叙述者传达的叙事伦理，令读者不其然地影照于眼前，默识于心。古人所谓词曲小说，移人心性，说的就是这回事。所以，“双典”的崇拜暴力和权术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作者所持的叙事伦理，违背了文明的原则，违背了人道精神。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所讲述的是逆臣篡权弑君的故事。麦克白杀害无辜老王的行为不亚于梁山的好汉，而麦克白的阴险、权谋亦不让于三国群雄。如果单以题材而论，《麦克白》的故事更加牵涉血腥、阴险和卑鄙，但是莎士比亚面对宫廷阴谋的题材，却写出谴责暴力和卑鄙权谋的不朽悲剧。如果以这一点与水浒和三国比较，两者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作者所持的叙述伦理的不同，不惟不同，简直有霄壤之别；两者的思想境界、人生境界、美学趣味，其差别有如天上人间。文学，如《麦克白》可以称作伟大和不朽，而如水浒和三国则只能叫做流行和平庸。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略加引用。第二幕麦克白刺杀了睡梦中的国王后，听到了敲门声，莎士比亚让这位权欲熏心的逆臣来了一段道白：
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欲望、贪婪通向了可怕的罪行，而可怕的罪行通向了无休止的恐惧和心理紊乱，这恐惧本身就成了对罪行铁板钉钉的确认。这段麦克白的独白，既是角色的心理活动的表白，也是叙述者无言的谴责和批判。莎士比亚的类似笔法再见于第五幕麦克白夫人自杀的消息传来，麦克白预感来日无多而作的一段诗一样美的念白：
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
一天一天地蹑步前行，
直到最后的一秒钟。
我们所有的昨天，
不过替傻子照亮了通向死亡的路。
要熄灭了，要熄灭了，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
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戏子，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
它是一个蠢人讲的故事，
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全无意义。
这是既是麦克白由贪婪而引发的弑君篡位的邪恶行径即将落幕收场时的悲鸣，又是对贪欲的哲学的反思，更是对罪行的审判。莎士比亚就是这样，讲述出来的事件本身和叙述者对它的态度是有清楚区别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莎氏对罪行的谴责和批判，道义的审判始终凌驾了题材本身。作为事件的故事虽然是阴暗的，但却有一道人性和哲思的光芒照亮了这阴暗的地狱。叙述不是对弑君篡权的血腥阴谋的默认、玩赏和无评价的呈现，而是伴随着最严厉的谴责、最富智慧的嘲弄和最富有道义感的审判，而这谴责、嘲弄、审判恰恰就是融化在对人物及其行为的叙述之中的。
以此返观“双典”的故事讲述，则境界的高下立见。让我们举水浒所写武松的例子。武松杀嫂获罪流放到孟州，以义气相感，效劳于营管儿子施恩，为报蒋门神侵夺家财而最后演出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个报仇雪恨的事儿看起来颇有大义凛然的味道，但看过恩仇的来龙去脉之后，却觉得施恩也是一个巧取豪夺之徒，他与蒋门神以及背后的张团练、张都监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施恩一家的发迹勾画出一幅活生生的图景，讲出中国社会中靠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暴力的威吓从事垄断经营而大发其财的秘密。武松效法于这样社会恶势力，而醉打蒋门神，人虽勇而天良泯灭。作者却将此事当成善恶之争，期望写出武松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何其善恶不分，良知泯灭而至于此！可以说武松的这种“义气”全无价值，简直就是流氓气，若剔除了叙述者美化之词，武松此举充其量便是一个街头流氓的所为，一个地头恶霸的打手。事件的叙述虽然生动，但笔者深为作者的才华惋惜，因为作者欠缺至善的人生价值和慈悲怜悯之心，使得绝世的语言表现能力只能写出一场街头闹剧。及至血溅鸳鸯楼，武松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一刀一个杀死的共十五个人之中，只有蒋门神等三人与事件有关，其余都是无辜。对于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戮，叙述者让武松杀戮之余，留下自以为精彩神勇的一笔：“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俩，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里写的固然是角色的行为，表现了角色的无所畏惧，但作者的落笔也不可能是单纯的角色行为，这角色行为本身便传达出叙述者对此种的行为的肯定和赞美。因为叙述者在这里要表现的主要不是杀人行为的本身，除了手起刀落，也无太多细节。作者主要表现的是杀人杀得大义凛然，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杀人杀得神勇无惧。这角色的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和神勇无惧本身，便包含了作者的残忍、嗜血和善恶不分。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说：
中国的评论者和读者，只求满足自己的心理快意，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当然，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可惜没有觉悟到。武松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那些杀小丫环、小女儿和底层社会的马夫等血淋淋的举动，是可以忽略不记的。
三国故事叙述所表现的伦理观念，表面上看与水浒大有区别，好像水浒犯在善恶颠倒或善恶的界线不分，而一部三国忠奸邪正则自始至终念念不忘。但是掀开这层表象的区别，实质还是很接近的，“双典”都病在叙述者价值观的庸俗与浅薄。与水浒的善恶颠倒不同，三国的叙事伦理出在它的教科书心态，犹如自恃自家的宝贝，生怕世人不知，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摆谱，玩赏小智权诈。作者犹如一位教匠，启蒙教众。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作者是出众的教匠。教什么呢？自然是权谋厚黑一类。《双典批判》说中了它的要害：“《三國演義》是中國权术的大全，机謀、权謀、阴謀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國权术術的各種形态。全书所呈現的政治、軍事、外交、人际等領域，全都突显一個「詭」字，所有的權術全是詭術。”它的忠奸邪正，以刘蜀为忠正，以曹魏为奸邪，这道统观是外加上去的。无论忠奸，都奉权诈为宗，无论邪正，都是奸狡的豪雄。其中所写的种种得意权谋，多数不见于正史，如桃园结义、貂婵美人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孔明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掷子、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等，史书上并无一言道及。有的是根据正史一言半语或野史杂乘无根之谈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顾草庐、曹刘煮酒论英雄和刘备种菜园子等。当然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认为史书所无，演义就不许虚构和添加，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籍着中国官场或人生的一般经验从中提炼而加诸三国人物的身上。而作者所注重添加的成分，恰恰是权诈阴谋一类。作者要把现实人生中种种权谋机变之道做一个集中的展示，以为后学效法之用。三国作者的这个用心，我们不能说它险恶，但至少是平庸，缺乏崇高的人生境界，缺乏人文的关怀；就历史观念而言，也是浅薄的，远不如《三国志》或《晋史》。
刘再复的《双典批判》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双典”阅读史的问题。三国和水浒以接近于现今的版本流传，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的阅读流传史上，暴力崇拜和权术崇拜的阅读，始终是占据了主流的位置。这固然是“双典”的文化“伪形”和它自身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明清之际的评点家的推波助澜也是要负上很大的责任，这同样是一笔阅读史上的宿债。正是他们当年漫无节制和不负责任的褒扬，形成了此后一代有一代读者的“前理解”。而缺乏批判眼光的读者，自觉不自觉便先入为主，接受他们的观点。看一看至今都流传不息的对武松和李逵的褒扬，看一看坊间层层不穷的“水煮三国”、“三国的商战理念”、“三国官场之道”之类的书，就可以知道明清之际的评点家大有传人。在水浒评点中，容与堂本署名李卓吾评本和贯华堂金圣叹评本影响最大，而流毒也最广。刘再复的指出十分中肯：
李卓吾的水浒评点，其致命的错误是对暴力的化身李逵的崇拜。他之后，金圣叹延续这种崇拜，但他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武松，并献给他一个“天人”的最高桂冠。而李卓吾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李逵，他献给李逵的最高桂冠是“活佛”。
“天人”和“活佛”两顶帽子戴在武松和李逵身上，可谓荒唐之极。这两人是水浒着墨最多而最为暴力的两人，作者对暴力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籍着他们的故事传递出来。明清评点著力鼓吹两人无道放纵的杀戮，可谓失教丧心，任性张狂，一如晚明揽妓纵酒的狂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病态。值得指出的是，其实金圣叹是看出水浒故事的杀戮性的，例如贯华堂本他写的《序二》，说到水浒一百单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不过，水浒一干人，除宋江之外，他采取的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评点策略。他的上述认识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文本评点之中。或许是那个时代他也有隐衷，对情之所钟也不得不用虚以委蛇的手法遮掩一下，也未可知。但是他所遮掩的恰恰是丝毫不用遮掩的，而他肯定的恰恰是最不值得肯定。他具体肯定最多的两个人，恰恰就是水浒的两架杀戮机器——武松和李逵。金圣叹此评为后世评家，开了恶例。这笔评点家不负责任的遗产，也是要好好清理的。
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时候，笔者知晓刘再复有一个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他要写一部自晚明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的精神史。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学术兴趣与五四新思潮的“重估一切价值”和批判国民性有内在的关联。五四新思潮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也自有它深刻的地方，然而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尤其是思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带有负面价值的东西，批判而扬弃之，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五四新思潮是过去了，但是它开创的民族自我反省的思想课题却是未竟之业。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是他对五四新思潮反思国民性的未竟之业多年系怀于心的交代，也是他去国之后于颠沛流离之中矢志不移追求自己学术理想的创获。他新著完成，嘱我写序文。我读后有所感，于是便借题发挥，序不敢言，仅附于骥尾，与读者分享阅读《双典批判》的所得。
《双典批判》读后感(五)：解读《水浒》：弥补道德的时差
□原业伟
在中国的名著中，《水浒传》是最难改编的一部，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其他名著尽可以原汁原味地搬上屏幕，写入课本，人们评判的标准是“像不像”；《水浒传》则必须经过现代思维处理才能展现，否则专家大呼“暴力血腥”，即使普通读者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竟有如此行径也无法理解。现代思维的重新阐释则见仁见智，在对古典小说的解读中，没有哪一部有《水浒传》的评注文章这样精彩。且让我们从鲍鹏山先生的《百家讲坛》说起：
对于一位以先秦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甫一上讲坛讲解《水浒》，便从金圣叹讲起，是最有把握的讲法。接受金圣叹高明的审美，批驳金圣叹借助水浒英雄的暴力意淫，正是鲍鹏山的发端。鲍鹏山先生的中心议题在于以《水浒》激起人们内心的正义，从而在黑暗无助的时代，用人性的温暖照亮一方天地。
金圣叹的《点评水浒》是研究《水浒》的必读书目，在中国文学批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整个传统小说美学的发展举足轻重。以后研究《水浒》，大多数都是顺着金圣叹或者反金圣叹来说的。
再举一端，孟超在二战期间发表以梁山喻延安的《水泊梁山英雄谱》，反对金圣叹对武松“神人”的评价，认为作为施恩打手的武松，品行不如鲁智深、阮小七等人物彻底、快人快语。孟超甚至为李逵杀死小衙内这样众多批评家一致指责的冷血行为辩护，深恐小衙内长大成人，成为高衙内这种恶霸。这种以敌我双方划清阵线的观点，主导了20世纪下半段的整个《水浒》评价，茅盾、毛泽东都持这种思路。
有教授提议从中学课本中删除《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听起来似乎天真近于幼稚，低估了中学生的暴力承受能力。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全貌，乃是学术界提倡以整体人性化的思维审视《水浒》等名著，发现了其中的“道德时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社科院前文学所所长刘再复2010年的新作《双典批判》。刘再复先生批判《水浒传》，“借此走出噩梦，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图像给自己投下的阴影。”然而他借助爱伦·坡的话道出了《水浒传》恐怖的来源，“恐怖不是来源于德国，而是来源于灵魂”，同样，名著中的恐怖根源在于古代中国传统中的道德缺失，尤其是与现代道德图谱比对时更为鲜明。畸形道德观根植于中国人的灵魂，并通过文化基因世代相传。
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强调的是《水浒》《三国》中高度凝练的写作手法，“圆形人物”的塑造方法。如今，他更进一步，以人性论为参照系，系统发掘《水浒》中细节流露出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对于国人认清传统，反省自身很有好处。尤其是，以暴力为基调的电子游戏、影视剧甚嚣尘上，视人物为玩偶、缺乏现代观念的故事充斥荧屏，这些重新审视尤其使我们警醒。当然，《水浒传》中也有着亲情（不同于孝道的李逵母子之情）、朋友情（除了刘再复注意到的鲁智深，还有燕青对卢俊义）、兄弟情（武松兄弟）毫无保留的真情流露。这是血腥与黑暗掩饰不住的人性光辉，这种男人与男人间的情感震烁天地，是西方人性论难以包容的。作为对比，刘再复评论《西游记》强于《水浒传》之处，在于同是造反，《西游记》造反有度，紧箍咒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吴承恩的智慧和理性孕育在紧箍咒中。这个评论很有见地。不过他说“孙悟空从未斩杀过一个无辜百姓”就想当然了，他不小心遗忘了，孙悟空第一次回花果山就飞石砸死了500猎户。猪八戒则一次摔死了百花羞公主的两个孩子，仅仅因为他们是私生子。这是那个年代的道德观局限，并非《水浒传》一本书的过错。
刘再复提到《水浒》《三国》不如《红楼梦》的地方，在于《水浒》《三国》没有童年的描写，仅有童年的梦魇。王小波先生如果在世会说，以成年人的智力，应该有成年人的读物。
在国内对《水浒传》口诛笔伐之际，海外对《水浒传》的接受却是风生水起。赛珍珠《All Men Are Brothers》作为《水浒传》最为风行的海外版本，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后来赛珍珠写作她那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的时候，将《水浒传》里潘金莲哭武大郎的描写几乎一字不差地放入结尾处梨花对王龙去世的哭泣中，只不过把干号改成了饮泣，喜剧变成了悲鸣。这说明了《水浒传》的文字魅力。
关于《水浒传》的翻译，赛珍珠采取的是异化（又称陌生化）的手法，几乎是逐字直译，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If there has been the least dishonesty may Heaven strike me and Earth destroy me（毫厘昧心，天诛地灭）.”同样的句子，沙博理先生翻译为：“If they're so much a sapenny off,may Heaven strike me dead.”作为长期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沙博理先生有更多的便利吃透原文，但他的译文体现归化的特征，是更为地道的英语。因此中国读者更偏爱外文社的译本。
提到《水浒传》的海外分析，不能不说到浦安迪先生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在他的眼中，《水浒》作者对梁山故事的最大贡献，是将宋元流传甚广的武松、李逵等英雄传奇，改编成黑色幽默的反讽大全。每当作者叙述一段暴力英雄故事（如武松血溅鸳鸯楼），必然紧跟着一段消解英雄气的反讽段落（如武松有庞大酒量竟然醉酒不起，被几个无名之辈痛扁），如此《水浒》可以算是中国的《堂吉诃德》。钱钟书先生称浦安迪先生为海外汉学翘楚，观其治学之严谨、潇洒、深刻，一时无匹。
http://a.xhsmb.com/html/2011-05/16/content_25060.htm
《双典批判》读后感(六)：传统文化的甄别与重估
尽管今日之文化讨论尚未超过近百年前的水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估。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一书正是承继五四文化批判精神，依照新的思想高度，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一次新的批判性的甄别。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深远，以此作为文化批判的切入点，使《双典批判》在具备思想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因为民主的思想和人性的尺度，两千多年前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至今堪称经典。在演说的最后，伯里克利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和家人，并向死者致敬。同样，老子也认为，战争和杀人不是一件好事，若不得已而战即使胜利了，也是悲哀和伤心的，因此应该用丧礼而不是庆功来对待胜利。刘再复认为，老子的思想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真正的英雄观念，因为这种大悲悯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暴力的否定。作者所以对《水浒》进行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小说的暴力崇拜。武松、李逵动辄“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不计其数”。更可怕的是读者、评者、作者与杀人者一起“痛快”、叫好、陶醉，忘却用生命的尺度去衡量所谓的英雄行为。
刘再复提出“原形文化”、“伪形文化”概念，并依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原形文化”是一个民族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是丧失本真本然已经变形变质变行的文化。老子对生命的尊重是“原形文化”，而《水浒》对暴力的崇拜则是变了质的“伪形文化”。“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刘再复认为，至诚才是中华文明的“原形文化”，《三国演义》不过是中国权术大权，令人生厌，流弊极深。
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精神的失落难以避免。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中华文化的童年是何等的纯真、英雄和优美呀！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本然的优美的东西变异了。当下所谓的文学影视，夺人耳目的不是庸俗的爱情，就是无聊的打斗、血腥的暴力、阴险的诡计。写者乐此不疲，观者津津乐道，远离常识、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只有在新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手机》中，才看到对《三十六计》不离手的黑砖头的调侃，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些许反思。刘再复“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甄别和取舍。作者对“双典”的批判，不是艺术的，而是文化的，所依据的都是基本的价值尺度或常识，因为我们远离了常识，才感到耳目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和悲哀。
上世纪初看不起传统的后果是，今天我们已看不见传统，或者看到的接受的是“伪形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换，首要的是恢复记忆，知道真正的传统是什么，什么是“原形文化”、什么是“伪形文化”，然后从传统中充分汲取养分导出新的未来。假作真时真亦假。对传统的曲解，比对传统失忆的危害还要大。如若恢复的记忆是伪形的，无异于精神错乱的病人！
《双典批判》读后感(七)：刘再复的《双典批判》
在图书馆一楼寻得刘再复先生于前几年出版的《双典批判》，批判两本古典小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本著作是我的古代文学老师推荐的，我们的老师并不同意刘先生所持的批判性观点，他认为《水浒传》还是有很多值得欣赏的优点的。比如”水浒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阴性，《水浒传》的阳性气质正好弥补了我们的缺失。
对于《水浒传》的批判，作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其中所张扬的暴力精神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众所周知，暴力必然是不合法的，而符合老百姓仇视富人和贵人的心态，且以”以暴易暴“、“劫富济贫”的方式换取的财产平等与民主自由，又是合理的吗？认同暴力，却反对人世间最真实的感情与欲望，无视除了“暴力体制”外的其他无辜者的生命价值，以群体性价值观代替个体性价值观等等，都是刘再复所批判的《水浒传》之中的个中内容。
忽略一切读者反映论，以及任何与文艺学美学叙事学挂钩的批判，纯粹从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以道德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双典批判》，我认可刘再复先生的观点。他以评判两部与中国人文化相关至深的”四大名著“之二作为契机，深刻挖掘了隐藏在字里行间之间的中国式价值观，以及社会心理。
作者引用了《西方的没落》之中的“伪型文化”一词。以此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划清了“原型”与“伪型”之分。通过对于这二者的辨析，我们似乎也能够读出刘先生的良苦用心了。刘先生在行文中感叹，如果当时“五四运动”时期，我们所标榜的“人”的文学是《红楼梦》，那中国的文化现状将与今日不同。笔者粗浅地认为，推崇《红楼梦》，也许在当时是不可行的。即便是今日，红学与《红楼梦》之影响，依旧与主流文化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相契合。它只能够成为中国人怡情与抒情的一部分。假使需要《红楼梦》来求得现实社会的人性之真善美，笔者认为，那仅仅能够成为遥不可及的星辰，可以观之，却无法触碰。
于是乎，我们还是回归大地，读读《双典批判》，在回归最纯净的人性之前先纠正一下我们的“伪型文化”与人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