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伍德斯托克》经典读后感10篇

　　《制造伍德斯托克》是一本由埃利奥特·提伯 / 汤姆·蒙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90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09-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一)：暗恋乌托邦

　　香港一些报刊媒体经常把“Woodstock”翻译成“胡士托”，个人认为这个名称听起来更悦耳，说起来也更省劲些。同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一样，听起来大义凛然，说起来麻烦透顶，挥洒主观能动性，甚至可以牵扯到性、偷渡、毒品、家族诅咒、嬉皮士运动、同性恋权利、乡镇文化产业复兴、资产与负资产的博弈等一系列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还好，作者埃利奥特•提伯执拗的性格和幽默的文字把这些问题一一化解开来。

　　埃利奥特•提伯于1953年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是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剧作家，曾创作多部话剧和音乐剧，并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和美国新学院大学教授喜剧创作与表演课程。当然，现在他有了一个更为世人熟知的身份——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重要的幕后推手。

　　《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写于90年代，是以埃利奥特•提伯的个体经验为视角入手，整个音乐节的脉络也随之展开。为了使父母经营的汽车旅馆免于倒闭，居住在白湖的埃利奥特•提伯决定来一次豪赌，以自己整个家族的命运为赌注，于是一无所知的他开始斡旋于音乐节主办方与农场主马克斯之间，没日没夜地商谈、放纵、阻止抗议群众，并最终促成了这个七十年代全世界最大的音乐盛会，三天的演出让纯真的花童年代走向了极致，整个小镇变成爱与和平的故乡。而这场划时代的音乐节也改变了34岁的青年埃利奥特•提伯，演出之后，他向父母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尽管一些事情并没改变”，不过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念和爱。事后，当有媒体问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提伯和与他的同一时代的人带来了什么的时候，他坦言：伍德斯托克让“自由”这一消失许久的感觉得以新生，这正如在音乐节上里奇•海文思所唱的歌曲一样美丽。我为这本书命名为《制造伍德斯托克》，是因为在过去的40年，“伍德斯托克”精神一直在我心中，从来不曾熄灭。它给了我自尊，自我价值的发现体验，以及音乐带来的超乎想象的感受。

　　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与接收爱的自由，正在被新的一代以他们自发的消费方式团购。光阴荏苒，花童不再，空留一声满怀憧憬的哀鸣，响彻寂寞许久的白湖。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下色彩缤纷、金钱遍地，又有几人能像昨天那样、不顾一切地恋上乌托邦？

　　《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的结尾有四条推荐语，分别来自导演李安、歌手陶喆、《柯克斯评论》和《出版人周刊》，这四段话堪称整本书唯一的败笔。李安在这里推荐的是自己即将上映的同名电影，陶喆的话不知所云，另外俩家国外媒体的话加一起不过三十个字，而且还是陈词滥调。但全书的装帧也并非毫无亮点，《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封面设计很是出彩，色调浓烈、图式新颖，时代感很强。此外，本书还加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门票的书签，考虑到此书消费群体的特征，这的确是个不赖的选择。

　　（媒体稿件，转载注明出处）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二)：向六十年代的青春致敬

　　摘自《每日新报》 作者：王小柔

　　1969年8月，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摇滚音乐节。这个以“和平与音乐”为口号的音乐节吸引了大约50万嬉皮士参加，被公认为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时值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行四十周年，华裔导演李安向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致敬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全球首映，与此同时这部电影的原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亲历者、创办者埃利奥特•提伯的回忆录《制造伍德斯托克》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引进出版。

　　生活苦闷该如何找出口，六十年代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很好的典范。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渗透着六十年代的纯真、乐观、不羁与理想主义。三天的民间聚会，50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到默默无闻的白湖小镇，上演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节。而背后支撑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却是一个出身卑微、只是为了不让父母经营的旅馆倒闭的小人物提伯。

　　没有提伯就没有伍德斯托克，但没有伍德斯托克，也没有今日的提伯。在这部回忆录中，提伯用幽默豁达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真实的故事。年轻时代的提伯遭遇诸多不顺，陷入人生的逼仄困境，希望渺茫时阴差阳错地拯救了险些流产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创办者之一。为期三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提伯和他的家人来说，是个不断应对失控、冲出绝境的过程，然而正是这个过程，让他得到父亲的接受与谅解，也彻底改变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制造伍德斯托克》给了提伯一次释放压抑生活的机会，也给了一直拍摄理性与感性主题的李安一次释放宣泄的机会。李安说，这是关于一个少年的成长和解放，如何从压力与耽溺的泥沼中，滋生勇气、找到自我的动人故事，打动他的是这里边关乎自由、关乎忍耐，还有一种让人不忍舍弃的纯真。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三)：童话而已

　　常规来说，一本伍德斯托克的回忆录，应该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发起，如何举办，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如何的历史地位等等。每个人物都浓缩成历史进程中的小小符号。读完之后仅能记住一串数字：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一个地点：纽约贝特尔镇白湖；一个历史意义：音乐创造爱与和平。

　　托史学发展的福，从个人角度来书写特定历史事件成为主流。《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原著作者埃利奥特正是这样做的。本来这个音乐节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资金支持者，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节组织中去，他所发挥的意义也不大。

　　埃利奥特一家在白湖区域经营一个长期亏损的汽车旅馆。他看到报纸上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上一个举办地点赶出来了，就想着把音乐节拉到自己家这边办。这样一个大音乐节客流量可观，能从中赚点钱。后来发展成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超大规模是当初谁都未曾想到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从一个旅馆老板的角度经历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有百万之众，有旅馆老板的书，也就有大学辍学生的、艺术家的、退伍军人的、政府巡视人员的、舞台搭建工人的，如此罗列下来，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角色都有自己的伍德斯托克史。区区一个旅馆老板的伍德斯托克史有什么好看的呢？你又不是核心组织者，也不是思潮领袖，更不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明星。

　　于是埃利奥特在书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其个人成长---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性爱发展史。从小时候在电影院被男人亵玩到杜鲁门•卡波特给他口交，极尽八卦之能事。又有噱头又赚眼球。同时还把个人成长放到了二十世纪同性恋组织的人权诉求背景下，细致的描写了1969年6月的石墙酒馆同性恋暴乱及其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被李安大刀阔斧的删掉了。只用了一段电话来交代，埃利奥特的朋友-----石墙酒吧老板，打电话来说已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以后还要继续组织同性恋派对，邀请埃利奥特来玩。

　　这种素材上的取舍肯定不会因为李导没兴趣，《断背山》还高耸着呢。那么为啥李安要把这种既出彩又出位的桥段都删掉呢？很简单，李安只想拍一部轻松单纯的童话电影。事实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也就是现代的成人童话。

　　原著里有两个角色在电影里被合并成一个：由列维•施瑞博尔扮演的异装癖大汉维尔玛男爵。导演的意图在这个角色取舍的过程中跃然而出。

　　维尔玛男爵在书里也是壮汉异装癖，穿的是女式军装。TA在大腿内侧的丝袜上端绑了手枪。歹徒威胁埃利奥特一家让他们停止配合音乐节时，维尔玛持枪吓走了歹徒。想象一位六英尺二的壮硕女子，为了掩盖胡茬，粉底打的比墙皮还厚，从丝袜里拔出手枪威胁歹徒。这样精彩的桥段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而电影出现里的维尔玛男爵则是一个简化版的吉儿。

　　原著里的吉儿是一位重达三百磅的女同性恋，她精通禅学和心理疗法。来到伍德斯托克后，在传道治疗之余，经常和埃利奥特的老爹聊天，治愈了老爹因长期生活窘迫造成的心灵伤痕---长年亏损经营对一位父亲的摧残是致命的。最后老爹跟儿子和解，书里说道“老爸越来越老了。但是随后有一天他对我笑，我就意识到他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而他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吉儿在电影里并没出现，她跟埃利奥特老爹谈心的桥段被加到了维尔玛男爵身上。

　　这两个角色和情节桥段的取舍可以看出李安导演对于纯粹童话的追求。

　　维尔玛男爵拔枪吓阻歹徒的桥段虽然精彩，但是过于严肃，过于实际，过于暴力。童话里不是不可以出现暴力，只是出现的暴力必须是可调侃的可解构的，可以让父母讲给床头的孩子而又不担心小宝贝儿会做噩梦会留下心理阴影。是以维尔玛的持枪戏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原著里提到的另外一幕暴力冲突不同于维尔玛的那幕持枪戏，在电影里也得以保留。地头蛇来旅馆收保护费，埃利奥特一家齐上阵，妈妈抱住小流氓，爸爸用棒球棍敲打小流氓膝盖内侧，埃利奥特将小流氓一脚踹出门厅。这种典型的滑稽打斗场面放到童话故事里也是老幼皆宜的。

　　吉儿在原著里的身份是禅学和心理疗法导师，给予了埃利奥特勇气去正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终于敢于当着父母面出柜与男人接吻；也治愈了埃利奥特与老爹之间的情感传递障碍。如果要描写这个角色就势必要表现六十年代的禅学思潮和嬉皮思潮，这些在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一旦展开表现，势必落入沉重，不复童话。李安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些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意义包袱，使得轻松的田园氛围得以持续。

　　对于作者来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不仅是他对于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半本自传。埃利奥特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同性恋设计师和作为一个在白湖的多年亏损汽车旅馆的经营者的复合体，在哪边都受尽折磨，内心伤痕累累。

　　1969年之前同性恋者饱受歧视，无法得到作为康复和救赎的爱情。作者将同性恋者的滥交归咎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原罪：“做同性恋，意味着在你的存在的最深区域，在某些你承认是你最柔软最真实的自我的本质所在，你是一个罪犯，天生就有罪。”

　　而在白湖区域，由于埃利奥特父母的短视，更多是由于母亲的经营失误，他们一家经营的汽车旅馆亏损了十四年，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财务黑洞。埃利奥特年复一年的用他当设计师赚来的钱补贴旅馆。甚至他姐姐都劝告他别管愚笨的父母了，从那个财务沼泽中尽早脱身。

　　这样的人生放到谁身上都是暗无天日，可伍德斯托克改变了这一切。近百万的参与者让旅馆大赚一笔，摆脱财务困境。而各路嬉皮也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想法，成功出柜还得到父亲的谅解，随即认识真爱，一起去了欧洲开始新的人生。

　　忽略掉埃利奥特母亲这个死硬顽固派，原著可以说是个超圆满大结局。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只体现了一种童话般的美感，缺失了现实层面的意义。李安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索性在电影里把所有丑恶的沉重的现实的都忽略掉，全身心投入打造一个成人童话。

　　参与伍德斯托克的人有百万之多，当时从中赚到钱的并没有多少，即使是组织者都是巨亏。如果埃利奥特一家没有从伍德斯托克里得到经济利益，很明显，埃利奥特父母对于如此庞大的外来嬉皮群体会持有强烈的厌恶情绪。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前一个举办地被赶出来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抵制。没有哪个小镇会欢迎自己的生活被百万外来者破坏，更别提这些外来者都是在他们看来动辄裸体吸毒群交的嬉皮士了。

　　所以埃利奥特的改变是建立在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上。汽车旅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发横财，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在这个基础上，埃利奥特的父母终于得以从长期的亏损黯淡情绪中走出来，对外来嬉皮士抱有亲密的态度，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于是才能有与父母的和解，于是才能有自信的重塑和崭新的生活。

　　多年蛰伏造就了李安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以他知道伍德斯托克只能童话，不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里出于自我成长史需要写出的严肃和黑暗被李导大刀阔斧删掉，完美的打造了一个最纯粹的童话般的伍德斯托克。

　　说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本身。四十年足以让很多人走下神坛，同时也能打造更多的童话，人们总得有些寄托。免费，音乐，爱，和平，大麻，药物，醇酒，泥浆，青春，裸体。这些元素成就了一个完美的音乐童话。在这童话背后是高达200万美元的亏损。

　　69年的200万美元起码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现在要是拿出2000万美元来办个免费音乐节，不敢说一定超越伍德斯托克，起码在数量级上不会比它差。但是再也没有像麦克•朗这样胆大妄为的天使般的组织者和约翰•罗伯茨这样财大气粗的冤大头。然而历史最爱的是偶然。偶然的事件由于谁都说不清起源和成因，其模糊的本质最利于后人加载意义任意诠释。

　　而令后世伪嬉皮士津津乐道的是伍德斯托克现场居然连大麻和药物都是免费的。要知道，这些可从来不是由主办方提供的，而是由各地的花童嬉皮士们提前买好带过去与大家分享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童话般的事件背后自有人买单，总被传播者或观者主观忽略掉。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四)：信仰爱

　　埃利奥特 提伯放弃了在曼哈顿室内设计师的工作，要知道，那可正是他童年时期一直要追寻的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离开他那万恶的母亲，转而接手了白湖的一家濒临倒闭的汽车旅馆，我想原因就是他怀揣着他对父母的爱，于是乎他才能遇到麦克 郎，争取到了音乐节，救活了家里的旅馆，获得了那么多参加音乐节的人们的爱，重获了父亲的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没有提伯就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没有音乐节，更没有敢于做自己喜欢的自己的提伯，提伯在父亲临死时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忍受自己的母亲而不选择离开她，他父亲只给出了简单的三个字——他爱她...

　　书的封底陶喆的评论——我也再次确信人生的宗旨是：以自己的面貌去爱和被爱！ 我们都做到了吗？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五)：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锤子（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2272109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欧美摇滚乐正迎来它的黄金年代，披头士以几乎一年一张专辑的速度得其所哉，鲍勃·迪伦发行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专辑，地下丝绒发行了革命性的“黄香蕉”，吉米·亨德里克斯发行了他当时销量最好的一张专辑，谁人发布了成军两年的第一张专辑，大门以旺盛的精力接连不断地占据排行榜……

　　同时，持续的越南战争正失去美国人民的支持，换来的是不断地反战活动，数次暗杀事件使种族歧视暴露在阳光下……这个所有社会矛盾聚集在一起的年份，就是1968年。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他们的春天，巴黎的学生和工人掀起了一场风暴，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一代人的伤痛正在继续。

　　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把这一年称作《撞击世界之年》。

　　远在美国的年轻人，继承了垮掉派的衣钵，各种形式的性爱如家常饭，吸食LSD就像今天的行人随手从兜里掏出烟，在反对物质生活的理想之下，摇滚乐成了其精神载体。

　　一年之后，在纽约北部的白湖镇，一位名叫泰伯（提伯）的同性恋青年踌蹴满志，一方面，他要帮助父母打理自家的家庭旅馆，以分担沉重的家庭负担尽其孝心。一方面，和所有村镇中的青年一样，他渴望所有作为。然后，然后，他就看到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寻求场地的消息。

　　同在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因聚集了大量的音乐人，成为艺术家聚集区，各怀心思的四个原始主办人将这一场地定在距离伍德斯托克不远处的沃基尔，因村民反对，才不得不通过报纸发布消息重找。

　　泰伯显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希望组委会能够用自家的场地，虽因地方太小作罢，泰伯却推荐了同样在近处的白湖拥有农场的雅斯格。

　　白湖的村民似乎比沃基尔村民有经济头脑，或许只是简单地穷到想通过音乐节发点小财，总之，他们不是特别担心这帮嬉皮士吸毒和做爱。通过音乐节致富，张北是活生生的例子。

　　后面的事情，就像你们熟知的那样。

　　（《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个关于骚动、音乐会和人生的真实故事》[美]埃利奥特·提伯、汤姆·蒙特/著，吴冰青/译，2009年8月。）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六)：人生那得几回醉

　　不管你是否承认，你有时很难理解他们，更谈不上认同。他们与世俗与伦理相悖的言行，让人望而却步，他们的名字叫“艺术家”如果再加上一个前缀“同性恋”，面对这样一群人时，现实中，你会怎样看他们，你准备怎样看他们？

　　当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思想情感时，就需要借助绘画，音乐等手段来倾泻，所以绘画音乐从来都不是大自然拙劣的模仿，第一流的艺术是心灵的诉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一幅画一首歌面前泪如雨下，他看懂它，它说出了他。

　　埃利是幸运的，在命运的拐弯处遇见了对的人对的事。

　　马克.罗斯科，阿德.莱因哈特等等，埃利有幸与之相伴走过一段关于艺术认知的岁月。共同的艺术理念使他们成为站在流行前沿的人。

　　只是这种超前的艺术不被世俗认可“这些人是大祭司，他们付出生命来侍奉他们所知，所敬拜的唯一的神——艺术。……这些作品无人欣赏，也不为人注意”“他们一贫如洗”命运待他们凉薄，他们的声名都在身后。

　　他们大都不与世俗妥协。

　　而埃利不，他选择另一条路。先有生活，谋得更好的生活，然后做随心所欲的事。

　　有时候一个错误的决策会毁掉一个人，执着有时会通往成功，有时则是自欺欺人。在白湖的度假旅馆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埃利的生活和梦想，尽管他用尽种种办法来促销，仍然陷入债务的危机，甚至一度想到骗付保险。在这样的困境，谁还会坚持当初的梦想呢？埃利除外。

　　他给自己发放许可证来举办一年一度的音乐节，连续八年，没有知名度的音乐节，这一举动成为后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功的契机和保证。

　　机遇+锲而不舍=成功

　　所有成功都来之不易，略去那些心酸的过程，只看结果的人们怎么会有动容的体验？

　　这只是作者的自传，因为亲历所有真实，不刻意去表白的真实，才动人心弦。书中详尽的对同性恋等人群的心理剖白以及不再是靠读者YY出来的遭遇，都成为读者理解它的前提。这里粘一段原文：P92—95页。

　　举办一场音乐节，组织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在书里，各色人等的表演精彩至极。最精彩的莫过于白湖国家银行行长，看着他娴熟的业务操程，读者突然会觉得世上的银行都一个德行，太XX势利了。这是人的本性还是这种工作提炼了人的本能。

　　这是一场古老与现代的对决，是传统与流行的战场，是程式与梦想的碰撞，是冷漠与爱的较量。当埃利质问“我们可以滋养艺术，你们怎能站在这里，对奇迹下诅咒呢？你们害怕什么？长头发和音乐节？”其实质，人们害怕变革，宁愿固守贫困的窘境，也不愿变革，因为人们不确定革命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

　　除去道德的谴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利益分配。这才是人性的本性，趋利避害。贪婪却无度，人人都要一杯羹。有人可以明目张胆的敲诈，有人可以堂皇的贩卖，有人借机浑水摸鱼“世上有那么多丑陋的事在发生，他们却把精力用来阻止三天的音乐，和平和爱”

　　当所有的外力倾轧下来时，埃利与家人意外的和解了，特别是家里的两个男人之间，由对立变得理解并产生了默契。这样的收获远远大于金钱带来的快感。

　　“只有当人们相信他们的所有多于所需时，才会有慈善”

　　“在父亲眼里，我还是那个小男孩，跟在父亲铺房顶，总是希望他看见我有多卖力。而现在，伍德斯托克，一股音乐和力量的猛烈旋风，已经把我们的小镇席卷进去，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试炼场。

　　“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梦想和他们火红的青春

　　关于艺术（包括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等各种形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史上都留下重彩的一笔，它的成就在它的理念，“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这是改变一代人信仰的呼声，在压抑许久的心底豁然绽放的焰火。读者也许不认同，但请试着理解那样与你们完全不同的人。每个人对外界事物的接受度不统一，曾有过的经历使我更容易接受书中的描述的场景，我不会绑架看我的读后感的你与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只是说出我的理解而已。

　　看到最后才发现翻译是吴冰青，《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是他，超一流的水准，不解释。原本以为至少两天的读程只用不到4小时，实在是写到我心里去。

　　最后的话；关于同，大麻及其它。楼主身在医院，有一防疫科，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艾滋病 的筛查，这个得病的趋势近年越来越高发，同占相当一大部分，其中大学生又占高比例。楼主尊重每个人的性取向，这里只是陈述事实。珍爱自己，其它不想说。

　　关于大麻等软性毒品，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试着尝试，你不是奥巴马，你不是乔布斯，你承受不起后果。

　　看书时，总是冲动，这冲动是属于青春的，过后，沉静下来，找到自己的粮食，而不是被他人所蛊惑。

　　原本想等李安的电影，看来等不来了，有一个推荐《天鹅绒金矿》《猜火车》。小众电影。

　　此书作者非搞摇滚的，他是画画的。不仅仅局限在摇滚，这个音乐节之所以空前绝后，与当时社会矛盾，人们压抑已久的总认知分不开，反战，性解放，民权运动等各种因素的集合造就了这场盛会。音乐中寄托的“爱与和平”的理想的力量，是心灵的力量。它是整整一代人创造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心血来潮，它是反主流的。层主还可以看看迈克尔·沃德利导演的《1969 Woodstock》。不要试图用现在的认知去评判当时的行为。无意义。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七)：放荡就是我只跟着思维走 而总有人跟着我走

　　整本书一会说我妈妈怎么设法圈钱 一会说我咋地咋地的被同性恋施暴 到一半多一点才开始交代伍德斯托克 对于60年代的嬉皮士来讲 自由就是全部 原来写书也是一样 想到啥就写啥 跳跃度很大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来自一个正宗的嬉皮士的传记 对于在当下需要隐瞒扭捏的搞基行为或是压抑的性欲 在60年代都特么果断去追求 所以60年代各类艺术都井喷了出来

　　这个时代谁想看起来牛逼 那就统统向过去看齐 无论行为举止还是穿着打扮 都想像一个嬉皮士 可你特么的脱了衣服穿上XXX你还是傻逼啊 那个时代过去了 这本苦逼的书只能让你在意淫之余好好挖掘下自己 哈哈 可能我想多了 反正我们都爱60年代 那就给自己一个真正放荡的心吧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八)：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音乐节让我从‘柜子里’走出来”

　　——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贝布拖/文

　　1969年8月，100万人从世界各地赶到美国白湖小镇，共同见证了那一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当年的盛会，其中也包括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这部根据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的同名传记改编而成的喜剧参加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李安在接受采访时说，拍这部片子让他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有了新体会——它是“诚实的”、“忍耐的”以及“有一种今天我们不应舍弃的纯真的味道”。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伍德斯托克。不管李安怎么体会，埃利奥特•提伯认为《制造伍德斯托克》只是他的个人故事——无关乎大叙事，无所谓时代意义，音乐节拯救的仅仅是他的快破产的家。故事中，和埃利奥特站在一队的，不是穿扎染服饰、哼着民谣的摇滚乐手，他们是隐匿在“柜子里”（指未公开的同性恋）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美国著名同性恋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追究伍德斯托克对埃利奥特个人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按图索骥的寻找结果是当他从“柜子里”走出来，如释重负的那一刻起，埃利奥特也获得了那一代人都在追求的内心自由！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惫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埃利奥特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他的内心住着“深沉的孤独感”，但是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狂欢的三天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这些埃利奥特在邮件中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字句提醒着我，这个善感的男人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常见的自恋。况且，他靠自己的才华挣得了与伍德斯托克无关的大名声。不过，在充满反叛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找到自我”是所有试图脱离父辈的年轻一代的成年礼。或许，在所有不知道当如何自处的年代里，这也是人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

　　对话：

　　“李安的电影离我的主题很近”

　　伍德斯托克中的提伯一家

　　新京报：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你和你家人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为我带来了自由。它给我带来了自我尊重，以及实现不可能梦想的信心，并且它驱使我让梦想成真。

　　新京报：音乐节之后，你和父亲和好了。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埃利奥特·提伯：尽管父亲在1970年去世，但之前他承认了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告诉我他爱我，而且他给我他的拥抱。我的母亲活到97岁才去世，在她96岁时，我问她是否爱我和我的搭档，一位比利时导演。我和他在一起像一家人生活了27年。可是母亲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她最后的时间里，我不再和她说话。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欢乐的时光，但是伍德斯托克让他享受到了快乐。我的母亲是个财迷，所以她从伍德斯托克中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得以让她今后从辛苦的工作中脱身。除此以外，音乐节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精神上的东西。

　　新京报：对“伍德斯托克一代”而言，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象征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和解？比如：越战。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使我拥有艺术创造力的一生。在伍德斯托克之后，我在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为电视剧、剧场以及电影写作。现在，我为一本心理学杂志写一个幽默专栏，“纸上谈兵”（Navel Gazing）。

　　1969，逝去的“纯真”

　　新京报：很多人批评伍德斯托克的商业化，尤其是1969年之后举办的音乐节。你怎么看待音乐节的商业化？“商业化”是否是音乐节属性之一？

　　埃利奥特·提伯：大规模的音乐节需要有赞助商和投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商业化了的，音乐节也不例外。今年，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试图举办40周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找不到赞助商和投资人。

　　新京报：从伍德斯托克的历史来看，1969年的繁荣再未重现。你认为导致这样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显然，那是个纯真的年代。当时，我们有来自越战的恐慌，我们头脑发疯地花费了巨大代价实现无意义的登月计划。原本，这些花销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人吃饱、有工作。不像今天，我们只有大麻和迷幻药。

　　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被经济混乱、恐怖分子和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给压趴下了。他们吸食可卡因这样危险的药物。很不幸，他们被瘟疫一般的暴力游戏、充满可怕仇恨的说唱音乐影响着。而我们那一带热爱的是充满爱的音乐和抗议越战的曲子。

　　新京报：你是作家，为什么选择和汤姆•蒙特（Tom Monte），一名心理康复专家合作这个故事？

　　埃利奥特·提伯：最初这个故事的手稿有550多页的篇幅（这里指英文版的篇幅），出版商想把它缩减为240页，可是我固执地不想做任何删减。出版商不得不请汤姆•蒙特帮忙，把这本书编辑到240页的篇幅。本质上，我对心理康复专家没有信心。

　　《制造伍德斯托克》结缘李安

　　新京报：在你看来，什么是“伍德斯托克精神”？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精神是让人们通过音乐聚集在一起，寻找和平与爱的能力。在1969年夏天，这一切都得以释放，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京报：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改编自你的作品。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埃利奥特·提伯：我需要申明的是，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改编自我的新书，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通过这个梦想，这个年轻的男人希望拯救受到财务困扰的双亲，让他们在经营的El Monaco摩托车旅馆脱离破产的边缘。

　　李安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导演。2007年，我在旧金山参加一场电视脱口秀。巧的是，他也参加了那个脱口秀节目。我们在休息室聊起了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挺，并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成一部喜剧片，因为他的其它电影都太悲伤了。李安说，他倒是想拍一部喜剧，如果他看到真正合适的题材。两个月后，他读到了我的书，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正好能赶上40周年的纪念日。

　　新京报：你认为李安的片子多大程度地反应了伍德斯托克精神？在他的片子中，有没有特殊的视角？

　　埃利奥特·提伯：他离我的主题很近，电影很美、很感人至深，也非常有趣。当然，这是他的电影，他会做一些调整来适应电影。

　　《新京报》2009年9月12日，书评周刊C04

　　《制造伍德斯托克》读后感(九)：放松些，乖乖。

　　2009-9-25日从隆福寺三联书店购得此书。是那一排的最后一本。带着塑封，没有打开，买的时候有点义无反顾。

　　当日开始阅读。9-28日上午读完。

　　阅读这本书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我相信如果有时间，我会一口气把它读完。毕竟它只有130千字。这在以前，属于我和鱼的时光里，只是一个晚上的工作量而已。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新学期，每天都要规律的生活，早起，赶班车，上课，排队打饭……虽然在生理上还有抵触，但在心理上，我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而，用这本书来作为研究生生活的开始，在我看来，意义重大。

　　这本书讲述1949年8月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诞生的故事。

　　用袁越的话来说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仍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乐节。从此以后，整整一代人就又多了一个共同的称号：‘伍德斯托克一代’。”这句话出现在本书末尾的《伍德斯托克野史》一文中。

　　任何一部美国正史中所记载的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8月15—17日在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举办的以“和平与音乐”为口号的摇滚音乐节。据统计，它吸引了大约50万嬉皮士参加，被公认为是美国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这本书的作者，是当年把白湖推销给麦克•朗的提伯。这次成功的推销，救了麦克，救了伍德斯托克，救了白湖，更是救了提伯自己。在整个充满困难的制造音乐节的道路上，提伯不仅顺利的做成了这件事，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更重要的是，筹办音乐节的整个过程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的，他是一个不容于社会的男同性恋。从某种角度说，六十年代美国男同性恋生活的描写无疑增加了眼球吸引率，而且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也圆满的到达了吸引眼球的质量。从少年时期的电影院被猥亵经历到成年后一次次光顾各种同性恋、虐恋酒吧；好莱坞白天风光无限的大明星在夜晚摘下面具后居然成了嗑药到任由一群男人把玩的冻肉；充满魅力的异装癖男爵和如精神导师一般的法国女同吉儿……这些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

　　对亲情伦理的描绘尖锐到让我不时有刺痛的感觉：“P60无数次，我真想掉转车头，忘掉我还认识那两个笨蛋，他们以破坏他们和我的生活为乐。有时候我想把他们两个都掐死。但是我继续朝16号出口开去，尽管脸上流淌着泪水。”然而就是这样的刺痛才能够煽起结尾父母去世时的情分。所以，难怪李安会看上这个故事。这故事包含了一切他喜爱的因素：家庭伦理，同性恋。而且在叙事上有深入浅出的功力。虽然现在看来在北美的票房还不甚理想，但，我还是无比期待。就怕先入为主。

　　一个月前开始，也就是八月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便开始作关于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各种报道。我有幸在《城市画报》和《明日风尚》以及《新京报》中都读到了相关的内容。杂志报刊，泛泛的浏览之后便只剩模糊的印象，然而，恰是这种模糊的斑斓，嬉皮士精神所披的外衣一度迷醉了没有立场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