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读后感精选10篇
《鸦片战争》是一本由[英]蓝诗玲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鸦片战争》读后感(一)：理解“他者”文明的复杂性是个漫长过程
文/严杰夫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虚构了一幅场景：1848年，在与中国的战争失败后，英国沦为殖民地，满洲大人耆英成为英国总督，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被押往北京成为人质，在幽禁了13年后孤独地死去。
莫里斯的细腻描写，让人几乎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然而，人们都清楚，1840年爆发的那场战争，大清军队在英军面前不堪一击。作为道光帝的代表，耆英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性条约——《南京条约》。由于这场战争由鸦片贸易的纠纷引起，后世通常将其称为“鸦片战争”。
有关“鸦片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在从小学开始的各类教科书中就反复讲授，这被视为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依旧会有疑问，为何当时的中国军队在英国人面前如此不堪。教科书和历史学家惯常的解释显然过于笼统：一个落后的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的军队，在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霸主，这场战争的结果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但这样的解释无法真正解除人们的疑惑。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英国国内许多观察人士和政客都不看好这场战争的结果。面对神秘的东方大国，英国人最初并没有必胜的信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水平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结果，但这却不是能影响战争走向的唯一因素。历史提供过绝佳的反驳案例证明，英国人在面对弱小的不发达国家时，并非不可战胜。几乎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英国人自1838年起，连续三次对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但每次英国军队都惨败而归。特别是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阿富汗民众的抵抗，让3万多人的英军入侵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时的大清，在综合国力上远强于阿富汗。但面对同一个对手，两个国家的表现却有如此惊人的差异。历史给出的这一奇特画面在提醒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审视175年前的“鸦片战争”。
有意思的是，抱着同样迫切的心情想要重新“认识”鸦片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就是英国学者蓝诗玲。
蓝诗玲最初被中国人认识，并不是因为她的历史研究，而是因为她的文学翻译。蓝诗玲是一位资深的中文作品翻译者，经她手译介到英国的中国作家有鲁迅、张爱玲、韩少功、阎连科等。而与“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结缘，则可追溯到蓝诗玲1997年在南京做交换生的时期。在那段时期，蓝诗玲看了谢晋导演的那部号称“新中国制作最昂贵的”《鸦片战争》，并且还前往静海寺——《南京条约》签订地——“近距离”接触鸦片战争的历史。正因为这段经历，蓝诗玲发觉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英国人，竟然对这场战争如此陌生，但在中国人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于是，蓝诗玲开始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结果便是这部“细节与熟识的历史大不相同”的《鸦片战争》。
或许是文学家对细节的特有敏感，以及女性所拥有的特殊视角，让蓝诗玲的这部《鸦片战争》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历史叙事。首先，这种不同体现在外交观念上。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觉得，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官僚和知识阶层，在对待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可笑的自大和傲慢。但蓝诗玲却认为，清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排斥其实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关注”，19世纪欧洲人却将这种关注解读为仇外情绪。这种误读在后世对18世纪马嘎尔尼使团的历史考察中尤为明显。于是，在清朝统治者和西方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观念鸿沟。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理解，为何在同一个敌人面前，作为“天朝上国”的清帝国的表现远逊于其西部邻居。对此，蓝诗玲详细描摹了中英战争爆发后清帝国内部不同人群的不同反映。她既发现了因不满满族官僚而临阵脱逃的汉族士兵，也发现镇江城内为保全家族而浴血奋战的八旗子弟，更发现为了维护村庄既有秩序而抗击英军的三元里民兵。她写道，“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能对外部世界做出多种反应……”。
当然，抛开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差异，蓝诗玲还发现，当时的中英两国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国的决策机制都充满官僚主义色彩，两国内部的政治也都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最终“擦枪走火”，并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像蓝诗玲这样重新审视鸦片战争，自然再次确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不可置疑地带有被侵略、被殖民国家民众的鲜血，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如何从更多维度去看待文明间的冲突。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英国霸权已烟消云散，中国却开始崛起，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许多人的观念依旧停留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像鸦片战争爆发时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仍将中国的“统一”等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统一”，却完全忽视东方大国内部所拥有的复杂性。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仅导致庸俗的“中国威胁论”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市场，同样也导致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嘉士伯、百威等跨国啤酒巨头，一味追求商标的统一性，即使在大肆并购了众多中国地方酒厂后，依旧难以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切就好像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商品在中国依旧遇到无法卖出的尴尬境地；反观青岛、华润等中国本土啤酒企业，由于懂得中国市场特有的地域认同性，在并购地方啤酒厂的同时，尽可能尊重和保留地方品牌，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今的华润仅依靠内地市场，就已在销量上跻身全球一线巨头行列。
从这个角度来看，蓝诗玲对鸦片战争的“再认识”，或许在组织史料以为观点提供严谨的凭证方面仍稍显生疏，但最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文明间的碰撞和冲突。如她在绪论中提到的，“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这种共鸣提醒我们，在认识和观察“他者”文明时，理解其内在的复杂性或许比提炼它的特征要重要得多。
《鸦片战争》读后感(二)：鸦片战争的根源与毒品犯罪的原罪
引发鸦片战争的表象是中英贸易的失衡，实质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根源是东西方文化甚至文明的对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意义影响至今，对国人来讲，既满怀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愤恨，也饱含对西方文明进步的憧憬，更怀揣中华复兴之伟愿。坊间于这部书褒贬鲜明，且贬甚于褒，原因还是两种立场的分别，也显现出本书的价值——即以微观的史料堆砌那段历史，用另一种角度审视鸦片战争。此书精彩之处在后两章，但中译本删去了18章一部及19章全部。另外值得肯定的是大量参考文献的引用，由此我将目光锁定了茅海建教授。最后存疑：单就鸦片贸易来讲，究竟是卖方造就了买方，还是买方成就了卖方，这对于后鸦片时代的当下，其现实意义就是探究毒品犯罪的原罪，是什么让那么一些人，在如此高压打击下，选择这条不归路……【读蓝诗玲《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读后感(三)：一部远低于期待值的鸦片战争史
对比中才知何为好书，好研究。
一部远低于期待值的鸦片战争史。
作者作为英国人视角，能够做出较为客观陈述已经较为难得，但是本书中对于，鸦片不应为白银外流负责任，英国政府的对外决策其实是由当地官员决定等内容论述都感觉不够充分，给人欲辩解而还休的感觉。
比较有价值的几章对英国辉格、托利两党围绕是否出兵中国的讨论，英国媒体围绕战局变化的言论变化的章节，比较客观的呈现了英国国内对于鸦片战争的态度。而花了整整一章对于义律遭到解职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情感变化，成为两种文化碰撞下的一个有趣案例。
对于战争细节，引用了大量但是士兵的回忆，视角可以和国内的作品形成参照。
译文整体还是比较流畅的，可见译者对鸦片战争有一定了解。女性作者，文风较为柔和，行文用了很多细节，读起来并不沉闷。但是读完了会觉得收获有限。在史料和观点上，比较凌乱。从注释可以看出过多依靠二手材料，尤其是一些国外鸦片战争研究的著作。一些战争细节和对于清朝的分析，经常大段摘抄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大部分涉及到中国内容的描述和观点，拼凑感略强。这样带来的影响是你很难把握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偶尔抛出一个结论也会匆匆带过，不做充分的论述。
作者在绪论中感于英国国内对于鸦片战争的遗忘，起因是中英两国国内当下对于鸦片战争的不同表述，欲以此关照当下的中英关系，这本是较好的角度，但是寻遍全书，对于这个核心论题的有力探讨实在乏善可陈。结尾收的极其无力。
对于清朝的传统中国形象的变迁，提供了有益补充。尤其是作者认为清朝是一个殖民外向的国家，礼仪和自大只是维护自己安全的手段，并且战争因此爆发等。
从鸦片战争的研究角度来看，本书是近年国外一些研究的整合，注意引文有很多近年对于鸦片和中英关系研究不错的文章。也为鸦片战争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英方视角。对于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等内容的大量引用，也可是视作是对国外研究学人的介绍。
《鸦片战争》读后感(四)：势不同而事不同：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这场175年前的战争对中国人的意义尤为深远。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不计其数，而其中佼佼者应当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名满学界。而蓝诗玲的《鸦片战争》则是继《天朝的崩溃》之后的又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力作，文字流畅通顺，史实准确客观，史料贯通中西，眼界开阔宏大。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英国人，作者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她之所以书写本书，是为了“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我希望讲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
【中英双方在对彼此认知上的不对等】
#1
对鸦片的认知
作者认为，鸦片的道德污点，是很晚才出现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认为鸦片是诚实的商品，和茶叶、丝绸没有区别；而中国人认为鸦片是有声望的走私货，是社交场所不可或缺的物品，吸食鸦片是高尚的生活方式。到了战前，清朝对鸦片开始有所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更多是担心社会秩序会出现问题。只是战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转变观念，有人认为“虽然是英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也有人把鸦片看作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无助无辜者的道德毒品，是帝国主义精心设计的阴谋。作者在人们如何看待鸦片这一问题上厘清梳理了历史，认为鸦片在当时无非“是双方费心劳神、互相勾结的产物”，“是对其他英国输华商品销售衰退的一种贪婪的、务实的反应”，不用无端美化，也不用过度阐释。
#2
对战争的认知
中国人根本不认为中英冲突是战争，而是边衅边患，和国内历来的内乱没有区别，因此凭着平叛、剿匪的经验来对待英军。而英国人认为鸦片贸易既然是一种诚实的生意，那么生意受阻就要发动战争，战争就是为了通商，为了保障贸易。英国内阁在讨论是否要和中国开战时，关键议题就是“谁将支付战争的费用”“谁将赔偿被中国收缴的鸦片”，可见英国从上至下都以利润、损失、赔偿等贸易概念来看待中英冲突。要知道，中英贸易对于清朝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生意，而对英国人来说则是举足轻重的事情。这种“势”的不平衡，让中英双方对是否要进行战争也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一方是不值一战，另一方是非战不可。可见，在外交场合，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得理饶人，得势松手，既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国之理。
到了后来，鸦片战争被看作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其实已经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不同文明其实就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文明冲突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天然合理征服非西方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竟然有一种论调，认为是对英国人怀有敌意和愚钝排外的中国人，迫使英国人不得不自卫，因而发动战争有了一种正当性。作者对这些看法都进行了批判，她指出“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因为他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3
对彼此的认识
中国人视英国人为“大门口的陌生人”，英国人视中国人为“自以为是的野蛮人”。清朝有一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做法，即在翻译外国名字时耍了一个文字游戏，要么加一个口字旁成了一个生字（英吉利各带一个口字旁），要么用贬义负面的字眼来翻译（律劳卑、颠地）。看起来是个不伦不类的恶作剧，实则是天朝上国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心态。而英国人看中国人，认为中国人陷入可耻的停滞中，人民均质化，是“一个庞大的、好斗的、异己的、不友善的国家，拒绝按照新近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游戏规则行事”。
我们历来都批评清朝人的傲慢、自大，但细细想一想，英国人何尝不傲慢、自大？中国人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英国人是无知愚昧，妄自尊大，英国人以日不落帝国的骄傲来推行自己的游戏规则，以军事暴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践踏其他的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这是否也是一种妄自尊大？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师夷长技，慢慢地褪去傲慢自大的有色眼镜；但英国人却因为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越来越傲慢自大起来，没能更深切地认识中国。
【鸦片战争中的清帝国】
整个鸦片战争，让人最痛心、愤怒的是清帝国从上至下、彻头彻尾的腐朽、愚昧和无能。
#1
#2
愚笨无能的官员
#3
落后败坏的军事
【如何办外交】
在整个战争谈判中，中国办理外交的大臣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一是糊涂。二是不诚。先说糊涂：谈判场上，官员们居然让毫无授权之人来做全权代表（琦善雇佣了一个来自澳门的鸦片贩子和买办来做谈判代表、伊里布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僚来参加南京条约的谈判），对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毫不在意，甚至根本碰都没有碰一下议和条件，转眼就扔掉了条约副本，以至于快到签字时都不知道条款究竟是什么。再说不诚：以琦善为例子，琦善想尽一切方式，避战求和，未必是一件卖国的事情：明明力不如人，明知开战即败，还不如以最小的代价结束战争。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办理外交的过程中犯了“不诚”的毛病，要么花言巧语，要么避重就轻，要么欺瞒哄骗，要么蒙混过关。他“尽最大努力解决那些最不重要的不愉快事件，而避免英国人提出的任何一个主要的要求……对任何重大的要求，他都回复说不能同意”。
不妥协是否就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作者在描写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刻画了林在禁烟中对吸食者简单粗暴的威胁、对鸦片商人施加强力手段乃至处死的惩罚等行为，认为“林的措施在外国鸦片商人产生的后果欠缺考虑，没有认真考虑与英国打仗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义律所代表的英国人则不愿做任何形式的让步，把林则徐的禁烟措施看作是“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侵害”，乃至是对英国政府尊严的冒犯行动，撕碎林则徐带给他的甘结。在一次次针锋相对的较量中，中英双方对彼此的判断出现了误差，渐渐地走向一条只能诉诸战场来解决问题的道路。
办外交不是个人气节，不是私人恩怨，不该意气用事。顾维钧曾讲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的，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可能指望百分百的成功，如果你要达到百分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自五四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外交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岂止是五四以来的外交困境，简直是近代史历历在目的困境。
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请教办外交，说到：“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不以为然，说道：“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李鸿章以此为诫，终成晚清外交的中流砥柱。
作者怀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来描述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将我们心目中那些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又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作者在描写林则徐时，描写了林在禁烟中简单粗暴和短视，让读者看到了民族英雄的另一面；作者在描写琦善时，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卖国贼，抛开信口开河和花言巧语不说，至少在外交礼仪上还是礼貌得体的，在判断英国人诉求上也抓住了要害；作者在描写义律时，认为他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对鸦片贸易充满了厌恶，“本能地厌恶鸦片贸易及与鸦片相关的一切，但他是国家尊严的热诚捍卫者，是英帝国尽职的仆人，必定保护其公民（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免受外国的供给”；义律虽然在推动英国发动战争这件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却明白应当怎么同中国人打交道，知道不应当羞辱中国人，不应当同中国人完全撕破脸皮，“更倾向于不是用能得到多少东西作为成功标准，而是用能防止减少多少损害来作为标准”。义律历来谋求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他的对华政策和当时大多英国人相比，更为稳健，更为现实，更富有常识。这种形象，确实同我们历来认为的“发动战争的总头子”的形象大相径庭，而这种大相径庭的新形象，我相信是让人更信服的。因为历史人物应当同我们是一样具有多面性的，不应用标签一贴了之，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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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读后感(五)：全书评价
优缺点非常明显的书。
翻译加分。首先，一些专有名词如实译出，比如Manchuria满洲 ，China proper 中国本部等.你们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而，你们不了解的是，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满洲中国本部等词很不讨喜。很多出版社翻译外文书刊时，把这些词瞎翻，比如把满洲换成东北，中国本部换成关内等等，和原意已经差了很远了。译者如实翻译，值得肯定。同时，翻译的流畅易读，本人读的是英文原著，原文看不懂的地方，看中文翻译，一下就知晓其义
接下来说说缺点。
首先，内容剪裁不得当。评论区里有个读者评论说，著者就像个从未听说过鸦片战争的英国人，闯入史料的宝库，不知如何取舍。本人很赞同这个看法。内容多可以理解，但你编排也不要那么乱。总感觉著者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前面写这个，突然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中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拼凑杂乱。而且，一二次鸦片战争在比重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写第一次鸦片战争写了十几章，写的及其详尽。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写了一两章，这差距实在太大。有凑字数之嫌，毕竟，如果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了解不多，还不如不写。而且也不会影响整本书
其次，是大删减，这不怪著者，也不怪出版社。只能说很可惜。原著题目是《the opium war，drug,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塑造》。注意看书名，本书重点并不完全是鸦片战争，还讲鸦片战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即Making of China。出版社把序言还有十八章后半部以及结语给删了，这是本书及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全书的精华。其他章节也有进行删减，一些小地方也有进行改动，不过并不严重。
总的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图书馆借来读（书的定价把我吓到了，当时觉得这本书顶多只要450元，没想到原价竟然要六七十233333）
《鸦片战争》读后感(六)：一个鸦片战争的幽灵仍在中西之间游荡
（注：本文的censored version已于2015年10月1日刊发于《南方周末》）
2010年11月9日，当时刚刚成为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携同4位内阁大臣以及约50位英国工商界精英、领导来到北京，准备开展为期两天的对话访问。卡梅伦此行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此次中国之行显然是中英两国之间举行商贸谈判的一次好机会，而两国商贸代表也确实在此期间签订了价值总额数十亿英镑的订单。另一方面，身为刚上任的国家元首，卡梅伦显然已经不会不知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影响力以及保持中英之间外交渠道畅通的重要性。然而，在《鸦片战争》一书作者，英国学者、历史学家蓝诗玲的眼中，卡梅伦的此次访华却与一长久萦绕、影响中西关系的历史事件——鸦片战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其中有两个理由。其一，卡梅伦访华与1789年大英帝国遣马戛尔尼为使访华一事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历史映照：前者代表着当代全球化的世界传统西方强国在所谓“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与这个东方大国的外交的本质：利欲熏心而又带着小心翼翼，表面的热忱暗藏了私底下的提防；而后者则以英使的“被羞辱”与天朝上国的“冥顽不化”收场，从而埋下了中西近代史上一系列巨变与悲喜剧的种子。其二，在此次访华中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卡梅伦的访华日正好与一战纪念日相近，因此他及其随从人员当时都在西装上按照传统佩戴着罂粟花胸针。不料，此举却被一位负责接待的官员认为是唤起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痛苦记忆以及不敬，进而在两国的民间舆情引起了一小场风波。
在此背景之下，蓝诗玲写作《鸦片战争》一书的动机可谓是有一种“拨乱反正”的正义感。一方面，她要指出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挨打与反抗史，而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的历史”（第15页）；另一方面，她也要破除英国官方那种冠冕堂皇的关于“外交对等”与“自由贸易”的战争借口，而指出当时负债累累的大英帝国对于鸦片贸易的依赖性以及从利益角度看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必要性。就具体内容而言，蓝诗玲称本书在英文世界里是唯一一本大量同时结合中英文原始史料写就的鸦片战争专门史，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基本没有言过其实。具体而言，蓝诗玲特别擅长于以亲历者的记述为切入点，而给读者塑造出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在蓝诗玲的笔下，鸦片战争正如其它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般，都具有多重的复杂性与不可化约性，在其中英国的商人与军官、中国的大臣与兵士、交战地或野蛮或投机的民众等人都成为莎士比亚舞台上的角色，共同上演着侵略、抵抗、无知、巧合、贪婪、愚蠢、惨烈的荒诞剧。当然，相对而言本书也有些明显的缺点。鉴于蓝诗玲本人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而不是近代史的专家，她的许多历史分析与总结性论证都在不同程度上过于依赖其它的历史专著（比如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当然，蓝诗玲本人对所有引用都有明确的标注，此书也并不算最前沿的学术专论，而是带有通俗大众历史叙述的面向，因此这一缺陷多少可以被原谅。
就事件本身而来，也许鸦片战争算不上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地一幕（蓝诗玲指出，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诸次农民动乱与此后的内战与一系列国内动乱、灾害都造成了大得多的物质破坏与人命损失），然而，它所具备的无穷可塑性使其在中国历史叙述的序列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此一历史再讲述本身的关照也因此成了《鸦片战争》此书的另一个优点。在本书第十八章“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鸦片战争”中，蓝诗玲追索了孙中山及其后的国民政府是如何通过官方控制的传媒与教育系统以及领袖的论述是如何利用鸦片战争的历史记忆而制造出关于鸦片与鸦片战争的妖魔化论述，以此来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觉”。讽刺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期，鸦片贸易还是在这个“坚决禁烟”的国民政府中的经济体系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1928年，来自鸦片的税收帮着维持了这个国家的军队（第444页）。”也许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来自鸦片的收入也在这其后维持了另一支军队）。鸦片之于中国历史性的复杂意义也就可见一斑。
蓝诗玲对于鸦片战争之余波的论述在原书里继续延续到国民政府之后。可惜的是，在翻译为中文的过程中，这部分（第十八章结尾以及作为结论的整个第十九章）被完全删节了。同样被删的还有原版的序言（正是在此蓝诗玲提到了卡梅伦访华一事），而在本书新增的中文版序里，蓝诗玲小心翼翼地给本书的论调“盖棺定论”：“我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曾经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第v页）”其实，对于本书原版的内容，蓝女士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在中西之间的又一场小互动之中她还是作出了妥协。这么看的话，甚至《鸦片战争》此书与蓝诗玲本人也成为了被鸦片战争的幽灵所困扰而被迫做出自己选择的对象，这么一想的话，此事倒也似乎蕴含了某种哲理，可谓饶有兴味。
《鸦片战争》读后感(七)：趣味性在于各种道听途说
其实歪果仁写的所谓别国历史研究还真不好认真，大家不在一个棋盘上对弈，一开始就不成局。就好像菊与刀，看着真的很逗，通篇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嗟叹，很有意思。
这本书也是一样。首先觉得翻译比较一般（但各种译注很用心！感人），开头看得很慢，凡是正统研究的地方都了了，难怪有人说低于预期值...
但是！！
当看到他说用鸦片，牛黄，珍珠，犀牛角，麝香，朱砂，白檀，琥珀等用金箔包上，再和人乳，用梨汁送服的时候我真是一个人都笑出了声！而这奢华的配方可以治牙痛和房事不举，但这哪里是万艾可，根本是舌尖上的鸦片！
诸如此类的地方还有不少，不负责任的看真的很好玩~~~书本来就有很多种读法，关于这本书，有这样的趣味性已经值得一看啦！
《鸦片战争》读后感(八)：全面地了解鸦片战争
甲骨文出品的书，质量确实不错，第一次这么全面地了解鸦片战争，先前看过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里面的史料偏向清代档案，本书也大量引用了《天朝崩溃》里的史料。但它又从另一个西方的视角看待这场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读者以全新的视角。
鸦片战争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这是首先面对的问题，它到底是因鸦片引起的还是因贸易而起的战争。鸦片到底是怎样的东西，从绚丽诱人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中汁液烘干而成。鸦片最初是应用于药物，鸦片具有麻醉镇痛、治疗痢疾的效果，而鸦片会刺激人体快速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使人们感到愉悦舒服，忘记忧愁。个人认为那种借由药物达到的愉悦，如同普通人家借高利贷一般，此时轻松获得快乐大部分彼时身体要加倍偿还，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愈陷愈深很难戒断。鸦片烟的吸食颇具东方特色，它给吸食者一种东方道家修道升仙的幻境。在1840年之前，鸦片烟在清帝国的境内已经泛滥成灾，之所以泛滥，除了西方冒险家和无耻商人大量地走私鸦片到这里贩卖的外因之外，吸食鸦片烟的人在帝国内是如此之多，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营兵脚夫，鸦片烟馆如同茶馆一样多，吸食鸦片更成为人情和接待的礼节。而贫苦的人为何吸食靡费的鸦片，除了向上模仿富人的生活外，18世纪百姓贫苦令人绝望的生活，鸦片的吸食给它的吸食者以慰藉和解乏。至于鸦片到底是药物是毒品还是洪水猛兽，反应迟钝的清帝国中央还尚未察觉，剧增的鸦片从广州的公海不断涌进封闭的帝国。
鸦片战争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可算是两千年以来的前所未有大变局，噩梦对于这个古老文明沉睡中的帝国，它仅仅才是开始。
尽管大英帝国口口声声声称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严守中立，事实证明他们在南北战争中没有做到一样，保护自己的商业贸易以及不断增长的贪婪欲望，为了自身的长久利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得到更大利益满足后的外国侵略者们明显地支持他们同样不喜欢的清政府。可以这么理解，太平天国的革命是在持有儒家正统信仰士人和乡绅领导的湘军和淮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下（恭亲王提出的建议同样为“揽外必先安内”）扼杀的。他们剿灭这次惨烈的农民起义，保住了残喘的清政府，进入半殖民半封建时代。而所谓同治中兴，也是建立在万千骸骨之上，恢复往常的专制统治，依旧是那个顽固礼教专制的封建国家，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一不证明着。科举、官员贪腐、军队腐败、百姓贫苦，一切在黑暗封闭的环境中照旧。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外国侵略者纷纷而来，侵蚀和压迫只会随着贪婪而增长，冲突随着进一步的侵蚀越加剧烈。
《鸦片战争》读后感(九)：记住历史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我平时是比较喜欢战争题材的阅读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此类书籍拿到手上总能津津有味的读下去。看到《鸦片战争》的标题时，也是期望能在书中读到紧张刺激、场面恢弘的战争描写。但是，通读全书，我的这个期望并没有被满足，意外收获却是从英国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场在所有中国人心目中意义重大的战争。
从小接受过正统中国历史教育的我们都知道：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屈辱史的开始，是清王朝的腐朽造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但是，本书的史料告诉我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大败的原因并不单单于此，它是多种很复杂的原因纠结在一起所共同制造的结果，包括：清朝闭关锁国造就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满清王朝实施的民族歧视导致的各名族（主要是满汉）之间的同床异梦、朝廷官僚体制的低效造成的官员们的欺上瞒下以及天朝狂妄自大的外交思想造就的自说自话。最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当冷兵器时代的清军面对工业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瞬间便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与满清腐朽落后相对应，蓝诗玲这个英国人也没有给战争的胜者的英国留下好话：英帝国以鸦片为导火索，以捍卫自由贸易和通商为名，从广州到宁波，从天津到北京，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对中国大开杀戒，最后以火烧圆明园达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巅峰。英国人以代表世界先进文明而自居，他们瞧不起中国的”野蛮和落后“，认为自己是在用枪炮来“解救中国”，帮助中国人脱离落后，拥抱文明。本书对英国这种虚伪的文明揭示的淋漓尽致，“英国人先是向中国输入连英国人都摒弃的鸦片，毒害中国人，然后又以救世主的姿态，以拯救的名义向中国输入基督教来“拯救”那些鸦片的瘾君子“。英国的系列恶行，后来在本国的政界及社会各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异议。
香港是清政府因鸦片战争战败而向英国割地赔款的产物。今天的香港，大家更多的是讨论她的“一国两制“和金融中心之地位，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她当初是如何成为香港的了。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记住历史是为了不让历史不再重演。
鸦片战争也是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催化剂。本书帮我们梳理了一次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主线：鸦片战争清朝的战败，促使了更多中国人从自我陶醉的“天威浩荡”中醒悟过来，于是有了严复的“放眼看世界”；他们希望借助西方的力量来改变落后的中国，于是有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变法。然后，变法失败，借助西方力量的变革方案最后碰壁；于是改变方向，转而求助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苏俄，先有孙中山，后有毛泽东，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也许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演变进程还要推后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想吐槽的是，本书文字的翻译让人不敢恭维，这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大多数翻译作品的通病：完全按照英语习惯来直译成中文；长句过多，有的中文句要读两遍才明白其大意。通篇文章读起来有种磕磕绊绊的感觉，让人失去了正常的阅读快感。我一直有个观点：一部翻译作品，最好由两个人来完成，第一个人精通英文，能够将英文准确的翻译成中文；另一个人一定要中文文学造诣高，把前一个人的翻译修改成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精美译文。
《鸦片战争》读后感(十)：十九世纪从未远去——对本书中文版删节部分的简短感想
英国学者Julia Lovell（蓝诗玲）女士的专著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已于去年由新星出版社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华人世界，随即引起了一场类似“英国人为何对鸦片战争避而不谈”的网络讨论。然而，本书思考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据说是被译本删减的（我尚未读过译本，此处存疑，等日后验证）、即原英文版第十八和十九章结论的内容——鸦片战争缘何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国耻的开端，以及鸦片战争的历史记忆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中西关系，却少有人提及。
读完英文原书后，我完全能够理解出版方进行删译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出版方不应该为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件而承受外界压力。但我个人仍然觉得，这一段被删减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具有非常高的现实意义，她直接指向我们这一代人在接受单线叙事的历史教育背后的复杂因素，而这也或许就是我们面对西方世界时那种矛盾心态的原因所在。
换言之，你了解自己吗？了解自己思想动力的源头吗？我不敢对自己打这样的保票。
英国人不愿再提及鸦片战争，努力地将鸦片贸易遗忘，努力地将开战理由置换成古代帝国与现代国家间的文明冲突，替战争找到开脱的借口，这些问题均已得到很好的阐释。但是，如果反过来看，我们则在不断地提及鸦片战争，无论对民间抑或近代史领域的专家而言，鸦片战争都是中国近代史主叙事（masternarrative）的起点。
是谁一手缔造了这样的局面？作者给出了一个不俗的解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能够发现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近代百年国耻的序幕，这并非是1949后的产物，而是由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宣传，才使鸦片战争具有了独特意义——鸦片和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一切麻烦的根源，于是中国要面对的便是单一的敌人：外国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妄图阴谋奴役中国的一系列计划的开端，而团结的、英勇的中国人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抵抗。这种观念正是20世纪上半页的知识分子和国族主义者们的共同遗产，并在1949后得到强化。
进入到80年代后，风云诡谲的内外形势赋予了鸦片战争更为丰富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而国人也走向世界，感受到国外政治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脱控的意识形态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使得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爱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得不将自己打造成崛起时代中面对西方威胁的民族利益捍卫者形象。这些因素使公众对鸦片战争的理解越来越单线化，各方均根据自己的旨趣，将历史事件肢解，截取碎片组装成自己喜欢的叙事。
最终，历史教育使得我们对西方的心态变得如此复杂，既要展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又要表现出对西方成就的谦虚崇拜，同时还裹挟着随国家实力增强的自信与对落寞西方的些许不屑，这些凝结成不安和焦虑的情绪，进而在面对种种国际关系事务时，历史记忆中的鸦片战争对中西间的关系投下了无形的阴霾。
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悄然过去，但十九世纪却仍旧与我们如影随形。（Ten year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nineteenth is still with us.）