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累读后感10篇
《才女之累》是一本由[美] 艾朗诺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3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才女之累》读后感(一)：想不到你是这样的李清照
小学的时候，学校要选拔一批人去参加古诗词朗诵比赛，于是所有的语文老师守在教学楼梯口让路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背一首自己喜欢的诗词，轮到我时，我毫不犹豫地背了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对我而言，李清照是一个视死如归的刚烈女英雄。
然而，后来语文课本中接触的李清照却不是这样。她一方面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词人，一方面却总把她归到婉约派中，写着她自己的悲欢离合。如果不是《才女之累》，我可能都不知道她在丈夫死后再嫁，然后再离。也不会知道其实李清照跟丈夫的感情，并不是如此完美。更不会知道赏析她的诗词，并不总是要联系到作者的自身遭遇。于是，李清照的形象丰富了起来。
她不再是一个刚烈的女英雄，而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处于动乱年代的有文化的女人。她也会软弱，会受骗，会妥协，但是也会抗争，抗争之后会为自己之前的愚蠢感到羞耻。这样一来，她就不神圣了，但是再去理解她的诗词就会准确很多。不管赵明诚有没有再娶小妾，但我相信带着先父的藏品四处奔波的李清照多少是有怨言的，《金石录后序》所展现的，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感慨，让人对这段完美婚姻有了更现实的理解。其实哪有完美，完美不过是后人的自欺欺人。
看书的时候，总会觉得那些试图抹去李清照再嫁之事的人是迂腐之辈，而极力证明赵明诚娶小妾之事使得李清照写下凄凉诗词的人是小人知心。但是整体来看，反而呈现了本书的客观性与收集资料的完整性，虽然行文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倾向。以前有个同学差不多用的也是这样的研究方法，答辩的时候担心会被毙掉，因为没有用到牛逼的理论支持。现在看来，能把收集到的资料用流畅的语言，严谨的逻辑表达出来，比那种马克思主义分析臭氧的理论乱用派，实在高明太多。
《才女之累》读后感(二)：后之览斯文者
在我的阅读范围所及，田晓菲和王宇根的关于（特别是《尘几录》和《万卷》）文学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形象建构与解构的作品，曾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思路的开拓，这也是汉学家所谓的“问题意识”），让我学着重新审视一些被我作为认知作家们的作品与人品的前提的观念。我们在此可以做个粗陋的条辩，任何一个在文学史中有自己位置的作家，他的身后名都不会是单一的剖面，而是至少可以分作他对于他本身的认识（这个我们可能永远把握不到全部，但这是一切的文本基础）和时人后人关于他的认识（这个是随时迁移与物混合的，也是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另一个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文本基础）。虽然他们的确是第一流的，但陶渊明的任真可能主要是宋人（特别是苏轼）营造出来的，杜甫的完美也可能主要是宋人（特别是黄庭坚）塑立出来的，我们在此看到后人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观念对前人进行的择定，这种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是我们切入相关的问题的最好门径。在艾郎诺的这本书，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延续下来的明锐的洞察力，在他之后，所有的李清照研究者都不得不重新审查围绕在她身上的种种阐释是否是循环论证的（譬如李清照的作品是否是自传性的；她的形象与她的作品的互相参证是否可信；学者们对李清照的评价的固有模式代表了什么；李清照的哪些作品是能被真正相信的），在这方面，艾郎诺做到了史料的竭泽而渔和观点的谱系网罗，他指出了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的有限性，并且以其他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他再次出发的起点，这种历史的高度和方法论的新视野，就像是汇集了大江大河的海洋一样让人叹服，所以有人称赞此书是李清照研究的盖棺定论之作，那是不足为惊讶的。此书唯一让人觉得略有不安的是，是在点明了别的注解家的受困于固有观念之后，艾郎诺终究还是忍不住在最后两章对李词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而我的感觉是，他可能也陷入了和他的前辈一样的困境——即使他早先已经说明“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与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 这里也许还可以引申一点别的感触。对于阅读——或者说得再大一些，涉及到人生经历的层次——我想是否有可能进行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思考？也就是说，近乎一种异乎寻常的、脱略经验的最精纯的思考——我们都知道的，在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之中，伴随着困惑共生的硬币的另一个侧面就是理解，阅读与经历，以及对于阅读与经历的思考，既是理解的产物又是理解的先驱，既光明又晦暗，既挥之不去又召之不来(很多人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们没有足够分量的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生出足够分量的困惑)，既让我们快乐莫名又让我们痛苦不堪——但是思考的随意流淌有如流水，它有着自身的节奏和行进路径，往往并不方便按下暂停键就停滞于某一个点或者一个画面(我忽然想起一个好玩儿的故事，是好开玩笑的冯内古特吧？说是某人遇上抢匪，抢匪厉声问到“要钱还是要命？”他正色回答：“哦，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得认真思考一下）——当然，我既然这么说了，就绝不是为了安慰别人或者自我安慰，让我们陷入一种蹈物虚空的不明状态，而是我相信这是一种信而有征的真感受。是爱因斯坦么？我记不清了——只能说是大意如此——他说，发现一个新问题比解决一个老问题更有价值——因为问题有助于我们拓展更大的视野，而答案常常只是因它而生的合理推演而已；事实上，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表达的也不过是米兰·昆德拉所描述过的那种每一个认真阅读的、认真经历的、认真思考的人都会感到的一种感受而已:“人被认识的激情给‘抓住’了”，显示着一种深澈的、情不自禁的狂喜。” 最后要提一句，译者的认真和才华很值得我们感谢和佩服。
《才女之累》读后感(三)：才女之累（泪）
本书思想核心是：李清照的伟大之路是非常坎坷的，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对想成为文人的女性是十分艰难和苛刻的。
历史的演变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在看待任何一个现代人接受的历史观念的时候，都应该以这种变化的眼光去看待，脱离时代环境的分析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谬误。
一、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李清照其人？传说中，李清照是提出宋词概念的第一人，可谓宋词之母，这又是真的吗？流传下来的所谓李清照的作品，到底分别都是谁的作品呢？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北宋文坛影响很大，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当过礼部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清照从小生活在文人圈中，出于对李清照父亲的尊重，所以当时的文人圈里也没有公开排斥李清照。李清照不仅有一个好父亲，她的写作水平确实也很高。
李清照擅长写宋词，词和诗不一样，词是在宴席上凑热闹用的，一般由作家写完后，交给歌女唱出来。为了生动，作者要模拟歌女的口吻，可当时男作家对女性心理了解不够，所以有些装腔作势。李清照自己就是女性，不用模仿，脱口而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特别鲜活。
李清照在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认为宋代产生的文学形式宋词和之前的诗不同，她在文中写到“诗庄词媚”，翻译出来的意思是，诗这种文学体裁更加的庄重，而词这种题材更灵活、更生动、更有灵气。
这个媚字，诗经中的意思为爱、喜爱，尔雅中的意思为可爱、婀娜多姿、惹人喜爱。可见李清照用这篇文章就把诗和词分开了。
中国古人曾喜欢抒情却不太喜欢叙事，汉代佛教传入后，中国的小说、叙事诗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叙事诗的难处在比较长，由于有五言、七言的限制，容易给人重复之感。
而词就自由多了，李清照的一些词写得很像电视连续剧中的场景，比如“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非常有动感，蕴含着故事情节，读起来还不单调。
所以，李清照敏锐地意识到词这种艺术形式的优势，并将自己押在了词上，这就赌对了，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李清照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了经典作家，是后学者绕不过去的人。
李清照生前出版过两本诗集，但都失传了，诗集名为《易安居士文集》和《易安词》，这两本集子在南宋就失传了。
后人辑录了李清照的作品，出了一本叫《漱玉词》的书，这本书在南宋也失传了，只是当时有的学者从漱玉词中摘录了一些作品，才让李清照的一些作品保存了下来。
曾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的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说，李清照的作品中只有20多首诗词可以肯定出自李清照之手，因为都收录在同时代人的文集中，应该不会有大的错误。
李清照去世后，被归入她名下的作品越来越多，清末时已达80多首，1949年后，又“新发现”了好多，如今已达100多首。
二、女性在古代中国想成为一个文人，面临着怎样的社会、政治环境？都说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李清照这个女性文人的形象，在建立的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吗？过去的女人想读书，到底可能不可能呢？
李清照一开始并不能被当时社会接受，原因就是因为她是女性，随着她的词的影响越来越大，李清照的经典地位不断提升，男性作家也开始模仿她，乃至冒李清照之名写作。
在明代和清代闺门诗人推动下，李清照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她仍未被列为伟大作家，原因竟是因为她再婚过，这个理由在现代社会根本不可理喻，可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确实是世俗所无法接受的。
到清代，卢见曾、俞正燮、李慈铭继续为李清照翻案，其实他们也没拿出多少证据来，可俞正燮、李慈铭是泰斗级学者，他们这么说，大家只能信。于是，直到1957年前，李清照“未再婚说”成为共识，谁说李清照再婚，立刻会被认为是没学问、哗众取宠。于是，李清照形象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被补上了。
到了现代，郑振铎将李清照定为“伟大作家”，将其拔高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代表。这一定位后被写入教材，一代代学生通过学习，形成共识，就这样，李清照终于“伟大”了。
从公元1世纪开始，也就是东汉，一直到清代末期，整整两千多年，中国总共出了29名著名女作家。这29人中，绝大多数是业余作家，她们的本职工作一般都是妓女、贵妇之类，偶尔写写，大家觉得不错，便收在文集里，算是一种补充，但从没将她们视为某一流派的代表，也没人模仿她们的创作。
1882年，日本人末松谦澄写出《支那古文学史略》，引起中国学界的恐慌，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到中国人自己写《中国文学史》时，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尴尬——和西方文学史比起来，古代中国女作家太少，无法梳理出一个传统。
中国是文学大国，这个短板让人汗颜。于是多位女性文人被历史重新回忆起来，进入了主流世界的视野。
金句:
1.对某一个历史符号了解的越多，就越会发现现在人认知的事物，是一代一代人的集体构建，现代人看到的常常是历史的影子，而且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真相。
2.词比诗在音乐上有优势。律诗是五言或七言，两字为一拍，末尾一个字只好拉长音，有点呆板。词就不一样，单行可以是四个字、六个字、八个字，也可以是单数，音节更丰富，读出来好听得多。
3.谁把握了趋势性的东西，谁就能成功，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作家既要写得好，还要抓得准。
4.李清照的伟大之路是非常坎坷的，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虽然不同朝代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对想成为文人的女性是十分艰难和苛刻的。
5.历史的演变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在看待任何一个现代人接受的历史观念的时候，都应该以这种变化的眼光去看待，脱离时代环境的分析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谬误。
撰稿: 蔡辉
转述: 李伊
导图: 明霞
《才女之累》读后感(四)：“才女”之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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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C. Egan）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近日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李清照本人留下的著述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声名显赫，在中文世界对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于李清照其数量有限的文学遗产，学者们对她从身世行止到文学成就的考察可谓充分彻底。面对前人著作在侧，艾朗诺却能独出机杼，针对李清照其人其文，提出了非常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见解，也难怪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盛赞这本书恐怕会成为李清照研究领域的“盖棺定论之作”（"last wo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oet）。
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汉学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北美学界，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而且这第一本著作还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英译本。此后宋代文学研究依旧疲软，相比于其他很多领域名家辈出、大师林立，宋代文学研究者则相对显得形单影只，很多学者对宋代文学不乏兴趣，但最终并未能专注于此；比如耶鲁大学的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博士论文大量涉及到宋词研究，但其后学术兴趣却有所转向；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Kao Yu-kung）在普大开设了宋词研究的课程，并指导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博士生，但本人却鲜有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著述。
而当今北美学界执宋代文学研究牛耳者，非傅君劢（Michael A. Fuller）和艾朗诺莫属。最有趣的旁证是，近几年在中文学界掀起不小波澜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两书都邀请了每个领域的专家撰写相关章节，两书只有小部分学者重合，而在宋代文学部分，两家出版社皆邀请了傅和艾为之撰述——这一方面得以体现他们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泰山北斗般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美汉学在宋代文学方面研究力量略显单薄。
在这个意义上，艾朗诺《才女之累》或许是近30年来北美汉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英文著述。不仅是因为它打破了先前文学研究著作新意创见不多的怪圈（很多著作更重在向非汉语读者介绍宋代文学和文学家），而且因其讨论对象（即李清照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女性史上的重要地位，使《才女之累》甚至可以对汉语学界的主流研究在李清照研究和作家研究方法论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北美宋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艾朗诺此书主要贡献有三。
其一，《才女之累》驳斥了学界关于李清照生平一些重要问题的主流观点和取证方法。李清照的作品和关于她的资料流传至今的相当有限，主流的李清照研究者们在对相关文献竭泽而渔之后，也苦于文献资料上的匮乏，所以学者们不得不在李清照的词作中探寻李生平的蛛丝马迹。可能正是因为李清照生平可考的材料实在太少，于是乎李清照数量有限的词作便成了学者们“想象”李清照其人的重要史料：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子女，学者陈祖美就推断这是李清照少女怀春的写照，并还根据词中对风景的一些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甚至还根据“少女怀春”这一点为这首作品进行系年；而在《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学者诸葛忆兵就推断他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买来是为了与丈夫赵明诚共赏的，甚至还自由发挥，认为“买花是为了赏花，是对美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装饰自己，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李清照）精心化妆，当然是为了博得丈夫赵明诚的赏识，所以，买花、戴花的动作中又多了一层对幸福爱情执着追求的含义。”——这种已然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很长时间内统治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
艾朗诺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具有一定纪事功能的诗不同，词这一文学体裁，有着大量的虚构和想象，不能将词的内容简单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事无绝对，如苏东坡的很多词作，有明确地标题或是自序，就完全可以看成是具有明确纪事功能的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故事）；但大部分词作都是抽离了现实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愿意自比妇人或是青楼女子，并站在女性的视角描写闺怨、思夫等情愫，甚至有时还用来比附士大夫苦于不被君主赏识的怀才不遇之感。但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都为男性，所以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明显，绝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读者至多将其看成是他们对自身际遇的一种情绪。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人们在谈论他的词作时，也多半会对其进行“自传式解读”，但这也是词学史上的个别案例。
而当作者为本身就是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performer）和作者（composer）本人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二者皆为女性，所以研究者们很容易就将词作中的内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证据，从而将大量可能只是出于李清照想象或是诗词创作套路中的女性视角，当成了李清照生平的真实反映。这种自传式的解读法，在相当长时间内统治了学界对于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诺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视角，虽然未能给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却通过犀利的减法，使得李清照与她的“婉约”人生相分离，这也有助于我们体察在那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年代里，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坚忍、反抗，甚或雄心。
其二，艾朗诺在《才女之累》中花费三章笔墨来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后的接受史。李清照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文学成就而非妇德妇道被同时代人和后人充分认可的女性。但由于南宋之后理学的崛起，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都受“道德化”的影响，李清照在丧夫之后的再嫁和离婚便成为了她人生的一大污点。
于是乎，南宋的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比如北宋学者朱彧就感叹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话里话外多少还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在其书中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这里的“笑之”绝非善意的微笑，而是带有嘲讽、不屑、窥私，乃至看热闹、瞧八卦还不忘传播、讨论的市井俚俗之笑。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如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对李清照予以了谴责。
但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其诗词创作已然被经典化，而理学色彩有增无减的清代学者们，开始无法忍受一个“再嫁又离婚”的李清照，这与他们理想中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于是清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他们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这位伟大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而他们则致力于还世人一个真实（且符合理学标准）的作者形象。如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的学者卢见曾，就对李自述其再嫁离婚之事的史料选择性失明；而另一位学者余正燮虽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坚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笔劣下”篡改过的。
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真伪的争议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直到1980年代学界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却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诺这样，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也凸显了东西学术在治学目的与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学者更注重历史的证据、事实和真伪是非，而欧美学者则更推重历史的机制、语境和因果关系。艾朗诺仔细爬梳了从宋人，到明清学者，再到现当代学者关于李清照生平的种种观点，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甚至在现代主义抑或女性主义的解读之下，赵明诚再也不是那个与李清照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的温良丈夫，他可能也曾有冷落妻子、甚至纳妾这样雨露不均的“恶行”。艾朗诺并未倾向明显地支持任何一种观点，但他将关于李清照接受史的学术脉络和观点演进一一厘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理解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题的认知。
其三，艾朗诺本人并非女性主义学者，相比伊佩霞（Patricia Ebrey）、曼素恩（Susan Mann）、高彦颐（Dorothy Ko）这样的女性学者，艾朗诺虽然研究的是女性诗人，但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显著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但虽然其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艾朗诺本书中的结论可能倒是非常具有女性主义色彩。
传统认知一般认为李清照是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这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对于其人物个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就应该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诺通过对李清照的《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赋》的研究，李清照不仅不是只知伤春悲秋的文弱才女，而且她有独立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致力于提升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并且强调词以其独特的韵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体性；甚至生于官宦之家的她还拥有相当的政治见解、爱国情怀和与男性无异的忧国忧民之心。如李清照的《咏史》诗，不仅文辞老辣，也极富史识，还不乏对现实政治的讽喻，连道学家朱熹都对其赞赏有加；而《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其中对宋庭南退的时局隐喻，就更为明显了。李清照进入晚年后，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游戏“打马”为主题的文赋，在这些文章中，她将自己对宋庭政治姿态和军事部署的不满寄寓到了“打马”这项策略类游戏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讨论当时的战事。
艾朗诺细读李清照诗文后得出的结论，不仅将李清照身上弱质女流的婉约气一扫而空，甚或还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如何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中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名世、传习流芳的“豪迈”。
《才女之累》并未为李清照研究寻觅到什么新史料、新文献，也不纠结于诗人作品研究、生平研究在细枝末节上的考订甄别。相反，艾朗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将改变我们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他通过一系列文本细读，将李清照及其研究者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那个充斥了道德评价和性别压制的中古时代，作为女性的李清照背负了太多的社会重压。一方面她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绝代词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贤妻、乱世中的寡妇、再婚而又离异晚节不保的妇人；她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但似乎又反证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清儒们力图将其再婚之事洗白，而现代学者们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补记：在海外汉学译著中，本书翻译极为地道、流畅，既保留了西方学者的很多习惯性表达，但同时也有中国学者著述论文时的雅驯用词。最难能可贵的是，中译本还纠正了许多原著在历史地理学和文言文读解方面的错误（基本都在第一译者夏丽丽所负责的章节中），可见译者用功之深，译工之精。对于饱受争议和摧残的海外汉学译介领域，能有这么一本优秀的译著，着实令人欣慰。
《才女之累》读后感(五)：认识一个真实的李清照
中学时候，李清照就是我最喜爱的词人，也是我的偶像，对她特别的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么多词人诗人都是男的，只她一女子，且卓尔不凡，同时她的词读来总是更加亲切真挚。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没有刻意认为她是她词中的人物或者不是，有时候想着她是，有时候又想着不是。当我看这本书才发现很多年来，学术界都在刻意地将她与她的词中人物重合，为此不惜各种办法去篡改她的历史，原因就是：她是女子，她只应以丈夫赵明诚的忠贞妻子的形象出现，她忧伤，喜悦都是因为丈夫，她的写作只是为了抒发对丈夫的思念，记录夫妻生活等等。比如我手头的一本《李清照全集》就是将她的词和文章等都对应到她相应的人生阶段去编辑，而这不是特殊，而是普遍。
这本书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应该时刻认为李清照词中的人物就是她自己并且刻意地去对应重合，这不是正确公正的读易安词的方法，也不是合理的了解李清照的方法。
古代的上层社会女子有条件读书，天赋好的也能写诗词，但是她们不会主动去写，因为社会不提倡女子创作。比如《红楼梦》里的女孩子听说她们的诗词传到外面去了，觉得很不好，有一种被窥视的羞愧感。然而李清照不是这样的。对于写作，她是主动积极的，甚至是看作人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的，绝不仅仅是自娱。书中记录了一件她的后人提到的事情说：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在建康城（今天南京）时遇到大雪天就披着蓑衣斗笠和丈夫出门循城远眺以寻诗。若非强烈的文学热情，她应该不会这样去做，而且点明了是去寻诗。她还写过一个句子是：
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
写的正是她的创作过程。
除了主动创作，她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进入这个被男人统治的文学世界。她写过一篇《词论》，对与她同时代的男性词人们进行了非常直接而不婉约的点评，并表明了自己对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看法。后来的男性评论家们对此很是不喜欢，认为她狂妄自大。她的这个行为一方面说明了她的文学理论造诣很高，一方面也说明她个性很强，敢于发声。这和我在那几首婉约词里认识的李清照是不一样的。
本书还着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李清照的再嫁。再嫁是一个事实，然而后世学术界却一再否认这个事实，因为她应该和她词中的人物一样：对丈夫深情似海，这样才不破坏人们想象中他们的理想婚姻以及她的美好形象，更何况她是在四十九岁的时候选择再嫁，之后又很快离婚。这对于她的形象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玷污。
之前，我是不知道有再嫁这件事情的。然而当我了解了历史背景，以及涉及当时情况的她自己的文章《金石录后序》和一份写给恩人的感谢信，我又更深层地认识了她。
在颠沛流离中，她一个寡妇，还要保护丈夫临终嘱托要好好保护的各种珍贵收藏，我相信她是无奈之下选择了再嫁，而后很短时间却又发现遇人不淑，她不选择忍气吞声，以状告丈夫来结束这段不堪的婚姻，即使知道有可能自己会被拘禁两年。她宁愿坐牢，宁愿名誉受损，也断不肯维持这样的婚姻，与她生前，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女子比，真的是无比刚烈勇敢的。这也更加说明了她的个性之强。
这件事情之后，她的生活定然是要受到很大影响的。她不再是赵明诚的遗孀，又闹出了这样的“丑闻”，按照同时代甚至后世文人的思路，她应该是贫病孤老而死，于是他们确实创造出了这样的结局。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按照本书在相关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的研究，李清照后来不光恢复了赵明诚遗孀的身份，重新回到了贵族阶层，并且与皇家有交往。
那篇《金石录后序》我读过两遍，每次都是感动于她与丈夫早年的美满生活，悲伤于后来的颠沛流离，感触于她的“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然而本书的解读却让我看到了更多：
这是将丈夫的书《金石录》献给皇室时同时献上的序言，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文章，但是里面却写了不少私密的情节，所以本书认为这是李清照的故意所为。她夸大损失以减少外人以及皇室对她的收藏的觊觎，她描写她与赵明诚早年的婚姻生活以及她在战乱中的无助以博取人们尤其是赵家的同情和谅解以期重新恢复赵明诚妻子的身份。
按照后来的一些记录，她做到了。
这说明李清照不是一个柔弱怯懦只会吟些闲诗怨词的闺阁女子，她是有谋断的。她的一些关于历史事件的诗歌，献给使臣的诗等等都在表述着她对历史和政治的看法。
她不甘只是闺中能文妇人和赵明诚的有才妻子，她要写作，而且要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对于易安词，我回忆自己自发的读法是：这里面的人可能是她，但也可能不是，但是肯定与她的情感和经历有些关系，和其他作者一样，大约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将她认作是一个伟大文学家，而不是如学术界里人有很多的禁忌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无意识认为词中女子就是作者本人，这原因大约就是词的主人公多是女子，而作者又是女子身份，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但是这同时也是易安词之动人处，与读者没有隔阂，自然真挚，有一种我手写我心的天然，未尝不是她的独到之处。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其实我可能是按照通俗书来读的，全面了解了我最喜爱的作家，获得重新解读她的作品的方法和角度，同时通过不同时代对于她的形象解读侧面了解了该时代对于女性以及女性文学的态度。
如此再读她的作品，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也更能领略其精妙和意味。她所有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敬佩和喜爱她，她不是历代文人极力塑造的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完美无瑕的才女贞妇女神，她是犀利，果敢，有见识，敢挑战，敢反抗，个性明显且独立的人，是真正活过的一位女子，而不是创造出来的。
《才女之累》读后感(六)：李清照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我们也自认为对她再熟悉不过了，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这本《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重点并不是对李清照进行考据式的研究，西方汉学家研究汉学的优点在于它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先入为主之见上，从新的角度提出被我们忽略的问题。艾朗诺此书分析了附加在李清照形象上的预设和假定对解读李清照作品的影响，并对从南宋到近现代李清照形象的接受史进行详细分析，堪称本书亮点。 艾朗诺首先从宋代文坛的社会背景分析，指出宋代女作家地位底下，社会上对女性写作的评价很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有一种女性写作容易被外人窥探闺房隐私的担忧，而李清照的出现则极大挑战了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坛。我们习惯将李清照视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但今天许多学者发现李清照的一些词作、诗文体现了男性阳刚风格，艾朗诺认为李清照作为当时罕见的挑战男性主导文坛的女作家，要顶住强大的社会压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说，“当妇女进入由男作家及男权价值观所主导的文本世界时，其表达往往对抗与妥协兼备……”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大概就能理解李清照作品中带有刚健的男性气息的作品了。
《才女之累》读后感(七)：李清照的袍子和蚤子
早年读到纳兰词，最为后两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击节。赌书泼茶、红袖添香与共话巴山夜雨，是文人理想婚姻的经典场景。赌书泼茶的主角是李清照与赵明诚。李清照出身官宦世家，师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少年时已才名远播。“善属文，于诗犹工”，晁补之多对士大夫称之。公公赵挺之官至宰相，夫婿赵明诚是金石名家，夫妻志趣相投，赌书泼茶，尽得闺中雅趣。李清照的白富美兼具才华的人设，简直是自带IP，明清以来获得了比同时代男性文人更多的关注。即便后来父亲李格非被列为元祐党人革职遣返山东，公公赵挺之也被蔡京排挤贬官过世，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回青州老家生活，访古寻诗，也“如葛天氏之民”。用鲜花着锦来形容她的前半生也不为过。
靖康之难后，赵明诚病逝，李清照独身一人携金石难逃，颠沛流离，金石散佚，以残病之躯再嫁，旋即打官司离婚，桑榆之年落入人生谷底。宋代社会对于女性改嫁还不像明清那样严苛，但因为理学的繁盛，“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已是士大夫阶层广为接受的女性操守。改嫁已不光彩，改嫁后旋即离婚，更是离经叛道，“难逃万世之讥”。因为一阙《声声慢》，很多人以为李清照自此在凄凄惨惨戚戚中度过余生。 然而，李清照才不是傻白甜小姐姐，格局见识甚至胜过精英阶层的绝大多数男子，她着实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晚年的李清照，是赵明诚的命妇，是南宋最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和研究者，是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可的才女。
敢二婚，也敢离婚。南渡之后，李清照身体孱弱，又无可依傍，加之与赵明诚二人的金石收藏已颇有名气，所到之处一路被豪强、土匪、官兵甚至朝廷觊觎，李清照急需找个依靠，于是仓促间嫁了张汝舟。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李清照说到离婚的理由是，张汝舟觊觎李清照保管的金石收藏，谎报自己的职务骗婚，婚后侵吞金石收藏不成，对李家暴。在宋代，已婚女子除非发生扒灰乱伦等事，否则无权提出离婚。同时，法律还规定，任何人起诉家中尊长（父母、丈夫等），无论对方是否有罪，原告都将被拘禁两年。为了踹掉渣男，李清照只得以“妄增举数入官” 指控张汝舟。因为李清照与张汝舟结婚时，离赵明诚过世尚不满三年，最后判决张李婚姻无效，张汝舟被免职并发配到柳州。既然与张汝舟的婚姻无效，李清照自然还是赵明诚的命妇。回归赵李联姻，是李清照重获政治地位的唯一且最有效的路径。总之，李清照的努力效果非常明显，1143年她创作了节序颂诗和贺春帖子敬献给皇帝、皇后和夫人，证明她已经恢复了赵明诚命妇的身份。
历次流散之后，李清照仍保留相当可观的高品质藏品。李清照在1133年向南宋朝廷敬献了自己的收藏，已知的有《哲宗实录》和蔡襄的真迹。哲宗是北宋最富争议的皇帝之一，这部为他修撰的实录有近200卷的篇幅，其规模和体积十分庞大。李清照在《后序》的尾声历数了剩下的典籍，声称自己“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天而已”。根据《后序》中对收藏散佚的描述，我们无法想象她竟还藏有一整套《哲宗实录》。另外，1150年李清照在临安造访了米友仁，随身带来两幅米芾的书法作品，而米芾正是米友仁的父亲。李清照请米友仁在卷轴上题跋。这两篇跋文如今都保存了下来，并明确提到李清照此次拜访的目的是请米友仁验明真伪，确保他们是米芾的真迹。米芾的书法作品价值连城，特别是经过其子认证题跋后。青楼女子杜十娘尚知道预留百宝箱，何况李清照这样见惯人生起落的大家呢。
君子立言，离异后的几年，是李清照一生最高产、最具创造力的阶段。除了继续填词作诗，她还转向了文章与赋体创作。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写下了若干篇重要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金石录后序》。另外，《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及“打马”主题作品，隐含政治及军事指涉，更体现了李清照对南宋偏安一隅形势和苟且偷安绥靖政策的洞若观火，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男性的见识和谋略。通过一系列的创作，李清照已经走出了《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沉重的羞耻感，将自己重塑为一个自信而有持守的女性。
一个女性，在理学大盛的宋代能在男性创作者中突围并脱颖而出，除了耀眼的才华，还必须有看得清自身性别局限的格局眼界和虚与委蛇步步为营的能力。 即使在最顺遂的时候，李清照也面临着任何创作者都有的认可诉求。
李清照有一联佚句，“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写她如何写诗。李清照去世后不久，文人周煇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健康日（1128-1129），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李清照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才华，并自觉地把文学创作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毕生的追求。
在宋代仍然是男性把控着文学的领域，作为女性在家庭之内创作，唱和取悦男性可传为佳话，但其作品不宜外流，比如程颐的母亲，颇有才学，却少做诗，其去世时，仍叮嘱儿子将其所著烧掉。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已颇具文名的李清照用“学语三十年，缄口不求知。谁遣好奇士，相逢说相斯？”，称自己本不求闻达于世，是其他文士宣扬了她的名声，为自己的才华辩护。
在诗的领域，因为要刻意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李诗以雄浑著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流传下来不多的几首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李清照“善属文，于诗犹工”的诗才。李清照有一首咏古绝句“两汉本继绍，心事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诗中将上古两个王朝征服事件（商汤灭夏，武王伐纣）与王莽篡汉相类比，这明显是在谴责北方的刘豫傀儡政权，朱熹在征引了这首诗后评论道“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这也代表了宋人对李清照评价的一个主流，不管李清照的作品是否比同时代的男性作品优秀，得到“岂女子所能”就是最高评价了。
在词的领域，除创作佳作外，还写作了《词论》，眼界之高、点评之利，在词学评论中别开生面。一方面她并不否认词是“卑俗文体”，但又并不将之与“斯文”对峙，与欧阳修等人试图为词体辩护相比，李的见识似乎更高一筹。另一方面她坚持词体独有的韵律特征，指出前人在这方面善乏可陈，而真正能领会此中精妙的知音又寥寥无几，她还指出一群男性文人因其修养气质与词体创作并不相称，填词不过是自取其辱。李清照从柳永到晏几道，到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各有臧否，称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她自己，无疑就是这个懂得词的妙处的人。
然而，至少在宋代，李清照的创作成就并没有获得与同时期男性文人的同等待遇。宋朝文人词，苏轼词留存二百多首，辛弃疾词留存六百多首。李清照生前作品虽结为《漱玉词》，但不知为何竟没有留存下来，现存二十三首作品均来自宋人所编的各类女性词集，另有三十四首存疑作品尚无法证实。
自传式解读是对李清照创作能力的矮化。虚构能力是创作者的基本能力，我们对于女性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自传式解读的形式，也就否定了她们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虚构能力。诗言志的强大传统，要求世人做到言为心声。但词毕竟是和乐的歌词，歌者本人并非词作者，而且二者性别往往不同，对于男性词作者，读者很容易与词中角色及对象的分离。但对于女性词作者，则习惯性落入自传式解读的窠臼。揣测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性别的自大使具有话语权的男性文人对女性创作能力的认识停留在写实言志的阶段，不认为女性具有虚拟创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能是阅读过程中的偷窥心理。就女子诗文不宜外传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会以性别眼光窥探它所流露的情感，对少数流传在外的女性作品而言，无论有意无意，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会倾向于偷窥隐私般的阅读，他们借以观察女作家最私密的时刻、情感身世，乐在其中。
但即便在当代，人们对于李清照的作品仍习惯于自传式解读。人们可以质疑系名李清照的词作真伪，可一旦被认定为原作，就会被立即安插进她的生平，帮助学者重构词人的身世。当然，知道一个作家的生平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她的作品。除了晚期作品，李清照的作品都没有纪年，不能顺便作为印证作家生平的证据，否则便成了循环论证。
另外，读此书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得知，当代人们常引用《点绛唇·蹴罢秋千》来代入李清照婚前娇俏少女形象，引用《丑奴儿》来代入婚后与赵明诚传情的少妇形象，而这两首，恰恰都是存疑作品。《点绛唇·蹴罢秋千》最早出现在1554年杨金本《草堂诗余》，题为苏轼之作。《丑奴儿》约1600年出现在《花草粹编》系名南宋初期词人康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