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读后感10篇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一本由[德]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73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读后感(一)：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拉丁研究
库尔提乌斯与中世纪拉丁研究1
文/扬·齐奥尔科夫斯基（Jan M. Ziolkowski）
译/林振华
“如今，人们习惯把保守原则与创新原则相互对立。从这一做法中，我看到的只是混淆概念。没有创新的保守，跟一味的颠覆一样，徒劳无益。”2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等人曾把学术的演变，同金字塔的建造联系起来：学问的石块单个看来价值不大，堆叠起来却可以组成金字塔，不管是孤军奋战的学者，还是同心协力的学术圈，大家总是努力搜罗这些石块。3然而，这一意象存在缺陷。首先，它难以传达学术研究的乐趣。就内容而论，它把学者当成了受奴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不怀好意的法老的淫威下，辛苦劳作。其次，它似乎还暗示，劳动者人数越多，训练越有素，金字塔就建造得越结实越牢靠。不过，对于某个学科，经过几代专家的努力，即便它的金字塔未见雏形，甚至寿命有限，他们仍可以建造起某些庞大而持久的东西。如果我们非要勾勒学术研究的建筑意象，那么它适合地下环境；很多人一直在忍受地下的生活，他们远离公众视线，为我们都不敢保证的鸿图伟业默默耕耘。（我们还可以想到尼采的另一个意象——从未见过阳光而盲目掘土的鼹鼠。4）即便是在大众创作中不时爬上地面的作家，很多也无法构筑比戏剧舞台更坚实的建筑，须知舞台看起来牢不可破，可一旦演出结束，便四分五裂或轰然倒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屹立不倒的建筑，毕竟世上出现过难得一遇的思想家，其表达学问和洞见的方式离不开金字塔形态，其著作不但有公众号召力，而且一经问世就体现出持久的价值。以我所知的中世纪文学领域而论，至少有五本名著在英语世界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问世四十多年后，它们仍然以平装本形式流通于市。5按出版先后顺序排列，它们分别是克尔（W. P. Ker, 1855-1923）的《史诗与传奇——中世纪文学论集》（Epic and Roman: 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 1908）、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 1860-1963）的《乔叟及其诗作》（Chaucer and His Poetry, 1915）、沃德尔（Helen Waddell, 1889-1965）的《漫步的学人》（The Wandering Scholars, 1927）、刘易斯（C. S. Lewis）的《爱的讽喻——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1936）和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1948）（以下简称《欧拉》）。6
以上几本书中，库尔提乌斯的《欧拉》无疑是与众不同的。7第一，显而易见，此书是唯一一本从外文译成英文的著作。第二，尽管五本书都关注拉丁素材，但只有《欧拉》以拉丁文学或拉丁化（Latinity or Latin-ness），作为全书的内容和题目。库氏强调西欧的拉丁学员与教员所传播的写作技法及材料，由此《欧拉》全书不遗余力地尝试建构拉丁传统中的中世纪文学，与后来欧洲民族文学之统一性的关联。其创新之处显见于“拉丁中世纪”这一似乎为作者自创的表述。8
我们赋予《欧拉》特殊地位的第三个原因，是围绕该书及其作者涌现的研究团体（有位学者称之为“库氏语文学”[Curtius-Philology]）。9在此可见库尔提乌斯与刘易斯之间截然不同的特征。例如，世人关注刘易斯生平，大多从其创造性和宗教性写作入手，从他与牛津的朋友圈和学术圈（即所谓的“吉光片羽”[the Inklings]）的联系入手，甚至还有人为此深入其个人生活；10而针对库尔提乌斯及其影响的分析，更主要受其学术成就的推动——不仅有《欧拉》和《欧拉》之前撰写的论文，而且还有大量有关现代文学的文章。11库氏的社交生活很难反映在平装本的著作中，他的个人生活也无法拍成类似《幻境》（The Shadowlands）12的电影——根本就不可能搬上银幕！
最后，《欧拉》跟克尔、基特里奇、沃德尔、刘易斯的著作一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其他书都没有像《欧拉》那样，开创了一种研究方法，并直接衍生出难以数计的文章、博士论文和论著。《欧拉》注重细节，几近锱铢必较，其每个章节都考察一个主题，作者点到为止，若深究起来，完全可以扩展成一部专著（事实也的确如此）。13
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理论之风、方法论之风横扫北美人文学科之际，库尔提乌斯的《欧拉》仍堪称思想、智慧、知识的宝库，为饱学之士置于案头，作查阅或引述之用。在1976年至1983年间五十本引用量最大的二十世纪人文艺术类出版物目录中，库氏的鸿篇巨制不仅是围绕中世纪的唯一论著，而且还是明显以某个时期为对象的唯一论著（巴赫金的《拉伯雷及其世界》[Mikhail Bakhtin’s Rabelais and His World]14稍有例外）。《欧拉》排在第十位，前九位分别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句法理论面面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物之序》（Order of Thing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巴特（Roland Barthes）的《S/Z》以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5
然而，以对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注而言，若比较其他同领域的专家，库尔提乌斯便很难出其右。在本文中，我将考察这一矛盾状况的根源和本质。为此，我会首先回顾库氏对当时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展望，然后介绍《欧拉》德文版和后续译本问世后评论家的接受情况，最后阐述《欧拉》对近年来中世纪拉丁研究的影响。不过在此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梳理，库氏那个年代以及当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素养问题。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Medieval Latinist）这个术语，比很多与其相近的同类语都要模糊。譬如，当今学界常用“古典学者”（Classicist），指热衷古希腊罗马文化，并由此展开广泛研究且想得古典学学位的人。16古典拉丁学者大多能通过古典学研究项目，获得重要证书，极少例外；而中世纪拉丁学专家17的情况就不可相提并论了。不少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在研究甚至事业之初，要么是按时间顺序追踪拉丁语言、继承古典遗产的古典学者，要么是从民族语言与文学系或历史系平移到拉丁语方向的中世纪研究者。
如果说非得取得中世纪拉丁语专业的学位，或者担任类似中世纪拉丁语导师的职位，才能成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那么库尔提乌斯就担不起这个称号。把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限定得如此狭隘，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此一来，就会排除该学科的奠基者，以及许许多多为重构和阐释中世纪拉丁文本而编纂字典、考订版本、著书立说的学者。
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与北美，学生正式学习的唯一文学是古典文学，学习时他们要进入古典语文学的语境。整个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文学，尤其是以中世纪表现形式示人的欧洲民族文学，激发大家沿着语言学线索，创立不同的语文学——譬如，德国语文学、罗曼语文学和英国语文学。
既然这一文化举措针对中世纪，那么中世纪拉丁语文学理应居于核心地位；可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头十年，它才成为独立的学科。18的确，1902年，被学界誉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创始人的特劳贝（Ludwig Traube, 1861-1907），19晋升教授；是年，他接受了官方授予的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之职。20此时，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已先后成为罗曼语文学与古典语文学的附庸。21即便后来，它仍微不足道，并且发展缓慢。
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指那些因某些缘故而研究创作于中世纪的拉丁文献的学者；如果忽略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的定义工作就寸步难行。术语含糊不清，势必导致困难重重，因为“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点明了研究者所要研究的素材语言，却对研究方法语焉不详。相反，“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Medieval Latin philologist）这个术语，既指明了研究素材（中世纪拉丁文），又指明了研究方法（语文学）。故“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如“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严谨。套用几何学中老生常谈的类比：一个是长方形非正方形，一个是长方形又是正方形。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都是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但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一定都是中世纪拉丁语文学者。
库尔提乌斯感谢不同学科为理解中世纪所做的贡献，不过，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他尤其称赞语文学。例如，1949年库氏参加了科罗拉多州阿思潘市举行的歌德诞辰两百周年大会，会上他评价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发展情况。他指出了三位主要人物，“历史学家如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语文学家如比森（Charles H. Beeson）、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工作，加深了世人对中世纪的认识”（《欧拉》第587页22）。库氏提到两位语文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这个比例尽管不一定是有意为之，却能反映出他的一个假设，即研究中世纪拉丁文本与中世纪文化，必须从语文学入手。换言之，“偶然的事实真理只能借助语文学来获得。语文学堪称史学学科的婢女”（《欧拉》第x页）。
库尔提乌斯公开表示对“语文学方法”笃信不移，在《欧拉》序言中，他甚至写道，自己的研究依靠“所有历史探究方法的基石——语文学”（《欧拉》第x页）。他讥讽有些人试图让文学屈从于艺术：“如果我们从天主教堂就能掌握‘哥特时期的精髓’，就不必再阅读但丁了”（《欧拉》第15页）。在库氏看来，文本是思想交流的媒介，故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23他断言，没有语文学的帮助，文本就无法理解。没有语文学，文学批评不过是纸上谈兵，因为它缺少破解“困难”段落的技法（《欧拉》第15页）。
库尔提乌斯似乎承袭了格勒贝尔的思想——视语文学为精确科学，对之尊崇有加，同时视之为获得真理与理解力之手段。为概括格勒贝尔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影响，库氏讲述了格师如何引导自己知晓语文学的启示：“语文学即知识——不过，它是这么一种知识：我在一瞬间就直接把握到的知识。自此以后，每当遇到真正陌生的作品，我就会一再扪心自问：它对这种知识有何贡献？”24）。获此灵感，库氏极推崇古典语文学——语文学调查中最庄重最精致的分支，同时把它作为中世纪研究的典范。因此，他心悦诚服地援引小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的质疑：“要想推动中世纪语文学的发展，就必须将古典语文学的原理运用其中”（pour faire advancer la philology du moyen ？ge, il faut y appliquer 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logy classique25）。
不过，库尔提乌斯热衷语文学并不是盲目之举，也非执意而为。在《欧拉》英译本序言结尾处，他断言“语文学不是唯一目的”（《欧拉》第x页）。有时，他也暗示了语文学的种种不足。自十九世纪，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1848-1931）掀起一场论辩，置身其中的古典学者壁垒分明。库尔提乌斯跟尼采一样，反对维氏；他批评古典语文学关注事实，却忽视了思想。26库尔提乌斯本人喜欢比较与批评，可当有人以定义之名，把这些从语文学中排除出去，他就觉得语文学令人反感了。在他看来，抵制集思广益，不仅是保守的古典语文学的特点，而且也是二十世纪中期“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的特点：“‘新语文学’起点有限，故而所谓拉丁中世纪的关系意涵必定令人匪夷所思。”27在失望之极地评价当时的学术机构时，库氏声称，语文学体系与文学研究已经跟1850年的铁路系统一样陈旧。28这种落后的事态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如此会危及“欧洲传统”的保存，而这被他视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神圣使命：“没有现代化的欧洲文学研究，就不可能考察欧洲传统”。29
库尔提乌斯的学术训练及成就，是无法用“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家”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这些字眼来概括的。30无论哪个称号，都会从语言和时间角度误指他的领域，因为库氏站在拉丁文学之上，阐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学；走到中世纪之外，批评那时的当代文学，如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的《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 1943）、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同样，类似称号还会让人把库尔提乌斯盖棺定论为罗曼语言文学专家（Romanist）或罗曼语文学家，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出于特殊的背景，库氏更愿意将欧洲文学视为文化连续体（cultural continuum），而古典与中世纪拉丁文本正是保证其统一性的关键所在。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他开门见山地坦言自己学术兴趣的核心：“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罗曼语言与文学”（第vii页）。然而，他并没有为此马上圈定界限，因为他坚信，要想理解欧洲文学，就必须高屋建瓴地研究：“一旦我们成了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也便成了欧洲公民。然而，众多彼此无关的语文学把欧洲文学弄得四分五裂，要实现上述愿望几无可能”（《欧拉》第12页）。为此，理想的欧洲文学学人“只需熟知古典与中世纪拉丁语文学以及近代语文学的方法与主题”（《欧拉》第14页）。
在《欧拉》英译本序言中，库尔提乌斯表示，自己的著作“……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点点完成”（《欧拉》第x页）。这里，库氏特别暗示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威胁着西方文化统一观的形成。然而，即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确实极大影响了库氏的世界观，我们仍需指出，《欧拉》既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其作者自己思想背景的产物。尽管库氏本人并不赞成从传记角度考察学术著作的价值，我们有充分理由以此考察他与中世纪拉丁学术的关系。
受家庭和早年求学环境的影响，库尔提乌斯很早就浸淫于中世纪拉丁文学，可他能在中世纪拉丁文学领域打下系统而坚实的基础，乃得益于罗曼语文学家格勒贝尔的教诲；两人结识于研讨班，后来格氏成为库尔提乌斯的博士生导师（Doktorvater），两人的交情达到顶点。格师博闻多识，学富五车，唯有他才能以欣赏的眼光，向自己的罗曼语文学学生，传授有关中世纪拉丁文学的知识。格勒贝尔写过一套卷帙浩繁的罗曼语文学百科指南；其中一卷名为《六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拉丁文学概要》（？bersicht über die lateinische Litteratur von der Mitte des VI. Jahrhunderts bis zur Mitte des XIV. Jahrhunderts, 1902）。这本335页的著作回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其内容紧凑，条理分明，自首次问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仍是相关领域难以逾越、不可或缺的扛鼎之作。
从传承关系讲，格勒贝尔是库尔提乌斯献身中世纪拉丁文事业的师父，而格勒贝尔的导师埃伯特（Adolf Ebert, 1820-1890），则是库尔提乌斯的师祖。埃伯特、格勒贝尔、库尔提乌斯之间存在很多家族相似性，其中之一即坚信身为罗曼语文学家，自己必须关注中世纪拉丁文学史；虽然他们关注中世纪拉丁文的做法，引起古典语文学家的声讨或抵制，但三人决心已定，不会动摇。31在库氏对师祖的描写中，明显洋溢着推崇中世纪拉丁文文化精神的情怀：“三大要素构成了埃尔贝特辉煌的学术成就：领衔学术团队，文学史研究方法兼收并蓄的品格，以及涵化中世纪拉丁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其中，后一段话还被库氏用于点评恩师的中世纪拉丁文学方法——库氏赞誉其“涵化中世纪拉丁文献于罗曼语文学领域”。32
尽管库尔提乌斯在恩师的纪念文章中，感念埃伯特与格勒贝尔对自己的教诲，但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受格师影响，将长期致力于中世纪研究。库氏完成自己有关古法语文学的博士论文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钻研现代文学。的确，在库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发表的著述中，唯有一篇名为《从吉伯特到诺根特》（Zu Guibert von Nogent, 1913）的文章，暗示了他对中世纪拉丁文的兴趣。然而，若就此认为，《欧拉》未经任何准备便横空出世，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早在1936年，库尔提乌斯就开始发表大量有关中世纪文学作品的论文；1938年，他发表了中世纪研究系列论文的第一篇，而这些文章日后构成了《欧拉》的主要框架。33我们知道，库氏此前已二十多年未触碰中世纪，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专业水准肯定不及后来，可即便如此，我们仍很难评估库尔提乌斯到底怎样阅读中世纪拉丁文学，并掌握多少相关知识。34
在《中世纪拉丁文学新史》（Eine neue Geschichte der mittellateinischen Literatur, 1947）这篇评论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库尔提乌斯对1946年以前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史，有着敏锐的理解。该文点评了盖兰（Joseph de Ghellinck, 1872-1950）两本著作，同时结合格勒贝尔的《概要》、马尼提乌斯（Max Manitius, 1858-1933）的三卷本《中世纪拉丁文学史》（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1911-1931）、雷比（F. J. E. Raby, 1888-1966）的一卷本《基督教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Latin Poetry, 1927）和两卷本《中世纪世俗拉丁诗歌史》（A History of Secular Latin Poetry in the Middle Ages, 1934）、施特雷克尔（Karl Strecker, 1861-1945）的简明《中世纪拉丁文导论》（Einführung in das Mittellatein, Berlin, 1928; 2nd. ed. Berlin, 1929），指出盖氏著作的文献地位。在二十世纪整个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早期，库尔提乌斯把这些拓荒者收入各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纪念集（譬如1931年9月4日献给施特雷克尔的《礼物》[Ehrengabe]35），这着实不可思议，因为一般认为，那时他几乎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主义者；不过，考虑到三十年代末期，库氏展现出深厚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功底，那么当他在十年后的1941年为施特雷克尔八十大寿《纪念文集》（Festschrift）撰文（《论中世纪文学的主题》[Beitr？ge zur Topik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库氏也是拓荒者，这表明，他的中世纪拉丁文学学识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段欧洲文学史，正如他坦言，“仅有屈指可数的专家从事相关研究（即所谓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在欧洲，可能有十余人”（《欧拉》第13页）。
在《欧拉》末尾的参考书目概览中，库尔提乌斯用两个段落，重申了1946年评论文章的要点。更重要的是，他在《<欧拉>英译本作者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引导自己走向拉丁中世纪的政治信念与思想灵感。按照库氏的说法，他撰写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1932），以此抨击“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欧拉》第vii页）。36为替代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库氏寻求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整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他坦言（《欧拉》第viii及597页），自己对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憧憬，是受美国人兰德（Edward Kennard Rand）的《中世纪的奠基人》（Founders of the Middle Ages）之启发。37
像本文这样的研究，反映的是库尔提乌斯等人所谓“针对研究者之研究”（Erforschung des Forschers）的过程。38在库氏看来，对学者的学术考察，不仅包括他们发表的著作，还包括他们的教学主张、教学态度以及研究方法。例如，哲学家德罗比施（Mortiz Drobisch, 1802-1896）年事已高方肯退休，发现这一点后，库氏点评道：“对于‘研究主体之研究’，类似陈述绝非可有可无。”39
通过诸如此类的主张，库尔提乌斯仿佛提请将来研究自己的学者，注意其执教生涯。而这样的研究结果，也的确有助于勾勒库氏的中世纪拉丁研究的背景，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从研究和教学两方面，努力夯实自己的中世纪拉丁文学知识。自先后出任马尔堡大学（1920-1924）与海德堡大学（1924-1929）教职后，库氏于1929年又来到波恩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尽管他生前一直开设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课程，但在他来到波恩不久，在他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不久，两门课程的比例就发生了变化。1932-1933年，库氏先开设了《中世纪拉丁文学》（Lateinisch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系列讲座，1941年又增加了《中世纪拉丁文练习》（Mittellateinische ？bungen），1947-1948年发表了讲义式书稿《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40
至少有三位作家，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库尔提乌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动向，认为那段时间库氏有明哲保身、消极避世以及精英式的固步自封倾向，令人反感。斯彭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以为，库氏从现代语言与文学中抽身而退，非思想上有意为之，实乃政治上迫不得已（“他不得不停止教授法文，转而拾起中世纪拉丁文”）。施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指责库尔提乌斯酝酿了针对战前移居他国的德国人的仇恨情绪；他甚至用更激烈的措辞，描述自己如何看待库氏学术兴趣的突然转向41：“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在其晚期著作中，摒弃了自己早年的研究，对此我们该作何解释？这位新欧洲的预言家成了‘重走回头路的预言家’，成了中世纪欧洲主义的历史学家；美学兼文化批评家成了语文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直觉主义与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现象学的信徒，成了‘新实证主义者’？从显而易见的政治角度来解释（纳粹政权统治下，从欧洲视角看待文化问题是很危险的），恐怕过于肤浅；库尔提乌斯的转变始于内在心理。德国思想把自身置于极易受情感左右的非理性主义，这会诱发像希特勒主义（Hitlerism）的弃智运动；而早在1932年，库氏就已意识到德国思想的‘危机’。于是，这位时间管理好手转向‘可靠的语文学’，转向中世纪语文学；在那里，思想的清醒与节制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在屠杀庶民开始前，像库尔提乌斯这样的贵族头脑退缩到德国的拉丁历史，退缩到一个棘手的题材……也就不足为奇了。”42
施皮策分析《欧拉》成书动机时，有一点源于他抨击库尔提乌斯消极避世：“弃智运动波及我们前，库尔提乌斯已经找到了逃避的办法——他让自己徘徊于历史的墓地之中，而这段历史直至十八世纪仍生机勃勃（这正是库氏眼中，中世纪与现代的分界线）。”43或许是机缘巧合，多年后，尧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指责《欧拉》“使语文学在希特勒时代退居到历史的墓穴中”44，由此施皮策的批评再次浮出水面，且更有失偏颇。这里的比喻并不恰当；若有哪本中世纪论著缺少宗教情怀，若有哪本文学史论著着力表现历史的延续与活力，那这本书就是《欧拉》。此其一。其二，该比喻的言外之意，是说库尔提乌斯胆小如鼠，畏首畏尾，但这也不恰当。尽管二战的恐惧逐渐烟消云散，仍有很多人钦佩库氏敢于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阐述自己的主张；认为他虽然躲在自己的墓穴中，但也好过像尧斯那样加入党卫军（Waffen-SS）。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如果当时有更多人退居到库氏的生机勃勃的地下世界，那么欧洲就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地方。
我们不妨把库尔提乌斯走进中世纪的做法，看作他试图凭借文学史来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这样的解释就少了几分冷嘲热讽的味道：1913-1933年，库氏将法德问题视为重中之重；从1933年至离世前，他一直努力说服世人，整个欧洲怎样拥有成型于拉丁中世纪的共同文化。在他看来，治愈普法战争与一战留下的创伤固然重要，但证明欧洲文化同根生（库氏认为这是首要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更迫在眉睫；为了消减二战引发的民族矛盾，这位罗曼语文学教授可用的办法寥寥无几，而完成上述证明无疑是其中最合适的。
在《欧拉》开篇，库尔提乌斯引用了舍勒《知识形式与社会》（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1926）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强调大众民主，会危及推动科学与哲学发展的“相对‘少数的精英’”（《欧拉》第3页）。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库氏认为，欧洲文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其他领域亦然）得益于这些精英。考察一下库氏身边学术团体成员对《欧拉》的反应，将大有裨益。具体说来，我们有必要考察评论家对《欧拉》的德文初版，对其英、法等语种译本的接受情况。这些评论家如何看待库氏的语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的界定、主题学方法以及全书的组织架构，这其实决定了当代人对《欧拉》的态度。
很少有评论家认为，库尔提乌斯涉水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是不务正业。不过，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家莱曼（Paul Lehmann, 1884-1964）是个例外；当他称库氏为“波恩的罗曼语言文学专家”45（der Bonner Romanist），实际上暗示库氏的非科班身份值得注意。莱曼一方面把库氏看作门外汉，另一方面倒爽快地承认，这位波恩的学者虽逾越了罗曼语文学的边界，可此君所言，乃自己及其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所未言。另一位觉得库尔提乌斯“不务正业”的评论家是维奈（Gustavo Vinay, 1912-1993）。维氏自封中世纪拉丁学团体代言人，他向自己的中世纪拉丁研究同仁表示，《欧拉》无足轻重：“这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充满魅力，可仍让人失望”（il mediolatinista, invece che incantato, resta deluso）。46
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维奈指出，像库尔提乌斯那样的研究，缺乏充分的文本证据。他解释道，很多中世纪拉丁文本要么从未编订过，要么需要重新修订，故仅根据有限可用文本给出判断，就无异于“学者的期期艾艾”（balbettamenti scolastici）。47欠发达领域不该进行综合性工作，该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研究者进入了这些研究领域后，才能开展基础性工作。唯表明中世纪拉丁文学亟待后人编订或重新修订，现如今的中世纪拉丁学家，方不会受困于缺少初本书和定本书的窘境——因为短缺，我们迫不得已，从作者手稿或米涅的《拉丁教父大全》（Patrologia Latina）中，寻找重要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因为短缺，我们想方设法，建立各种数据库，利用数字化的十六十七世纪印刷品，为世人提供基本的文本，尽管它们出人意料的不一致。
还有很多评论家钦佩库尔提乌斯的语文学内容广博，可以引出多种研究的可能，相比之下，维奈显得形单影只。譬如，拉丁文专家沙蒂永（F. Ch？tillon）就震撼于库尔提乌斯在《欧拉》中所完成的统一。对于研究方法，他热情洋溢地称赞《欧拉》运用了“自信丰富、引人入胜的语文学”48（ces pages d’une philologie si s？re d’elle, si riche, si captivante）。另一位拉丁文专家普雷奥（J. G. Préaux）相信，《欧拉》堪称民族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它向世人表明，深谙古典语文学方法与范畴，不断接触中世纪拉丁作家的作品，都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49
正因为库尔提乌斯坚信，采用精确语文学大有裨益，评论家很快就批评道，他所接受的方法缺乏语文学的严苛。故而韦尔利（Max Wehrli, 1909-199850）发难道，库氏引用荣格的原型理论，阐释“年迈的孩子”主题与圣母崇拜，其做法并没有一以贯之，而且也不是语文学方法。51同样，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 1905-1999）也指责库氏不遗余力地批判克罗齐、布尔达赫（Burdach）、耶格尔（Jaeger）、存在主义，却不加分辨地接受心理分析和汤因比。52
语文学只是《欧拉》摆在评论家面前的一个并不迫切的问题；他们对《欧拉》的语文学成就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对全书的态度：一方面击节叹赏，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质疑其视野、学识、方法、架构等前后不一或不够宏大。《欧拉》是一部鸿篇巨制，很多评论家相信它呈现了西方文学的全景，因此觉得责任去寻找视野上的不足之处。按照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说法，此书与其说是文学研究论著，不如说是修辞史或文学教育论著。他的观点也可从库尔提乌斯那里得到佐证——后者将《欧拉》描述为“新修辞”。53如果库氏把此书命名为《拉丁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中的古典修辞学》（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Literature of the Latin Middle Ages），虽然读者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亦可避免他人对其“文学观有失偏颇”的指责。总而言之，早期评论家批评库氏注重希腊罗马的书面修辞，却罔顾非希罗文化；还有人指责他忽视了宗教和流行元素，而这些元素赋予了欧洲文学很多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且通过中世纪拉丁文被记载和传播。54
《欧拉》评论家常谈到一个主题——《欧拉》乃“集大成之作”55（summa）。这个说法倒甚为有趣，一来由于库尔提乌斯对阿奎那的简评，二来由于他似乎对中世纪的宗教维度兴致索然。很多人都发现，库氏并不关心“基本的基督教现象”，并且他能在“仿佛不存在中世纪教会”的情况下写作。56马尔基尔（María Rosa Lida de Malkiel）吃惊地表示，库氏研究欧洲文化统一，竟然没有为《圣经》专辟章节，57沙蒂永则惊讶于库氏没有严肃对待教父传统：他指出，关注猿喻的读者比关注哲罗姆或奥古斯丁的还多！58
库尔提乌斯看重在中世纪发展为希罗修辞的文学技法与套路，至于这种修辞的影响力从何时何处开始式微，他并不在意。库氏默认，只有十二世纪头十年以后的拉丁文，才是真正的中世纪拉丁文，这使他招致非议。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前几个世纪心存偏见：“中世纪思想与表达方式，到1050年左右才变得富于创造性”（《欧拉》第589页），“1109年逝世的圣安瑟伦，是中世纪第一位独创思想家”（《欧拉》第590页）。在《热爱学习，渴求上帝——修士文化研究》（The Love of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for God: A Study of Monastic Culture）中，59勒克莱尔（Jean Leclercq, 1911-1993）动情地分析了修士的阅读、写作、思考习惯，但库氏对这一模式并无好感，无怪乎他不喜欢早期中世纪。库氏不待见修士的习惯，遭到琼斯（Charles W. Jones, 1905-1989）公开发难；而韦尔内（André Vernet）也因此建议，《欧拉》可以参照布吕纳的《中世纪美学研究》（Edgar de Bruyne’s ？tudes d’esthétiques médiévales）来修改。60
基督教并非《欧拉》忽略的唯一的文化大问题。像“他者”（the Other）、“多样性”（diversity）、“边缘性”（marginality）等当今学术界流行语，都无一例外排除在外，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该事实。61譬如，琼斯就遗憾地表示，《欧拉》应该关注凯尔特文学、日耳曼文学、拜占庭文学、希伯来文学；62莱曼则要求库尔提乌斯或其他学者增加连续性现象的特例，以及希腊——东方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的影响；63席洛考尔（Arno Schirokauer, 1899-1954）批评库氏忽略了欧洲以外的影响，并指出论述俗语文学的章节，应该考察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64楚姆托尔（Paul Zumthor, 1915-1994）发现，库氏忽视了中世纪文化中的非希罗元素，同时低估了各类墨洛温文化之间的差异，且夸大了欧洲文化统一性的命题。65
上述四位评论家言外之意，似乎批评《欧拉》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一种对日耳曼文化统治的时代与地方尤其缺乏关注的浓厚的地方主义。66马尔基尔发现了《欧拉》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洋溢着地方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执着于欧洲统一。67大多数评论家比她走得更远，他们并不理会库尔提乌斯声明的写作目的，却责备他没有考虑欧洲中世纪文学所有传统中的主要诗歌。从这个角度看，书中的缺漏（像《贝奥武夫》[Beowulf]、《救世主》[Heliand]、《希尔德布兰特之歌》[Hildbrandslied]或《尼伯龙根的指环》[Nibelungenlied]等史诗，只字未提）与比例失调（艾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只引用了两次，而克雷蒂安[Chrétien]却引用了八次）的确触目惊心。库氏坚信，“所有所谓的民族文学中，德国文学是最不适合作为欧洲文学的研究切入点和观察地”，这话听着仿佛振聋发聩的冲锋号（《欧拉》第12页）。德国文学与文化专家以及德语专家迅速指出，库氏论述俗语文学的章节开篇，避开了德国文学，尽管他本人完全有资格漂亮地谈论该话题；68另外，《欧拉》让人感觉，俗语文学缺乏生命力，没有哪种形式不是衍生的。69
还有两位评论家提到，库尔提乌斯系统回避或压制德国文化，不仅局限于中世纪德国文学，甚至包括现代德国学术。他们痛苦地发现，《欧拉》开始质疑浪漫主义时代语文学家的声誉（如大格林[Jakob Grimm, 1785-1863]和乌兰[Ludwig Uhland, 1787-1862]）；同时，他们还认为主题学方法是极端反浪漫主义的。70两人想必非常遗憾地看到，库氏其实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亲爱的神圣的罗马……选择了我这个德裔罗马人。通往罗马的道路必须穿过中世纪，对我来讲，这也是我意识中古老的层面。因此，便有了……二十二篇中世纪研究论文……当然，我无法表达出它们背后最深层的观念，因为它们从骨子里跟条顿人格格不入。”71
正如上文批评文字所言，库尔提乌斯对欧洲文学的界定并不完美，而其中的瑕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库氏的文学分析方法的局限。尽管多数评论家都称赞《欧拉》的价值，但接着他们就会质疑库氏把主题学方法用于文学，其最终价值或作用究竟几何。他们担心，库氏强调主题之普遍性，会阻碍读者正确欣赏每部艺术作品中的独特与单一之处。72此外，他们还认为，过度依赖主题学方法研究连续性，反而会更加看轻历时变化与文学非连续性。莱曼甚至建议库尔提乌斯再写一本论非连续性的著作。73莱曼的提议已经得到响应，第一次见于德龙克（Peter Dronke）的《中世纪的诗歌单一性》（Poetic Individ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70; 2nd ed. London, 1986），第二次见于尧斯的《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古代性与现代性》（Alterit？t und Modernit？t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 Munich, 1977）（作者赞成非连续性，反对连续性）。
评论家称赞《欧拉》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对于一切在欧洲文学的形式和主题的研究之中自然产生的实质性的历史问题”而言，确实不乏参考价值。74尽管《欧拉》可能会激起不少东施效颦者，一味机械地搜罗主题实例，但评论家仍将《欧拉》视为信息的宝库，75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将其作学术训练之用。76
跟很多鸿篇巨制一样，《欧拉》也鲜有读者从头到尾全部读完。在某封信中，库尔提乌斯已经预料到了：“我感觉没几个人有耐心能读完全书，大多数不过是走马观花。然而，读者恐怕不得不按部就班地读下来，这样才能把握我的写作目的。”77即便那些从头到尾细读全书的读者，有时仍不免困惑于《欧拉》的组织架构原则。奥尔巴赫评论道，“此书的组织架构……不太容易把握”；克里斯特勒指出，《欧拉》缺乏体系；席洛考尔坦言，“逻辑结构力量松散，近乎目录的罗列”；维奈则批评《欧拉》结构无序，恣意而为。78
《欧拉》时常出现于《艺术与人文学科引用目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这表明，自问世四十年来，它一直是中世纪论著中声誉甚隆的一本。不过，它的影响力在不同的文学研究领域或不同地区，并非始终如一。据我观察，中世纪拉丁文学研究者竟然都对《欧拉》闭口不谈。79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的《罗曼古代与西方中世纪古文字学》（Pal？ographie des r？mischen Altertums und des abendl？ndischen Mittelalters）未收入《欧拉》，这不足为奇；可《十、十一世纪拉丁诗歌》（Lateinische Dichtungen des X. und XI. Jahrhunderts. Festgabe für Walther Bulst zum 80. Geburtstag）80，或奥纳弗尔斯（Alf ？nnerfors）的《中世纪拉丁语文学》（Mittellateinische Philologie. Beitr？ge zur Erforsch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Latinit？t）81中，对其也只字未提，那就值得我们注意了。显然，当朗戈施（Karl Langosch）在自己的《拉丁中世纪语言与文学导论》（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Einleitung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里提及《欧拉》时格外小心，他警告说，“此书乃是一部既不完全又不均匀的修辞和辞格的汇编——基督教主题阙如；投给古代传统的目光太强大，而指向中世纪独特品格的目光太微弱，以至于欧洲被公式化，被视为修辞学的拉丁文学。”82
当然，中世纪拉丁学专家有意忽视或轻视《欧拉》的现象并不普遍。举两个例子。瑟韦尔菲（Josef Sz？vérffy, 1920-）在自己的《拉丁中世纪的世俗诗》（Weltliche Dichtungen des Lateinischen Mittelalters）中，就用开篇几乎一整页介绍库尔提乌斯的中世纪概念。83在更严苛的语境下，马丁（Janet Martin）称赞库氏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中世纪文风：“近五十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中世纪文风论著，或许就是库尔提乌斯的《欧拉》。通过说明中世纪主流写作的修辞取向，该书有理有据地纠正了过去的一个看法，即中世纪文学是尚未开化、自然而为的产物。”84
自1970年以来，有三本重要的中世纪拉丁文化论著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对《欧拉》的敬意——它们的名字显然与其遥相呼应。德龙克给自己设定的使命截然不同于库尔提乌斯，但从其著作题目《中世纪拉丁文与欧洲爱情诗的兴起》（Medieval Latin and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Love-Lyric）看85，读者仍情不自禁地将其与《欧拉》加以比较。他的另一部著作《中世纪诗歌的单一性——1000-1150年诗歌的新起点》（Poetic Individualit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Departures in Poetry 1000-1150），虽题目与《欧拉》并不完全一致，却旨在弥补库氏过分专注中世纪拉丁诗歌主题性（或者说典型性）的缺憾。86最后一本是伯尔希恩（Walter Berschin）的《希腊字母与拉丁中世纪——从哲罗姆到库萨的尼古拉》（Greek Letters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From Jerome to Nicolas of Cusa）。尽管同英文标题相比，该书原德文标题（Griechisch-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Von Hieronymus zu Nikolaus von Kues）听起来似乎不像仿《欧拉》之作，可其译者在译序中，正确地将其与《欧拉》相比较。他指出，“算上库尔提乌斯的研究，伯尔希恩的著作完成了中世纪西方古代传统的‘希腊——罗马拼图’……两本书不乏共同之处——作者视野开阔，统领全局，对一手、二手研究素材的掌握令人叹为观止。”87
有三类著述最有可能论及《欧拉》。第一类，主要探讨《欧拉》中涉及或论述的某个主题的著述。这类书籍的作者往往坦言自己受《欧拉》的影响，他们会在考察主题之初的段落或注释中引用《欧拉》，或者随后偶尔引用一下，但不会向其表达特别的敬意。88第二类，旨在考察中世纪文学基本理论的著述。当然，这类书籍里有大量的批评文字和修改意见，毕竟《欧拉》问世四十多年来，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类，研究库尔提乌斯及其影响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的著述，比如伯尔希恩编选的论文集，比如戈德曼（Peter Godman）为新版英译本所作的学术后记。
与此同时，还有至少两个原因让我们悲从中来。首先，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很少主动探讨中世纪文学研究该何去何从。正因如此，才有人走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的狭隘实证主义，写出视野宏阔的《欧拉》。多么心酸的讽刺！至于事情何以至此，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善剖析不善综合（幸运的是，英伦三岛的拉丁文学研究倒有一些例外），他们并没心思去探究俗语文学与作为其源头的大众文化。众所周知，很多中世纪拉丁学专家都以古典语文学标准，衡量自己和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无法确定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在古典语文学的比照下，居于何种地位，有着何种成就；故而他们一门心思地钻研技法，希冀借此超越古典语文学家。
越来越不关注中世纪非拉丁文化，这让中世纪拉丁学专家如今跟公众渐行渐远。欧洲文化在大学创办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大学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欧洲组织）已经遭到挑战，尤其是在美国。即便在欧洲，以文学正典为据的高雅文化的神圣特质，亦逐渐遇到质疑，因为很多国家试图让学术服务于经济技术竞争力，同时满足纠缠不休的少数族裔的文化需求。要想使中世纪拉丁文依然活跃在物质论、特殊论（particularism）、民族优越论的时代，其支持者就必须强调自己所获技能的价值（能敏锐抓住某些源自遥远文化的复杂词汇的细微之处，这样的本领完全可以用到象牙塔外的很多地方）；同时，还得强调自己竭尽全力通过文献（很多用拉丁文书写）来研究欧洲中世纪。
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拉丁学专家相对轻视《欧拉》，这毫无疑问，只是该事实也反映了他们逃避更大问题的倾向。归根结底，中世纪拉丁研究领域的诞生，归功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诸位学者（如格林兄弟），他们的高标准并未使其在追求民族目标与道德目标的过程中，脱离公众。不过大体而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这一领域的制度化，中世纪拉丁学专家虽尝试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语境（不管是否有意普及它），但世人已经并不买账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第一个的必然结果：如果中世纪拉丁学专家不能率先对《欧拉》有所回应，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把这份遗产，拱手让给其他中世纪学者或中世纪研究以外的文学研究者。正如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正确指出，“库尔提乌斯的著作在比较文学学者当中得到最热烈的响应。”89
若世人把库尔提乌斯视为传统的封印，想必他会黯然伤神，但不会吃惊不已。他已经见到了不祥之兆，并将其部分归因于美国实力与影响的崛起。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古典语言学习班的入学信息，库氏在冷静评价其内容时指出：
1949年12月，《纽约客》报道，要从当时当地884000名高级中学学生之中选取9000人学习拉丁古文，而选取14人（男生女生各7人）学习希腊古文，同时选取5000人学习希伯来古文，也接触当时1929种活的外语。这个数字极为令人震惊。他们将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和美国古典语文学的专业证书。《泰晤士文学副刊》言简意赅地评论说：人文教育的复兴，在美国不啻是一场“灾难”。但这种发展在欧洲却以相当缓慢的节奏进行。这是一种不得不被承认、并不得不被把握的历史进程——因而，仍然不便明说的是：个体生命情感是否对悲苦、怨愤、孤独的情感，以及一种对理想主义发出反应？它的力量被高估，其最好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全体高中毕业生将赢得研修古典语言的机会。因此，也不妨说，什么也没有改变。
有一种文化独立意识在当代美国涌动，与此对应的是以一种历史思维方式将欧洲文化理解为美国文化的前史。至此，其必然后果，乃是欧洲精神之复杂隐微结构在当代视野之中烟消云散了。90
库尔提乌斯尊崇的人文主义业已衰微，而新世界（或非欧洲世界——我们非常有必要强调他引用的统计资料中的犹太人）一统天下，不过是衰微过程之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是哲学的霸权（哲学是库氏深不以为然的学科）。兹援引《欧拉》结尾处的一段话：“我试图指出，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或者其他人的袭击”（《欧拉》第592页）。
有人认为，库尔提乌斯写作《欧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所描述的抵抗哲学之战已经一败涂地。例如，万斯（Eugene Vance）指出，作为语文学阐述方式之一，库氏的“历史主题”观念不过是为了抚慰“中世纪学者和非中世纪学者，他们正经历二战时期欧洲文化危机所引发的苦闷。”91随着局势渐趋明朗，万斯也坚信，语文学家孜孜以求的“原初范式”（originary paradigm），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所启发的更精致的模式所取代。
有些学术领域的情况可能亦然。不过，在中世纪拉丁研究中，斗争尚未结束，因为“原初范式”只是被补充、扩充，没有被取代。故库尔提乌斯的贡献仍然继续激发着知识的新积累、新综合与新分析。不论如何，库氏预想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建构或重构终将到来，尽管它会发生许多质变；过去的文学太丰富，太迷人，太发人深省，太神秘莫测，我们不可能将它弃之不顾，即便这需要我们极尽所能，开阔眼界。只要我们珍视历史，石质金字塔就会长存；言语金字塔也会升高。如果抛弃历史，那么连象形文字我们恐怕都留守不住。我们将失去过往人性的丰碑，果真如此，连我们自己的人性都将随风而逝。
1 【中译者注：本文原题为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and Medieval Latin Studies, 载Journal of Medieval Latin 7 (1997), pp. 147-167. 作者齐奥尔科夫斯基教授欣然同意将文章译成中文并收入本中译本，在此向他深表谢意。】
2 Quoted by Peter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October 1980, pp. 1103-6, at 1105.
3 对于这一隐喻的重要例证，见Friedrich Nietzsche, Der Antichrist, section 57, in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trans. R. J. Hollingdale (Baltimore, 1968), pp. 178-79: “A high culture is a pyramid: it can stand only on a broad base, its very first prerequisite is a strongly and soundly consolidated mediocrity.” 这里感谢Theodore J. Ziolkowski的帮助。
4 See “Nietzsche on Classics and Classicists (Part II),” selected and trans. William Arrowsmith, Arethusa 2/3 (1963), 5-27.
5 有关库尔提乌斯著作的出版史和翻译史情况，参见Peter Godman, “Epilogue: The Idea of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the Genesis of ELLMA,” in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Bollingen Series 36 (Princeton, 1990), pp. 599-653, at 599.
6 我没有算上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的《摹仿论》（Mimesis, trans.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1950）并不是中世纪文学研究的代表作，而其另一部著作《文学语言及其在拉丁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受众》（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Ralph Manheim, with a foreword by Jan M. Ziolkowski. Bollingen Series 74, Princeton, 1993），虽最近再版，但仍属于专业著述。最近，又有一部长盛不衰的中世纪文学与文化论著晋级经典平装本系列，即孔帕莱蒂（Domenico Comparetti）的《中世纪的维吉尔》（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an M. Ziolkowski, Princeton, 1997）。
7 关于《欧拉》的巨大价值，见André Vernet, review of ELLMA,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12 (1950), 377-87, at p. 378: “Il ne saurait être question d’apprécier dans le détail un travail aussi dense, ni de scruter chaque Pierre d’un édifice aussi imposant… Nous nous contenterons de passer en revue les thèses principales, d’apporter quelques pierres…”（面对雄伟的建筑，我们不可能仔细检查其每一块砖石；同样，面对浩大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品评其每个细节……我们会很高兴地检阅主要论题，做些添砖加瓦活儿……）
8 《欧拉》问世之初，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了读者，见Friedrich Panzer, review of ELLMA,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70 (1950), 109-15, at p. 109. 关于库尔提乌斯自创该表达方式的猜想，见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p. 1103.
9 Ulrich Wyss, “Medi？vistik als Krisenerfahrung.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m 1930,” in Die Deutschen und ihr Mittelalter. Themen und Funktionen moderner Geschichtsbilder von Mittelalter, ed. Gerd Althoff (Darmstadt, 1992), pp. 127-46 and 206-10, at p. 137.
10 Humphrey Carpenter, The Inklings: C. S. Lewis, J. R. R. Tolkien, Charles Williams, and Their Friends (London, 1978).
11 See Hans Helmut Christmann,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en, Mainz: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andlungen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 Jahrgang 1987, nr. 3, (Stuttgart, 1987), and Stefan Gross,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 Romantik der zwanziger Jahre: zum Problem nationaler Images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Aachener Beitr？ge zur Komparistik 5 (Bonn, 1980).
12 【中译者注：一般译为《影子大地》，于1994年上映，是根据刘易斯的情史改编的电影。】
13 Earl Jeffrey Richards搜集了受库氏启发而撰写的大量著作，详见他的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Works of Ernst Robert Curtius,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196 (Tübingen, 1983)。
14 Trans. Hélène Iswolsky (Cambridge, MA, 1968; rep. Bloomington, 1984)
15 Eugene Garfield, “A Different Sort of Great-Books List: The 50 Twentieth-Century Works Most Cited in the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76-1983,” reprinted from Current Contents 16 (20 April, 1987) pp. 3-7, in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89 Second Semiannual, vol. 1: “Guide & Lists of Source Publications, Citation Index A to Z”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1990), pp. 7-11, at 8.
16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2nd ed. (New York, 1995)对该词的定义如下：“一、提倡或遵循古典主义的人；二、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学生或专家；三、提倡在学校推行古希腊语、拉丁语教学的人。”其中，第二个定义从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删除了。
17 按照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的解释，拉丁学者指“擅长拉丁语的人”；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释义为“一、精通拉丁语言的人；拉丁语学者。”
18 Karl Langosch,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Einleitung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 (Darmstadt, 1983), p. 13.
19 详见Siegmund Hellman, “Das Problem der mittellateinischen Philologie,” 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9 (1935), 625-80, at p. 625. 同样的假设还见于Tradition und Wertung. Festschrift für F. Brunh？lzl zum 65. Geburtstag, ed. Günter Bernt, Fidel R？dle, and Gabriel Silagi (Sigmaringen, 1989)；此处出版，恰逢特劳贝首次发表中世纪罗曼文学讲座一百年。
20 Ernst Robert Curtius,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 and Munich, 1960), pp. 428-55, at 618, n. 2.
21 Curtius,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p. 618-19.
22 【中译者注：文中类似页码均指《欧拉》英译本页码。】
23 针对库尔提乌斯观点持反对意见，见Clifford Davidson, “Curtius and the Primacy of the Book,” EDAM Newsletter: Early Drama, Art and Music 10 (1987), 1-6.
24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55.
25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0 (这里转引了Gr？ber的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 Philologie, 2nd ed., vol. 1, p. 103).
26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Stuttgart, 1932), pp. 13 and 105. 感谢David Ganz慷慨地允许我阅读“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Aby Warburg”一文，使我有机会注意到相关文字。
27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4: compare ELLMA, p. 13.
28 ELLMA, p. 16.
29 ELLMA, p. 16. Quated as the final words in M. L. W. Laistner, review of ELLMA, Speculum 24 (1949), 259-63; reprinted in Laistner,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Selected Essays, ed. Chester G. Starr (Ithaca, NY, 1957; repr. New York, 1983), pp. 83-90, at 90. 关于库尔提乌斯之传统观念，见Claus Uhlig, “Tradition in Curtius and Elio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2 (1993), 193-207.
30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p. 1103.
31 “？ber die altfranz？sische Epik,”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64 (1944), 233-320, at pp. 237-38; repr. In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 1960).
32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44.
33 “Jorge Manrique und der Kaisergedanke”也是《欧拉》前期研究成果之一，若把该文也算上，那么这一系列论文就始于1932年。
34 库尔提乌斯在1932-1933冬季学年开设的中世纪拉丁文学讲座中，使用了Beeson的A Primer of Medieval Latin，见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p. 156.
35 Studien zur lateinischen Dichtung des Mittelalters: Ehrengabe für Karl Strecker zum 4. September 1931, ed. Walter Stach and Hans Walther (Dresden: Wilhelm und Bertha v. Baensch Stifung, 1931).
36 有关从《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到《欧拉》过程中库尔提乌斯的思想变化，详见Dirk Hoeges, Kontroverse am Abgrund: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Karl Mannheim: intellektuelle und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Main, 1994), pp. 139-209.
37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p. 126, n. 12中，库尔提乌斯的评论可以加以佐证，见Heinrich 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Stuttgart, 1993), p. 111.
38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28：库尔提乌斯确认了这一过程的有效性，此前Hugo Schuchardt已有过表述。
39 “Gustav Gr？ber und die romanische Philologie,” p. 429.
40 Heinrich 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 in Bonner Gelehrte, 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in Bonn, Sprachwissenschaften: 150 Jahr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onn, 1818-1968 (Bonn, 1970), pp. 214-35, at 228.
41 库尔提乌斯不满移居他国的德国罗曼语文学学者，见Leo Spitzer, review of ELLMA,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0 (1949), 425-31, at p. 431。库尔提乌斯的学术兴趣的转向，见Spitzer, review of ELLMA, pp. 425-26。Lausberg, Ernst Robert Curtius, pp. 116-17指出了库尔提乌斯与施皮策的关系，但事实上，两者的关系比这更复杂。
42 Spitzer, review of ELLMA, p. 426.
43 Spitzer, review of ELLMA, p. 428.
44 Jauss, “Paradigmawechsel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Linguistische Berichte 3 (1969), 44-56, p. 47: “在希特勒时代，语文学退回到泰古地下墓穴；库尔提乌斯杰作的渊源现在仍然取决于其摹仿方法，及其失落的历史社会维度。”
45 Paul Lehmann, review of ELLMA, Deutsche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9 (1952), 303-4, at p. 303.
46 Gustavo Vinay, “Filologia e ambizioni storiografiche,” SM ser. 3, 1 (1960), 195-202, at p. 202. 时至今日，库尔提乌斯对克罗齐（Croce）的反对，以及维奈对库尔提乌斯的反对仍影响着意大利的学界。在一篇贬库尔提乌斯、褒奥尔巴赫（弗朗切丝基尼[Franceschini]与维奈）的文章中，Massimo Oldoni表示：“《欧拉》问世已四十年，我们现在明白，库尔提乌斯写这本书是为了他自己，而非中世纪学者”（Sono trascorsi quaranti anni dall’ELLMA ed abbiamo compreso che Curtius ha scritto questo libro per sé stesso, molto meno per I medievisti），同时还说道，“中世纪拉丁文学对库尔提乌斯不公”（la letteratura mediolatina dà torto a Curtius）: see Oldoni, “E. R. Curtius e gli studi mediolatini in Italia,”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Heidelberger Symposion zum hundertsten Geburtsag 1986, ed. Walter Berschin and Arnold Rothe (Heidelberg, 1989), pp. 209-14.
47 Vinay, “Filologia e ambizioni storiografiche,” p. 202. Charles W. Jones也提出一种类似的谴责, 认为库尔提乌斯忽略了手稿文化的证据，参见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 Yale Review 43 (1954), 459-61, pp. 460-61 .
48 F. Ch？tillon, review of ELLMA, Revue du moyen ？ge latin 8 (1952), 170-76, at. p. 171.
49 Préaux, review of ELLMA, Latomus 9 (1950), 99-102, at p. 99, p. 102.
50 【中译者注：本文于1997年发表，彼时韦尔利尚在世。这里根据维基百科作者介绍将逝世年份补上。下文的“克利斯特勒”生卒年份亦如此处理。】
51 Wehrli, review of ELLMA, Anzeiger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 64 (1948-1950), 84-91, at p. 89.
52 Kristeller, review of ELLMA,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Lettere, Storia e Filosofia, ser. 2, 19 (1950), 205-8, at p. 207.
53 Dronke, “Curtius as Medievalist and Modernist,” p. 1105.
54 奥尔巴赫指出，“库尔提乌斯忽视了，有时似乎低估了中世纪拉丁语的流行趋势”，见review of ELLMA, Modern Language Notes 65 (1950), 348-51, at p. 350.
55 F. Ch？tillon, review of ELLMA, p. 172; J. G. Préaux, review of ELLMA, p. 99; Vernet, review of ELLMA, p. 387; Paul Zunthor, “Moyen ？ge et Latinité,”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60 (1950), 151-69, at p. 161.
56 第一句引文出自奥尔巴赫，见review of ELLMA, Modern Language Notes 65 (1950), 348-51, at p. 350；第二句出自琼斯，见Jones,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 459-61.
57 Lida de Malkiel, “Perduración de la literature antigua en Occidente,” in La Tradición clásica en Espa？a (Barcelona, 1975), pp. 271-338 and 336-38, at p. 297.
58 Ch？tillon, review of ELLMA, p. 173.
59 Translated by Catharine Misrahi (New York, 1961; repr. 1988). 勒克莱尔的著作中，只在“后记”部分（一次）和注释（两次）提到过库尔提乌斯。
60 Jones,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 p. 460; Vernet, review of ELLMA, p. 379, n. 3.
61 需要注意的是，指出该事实的评论家都（跟库尔提乌斯一样）是白人、男性的欧洲文学学者。
62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 p. 460.
63 Lehmann, review of ELLMA, p. 304.
64 Schirokauer, review of ELLMA,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49 (1950), 395-99, at pp. 397-98.
65 Zumthor, review of ELLMA, pp. 153 and 161.
66 关于库尔提乌斯眼中的德国与德国文化，见Harald Weinrich, “E. R. Curtius: Das Deutschlandbild eines groβen Romanisten,”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Heidelberger Symposion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1986, ed. Walter Berschin and Arnold Rothe (Heidelberg, 1989), pp. 135-52.
67 Lida de Malkiel, “Perduración de la literature antigua en Occidente,” p. 305.
68 Walther Bulst (1899-1986)注意到，“在《民间口传文学的开端》一章（S. 387 ff.）之中，也只有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被论及”（ “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Grunds？tzliche Bemerkungen,” Wirkendes Wort , 1952-1953, 56-58, p. 58)。此外，Friedrich Panzer (1870-1956)也指出，“该书从头到尾显然都没有讨论中世纪高地德语诗歌，尽管它也曾跃跃欲试地准备谈论”（Review of ELLMA,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70, 1950, 109-15, p. 113）？ .
69 Wehrli, review of ELLMA, p. 90.
70 Panzer, review of ELLMA, p. 113, and Schirokauer, review of ELLMA, p. 398.
71 Peter Godman, “T. S. Eliot and E. R. Curtius: A European Dialogue,” Liber: A European Review of Books 1, no. 1 (1989), 5-7, and Peter Godman, “Epilogue,” pp. 635-636. 关于库尔提乌斯对罗马的态度，详细分析见Wolf-Dieter Lange, “Have Roma immortalis-Aspekte der Romerfahrung bei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Bonn-Universit？t in der Stadt. Beitr？ge zum Stadtjubil？um am DIES ACADEMICUS 1989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Bonn, ed. Heijo Klein. Ver？ffentlichungen des Stadtarchivs Bonn 48 (Bonn, 1990), pp. 103-17.
72 Spitzer, review of ELLMA, pp. 429-30.
73 Lehmann, review of ELLMA, p. 304.
74 Wehrli, review of ELLMA, p. 86.
75 Zumthor, review of ELLMA, p. 169.
76 Ch？tillon, review of ELLMA, p. 171 (with a reference to Auerbach); Wehrli, review of ELLMA, pp. 86 and 91. Contrast Vinay, review of ELLMA, p. 202.
77 Dronke, “Curti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读后感(二)：欧拉一版二印勘误
欧拉一版二印已于今年10月发行。虽为重印，但排版及格式无法改动，故勘误有限，一些需要调整版式才能增删的内容此次无法调整，将放到修订版。欧拉出版当年即二印，我既惊喜万分，又惴惴不安。惊喜的是，国内关注这本书的读者数量大大超乎我的想象，看来库尔提乌斯在中国的知己还是很多的；不安的是，译本中出现了的误译、错译、疏漏，数量之多，也让我始料未及，无地自容，甚至一度视之为学术垃圾。幸运的是，很多很多朋友，素不相识的读者给我打气鼓劲，使我重燃信心。面对大家的热情，我实在没有理由继续消沉。多花心思，一点点打磨，精益求精，拿出更好的本子，这才是回报大家的方法。再次感谢欧拉出版以来各位热心而细致的读者，感谢以各种方式关心我鼓励我的友人！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读后感(三)：《欧拉》勘误表
各位豆瓣大神，您在阅读过程中如果发现什么错误，请将您的勘误写下来，我将尽快改正。先叩谢大家了！ 1、第74页 【在阿提卡，政治演说的地位和影响，至狄摩西尼（Demosthenes）（马其顿抵抗军首领）时代】中Demosthenes——雅典反马其顿的领袖（感谢XENOPHON）。 2、第270页 【奄奄一息的异教就用它来炮制“古代的争执”】中的“炮制”——“平息”（感谢GILHULY）。 3、第484页 【Arnaut Daniel】中的“达尼埃尔”——“阿诺·但以理”（感谢若言） 4、Philology在全书中应全部翻译为“语文学”，之前因书已下厂，部分译为“文献学”之处未及订正，特此说明。 5、第132页 【Proserpine】“普索塞皮娜”——“普洛塞庇娜””（感谢陳四 (寫輓歌) ）。 6、第98页【大卫宣称，跟保罗】“保罗”——“扫罗”（感谢Teófilo）。 7、第166页【“O vio che siete”】“vio”——“voi”（感谢 Teófilo ）。 8、第187页【εινποι】——ποιειν（感谢 Teófilo ）。 9、第516页【三位一体的三个人格(person)】——位格（感谢Teófilo）。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读后感(四)：王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译本的一些问题
刚刚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甚喜！文中指出的问题，有的已经见于勘误表和豆友回复，有的是尚未发现的。虽然本人越读越惭愧，但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更何况是如此耐心细致的勘误，届时修订也将吸收该文的意见。在此，向作者王晨致以真诚的感谢，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批评指正！需要指出的是，《欧拉》西译本收录了德文第2版的大部分内容，有些注释只针对该译本。
http://news.ifeng.com/a/20171017/52671497_0.shtml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读后感(五)：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
【本译文已发表于曹卫东编《跨文化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
文/威廉·卡林（William Calin）
译/林振华
1983年，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出版了《现代主义、中世纪主义与人文主义——库尔提乌斯研究资料汇编》（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Works of Ernst Robert Curtius）。1其后十年里，学界召开了很多库尔提乌斯研讨会，如1986年的海德堡会议，1986年的波恩会议，1992年的米卢斯（Milhouse）—坦恩（Thann）会议。这三次研讨会的会议纪要随后相继出版。21992年，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韦斯特拉（Haijo J. Westra）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海德堡会议纪要评论。这篇极富见解的文章仿佛是对库尔提乌斯的控诉。除了质疑库氏的品质与政治态度，韦斯特拉还暗示，注意“库氏保守与复兴（conservative-restorative）倾向的研究中，主观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可疑的观点和立场。”他还表示，《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仍然是方便的备用品，对其他领域的学者尤其如此。”不过，韦斯特拉也罗列了针对库尔提乌斯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反对理由：“形式主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a- or supra-historicity），轻视原创及诗歌个体性……口头形态（orality）……，忽视非拉丁元素……无视原始手稿及其含义，或者说无视读者与接受的概念。”他还写道：“‘传统’必然躲不开摹仿、平庸和封闭的正典（a closed canon）。库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传统的：天才（维吉尔、但丁、歌德）崇拜是超历史的美的观念，牵涉个人喜好……理论并非库尔提乌斯的专长……”在韦斯特拉看来，“我们并不渴望复兴。对库尔提乌斯式人物的呼唤可以休矣……海德堡会议开得好，这份论文集再次表明，库尔提乌斯是怎样过时的现象。”3
我大段引述韦斯特拉的文字，并非想挑起纷争。不可否认，我的确打算为库尔提乌斯说两句。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文主义批评家中伟大的德国人——施皮策（Spitzer）、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Vossler）、哈茨费尔德（Hatzfeld），激起了我的兴趣。类似的情况亦见于美国、阿根廷、意大利、荷兰等地。然而，在讨论库尔提乌斯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承认，他可能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如此，二战后如此，今天亦如此。韦斯特拉是用英语写作的北美学者，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会引用他的文字。他的观点并非个案。法国和德国的左翼人士都发表过不相上下的攻击言论。他们的热情与活力无疑证明，作为学者和思想健将的库尔提乌斯，至今仍活跃在我们身边。4
如果说库尔提乌斯真是这样的人物，并且有如此号召力，那显然是因为他的中世纪研究者身份，同时也因为他不仅仅是中世纪研究者。上文提到的五人——施皮策、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哈茨费尔德——都可谓罗曼语文学家；他们以精深的笔法，论述了古今至少三种罗曼文学。这使他们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们都把中世纪视为连续体，视为整个西方文学有机完整的部分。在我看来，正因如此，他们才避免了罗伯特森（D. W. Robertson）和楚托尔（Paul Zumthor）等当代学者的错误——后者把自己抽象的中世纪模型，同某个同样抽象的现代模型相提并论。5从概念上看，这种两项对照的确完美；从思想上看，它也的确诱人。可我相信，它必然会歪曲中世纪和现代的本来面目。有人宣称，现代的真容是中心的自我（the central Self），他的研究领域和生命义务是边缘的他者，这时就会爆发教育危机，可上述对此只字未提。
库尔提乌斯没有犯这个错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代和中世纪。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列王纪》优美的早期盎格鲁—诺曼译本的批评），6库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悉心钻研当代法国文学，调和其与高级的德国文学受众的关系。这段时期的成果涉及二十世纪初法国学术批评领军人物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小说家兼出版商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以及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7除此之外，《新法兰西的文学先锋》（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收录了论述纪德（André Gide）、罗兰（Romain Rolland）、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佩吉（Charles Péguy）等人的文章；8而《新欧洲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neuen Europa），则论述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瓦雷里（Paul Valéry）、拉尔博（Valery Larbaud）、柏格森（Henri Bergson）。9尽管施皮策也专注于当代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菲利佩[Charles-Louis Philippe]、罗曼[Jules Romains]、普鲁斯特），10但库尔提乌斯潜心研究现当代，坚持认为语文学与批评之间并不冲突，并且从人文主义角度，试图为两个交战国搭建一座文化之桥，从这几方面讲，他是独一无二的语文学家和大学教授。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这本书的确是非常精彩的批评著作。巴尔扎克论集与普鲁斯特论文（长达一百五十页，后以专著形式独立发表），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之翘楚。11法国人普遍把巴尔扎克视为小说现实主义奠基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之父，可库氏却在那本543页之多的论著中打破了这一圭臬。库氏看待巴尔扎克的眼光截然不同。他的巴尔扎克热衷于秘密——宇宙的奥秘、社会中的秘密与骗局，热衷于魔法、神秘学、占卜术、预言、催眠术、炼金术，甚至想将一切尽收眼底，渴求绝对。《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系列小说揭示了人的激情——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能力显见于欲望或权力意志。于是，作为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之合体，创造者与反叛者之化身，沃特林（Vautrin）就成了巴尔扎克笔下最伟大的英雄。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巴尔扎克像拉伯雷一样，对生命、法国社会、法国政治兴趣十足，他对当代的方方面面都饶有兴致，一言以蔽之，即他的现代性。最后，库尔提乌斯还强调了宗教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天主教与十八世纪各个流派的玄奥秘传的融合主义（syncretism），都可在他的作品里觅得踪迹。正如这位德国批评家所言，融合主义激发巴尔扎克寻求可以囊括存在整体的完整艺术品，故小说也接纳诗歌和戏剧，进而成为征服并揭示奥秘的形而上学的史诗。
1925年出版的普鲁斯特论著同样值得关注。库尔提乌斯还没读到《追忆逝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后两卷《逃亡者或失踪的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disparue）与《过去韶光的重现》（Le temps retrouvé）（这两卷尚在印刷），便分离出普鲁斯特的主题和母题。库氏发现，艺术及艺术家的生活贯穿着《追忆》的主题。然而，艺术不仅仅是审美愉悦，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知识。记忆能唤起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即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生活通过现在与过去的艺术获得意义。在普鲁斯特主要的意象模式中，我们见到作者以音乐为结构，为隐喻（这里，库氏预示了我们如今对叙事内镜[mise en abyme]的解读），为空间——围绕孔布雷（Combray）而非巴黎的大地与土壤，其中花卉与植被的意象发挥着作用。最后，库氏在普鲁斯特那里发现了爱的挫折，故而亦是激情、妒忌、孤独的悲剧；其最后的一线希望是对永恒，对精神的柏拉图式渴求。这只有在讲述悲剧与渴求的小说本身中才能实现。
上述两部论著，连同其他作品，堪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用英法文发表的现代批评之准绳。它们预示了十几二十年后，日内瓦学派（现象学）与美国研究先驱（神话批评）的扛鼎之作。库尔提乌斯的品味，以及他对当代法国文学之真谛的察觉，实在令人拍案。1918-1925年，法国国内外尚无人预料，纪德、克洛岱尔、佩吉、普鲁斯特、瓦雷里等人将名垂青史。德语世界也没有人像库氏一样，意识到艾略特与乔伊斯的重要地位。12不管是本书
13探讨的批评家中，还是整个现代批评史上，库尔提乌斯都堪称独一无二——他同当代主要的创意型作家接触频繁，关系紧密，并且与他们平起平坐。14
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库尔提乌斯早期著作中的人文主义和英雄主义方面。当很多保守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沉思》[Betrachtungen]中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法国深恶痛绝，库氏却呼吁同胞“敌人”文学之精华，并从中汲取养分（言外之意，对方的文学比他们自己的优秀）。此外，他还有意选择了法国民族主义代表巴雷斯，天主教爱国者克洛岱尔，备受争议的纪德，社会主义反战人士罗兰（据说他竭力打消要抵制双方的主张）。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身为生于长于阿尔萨斯（Alsace）的德国知识分子，库氏比别人更了解法国的内部情况，这使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了法国作家。他反对巴雷斯的极端民族主义，指责克洛岱尔不讲人情的天主教思想，批评布吕内蒂埃的文学体裁有机盛衰论毫无学养可言（该理论揄扬法国古典主义，却不知如何欣赏伟大的古法语文学）。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十分推崇本质上更“不近理性”，更崇高的“非古典”法兰西、作品和作家。不过，其主要动机是要打破当时德国人对法国事物（法国精神和法国颓废主义）的刻板印象，以法国作家为榜样，推动德国思想的重生，同时为德国在新欧洲里谋得一席之地。15为此，库氏遭到很多罗曼语言学同僚的抨击，其中包括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莱尔希（Eugen Lerch）和舒尔茨—戈拉（Oskar Schultz-Gora）。他们诟骂库氏为当代立言，骂他把那些当代人物太当回事，骂他跟法国佬走得太近，骂他没有学者风度，骂向普通的文学受众摇尾乞怜，骂他不该这时写那种优雅的文字。16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提乌斯被任命为波恩大学罗曼语文学讲座教授，虽然很多语文学家的反对，包括当时的在职者迈尔—吕布克（Wilhelm Meyer-Lübcke）。在那个我们往往联想到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十年里，纪德与库氏之间的通信，却见证了这种大同的跨国的人文主义。17
1930年，库尔提乌斯出版了《法国文明导论》（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不过，这本有趣又令人着迷的著作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18首先，这本书的英译本题目译得就不好。库尔提乌斯其实有意回应，当时德国思想界流行的“法国文明”与“德国文化”之差别——前者注定是议会民主与现代改良的肤浅表现，反映的是其政治文学和社会文学；而后者是对传统和形而上学更深刻，近乎精神层面的亲密接纳。库氏起名“Die franz？sische Kultur”，以此质疑这种特殊的德国民族主义神话。
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库氏都避免过分简单地描绘这位德国西边的邻居。他既不仅限于共和的，雅各宾派的，思想自由的法国，也不倾向于反革命的，君主制的，天主教的法国。他以独到的眼光，考察了空间（外省，连同其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与巴黎做一番有益的比较）、历史（旧封建的，君主制的传统，对于形成或者说融合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和宗教（极其丰富的法国教会文化史与思想史，以及同样重要的高卢主义与反教权的怀疑主义的丰富传统）。他打心底对巴黎彬彬有礼；而身为罗马的子嗣，他也对法国礼遇有加。他发现文学可展现民族的意识，这点至关重要。对其他国家而言尤其如此。法国文学文化自中世纪早期便绵延至今，一气呵成，不曾中断，其生机勃勃、独一无二的整体性，无疑说明了此书固有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堪称法式“普遍性”的一面。
奇怪的是，该书里弱点最明显的是论“文学与思想生活”的一章（98-128页）。在这章里，他声称德国在哲学、音乐、抒情诗方面独领风骚。他仅仅忽视了从额我略圣咏（the Gregorian chant）到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和库伯兰（Fran？ois Couperin）的法国音乐，从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和拉辛（Jean Racine），甚至到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与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法国诗歌。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一章里，库氏把法兰西概括为永恒与成熟的民族，风格与匠心（craftsmanship）（‘un peuple de finisseurs,’ 233）的民族，品味的民族，散文的民族。
这种荒唐的说法倒是可以多多少少这样解释，甚至说辩解：库尔提乌斯开篇就指出，并始终强调，他呈现的并非其个人的法国视野，而是法国人的视野，亦即法国人如何看待并说明自己的。所以，此书“阐述了（法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体系……‘引导’读者理解法国文明”（第8页）。如此一来，他预言了我们当今对民族神话和文化“体制”——一言以蔽之——对文化研究的的迷恋。另外，库氏很可能受纪德及其他法国有人的影响，同时出于区分法国与德国的需要，也逐渐相信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s）。伟大的文学家杜·博斯（Charles Du Bos）曾写道：“《法国文明导论》是一位外国人送给我们的上乘之作”。19不论库氏缺点如何，即便他的德国批评界同行正确地指责，他不该贸然闯入所谓的民族心理学或民族精神（V？lkerpsychologie, Volksgeist），但杜·博斯所言却并不差矣。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库尔提乌斯的目光从现代转向了中世纪；他再次成为中世纪研究者。这一转变虽出于个人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又出于政治原因。斯大林执政期间，日尔蒙斯基（Victor Zhirmunsky）欲歌颂当代形式主义而不得；同样，希特勒独裁期间，库氏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日尔蒙斯基的对策是转向中亚的口头史诗，而库氏则转向了拉丁中世纪。1932年，库氏出版了《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以下简称《德国精神》），这本132页的小册子斥责纳粹的弃智举措（barbarism），抨击纳粹抵制高雅文化（他们的“Kulturhass”）。那时，他就开始呼唤歌德式的人文主义，但也指出，这一新人文主义应该根植于中世纪精神，而非文艺复兴，非古典的古代。20
《德国精神》是一本散发着魅力，却充满争议的著作，褒扬者有之，毁誉者亦有之。21库尔提乌斯是以基督教保守派身份写作此书的。他的一些选择——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反对大众教育，反对大学放低入学门坎——如今看来，的确不合时宜，方向有误。应该指出，1932年，还有比捍卫《德国精神》更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也攻击那些跟杂志《行动》（Die Tat）有联系的保守派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坚持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十九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价值。
正如库尔提乌斯所见，西方，尤其是德国，正日薄西山，随时可能崩溃。这种危险源于大量的运动和民众的煽动——左翼的和右翼的，共产主义的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各种呼唤革命的运动。在1932年的德国，这种危险主要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他们崇拜现在，诽谤过去，尤其狂热地执着于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痛恨教育（Bildung）与文化（Kultur）。因此，《德国精神》有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减少教育与憎恨文化”（Bildungabbau und Kulturhass, 11-32），和“民族还是革命？”（Nation oder Revolution, 33-50）。库氏反对所谓的“社会学主义”（Soziologismus），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精神，由此预示了我们当今围绕后现代展开的论争。他极力主张让大学和学术摆脱国家控制和政治煽动，亦即摆脱思想统一，不要过于重视专业训练。由此，他又预示了我们针对大学作用，针对七艺式微，针对政治正确性压力而展开的论辩。
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看到，文化虚无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民族主义霸权、当下崇拜（the cult of the present）都走到了一起：它们此消彼长。作为回应，这位德国爱国者高呼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空间上，囊括整个西欧，其中心为维吉尔与但丁的罗马；在时间上，囊括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它肇始于维吉尔的罗马。这就等同于高雅文化、传统、连续性、国际主义。有人声称，德国跟希腊化世界密不可分；而库氏通过颂扬罗马，搁置希腊，打破了以这种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德国文化霸权的神话。同时，他区分了两个德国：一个是歌德的德国，它坐落于莱茵河畔，充满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大同的气息，向往法国和意大利；另一个则位于柏林，它感性而神秘，亲近东方的极端主义。这是歌德与希特勒、斯大林之争。纳粹也明白这点。《德国精神》遭到公开指责，其作者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22
当1948年《欧拉》最终问世，其影响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946年发表的《摹仿论》（Mimesis），其波及范围不仅限于德语学术界。23
库尔提乌斯的一大发现就是主题。他以严谨而完整的话语指出，从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到后中世纪文学——或者说，从斯塔提乌斯（Statius）到狄德罗（Denis Diderot），首要的结构要素和传播途径，就是主题或修辞套语（rhetorical commonplace）。此乃学界首次。有了主题，学者如今以一种新方式看待文学：他们可以构想一种全新的更有效的中世纪文学主题学（thematics），设计一种从权衡并区分这些主题和母题入手的新批评。让我随便拈出几个主题吧：故作谦虚（affected modesty）、前所未言之事物、颠倒的世界、花儿绽放（florebat olim）、年迈的孩子（puer senex）、时而少男时而少女（aut puer aut puella）、世界舞台（mundus theatrum）、男人是否该娶妻？、勇武与智慧（fortitudo et sapientia）、乐土（locus amoenus）、象征物书籍。如此看来，库尔提乌斯预示了解构主义的一个趋势，即所谓的文学类型之现象学或形态学或考古学。我还记得，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都梦想着发现新主题，以名垂青史。而我们也确实提出了“学校的驴”（scholasticus asinus）。
其他人就带着成人的热情，比我们更严肃地研究主题。曾有一段时期，德国的某个批评流派或批评潮流就致力于主题研究（Toposforschung）。24德语学者的确发现或发明了新主题，他们从主题与话题（theme）和母题（motif）的关系来界定主题，考察主题在不同文学领域的流变，仔细梳理它们的作用。也有一段时间，有人把库尔提乌斯同那个学派及那种方法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方法最初用于或源于中世纪，并且被瓦尔堡（Aby Warburg）和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用于研究中世纪肖像。从中世纪精神来看，这一方法特别有益于后中世纪文学的研究。25尽管库尔提乌斯自己更喜欢风格主义者（mannerist）与风格主义（mannerism）这两个术语，但从他的洞见中受惠最大的还是巴洛克时期。有关法律演说、政治言说、颂赞演说的书，有关巴洛克的圣经诗学与神学诗学的书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库氏的很多主题——如颠倒的世界、世界舞台、立誓套语（devotional formulae）、“万物皆有一死”——都被用来将巴洛克界定为一种文学时期风格（literary period style），时至今日，学生可能仍然视其为十七世纪独有的现象。
对我们理解中世纪同样重要的，还有库尔提乌斯方法的意义——为他的追随者和诋毁者所忽略的意义。修辞（法律的、政治的、颂赞的）文化，以及以课程作家（auctores）（他们往往以其名言警句和典型形象为人所知）研究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促进了主题美学的繁荣。那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比以往我们所知的更富于文学特征。通过强调中世纪文学的文学性与修辞性，库尔提乌斯站立足一个单纯、通俗、口传的中世纪，反驳了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般浪漫主义信念（见帕里斯[Gaston Paris]和克尔[W. P. Ker]）。他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一样，都把中世纪视为值得进行严肃文学研究的严肃文学时期。我们相信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和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反对那些过时的浪漫主义者或矛盾制造者，他们歪曲切尔奎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的思想，并借此宣扬一个没有文学高雅文化的中世纪。对我们而言，这个观点如今倒是值得一用。26
“摹仿、平庸，再到封闭的正典”（韦斯特拉语）？我不敢苟同。库尔提乌斯坚信摹仿美学，故借此反驳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太高真挚（sincerity）和创意（originality）。相反，他指出了最伟大的美，是如何来源并诞生于早期文学研究，于对主要典型形象（exampla maiorum）的修辞学和类型学考察。这正是预示了我们先进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一切文本都是在其他文本的交汇与呈现，在文本性传统的交汇与呈现中得到创作与阅读的。于是，跟其他中世纪研究者一样，库氏打开了正典之门，将其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一部分——这些正典横跨古代到启蒙时期，故必然涵盖拉丁文著作（从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到彼得拉克），同时首先排除专业拉丁学专家（Latinists）制定的现代学校课程。说白了，要想了解欧洲传统，了解中世纪，我们必须浸淫于中世纪拉丁文学，因为它有着内在的价值，因为它将古代文化引入现代俗语（modern vernaculars）之中。另外，库氏还在正典中，引入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受到忽视的元素。这里，我尤其指西班牙黄金时代（siglo de oro）的杰作。库氏极其看重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与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作品中书籍的象征意义，卡尔德隆（Calderón）的“七艺”（the artes liberales），贡戈拉（Luís de Góngora）的“年迈的孩子”；同时，他还详尽阐述了西班牙诗学中的“ingenio”、“concepto”、“agudeza”。通过这种方式，库氏扩大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疆域，后来者若对此熟视无睹，就会遇到麻烦。
《欧拉》问世比《可怕的对称》（Fealful Symmetry）晚一年，比《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早近十年，我想恐怕不全是巧合。27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与弗莱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以文献为基础的批评或学术研究不再处于从属地位，是对历史、传记或手稿编纂的间接表现。如此一来，便提高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两人都呼吁批评式学术研究（criticism-scholarship），它将超出单个文本，囊括被视为整体的更包罗万象的文学结构，亦即文学现象学。他的后圣经文化（postbiblical culture）意识，实际上源于斯宾塞（Edmund Spenser），且以弥尔顿和布莱克为中心。再者，对库氏而言，中世纪是核心，没有中世纪，就无法从整体把握伟大传统。
在此，我们注意到，原型与主题似乎都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观。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我自己发现两者并非方枘圆凿，而是互补互足的。在教授和论述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与龙萨（Lonsard）作品中的“乐土”或“以玫瑰喻少女”的手法时，我们当然有权认为这些文学结构既是主题，又是原型。不论如何，两者的差异是表面上的。弗莱的原型随文本而传播。而学者则注意到，库尔提乌斯积极引用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观点；韦勒克（Wellek）认为，应该把主题解释为发端自古代的修辞手法，或者伟大作家的创造，亦或荣格式的原型。阅读库尔提乌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文本之用与文本之美。
我是有意强调美的。批评家指责库尔提乌斯和弗莱（不单单是韦斯特拉），忽视了个体作家和文本。在此，我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批评乃不熟悉他两人所致。如果《欧拉》和《批评的解剖》都发挥着剖析作用，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包含文本的细读，尽管我们明显感觉到，《欧拉》每一页都流露出作者对伟大作品的挚爱，但丁一章尤为如此。在其他作品里，纯粹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才得以显现。弗莱写过四本论莎士比亚的小册子，一本论弥尔顿的，一本论英国浪漫主义的，一本论艾略特的：这些均为实用批评的上乘之作。28而库尔提乌斯除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外，还撰写了一系列论述西方正典伟大人物的论文：维吉尔、卡尔德隆、歌德、巴尔扎克、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黑塞（Hermann Hesse）、艾略特、乔伊斯，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欧洲文学论集》（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中。29从二十年代起，他还撰写了近百页的布雷蒙（Henri Bremond）论文，后发表在1952年的《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30
同样重要的是，1944-1952年间，库尔提乌斯在《罗曼语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和《罗曼研究》（Romanische Forschungen）上，发表了近两百页的系列论文《论古法语史诗》（？ber die altfraz？sische Epik），后该文收入1960年的《论文集》（Gesammelte Aufs？tze）。31不出所料，库氏始终强调武功歌博大精深的修辞与主题结构，这跟里赫纳（Jean Rychner）对口头形态的支持态度不分伯仲。32另外，也不存在封闭的正典。库氏率先指出，中世纪法语史诗的黄金时代，是十二世纪末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当政时代，而非《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出现之时。同时，他也跟一些学者一样首次指出，起源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而自己唯一要处理的是文学问题。库氏公开讨论体裁与接受的问题。在他看来，武功歌大部分就像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作品，都是通俗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然而，乍一看它们内容相似，都探讨了同样的主题和母题，可对照之下，高下立判，每首武功歌都有其独特的文学现实：《吉拉尔之歌》（Girart de Roussillon）、《雷诺之歌》（Renaut de Montauban）、《加兰之歌》（Garin le Lorrain）、《阿斯普勒蒙战役之歌》（Aspremont）等等。这些作品，连同最早的《罗兰之歌》，都是文学作品中的瑰宝。它们当中融入了圣经元素、古典拉丁元素和中世纪拉丁元素。它们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是现代基督教史诗（试图用真实信仰的修辞，与维吉尔抗衡）的第一个重要例证。
这两百页的文章至关重要，不光因为它指出了《欧拉》的通则如何催生了特定文本的文学批评，还因为它对俗语的关切。有人声称，从1930年起，库尔提乌斯开始反感法国，并不再撰写任何跟法国有关的文字。这篇文章无疑有力反驳了这该说法。
最后，再来说说历史吧。库尔提乌斯与弗莱都不得不承受这样的攻击——他们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他们忽略了历史。我们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历史——主题与原型的历史，文学结构的历史。总的看来，这种指责往往出自只知社会经济史者。而今，我们还得包括思想史（history of mentalités），它与社会经济史一样重要。另外（这里，我想库氏的确比弗莱更有优势），由于倚赖中世纪教育、中世纪修辞、中世纪诗学的事实，库氏坚持一千年前我们所知的创作与接受。不论如何，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与默恩（Jean de Meun）本应该能理解并同意库氏的观点，但很多人包括我对此不以为然。
身为中世纪研究者，库尔提乌斯在很多方面是极其现代的；我认为，这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重要的是批判地阅读以前的文本，而不是学者间就手稿和来源吵得面红耳赤。
二、中世纪文学具有深刻的文学性，这一点跟古代文学和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文学一样。一切文学都是约定俗成的，换句话说，是互文的。浪漫主义的豪兴（exaltation）在批评中没有一席之地。
三、西方文明（至少从维吉尔到狄德罗）的现实，是高雅文化与审美高雅文明的承前启后。相似比差异更令人信服。
四、长时间的“分歧”在于文体：选择古典主义，还是选择风格主义；是该追求古典完美，还是超乎古典，去追求风格主义的活动、冲突、超越。
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史的确出现了追求时期和衰落时期。每次衰落的周期结束后，复苏就变得可能。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可以为这种复苏而奋斗。
我把第六点保留到了最后，这是我在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著作时，最先阐述的话题（如果读者愿意，亦可称之为主题）：库尔提乌斯致力于人文主义。在《欧拉》英文版作者前言中，库氏描述了此书的诞生过程、对他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意义。
“多年来，维吉尔和但丁始终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两者是怎样走到了一起的？这个问题越发强烈地搅动着我的思绪。我想，解决之道唯有从中世纪拉丁文学的连续性入手。而这种连续性反过来，也铸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始于荷马而终于歌德的欧洲传统。
“然而，由于一战及其后续影响，这个思想与艺术传统受到极大动摇，在德国尤为如此。1932年，我发表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该书抨击了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进而，我呼吁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中应融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
“战争的阴霾笼罩德国后，我决定通过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学，来贯彻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这段研究长达十五年之久。其成果就是各位眼前的这本194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我曾说过，写作这本书，不仅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更是我对保存西方文化的关注。全书旨在阐释文学视域中的西方文化传统，试图运用新方法来表明该传统的时空统一性。面对当今各执一词的思想界，我们很有必要（很高兴还有机会）去点明这种统一性。”33
从字里行间流露的谨慎伤感之情看，从它的期望看，能与这段文字相提并论的，只有《摹仿论》最后的“告白”，以及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阿尔滕堡的核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中信条。我们还能从库尔提乌斯的大作里，找出类似的说法：
“对于文学，过去就是当下，或者可以成为当下……我可以随时拿起荷马或柏拉图，然后‘掌握’他们，进而‘据为己有’…… 我可以真切地接触古往今来的各民族文学，并与它们保持令人羡慕的关系。”（第14页）
“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当下’，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总是，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第15页）
“如果思想的王国要长存，就必须保留几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不过仅限于有创意的作家。这是新的遴选方法——一组仅以美的观念为标准选定的正典，我们深知，它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正因如此，美的房屋从不会竣工，从不会关闭。它在一直修建，时刻敞开。”（第397页）
如果这是“保守却振奋人心的”，那就姑且这么说吧。34不过，我还是深信，库尔提乌斯的人文主义除了源于其保守与复兴倾向，更源于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歌德与席勒，雨果与弗朗斯（Anatole France），饶勒斯（Jean Jaurès）与布鲁姆（Léon Blum）等人的影响若不甚明显，那纪德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影响可是千真万确了。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同样四面楚歌。漠视甚至仇视文化、人文主义、名著所催生的思维模式，必然伴随着对过去的鄙夷，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一思维模式。想想库尔提乌斯吧，就像他看待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歌德一样，看待他——他有意连通横跨千年的文化链条，这无疑是当今至关重要的创造思维；因为敬意，他同古代教父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保证其所作所为师出有名，有理有据，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的承袭。想想库尔提乌斯，我们便也可以传递文化的火炬，帮助保护并更新主要的典型形象。35
？ 译者注：本文选自William Cal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st Critics: From Spitzer to Fry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p. 29-42. 感谢卡林教授寄来此书，并欣然授权翻译。
1 Tübingen: Niemeyer, 1983; 该书的序言（pp. 1-19）极有价值。另外，我还推荐读者阅读Arthur R. Evans, Jr.,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85-1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 Walter Berschin and Arnold Rothe,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Heidelberger Symposion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1986 (Heidelberg: Winter, 1989); Wolf-Dieter Lange, ed.,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Bonner Vortr？ge zur Erinnerung an Ernst Robert Curtius (Bonn: Bouvier, 1990); Jeanne Bem and André Guyaux,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Actes du Colloque de Mulhouse et Thann (Paris: Champion, 1995). 另见近来出版的两本资料详实的论著：Christin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9-1956): Origines et cheminements d’un esprit européen (Berne: Lang, 1998)和Karl Th？nnissen, Ethos und Method: Zur Bestimmung der Metaliteratur nach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Aquamarine, 2001).
3 Westra, review of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 (1992): 642-5 passim.
4 Peter Jehn, ‘Ernst Robert Curtius: Toposforschung als Restauration,’ in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ed. Jehn, vii-lxiv (Frankfurt: Athen？um, 1972); Michael Nerlich, ‘Romanistik und Anti-Kommunismus,’ Das Argument 14:1 (1972): 276-313, ‘Sur les différences nationales dans la capacité de deuil？: à propos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Paul de Man,’ Lendemains 59 (1990)？: 5-15, and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Annotations aux actes d’un colloque sur “le grand Européen cosmopolite,”’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9 (1997)？: 436-74？; Hans Ulrich Gumbrecht, ‘ “Zeitlosigkeit, die durchscheint in der Zeit”？: ？ber E. R. Curtius’ unhistorisches Verh？ltnis zur Geschichte,’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227-41, repr. in Gumbrecht, Vom Leben und Sterben der grossen Romanisten, 49-71 (Munich？: Hanser, 2002)？; Hans Manfred Bock, ‘Die Politik des “Unpolitischen”？: Zu Ernst Robert Curtius’ Ort im politisch-intellektuell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ndemains 59 (1990)？: 16-61？; Mark Anders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cadence？: Curtius et T. S. Eliot,’ in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ed. Ben and Guyaux, 167-81？; and Peter André Bloch, ‘Curtius visionnaire idéaliste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ibid., 107-18.
5 他们的主要著作有：Robertson, A Preface to Chaucer, and Paul Zumthor, Essai de poétique médiévale (Paris？: Seuil, 1972).
6 Curtius, Li quatre livre des Reis: Die Bücher Samuelis und der K？nige in einer franz？sischen Bearbeitung des 12. Jahrhunderts (Dresden？: Gesellschaft für Romanische Literatur？; Halle？: Niemeyer, 1911).
7 Curtius, Ferdinand Brunetière: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sischen Kritik (Strasbourg？: Trübner, 1914); Maurice Barrès und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franz？sischen Nationalismus (Bonn: Cohen, 1921); Balzac (Bonn: Cohen, 1923).
8 Potsdam: Kiepenheuer, 1918.
9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25.
10 Leo Spitzer, Studien zu Henri Barbusse (Bonn: Cohen, 1920); ‘Pseudo-objektive Motivierung (Eine stilistisch-literaturpsychologische Studie),’ Zeitschrift für Franz？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46 (1923): 359-85; ‘Der Unanismus Jules Romains’ im Spiegel seiner Sprache,’ Archivum Romanicum 8 (1924): 59-122; ‘Zum Stil Marcel Proust,’ in Stilstudien (Munich: Huebner, 1928), 2: 365-497.
11 Curtius, Marcel Proust (Berlin: Suhrkamp, 1952).
12 Curtius, ‘T. S. Eliot,’ Neue Schweizer Rundschau (April 1927): 348 ff.; James Joyce und sein ‘Ulysess’( Zürich: 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 1929). 这些都是现代批评与现代文学欣赏的上乘之作。
13 【译者注：即《二十世纪人文主义批评家》。】
14 Anderson的‘La restauration’和Bloch的‘Curtius visionnaire’都认为，库尔提乌斯对现代性文学漠不关心或者嗤之以鼻，这话其实暗指库氏相对而言忽视了德国的文学。虽然日耳曼学（Germanstik）并非其研究领域，但库氏还是相当敬佩格奥尔格（George）、里尔克（Rilke）、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和黑塞（Hesse）。
15 为了法德的相互理解，为了相互努力让欧洲统一，而摒弃或超越民族主义（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库尔提乌斯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参见如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Manfred S. Fischer, ‘Europa’ und ‘das Nationale’ bei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Fischer, 2000).
16 这已成共识，见Hans Helmut Christmann,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en,’ in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ed. Lange, 65-84. 另见Stefan Gross,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ik der zwanziger Jahre: Zum Problem nationaler Images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onn: Bouvier, 1980).
17 Curtius, Deutsch-franz？sische Gespr？che 1920-1950: La correspondance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avec André Gide, Charles Du Bos et Valery Larbaud, ed. Herbert Dieckmann and Jane M. Dieckmann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0). On the corespondence, consult Raimund Theis,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Frankriech？: Zum Briefwechsel von Ernst Robert Curtius mit André Gide und Charles Du Bos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4).
18 Curtius, Die franz？sische Kultur: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vol. 1 of Frankreich by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Arnold Bergstr？sser, trans. Olive Wyon, 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19 Charles Du Bos,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Approximations, cinquième série, 107-39, esp. 112 (Paris？: Corrêa, 1930).
20 Curtius,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2). 不过，Hermann Sauter曾在纳粹刊物V？lkischer Beobachter no. 83 (24 March 1933)上发文攻击此书。
21 抨击者有Anderson, Bloch, Gumbrecht, Nerlich；见注释4。我认为以下几篇文献注意并认识到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历史环境：Evans, ‘Ernst Robert Curtius’; Richards, 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nd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chez Curtius et chez ses détracteurs,’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257-86; Christoph Dr？ge, ‘Avec Goethe, contre Berlin: l’image de l’Allemagne chez Curtius et Gide,’ ibid., 199-215; Joseph Jurt, ‘Curtius et la position de l’intellectuel dans la société allemande,’ ibid., 239-255;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61-80; and finally, the response to Nerlich’s allegations by four scholars involved in the Mulhouse/ Thann conference, ‘Réponses à Michael Nerlich: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10 (1998): 478-90.
22 For the Sauter review in V？lkischer Beobachter, see note 19 above. Sauter认为，库尔提乌斯无法理解真正的德国精神，一来因为他接触过犹太人，而且也接触了那些受犹太思维方式误导的人，二来因为他对德国精神的生物学（种族）基础知之甚少。关于库氏在纳粹时期的窘境，见Richards,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尤其值得注意他对民族社会主义档案的研究结果。
23 Curtius, 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e: Francke, 1948), trans. Willard R. Trask,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24 See Peter Jehn, ed.,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then？um, 1972); and Max L. Baeumer, ed., Toposforschung, Wege der Forschung 195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25 关于库尔提乌斯与瓦尔堡的关系，以及他在1928年至二战后同瓦尔堡研究所的联系，见Dieter Wuttke, ed., Kosmopolis der Wissenschaft: E. R. Curtius und das Warburg Institute, Briefe 1928 bis 1953 und andere Dokumente (Berlin: Koerner, 1989).
26 Bernard Cerquiglini, ？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y (Paris？: Seuil, 1989).
27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8 Frye, T. S. Eliot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63); A Natur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e Return of Eden: 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Fools of Time: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Traged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The Myth of Deliverance: Reflections on Shakespeare’s Problem Come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Northrop Frye on Shakespeare, ed. Robert Sand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9 Curtius, Kritische Essays zur europ？ischen Literatur (Berne: Francke, 1950, rev. ed., 1954), trans. Michael Kowal,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 Curtius, ‘Henri Bremond und die franz？sische Mystik,’ in Franz？si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437-512 (Berne: Francke, 1952).
31 Curtius,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e？: Francke, 1960), 106-304. See Wolf-Dieter Lange, ‘Antiromantische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E. R. Curtius i, Gespr？ch mit Philipp August Becker (1935-1947),’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37-48; Ursula Hillen, Wegebereiter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Ph. A. Becker im Gespr？ch mit G.. Gr？ber, J. Bédier und E. R. Curtius (Frankfurt: Lang, 1993).
32 Jean Rychner, La chanson de geste: Essai sur l’art épique des jongleurs (Geneva？: Droz, 1955).
33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vi-viii. 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46年：‘Vorwort zu einem Buche über das lateinische Mittelalter und die europ？ischen Literaturen,’ Die Wandlung 1？:11 (November 1946): 969-74.
34 库尔提乌斯是基督教保守派，这一点很像刘易斯（C. S. Lewis）。但也仅此而已。事实上，他比刘易斯更进步。他支持魏玛共和国将现代文学作为必修课引入学校课程，同意法国的政教分离。
35 In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two essays on Virgil (3-26, esp. 9) and the three on Goethe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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