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10篇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是一本由[美] 谭凯 (Nicolas Tackett)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一)：消失的9世纪门阀
对于门阀贵族，似乎印象更为深刻的是4-5世纪之间的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对于唐代的门阀大族以往的印象也多局限在“牛李党争”等事件里。但谭凯先生的这部著作却聚焦了长尾时段，探讨的是经历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之久的许多门阀望族为何在9世纪之后与唐帝国一同消失，这是很有意思的选题。
纵观这部书的结构和论述主旨，无外乎以下五点：
1 门阀大族有很强的适应力，在8世纪之后科举制逐步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之后。这些门阀大族利用血缘亲戚和联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控制着帝国两京的上层政治。
2、门阀大族大多居住在两京或在两京之间的走廊地带，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少数大族则外迁到襄阳、江陵、扬州等几个地方。
3、外迁的大族或者因为战乱或者认为任官迁徙，但后期随着两京生活成本的巨大，竞争压力增大，不少大族的分支被迫离开京城到外地发展，其的政治生命也就随之终结，开始了地方化的历程。
4、藩镇并不像传统史家认为的是唐灭亡的主要原因，至少在820年之后唐宪宗削藩的努力在河北藩镇之外都成功了，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唐代末期的政治在880年代之前都是稳固的；而自此之后则进入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动荡时期，兵变战争的频率烈度明显增加，局势失控。
5、门阀大族消亡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藩镇自己征募人才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肉体消灭和财产、社会网络的损失，以黄巢之乱为代表，随后全国主要人口聚集地都发生了持续混战，造成了世家大族人口大量减少，旧的关系开始被打破。
这部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定量关系的多次巧妙地利用，充分挖掘了唐代墓志的史料价值，并充分可视化分析。，从A、B两个大族集群等的相关分析就可以一窥，遗憾的是在藩镇问题上似乎有过于淡化安禄山等人的破坏性对于唐代的政治结构，而对黄巢造成的灾难后果则又予以了一定的放大。此外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的筛选标准和样本的个性化，则还存在着缺憾，这些缺憾或许随着今后新的墓志文书材料的发现能得到拾遗补正。
门阀门当时的观念与今天不同，这是作者多次强调的，当时人入仕有“荫”的特权。在今天是认为是一种裙带关系，但当事人却引以为荣，认为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德行和事功，表现在墓志上也是详细的记叙自己的远祖。但作者也提到了9世纪人们开始逐渐转变，门第和郡望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晋升之道了，当下的祖孙三代的做官履历和婚姻情况则成了关键。这些门阀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提携关系，无论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出到各地藩镇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僚，都有很大可能得到晋升重用。这一点，作者在第三、四章里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分析。唐代之所以绵延三百余年，有学者认为与地方大族的稳定繁荣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是有言之不虚的感觉，大族们轮番把持着宰相、吏部尚书、知贡举等核心官职的肥缺，很容易提携帮衬自己的亲戚、门生弟子和远近同族，这样更大的政治网络也就形成了，他们务实的灵活性使得即便到了9世纪末也在朝廷里把持着一半以上的官位，可谓繁盛到了极点。
终结这一切的在谭凯看来是黄巢的叛乱，黄巢两度攻入长安三次焚烧破坏这里的宫殿建筑，劫掠人民。而很多大族没能及时逃出长安城，被残忍地杀死，他们的财富在兵燹中叶被摧毁殆尽。如此一来，本来繁复错杂的两京政治精英大族们的网络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断裂，随之而来的长期战乱更使得大族星散，流落各地，如此一来旧的秩序就彻底被打破了。到了904年朱温在白马驿站杀死崔枢等人，更是一个标志，大族的时代结束了，藩镇下级官僚仰仗他们的权势威望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这也从当时的保留下来的墓志数量大幅下降有关联，因为制作墓志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是体现其家族物质财富能力的重要表征。
消失的9世纪门阀寓意一个时代的终结，崇尚谱牒、婚姻的门阀习气在10世纪几乎荡然无存了。经历了战火的韦庄后来来到四川投奔了前蜀的创立者王建，开始为地方崛起的新势力效劳；而罗隐等人也是九死一生。不同的地域里新的势力和阶层开始兴起，属于门阀士族的时代是彻底终结了，战乱、气候、命运的交织使得他们没有闲暇时间来重新组建关系网，最终走向了集体衰亡。
意犹未尽的是书里对安史之乱和安禄山的评价迥异于黄巢，似乎在海外研究者看来，安禄山更是一个温和地懂得唐代政治规矩的高级政治家，而黄巢不过是低贱的走私贩子罢了，这里感觉有发挥阐释过度的嫌疑。而书内对门阀大族地域集中分布论也不是新见了，熟悉的朋友在其他海外汉学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表述，但地方实力派如何与国家精英互动，在这部著作里体现的并不是很清晰；对于河朔藩镇的独立性影响人才任用的问题，似乎也没有一个满意地回馈。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二)：数理统计是否能改变我们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因为开大会的原因，本来约的稿，临时被撤了下来；问了一圈别的媒体，大家都觉得“黄巢起义”和“门阀没落”很敏感，只能发这里了~欢迎大家转载打赏~】
在北美汉学的谱系之中，尤其近20年，相比于明清时期研究的蒸蒸日上、遍地开花，从魏晋至隋唐这近700余年的历史，从学者数量到学术成就上来看，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在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魏晋卷》和《隋唐卷（二）》就一直未能出版（后者据说在统稿编辑过程之中），这与美国汉学界在中古史领域的成熟学者数量相对较少不无关系。而美国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于2014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则是近年来美国学界罕见的一本对中国中古史的重要问题提出全新看法的论著。本书未推出中译版前，国内重要的研究期刊（如《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皆已刊布书评；而今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本书中文版，则让更多的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看到了一部从材料到方法都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
中古史大家陈寅恪曾谓学术研究要有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而对于谭凯这本书而言，则是用新方法（数理统计、地理分析、社会网络），将已然不新的材料（出土墓志）将以重新处理解读，从而探究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旧问题——即唐宋变革论，而谭凯也通过全新的方法、半新的材料，得出了与诸多中外学者迥异的结论。
首先，何为“唐宋变革论”？而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又居于怎样的位置？
“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初由日本汉学巨擘内藤湖南针对中国历史分期、社会形态变化提出的重要论断，后经其弟子宫崎市定等人阐发，其后又在北美学界经由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 Bol）不断修正、细化，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古社会剧变的看法（当然，与内藤湖南同时期或稍晚，很多中国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就学说的全面性、影响性以及学术传承的脉络上讲，唐宋变革论仍是以内藤为滥觞）。
简而言之，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之交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政治方面从原来的士族统治转向了君主独裁和士大夫官僚体系，土地则从贵族手中逐渐分散到了更多的平民阶层，科举制度增强了社会流动性，而原来依靠血统出身定终身的选官体系逐渐消亡。其中，以政治生态体系——即从魏晋隋唐以士族-皇帝为中心的体制，变革到宋代之后以皇帝-士大夫为中心的统治架构——的更迭最为重要。
唐宋变革论或许是整个20世纪中国中古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论断。20世纪中国历史学领域有着多次学术范式的转移，很多红极一时的理论和思路都随着时间的迁移和后辈学者的研究而淡出历史舞台，比如冲击-反应模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唯有唐宋变革论历经近百年，虽然试图反思、修正乃至挑战其地位的学者不计其数，当代学术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认识从深度到广度也远超内藤湖南当年，但唐宋变革论的主旨不仅未被推翻，反而愈来愈成为更多学者们进行学术探讨的前提。无怪乎张广达、葛兆光等学者都盛赞“唐宋变革论”其理论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超凡洞见。
然而虽然唐宋变革近乎学界共识，但是对于很多细节问题仍然讨论热烈。比如变革何时开始，有人主隋代，有人认为由武则天始，有人则认为是晚唐；而变革何时结束，则有安史之乱、藩镇时期、两宋之交等不同时间点——不过关于变革细节的认识五花八门，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次变革是一个渐进过程。
谭凯对此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唐宋变革很可能不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历史转型，而是因某次战争而产生的突变，原本支撑着官僚体系的士族贵胄一下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使得由汉代开始逐渐主宰中国政治的“士族-皇帝”体系崩塌，贵族消亡之后产生了巨大权力真空，才给之后皇权的集中和士大夫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而这场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战争，就是发生在878-884年的黄巢之乱。
谭凯用本书4/5的内容为他最后的结论进行铺垫，而其所资的主要研究客体就是数千方唐代墓志。墓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味，它不仅先天上具有文物的特性（如出土地点、形制、书法雕工），同时也含有丰富的文献内容，可以帮我们确定墓志主人的生平、家谱以及人生大事记，同时墓志出土的本身就意味着墓志主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谭凯针对唐代墓志的分布和对墓志内容的统计分析，认为唐代的政治精英阶层都集中在长安、洛阳以及两都之间的两京走廊；其后他又证明了在安史之乱之后乃至藩镇势大的中唐晚唐时期，门阀大族虽然经历了多次冲击，科举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统治阶层的核心仍然是由贵族所把持。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论证，在最后一章中，谭凯图穷匕见，他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贵族世家过于集中，导致在黄巢之乱中，两京地区的政治精英们被一网打尽，本来代表着权贵出身的墓志在这一时期之后，因贵族群体四散而亡，鲜有人还有能力和精力为家人妥善安葬、撰写墓志碑文，所以墓志数量急剧下滑。贵族数量的急剧消亡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最终使得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走向发生了极为深刻地转变。
谭凯在此的结论相当惊人，首先，他将黄巢之乱的意义从中国历史上海量的农民起义中点化出来，黄巢之乱不仅成为唐帝国灭亡最直接的导火索，同时还不期然间触发了中国历史的统治核心、社会流动等一系列变迁改制。其次，在面对历史重要问题时，历史学家总是先天地喜欢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渐进性。而谭凯的论断相比于前辈历史学家，则非常之犀利且反动——他将黄巢之乱所引发的士族覆灭当成了“唐宋变革论”的直接原因，这无疑是将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渐进式转变的唐宋变革看成是一个历史突变的结果。
谭凯此观点在中国学者看来或许略显激进，但是如果放在北美历史、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大脉络中，其实也并不奇怪。北美学界过去二三十年间，历史研究受新文化史、新社会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影响，越来越否认历史的线性进程，相反开始注重历史发展中的偶变性（contingency）、行动体（agency）和结构化（configuration），抗拒历史必然性的“强有理”，转而强调历史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偷窃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都是明显受到这股思潮影响的历史著作。谭凯身处美国学界，与《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还曾在加州大学共事，虽分属不同分校，但北美历史学大潮流，外加加州大学的小环境，在史观上不局限于传统的“渐变说”，而基于统计学和地理分析系统敢于得出唐宋变革的“突变说”，确实有其学术环境和方法潮流影响的深层原因。
谭凯此书另一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大量使用了定量统计、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定量研究限于某种学科偏见一直不是学术方法的主流，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要么是在经济史领域，要么则是在档案积累比较丰富的清代、民国社会史领域。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中采用定量的方法，不仅会面临数据搜集困难、缺失严重等问题，而且主流学界对于定量研究极度不熟悉，甚至因不熟悉而产生偏见，同时定量较之传统的定性手法（如文献考订、二重证据法、训诂等）比起来也显得有失优雅，加之相关计量史学教育薄弱，所以定量统计、数理分析等手段一直不被主流学界所广泛采用。
当然在中古士族的学术上，也有定量分析的先行者，如日本学者矢野主税、台湾地区学者毛汉光等，尤其是后者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中，通过大量数据统计让学界认识到了隋唐一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士族大家在政治上仍然葆有的垄断性。虽然严格从统计上看，仍有方法上的缺陷，但确实是通过直观的数理分析方法驳斥了贵族政治精英自隋始衰落的旧见。
很多中国学者也在针对《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的书评中认为谭凯通过墓志的出土地点、内容数据采集的方法带有极强的随意性，或认为不能因两京地区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就断定唐代的中央精英都聚居在这一代；或认为谭凯搜集数据过多，其他学者无法有效核实——此类批评基本都是完全不了解统计学采样原理和数据处理方式所致。
近十余年来，北美学界越来越注重通过新的数字科技手段来进行历史研究。比如由郝若贝着手，后经包弼德等北美汉学家所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以及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还有莱顿大学的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基于CBDB建立的MARKUS古籍标记平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中国研究彻底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当学者们想要对历史人物的行止、交游、关系做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时，再也不用全凭博闻强识或是手动搜索的方式，这无疑给学者们提供极大的研究便利。虽然可能会有学者认为科技的便利会使得后世学者对基本文献的熟悉度严重下降（事实上四库搜索确实使得很多当代学者在研究时更爱“偷懒”），但是数字化的潮流已然不可逆转。尤其在地方志、区域史、档案研究方兴未艾的大趋势引导下，数字化研究无疑是当代学者所不得不面临的新课题。
过去十余年间，墓志研究以及士族研究虽然学界著述不断，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却寥寥。北京大学陆扬教授曾指出墓志研究应从“史料分析”走向“史学分析”，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是“个案多，综论少”，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细节知道得越来越清晰，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士族研究领域也同样面临着这样“有增长、无发展”（仇鹿鸣语）的现状。
而在北美学界，自姜士彬（David Johnson）、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于1977、1978年前后对士族问题有所撰述以来，美国学界的士族研究已经沉寂了三十余年；而墓志研究因其较为琐碎，且其价值多在校正、补充传统文献，同时还需要极强的文献阅读能力，一直也非海外学者的强项，陆扬甚至认为在墓志研究方面“西方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当然，此处的讨论语境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墓志）。
而谭凯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则不仅接续了自姜、伊以来的北美士族研究，对唐宋变革论的主因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同时也扬长避短，巧妙地避开了西方学者文献在分析上的弱项，转而发挥其善用新科技、新技术、新方法的强项，将西方学者本来极难处理的墓志资料也纳入了海外汉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并在经济史和档案研究、社会史研究之外，为海外学界树立了一种以定量方法研究传统汉学议题的典型，让我们看到了在数字化时代重新看待中国历史的无限可能性。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三)：论关系的重要性
如何定位门阀士族这一群体？在当时，主要通过郡望加姓氏的组合来甄别自己的特殊血统。到九世纪，这种境况慢慢发生变化了，随着人口的大量繁衍——得益于纳妾行为的存在，许多人都能声称自己出自名门望族，从而导致这种姓氏的声望被大幅降低，只有一小部分是这些家族的真正后裔，依然延续其政治权利。 这些士族有“中央化”特征，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主要居住在京城（长安和洛阳）和两京走廊地带。他们既可辐射地方，也融入京城社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这些大族家庭往往都有历代为官的基础，说明他们不仅在京城拥有一定的权力，也可以通过这种权力让自己的子孙到更远的地方任仕，新来的贵族不可避免要取代本地精英，并将他们排斥到边缘地区去。不管是任命到新地方，或是避难，在当时都很普遍。这也是导致大多数大族后裔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精英，甚至在他们的族源地销声匿迹的重要原因。 京城精英和地方精英当然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垄断权力方面。地方精英只能在地方谋职，京城精英则更倾向于在朝廷重要职务上累世为官。这种权力的地理分布，也为理解门阀士族提供一种新途径。这种迁徙可能是一个家族发展其权势的一种方式，在京城混不下去了，利用外任机会，在地方继续维持其重要性，主导当地社会。这也解释了某些家族何以维持那么长时间而不倒。 那么，京城精英家族何以能够垄断国家显要官职数个世纪之久？除了前面提到的声望，权力地理的集中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精英通过更密集的婚姻网络而互相关联。充分体现了“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和藩镇辟署制能为京城以外的士族提供向上流动的途径，但相同的精英群体集中在京城地区并通过婚姻网络得以巩固，还是为他们在这两种制度上服务自身提供极大的特殊优势。 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尤其是藩镇辟署制才导致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唐朝的覆灭。但作者不这么认为。那些大族依然能很好适应这种境况。唐朝直至最后也依然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是黄巢的灾难性叛乱才最终摧毁了世家大族和唐朝本身。 尽管大族后裔能够适应多变的环境，却在黄巢之乱后迅速消失于历史舞台，到宋朝几乎无处可觅。“为什么这些曾经在政治动荡中幸存的家族，如此完全地随着唐朝的崩溃而消亡呢？”黄巢进京后，李帝逃蜀。黄自称帝，开始处死旧时官员，更放任手下屠城达几次。长安城在往后数十年屡遭叛军和强盗的暴力摧毁，几乎被洗劫一空。即便往后黄巢被赶出长安，并被部下所杀，情况也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使局面更加混乱和恶化，叛军逃窜之处，无不遭大肆破坏。长安，洛阳及两京周围地带，甚至南方地区，无一幸免。这种大肆的破坏和杀戮对于这些大族家庭的打击可想而知，这种肉身的消亡最终导致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精英网络开始分崩离析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也。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四)：士族衰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就论述中国史的骨架，即时代划分这一问题，内藤湖南提出过有名的“三分法”：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内藤史学关注中国内部的阶层变迁，重点分析在政治、社会上中古贵族势力何以衰落，庶民力量何以上升，以及贵族文化的没落与以新兴的庶民阶层为主导的新文化的蓬勃。
内藤的“三分法”自有争议，拥趸者也不少，因为他的基本假设很有道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者谭凯 (Nicolas Tackett)的这部《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就是在内藤“三分法”的框架基础之上，聚焦中世向近世转变的关键时点，探析中古门阀士族消亡的原因。
门阀大族的衰落是从社会的流动加快，主要是从士族群体的流动加快开始的。士族流动加快的原因，一是来自士族外部社会动荡对士族的打击，一是来自士族内部不同区域集团和新旧势力的矛盾及斗争。东晋孙恩卢循之乱、萧梁侯景之乱和北魏河阴之乱等，严重地打击了江南士族和代北虏姓这些政治上显赫的宗族。隋末农民战争期间，以社会底层的庶民及佃户、部曲、奴仆半贱民为主的农民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统一政权建立之后，经历洗牌的士族结构变动必然带来矛盾。比如，关陇士族虽然处于上层核心地位，但文化相对落后，远不如以崔、卢、李、郑等为代表的旧族的威望。
谭凯的研究有个巧妙的切入点，即围绕唐代的墓志展开。艺术家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中论述过墓志传记的起源，它与3~4世纪魏晋时期的一个法令有关，当时政府禁止在墓地中竖立石碑，人们只好将石碑转移到地下，将其和死者一起埋在墓中。这些墓志保存得相当完好。墓志铭通常开篇追溯死者家族的历史，随后叙述墓主人的生平，主要聚焦他的仕宦生涯和公共形象，以华丽的骈体文称颂其品德和成就，最后以押韵的诔文概述死者功德，表达生者哀思。通过对墓志铭的历史研究，谭凯不但可以获取以上信息，他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利用数学工具和分布图，分析各地的人口结构，包括成婚年龄和死亡年龄、子女数量和迁移信息，并推展至精英阶层的地理分布，家族和婚姻网络等情况。
通过典型样本，比如柳宗元的远亲柳内则的墓志的分析，谭凯剖析了唐朝的门阀观念。例如河东柳氏，表示来自河东的柳氏家族，并不意味着他卜居于兹，而是表达一种久远的家族身份的认同。郡望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郡望意味着“精英家族祖籍所在的郡”，意味着大族崇高地位的持续不衰。这些大族通过联姻构建了牢固的人际网络。“外人”很难打进他们的封闭圈。《新唐书》记载，唐文宗欲嫁真源、临真二公主于士族，应征者寥寥，文宗感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由此可见，在影响士族地位变化的要素中，崇尚郡望、婚姻的意识观念变化最慢。
在解释大族失势的原因时，学者普遍认为是科举的兴起所致。谭凯反驳了这种观点。唐代仕途荫举与科举双途并进，门阀大族严密地把持了前者，即便是后者，因为士族向来有文化教育的传统，庶族也是很难跻身其中的。根据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的研究，唐朝时仅有10%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谭凯的数据收集，亲代之间官职的链条式图样，更加直观地确认了仕宦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武则天为了与反对她的高门大族的力量抗衡，设置了大量的新官职，并且运用进士科考试作为获得高官的特许途径。曾经一度改变了士庶的力量对比，但并没能动摇门阀力量，很快随着李氏王族的统治回归。谭凯认为，被当作是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没能做到撼动士族，因为后来军权藩镇仍控制在大族手中，后来在唐末黄巢起义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之中，才使得整个精英网络肉体上被消灭，彻底刨掉了大族的根系，旧的文化世界相应崩溃。
门阀大族自后汉时起，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末，几百年盘根错节，从兴起、发展到消亡，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谭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屡次提到姜士彬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笔者参阅该书，发现姜士彬对于门阀大族的发展也有数据统计。姜士彬说，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时接近74%，北魏、西魏和北周超过75%，东魏北齐的比例则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后期则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只有大概2.5%，宋代的40名宰相有22名明确和唐代大族毫无关系。显然，唐宋之间统治阶级的本质的确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谭凯的研究和姜士彬异曲同工，史学承袭上则为内藤湖南的“三分法”提供了依据。不过，笔者认为谭凯的论证仍存在一些解释不周之处。
谭凯在第二章“权力的地理”中，通过“洛阳或长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布图”和葬地分布图等，肯定了国家精英、高官权臣云聚京城的情况，也谈到了因此带来的房产价格上升导致的周边卫星城的兴起，以及由京城向任命地持续而缓慢的迁徙。但他对另外几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的论述不足。比如，唐代的科举仅在京城举行，士族子弟欲为官者，只能集中京城以求发展。《通典》曰：“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这正说明了科举的巨大吸引力，它首先是在士族内部的上、下阶层中引发了流动，继而扩展，终使人们意识到打破阶层固化，以及贤能政治超越门第声望的好处。人口聚居的后果，迫使那些财力不足的京城世家不得不迁出京城，促进了地域间的家族流动。当时还出现了高等士族嫁女卖婚的现象，《唐会要卷》记载唐太宗言：“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所以，士族的家庭、婚姻网络并不像谭凯所说的那么严密。墓志的一大问题就是谀辞满篇而绝不提半点丑话、坏话，这是必须注意的，因此需要别的材料佐证，本书这点做得不好。
另外，玄宗天宝年间就暴露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安史之乱进一步造成流民的泛滥，谭凯看到了军权的更迭，但对流民现象轻笔带过。世家大族迁徙奔逃，秩序重建，军事力量兴起，加剧了唐末的社会动荡，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居他乡，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必然大大削弱。安史乱后，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以代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实质上就是以贫富差别取代门第差别，促使了大家族的瓦解和宗族成员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唐末农民起义其实是这些社会危机积累、爆发的后果。黄巢的最后一击，凌辱衣冠，屠残士庶，烧毁了作为凭证的官私谱牒，终致士庶界限泯灭。
欧阳修撰《新唐书》，对士族衰落的过程有个总结：“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汨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这段论述可谓十分恰当。
谭凯分析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时，注意了墓葬资料的静态显示，但动态趋势观察似乎不够。他提供的方法论是有价值的。正文之后附录了“配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总量”，“九世纪出土墓志的来源”等数据资料，这是他对中古历史的重要贡献，或能开拓学界更有深度、广度的相关研究。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五)：富有冒险性的有关中古士族研究的力作
美国汉学家在文献技术层面相对中日来说，处于相对劣势，他们素以为傲的方面在于视角和观点。细读美国汉学著作，其研究过程和诠释文献的可靠性可以暂且置之不论，我们往往能碰到令人啧啧称赞的视角与耳目一新的结论，甚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就这一点而言，谭凯的这部书反而是一部不那么主流的著作，其视角和结论本身并不出中古士族研究的长期脉络之中，更没有令人咋舌之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其方法论的贡献。此书的确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作者在充分认识到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的基础上，根据三千多方唐代墓志，构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数据库，并利用定量研究方式进行分析，这也就是本书颇为称道的研究方法。
其实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入手，利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古史，特别是士族问题，谭凯也绝非筚路蓝缕。早在上个世纪，台湾的毛汉光先生在其两部巨著《中古中国政治史论》和《中古中国社会史论》中就已经相当娴熟地对中古史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当大胆而颇有道理的观点。特别是对于门阀士族的存续时间，毛先生根据对正史人物传记的统计，一反“士族终结于隋唐之前”的说法，主张门阀士族最终延续到唐末，而且在唐朝仍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谭凯大体而言并不出毛先生的范式，无论从观点还是方法而言，都可以说是稳步继承。
在此基础上，谭凯对计量方法的使用显然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总体上仍热立足于正史人物列传，而正史列传所能涵盖人物分布的狭隘，早已为当世学者所公认。受制于时代和观念所限，毛先生对墓志的利用是有缺憾和不足的。正如韩昇先生在《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所言：“在总体统计上，似乎未加统计。而且，书中对统计的原始数据未加说明，所以，我们对其统计的基础不清楚，也就难于放心利用统计成果。”谭凯此书则很好地修正了类似问题，从数据库的完整程度、史料来源和计量方法上，都尽量做到了扎实有据。
随着出土文献越来越成为中古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墓志的史料价值也在被不断重新审视。从曾经的边角料到今日陆扬所呼吁的“与正史并驾齐驱”，趋势如此，无论对墓志使用的看法如何，都无法否认其深邃的史料价值。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家族谱系、婚姻关系、家族分布，墓志无疑是最有力的材料。然而这取决于墓志能否形成规模性研究，个位数的墓志则无法体现如此纷繁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墓志研究需要“大数据”。能否将内容短小、分布分散的墓志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是利用墓志深入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而这样的方法如果利用得当，墓志即可以真正摆脱“边角料”的零碎地位，而显示出洞悉历史大趋势的强大功用。
遗憾的是，墓志的定量研究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真正程度上的重视。考据史学传统绵延之下，以及西方计量史学的没落，使计量史学在中国始终处于不预主流的地位。自然中国史的史料，以及中国文明对数字概念的独特看法，使得计量史学在中国史的运用中，可操作性严重成疑，本文在此也不是为计量史学张目。计量方法的功用，却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忽视的。对墓志史料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方两方墓志的订正、发微和正史的对校上，用墓志发微自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涌现出如黄永年先生《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这样的力作。但始终满足于停留在个别墓志的细究中，却影响了墓志乃至整个唐史研究向纵深的前进。社会的大趋势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撑，墓志作为其主要数据来源，则必须由点成面，婚姻、家族，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在一两方墓志中可以浮现的。一方墓志和十方墓志，十方墓志和百方墓志，整合研究所能展示的绝非一个世界，只有深入考据和大量数据的结合，隐藏在其背后的大问题大趋势才能浮出水面。
谭书无疑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数千方墓志的利用规模使得趋势性研究更具说服力，数据库方法的应用也使得计量方法更为科学。作者尤其强调墓主的随机抽样性质，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墓志的出土性质，以及墓主所属阶层相对于正史传主的大大拓宽和外延，定量应用的确使得对整个社会性质的深入探究变得更加具有可能性。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墓志利用方面走在前沿，能否对大数据的方法加以更多重视，尝试运用计量史学迈向深入的可行性？
谭书的结论：门阀大族一直延续到唐末，并在中晚唐的社会剧烈变动中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向两京集聚与黄巢的暴力杀戮使其走向灭亡，其实在中古史学界属于老生常谈之说。此书观点真正的创新点，在我看来还是：把黄巢之乱当作门阀士族灭亡的唯一原因，而非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结论，我并非认同。
本书的一切理论根本源于其史料依据，即墓志，由墓志向下推是谭书非常清晰的脉络。而根据墓志，对门阀士族这一概念的判定标准，本书大胆地作出了不同于常人的结论：任何有墓志存世的人，以及任何属于官僚家族婚姻网络的人，都可以算作作为政治精英的门阀士族。在作者看来，旧有的家系、郡望、经济实力等判断标准背离了历史实际，号称自己是士族后裔的冒姓者不计其数。而他通过对墓志制作过程的考证，以及对大数据考证墓志家系的精确性，来强调自己标准的合理性。这一标准本身即是冒险的。拥有墓志与否并不能成为判断士族身份的因素，百姓中不乏有拥有墓志者，而士族中长期处于偏支破败状态的“下层士族”，其能否算作士族本身则是一个还需讨论的问题，因为士族标准本身就不是凭血缘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动升降的。而基于计量分析的婚姻关系，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但也很难涵盖纷繁复杂的历史的一切情况，大量的宦官、新进文官和暴发户武将官僚家庭在其中颇为活跃，而按照各种定义，他们都难以被简单称作“士族”，而仔细考据每一方墓志则难于登天，血缘系统的纰漏必然还在这个关系结构中存在。总之，在一个冒险标准上展开的整个研究，我们在最后面对其结论的时候则不得不警醒，此士族究竟是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士族？研究对象难保不发生质的变化。同时，这一标准忽视了文化因素，而定量统计也的确很难用来研究文化，但文化是一个融合于士族核心概念的要素，是衡量士族概念不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计量方法的特点，谭书非常强调“社会网络”这一概念。士族的权力和地位不再基于越来越难以说明现实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等旧有标准，一个基于两京地带的向内的婚姻网络，创造出一个属于门阀士族的新时代。谭书注意到了士族向两京的集聚，但他强调的是这一现象的积极方面，即仕宦范围的广泛和对科举的积极利用。反过来说，他并没有回应这一现象的消极层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权力、身份和地位的来源从未与地方脱节，然而到了唐后期，士族的中央化完成，与乡里的联系被切断，士族丧失了与官僚机器和国家权力抗衡的凭藉，本身就成为被官僚化的一部分。这一谭凯极力论证士族适应力强大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士族这一群体自然走向消亡的过程，后世的官僚集团，作为皇权的寄生物，和中古门阀士族，当然是两个概念。
谭书极力强调唐朝士族灭亡的突然，和黄巢之乱唯一原因的地位。但无论是在本书，还是在讲座的互动中，作者都无力正面回应两个问题：既然士族已经具有如此精妙的适应能力，为什么一次暴力打击以后士族就荡然无存，而不能重新恢复？如果没有黄巢之乱，士族是不是能一直存续下去？如果这两个问题无法做出圆满的回复，那么整个立论能否成立则很成疑了。
如果真如谭书所说，唐朝士族门阀在唐后期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婚姻权力网络和卓越的适应能力，那么既然这一体制是富有生命力的，即使面对黄巢之乱这样惨烈的暴力杀戮，造成了士族的大量死亡，那么既然体系还是存在的，这一体系仍然可以萌生出新的士族，须知结构和体系的生命力远远强于个体生命的生命力。然而事实上黄巢之乱之后，士族就此销声匿迹，这至少说明士族的适应和生存体系是脆弱不堪的，一个脆弱不堪的体系本身就说明了其正在遭受巨大的反作用压迫。作者不以为然的商业发展、科举制兴盛、国家制度剧烈变动等传统因素，作者也并没有能很好的反驳，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在缓慢地起着作用，不断地侵蚀着门阀士族本身的生命力，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持续衰弱作用下，将士族的根基腐蚀的不堪一击，再加上士族不断远离乡里，他们的独立性和抵抗性事实上已经荡然无存。而黄巢的出现，不过是摧枯拉朽，而非对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突然致命打击。
总而言之，《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仍然是有关中古士族研究的一部力作。虽然此书在结论上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冒险性，但不可忽视其在方法论上的巨大贡献，和对于计量方法的娴熟操作对我们的启示。期待作者能够继续利用出土文献及相关方法，完善其论点，更好地回应外界质疑。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六)：立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史学著作
有人认为此书没有新意、无聊。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历史书读得少吧，我认为这部书挺有新意的。读完收获挺大的。里面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教科书完全不同。措辞也挺谨慎的，总是根据已有的证据提出新观点。还真没见过能与之媲美的中国本土学者的作品。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我对此书的数据库系统和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感到很熟悉。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比起来，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严谨。当然，此书也运用了很多传统史料。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给人的感觉普遍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他们对历史已经形成刻板的印象，总是喜欢拔高与自己类似的观点，贬低与自己迥异的想法。我认为，现今我们给历史下结论需要有数据、考古、史料多个维度的支撑。而某些人却喜欢夸夸奇谈，重复前人的观点，对新事物、新方法置若罔闻。
希望中国文科界能够摆脱文人相轻的恶习和浮夸的氛围，能够真正与时俱进。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七)：屠灭门阀
中国在整个帝国时代可以分为秦汉、隋唐宋和明清三个阶段。但我更愿意把宋帝国单独拉出来，因为宋代是整个帝制中国承前启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就是它阻止了门阀制度在宋代的重生。这种重生的阻断也是基于本书的一个主要结论：中国门阀制度在晚唐时期消亡。
按照通说的观点，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门阀制度的衰落最迟开始于晚唐的藩镇割据时代。但是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对于藩镇割据的描述是不准确的，藩镇客观存在，但割据局面有夸大之嫌。因为除了河北几个自立的藩镇之外，绝大部分藩镇是拥护李氏皇室的。特别是宪宗中兴以后中央甚至获得了直接任命藩帅的权力。究其原因在于藩镇事实上也是由传统的门阀大族所支持的。所以理论上藩镇体制是帝国内部的一种分权，绝不等同于后来黄巢暴乱那样企图从外部夺权。由此，作者认为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是因为外部力量的突然介入，加上这些大族以两京长安、洛阳及其走廊地带聚居的习惯，导致被轻易地集中肉体消灭。
中国历史似乎有个悖论，历次农民起义如果最终的领导权没有被贵族精英所窃取，绝大部分会失败。由此证明中国帝制有一种强大的免疫力，避免外来力量对制度本身的摧毁。唐末的黄巢暴乱与安史之乱相比，前者的暴力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因此不可能得到门阀大族的支持；后者则倾向于借助官僚体系实现改朝换代。所以不难理解黄巢对于门阀大族的屠戮，也不难理解他最终会失败。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时代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抛弃门阀制度的阶段，而利用肉体消灭而非利用制度消灭门阀力量成为一种简约又简单的选择。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每一章的结语，而前面的叙述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有点晦涩难懂。不过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思考门阀制度也算有所收获。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八)：谈《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首先要说明，本人只算是历史爱好者，无论是典籍型、分析型还是通俗型的历史作品都有涉猎，对历史的喜爱源于对“我”从何而来的一种探寻方式，因不是专业人士甚至在历史爱好者中也算不得资深，本书评主要是读书后的感悟。
门阀大族灭亡的偶然
汉朝的兴起，此前掌控中国政体的王公贵族群体消失。而宋朝的出现，汉代以来把控朝政主体延续千年的门阀大族群体消失。自宋代开始，科举制度的常态化，使得平民上升渠道打通。作为中国历史变迁重要的转折期，对唐中末期有关门阀消失的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
美国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于2014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使用了完全迥异与中国历史学者的方法，以墓志为中心，采用了计量的方法，结合大量的史料及前人的研究结论，揭开了这段历史。
谭凯通过以上方法得到几个结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除了河北三镇，对其他各地方依旧施行着有效的中央统治，唐朝中后期的政体被集中在长安、洛阳及两京之间狭长走廊的门阀所掌控（因此，唐朝主体精英群体也集中在两京与两京走廊，一旦离开这一地域就会衰落丧失政治影响力），唯一为平民提供上升政体中的科举制度，因为被门阀所掌控对唐中后期政体结构影响非常有限。
真正导致唐后期门阀大族的灭亡，由于唐末黄巢之乱，经历规模达几十万并缺乏纪律约束的黄巢军队的屠杀，以及后来保皇派与造反派军队围绕两京及两京走廊军事战争伴随的劫掠，导致集中在两京及两京走廊的门阀大族基本被肉体消灭。
而且唐末及后来的五代十国战火频仍，主要产出文人官僚的门阀大族对新晋统治阶层的吸引力下降，加之非门阀精英的崛起，以及战火摧毁门阀大族世代积累在两京及两京走廊的经济基础，从汉代诞生影响千年的门阀大族因此在历史的发展的洪流中彻底消失。
那以上，因黄巢之乱导致的全国性动荡，门阀大族人口被大量屠杀，门阀大族人才结构不适应新政治格局需要，等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偶然因素的话。在整本书里，还透露了造成这一巨变发生的必然因素。
门阀大族灭亡的必然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中还讲述了门阀大族灭亡的必然，为此我分为五个点：
第一：唐王朝对门阀大族势力的削弱。唐朝禁止当时影响力强大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五姓七家之间互相通婚。这标志着虽然整个唐朝存续期间，门阀大族对唐朝影响力贯彻始终，但从禁婚令中可以看出唐朝汲取教训，有意识的对门阀大族势力的扩张进行防备。
第二：门阀大族人口膨胀。据谭凯对长安、洛阳出土的墓志统计，门阀大族男性精英平均拥有3.3个儿子，以此繁殖速度，门阀大族内部也要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由于人数基数过多，门阀大族的威望在自相倾轧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开始日渐渐弱。
第三：科举模式带来的潜在影响。科举模式的诞生，就是隋朝汲取前朝门阀隐患替代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产物。在唐朝，虽然门阀士族通过掌握宰相、吏部尚书、知贡举、潘帅这些可以掌握选官权力的职位，把科举制度沦为一种门阀大族第二个上升渠道，但科举作为可替代方案，为后来的统治阶层摆脱对门阀大族的依赖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官员群体作为汉晋隋唐政治基础，每个朝代必须保证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因此才能施行由中央到地方的有效统治。而门阀大族由于具备经济能力强以及相比其他群体更了解政治两个优势，可以不断产生符合朝廷需要的人才，这才导致隋唐在认知到门阀大族危害后，依旧不能摆脱这一群体的原因。）《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之中也详述了，门阀大族对后代教育的重视。
第四：门阀大族作为特权阶层与底层人民的利益冲突。首先门阀大族把控的政体，常常会发生能力不足者被任命为重要官员。书中以宰相李绛（764~830）的侄子李璩为例，类似德不配位者会造成底层治理的混乱。而重要的是门阀大族的经济来源为底层人民，这也是黄巢乱军进入两京后，由底层人为主要结构的叛军不受约束大肆屠杀门阀大族的诱因之一。
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门阀大族的最终灭亡也有着其必然性。首先是，门阀大族的组织模式，与帝国的中央统治需要存在矛盾。其次是，替代门阀大族赖以生存的辟举制科举模式逐渐施行。最后是，门阀大族压榨平民积累巨额财富，造成叛军垂涎财物对这个群体进行大屠杀。
从看过的历史书籍中，《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写作角度，让人耳目一新。而以数据为基础的结论，更让人对所言内容信服。整本书从多个维度，聚焦在中古门阀消失原因这一个点，整本书看完，即对这段历史有了全新的看法，更从中古门阀的消亡中明白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为一本偏学术研究的书，语言文字并不艰涩难懂，总之，值得一读。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九)：大族的消亡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翔实的证据向我们还原出了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生存状态。并对于这些大家族最终的消亡给出了不同于以往观点的解释。即唐末的黄巢之乱中大规模的肉体消除才是世家大族们最终销声匿迹退出历史的主要原因。通过一系列最新出土的墓志铭资料的汇总，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得以建立，通过对于大数据的分析以及与历史记载的相互印证，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新颖的观点。作者发现，整个唐朝的世家大族们基本上生活在两京地区，并且形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极大的促进了世家大族对于政治的控制能力。即使科举制度的产生以及藩镇的出现依然没有对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构成影响，因为通过执政的世家子弟，科举制的规则保证了向高门的倾斜，而地方藩镇（除了基本上独立的河北三镇之外）下属的州县官员依然是由京畿地区的世家子弟去出任的。而且与通常人们认为的不同，唐朝并不是由于地方藩镇割据而亡，而是在唐王朝的中央政府走向崩溃后，藩镇割据才放弃了对中央政府的效忠。而唐王朝在经过安史之乱后之所以依然具有权威性，与世家门阀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对地方精英的吸引有着重大的联系。所以，对于中古中国的门阀世家来说，他们的生存能力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的认知的，但是即便如此，在繁盛了千年之后，门阀贵族依然拜托不了社会秩序崩塌而导致的肉体灭亡。
世家门阀兴起于东汉，繁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蛮族的军功贵族相融合，到了隋唐，即便中央集权再度强大，世家子弟依然有效的在文官政府中占据要津。然而，对比《东晋门阀政治》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高门世家已经脱离了地方，郡望如同欧洲贵族盾牌上的纹章，仅仅起到一个装饰作用而已，放弃了地方的产业与土地，世家大族换取了在京城高效的权力网络以及文官政府中的品秩，然而，这样的一种交换使得家族面临危机时的反脆弱性极大降低。同样生逢乱世，魏晋时的世家可以统领部曲，建坞自保；而唐末的高族子弟只能引颈就戮，被沉于河。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唐末的动乱恰恰是由于京畿贵族们在地方任职时以一种殖民帝国式的剥夺所引爆的。
而是什么让这些世家门阀们放弃了地方事业呢？中央集权的政府是主要原因，中央集权的政府天然就具有一种削平地方的本性，不如此则集权体制必然不能够成功。所以均田制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要削弱土地贵族的手段。再通过吸引世家子弟入朝为官，这样软硬兼施的手段，自然渐渐就使世家脱离了本地。
所以，永远不要寄希望于中央集权可以创造世家。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读后感(十)：士族的灭亡
熟悉毛汉光的读者大概不会对本书的方法和一些结论感到惊艳。作者最核心的观点其实就是“士族中央化”对士族覆灭的影响。稍有新意的我认为是本书的第四章，作者通过士族在藩镇上层的普遍任职及与中央的密切联系说明了藩镇对唐代在安史之乱后能够延续其统治的重要贡献。
语言是限制外国史研究的一大屏障，尤其对于一般中文世界的读者也不太容易完全理解的文言文而言对洋人只怕更难，故许多汉学著作硬伤累累，不得不说有对史料解读精准性欠如的因素。但国内研究更需要的是外人的视角与方法，因此有时不得不采用两个标准进行评价，不过从作者能够准确并灵活运用墓志材料这点来说，在西方只怕并不算多数，凭这点给个五分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