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经典读后感10篇
《大博弈》是一本由彼得·霍普柯克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72.00，页数：58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霍普柯克这部作品，看起来归为带学术性的通俗历史写作或科普读物一类可能更合适些。这么说毫无贬低之意，我也不认为哪个比哪个就一定更高。而且全书视野宏大，作者也投入了某种感情，读来不仅有知识上的提升，也令人为之动容。不论是俄罗斯帝国边疆军人的勃勃雄心，还是大英帝国情报人员的荣誉感与冒险精神，都向人们重新叙说着那一段尘封往事。不论是俄国军人在梅尔夫城下的兵不血刃，还是英帝国军人在奔向吉德拉尔的竞赛中，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候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从可读性这方面来说，霍普柯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即使书的主题并不是大热门，但却仍然能够博得足够的关注度，作者的高超写作技巧与宏大的叙事视野都是功不可没的。不过，如果除开这点，从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角度来说，作者的切入视角却未免稍有偏颇之处。
正如有人指出的，作者书后的参考书目都是英文的，这也显示出了霍普柯克的倾向性。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纯用英文文献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大错，毕竟当今最好的区域研究成果依然是来自英文学界的。只是霍普柯克对大博弈的观察视角明显地更为倾向于大英帝国，尽管我认为他主观上还是想做到不偏不倚，但事实上还是很遗憾未能做到。
历史上大博弈的场所，横贯整个亚洲内陆，从小亚细亚向东直到远东边境。大博弈的主角，是英俄两大帝国，而被动地被卷入其中的，则是奥斯曼、波斯、莫卧儿、大清等一系列古老的亚洲帝国，这些国家他们所各自关注关心的焦点，在这场大博弈中是并不一致的。英国人的核心利益，位于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俄国人的头号目标则是向南，不断吞并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极致理想则是收复东正教的圣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把它变成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沙皇格勒”。而那些古老的亚洲帝国，在这场角逐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维护古老帝国的势力范围、甚至帝国自身的生存权。
最终，在1850年代的印度大起义中，莫卧儿帝国彻底落下帷幕，英国女王加冕成为印度女皇，只有曾经是帝国一部分的阿富汗保持了独立，成为英俄两大帝国间的缓冲国。奥斯曼帝国摇摇欲坠，完全不能自保，多亏了欧洲列强出于势力平衡的需要而得以仰人鼻息地维持着。波斯夹在两大帝国间最为尴尬，英国人和俄国人毫不客气地在伊朗的土地上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也只能看别人眼色而幸存。古老的清帝国是最早和俄国人打交道的，两国间曾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俄国人的步步紧逼下，一次又一次地割地求和，长城以北也被俄国人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引发了英国人的紧张和强烈反弹，由此而与中、日等国展开合纵连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其实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也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产物。
但是在这场激烈的竞赛中，霍普柯克的关注焦点还是在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权力上，即使是俄国人在中亚和高加索的扩张，其实也都属于印度的利益攸关区域。他浓墨重彩描述的阿富汗与中亚古国，都是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的。但这些并不是俄国政府在大博弈中的核心关注点，对于统治重心位于欧洲的俄国人来说，近东地区远比中亚和远东重要得多，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遭受了英法联军毁灭性的打击后，在近东无法得逞所欲，所以才采取了在外侧迂回包抄的做法。至于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的争夺，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生死攸关，但就俄国和英国而言，都更多是一种牵制性的力量。
造成这一视角偏差的原因，我想部分地和霍普柯克英国人的身份有关，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记者和情报人员的身份，使得他把关注点较多地投向了和他同类型的、为野心和荣誉感所驱使的小人物身上，而不是两国间的高级政治场合。这样做有得也有失。
霍普柯克一反过去习惯于眼睛向上，盯着高级政治场域的做法，更多地把笔墨留给了那些为大博弈而付出辛勤劳作的情报人员和一线将士们，这是本书成功的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小人物为这场贯穿19世纪的政治博弈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伦敦与圣彼得堡的那些高级政治家们。
不过问题同时也在于此，即使发明了“大博弈”这个词的康诺利是个中尉级别的下级军官，但大博弈的最终决策，仍然是在两国的首都做出的。俄国边疆军人不论如何自行其是，他们都不能踩及圣彼得堡的红线，不能和英国军队有直接的接触，必须要保证两国间存在足够的缓冲区域。违反或有可能违反这点的，均不免被调走，甚至郁郁而终。同样，英印帝国的军人在政策与经费上都离不开伦敦的支持，否则他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大博弈最终的和平落幕，也有赖于两国政府与高层政治家的智慧与平衡能力。
如何在向人们展现小人物伟大贡献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大博弈的全貌，在这方面，霍普柯克虽然努力了，但似乎还未真正做到。全书在对决定大博弈的终端场所的理解力上是不够的，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明显有所欠缺。这，与他自己的职业身份所带来的代入感有莫大关系。但实际上通观全书，两国前线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不免有夸大其词的倾向，往往要很久以后才能被首都的高层政治家所接纳，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先知先觉，反倒表明首都政治家始终是着眼于全球政治的利益博弈，在政策上谁先谁后他们都是有通盘考虑的——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真正理解大博弈的真实含义。而在这个领域，霍普柯克自己也力有未逮。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前线人员的荣誉感与个人野心，也多亏这些他们才能有足够动力去为理想、为利益而奋斗，才能够让大博弈的书写能够如此精彩。但另一方面，情报员的天性也喜欢夸大自己所从事领域的重要性，甚至做出脱离实际的想象。其实就世界范围来说，情报和参谋人员往往都容易有好小数而不达大体的通病——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和本国的国安人员打过一些交道，对此也有同样的体会。
因此，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不能由情治人员或参谋来决定的，否则是就是极端危险的，这也是后来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留给我们的教训。不过幸好的是，十九世纪的英俄两国尽管分别实行自由政体和专制政体，但两国的军人都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像二战前日本帝国的参谋干政、下克上的现象，从根本上还是无法存在的。大博弈之所以能够和平落幕，实在也有赖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博弈尽管始于前线小人物的野心，但最终，它还是要由真正的政治家来决定，这也是这场亚洲内陆大角力的幸运之处和精彩之处。可惜在后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发掘和揭示。
《大博弈》读后感(二)：中亚其鹿，英俄共逐之
历史上有无数次大国之间的博弈，作为专有名词的“大博弈”独一无二。
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07年签订和约，英俄双方的竞争持续了近一百年。这是帝国与帝国的较量，一个称霸海上，全世界有4亿人口属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英军驻扎，太阳无论何时都会照在她的领土上。另一个是陆地巨兽，自1426年以来，莫斯科公国以每天17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进行扩张，直到一战前达到23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
广漠的内亚提供了斗兽场，俄国熊与英国狮掰手腕，展示各自的臂力。两者动用除全面开战以外的一切手段：间谍、刺探、代理人战争。俄语称之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影子竞赛”；英文则是Great Game，即“大博弈”。
在英语里只有少数词汇能担当起Great，如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大博弈”用上该修饰词并不过分。英俄角逐的规模前所未有，从高加索山脉到喜马拉雅山脉，在延绵3000公里战线上，两强相斗。军官们出没于荒原和雪山，搜集情报，勘察地形，策反土著酋长和毛拉。日不落帝国收获了丰厚的战利品——伊朗南部和波斯湾，也遭到了海外扩张历程最惨烈的一次战败，1842年侵入坎大哈的4000人部队全军覆没，仅有一人脱逃。
逐鹿之意不在鹿
或许大博弈的故事太过精彩，读者流连于惊心动魄的情节，反而可能忘却竞逐的本意。两国所争夺的那片土地，本身微不足道。内陆亚洲物产贫乏、无利可图，草原牧民所能向沙皇奉献的不过是一片忠心和几件皮毛大衣。中亚只不过充当南侵的跳板，富庶的印度才是终极目标。南亚聚宝盆出产钻石、小麦、棉花，还有工业革命急需的煤炭。
不列颠是被动卷入中亚乱局的，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溢出欧洲，向亚洲扩散，给“大博弈”的开局蒙上一层迷幻浪漫的色彩。拿破仑曾感慨：“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找,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来自东方。”为了圆东方之梦，他先是远征埃及，然后谋划进入南亚。法国拉拢保罗一世，怂恿沙俄去占领英属印度。
这听上去天马行空，莫斯科与孟买相隔半个大陆，在伏尔加河与恒河之间栖息着骁勇好战的游牧诸部，通往印度之路艰难险阻，所谓东方之梦看上去像是痴人说梦。然而俄国人的扩张速度超乎想象，他们策马疾奔，带着西伯利亚的寒潮侵袭至北回归线。大博弈结束时，最前沿的俄军要塞距印度边境仅有30公里。
历任驻印总督提心吊胆，唯恐俄祸降临。为了保住印度，大英帝国夺取好望角，变埃及为藩属国，中亚争夺战仅仅是其中一环。“大博弈”的第二个词Game体现了那场斗争的本质，它不是壮汉的贴身肉搏，而是绅士的击剑竞技，精巧、致命，相对于力量，更讲究技巧。深入内陆亚洲的间谍没有大部队后援，他必须依靠个人胆略和智谋，在突厥、波斯、土库曼部落之间纵横捭阖，同时避免和沙皇俄国直接交锋。
“大博弈”之外的大博弈
实际上“俄国威胁论“或多或少被夸大的，俄国将领曾叫嚣，只需八千哥萨克铁骑便可南下印度，事实上在泥泞的哈萨克草原，一天行军走不出十里路。铁路发明应用之前，投放大规模兵力极其困难。1906年贯通内亚的大干线修成后，俄军才对英属印度构成实质威胁。可欧洲的紧张局势，促使双头鹰回顾西方的那一头。
虽然俄罗斯占据亚洲大片土地，但他首先是一个欧洲国家，沙俄的对外身份首先是反革命的欧洲宪兵，其次为斯拉夫兄弟民族的解救人，最后才是亚细亚征服者。大英帝国同样把欧罗巴置于重心，外交政策的第一要义是维护欧陆均衡，打压头号大国（起初是法兰西，1871年后则是德意志）。
西敏寺的国会议员和圣彼得堡的沙皇，遵守同一个外交法则：欧洲优于亚洲，在亚洲，南亚优于中亚。巴尔干半岛的危机可以引爆一次世界大战，而图兰平原的危机至多引发一次边境冲突。奥匈帝国在东南欧的攻势引起俄国的戒心，英格兰则忧虑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德奥结成攻守同盟后，英俄谈判和解，1907年缔结协约，对中亚和近东的势力范围做出划分，互不侵犯。
阅读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就像阅读一首未完成的史诗，它有豹头（漂亮的开篇）、猪肚（丰富的内容），却少了一个凤尾，叙事在最高潮戛然而止。两个宿敌角力了一个世纪，正当观众兴致勃勃，期待最后的大决战，俩人突然拥抱亲吻、握手言和。
把视角局限于西亚、中亚，则很难理解这个局促的收尾，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看到“大博弈”之外还有更大的博弈。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未将内亚争霸战略核心。沙皇最想要的是扬帆出海的港口，而非长满野草的哈萨克平原。克里米亚战争的一次失败，足以抵消俄国人在中亚所有的胜利。
流俗之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帝国主义争抢殖民地，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浅薄。照此推理，1914年尼古拉一世应当向老牌帝国主义不列颠宣战，与殖民地较少的德国结盟，现实情况恰好相反。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确实重要，但没到达生死攸关的地步，大国不会为了几块牧场而争得头破血流，更何况那地方根本不值钱。俄国财政部评估中亚地区难以开发，一直没制定经营计划，不愿拿出资金浪费在穷乡僻壤。莫斯科商人曾仿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组建商行投资中亚，结果连年亏本最终倒闭。
英格兰的政策制定者同样如此，发明“大博弈”这个术语的亚瑟·康诺利军衔不过是大尉，将它变得家喻户晓的是小说家吉卜林，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多为底层官兵，伦敦的达官贵人对此兴趣不浓烈。“大博弈”是一个非正式的策略，白厅政府走一步算一步，对俄国佬见招拆招，没有通盘计划。
帝国过度扩张后，往往不堪重负，亚当·斯密就主张干脆放弃殖民地。这种激进的观念源自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出发点：本国商人不问政事，但求做生意，贸易壁垒拆除后，货物广泛流通，攻城略地显得没有必要。另外在殖民地养军、养官消耗钱粮，掏空纳税人的口袋，是笔不划算的买卖。
天下英雄唯罗刹与英吉利耳
单纯以商业考量，曼彻斯特学派符合经济理性人的头脑，然而历史书不是干巴巴的财政报表，大博弈的魅力在于金钱算计之外。恩格斯就对那套理论充满鄙夷：“按现在经济学家的说法，要是狮心王查理懂点经济学，设立起自由贸易体制，而不是浪费时间去进行十字军东征的话，就不会有中世纪的停滞不前了。”
利益得失转眼成空，英雄的传奇则永被铭记。为了光荣与梦想，汉普顿与诺夫哥罗德的青年孤身敌后，扬威异域，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1838年11月，印度政治处的埃尔德雷德·璞鼎查（Eldred Pottinger）风餐露宿、匹马潜行，游访阿富汗西部。他原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当赫拉特城遭到围攻后，璞鼎查中尉主动帮助当地人构建防御工事，在他的组织下，抵挡了波斯人长达一年的围困。
旺盛的士气再加上严格的军事操练、娴熟的炮步骑协同，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屡战屡胜，面对数倍于己的东方民族毫无惧意。在第一次英波战争，波斯军官拿出欧洲进口火炮，整齐地列成了方队，然而仅仅一个英印骑兵团的一次冲击，就把波斯人最骄傲的近卫军，完全扫出了战场。
战壕对面的俄国也是豪杰辈出。
1868年，第一任突厥斯坦总督，经营中亚的总设计师康斯坦丁·考夫曼孤军深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撒马尔罕。然后又以六百五十八人的少数兵力，抵住了五万之众的穆斯林援军。
1883年底，商人阿里汉诺夫到梅尔夫寻求通商许可证，在中心广场和长老交涉时，骤然亮出俄军骑兵大尉的肩章，劝诫在场民众归顺俄国。他举出格奥克捷佩要塞的屠城一事恐吓，又称颂沙皇的英明仁慈。恩威并施之下，梅尔夫举城投降，阿里汉诺夫仅凭一人之力就占领了一座城池。
前线军事人员太过成功、活跃，以致于不服管束。1864年上校米哈伊尔·切尔尼阿耶夫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自作主张侵占了奇姆肯特。第二年切尔尼阿耶夫有样学样，擅自进攻中亚第一大城市塔什干（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上级发出“禁止出击”的军令，他甚至没瞅一眼。对轻启边衅的悍将，当局很是头疼，给他们施加惩罚，那么“国家负人”，以后无人肯效命；授予嘉奖，便是姑息丘八违反军纪。
执掌外交部25年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饱受其苦，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应付俾斯麦，却对粗野好斗的基层士官无计可施。每一次陆军捅出的娄子，都要外交部补漏善后，戈尔恰科夫费尽口舌向西欧使节解释“俄国只是暂时占领”、“军队是被迫自卫反击”、奇姆肯特城是俄军向南推进的“地理极限”。话音刚落，边塞将士踏上新的征程。
内亚是文明世界触及不到的地方，恶劣的风沙淘去仁义道德，只留下谋诈、征战和个人英雄主义。正是这些敢闯荡的冒险家塑造了近东格局，中亚成为俄国的后院，阿富汗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在英国的扶植下苟延残喘，免遭亡国厄运，中世纪的波斯转型为近代化的伊朗。
当历史翻到20世纪的新一页，剧本相同，舞台没变，只是换了演员。英俄下场、美苏上阵，大博弈继续。近年来北京政府跃跃欲试，也想加入。但是中国做好准备么，打通中亚走廊靠的不仅是经济，更需要雄心和魄力，“一带一路”能走多远，是个未知数。
文/柳展雄
平成二十八年花月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大博弈》读后感(三)：“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
对英俄双方来说，19世纪是一个在中亚争霸、扩张帝国疆界的时代；对双方一线的人员而言，则是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为了帝国的荣誉，个人的理想，不避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穿越浩瀚危险的沙漠，攀越白雪覆盖、人迹罕至的帕米尔崇山峻岭，探索未知世界，收集中亚各王国、部落或焦点地区的地理、政治和军事情报，执行测绘、勘探甚至外交任务，以个人之力，引领、影响帝国的扩张或争霸行动。
本书以双方一线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群军官为主线，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及其背后的两个帝国在布哈拉、希瓦、撒马尔罕、塔什干、巴尔赫、赫拉特和喀布尔等中亚王国、部落或焦点地区的历险与争夺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冲突。同时、书中也涉及英俄两国对我国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的觊觎与争斗。
本书情节生动，可读性极强，可以像阅读小说一样，了解这一时期和领域的历史知识。
最后附带说几句，作为出版物，正如有的读者所说，本书的排版确实有点奇怪。文字印刷着墨太浅，也存在个别文字错误，还有一页是重复的，但与内容比起来，还是瑕不掩瑜。
《大博弈》读后感(四)：19世纪的中亚占领史
正如书中所说：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笃信不疑，在那个时代都怀有极高的帝国荣誉感、问心无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不渝的基督教文明优越感。19世纪的欧洲人，看待中亚地区应该是残暴的可汗，野蛮的村民，没有纳入文明世界的范围，被占领那是必须的。
书中讲述了19世纪英俄两国围绕中亚地区竞争故事。双方高层的描述不多，重点讲述双方的情报探险人员，因为作者是英国人，所以视角中英国人的故事更多。在这100多年的竞争中，有人客死他乡，连墓碑都找不到；有人从中取得荣耀和功勋，一跃为耀眼的军政界新星。
100多年中，俄罗斯帝国先逐步占领了哈萨克大草原（这部分在书中没有写），然后是中亚三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最后征服土库曼人，而在这中间，还涉及到中国的新疆（阿古柏侵占新疆时俄国占领了伊利）、西藏。
而英国人则将领土逐步扩张到巴基斯坦，而且期间通过两次英阿战争控制了阿富汗（阿富汗确实是坑，连续两次都通过人民战争坑过英国人），最后双方通过阿富汗进行缓冲，而在帕米尔高原的走廊上，双方也就是相隔几十公里（巴基斯坦属于英属印度）。
总结：
无畏的探险者
自大的可汗
同样自大的帝国
被帝国摆布的弱国
用文中的一段做结尾：
当他们抵达巴尔赫时，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现在已沦为一片废墟。为向莫克罗夫特表达敬意，他们决定找到他的孤坟。他们首先找到的是乔治·特里贝克的坟，坐落在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庄里，他是莫克罗夫特队伍中最后一个离世的。这座坟伫立在一棵桑树下，没有任何标记。伯恩斯写道：“埋葬完两个同伴后，年轻的他终于也倒下了，在这个遥远的国度，他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四个月，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帮助、没有安慰。”伯恩斯最后在巴尔赫城外的一面泥墙下找到莫克罗夫特和格斯里的墓，他俩被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当地人拒绝为他们竖立任何形式的墓碑。当晚月朗星稀，伯恩斯长久伫立在莫克罗夫特的墓前，百感交集。长眠于此的，是伯恩斯和所有大博弈参与者深深崇敬的人。
《大博弈》读后感(五)：谁才是“大博弈”真正的牺牲品？
原载2016年11月13日东早书评和澎湃，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被萨义德称作“帝国主义的杰作”的小说《基姆》（Kim，1901）中，吉卜林创造了一个小男孩基姆。基姆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军团里的一位爱尔兰士官，在父母穷困而死后，基姆成了在印度街头流浪的孤儿。一次偶然的机会，基姆为一位印度马贩子送了封密信给一位英国军官，事后他得知，正是这封密信触发了一场八千人的战争，他也因此窥到了一场“大游戏”的冰山一角。这场“大游戏”由无数隐藏于市井的密探组成，这些密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由号码和字母组成的代号；这场“游戏”的规模无比巨大，难以见其全貌，但一张纸片就能引发一场战争，一件小事就可以改变世界。这场“游戏”的神秘和刺激吸引了基姆，使得他想要成为这场“大游戏”的一员。他渴望成为一位只有一个号码和一个字母的密探，渴望证明自己的智慧与勇敢，渴望以生命为代价去四处闯荡探听消息。这部小说使得“大游戏”（the Great Game）这个词广为人知，而这场玄机四伏的“大游戏”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博弈”的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
如果说吉卜林的《基姆》是最生动呈现“大博弈”的虚构作品，那么，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1990年，中文版2016年）就是关于这一题材最为人熟知的非虚构作品了。在三十七个章节中，霍普柯克从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摆脱“鞑靼人的桎梏”和所谓的“彼得大帝秘密遗嘱”——征服全世界——说起，转而进入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向着东方的一次次远征以及英国与其的一次次抗衡。他在序言里指出，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目标正是夺取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而俄罗斯国境的迅速南扩及其对奥斯曼帝国、波斯、阿富汗和中亚各汗国的觊觎，正凸显了俄国人征服整个亚洲的意图。霍普柯克同时也提到，《大博弈》的核心是人，所以本书并不是一部帝国扩张史，而是英国和俄罗斯的军官、大使、旅行者、密探和间谍组成的一个个故事：有的人连年征战沙场，最终凯旋故里；有的人深入亚洲腹地，最终葬身异乡。《大博弈》用帝国时代的真人真事再现了《基姆》里惊心动魄的“大游戏”。
霍普柯克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关于“大博弈”的传说：本书清晰易读，引人入胜，三十七个短小精悍的章节组成了一盘精彩纷呈的中亚棋局。而霍普柯克对“大博弈”这一概念未加批判便全盘接受，则成了本书的一大缺陷。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殖民理论兴起以来，西方史学界开始质疑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帝国主导叙事，提出需要重视被殖民世界的声音。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貌似能够概括十九世纪中亚风云诡谲的“大博弈”则因为掩盖了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饱受诟病。为再现帝国时代的“大博弈”而写作的霍普柯克并未吸收后殖民批评理论，仍然停留在殖民时代的叙事框架之内，也就谈不上对之加以批判了。从参考文献来看，霍普柯克阅读了大量关于“大博弈”的一手和二手英语文献，然而这些材料对英国以外的世界——如俄罗斯与亚洲文明的描写都间接而肤浅，这也使得书中充满了未加证实的传言与成见。例如，书中多次出现的“大博弈式的任务”属于欧洲人，这些任务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而“背信弃义”、“专制”、“污秽不堪”、“沉迷于性满足”等异域风情十足的描写则属于中亚文明。这一切都使得《大博弈》很难成为一本可靠的历史著作；它更像是一部十九世纪英国人有关中亚局势的轶闻大全，或是一本写于十九世纪英国的人物群传。
“大博弈”究竟是属于谁的博弈？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大博弈”原本是一个流传于英国社会的赌博术语，首先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中亚局势的是英国情报官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在英国，康诺利的生平广为人知，他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大博弈”式的英雄。他多次前往中亚进行情报侦察，最后被布哈拉埃米尔逮捕并残忍斩首，年仅三十五岁。如今，康诺利的墓碑就树立在布哈拉古城之中。1840年，在写给友人亨利•罗林森的一封信里，康诺利说：“等着你的是一场大博弈，一场高贵的博弈。”他用“大博弈”这个词来指代即将前往印度任职的友人面临的政治机遇，希望罗林森能在亚洲传播基督教文明。康诺利之后，出版于1901年的《基姆》又给“大博弈”增添了一分传奇色彩。吉卜林将英国密探和出生入死的情报战置于多彩的印度市井和瑰丽的西藏雪山之中，使得“大博弈”成为惊心动魄的中亚间谍战的代名词。
而这个概念首次被用于学术语境是1926年由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戴维斯（H. W. C. Davis）在一场题为“中亚的大博弈（1800-1844）”（The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1800-1844）的演讲中提出的。他在演讲中重点分析了第一次英阿战争，把它称作英国为取得亚洲政治霸权而下的一个赌注。纵观“大博弈”形成初期，可以发现这一概念显然诞生于英语语境之中，一开始并不代表英俄在中亚的对抗，而是泛指英帝国为争夺亚洲西南部（尤指阿富汗和波斯）的控制权所采取的军事或外交手段，是英国单方面的“大博弈”，而俄罗斯是在之后才逐渐被认为是英国在“大博弈”中的对手。历史学家马尔科姆•亚普（Malcolm Yapp）在《大博弈的传说》（The Legend of the Great Game，2001）一文中就曾指出，“大博弈”被诠释为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明显是一种后见之明，是为了突出英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向南部迅速扩张，诸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这样的反俄派开始宣传“俄罗斯怪兽”和“俄国威胁论”，渲染俄罗斯的好战和扩张主义以及对印度的威胁，同时突出英国在中亚的战略意义。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以及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与十九世纪的“俄国威胁论”不谋而合，而霍普柯克出版于冷战末期的《大博弈》更使得这个概念重新被炒热。有关英俄争霸的“大博弈”传说就这样固定成形。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对中亚各汗国的了解极其有限，有关中亚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俄罗斯地理学会（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和俄文报纸获取的，而对俄罗斯帝国边界的迅速南扩，英国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在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开始在哈萨克草原上迅速扩张，并于1865年攻占塔什干，随后成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俄罗斯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建立要塞线成功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在此之前，哈萨克草原是一片极难征服的巨大土地。著有《俄罗斯的草原边疆》（Russia's Steppe Frontier，2002）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就曾将哈萨克草原比作一片巨大的海洋，而哈萨克游牧民就是猖獗的海盗。征服这片草原需要花费比跨越海洋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防守草原上的边境线更是难上加难，俄罗斯选择的是一片几乎不可能被征服的土地。对这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霍普柯克基本没有叙述，而仅仅在《大博弈》的后半部分直接跳到1865年的俄罗斯攻下塔什干，并将其称为“俄国大进军的开始”。呈现给读者的是俄罗斯一次次逼近印度的突然扩张以及英国方面的恐慌，由此可见，霍普柯克对材料的选取其实相当有限且偏颇。从书中就不难看出，尽管霍普柯克一开始就将俄国威胁印度论摆上了台面，但在英俄势力边界在瓦罕走廊相撞之前，两个帝国事实上少有直接交锋，而是兼有合作与对抗。英国无意从俄罗斯手中争夺哈萨克草原和河中地区（Transoxiana / Mawarannahr，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霸权，而俄罗斯是否觊觎印度也值得商榷。这重重矛盾，使得“大博弈”这一概念饱受历史学家的批评。
对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霍普柯克只给出了几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其一是至今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棉花危机”说，指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短缺促使沙皇下定决心南下，旨在得到中亚的棉花种植地。这一说法是根据列宁为宣传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恶行而采用的史观，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对俄罗斯帝国史的书写，使得苏联史学家以及大部分西方史学家都从经济角度来诠释俄罗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中亚经济史学家指出，在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前，当地出产的是一种不适宜大规模加工的短绒棉，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俄罗斯在中亚引进适宜工业加工的美国长绒棉，突厥斯坦才成为棉花种植的重镇[可参阅贝阿特丽切•佩纳蒂，《俄罗斯突厥斯坦的棉花热潮和土地税收（1880年代至1915）》，Beatrice Penati，“The Cotton Boom and the Land Tax in Russian Turkestan (1880s-1915)”，2013]。更重要的是，美国内战带来的棉花危机丝毫不能解释俄罗斯在1860年之前进军哈萨克草原的行动。
说法之二是霍普柯克在“塔什干雄狮”一章提到的“先斩后奏”，指俄罗斯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是由于前线“好斗”的俄罗斯军官——尤指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Cherniaev）——急于立功，他们在未得到圣彼得堡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先斩后奏，使得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在看似偶然的情况下不断南进。这一说法在西方史学界流传甚广，被视作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返祖现象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as atavism）的一种形式，意指某些帝国的扩张是在一些“在位之人”（Man on the spot）的擅自行动和争强好胜之中进行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帝国主义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1918）。然而，如果对十九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史稍加考量，就不难推测出，这一说法其实是当时的圣彼得堡为应付欧洲舆论、推卸武力侵略的责任而编造的借口。俄罗斯在中亚的每一次行军都花销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马匹、骆驼和火炮，这绝非以“偶然”或“好斗”就可以解释的行为。俄罗斯攻占塔什干背后更有可能的动机是，在哈萨克草原难以防守的情况下，俄罗斯意在通过向河中地带扩张，寻找绿洲的定居文明（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和一道自然屏障（阿姆河）作为可靠的边境线。一面是列宁主义史观，另一面是俄罗斯帝国编造的借口，霍普柯克选择的这两面都对厘清俄罗斯进军中亚的脉络毫无裨益。
除此之外，霍普柯克还给俄罗斯向亚洲进军找了一个相当深远的动机：“黄祸”——俄罗斯受到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大博弈》以俄罗斯被成吉思汗的铁骑攻克开头，谈到金帐汗国的统治、“成吉思汗帐下那些矮小残暴的游牧骑兵”在俄罗斯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使得俄国人一方面可以忍受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一方面排外且恐惧东方人。俄罗斯为了保证真正的安全，必须要消灭蒙古人的威胁，向亚洲进军。这一观点，同样是对俄罗斯历史的误读。蒙古帝国的确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将其视为俄罗斯征服中亚的动机就是无视其他欧洲帝国对亚洲文明的殖民，同时也无视了苏联初期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扶持与互动。
总之，“大博弈”传说突出了英国在中亚的地位以及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对立，却从未提及双方的合作与沟通；霍普柯克对历史的解读大部分基于英语材料以及一整套陈旧的史观：东方总是残暴而专制的，俄罗斯总是野心勃勃而难以预测的，而英国似乎永远是“大博弈”里高贵的一方。此书最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将帝国的行动当成历史的绝对主角。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本土文明被完全边缘化，中亚人被形容为任人摆布的棋子，而棋局两边只有英国与俄罗斯两位棋手。读者的目光完全被遇难的情报官、好斗善战的军官和智慧的帝国外交官所吸引，而中亚本土的历史却被掩盖在了宏大叙事之后。所以，“大博弈”的真正牺牲品并不是那些霍普柯克笔下如圣徒般殉难的帝国人，而是沉默的中亚、想象的东方。这个东方是萨义德《东方学》中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东方，这也是吉卜林在《基姆》中“能与东方人打交道的只能是我们（欧洲人）”的东方。“大博弈”一词在当下的流行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在2006年的再版序言里，霍普柯克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进行一场“新的大博弈”以争夺油气资源。尽管苏联解体后中亚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国家，在这样的叙事中，中亚似乎又回到了一个世纪前被动且边缘化的地位。如何越过“大博弈”框架及其惊心动魄的故事来重新研究历史，把书写中亚的话语权交还给中亚，这才是阅读《大博弈》时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